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疏义曰：道则高矣美矣，炳而易见也，故载之言则昭若日星，所以甚易知。道一以贯之，要而易守也，故见之事则画若准绳，所以甚易行。即六经之说以明之，则知道之较且易也。如温柔敦厚《诗》之教，疏通知远《书》之教，以至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钦，属辞比事，无非载之官也。因其言以求其旨，则知之非难矣。《诗》以导志，《书》以导事，以至导行，导和，导阴阳，导名分，无非见之事也。因其事以导其法，则行之非难矣。．善夫孟子之言，有曰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盖道者，人所共由，犹大路也，出入往来，不外是焉。天下无不能，有欺不能者，失之．冥行而已，惑多岐者有之，好小径者有之，或自崖而反，或半涂而废，皆弗思之甚也，其所以不能者，不知反求诸己耳。使其知人人有贵於己，能反而求之，则道在迩，不必求之远，而道将为汝居矣。老子垂教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诚歌使天下后世皆知求诸己，深造之以道也。言有宗，事有君。徽宗注曰：言不胜穷也，而理为之本。事不胜应也，而道为之主。顺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无难矣。疏义曰：心声之发，自无适有，不能以巧历计，是言不胜穷也。故寓之筌蹄，无非言者，理虽非荃蹄之可尽，然未始外於荃蹄，则言者理为之本也。机务之繁，日驰无穷，不可以为量数，是事不胜应也。故涉於度数，无非事者，道虽非度数之可求，然未始离於度数，则事者道为之主也。庄子曰：两家之议，孰偏於其理议？言其义必归於至理，则言以理为本可知。然理必谓之本者，与所谓请循其本同意。又曰：通於一而万事毕。事之所兼，进而至於道，则事以道为主可知。然道叉谓之主，与所谓要在於主同意。夫理可因而不可违，惟顺理而索，求则得之，使恬然理顺，然后言当於理，可遵而不可失。惟循道而行，亦允蹈之，使心与道会，然后事合於道，言当於理。事合於道，操此以为验，稽此以为次，无施而不可，天下无难矣。谓之易知易行，宁不谅哉？夫惟无知，是以不吾知也。徽宗注曰：小夫知之，不离于竿牍，虽曰有知而实无知也，夫岂足以知道？疏义曰：一心虚静，远近可观，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则智亦大矣。小夫之智，蔽於己私，其所知曾不离于竿牍，是弊精神乎蹇浅。彼其有智，不出乎四域，特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宁，虽曰有知而实无知也，夫何足以知道？非道不可以政知，以其知不能及之故也。庄子曰：知道易。惟玄览达识，以不知为真知，然后能有知。彼小智自私，未免乎累，求其知道，厥惟艰哉。知我者稀，则我贵矣。徽宗注曰：有高世之行者，见非于众，有独智之虑者，见惊于民，故有以少为贵者。疏义曰：出类拔萃，高世之行也。有高世之行，殆非世俗之所识，故见非於众，以众之常情，私於好恶而已。存神索至，独智之虑也。有独智之虑，殆非小智之所及，故见骜於民，以民之至愚，沦於蔽蒙而已。非者以异而为非，骜者以敖而为骜，若鸴鸠笑南淇之进，井蛙薄东海之乐，多见其不知量也。求其所以然者，蔽於一曲，明不足以致知而已。《传》曰：天下莫不贵者，道也。道所以为天下贵者，以其不可以知知。使单见浅识皆足以知道，则何贵於道哉？惟知我者稀，则我贵矣。《记》言有以少为贵者，诚在夫知我者稀，故为天下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徽宗注曰：圣人藏于天，而不自街鬻。疏义曰：道之妙物未尝显，物之由道未尝知。圣人者，道之极也，入而徒於天，其藏深矣。自其全於天而言之，所循者天理，所休者天均，行而无进则为天游，动而无吵则为天机，观天而不助，乐天而无忧，是皆以天合天，妙用无用，不啻若善，力而藏之，是藏於天者也。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泽，可谓固矣，有时而遁。藏金於山，藏珠於渊，可谓密矣，有时而失。以所藏在物而不在道也。圣人复性之本，与天为一，其亦异於此矣，夫岂乐从事於务，以自衒鬻为心哉？衒之饰行，与衒玉而贾石之衒同。鬻之自售，与帮技而得金之鬻同。不自街鬻，则太白若辱，盛德若愚，示之以未始出吾宗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宜季咸无得而相。知不知，尚矣；徽宗注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内矣；知之浅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谓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
