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疏义曰：乾为君，首出庶物者也；为父，万物资始者也。臣受命於君，子听命於父，是出命者能召之矣。惟有以出命，故能宰制万物，役使群动。凡有生之类纷错於不可为量数之中者，皆无得而召之也。无得而召，则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周行不殆，斡旋於冥寞之中，造化密－移，健行不息，任一气之自运，不知所以然而然矣。坦然而善谋。徽宗注曰：德行常易以知险。疏义曰：常易者，坦然也。知险者，善谋也。乾积三阳以成体，此之谓至健。若健若难，而德行常易以知险，虽阴之险不能陷也。《易》於《上系》言乾以易知，於《乾》之上九知一阴之将生，则能用九而吉，非坦然而善谋之谓欤？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徽宗注曰：密而有间，人所为也，天则虽疏而无间。积善积恶，殃庆各以其类至，所以为不失。且争而后胜，言而后应者，人也。天则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召之则至，难於知天者，人也。天则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惟圣人为能体此，故不就利，不违害，常利而无害，所以与天合德，异夫勇於敢者。疏义曰：天任理，人任情。任情者，私於己见，虽密而不徧察，所以有间。任理者，公於大同，虽疏而不得逐，所以无间。则密而有间，人所为也。积善必有余庆，积不善必有余殃，各应其类，未始或失，岂天网有意於是哉？其於祸福也，因彼固然，咸其自取尔。世之人蔽於一曲，暗於大理，逐末忘本，触途生患，殊不知天道昭昭，常与善人，而恶者亦无所窜其察也。且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争而后胜，言而后应，召之则至，难於知天，皆人也。人而不能天者，乃小智自私尔。使民去此之智，即彼之理，庸诅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惟圣人乃能体此，积众小不胜为大胜，若天之不争而善胜；行不言之教，若天之不言而善应；效物而动，不行而至，若天之不召而自来；平易恬惔，其神若卜，若天之坦然而善谋。是圣人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宜其不就利，不违害，常利而无害也。是篇始言勇於敢者人也，终言疏而不失者天也，圣人之合天德，固异乎众人之勇於敢，所以始终言之者，盖将以发明天下后世也，学者宜加思焉。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徽宗注曰：民有常心，其生可乐。苟无常心，何死之畏？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央焉，是谓以死惧之，民将抵冒而终不化。疏义曰：民之初生，本无殊赋，太易与之神，太素与之性，为万物之灵，为天地之贵，夫孰不知悦生而恶死？水不何蔽蒙者易迁於物，因无常心。苟无常心，则抵法冒禁，无不为己，及陷乎罪，则刑戮随之，则是民不畏死而以死惧之者也。惟圣人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后民知乐其生，陶陶然迁善远罪，兹用不犯于有司，而刑措不用矣。其有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次焉，抵冒而终不化者欤？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徽宗注曰：天下乐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后奇言者有诛，异行者有禁，苟卿所谓犯治之罪固重也。疏义曰：民既乐其生，则所欲莫甚於生，所恶莫甚於死，而以犯法为重。由是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言必有物，而奇言者息，知奇言有诛故也，行必有常，而异行者珍，知异行有禁故也。执而杀之，国有常宪，求其抵冒者，吾未知其有敢。苟卿所谓犯治之罪固重者，正此意也。常有司杀者杀。而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者斲。