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

译第二卷 周、鲁、齐、晋、楚诸位贤人的赞颂三十二篇。召穆公虎 芮良夫 樊穆仲 富辰 单襄公朝 太子晋 伶州鸠 密康公母 御孙庆 夏父展 展禽 里革 季文子 鲍叔牙 赵衰 绛人 祁奚 张老 医龢 羊舌肹 阎没叔宽 尹铎 壮驰兹 窦犨 士茁 伍举 倚相 白公子张 鬬且 蓝尹亹 王孙围 《五岳山人集》第二卷，吴郡黄省曾著。周、鲁、齐、晋、楚诸位贤人的赞颂三十二篇。召穆公虎 天地四方、万类区域如此广大，如果没有明察的眼光、通达的耳目，把天下各种意见全部搜集起来，就不能独自明智地治理国家。所以唐尧、虞舜以及古代帝王，每天勤勉不懈，把求取意见作为首要之务。这种做法，得到它的国家长久兴盛有余，失去它的国家便来不及挽救覆亡，这是必然的趋势。意见，确实是治理太平国家的财物、衣食。厉王自以为圣明，倚仗一两个小人，只把花言巧语当作有用的话；百姓心中的忧患郁结、壅塞防堵，无法宣泄，他却不知道国家日渐走向崩溃离散。积累到愤怒爆发时，谁也无法救治；即使有善人，也无可奈何。治理天下，关键在于广泛咨询；好的意见不被埋没，国运才会兴盛。召虎的进言，竟没有人听从，天赐的禄命于是永远终止，正如回声应和声音一样迅速。芮良夫 百官专门谋取利益，天下就会败坏；胥吏史官专门谋利，百官就会败坏。为什么呢？百官所掌握的，是天子的功业；胥吏史官所奉行的，是百官的政务。他们只有颠覆功业、扰乱政务，贿赂才会兴盛。功业毁坏、政令倾覆，不是败坏又是什么？不过，百官是观察天子的，胥吏史官是观察百官的。如果天子能够选拔英俊秀异之士，亲近刚正敢谏之臣，放逐放荡之徒，贬黜贪婪邪曲之人，那么百官就会砥砺节操，胥吏史官也会肃敬。芮良夫因为荣公专擅利益而预见周王十代的败亡，他对治乱根源的洞察多么深刻啊！上天产生财利，是为了普遍养育亿兆百姓；君主作为百姓之君、牧民之主，难道是要自谋私利吗？把财利聚集起来就会危险，分散施予便能尊贵。圣人已有明训，为什么不引以为戒？樊穆仲 仲尼向曾参讲述孝道，从天子直到庶人，都把孝视为最高的德行和根本的道路。因此樊穆仲向鲁侯进言时，以孝为首，并列举尊敬神明、敬养老人、咨询旧典为证。宣王任用这些原则，难道是因为他拥有文王、武王、周公的遗风吗？后世那些浅薄割裂事理的人，不遵循这条道路，所以执政者竟有的才能琐碎、能力浅薄，却骄傲固执、自以为圣明，违背常道，反而把自己的私心当作准则。想求百姓安定，难了啊！治理国家自有正道，训典明白灿然。对于恭敬父祖之道，不敢有丝毫改变；对于不顺从的，便背离它而行。掌握国家权柄的人，可以把这些作为鉴戒。”},{ 富辰。传记中说：“自平王以来，臣下都跟随君主陷入昏乱，没有谁能有所作为，只有富辰建立了功业。”这话确实不错！观察襄王初年想要借狄人的军队攻打郑国时，只有富辰认为不可；到襄王要立叔隗为王后时，又只有富辰认为不可。最终果然遭遇狄人的祸乱，流离奔逃。君子因此认为他的进谏是忠诚的。至于他长叹慷慨，率领属下为国难而死，难道不是卓越刚烈的大丈夫吗？襄王轻视祸患，满朝臣子都闭口不言，真是可悲啊！富公早已加以告诫，狄人的军队如霜如冰般蠢动而来，出奔汜地而蒙受尘难，大夫们为国赴难，气势直冲二明山。单襄公朝。《诗经》说：“仪态端庄恭敬，正是德行的边际。”这话确实如此。