译疏义说：道虽然高尚而美好，却光明显著、容易看见，所以把它载于言语之中，明白得如同日月星辰，因此非常容易理解。道以一贯通万事，简约而容易守持，所以落实在事情上，分明如同准绳，因此非常容易实行。就六经的学说来说明，就知道道确实明白而容易。比如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疏通知远，是《书》的教化；以及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敬节俭庄重严肃、联缀文辞比较事例，无不是把道载于文献。根据言语探求其中宗旨，知道它并不困难。《诗》用来引导志向，《书》用来引导事务，以及引导行为、引导和谐、引导阴阳、引导名分，无不是把道落实在事情上。根据事情探求其中方法，实行它并不困难。孟子的话说得好，他说：“道如同大路，难道很难知道吗？”道是人人共同所走的路，就像大路；出入往来，都不在它之外。天下没有不能做到的事，那些自称不能做到的人，只是在黑暗中盲目行走罢了。有的被许多岔路迷惑，有的喜好小路，有的走到悬崖便返回，有的走到半途便停止，都是不肯思考到了极点。他们之所以不能做到，只是不知道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假如他们知道人人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能够反过来求取，那么道就在近处，不必到远处寻求，道就将成为你的居所。老子垂示教诲，必定说“我的话非常容易理解，非常容易实行”，确实是希望天下和后世都知道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深入地依道修养。言语有根本，事务有主宰。徽宗注说：言语多得无法穷尽，但以道理为根本；事务多得无法应付完，但以道为主宰。顺循道理去寻求，依循大道去实行，天下就没有难事。疏义说：心中的声音一经发出，就从无到有，不能用巧妙的历法计算清楚，这就是说言语是无法穷尽的。因此寄托在筌蹄之中，无非都是语言；道理虽然不是筌蹄所能穷尽的，却从未脱离筌蹄，所以言语以道理为根本。事务纷繁，每日奔走不息，无法计量，这就是说事务是无法完全应付的。因此涉及度数的，无非都是事务；道虽然不是从度数中可以求得的，却从未离开度数，所以事务以道为主。庄子说：两家的议论，哪一家更偏向于道理？意思是说，他们的义理最终都归于至理，由此可知言语以道理为根本。所谓理必须称为根本，是与“请循其本”所说的意思相同。又说：通达于一理，万事就都完备了。事务所兼摄的内容，进而达到道，由此可知事务以道为主。所谓道必须称为主，是与“要在于主”所说的意思相同。道理可以顺着它而行，却不能违背它；只有顺应道理去探求，才能求得它，使心情安然、道理顺畅，然后言语才合乎道理；这道理可以遵循，却不可失去。只有沿着道而行，确实踏实行持它，使心与道相会，然后事务才合于道，言语才合乎道理。事务合于道，以此作为验证，以此考察次序，无论施行什么都没有不可行的，天下也就没有难事了。说它容易知、容易行，难道不是很确切吗？正因为没有真正的知，所以才没有人理解我。徽宗注说：小人的知识不超出简牍文字，虽然说是有知，实际上却是无知，这哪里足以知道道呢？疏义说：心一旦虚静，远近都可以观察；探究幽深、索求隐微，钩取深处而达到远方，那么智慧也就广大了。小人的智慧被自己的私见遮蔽，他所知道的竟不超出简牍文字，这不过是使精神困顿在浅陋之处罢了。他们的智慧不超出四方之内，只知道细微末节，却不知道广大的安宁；虽说有知，实际上却是无知，这哪里足以知道道呢？不是道不能被认识，而是他们的知力达不到它。庄子说：知道道是容易的。只有以玄妙的观照和通达的见识，把“不知”当作真正的知，然后才能有所知。那些小聪明被私心所拘累，未能免除牵累，要想知道道，实在艰难啊。知道我的人很少，那么我就显得尊贵了。徽宗注说：有超出世俗的行为，就会被众人非议；有独到智慧的思虑，就会被百姓惊怪，所以有把少数视为尊贵的说法。疏义说：出类拔萃，就是超出世俗的行为。