徽宗注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杀者杀，代大匠斲，是上与下同德，倒道而言，迕道而说，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为是故也。疏义曰：君任道，臣任事。任道者无为而尊，故用天下；任事者有为而累，故为天下用。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惟分各有常而不易，故典狱则有司杀，运斤则有大匠，君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彼从事於务者，未尝过而问焉，使下有为也，上亦有为，是代司杀者杀，代大匠斲，是上与下同德，安能治人哉，然则倒道而言，逢道而说，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圣人之治，无为而天下功，所以得治之要者，在知道而已。知道则为无为，事无事，而天下为用焉。是以文王能宅俊而官，使之於庶言庶狱庶慎无所兼，惟以得有司之牧夫为急，则其无所代可知矣。夫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矣。徽宗注曰：代新且不免於伤，况代杀乎？此古之人所以贵夫无为也。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
译疏义说：乾是君，是最先产生万物的；乾是父，是万物赖以开始的。臣接受君的命令，子听从父的命令，所以发出命令的人能够召唤它们。只有能够发出命令，才能主宰万物、役使群动。凡是有生命的类别，纷杂交错在不可计量的范围之中，都没有谁能召唤它们。没有谁召唤，却自然有所作为；没有谁招致，却自然到来；周遍运行而不疲倦，在幽冥深处运转，造化秘密迁移，刚健运行而不停息，只任凭一气自行运转，不知为什么如此却自然如此。坦荡平易，却善于谋划。徽宗注说：常守平易，就能知道险难。疏义说：常守平易，就是坦然；知道险难，就是善于谋划。乾积聚三个阳爻而成体，这叫作至刚健。虽然刚健而似乎艰难，但德行常守平易以知险，即使阴气的险难也不能陷害它。《易》在《上系》中说乾以平易而可知；在《乾》卦上九知道一阴将要产生，于是能够运用九而得吉，这不就是坦然而善于谋划吗？天网广大无边，疏疏落落，却没有遗漏。徽宗注说：网织得严密却有空隙，是人为的；天网虽然疏落，却没有空隙。善行恶行不断积累，灾祸和福庆各自按照类别到来，所以不会遗漏。争斗以后才取胜、说话以后才得到回应的，是人；天却不争而善于取胜，不说话而善于应验，不召唤而自然到来，坦然而善于谋划。难以知道天道的，是人。只有圣人能够体察这一点，所以不趋就利益，不违避祸害，常常得到利益而没有祸害，因此与天合德，不同于那些勇于蛮干的人。疏义说：天任循道理，人任凭情欲。任凭情欲的人偏私于自己的见解，虽然安排得严密，却不能周遍察看，所以有空隙；任循道理的人公正而合于大同，虽然看似疏落，却没有什么可以遗漏，所以没有空隙。严密却有空隙，是人为的。积累善行一定有余庆，积累不善一定有余殃，各自得到同类的回应，从未有所遗漏，难道是天有意如此吗？祸福只是顺着事物本来如此的情形发生，都是自己招来的。世人被局部见解遮蔽，不明白大道理，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处处触犯而产生祸患，却不知道天道明明昭昭，常常与善人为伴，恶人也无法逃脱它的察看。知道天的作为，也知道人的作为，这就达到极致了。争斗以后才取胜，说话以后才得到回应，召唤才到来，难以知道天道，这些都是人的表现。人不能达到天道，不过是小聪明而自私罢了。假使百姓除去这种小智而取用那种大道理，怎么能说天不是人、人不是天呢？只有圣人能够体察这一点：积累许多小的不能胜过，成为大的胜利，像天不争而善胜；施行不言的教化，像天不言而善应；顺应万物而行动，不出行却能到达，像天不召而自来；平易恬淡，神情仿佛能够预知，像天坦然而善于谋划。正因为圣人不妄自作为，所以没有祸福，也没有人为的灾害。难怪他不趋就利益、不违避祸害，常常得到利益而没有祸害。这一篇开头说勇于蛮干的是人，结尾说疏落而不遗漏的是天；圣人与天德相合，本来就不同于众人勇于蛮干，所以始终反复说明这一点，大概是要向天下后世阐明它，学习的人应当加以思考。百姓通常不畏惧死亡这一章，第七十四。百姓通常不畏惧死亡，怎么能用死亡来使他们恐惧呢？徽宗注说：百姓有恒常的心志，就会以生存为乐。假如没有恒常的心志，又有什么会畏惧死亡呢？用斧锯加以制裁，用绳墨加以处死，用椎凿加以刑罚，这就是用死亡使他们恐惧；百姓将会抵抗触犯，始终不肯改变。疏义说：百姓刚出生时，本来没有特殊的禀赋；太易赋予他们神，太素赋予他们性，使他们成为万物之灵、天地所贵，谁不知道喜爱生存而厌恶死亡呢？