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疏义曰：凡有貌像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足以相远，是虽天下之广，可名以大物。然不通乎道，虽有大物不可以物物矣，惟夫与道为一，而不物于物，则可以宰制万物，役使群动，而能物天下之物也。盖留动而生，莫逃乎物，必有不囿於物，而能物物者。物物者，道也。能明乎道之非物，则宇宙在乎手，而无以天下为，可以膺天下之寄托矣。庄子所谓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终之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岂独治天下而已哉，正此意也。虽然，天下大器不可为也，不明乎道，取天下而为之，是用智而恃力也，用智则智必有所困，恃力则力必有所殆，其於道，失之远矣。圣人所以任道化而不尚智力者，凡以道化不物於物，而智力以囿于物故也。惟不物，故能物物，所以任道化而不尚智力也。彼嬴秦徒以智力为尚，岂足以治天下哉。故古人以为秦失之强也，杨雄以秦为狼，亦以是尔。天下神器，徽宗注曰：制於形数，囿於方体，而域於覆载之两问，器也。立乎不测，行乎无方，为之者败，执之者失，故谓之神器。疏义曰：谓之六合，则制於形数矣。谓之宇宙，则囿於方体矣。域於覆载之两间，而非覆载天地者，故天下虽大，谓之器焉。然立乎不测而莫见其进，行乎无方而未始有封，为之而不知无为，则必败，执之而不知趋时，则必失。虽未离乎器，其为器也，可谓神矣。不可为也。徽宗注曰：宰制万物，役使群动，必有不器者焉，然后天下治，故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疏义曰：有形则可名，有分则可守，所谓器也。必有不器者，然后能运其器。不器者即不物於物者也，惟不物於物，则万物虽多，群动不一，皆不出防范之内，虽不期於宰制役使，而能宰制万物，役使群动矣。凡以明乎非物而能物物，故无为而天下功也。然则不治天下，而天下固以治矣。经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庄子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南面而君天下者，苟执於事为之迹，而不知以无为为常，以有涯逐元涯，则智有所困，孰能用天下而化万物哉？故庄子曰多知为败。为者败之，徽宗注曰：能为而不能无为，则智有所困。庄子曰：多知为败。疏义曰：入而与物辨，则不同，同之斯无为也。出而与物交，则有所别矣，不得不为也。不得不为，则彼是戾矣，能无败乎？惟夫以无为为本，以有为为末，无为而无不为，则应物有裕而不匮智，孰有所困哉？广成子曰多知为败，则以无知，故能无不知也，何败之有？执者失之。徽宗注曰：道之贵者时，执而不化，则失时之行，是谓违道。疏义曰：时不可止，道不可壅，时徙不留，道亦应变，则道之所贵者时也。物无常宜，宜在随时，苟执而不失，泥於一曲，失之则过，后之则不及，能无失乎？惟与时俱化，而无有专为，则於时不失，於道不违也。《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赢，或载或羸。徽宗注曰：万物之理，或行或随，若日月之往来。或嘘或吹，若四时之相代。或强或羸，若五行之王废。或载或隳，若草木之开落。役于时而制于数，固未免乎累，惟圣人为能不累於物，而独立于万物之上。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故运神器而有余裕，物态不齐，而吾心常一。疏义曰：曰往则月来，日月递照，未常停也，物理之或行或随如此。春先而夏从，四时相代，莫或已也，物理之或嘘或吹如此。木壮则水老，火生则金囚，物理之或强或羸，若五行之王废如此。禾死而麦生，木陨而鞠华，物理之或载或隳，若草木之开落如此。自行随以至载隳，皆为时所役，故与时终，为数所制，故与数尽，是以循环往复而未免乎累。若夫超于时而不与时终，离于数而不与数尽，何累之有？圣人解乎此，体道之无，故不累於物，体道之尊，故独立于万物之上。道之在我，物不能偶，如是而往，则无所因而往，故为独往，如是而来，无所从而来，故为独来。莫之爵而常自然，可谓至贵矣。不物之妙，乃在乎此，岂有为者之败、执之者失哉？宜其运神器而有余裕。夫圣人心超有无，不累於物，故事变交错而我法不迁，此所以物态不齐而心常一也。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徽宗注曰：圣人睹万物之变迁，知满假之多累，故无益生，无侈性，无泰至，游乎券内而已。若是则岂有为者之执，败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饰貌无益于治。