有超出世俗的行为，大概不是世俗所能认识的，所以被众人非议，因为众人的常情不过偏私于好恶罢了。存养精神、探索至理，就是独到智慧的思虑。有独到智慧的思虑，大概不是小聪明所能达到的，所以被百姓傲慢对待，因为百姓至为愚昧，沉沦在蒙蔽之中罢了。所谓“非”，是因为不同而视为错误；所谓“骜”，是因为傲慢而成为骜然。就像鹪鹩讥笑大鹏的飞行，井蛙鄙薄东海的广大，只能说明它们不知道自己的限度。探究其中的原因，不过是被局部见解遮蔽，明智不足以达到真正的知罢了。《传》说：天下没有不尊贵的，只有道。道之所以成为天下最尊贵的，是因为不能凭一般的知来认识它。假如片面浅薄的见识都足以知道道，那么道还有什么可尊贵的呢？只有知道我的人很少，所以我才尊贵。《记》中说有把少数视为尊贵的，确实就在于知道我的人很少，所以道成为天下所尊贵的。所以圣人身穿粗布衣服，怀里藏着美玉。徽宗注说：圣人把自己藏于天道之中，不自我炫耀、推销。疏义说：道的奇妙作用从未显露，万物由道而成也从未被人知晓。圣人是道的极致，进入而寄托于天，他的藏处就深了。从他完全合于天道来说，所遵循的是天理，所休息的是天均；行动而无所进取，就是天游；发动而无所纷扰，就是天机；观照天道而不加以助长，乐于天道而没有忧患，这都是以天合天，妙用达到无用的境地，不只是善于表现自己，而是把力量收敛隐藏起来，这就是藏于天。如今把船藏在山谷、把山藏在水泽，可以说很牢固了，却有时还会隐没；把金藏在山中、把珠藏在深渊，可以说很严密了，却有时还会遗失。这是因为所藏在外物，而不在道。圣人恢复本性，与天合为一，当然不同于此，哪里会乐意从事于事务，把自我炫耀、推销作为心意呢？“衒”是装饰行为，与“炫玉而卖石”的炫耀相同；“鬻”是自我推销，与卖弄技艺以求得金钱的推销相同。不自我炫耀推销，就会像太白那样显得受辱，像盛大德行那样显得愚拙，向人显示自己从未离开自己的宗本。既然显示自己从未离开自己的宗本，季咸自然无法给他相面。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是最高明的；徽宗注说：至道的精微，幽深昏冥；至道的极致，昏昧寂默。所谓“知”在外面，所谓“不知”在里面；知是浅的，不知是深的。能知而说自己不知，这叫作真正的知，是道的极致，所以说是最高明的。
疏义曰：出而交物，为无所至，入而辨焉，为有所至，道之所以为至者，则入而辨於物也。入而辫於物，殆不可以知知，况其窈窈冥冥，会於浑沦之中，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者乎？况其昏昏默默，隐於言意之表，彼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极者乎？孰谓知之可以索其至哉？广成子所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则以道非知之所能知故也。泰清问乎无穷则曰吾不知，又问乎无为则曰吾知，道以此两者为孰是孰非？是未明夫弗知乃知，知乃不知之理，此所以有深浅内外之辫，是以言知之外矣，不知内矣，不知浅矣，知之深矣＃１者也。惟知不知之知，然后为真知。若然则造形而上出有无之表，而超然不与物偶，可以心契而默识焉。天下之物，孰尚於此？故曰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徽宗注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极，而知事物之末，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而曰趋于忧患之涂，故病。疏义曰：明以虚政，觉以静生。泰定之宇，初无纤翳，妄见一投，则虚静者俄迁於事物，伥伥然所知者粗而不知其至精，所知者末而不知其至极，是皆以不知知者尔之人也。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而日沦於忧息之域，其为病孰甚，又乌得达观之士为之发药，使去八疵四患，渊然自得於泰定之宇哉？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徽宗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疏义曰：愚则无知而不智，惑则多疑而昧理，皆性之病也。性之病，与孔子所谓民有三疾同意。惟知此而辫焉，故能解其蔽，袪其惑，庄子以谓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以是故尔。