只是有些人被蒙蔽而容易受外物迁移，因为没有恒常的心志。假如没有恒常的心志，就会触犯法令、冒犯禁令，没有什么不敢做；等陷入罪中，刑罚杀戮就随之而来，这就是百姓不畏惧死亡，却用死亡使他们恐惧。只有圣人以好生之德浸润百姓的心，然后百姓才知道以生命为乐，和乐地迁善远罪；这样就不会触犯官府，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哪里还会有用斧锯制裁、用绳墨处死、用椎凿刑罚，而抵抗触犯、始终不肯改变的人呢？假如百姓一向畏惧死亡，而有人做奇异之事，我把他捉来杀掉，谁还敢这样做呢？徽宗注说：天下百姓都以生存为乐而重视犯法之后，发表奇异言论的人就会受到诛罚，行为怪异的人就会受到禁止；正如荀卿所说，触犯法治的罪过本来就是很重的。疏义说：百姓既然以生存为乐，那么没有什么愿望比生存更强烈，也没有什么厌恶比死亡更强烈，于是把犯法看作重罪。这样，百姓各自安守性命的实情，说话一定有根据，奇异言论就会停止，因为知道说奇异言论会受诛罚；行为一定合乎常规，怪异行为就会减少，因为知道怪异行为会受禁止。捉来杀掉，国家有固定法令；要找敢于抵抗触犯的人，我不知道谁还敢这样做。荀卿所说触犯法治的罪过本来很重，正是这个意思。常有专掌杀伐的官吏来执行杀伐。若代替掌管杀伐的人去杀人，就等于代替大匠来砍削。徽宗注说：在上位者一定无为而任用天下，在下位者一定有所作为而被天下任用，这是不变的道理。代替掌管杀伐的人去杀人，代替大匠去砍削，就是上下同样行事；把道说反了、违背道理来谈论，是人所治理的方式，怎么能治理人呢？文王不兼管各种政令、诉讼和慎罚之事，只让有关官吏和牧夫负责，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疏义说：君主承担道，臣下承担事务。承担道的人无为而尊贵，所以能够任用天下；承担事务的人有所作为而劳累，所以被天下任用。上下的分别，是不变的道理。正因为各有常分而不可改变，所以审理狱讼就由掌管杀伐的官吏负责，运斤砍削就由大匠负责，君主还要做什么呢？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而已。对于那些从事具体事务的人，君主不越过职分去过问，使下位者有所作为；如果下位者有作为，上位者也有作为，就是代替掌管杀伐的人杀人、代替大匠砍削。这样上下同样行事，怎么能治理人呢？把道说反、违背道理来谈论，是被人治理，怎么能治理人？圣人的治理，是无为而使天下成就，所以能得到治理的要领，只在于知道道。知道道，就能无为而为、无事而办事，使天下为己所用。因此文王能够安置贤俊、授予官职，使他们不必兼管各种政令、狱讼和慎罚之事，只把得到有关官吏和牧夫看作急务；由此可知，他没有什么需要代替别人去做的。代替大匠砍削，很少有不伤到自己手的。徽宗注说：代替别人做新事尚且免不了受伤，何况代替别人行杀伐呢？这就是古人看重无为的原因。无为，就能使承担事务的人各负其责。
疏义曰：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圣人之御世，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能措天下於安平泰，又恶有代斲之伤乎？此庄子於《应帝王》则曰：无为事任。是无为而任事者责也。宜其於篇终乃曰：至人之用心若鉴，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道德真经疏义卷之十三竟＃１不知浅矣，知之深矣：疑作『知之浅矣，不知深矣』。道德真经疏义卷之十四太学生江澄疏民之饥章第七十五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徽宗注曰：赋重则田莱多荒，民不足於食。疏义曰：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圣人之治天下，所以使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曰用饮食，乐岁终身饱者，非特不重其赋，以养民而已，盖有以使之弃末趋本故也。盖德惟善政，而政所以裕民，治古之时有得於此，是以即十有二土以辨其宜，因十有二壤以教其稼，分地职，奠地贡，任之成功则有鄙师之赏，劝之弗率则有载师之罚，未然故民莫不致力南亩，乐业劝功，而黎民不饥矣。当是时，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又焉有田莱多荒，不足於食之患哉？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徽宗注曰：政烦则奸伪滋起，民失其朴。