译疏义说：凡是有形貌、形象、声音、色彩的，都是物。物与物之间哪里足以相距很远？因此天下虽然广大，也可以称为“大物”。然而如果不通达道，即使拥有大物，也不能支配万物。只有与道合一，不受外物役使，才能主宰万物、役使各种活动，从而支配天下的万物。凡是活动并由此产生生命的，没有能逃脱外物范围的；必定有不受外物拘囿而能支配万物的存在。支配万物的，就是道。能够明白道本身不是外物，那么宇宙就在掌握之中；不把治理天下看作有意造作，就可以承受天下的托付。庄子所说“拥有大物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物”，最终以说明支配万物者本身不是物，难道只是治理天下而已吗？正是这个意思。不过，天下这个大器不能任意造作。不明白道，却想取得天下并治理它，就是运用智谋、依仗力量。运用智谋，智谋必然有困窘；依仗力量，力量必然有衰竭，这样对于道来说就相距很远了。圣人任凭道化而不崇尚智力，是因为道化不受外物拘囿，而智力反被外物拘囿。正因为不把自己当作外物，所以能够支配万物；因此任凭道化而不崇尚智力。那嬴秦只崇尚智谋和武力，哪里足以治理天下呢？所以古人认为秦国失败在于逞强，杨雄把秦比作狼，也是这个原因。天下是神妙的器物，徽宗注说：受形体和数的限制，拘囿于方位形体，局限在天地覆盖承载之间的，叫作器。立于不可测知之境，运行没有固定方所；若有人要任意造作它，就会失败；若有人要执持它，就会失去它，所以称为神妙的器物。疏义说：称它为六合，就受到形体和数的限制；称它为宇宙，就拘囿于方位形体；它局限在天地覆盖承载之间，而不是天地本身，所以天下虽然广大，仍称为器。然而它立于不可测知之境，没有人能看见它的前进；运行没有固定方所，从来没有边界。如果任意造作而不知道无为，必然失败；执持它而不知道顺应时势，必然失去它。它虽然没有脱离器的范围，但作为器来说，可以说是神妙的。是不可以任意造作的。徽宗注说：要主宰万物、役使各种活动，必须有不把自己当作器物的人，然后天下才能得到治理，所以说，居于上位者必须无为，才能运用天下。疏义说：有形就可以命名，有分限就可以守持，这就是所谓器。必须有不属于器的人，才能运转这个器。不属于器，就是不受外物役使。只有不受外物役使，万物虽然众多、各种活动虽然不一，也都不超出法度范围；虽然没有刻意去主宰、役使，却能够主宰万物、役使各种活动。都是因为明白自己不是外物而能支配万物，所以无为而天下自然成就。这样看来，不刻意治理天下，天下本来就能够得到治理。经文说：“道常常无为，却没有什么不做；侯王如果能守持它，万物将自然化育。”庄子说：“居上位者必须无为，才能运用天下。”面南而为天下之君，如果拘执于有意作为的痕迹，却不知道以无为为常道，以有限追逐无限，那么智谋必有困窘，谁还能运用天下、化育万物呢？所以庄子说，知识过多反而会导致失败。任意作为，就会失败；徽宗注说：能够任意作为，却不能无为，智谋就会陷入困窘。庄子说：知识过多会导致失败。疏义说：进入内在而与万物辨析，就会产生差异；同于万物，才是无为。走出自身而与万物交往，就会有区别，不得不有所作为。不得不有所作为，就会产生彼此抵触，怎么能不失败？只有以无为为根本、以有为为末流，无为而无所不为，才会从容应对万物而不使智谋匮乏，哪里会陷入困窘？广成子说知识过多会导致失败；正因为不自以为有知，所以才能无所不知，哪里会失败呢？执意把持，就会失去它。徽宗注说：道所珍贵的是顺应时势。执着而不变化，就会错失时势的运行，这叫违背道。疏义说：时势不能停留，道也不能阻塞；时势迁移而不停留，道也随之应变，所以道所珍贵的就是时势。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适宜方式，适宜在于顺应时势。如果执着而不放下，拘泥于一端，走在前面就会过头，落在后面就会赶不上，怎么能不失误？只有与时俱化，不固执于专门的作为，才不会错失时势，也不会违背道。《易》说，随时应变的意义是多么伟大啊！