盖知其愚，知其惑，所谓病者能言其病；非大愚，非大惑，所谓病病者，犹未病也。苟或不知出此愚而好合用，而两疑以惑，则亦终身不灵不解而已。此南荣越自知其病，未能胜大道之药，所以愿闻卫生之经也。然则病其所病，斯不病已。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徽宗注曰：圣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有真知也，而常若不知，是以不病。疏义曰：素则无所与杂，逝则无往不存，惟能素逝，则不蕲通於事，而事无不通矣，则以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故也。盖本原者，道之体。惟先立其大者，则与神为一，疏观坐照，无所不达，有真知也。常若不知，夫孰足以息心已。庄子以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为王德之人，以是故尔。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徽宗注曰：小人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揜。《易》曰：荷校灭耳，凶。疏义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舍真逐妄，外悦纷华，交战於利害之涂而恬不知惧，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庄子所谓宵人之罹外刑，《易》所谓荷校灭耳，凶，此也。迹其所为得，非不畏其威致然耶？无狭其所居，徽宗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围，而曲士不可以语於道者，狭其所居故也。扩而充之，则充满天地，包裹六极，无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疏义曰：泰定之宇，充满天地而莫穷其畛域，周流六虚而莫究其端倪，则一性之宅，至大而不可围，恢恢乎有余地矣。世之昧者，蔽於一曲，见物不见道，妄凿垣墙而植蓬蒿，而其居始狭，以曲士不可以语道故也。欲其广大流通而复性之常，必有为之发节者，然后碍者斯达，塞者斯通，扩而充之，且将上际下蟠而弥满天地，无不覆冒而包裹六极，其居为广居，而未尝狭隘褊小矣。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亦以不狭其居故也。庄子曰：狶韦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盖以道降而愈下，而居且狭故也。无厌其所生。徽宗注曰：生者，气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厌其所生者，曰一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夜气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无中道夭者，无厌其所生故也。疏义曰：人之生也，杂乎芒茹，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则生者，一气之暂聚也。凡受阴阳之气以成形者，夜则静与阴同止，入而与物辫，昼则动与阳同作，出而与物交，人之生固已通乎昼夜之道，而与物之所造同矣。是故与物辩则万虑息而向晦，与物交则万绪起而泛应，苟不知存生以自卫，而多方以丧生，孟子所谓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是也。梏之反覆不一，虽夜气且不足以存，其勿丧良心亦云鲜矣。惟纯气之守者，以直养而无害，则天地之大和，足以保之使勿散，合之使勿离矣。夫然故可以全生，可以尽年，曷有中道之夭哉？非无厌其所生，曷致是耶？夫惟不厌，是以不厌。徽宗注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