若仪态失度，却能长久保持善终的，很少有这样的人。所以孔子从季路的言行中作出判断，子贡从执持玉器的仪态推测其人，孟轲听人的言辞、观察人的眼神，这些都是同一道理。单襄公在一次朝会之间，仅凭威仪便推断晋、齐两国君臣五人的品性，等到事实验证时，丝毫没有差错。若不是志气清明、深入圣人之学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吗？拿这个道理作为镜子，有权位的人难道还能隐藏真实情状吗？人的内心，就像龟甲上的纹理一样，会显现在言辞和容貌上，善恶也会由此显露。有文采的卿士，胸襟气度便能显出精神；观察并判断这些外在表现，即使相隔百里，也可以得到验证。太子晋。唉！太子晋贤明圣达，却没有获得帝王之位，来振兴光耀天下。姬姓王朝国运的灭亡，是由于太子晋早夭，也是因为上天不再扶持周室。因此，太子晋的贤明圣达，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遗泽的体现；他没有享有长寿，则是厉王、宣王、幽王、平王所造成的后果。我又看到太子晋曾对师旷说：“从太皞到尧、禹，从来没有一个姓氏两次拥有天下。”大概他早已知道周室衰败的日子不远了。唉！后世毁坏山林、阻塞河川，已经成为常事；他们难道没有读过太子晋的谋略吗？姬姓的德泽绵延久远，于是生下了圣子；天命却离开了周室，太子晋最终夭折而死。他劝阻壅塞河川的谏言，光耀于左史的记载之中；关于泰山的言语，千秋万代都令人仰望敬止。伶州鸠。景王耗尽财力，使民众疲惫，只为满足自己的放纵之心，于是神灵愤怒，百姓离散。为什么要说乐声是否和谐呢？因为乐声是器物的外在表现；器物又是民众状况的象征。钟声明明不和谐却说和谐，大概是因为接受直谏便会产生正直之臣，拒绝直谏便会招来谄谀之徒，而景王正是在招致这种后果。正直之臣不断到来，国家必然昌盛；谄谀之徒不断积聚，国家必然灭亡。拒绝劝谏的祸害，实在太严重了！谄谀足以使一个国家灭亡。因此，州鸠不敢进谀言。上天不保佑周室，周代出现昏暗的君主，于是铸造大器，轻慢祸患，使民众离散。伶官州鸠告诫并陈述古代典章法度，既没有被触犯，也没有年老昏聩，然而景王竟全都不听。密康公的母亲。天子一次娶九名女子，是为了尊重国家、广泛延续后嗣。九名女子，是取法大地有九州；九州承受上天的施予，没有地方不生长万物。所谓一次娶妻，是说娶定之后不再另娶，恐怕他丢弃德行而贪恋女色，这是为了防止淫乱。天子尚且如此，何况天子以下的人呢？密康公已经有妻室家庭很久了，又滥取逃奔而来的女子；他想以这些地位低微、品行丑陋的女子充数，却没有受到接纳。对这些事情，他母亲早已告诫过他，而他的宗族因此覆灭，也就理所当然了。古人娶妻的准则，只重视宗庙祭祀的延续，绝不是为了沉溺于美色、酣饮和放纵享乐。密康公得到美色，招来了灭亡的祸患；贤母的训诫，可以作为同类人的鉴戒。御孙庆。给宫殿的红色楹柱上色、在椽子上雕刻花纹，看起来似乎只是细小的过错，然而御孙认为这是恶行，孔子也把它记载在史书中，是因为要谨慎对待细微的苗头。天下和国家，没有不是因节俭而兴盛、因奢侈而灭亡的，秦朝、隋朝的事迹就可以作为证明。那么，庄公这次举动关系到宗庙社稷，御孙怎么能不把它看作警戒呢？庄公怀着儿童般的心性，喜爱华丽的装饰，使宫室清整而自我欢悦；庄公夫人又违背、决裂于典礼。