所以万物有的前行，有的跟随；有的吐气，有的吹气；有的强盛，有的衰弱；有的承载，有的毁坏。徽宗注说：万物的规律，有的前行，有的跟随，如同日月往来；有的吐气，有的吹气，如同四时交替；有的强盛，有的衰弱，如同五行有旺盛有衰败；有的承载，有的毁坏，如同草木开花凋落。受时势役使、受命数制约，本来不能免除牵累。只有圣人能够不受万物牵累，而独立于万物之上。独自往来，这叫作独有。独有的人，这叫作最尊贵。所以他运转天下这个神妙的器物，能够从容有余；万物形态虽然不齐，而我的心始终专一。疏义说：说到往来，就有月亮升起、太阳运行，日月交替照耀，从未停止，万物有时前行、有时跟随的规律就是这样。春天先到，夏天随后，四时交替，没有停止，万物有时吐气、有时吹气的规律就是这样。木气强盛则水气衰老，火气产生则金气受制，万物有时强盛、有时衰弱，如同五行有旺盛有衰败。禾苗死亡而麦子生长，树木凋落而菊花开放，万物有时承载、有时毁坏，如同草木开落。从前行、跟随一直到承载、毁坏，都受时势役使，所以随时势终结；都受命数制约，所以随命数穷尽，因此循环往复而不能免除牵累。如果超越时势而不随时势终结，脱离命数而不随命数穷尽，又有什么牵累呢？圣人解脱于此，体会道的无，所以不受万物牵累；体会道的尊，所以独立于万物之上。道存在于我，万物不能与我相对抗。这样前行，没有所凭借而前行，所以叫独往；这样到来，没有所跟从而到来，所以叫独来。没有人授予爵位，却永远自然而然，可以说是最尊贵的了。不把自己当作外物的妙处就在这里，哪里还会有任意作为者的失败、固执者的失误呢？难怪他运转天下这个神妙的器物而从容有余。圣人的心超越有无，不受万物牵累，所以事变交错而我的法则不改变；这就是万物形态不齐而心始终专一。因此圣人摒弃过度、奢侈和极端。徽宗注说：圣人看见万物变化迁移，知道自满和夸张会带来许多牵累，所以不以养生为名而增益欲望，不放纵本性，不追求极端，只在本分范围内遨游罢了。这样哪里会有任意作为者的固执、失败者的失误呢？所以说，繁琐的文饰和外表装饰对治理没有益处。
疏义曰：物壮则老，故有变迁。满则招损，故为多累。圣人知行随、嘘吹、强羸、载隳返复不一，是能睹万物之变迁，知满假之多累，故因其自然而无益生，以约为纪而无泰，至内保外，不荡而无侈性，是所谓游乎券内者也。游乎券内者，行乎无名。无名者，道也。所行在道，岂有甚与奢泰之患哉？守其性源，与道宛转，其治天下，体乎无为，故无为之之败，合乎至变，故无执之之失。彼繁文饰貌者，方且累乎甚与奢泰之患，其何益於治哉？道德真经疏义卷之六竟道德真经疏义卷之七太学生江澄疏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徽宗注曰：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务本而已，故不以兵强天下。疏义曰：庄周论治言五末，而三军五兵之运，於德为末，所谓本则精神心术是已。兵不可偃，故五末者，古人有之。君子务本，故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盖优於为君子矣，岂驱民於万死一生之地，以威服天下哉。昔梁惠王愿比死者一酒齐楚之耻，孟子告以仁者无敌，夫岂以兵强天下哉。其事好还。徽宗注曰：孟子所谓反乎尔者。疏义曰：出於己者善，则人亦以善报之，出乎己者不善，则人亦以不善报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苟以好攻战为心而乐杀人，则其报之以类当如何哉？以其事好还故也。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凶年。徽宗注曰：下夺民力，故荆棘生焉。上违天时，故有凶年。《诗》曰：绥万邦，屡丰年。绥万邦则人和矣，人和则天地之和应。疏义曰：耕无卤莽，耘无灭裂，是谓人力。雪则优渥，雨则沾足，是谓天时。用兵则非所以力地力，至於夺民力，故荆棘生焉，非所以召和气，至於上违天时，故有凶年焉。《诗》曰：绥万邦，屡丰年。绥万邦则人和矣，人与天地通乎一气，故人和则天地之和应也。此讲武之诗，与老子不同者，以明圣人之志异乎人之武志欤。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徽宗注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以强胜人，是谓凶德，故师克在和不在众。