译疏义说：向外与万物交接，是无所达到；向内辨析万物，才是有所达到。道之所以达到极致，就在于向内辨析万物。向内辨析万物，大概不是一般的知所能知的，何况它幽深昏冥，会合于混沌之中，神妙之上更加神妙，而能够精微到这种程度呢？何况它昏昧寂默，隐蔽在语言和意念之外，万物都无法测度，而人们都把它看作极致呢？谁能说凭知就可以探求它的极致呢？广成子所说“至道的精微，幽深昏冥；至道的极致，昏昧寂默”，正是因为道不是一般的知所能知。泰清向无穷询问时说“我不知道”，又向无为询问时却说“我知道”；道以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哪一种错？这是没有明白“不知就是知、知就是不知”的道理，所以才有深浅内外的辨别：说知在外、不知在内，说不知是浅、知是深，正是这个意思。只有知道“不知”的知，才是真知。这样就能达到形而上的境界，超出有无之外，超然不与万物相对，可以用心契合、默默认识。天下万物，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呢？所以说，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是最高明的。不知道真正的知，是祸患。徽宗注说：不知道至道的精微，却只知道事物的粗浅；不知道至道的极致，却只知道事物的末节，于是被各种事务驱使，被外物牵累，而走向忧患的道路，所以说是祸患。疏义说：明是由虚静而显，觉是由寂静而生。在泰定的境界中，原本没有一点遮蔽；一旦妄见投入其中，虚静之心就突然迁移到事物上，茫然只知道粗浅而不知道精微，只知道末节而不知道极致，这些都是把不知当作知的人。于是被各种事务驱使，被外物牵累，日渐沉沦于忧患之境，这种祸患还有什么比它更严重的呢？又怎么能等到通达之士为他开药，使他除去八疵四患，深沉安然地自得于泰定之境呢？只有把这种祸患看作祸患，所以才没有祸患。徽宗注说：知道自己愚昧的人，不是大愚之人；知道自己迷惑的人，不是大惑之人。大惑之人终身不能醒悟，大愚之人终身没有灵明。疏义说：愚就是无知而不明智，惑就是多疑而不明白道理，都是本性的疾病。本性的疾病，与孔子所说百姓有三种毛病的意思相同。只有知道这一点并加以辨析，才能解除蒙蔽、除去迷惑。庄子说，知道自己愚昧的不是大愚，知道自己迷惑的不是大惑，正是这个意思。知道自己的愚昧和迷惑，就是所谓能够说出自己的病；不是大愚、不是大惑，就是所谓把疾病当作疾病看待，因此还没有真正得病。假如不知道这一点，反而安于愚昧并以为合用，或者在两种疑惑中迷失，那么也只能终身没有灵明、终身不能醒悟罢了。这就是南荣越自知有病，却还不能胜过大道之药，所以愿意听闻养生之经。然而，把自己的疾病当作疾病，这样就不会有病了。圣人没有祸患，是因为他把祸患看作祸患，所以没有祸患。徽宗注说：圣人纯朴而行，不以通晓事务为能；立足于根本而智慧通达神明，这是真知，却常常好像无知，所以没有祸患。疏义说：纯朴就不与杂物相混，行进就无处不到。只有保持纯朴而行进，才不会专求通晓事务，却能无事不通，这是因为立足于本原，所以智慧通达神明。所谓本原，就是道的本体。只有先立足于大的根本，才能与神明合一，疏朗观照、静坐明察而无所不通，这就是真知。常常好像无知，这样还有什么足以扰乱心神的呢？庄子把纯朴而行、以通晓事务为耻，立足本原而智慧通达神明的人称为王德之人，正是这个意思。百姓不畏惧威势这一章，第七十二。百姓不畏惧威势，那么大的威势就要到来了。徽宗注说：小人把小的恶行看作没有伤害而不去除，所以恶行积累起来就无法掩盖。《易》说：“戴着刑具，遮没耳朵，凶。” 疏义说：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也不足以毁灭自身。只是百姓生性厚实，随着外物而迁移，舍弃真实而追逐虚妄，对外在的繁华感到喜悦，在利害道路上相互争逐，却安然不知道恐惧；把小善看作无益而不去做，把小恶看作无伤而不去除，所以恶行积累起来而无法掩盖，罪过重大而无法解脱。庄子所谓小人遭受外刑，《易》所谓戴着刑具遮没耳朵而凶，就是这种情况。考察他们所作所为，难道不是因为不畏惧威势才造成的吗？不要使自己的居处狭小，徽宗注说：居处，是本性的宅舍。人的本性极其广大，不可围限；那些拘泥曲见、不能谈论道的人，是因为使自己的居处狭小。扩充它，就能充满天地，包容六极，无处不可以到达。孟子说：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处。疏义说：泰定的境界充满天地，没有人能穷尽它的边界；周流于六合虚空，没有人能探究它的端绪。因此一性的宅舍极其广大，不可围限，空旷宽广而有余地。世上昧于道的人被局部见解遮蔽，只看见万物而看不见道，妄自挖掘墙垣、种植蓬蒿，于是自己的居处开始狭小，因为拘泥曲见的人不能与之谈论道。要使它广大流通、恢复本性常态，必须有人为它疏通关节，然后阻碍的才能通达，闭塞的才能流通。