难二第三十七

译有人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所谓一匡天下、九合诸侯，是极大的美名，既不是单凭君主的力量，也不是单凭臣子的力量。从前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这两位臣子的智慧，所说的话符合事情，所做的事取得功效，可虞、曹两国为什么都灭亡了？这是有臣子而没有贤明君主。况且蹇叔在干国时干国灭亡，在秦国时秦国称霸，并不是蹇叔在干国愚蠢、在秦国聪明，而是有君主便成功、没有臣子便失败。叔向说是臣子的力量，就不对了。从前齐桓公宫中设有两个市场，宫女住处就像闾里门户；有二百名披散头发、侍奉妇人的人。桓公得到管仲，便成为五霸之长；失去管仲而得到竖刁，自己死后尸体被虫蛀，流出尸水也无人安葬。若说不是臣子的力量，就不该把管仲看作使他称霸的原因；若说只是君主的力量，就不该把竖刁看作使他混乱的原因。从前晋文公迷恋齐国女子而忘记回国，咎犯极力劝谏，所以使他返回晋国。因此，齐桓公凭管仲会合诸侯，晋文公凭舅犯称霸；师旷说是君主的力量，也不对。凡是五霸能够在天下成就功名，必定是君臣都发挥了力量。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齐桓公时，晋国使者到来，有关官员请求准备礼仪，桓公说：“去告诉仲父。”有关官员三次请示，桓公都说：“去告诉仲父。”优人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第一次说仲父，第二次说仲父。”桓公说：“我听说统治人的君主，寻找人才时劳苦，使用人才后安逸。我得到仲父已经很难了；得到仲父以后，为什么不能容易些呢？”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人的话，不是统治人的君主应说的话。桓公认为君主寻找人才很劳苦，可寻找人才为什么劳苦呢？伊尹自愿以宰臣身份求见商汤，百里奚自愿以俘虏身份求见秦穆公；俘虏是受辱的身份，宰臣也是可羞的身份，贤者蒙受羞辱而求见君上，是因为忧虑世事而心情急切。既然如此，君主只要不拒绝贤才就够了，寻找贤才并不难。况且设置官职是用来任用贤才的，爵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置官职、陈列爵禄，士人自然会来，君主有什么劳苦呢？使用臣下也不是可以安逸放任的事。君主即使使用臣下，也必须用度量来衡量他们，用刑名根据实际事情来考察他们。符合法令就执行，不符合就停止；功劳符合所说的话就奖赏，不符合就诛罚。用刑名控制臣下，用度量衡量下属，这些都不能放松，君主怎么会安逸呢？寻找人才不劳苦，使用人才也不安逸，而桓公说寻找人才劳苦、使用人才安逸，这是不对的。况且桓公得到管仲也并不困难：管仲没有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归顺桓公；鲍叔牙轻视官位而让贤，推荐管仲任职。桓公得到管仲并不困难，由此已经很明白了。得到管仲以后，怎么能一下子就容易了呢？管仲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替天子摄政七年，成王长大后把政权交还给他，不是为了天下的谋划，而是履行他的职分。不夺取子弟的地位而治理天下的人，一定不会背弃已经死去的君主而侍奉他的仇敌；背弃死去的君主而侍奉仇敌的人，一定不以夺取子弟的地位来治理天下为难；不以夺取子弟地位为难的人，也一定不以夺取自己君主的国家为难。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曾谋划杀桓公而没有成功；他的君主死后却侍奉桓公，管仲的取舍是否如周公旦，尚且不能确定。假如管仲是大贤，又假如他属于汤、武一类，那么汤、武原是桀、纣的臣子，桀、纣作乱，汤、武便夺取了他们的天下。如今桓公很容易地让管仲处在自己之上，这就是把桀、纣的行为放在汤、武之上，桓公就危险了。假如管仲是不肖之人，又假如他属于田常一类，那么田常是简公的臣子，却杀了自己的君主。如今桓公很容易地让管仲处在自己之上，这就是把简公轻易置于田常之上，桓公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这一点已经明白；但他究竟属于汤、武，还是属于田常，还不能确定。属于汤、武，就有桀、纣那样的危险；属于田常，就有简公那样的祸乱。