疏义曰：事虽不同，均欲求可；功虽不同，均欲求成。然有搰搰然用力多而见功寡者，不知秉本据要而已。圣人之道，天下之本，与夫为治之要在是焉，故用力少而见功多。若夫觌武观兵，以强胜人，岂德之吉者哉。先王用兵，固有常胜之道，然有左旋右抽而事功罔济者，不知圣人之道故也。圣人之道，故在和众而使之同心协力，则事无不可，功无不成，而无敌於天下，左氏所谓师克在和不在众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苟卿曰：士民不亲，虽汤武不能胜敌。然则师克者，固在和不在众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徽宗注曰：绿於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故师以中而吉，以正而无咎，不得已而后应，功求成而已。自矜则不长，自伐则无功，自骄则不足观也已。体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强。疏义曰：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功则出应帝王，岂得已哉，况用师乎？师以中而吉，以正而无咎，若师之九二是矣。体顺行险，履中问罪，如田而有禽，此所谓以中而吉也。柔而得正，能以众正利，执言而无咎，此所谓以正而无咎也。然圣人用师，岂穷兵黩武，以逞无餍之歌耶？缘於不得已，而不宁之方斯怀来矣。若自矜则不长，自伐则无功，自骄则不足观也已，岂善持胜者乎？盖杀敌为果，能果而不矜，则天下莫与之争＃１，能果而勿伐，则天下莫与之争功，能果而勿骄，则功成不居，是以不去。故事功之成，世莫得而竞也。物壮则老，徽宗注曰：夏长秋杀之化可见已。疏义曰：有春夏之长养，必有秋冬之肃杀，大化密移，畴觉之哉？物壮则老，此可见已。是谓非道，徽宗注曰：道无终始，不与物化。疏义曰：其始无首，孰原其所始？其卒无尾，孰要其所终？自古固存，化化而非化之所能化，故道不与物化。道之与物相去远矣，故物壮则老，是谓非道。非道早已。徽宗注曰：外乎道，则有壮老之异。疏义曰：囿於大化之中，方刚而为壮，既衰而为老，物皆然也，凡以外乎道故尔。道长於上古而不为老，岂有老壮之异哉？夫佳兵章第三十一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徽宗注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时动，有道者耀德不观兵，故不处。
译疏义说：事物强盛就会衰老，所以有变化迁移；自满就会招来损失，所以会带来许多牵累。圣人知道前行跟随、吐气吹气、强盛衰弱、承载毁坏反复变化而不一致，所以能够顺应自然，不以养生为名而增益欲望，以俭约为准则而不走极端，内在守持、外在不动荡而不放纵本性，这就是所谓在本分范围内遨游。在本分范围内遨游，就是行于无名。无名就是道。所行在道，哪里会有过度、奢侈、极端的祸患？守住本性源头，与道婉转运行；他治理天下，体会无为，所以不会有任意作为导致的失败；顺合极大的变化，所以不会有固执导致的失误。那些讲究繁文缛节、装饰外表的人，正被过度、奢侈、极端的祸患所牵累，对治理又有什么益处呢？《道德真经疏义》第六卷完。《道德真经疏义》第七卷。太学生江澄疏。“以道辅佐君主”这一章，第三十。用道辅佐君主的人，不凭借武力使天下屈服。徽宗注说：三军和各种兵器的运用，是德的末端。所谓末，是说古人虽然有这些东西，却不是把它们放在首要位置。用道辅佐君主，只致力于根本而已，所以不凭借武力使天下屈服。疏义说：庄周论治，称有五种末端事务；三军和各种兵器的运用，对于德来说是末端，所谓根本就是精神和心术。战争不能完全停止，所以五种末端事务古人也有；君子致力于根本，所以不把它们放在首要位置。用道辅佐君主，大概比做君子要求更高，难道会把百姓驱赶到十死一生的境地，以威势使天下服从吗？从前梁惠王希望让死者一死伤齐楚的军队之耻，孟子告诉他仁者无敌，哪里是凭借武力使天下屈服呢？这种做法必然会得到反报。徽宗注说：就是孟子所说的“从你这里出来的，也会反过来回到你这里”。疏义说：从自己这里发出善意，别人也会用善意来报答；从自己这里发出不善，别人也会用不善来报答。这就是“从你这里出来的，也会反过来回到你这里”。如果把喜好攻战、乐于杀人作为心意，那么别人将以同类方式报复，结果会怎样呢？