扩充它，将上接天际、下盘大地，弥漫充满天地，无不覆盖包容六极；这样的居处就是广大的居处，未曾狭窄偏小。孟子所说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处，也是因为不使自己的居处狭小。庄子说：狶韦氏的苑囿、黄帝的园圃、有虞氏的宫殿、汤武的房室，都是因为道逐渐降低而居处也越来越狭小。不要厌弃自己的生命。徽宗注说：生命，是气的聚合。人的生命与万物生成之处相通；厌弃自己的生命，就会说白天所做的事情已经把它拘束消亡了。拘束反复发生，夜间之气也不足以保存；能够保全并合聚大和之气，不在中途夭折，正是因为不厌弃自己的生命。疏义说：人的生命混杂于茫然纷杂之中，变化而有气，气变化而有形，形变化而有生命，所以生命只是“一气”暂时聚合的状态。凡是承受阴阳之气而形成形体的，夜间安静而与阴同止，向内辨析万物；白天活动而与阳同作，向外与万物交接。人的生命本来就贯通昼夜之道，与万物生成的过程相同。因此，向内辨析万物时，各种思虑止息而趋向昏暗；向外与万物交接时，各种思绪兴起而广泛应对。假如不知道保存生命以自我防护，反而用各种方式损伤生命，就是孟子所说“早晨白天的作为，把它拘束消亡了”。拘束反复而不止，即使夜间之气也不足以保存，想要不丧失良心也就很少了。只有守护纯一之气，用正直来涵养而不加损害，天地的大和之气才能使它不散，使它凝合而不离。这样才能保全生命、享尽年寿，哪里会中途夭折呢？如果不是不厌弃自己的生命，怎么能达到这种境地呢？只有不厌弃，所以才不会厌弃。徽宗注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
疏义曰：荣辱之来，必象其德，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则善恶之报，殃庆各以其类至，未有不自己求之者也。然则秀锺五行，灵备万物，赋自然之性者，欲致其生之不厌，诚不可自厌其生也。昔封人为禾，耕而卤莽，耘而灭裂，乃各随其所报，及深耕而熟耰，则其禾繁以滋。孰谓治形理心，不有似封人之所谓欤？善养生者，宜解乎此。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徽宗注曰：圣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见以矜其能；有自爱之仁，而不自贵以临物。若是者，处物不伤物，物莫之能伤也。方且乐天而无忧，何威怒之足畏乎？圣人之所去取，抑可见矣。疏义曰：自知者明，圣人有自知之明，虽旁烛无疆，岂自见以矜我哉？惟不自见以矜其能，乃所以为知之盛，自见者不明故也。自爱者仁之至，圣人有自爱之仁，虽博施济众，岂自贵以贱物哉？惟不自贵以临物，所以为爱之至，自后者人先之故也。以是御人群，斯能措天下安平泰，处物不伤物，物莫之能伤也。宜其乐天以保天下，而无威怒之足畏欤？圣人去彼取此，夫岂外於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者哉？勇於敢则杀章第七十三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徽宗注曰：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适足杀其躯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谓无所取材。勇於不敢，则知所以持后。持后者，处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胜之道曰柔。疏义曰：坚则毁· 矣，锐则挫矣，刚强所以为死之徒也。柔之胜刚，弱之胜强，柔弱所以为生之徒也。世之人徒知勇於敢，毅然有进而不顾，曾不知至柔足以驰骋天下之至坚，所以为道之用者，独存而常今也。子路游圣人之门，乃不知道之用，而未免乎行行之强，能勇不能怯，又何所取材哉？适足以杀其躯而已。若夫知雄守雌者，非不能勇於敢也，盖其自处乎柔静，与物委蛇而同其波，将复归於婴儿，可谓勇於不敢则活也。此广成子处其和，以修身千二百岁，形未尝衰者，以勇於不敢故也。《传》曰：自后者，人先之。勇於不敢，则知持后之道矣。能持后则能处先，惟知常胜之道在柔者，可以语此。故列子曰：天下有常胜之道曰柔。此两者，或利或害。徽宗注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疏义曰：人所谓到於道为倒，道所谓到於人为倒。勇於敢者若有所利，天实害之。