御孙心怀忧虑，提出美善的谋议，于是写下明白昭著的劝诫之辞，来警醒荒淫奢靡。夏父展。凡是做君主的，没有不说“旧例由我创立”的；世上的谄谀之臣，也只知道顺从君主的命令罢了。若果真如此，那么炮烙、焚坑之类的暴行，难道不是君主所作的吗？难道都可以说成是创制旧例吗？由此便知道夏父展是贤明的。看看那些圣明的君王，他们善于建立天下的准则，难道会有不善的事情可以被制定为法式吗？鲁国君主刚愎昏乱，面对彰明的事物和良善的言语，却不肯采用。唉，真令人叹息！展禽。文仲祭祀爰居，可以说是毫无羞耻了。然而展禽最终能够陈述曲折而正确的训诫，来制止这种诬妄。难道这就是孟轲所说的“不改变操守”的人一类吗？他所陈述的祭祀法度已经很清楚了。若有越出这些法度的人，本来就可以据此查验并加以黜退。柳下惠心怀百姓，制止错误并非出于自己的私利；他从容和缓，仿佛平和之气，庄严谨慎地遵守自己的准则。面对亵渎祭祀之事，他感到震动，于是阐明并陈述圣人的礼制；诵读他的言论，越发令人钦敬，听闻其风范便奋发而起。里革。

译从前，帝舜询问主管官员说：“谁能治理天地之间的草木鸟兽，使它们得到益处，并担任虞官？”有人回答说：“所谓虞，就是把万物看作自己的身体，亲身爱护它们。”又说：“所谓治理，就是使万物兴盛丰厚、各得其所，并使它们生长。”在周代，掌管山林川泽的人仍然受到严格的禁令约束。后来，虞官和衡官变成了专门垄断牟利的官员，只怕捕兽的罝、罘以及捕鸟捕鱼的网罟不够宽广，并且一心扩大征税。哪里还有像里革这样贤明的人，能够直率地发出他的声音呢？唉！那些作为帝王、成为人民和万物主宰的人，本应以仁心使万物顺遂生长，却反而登上喜起之位，经营专卖和征税；既已打开贪婪之门，竭力搜取财利，又哪里还有君子的心肠？至于鲜羽。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执掌政权，因为国人贫困，甚至节制、减损自己的饮食享受。他曾称述先君所制定的礼，说：“礼是用来观察德行的，德行是用来处理政事的，政事是用来衡量功劳的，功劳是用来供养百姓的。”这种治国方法，即使与古代的典章训诰相比，又有什么逊色呢？拥有国家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把国事托付给他，让他从早到晚操劳，难道还会很少有赖以告成的事吗？世上有些人箱中黄金多得如同野草，房屋华丽得如同彩云，却对百姓在沟壑中的哀号怨恨充耳不闻，心中从未因此受到触动。这些人不是尸位素餐、白占官位而招来天灾的人吗？文子执政，理当位居上卿；他体察百姓而处理政事，使百姓的欢乐和忧患都得到均衡，成为鲁国的光辉。清晨的美德流传久远，宝玉般的声名压倒莒国，千年之后仍留下芬芳。鲍叔牙 女子无论美丑，同处一宫便会嫉妒；士人无论忠奸，同在朝廷也会彼此攻击。这是常情，谁能像鲍叔牙这样呢？他贬低自己而推崇别人，忘记自身而忧虑国家，因此荐举并提拔管仲。像这样的人，正是仲尼称为贤者的。况且世上愚昧平庸的人很多，即使每天同圣贤相处，也不能窥见他们的境界；即使知道他们贤能，也只看见他们困顿失意、贫穷饥饿，默默无闻地老死，却漠不关心。有的人即使有门路，还要暗中排挤、进谗、斥退贤者，唯恐来不及。贤人一旦离去，国家就会衰败困苦；这种嫉贤妒能的臣子，正是明王要放逐的人。管仲辅佐齐国的功业，也不过是后世常谈；唯独鲍叔牙的风范，为什么这样寥落呢？