正因为这种行为会得到反报。军队驻扎过的地方，荆棘就会生长；大战之后，必有凶年。徽宗注说：在下夺取民力，所以荆棘生长；在上违背天时，所以出现凶年。《诗经》说：“安抚万邦，屡获丰年。”安抚万邦，人民就和谐；人民和谐，天地的和气也会相应。疏义说：耕作不能荒废，除草不能粗疏，这叫人力；雪下得丰厚，雨下得充足，这叫天时。用兵就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甚至会夺取民力，所以荆棘生长；也不能召来和气，甚至会在上违背天时，所以出现凶年。《诗经》说：“安抚万邦，屡获丰年。”安抚万邦，人民就和谐。人与天地同通一气，所以人民和谐，天地的和气就会相应。这首诗讲的是用兵，与老子的意思不同，是为了说明圣人的志向不同于世俗所崇尚的武力志向吧。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只求达到目的，不敢凭借强力逞强。徽宗注说：办事只求适当，功业只求成功，用力少而见效多，这是圣人的道。凭借强力胜过别人，叫作凶恶的德，所以军队能取胜在于和睦同心，不在于人数众多。疏义说：事情虽然不同，都同样要求适当；功业虽然不同，都同样要求成功。然而有些人忙碌用力很多，取得的功效却很少，只是不知道把握根本、抓住关键罢了。圣人的道，是天下的根本，也是治理天下的要领，所以用力少而见效多。至于炫耀武力、检阅军队，凭借强力胜过别人，哪里是吉祥的德呢？先王用兵，本来有常胜之道；但也有人左转右抽，忙于作战而功业不能成就，是因为不知道圣人的道。圣人的道，在于使众人和睦、同心协力，这样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功业没有不能完成的，在天下无有敌手，正如《左传》所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同心，不在于人数众多。孟子说：“地利不如人和。”荀卿说：“士卒百姓不亲近，即使汤、武也不能战胜敌人。”这样看来，军队取胜确实在于和睦同心，而不在于人数众多。取得成果却不要自夸，取得成果却不要自我夸耀，取得成果却不要骄傲；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取得成果，取得成果却不要凭强力逞强。徽宗注说：以不得已为出发点，是圣人的道。所以用兵合于中道便吉祥，合于正道便没有过失；只有不得已之后才应战，只求功业成功而已。自夸就不能长久，自我夸耀就没有真正功劳，骄傲就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体会这四点，所以能够成功而不逞强。疏义说：圣人慎重筹划而后兴办事业，等到功业成功，才出来应对帝王之事，哪里是出于不得已，何况使用军队呢？用兵合于中道便吉祥，合于正道便没有过失，如《易》师卦九二爻所说。以柔顺之德行走于险境，居中而出兵问罪，如同田猎而捕获禽兽，这就是合于中道而吉祥。柔顺而得正，能够凭众人的正道行事，执掌兵权而没有过失，这就是合于正道而无咎。然而圣人用兵，难道是穷兵黩武，以满足无休止的欲望吗？由于不得已而用兵，动荡不安的地方于是得到安抚归服。如果自夸就不能长久，自我夸耀就没有功劳，骄傲就不值得观赏，哪里是善于保持胜利的人呢？杀敌是取得成果；取得成果却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与他争夺；取得成果却不自我夸耀，天下就没有人与他争功；取得成果却不骄傲，功成而不居，所以功业不会消退。这样，功业成就之后，世上没有人能够与他争竞。事物强盛了就会衰老，徽宗注说：夏天生长、秋天肃杀的变化，就可以看见这一点。疏义说：有春夏的生长养育，就必然有秋冬的肃杀凋零。天地的大变化在隐微中迁移，谁能察觉呢？事物强盛就会衰老，这一点可以看见。这就叫作不合于道，徽宗注说：道没有终点和起点，不随万物变化。疏义说：它开始时没有头，谁能追溯它的起点？它结束时没有尾，谁能确定它的终点？它自古就存在，万物不断变化，而它不受变化所改变，所以道不随万物变化。道与万物相距很远，所以事物强盛就会衰老，这就叫作不合于道。不合于道的事物很快就会消亡。徽宗注说：在道之外，就有强盛和衰老的差异。疏义说：局限于天地大化之中，正当刚强时就是强盛，衰败之后就是衰老，万物都是这样，只因为处在道之外。道从上古以来长存而不衰老，哪里有老与壮的差异呢？“美好的兵器”这一章，第三十一。美好的兵器，是不祥的器物，万物有的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处在使用兵器的位置。徽宗注说：吉祥的事情有祥瑞，兵器是凶器，所以说是不祥。兵器收藏起来而在适当时机使用；有道的人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所以不处在使用兵器的位置。