勇於不敢者若有所害，天实利之。盖天下之理，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相为代谢，相为消长，自然而然也。知此两者，则利害之理判然明矣。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徽宗注曰：畸於人者，伴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恶，人孰从而知之？疏义曰：人不胜天久矣，蔽於人而不知天者，方且以人胜天，任情而行昧。夫天之所恶，鸟能畸於人而侔於天哉？然则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自然之理也。是以圣人犹难之。徽宗注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虽圣人不敢易也。疏义曰：惠迪吉，故顺天者存；从逆凶，故逆天者亡。知人之所为，不可不知天之所为也。庄子曰：有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白＋皋）天不宜。圣人与天为徒，配神明而赞化育，宜无所难也，犹不敢多易，况其下者乎？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徽宗注曰：万物之出，与之出而不辞，万物之归，与之归而不逢，是谓不争。消息满虚，物之与俱，而万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谓不争而善胜。疏义曰：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唯运而无积，故能斡旋万物，自无出有，阳以熙之，万汇以滋，则出於机者，与之出而不辞，阴以肃之，万物以成，则归其根者，与之归而不逢。宰制维纲，千变万化，独立於不争之地，殆见俄消俄息，一满一虚，任一气之自运而已。且万物虽多有，不能逃其枢，所以生成禀贷，职职万状，咸於此受命，则善胜之道，孰过於此？不言而善应，徽宗注曰：天何言哉？变以雷风，示以祸福，无毫厘之差，有影响之应。疏义曰：鼓舞万物者，雷风也。福善祸淫者，天道也。天之苍苍，不可俄而度，造化密移，潜运於太虚之中，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变化者，殆见雷以动之，风以散之，必因其时。所以示人者，殆见善则福之，淫则祸之，必从其类。原其赴感之速，无毫厘之差，直若影之随形，响之从声，未尝私於所应，天何言哉？不召而自来，徽宗注曰：有所受命，则出命者能召之矣。万物之纷错，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气之自运而已。
译疏义说：荣辱到来，必定与自己的德行相应；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是人自己招致，因此善恶的报应、灾祸和福庆，都各自按照类别到来，从来没有不是自己求取的。然而人禀受五行之秀，具备万物之灵，拥有自然的本性，要使自己的生命不被厌弃，确实不能自己厌弃生命。从前封人种禾，耕作粗疏，除草草率，于是各自得到相应的报应；等到深耕并熟练地耰地，禾苗就繁茂滋长。谁说治理形体、调理心性，不像封人所说的道理呢？善于养生的人，应当明白这一点。所以圣人明知自己，却不自我炫耀；爱惜自己，却不自以为尊，因此舍弃那一边而取这一边。徽宗注说：圣人具有自知之明，却不自我炫耀来夸示才能；具有自爱之仁，却不自以为尊来凌驾万物。这样的人，处在万物之中却不伤害万物，万物也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他正乐于天道而没有忧患，哪里还会有什么威怒值得畏惧呢？圣人舍弃什么、取用什么，也就可以看出来了。疏义说：能自知就是明。圣人有自知之明，虽然洞察无边，哪里会自我炫耀来夸示自己呢？正因为不自我炫耀来夸示才能，才是知的盛大；自我炫耀的人是不明智的。自爱是仁的极致。圣人有自爱之仁，虽然广泛施恩、救济众人，哪里会自以为尊而轻视万物呢？正因为不自以为尊来凌驾万物，才是爱护的极致；自尊自后的人，反而会得到人们尊先他。因此用这种方式驾驭人群，就能使天下安定和平；处在万物之中而不伤害万物，万物也没有什么能伤害他。难怪他乐于天道而保全天下，没有值得畏惧的威怒。圣人舍弃那一边而取这一边，哪里会离开自知而不自炫、自爱而不自尊呢？勇于蛮干就会被杀这一章，第七十三。