桓公得到仲父以后，怎么能处之泰然呢？假如桓公任用管仲，必定知道管仲不会欺骗自己，那么这就是知道有不会欺骗君主的臣子。然而桓公即使知道管仲不会欺骗君主，却任用管仲专权，又宠信竖刁、易牙，以至死后尸体被虫蛀、流出尸水而无人安葬。桓公是否知道臣子欺骗君主，已经很清楚了，却仍然像这样让臣子专权，所以说：桓公是昏聩的君主。李兑治理中山时，苦陉令上报计簿，收入很多。李兑说：“言语巧辩，听来悦耳，却不合于义，叫作巧言，是苟且之言。没有山林、湖泽、山谷的利益，收入却很多，叫作巧货。君子不听巧言，不接受巧货，你姑且可以免罪了。” 有人说：李子所设的说辞是：“言语巧辩，听来悦耳而不合于义的，叫作巧言。”巧辩在说话的人，悦耳在听的人；言语并不等于听者，巧辩也不等于悦耳。所谓不合于义，并不是说听者一定会认为所听到的合于义。听者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没有义，必然不能以义来衡量；君子能够以义衡量，就一定不肯称许。所谓“言语巧辩、听来悦耳而不合于义”，必定不是诚实的话。把收入多说成巧货，也不能成立。李子对奸邪不能及早禁止，等到上计时才处理，这是放任过错发展。没有方法却说收入多，收入多就是丰厚；“禳”就是丰多。即使收入加倍，又能怎么办呢？办事要谨慎调和阴阳，种植树木要合乎四时，不能失去早晚的时令，避免寒温造成的灾害，这样收入才会多。不因小功妨碍大事，不因私欲损害公共事务，男子尽力耕农，女子努力纺织，这样收入才会多。致力于畜养的规律，考察土地的适宜，六畜繁殖，五谷生长，这样收入才会多。通晓权衡计量，审察地形，利用舟车机械的便利，以少量力量取得大的功效，这样收入才会多。便利商市和关梁的通行，能够用已有的东西换取没有的东西，使客商归附、外来货物留在境内；财用节俭，衣食有节，宫室器械只求足以资用，不追求玩物爱好，这样收入才会多。收入多，都是人为造成的。即使有风雨按时、寒温适宜等天时，而土地并没有扩大，却取得丰年的功效，收入也会多。人事和天工，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林、湖泽、山谷的利益。没有山林、湖泽、山谷的利益却收入多，便因此说它是巧货，这是没有方法的说法。

译赵简子包围卫国的外城，犀皮盾牌和犀皮大盾立在箭石能够到达的地方，简子把犀皮大盾当作掩护，自己躺在后面。大盾属于盾牌一类。击鼓进攻，士兵却不起身。简子扔下抱持的盾牌说：“唉，我的士卒太疲惫了。”行人烛过戴着兔形头盔回答说：“我听说，不只是士卒有不能做到的地方，也有君主不能做到的地方。士卒没有疲惫，只是君主不能使用他们。从前我的先君献公兼并了十七国，使三十八国臣服，交战十二次都获胜，这是使用民众的结果。献公死后，惠公即位，荒淫放纵、暴虐混乱，自己喜爱玉女，秦人任意侵扰，国土退让了十七里，这也是使用民众的结果。惠公死后，文公承继君位，包围卫国、夺取邺地，在城濮之战中五次击败荆人，在天下取得尊贵名声，也同样是使用这些人的结果。只是君主有不能使用的地方，士卒并没有疲惫。”简子于是撤去盾牌和大盾，站在箭石可及之处，击鼓进攻，士兵乘势冲上去，战斗大胜。简子说：“即使让我得到一千辆革车，也不如听到行人烛过这一句话。” 有人说：行人的话并没有说明怎样使用民众，只是说惠公凭这些人失败、文公凭这些人称霸，并没有说明使用民众的方法。文公能够做到赏赐必信、刑罚必行，也未必因此撤去大盾，亲自站在箭石之中。简子不能因此立即撤去掩护。父亲正在被围困，轻视箭石而犯险，是孝子爱护父亲的行为。孝子之所以轻视箭石、教人这样做，是因为爱亲。孝子爱护父亲，百人中只有一人；冒险救父，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人，这说明孝行很少。如今却认为自己处在危险中而人们仍然可以作战，这就等于把百族之子的行为都看成孝子爱亲，是行人的欺诳。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尚且百中无一，何况让百族之人对君主行孝呢？这是欺诳。喜欢利益、厌恶祸害，是人人都有的本性。赏赐丰厚而且守信，人人就会轻视敌人；刑罚严厉而且必定执行，就不会有人失去信心而败退。长期奉行并遵从君上，数百人中也不会有一个失误。喜爱利益、害怕罪罚，人人都是如此。统率众人的人，不能脱离这种人人都有的本性，却宣称能做到百人无一失误，这是还不知道使用众人的方法。《韩非子》卷十五完。