疏义曰：物类之起，必有所始，福之将至，有开必先，自然之道。福之兆乎物谓之祥，故《易》官吉事有祥。兵，凶器也，尚何吉之先见？所以为不祥。虽然，黩武类祃，动惟厥时，虽先王所不废，然匿文者不昭，故必耀德，黩武者无烈，故不观兵。《传》所谓兵戢而时动，盖谓是也。武王戢干戈而弃弓矢，求懿德以肆时夏，兹耀德不观兵也。且武之为义，冠卷取之以其隐而不观，足进取之以其弃而不用，宜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徽宗注曰：左为阳而主生，右为阴而司杀，阳为德，阴为刑，君子贵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疏义曰：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故左为阳而右为阴。阴阳者，生杀之本始，故阳主生而阴主杀，德主生，故管子以谓阳为德，刑主杀，故管子以谓阴为刑。德成而上，物莫能贱，是以君子贵德。刑之将用，为之彻乐，是以君子畏刑。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徽宗注曰：禁暴救乱，逼而后动，故不得已。无心於胜物，故曰恬惔为上。无心於胜物，则兵非所乐也，故不美。疏义曰：兵者，不祥之器，虽有道者不处，然圣人应世，将以安民，则暴者不得不禁，乱之起也，不得不救，不庭之方来干天讨，则兵戢时动，不得不往。夫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圣人用之，岂本心哉，缘於不得已尔。是以常处不争之地，而不敢为天下先，岂以胜物为心哉？以恬惔为上故也。乐杀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徽宗注曰：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安其危而利其首，乐其所以亡者，怨之所归，祸之所集也。疏义曰：仁者无敌，故国君好仁，则天下无敌焉。不明乎此，至於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则是安其危而不以为险，利其苜而不以为害，乐其所以亡而不以为不美也。是宜怨之所构，祸之所集欤？又乌知王者之兵，本以仁义，行以征罚，有事则讨，无事则已，以为常安之术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居上势，则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徽宗注曰：《易》以师为毒天下，虽战而胜，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势与战胜者，以丧礼处之。疏义曰：在《易》之《师》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盖王者之兵，所以容民蓄众，虽战而胜，犹医师聚毒药以攻疾，必有被其毒者，故《易》以师为毒天下，而居上势与战胜者，以丧礼处之也。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道常无名，微宗注曰：道者，天地之始，岂得而名。疏义曰：无名，天地之始。道则生天生地者也，故不得而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徽宗注曰：朴以喻道之全体，形名而降，大则制小，道之全体，不离于性，小而辨物，庄周所谓其有真君存焉。疏义曰：庄子曰：同乎无欲，是为素朴。经曰：朴散则为器。朴所以喻道之全体，大者在上，寡而胜物，小者在下，众而物胜，自形名而降乃如此。若夫道之全体，不立一物，搏之不得，名之曰微，与性圆融，复乎至幽，可名於小矣。