管仲获释之后，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些功业原是由于鲍叔牙的推荐。可叹那些不被任用的人，难道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吗？举荐贤才的道路已经断绝，读到这些事，令人悲痛。赵衰 古代君子侍奉君主，只是一心巩固宗庙社稷，使下民得到仁爱和富足，早晚奋勉起身，专心为王室求取贤能俊杰而已，从不谋求自身私利。因此唐尧、虞舜的臣子，把显扬贤才作为首要任务；因为亲自荐引君主，哪里比得上广泛荐举贤才呢？那些昏昧无能、苟且取悦君主的人，只顾逞现自己的不肖，阿谀逢迎、降低操守，掌握权力，固守职位，以满足自己贪婪鄙陋的心，好像打算一直到老也不改变职位。他们把一切治理国家的贤哲都排斥掉，使他们徒然死去，不能遇到风云际会，所以往往会覆败人家的国家。像赵成子三次谦让卿位，却又称荐才德美好的人，自有史册以来是很少见的。考察臣子的道义，职责就在于举荐贤才，求的是安定国家、使国家荣盛，难道不是最重要的职责吗？成子作为股肱之臣，恭敬而能尽职；他三次谦让的美德，将永远在残缺的史册中发出光辉。绛人 我读《谷梁氏传》记载鲁成公五年的事情，其中也记载绛人的事，又记下他说的话：“天上有山，天使它崩塌；天上有河，天使它堵塞。因此凡是山崩川塞，都是上天所造成的。”又说：“国君穿着白色丧服，率领群臣哭祭，随后举行祭祀，这样水流就会恢复。”伯宗把这些话平庸地告诉了国君，河水果然流通了。绛人通晓礼经，知道天道，却困顿地充当车夫；伯宗不能把他推举到朝廷，使晋国的治理因此增光，心胸真是狭窄啊！所以孔子听说此事后说：“伯宗恐怕没有功劳吧？这是掠夺别人的善言。”山川镇压灾害，必定是上天借助贤哲发出警戒；傲慢的人却对此忽视。绛人以礼作答，如此卓越的贤大夫竟无人推扬，实在太鄙陋了。祁奚 贤良之臣把自己献身朝廷，只是一心焦虑思考，希望光大、推展君主的教化，使人民和万物安宁，并不一定要求贤能之才出自自己或自己的亲属。因此有年长者必定谦让，有善才必定荐举；如果由奸佞之人掌权，即使是远在道路尽头的朋友，也会嫉妒忌恨，不予采纳。哪里有像祁奚这样直率荐举自己儿子的人呢？到了荫叙制度兴起以后，公卿都追求富贵，自己的儿子即使是不肖的纨绔子弟，也能在金马门得到金印玉佩，甚至衰老而不退，战战兢兢地曲意固守职位，只希望尽量填满请授官爵的限额。唉！古人荐举自己的儿子，是为了治理国家；后人让自己的儿子享受俸禄，是为了使家族富贵，这与祁奚的用心完全不同。显扬贤才、授予官位，应当极其公正；无论亲近者还是仇敌，都一视同仁。祁奚忧虑国家，使世代都得到成就和荣誉；那些饱食膏粱、尸位素餐的人，却面带惭色，使后世为之羞愧。张老 古代尧住在简陋的房屋里，禹住在低矮的宫室中，只求能够俯身拱手处理政务罢了。到了周代，才开始有天子的精巧华美制度，但这已经流于文饰了。何况官臣的房屋华丽完备，超过金铺装饰的宫门；田舍广阔开辟，奢侈超过法宫呢？天下这种风气已经泛滥了。奢侈欲望是人的常情，而又缺少禁令，所以雕饰高峻、搜刮掠夺的风气更加盛行。张老一句话，就能使晋国的上卿由奢侈返归节俭，革除僭越而遵守法度，可以称为贤者了。房屋栋宇的好处，不过是遮蔽身体；茅屋和粗椽的时代已经遥远了。古代朴素的风气由谁来创始？什么时候才能使华丽建筑受到崇尚？