勇于蛮干，就会被杀；勇于不蛮干，就能活下来。徽宗注说：刚强，是趋向死亡的一类；柔弱，是趋向生存的一类。勇于蛮干的人，只能说是有勇气而已。只会勇敢而不会退让，不是成才，恰好只会杀害自身。所以子路喜欢勇敢，孔子说他没有什么可取的才质。勇于不蛮干，就知道如何守在后面。守在后面，是处于前面的道理。列子说：天下有常胜的方法，叫作柔。坚硬就会毁坏，锐利就会受挫；刚强是趋向死亡的一类。柔能胜刚，弱能胜强；柔弱是趋向生存的一类。世人只知道勇于蛮干，毅然前进而不顾一切，却不知道至柔足以驰骋于天下最坚硬之物上；道的作用之所以能够独存而长久，正在这里。子路游学于圣人门下，却不知道道的作用，免不了刚强好胜；只会勇敢而不会退让，又有什么可取的才质呢？恰好只会杀害自身罢了。至于知道显露雄强而守持雌柔的人，并不是不能勇于蛮干，而是自处于柔静之中，顺应万物而随波同流，最终复归于婴儿状态，可以说是勇于不蛮干所以能够活下来。广成子处于和谐之气中修身一千二百年，形体未曾衰老，正是因为勇于不蛮干。《传》说：自处于人后的人，人们反而会推让他在前。勇于不蛮干，就懂得守在后面的道理；能够守在后面，就能够处在前面。只有知道常胜之道在于柔，才可以谈论这些道理。所以列子说：天下有常胜的方法，叫作柔。这两种勇，有的带来利益，有的带来祸害。徽宗注说：有所正，就有所偏；有所违逆，就有所适宜。疏义说：人所说的到达道，在道看来反而是倒退；道所说的到达人，在人看来反而是倒退。勇于蛮干的人好像得到利益，实际上上天必定使他受害；勇于不蛮干的人好像受到损害，实际上上天必定使他得利。天下的道理就是这样：有所正，就有所偏；有所违逆，就有所适宜；彼此代谢，彼此消长，自然而然。知道这两种情况，利害的道理就清楚了。上天所厌恶的事，谁知道其中的缘故呢？徽宗注说：在人看来偏邪的，在天看来却合宜。人所认为有利的，正是天所厌恶的，人又怎么能知道呢？疏义说：人不能胜过天，已经很久了；那些被人情蒙蔽而不知道天道的人，反而以为人能胜天，任凭情性行事而昏昧不明。上天所厌恶的事情，鸟能在人看来偏邪、在天看来合宜吗？所以，天看来是小人的，可能正是人看来是君子的；天看来是君子的，可能正是人看来是小人的，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圣人对此仍然感到困难。徽宗注说：顺从天道的生存，违逆天道的灭亡，即使圣人也不敢改变这一点。疏义说：顺从天道就吉祥，所以顺天者生存；跟随逆道就凶险，所以逆天者灭亡。知道人的作为，也不能不知道天的作为。庄子说：有所作为，难道就那么容易吗？把它看得容易，天就不会赞许。圣人与天同类，配合神明、赞助化育，本来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却仍然不敢轻易改变它，何况处在圣人以下的人呢？天道不争，却善于取胜；徽宗注说：万物产生时，天随之产生而不推辞；万物归回时，天随之归回而不阻拦，这叫作不争。消长、盈虚，万物都随之运行；万物虽然众多，全都承受天命，这叫作不争而善于取胜。疏义说：天道运行而不积蓄，所以万物得以生成。正因为运行而不积蓄，所以能够运转万物，从无中产生有；阳气使万物和煦，万类因此滋长，于是从发动机缘中产生的，天就随它产生而不推辞；阴气使万物肃静，万物因此成熟，于是归于根本的，天就随它归根而不阻拦。天道掌握纲维，千变万化，独立于不争之地，只见万物忽然消退、忽然增长，忽然盈满、忽然空虚，任凭一气自行运转罢了。万物虽然繁多，却不能逃出天道的枢纽；它们生成、禀受、承贷，各具万状，全都在这里接受命令，那么善于取胜的方法，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不说话，却善于应验；徽宗注说：天说了什么呢？它用雷风施行变化，用祸福显示征兆，没有丝毫差错，回应如同影随形、响随声。疏义说：鼓动万物的是雷风；使善者得福、使淫邪者受祸，是天道。苍苍的天不可在片刻之间测度，造化在太虚之中秘密迁移、暗中运行，具有宏大的美，却不说话。它施行变化，大概表现为雷使万物发动、风使万物散布，必定顺应时令；它向人显示的，大概表现为善就给以福、淫邪就降以祸，必定各随其类。考察它应感而至的迅速，没有丝毫差错，正像影子随形、回声随声，从来不对所应之事有所偏私。天说了什么呢？不召唤，却自然到来；徽宗注说：凡是接受命令的，就一定有发出命令者可以召唤它。万物纷杂交错，而天能够制约它们的命运，谁能召唤它们呢？天道刚健运行而不停息，只任凭一气自行运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