疏义曰：圣人以道在天下，以政事治之，虽应物之有，常体道之无，即其酬醉之用，不离於渊虚之宗，好静而民自正，无事而民自富，无欲而民自朴，所以然者，以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故也。恃道化则政不烦，不恃智巧则奸伪息，民将复归於朴矣。经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烦则奸伪滋起，民失其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之谓也。人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徽宗注曰：矜生太厚，则欲利甚勤，放僻邪侈，无不为已。疏义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世之人不知，取所重，遗所轻，乃厚於其生，薄於其义，苟得於利者，靡不为也。惟其生生之厚，故欲利甚动，争鱼者濡，逐兽者趋，至於失其常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方且蹈犯艰险，轻於视死，虽矜生太厚，适足以丧生也。唯无以生为者，是贤於贵生也。徽宗注曰：庄子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无以生为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弃事而遗生故也。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所以贤於贵生。贵生则异於轻死，遗生则贤於贵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则薄税敛，简刑罚，家给人足，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极功也。疏义曰：道本无物，汝身亦虚，即一身之所系，莫若乎生，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惟不自有其生，乃能全其生，则达生之情者，又安用务生之所无以为哉？悲夫世之人以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殊不知无累则正平，正平则邪气不能袭，而天和将至，与彼更生矣。能无累则无以生为，无以生为则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可以弃事而遗生矣。弃事则形不劳而全，遗生则精不亏而复，形全精复，德同於初，则与天为一，所以贤於贵生也。贵生虽异於轻死，不若遗生则又贤於贵生也。圣人推吾所以善吾生者，举而措之天下之民，则政裕而民康，见於薄税敛，刑清而民服，见於简刑罚，家给人足，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民各趋於仁寿之域，釿锯不用，椎凿不施，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夫然故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坐致太平之治，炳然与太古同风矣。推其所自，以明无为之理，推所以善吾生者，施之於民而已。所以民足食而不饥，民复朴而不难治，民贵生而不轻死也，帝王之极功，其在是欤？人之生章第七十六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徽宗注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阳以发生为德，阴以肃杀为事。方其肃杀，则冲和丧矣。故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疏义曰：列子曰：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万物盈於天地之间，丽於奇耦，域於动静，莫不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其生杀言之，阳气常熙以发生为德，万物因之以敷荣，故柔者刚，弱者强。阴气常凝以肃杀为事，万物因之以凋瘁，故坚者毁，锐者挫。气机密移，至於肃杀，则冲和丧而复乎至幽矣。世之役於阴阳者，知其生杀相代，而不知常胜之道曰柔，常不胜之道曰刚，故失生理而动之死地焉。盖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莫不由之者也。计事则坚强足以胜柔弱，语道则柔弱足以胜坚强，此坚强为死之徒，柔弱为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则不胜，徽宗注曰：抗兵相加，则哀者胜矣。