【“司马良廸文也，克从”疑有脱误】。医龢 女子的谒见和宠幸足以倾覆、败坏一个人，实在太厉害了！大的可以覆亡天下，小的可以败坏国家，古今因内宠而荒淫败亡的事，哪里记载得完呢？大概人的心志，是万事的主干、各种教化的根本。心志一旦迷惑了，又怎么能治理好呢？我看医龢诊察病情，能够据此谈论一个国家，并且预料君臣的死亡，像击鼓槌落、鼓声立刻响应一样准确，他的明察多么高明啊！可叹那些美艳的嫔妃，亲近她们必然导致衰败。圣王所作的戒诫，明白地保存在金匮之中。晋君受到蛊惑，国家遭受灾祸，自身也困顿憔悴。医龢的话，句句都值得佩戴铭记。羊舌肹 人的善恶、祸福所积累下来的结果，必定会遗留给后代，没有谁能够逃脱，实在太明显了！黄河的支流汇合绵延万里，而且水色混浊；泰山曲折延展，山麓众多，却仍然高峻。这都是所遗留的势力造成的。仲尼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大概是亲眼看见当时大夫的福祸遗留给子孙，像栾武子和栾桓子一类的事情，所以才提出这番议论。叔向借韩宣子忧虑贫穷之时向他道贺，因为知道宣子所积累的是德行，他一定会把福庆遗留给后代。后世看见做官的人罪恶熏天，而让自身处在安乐之中，便以为圣人的话没有应验，却不知道凶恶之人的祖先早先必定有善行积累。然而他的子孙已经衰微了。由此看来，人世代代的兴衰，即使天地宇宙也不过掌中之物。看那家族积累的恩泽如水波润泽，必定会留下余庆，只是我的心愿恐怕难以实现。【“武武免本书”疑为讹脱】。叔向知道以德立身，侃侃而谈献上规劝，忘却贫贱与财货，这正是圣贤的归宿。阎没叔宽

译古人看待贿赂，就像看待老虎毒蛇必然咬人、污秽之地必然弄脏身体、洪水必然使人淹没一样。不仅知道对自身要畏惧贿赂，至于看到别人迷惑而踏入其中，也会替他惊惶不安，恳切地提出劝善纠错，希望他舍弃恶行而改过自新。像晋国两位大夫对待他们的卿，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难道还保有先王的遗风吗？后来收受贿赂的人昌盛，不受贿赂的人反遭祸患，天下人都渐渐沉溺在金钱的风气中。起初只在夜晚行贿，继而在暗室中进行，后来甚至在车马往来的街道和公堂官位上公开持送、陈列，难道已经不知羞耻了吗？那些收受贿赂的人，必定会败坏法令刑典；贪婪使人的心志受到蛊惑，吃饱喝足便放纵行事。两位贤者规劝君主，使君主停止进食而听取劝告；千年之后，他们都留下了美好的名声。尹铎 传记中有这样的话：“与其有聚敛钱财的臣子，宁可有盗窃财物的臣子。” 这是因为害怕聚敛财利会驱使百姓反叛离散。尹铎治理晋阳时，说要把那里建成“保障”。《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说的不就是尹铎吗？后世的小人，掌管重要郡国时，孜孜不倦地把搜取民财当作事业，恣意暴虐，暗中凶狠，虚增数额，残暴搜刮，每天毁坏、耗尽百姓，只把那里当作自己增加财货、升官进爵的地方，并且还依仗执掌鼎铉的大臣庇护。唉！人已经坏到这种地步，苍天如果不把灾祸降到此人及其子孙身上，就可以说是没有天理了。帝王设置官职，名义上说是“体恤”“周济”百姓，为什么那些奸邪之人却残暴惨酷地征求财物，辱没祖先父母，反而因此制造仇怨、招来祸报，最终一定会留下后患呢？