是道也，不丽於体，不囿於数，真君足以高天下，非若域於方体而以大为累者，此所以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微宗注曰：道足以为物之主，则物将自宾。庄子曰：素朴而民性得矣。服万物而不以威刑，几是已。疏义曰：《语》曰：何莫由斯道也。庄子曰：行於万物者，道也。盖道者，似万物之宗，而万物莫不尊道。苟能守道，物所以宾也。庄子曰：素朴而民性得矣。朴则道之全体，体道故民性得，其意正与此合。在《易》之观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然则服万物者，何俟於威刑哉？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徽宗注曰：纯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将自宾，上际于天，下蟠于地，上下与天地同流，则交通成和，而万物咸被其泽。甘露者，天地之和气。《传》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甘露降。疏义曰：纯则不亏其神，素则无所与杂。纯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勿失，则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岂特宾物而已哉？仰合於天，则上与元化交，俯参於地，则下与厚德并，精神四达，上际下蟠，与天地同流，则两者交通成和，而甘露降矣，物孰有不被其泽者哉？盖甘露者，天地和气之所生，圣人纯素之道格于上下，而天地之和应，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鹖冠子》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甘露降。盖天无为以之清，上及太清，则上际於天也。地无为以之宁，下及太宁，则下蟠於地也。惟人万物之灵，中及万灵，则及乎万物也，此甘露所以降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译疏义说：万物的发生必定有开始，福气将要到来时，必有先出现的征兆，这是自然的道理。福气的征兆显现在事物上，叫作祥瑞，所以《易》说吉祥的事情有祥瑞。兵器是凶器，哪里会有吉祥的先兆？因此说它是不祥。虽然如此，穷兵黩武如同举行祃祭，行动也有适当时机，先王并没有完全废弃它；然而掩藏文德的人不能彰明文德，所以必须彰显德行；沉溺武力的人没有真正威烈，所以不炫耀武力。《左传》所说兵器收藏而在适当时机使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周武王收藏干戈、弃置弓箭，追求美德来施行于夏，这就是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况且“武”的意义，包含以兵器取胜，但又因为兵器被隐藏而不炫耀；足以进取天下，又因为弃置兵器而不使用。有道的人不处在使用兵器的位置，正应如此。因此君子平居时崇尚左方，用兵时崇尚右方。兵器是不祥的器物，不是君子的器物；徽宗注说：左方属阳，主生；右方属阴，主杀。阳代表德，阴掌管刑罚。君子尊崇德而畏惧刑罚，所以说兵器不是君子的器物。疏义说：大道广大无边，可以在左右运行，所以左方属阳、右方属阴。阴阳是生与杀的本源，所以阳主生、阴主杀；德主生，所以管子说阳代表德；刑主杀，所以管子说阴代表刑。德成就而居于上，万物没有谁能轻视它，所以君子尊崇德。刑罚将要使用时，君子为此撤去音乐，所以君子畏惧刑罚。因此兵器是不祥的器物，不是君子的器物。不得已才使用兵器，以安静淡泊为上。所以不把兵器看作美好；如果看作美好，就必然喜爱它；喜爱它，就是喜爱杀人。徽宗注说：禁止暴乱、救助祸乱，是被迫之后才行动，所以说不得已。心中不以胜过万物为念，所以说安静淡泊为上。不以胜过万物为念，就不会以兵器为可喜之物，所以不把兵器看作美好。疏义说：兵器是不祥的器物，即使有道的人也不处在使用它的位置。然而圣人应对世事，是为了使百姓安定；暴行既然发生，就不得不禁止；祸乱既然兴起，就不得不救助；不服从王化的一方前来触犯天讨，就收藏兵器而在适当时机出动，不得不前往。