译疏义说：把握大道，天下人都会归往；归往而不受伤害，天下就安定和平。圣人治理世间，处于无为之事，施行不言之教，所以能够使天下安定和平，又怎么会有代替大匠砍削而受伤的事呢？因此庄子在《应帝王》中说：“无为而任事。”这就是说，无为而让别人承担事务，责任就在承担事务的人。难怪本篇结尾说：至人的用心像镜子一样，不主动迎接，也不故意拒绝，事物来则应对，却不把它藏在心中，所以能胜过万物而不受伤。《道德真经疏义》卷十三完。“不知浅矣，知之深矣”一句，疑应作“不知之浅矣，知之深矣”。《道德真经疏义》卷十四。太学生江澄疏。《民之饥》章，第七十五。百姓挨饿，是因为在上位者征收的赋税太多，所以才挨饿。徽宗注说：赋税沉重，田地就有很多荒芜，百姓的食物就不足。疏义说：孟子说：治理好田地，减轻赋税，百姓就可以富裕；按时供给食物，合乎礼制使用财物，财富就用不完。圣人治理天下，使百姓含着食物嬉戏、拍着肚子游乐，日常饮食充足，一遇丰年终身饱足，不只是因为不加重赋税来养活百姓，更是因为能够使他们舍弃末业、趋向根本。德行在于善政，而政事是用来使百姓富足的。古代治理有所得于此，所以根据十二土辨别其适宜，根据十二壤教导百姓耕种，划分土地职分，确定土地贡赋；任命他们完成任务，就有鄙师的奖赏；勉励他们而不遵从，就有载师的惩罚。因此百姓无不努力于南亩，乐于职业、勉力成事，百姓就不饥饿了。当时他们吃得香甜，穿得美好，不知道帝王的力量对我有什么作用，又哪里会有田地荒芜、食物不足的忧患呢？百姓难以治理，是因为在上位者有所作为，所以才难以治理。徽宗注说：政令繁琐，奸诈虚伪就滋长起来，百姓失去质朴。疏义说：圣人以道存在于天下，以政事治理天下；虽然随事物而有所作为，却始终体合道的无为。他的应对作用不离深广虚静的根本，喜好安静而百姓自然端正，无所事事而百姓自然富足，没有欲望而百姓自然质朴。这是因为依靠道化而不依靠智巧。依靠道化，政令就不会繁琐；不依靠智巧，奸诈虚伪就会止息，百姓也将重新归于质朴。经文说：政令宽缓，百姓淳厚；政令苛察，百姓缺德。政令繁琐而奸诈滋长、百姓失去质朴，就是说政令苛察、百姓缺德。人之所以轻视死亡，是因为过分看重养活生命，所以才轻视死亡。徽宗注说：过分爱惜生命，就会极力追求利益，放纵、邪僻、淫侈，没有什么不做。疏义说：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但所想要的还有超过生命的，所以不肯苟且求生；死亡也是我所厌恶的，但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所以即使有祸患也不躲避。世人不知道这一点，取用所看重的，遗弃所轻视的，于是厚待自己的生命而轻薄义理；只要能从利益中苟且得到好处，没有什么不做。正因为过分看重养活生命，所以追逐利益非常急切；争鱼的人会涉水，追兽的人会奔跑，直到丧失正常的心性，放纵、邪僻、淫侈，没有什么不做。这些人正踏入艰难险阻，把死亡看得很轻，虽然过分爱惜生命，反而足以丧失生命。只有不把养活生命当作事务的人，才胜过以生命为尊贵。徽宗注说：庄子说：通达生命实情的人，不去经营生命中无可作为的事情。不把养活生命当作事务的人，不去经营生命中无可作为的事情。因为他舍弃事务而遗忘生命。舍弃事务，形体就不劳累；遗忘生命，精神就不亏损；形体完整、精神复归，与天合为一，所以胜过以生命为尊贵。以生命为尊贵不同于轻视死亡，遗忘生命又胜过以生命为尊贵。推求善于保全我生命的方法，并施行于百姓，就是减轻赋税、简省刑罚，使家家给足、人人丰足，划定衣冠制度，区别服饰章采而百姓不犯法，这是帝王最大的功业。疏义说：道本来没有具体事物，你的身体也是虚的；一身所系，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但生命并不属于你，而是天地托付的和气。只有不把生命据为己有，才能保全生命；既然通达生命的实情，又何必经营生命中无可作为的事情呢？可悲的是世人以为养护形体就足以保存生命，但养护形体实际上不足以保存生命。他们不知道，没有牵累就能保持正平，正平就使邪气不能侵袭，天地之和即将到来，与之一起获得新生。能够没有牵累，就能不把养活生命当作事务；不把养活生命当作事务，就不经营生命中无可作为的事情，于是可以舍弃事务而遗忘生命。