壮驰兹 当代的庸人一旦得志，掌握了国家的权柄，没有不骄傲张扬、自夸自诩，认为天下的才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的。谁还会进一步说自己的智慧有所不足、治理国家的谋略有所欠缺，因此勤勉地向贤才求取谋略呢？正因为如此，他们常常毁坏别人的社稷。春秋时代吐哺握发、礼贤下士的风气已经远去了，而赵简子任用怀，东方有驰兹，这正是他们稀有难得，值得叹息并庆贺的原因。唉！天下这样广大，即使让一世的才俊全部被举荐任用，圣王仍常常认为还不够，何况还有许多贤才被遗漏呢？唉！贤能俊杰是国家的根基；国家兴盛时贤才还嫌不足，国家灭亡时庸才却多得有余。大夫通达经义，感慨叹息不已，在片刻交谈之间，蕴藏的治国谋略便得以舒展。窦犨 简子叹息，大概是在叹息人的寿命有限。窦犨接受了这番叹息，却正直地劝说道：“不应为年寿感到悲哀，而应为声名感到悲哀，这句话确实如此吗？”如果没有美好的德行被百姓传诵，只是徒然拥有彭祖、乔松那样的长寿，也不过同虫、龟、鸟、鹤一样罢了。所以说：“君子忧虑的是死后名声不能被称扬。”等到中行氏、范氏的祭祀场所被举起、废弃，转化成田地，用来表明人事也会发生变化，并且借此昭示警戒，这番用意实在深远。人的不朽有三种方式，而人的名声不过寄托在区区六尺之躯上，怎么能依靠长生久活呢？窦犨的注视和叹息，留下了这条有益的箴言，可以作为千年之久的镜鉴。时光日日流逝，岁月不断前行。士茁 古代天子、公卿、大夫、士以及百姓，各自享有与身份相应的待遇，无不按照功德的大小来给予俸禄和报偿，先王爵禄制度的尺度就是由此而来。超过本分的人会招致灾祸，辱没职分的人会走向败亡，报应像回声一样迅速。知襄子德行浅薄，却大肆扩建奢华的住宅，怎么能承受得住呢？况且家中有像士茁这样贤能的人，对于隐微和显明的政事，按理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为什么不能询问并借助他的辅佐，以保全自己的宗庙呢？这不是愚蠢吗？万物不能两全美好，天道就是如此。土木建筑过分华丽，居住其中必定不能长久。安逸闲适之时，不省察制度法度，灭族诛戮的灾祸，早已清楚地显现在前面了。伍举 君主说了错误的话，做臣子的如果顺从迎合，就是滋长君主的过错；如果辅弼并纠正错误，就是把善行带给君主。看楚灵王，三次同子革谈话，子革都像回声一样谄媚奉承；而有一次同伍举谈话，伍举便陈述古代法度来劝导他。正是在这种时候，楚灵王本来就喜欢子革而厌恶伍举。等到楚灵王灭亡时，众人溃散，亲信离弃，他在山野间彷徨，茅屋蓬舍没有人敢让他住宿，行路的人没有人敢给他粮食。最终他因饥饿逼迫而死，想再求得章华宫的享乐，难道还可能吗？我想楚灵王到这时一定会追悔感叹伍举的话确实忠诚。可惜已经晚了。君主的职责，大概就在于使百姓安定，哪里能靠台观楼阁来装饰自己、成就贤名呢？椒举的良好谋议恳切陈说，那些只会随声附和的小人，为什么昏聩得听不见呢？倚相 古代君子治理政事，从不懈怠于早朝，也不荒废晚间的事务，只嫌每天时间不够，寻求百姓的疾苦，忧心地盼望贤者告诉自己治国谋略，以此施惠于民。申公年老而不再振作，懒散地安睡，几乎把君主所授的爵位当作供自己享用的器具。因此倚相竭尽规谏而起身行事，担心申公衰老昏聩，终于使他承认过错而改正。王孙圉认为倚相是楚国的珍宝；天一亮便上朝，这是君子的常态。