“无复”误作“古复”，据赵用贤本改。“易非”显然是“易牙”的误写，应当改正。“毋”显然是“母”的误写，应当改正。“功”误作“乃”，据陈奇猷说改正。“君市”二字脱漏，据凌瀛初本补入。“臣”显然是“功”的误写，应当改正。下文“争”字为衍文，据凌瀛初本、迂评本删去。这里脱漏“君之力也”四字，据张榜本补入。“处”字脱漏，依陈奇猷本补入。“国”字为误衍，据陈奇猷本删去。“以”字脱漏，据凌瀛初本、迂评本补入。“得”字脱漏，据凌瀛初本、迂评本补入。“且”显然是“旦”的误写，应当改正。“且”误作“旦”，应当改正。这里脱漏“汤武”二字，据凌瀛初本、迂评本补入。“不”误作“作”，据凌瀛初本、迂评本改正。“入”误作“人”，据陈奇猷本改正。“大”误作“天”，据陈奇猷本改正。“士”字脱漏，据陈奇猷本补入。“北”误作“比”，据凌瀛初本、迂评本改正。《韩非子》卷十六。《难三》第三十八。鲁穆公问子思说：“我听说庞□氏的儿子不孝，他的行为究竟怎样？”子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者来崇尚德行，推举善人来劝勉百姓。至于过错的行为，那是小人所知道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后，子服厉伯进来拜见。鲁穆公问庞□氏的儿子，子服厉伯回答说：“他的过错有三件，都是君主从未听说过的。”从此以后，鲁穆公尊贵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有人说：鲁国的公室，连续三代被季氏劫持，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贤明的君主寻求善行并奖赏它，寻求奸邪并诛罚它，这是同一个原则。所以，把善行报告给君主的人，是把善行与君上相同看待的人；把奸邪报告给君主的人，是把厌恶奸邪与君上相同看待的人。这正是应当由赏誉发挥作用的地方。听到善行和听到奸邪，都应当奖赏。不把奸邪报告上来，是同君上意见不同而在下与奸邪相互勾结，这正是毁谤和刑罚应当施加的对象。如今子思不报告过错，穆公反而尊贵他；厉伯报告奸邪，穆公反而轻视他。人情都喜欢尊贵而厌恶卑贱，所以季氏的祸乱形成后却没有上达君主，这就是鲁君被劫持的原因。况且这正是亡国之君的风俗，却被取、鲁之民拿来粉饰自己，而穆公独自尊重这种风俗，不也颠倒了吗？文公出逃时，献公派寺人披攻打蒲城，披斩断了文公衣袖，文公逃往翟国。惠公即位后，又派他攻打惠窦，但没有成功。等文公回国，披请求拜见。文公说：“蒲城之战，君主命令一夜之内到达，你立即赶到；惠窦之难，君主命令三夜之内到达，你一夜就到，为什么这样快？”披回答说：“君主的命令不能有两样。除掉君主的仇恶，我恐怕来不及，蒲人、翟人之外，我还有什么呢？当时君主是蒲、翟人的君主，对于臣下还有什么区别呢？如今您即位，难道就没有蒲人、翟人了吗？况且齐桓公放下射钩之仇而任用管仲，您如今也应该见我。” 有人说：齐、晋两国断绝祭祀，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桓公能够任用管仲的功劳而忘记管仲射钩的怨恨，文公能够听寺人的话而抛弃斩断衣袖的罪过，桓公、文公能够容纳这两个人。后世君主的明智不如这两位公，后世臣子的贤能也不如这两个人。没有忠心的臣子侍奉不明智的君主。君主不知道，便有燕王哙、子之的祸乱，以及子罕、田常这样的贼臣；君主知道了，臣子就拿管仲、寺人来为自己辩解。君主必然不诛罚他们，反而自以为具有桓公、文公的德行，于是臣子成为仇敌，而君主的明察不能照见，给了臣子许多借口。自以为贤明却不戒备，即使没有后嗣，不也是可以的吗？况且寺人的话只是直接粉饰自己的错误，并不是真正懂得忠义。君主的命令不能有二心，才是对君主忠贞。死去的君主之后侍奉新君而不感到惭愧，反而说自己仍然忠贞；如果不是跟随旧君而死，怎能称为忠贞？如今惠公早晨死去，晚上就侍奉文公，寺人的不二之心究竟在哪里呢？有人向桓公讲述隐语：“第一难、第二难、第三难，分别是什么？”桓公不能解答，便把它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第一难，是亲近优人而疏远士人；第二难，是离开自己的国家而频繁靠近海边；第三难，是君主年老了才晚置太子。”桓公说：“好。”于是没有选择日期，就在宗庙举行礼仪，立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