三军和各种兵器的运用，是德的末端，圣人使用它，难道是本心吗？只是由于不得已罢了。因此他常处在不争的位置，不敢成为天下人的先导，哪里是把胜过万物作为心意呢？正因为以安静淡泊为上。喜爱杀人的人，不可能在天下实现自己的志愿。徽宗注说：国君喜好仁德，天下就没有敌手。把危险当作安稳，把祸患当作利益，喜爱导致灭亡的事情，便是怨恨归聚、灾祸汇集之处。疏义说：仁者无敌，所以国君喜好仁德，天下就没有敌手。不明白这个道理，以至于击鼓发声、踊跃用兵，就是把危险当作安稳而不认为它险恶，把祸患当作利益而不认为它有害，喜爱导致灭亡的事情而不认为它不好。这样岂不是怨恨聚集、灾祸汇集吗？又哪里知道王者的军队本来以仁义为根本，以征伐惩罚来施行，有事就讨伐，无事就停止，把这作为长久安定的办法呢？吉祥的事情崇尚左方，凶险的事情崇尚右方。因此偏将军处在左方，上将军处在右方。就是说，处于上位的将军，要按照丧礼来对待。杀人众多，就以悲哀哭泣来对待；战胜之后，也要按照丧礼来对待。徽宗注说：《易》说战争会毒害天下，即使作战取胜，也一定有人受到它的毒害，所以处在上位和取得胜利的人，都要按照丧礼来对待。疏义说：《易经·师卦》说：“用这种东西毒害天下，百姓却跟随他。”王者的军队是为了容纳百姓、蓄养众人；即使作战取胜，也如同医师聚集毒药来攻击疾病，必然有人受到毒药伤害。所以《易》说战争毒害天下，而处在上位和取得胜利的人，要按照丧礼来对待，正是这个意思。“道常无名”这一章，第三十二。道永远没有名称，徽宗注说：道是天地的起始，哪里能够给它命名？疏义说：无名，是天地的起始。道是产生天、产生地的根本，所以不能给它命名。朴虽然微小，天下没有谁能使它臣服。徽宗注说：朴用来比喻道的完整体。形体和名称出现以后，大的可以制约小的；道的完整体不离开本性，虽然微小却能辨别万物，正是庄周所说其中存有真正的君主。疏义说：庄子说：“同于无欲，这就是素朴。”经文说：“朴分散开来就成为器。”朴用来比喻道的完整体。大而居上的，数量少却能胜过万物；小而居下的，数量多却被万物胜过；从形体和名称出现以后，就是这样。至于道的完整体，不树立任何一个物象，触摸不到它，命名为“微”；它与本性圆融，复归于极幽深之处，所以也可以说它微小。这个道不依附于具体形体，不受数的拘囿，真正的君主足以高居天下之上；不像局限于方位形体、反而因广大而受到牵累的事物。这就是天下没有谁敢使它臣服的原因。侯王如果能够守持它，万物将自然归服。徽宗注说：道足以成为万物的主宰，万物就将自然归服。庄子说：“保持素朴，百姓的本性就能得到保全。”使万物服从，却不依靠威势刑罚，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疏义说：《论语》说：“天下还有谁不由这条道呢？”庄子说：“运行于万物之中的，就是道。”道好像是万物的宗主，万物没有不尊崇道的。如果能够守持道，万物就会归服。庄子说：“保持素朴，百姓的本性就能得到保全。”朴就是道的完整体；体会道，所以百姓的本性得到保全，这个意思正与这里相合。《易经·观卦》说圣人以神妙之道设立教化，天下就服从。既然如此，使万物服从哪里需要依靠威势刑罚呢？天地相互交合，降下甘露；没有人命令它，甘露却自然均匀地降布。徽宗注说：守持纯素之道而不失去它，不只是万物将自然归服；上与天相接，下与地相连，上下同天地一道流行，于是天地交通而形成和气，万物都受到它的恩泽。甘露是天地和气的产物。《传》说：帝王的德行，上达太清，下达太宁，中达万灵，于是甘露降下。疏义说：纯，是不损害其神；素，是不与杂物相混。纯素之道，只守持神；能够守持而不失，就与神合一。一的精微贯通，与天伦相合，哪里只是使万物归服而已？仰头与天相合，上面就与元化交会；俯身参验于地，下面就与厚德并行。精神四方通达，上接于天、下蟠于地，与天地同流，于是天地两者交通而形成和气，甘露就降下了。万物有谁不受到它的恩泽呢？甘露是天地和气所生；圣人纯素之道通达上下，天地的和气因此相应，所以天地相合而降下甘露。《鹖冠子》说：帝王的德行，上达太清，下达太宁，中达万灵，于是甘露降下。天以无为而清，上达太清，就是上接于天；地以无为而安宁，下达太宁，就是下蟠于地。只有人是万物之灵，中达万灵，就是达到万物；这就是甘露降下的原因。开始建立制度，就有了名称；既然已经有了名称，就应当知道适可而止。知道适可而止，才能不陷入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