那些贪图安逸的人，躺在床上休息，左史进言劝诫，希望借此安定国家。只要不远离正道而能有所复归，也就有光彩了。白公子张 圣明的君主招来忠臣，骄横的君主召来谀臣，这是国家常见的情形。楚灵王在申地会合诸侯后，便大规模修筑章华宫，以显示自己的得意。他搜捕逃亡者，发动战争，灭掉陈国，剪除蔡国，还向周王室索求九鼎。他的心志以为自己正要推行霸业于天下，没有什么困难，却不知道国人因劳役而困苦不堪，已经嗷嗷呼号，想着作乱了。当时子革一类的奸佞之臣，只顾低声下气地承接谄媚，哪里有像白公子张这样忠诚的人，举出贤王的典范、先君的事迹来劝谏呢？楚国君主不行正道，虐待百姓。那些琐碎庸劣的小人，逢迎阿谀，助长他的淫乱。白公子张却贤能啊，他屡次竭尽箴言；没过多久，国门关闭，国家的灾祸就兴起了。鬬且 听说拥有国家、家族的人，应当把使百姓富足看作财富，从未听说应当把货财看作财富。如果不以安养保全百姓为谋划，而一心只把钱财放在心上，即使巧于掌持、曲意守护，也很少有不失败招祸的。像囊瓦执掌楚国政权，孜孜不倦地积蓄财货，甚至想要蔡侯的佩玉、唐公的骕骦马【原文“夹”疑为乱码】，并拘留蔡侯三年，他贪婪鄙陋的恶行竟严重到这种地步。鬬且一听到这些话，就预先知道他的祸患，真是贤能啊！后世看见聚敛财富的官员，反而甘心仰慕，想尽办法搜罗钱财，有时还会同他一起走向毁灭。哪里才能得到鬬且、子文这样的人，让他们共同参与政事呢？可叹人的身体所能享用的东西也是有限的；那些贪婪而使心志污浊的人，确实会昏乱。若不是巨鹿多藏厚散，哪里敢告诫在位者：当心不要使财货盈满贯囊。蓝尹亹 小人侍奉君主，国家太平时就像狐狸一样献媚取容，眼看着君主富贵而昏乱，却不加理会。到了国家动乱灭亡时，才一定张口叹息、流泪哭泣，殷勤缠绵，像妇人、像寺人一样，又有什么用呢？蓝尹亹痛惜他的君主不行正道、丧失国家，所以即使借用装载的车辆，也不肯把他送走。从庸俗的常情看，似乎没有比这更不忠的了；却不知道这正是借此作为警戒。大概也像伊尹谋划把太甲安置在桐宫一样。否则，既然要使君主返回国家，又为什么要向司败请示呢？大抵忠臣的行为，都表现为违逆君主，并不只是用语言争辩。楚国遭逢祸难，君臣流离迁徙，大夫忧虑君王，以忠诚作为权宜之计、警戒和鉴戒，亲自献上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是子载亲眼见到这些事，怎么能推测出其中的道理呢？王孙围 我曾听孟轲说：“诸侯有三种宝物：土地、人民、政事。”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个道理由来已久。土地，是各种物产资源丰盛的根基；贤才，是各项功业产生的源头；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全民众。舍弃这些，就没有什么值得称为宝物的了。至于供玩赏的珍奇，那是商人和海岛夷人的宝物。可是当权者往往把价值千金的一块玉、价值万镪的一颗珠子，当作奇珍来夸耀。唉！把这样的人任用于国家，很少有不危险的。国家的至大宝物，只有土地和贤才；人民有所依赖，国祚也因此延续。小小的佩玉，哪里值得珍贵呢！大夫美好的告诫，光耀于竹简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