舍弃事务，形体不劳累而完整；遗忘生命，精神不亏损而复归；形体完整、精神复归，德性同于最初，就与天合为一，所以胜过以生命为尊贵。以生命为尊贵虽然不同于轻视死亡，却不如遗忘生命；遗忘生命又胜过以生命为尊贵。圣人推求我用来善养生命的方法，把它施行于天下百姓，于是政令宽裕而百姓安康，表现为减轻赋税；刑罚清明而百姓服从，表现为简省刑罚；家家给足、人人丰足，上有可以奉养的长者，下有可以抚育的幼者，百姓各自趋向仁寿之境；斧锯不再使用，椎凿不再施加，衣冠制度分明，服饰章采有别，而百姓不犯法。这样，贵贱各得其位，仁者贤者和不肖者各顺其情，自然成就太平之治，光明显著而与太古同风。推究它的根源，是为了阐明无为的道理；推求善养我生命的方法，把它施行于百姓罢了。正因为这样，百姓能够食物充足而不饥饿，恢复质朴而不难治理，珍视生命而不轻视死亡；帝王最大的功业，难道就在这里吗？《人之生》章，第七十六。人活着时身体柔弱，死后身体坚硬；草木活着时柔软脆弱，死后干枯僵硬。所以坚硬强劲是趋向死亡的一类，柔弱是趋向生存的一类。徽宗注说：万物背负阴气而怀抱阳气，阴阳冲和之气使它们成为和谐。阳气以生发为德，阴气以肃杀为事。到了肃杀之时，冲和之气就丧失了。所以说坚硬强劲是趋向死亡的一类，柔弱是趋向生存的一类。疏义说：列子说：阴阳变化所形成的叫作生，也叫作死。万物充满天地之间，依附于奇偶，受限于动静，没有不背阴抱阳、以冲和之气为和的。就生长和肃杀来说，阳气常常和煦，以生发为德，万物因此繁茂，所以柔弱的变得刚强。阴气常常凝聚，以肃杀为事，万物因此凋零，所以坚硬的会毁坏，锐利的会受挫。气机秘密迁移，到了肃杀之时，冲和之气丧失而又归于极幽暗的状态。世上被阴阳役使的人，只知道生与杀相互代替，却不知道常胜之道叫作柔、常不能胜之道叫作刚，所以失去生存的道理而主动走向死地。一阴一阳叫作道，万物没有不由此而生的。就具体事务说，坚强足以胜过柔弱；就道而言，柔弱足以胜过坚强。这就是坚强属于死亡之类、柔弱属于生存之类。因此说，军队强大就不能取胜，徽宗注说：两军以武力相抗，悲哀的一方反而会胜利。
疏义曰：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圣人运精神，动心术，所务者本，而后末从之，则天威震迭，神武不杀，见於仁眇天下而无不怀，义眇天下而无不畏，固足以保大定功，安民和众，得其常胜之道，又岂以兵强为先哉？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然则抗兵相加而哀者胜，以善持胜故也。木强则共。徽宗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养之，强则伐而共之矣。疏义曰：《诗》曰：椅桐梓漆。盖桐梓者，柔良之材，可以备礼乐之用，方其始生也，特拱把之小而已，人苟欲生之，皆知养之，以其柔弱也。及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可以中宫室器械之村，则伐而共之矣，以其坚强也。稽诸植物，犹以强而先伐，则坚强者死之徒，何独於人而疑之？故坚强居下，柔弱处上。徽宗注曰：柔之胜刚，弱之胜强，老氏之道术有在於是。庄子曰：以懦弱谦下为表。疏义曰：柔者，道之刚，故常胜之道在柔。弱者，道之强，故常不胜之道在强。盖积於柔而成刚，积之者在其先。积於弱而成强，成之者在其后。先者在上，后者在下，坚强固居上，柔弱固处下矣。即天地以观之，天以积气，职生覆而位乎上，积气非坚强也。地以积块，职形载而位乎下，积块非柔弱也。即物理以观之，水之为性，次之东则东，次之西则西，而攻坚强莫之能先。风之为物，指我则胜我，▯我亦胜我，而折大木唯我能之，则以积众小不胜为大胜故也。胜者在上，则不胜者斯为下矣。老氏之道术每得於此，以谓坚则毁矣，锐则挫矣，故知雄而守雌，知白而守黑，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未尝先人而尝随人，可谓得常胜之道矣。观其书，论柔弱胜刚强者不一，有曰守柔，有曰致柔，又曰不敢以取强焉，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於是篇又详言强弱之道。庄子谓以懦弱谦下为表，夫为表则非处下之道矣。昔孔子对子路问，强以谓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其亦守柔之道欤？孰谓老氏之书与孔子之道不合？天之道章第七十七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徽宗注曰：道无益损，物有盈虚，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者，圣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则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於人乎？天之道以中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余，下者举之，不至于不足。将来者进，成功者退，四时运行，各得其序。疏义曰：道之在天下，广也包畛，纤也入箴，用之弥满六虚，废之莫知其所，何损益之有？自道而降，斯囿於物，域於气而为气之所化，丽於数而为数之所摄，一盈一虚，莫或已也。惟道超乎气数，而为万物之奥，故有气有数者，皆往资焉而不匮，是以注焉而不满，虽益之而不加益也，酌焉而不竭，虽损之而不加损也，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圣人之所保在是，人不得而去者也。且域中之大，天地与焉。天地虽大，然斗一南而万物盈，斗一北而万物虚，消之而消，息之而息，或消或息，与时偕行，凡以天地空中之一物犹未离於气数故也。夫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於人乎？然则盛衰更代，成坏相因，固不逃於自然之理矣。惟天道任理而均，故无适而不得其中，若山杀瘦而泽增肥，水息渊而木消枝，啧以牙者童其角，挥以翼者两其足。高者恶其亢，则抑之使俯而就，不至於有余而太过，下者恶其卑，则举之使企而及，不至於不足。将来者进，成功者退，如彼四时，春夏先，秋冬后，徙而不留，各得其序，莫不趋於中焉。观天之道，岂不犹张弓乎？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徽宗注曰：满招损，谦得益，时乃天道。疏义曰：《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盖盈者亏之，所谓损有余也。谦者益之，所谓补不足也。损有余以补不足，则以其化均故尔。《书》以谓满招损，谦得益，时天道其斯之谓欤？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徽宗注曰：人心排下而进上，虐茕独而畏高明。疏义曰：莫之为而自然者，天道也。为之而使然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相去远矣。惟人道累於使然，故人心惟危，莫得其平，下者排之使愈下，上者进之使愈上，逐物俯仰而无持操，所以虐茕独而畏高明也。茕独可哀也，苟或见虐，则莫劝其作德而为善者，执为之长？高明可藐也，苟或见畏，则莫惩其作伪而为恶者，孰为之消？是乃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已，岂知自然之天道乎？孰能损有余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徽宗注曰：不虐茕独，而罄者与之。不畏高明，而饶者损之。非有道者不能。
译疏义说：三军和各种兵器的运用，是德行的末端。圣人运用精神、发动心术，所致力的是根本，末端自然跟随根本；于是天威震动，神武却不杀戮，表现为仁德遍及天下而没有人不归附，义理遍及天下而没有人不敬畏，足以保全大定之功、安抚百姓、和协众人，得到常胜之道，又怎么会把兵力强大放在首位呢？所以用道辅佐君主的人，不凭兵力强大来称霸天下。既然如此，两军相抗而悲哀的一方获胜，正是因为善于保持胜势。树木强壮就会被砍伐。徽宗注说：刚长到两手合抱的桐树、梓树，人们都知道要养护它；等它长得强壮，就会被砍伐而取材。疏义说：《诗》说：山楸、桐、梓、漆。桐树和梓树是柔和良善的木材，可以用来制作礼乐器物；刚开始生长时，不过是两手合抱那么小，人们想让它生长，都知道要养护它，因为它柔弱。等到日夜不断生长、雨露不断滋润，可以用来制作宫室器械的材料时，就会被砍伐取用，因为它已经坚强。考察草木尚且因为强壮而先被砍伐，那么坚强属于死亡之类，为什么唯独对人还要疑惑呢？所以坚强处在下位，柔弱处在上位。徽宗注说：柔能胜刚，弱能胜强，老子的道术就在这里。庄子说：以柔弱谦下作为外在表现。疏义说：柔，是道的刚，所以常胜之道在于柔；弱，是道的强，所以常胜之道不在于强。因为积累柔便能成为刚，积累的过程在前；积累弱便能成为强，形成的结果在后。前者在上，后者在下，所以坚强本来居上，柔弱本来处下。就天地来看，天由气积聚而成，主要作用是生成并覆盖万物，位置在上；但积聚的气并不是坚强。地由土块积聚而成，主要作用是成形并承载万物，位置在下；但积聚的土块并不是柔弱。就事物的性质来看，水流向东就顺东流，流向西就顺西流，却没有什么能胜过它攻破坚硬之物。风这种东西，指向我便能胜过我，背向我也能胜过我；但折断大树，只有风能够做到，这是因为积累许多小的不能胜之处，便形成了大的胜势。胜者在上，不能胜者就在下。老子的道术往往从这里得到启发，认为坚硬就会毁坏，锐利就会受挫。因此，知道雄强却守持雌柔，知道光明却守持昏暗；人人都争先，唯独自己取后，从不走在人前而常常跟随别人，这可以说是得到了常胜之道。考察老子的书，论说柔弱胜刚强的地方不止一处：有的说守柔，有的说致柔，又说不敢凭强力取胜，还说强横逞强的人不得善终；在这一篇中，又详细说明了强弱的道理。庄子说，把懦弱谦下作为外在表现；既然作为外在表现，就不是处于下位的道理了。从前孔子回答子路关于强的提问，说宽厚柔和地教化别人、不因无道而报复，是南方的强。这不也是守柔的道理吗？谁说老子的书与孔子的道不相合呢？《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道，不就像张弓吗？高了就压低，低了就抬高；有余的就削减，不足的就补充。徽宗注说：道本身没有增减，万物却有盈亏。把东西注入其中却不会充满，从中舀取却不会枯竭，这是圣人所守持的道。道降而作用于万物，便表现为天地的盈亏随时令消长，更何况人呢？天道以中正为最高准则，所以高的就压低，使它不至于过有余；低的就抬高，使它不至于不足。将要到来的就推进，已经成功的就退让；四时运行，各自得到应有的次序。疏义说：道存在于天下，广大到包容一切疆域，细微到能够进入针孔；运用它便充满六合，废弃它却没人知道它的所在，哪里有什么增损呢？从道而下降，便局限于万物，受气域限制而被气所化，附着于数而受数所支配，一时盈满、一时虚亏，没有停止的时候。只有道超越气数，成为万物深奥的根本，所以凡有气、有数的事物，都到道那里取得资养而不会匮乏。因此，把它注入其中不会充满，即使增加它也不会更加增益；从中舀取也不会枯竭，即使损减它也不会更加损减。既用它来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加充足；既把它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加丰厚。这正是圣人所守持的，别人无法夺去。况且域中最大的存在，天地也在其中。天地虽然广大，但斗柄向南，万物便盈盛；斗柄向北，万物便虚衰。事物随着消而消，随着息而息，时而消、时而息，随时令一同运行；这是因为天地也只是虚空中的一物，仍未脱离气数。天地尚且随时令盈虚消息，何况人呢？这样看来，盛衰更替、成坏相因，本来就不能逃脱自然的规律。只是天道任循此理而均平，所以无论处于何种情况，都能取得中正。比如山地削减瘦弱之处而使水泽增加肥沃之处，水渊水势衰减而树木枝条消耗；以牙啃食的兽类，角就会变短；挥动翅膀的鸟类，脚便有两只。高处厌恶自己太过高亢，天道便压低它，使它俯下而趋于适中，不至于有余而过分；低处厌恶自己太过卑下，天道便抬高它，使它踮足而达到适中，不至于不足。将要到来的就推进，已经成功的就退让，就像四时一样：春夏在先，秋冬在后，迁移运行而不滞留，各自得到应有的次序，无不趋向中正。观察天道，难道不像张弓吗？天道，是削减有余而补充不足。徽宗注说：自满会招来损失，谦逊能够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的时势。疏义说：《易经》说：天道使盈满者亏损，使谦逊者受益。盈满的使它亏损，就是所谓削减有余；谦逊的使它受益，就是所谓补充不足。削减有余来补充不足，是因为天道的化育均平。《尚书》所说“自满招损，谦逊得益”，大概正是说天道吧？人的做法却不是这样，而是削减不足的，来供奉有余的。徽宗注说：人心排斥下位者而扶进上位者，虐待孤苦无依的人而畏惧显贵有势的人。疏义说：不凭人为造作而自然如此的，是天道；凭人为造作而使事情如此的，是人道。天道和人道相差很远。只是人道被人为造作所累，所以人心危险而不能平正：处于下位的，人们排斥他，使他更加低下；处于上位的，人们扶进他，使他更加高上。人们随着外物俯仰摇摆而没有操守，所以虐待孤独无依者而畏惧显贵有势者。孤独无依的人值得哀怜，如果竟被虐待，谁还会勉励人行德行善、成为有长者呢？显贵有势的人也可以轻视，如果竟被畏惧，谁还会惩戒他们作伪作恶、使其消退呢？这就是削减不足来供奉有余罢了，哪里知道自然的天道呢？谁能削减有余而供奉天下的不足者？恐怕只有道吧。徽宗注说：不虐待孤独无依者，而把有余的给予他们；不畏惧显贵有势者，而削减富足者的有余。不是有道之人，不能做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