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十四

译《五岳山人集》卷第三十四，吴郡黄省曾著。杂文六首。《史说上》一首 武宗皇帝去世的第二年，大规模兴办修史之事。朝廷内部开设十个馆来撰述，外部则遍及各郡县进行编纂。我曾听师少傅太原公说：“班固死后，天下就再没有史书了。”这确实是对当今史书的不满。古代修史，掌管记载有专门的官员，人的言语行动都有记录，所以撰成的都是实录。如今修史，难道要在一代结束以后才追记吗？几十年的事情，在位的人有的已经离职衰老，衰老的人也已经去世，怎么能够保全精神面貌而详细记载呢？所以能够用来成书的，只有前后的奏疏和墓铭这两类。奏疏中的话，也有很多混淆真实情况的。我曾看宋代的人，像伊川、考亭，都是大儒；有人把一人视为奸人，有人把另一人比作正卯，只因个人憎恨便罗织罪名。像这样的奏疏，也可以就此相信并写入史书吗？至于今天的言官，错误尤其严重，那么奏疏更不能全部作为依据了。古代的墓铭，只是记述生死年月，用来防止陵谷变迁造成遗忘。至于后来作为子孙的人，对于先人的死亡，无不极力夸扬他的善行，指空捏造，怪诞之说没有穷尽。试看今天的世家，哪一家没有墓铭？哪篇墓铭没有善行？这样说来，凡是有墓铭的人，都可以写入史书流传了。为什么尧舜时代还有凶恶之人，而今天却家家都是可以受封的君子呢？这种说法实在大不对。因犯罪被罢黜的人，墓志便可以掩盖他的罪过；因贪墨被逐的人，墓志便可以掩盖他的贪墨。我曾说：“墓志一旦树立，天下就没有恶人了。”十篇墓志有九篇虚妄，哪里值得相信？那么修史的原则应该怎样呢？回答说：“也只是把天下公认的是非作为是非，如实写下罢了。”有这种心志而在馆阁任职的人，难道少吗？只是沿袭旧习而不加改变，所以这种流弊还不能立即改掉罢了。我曾经有志于此，却没有风云际会的机会，只能在山林间徒然抱恨。假使司马迁没有任世代太史，班固没有参与兰台之事，那么他们所抱的遗憾也就如同我黄省曾一样，怎么能够成就一家之言，光照日月呢？唉！有事情，却没有合适的人，不能谈论修史；有合适的人，却不能专门负责其事，也不能谈论修史。必须有这样的人，又必须让他专门负责其事，那么司马迁、班固的事业又有什么难以做到的呢？有什么难呢？《史说下》一首 听长老说，高庙实录有一百八十多卷，由学士解公等掌管；文庙实录有一百三十卷，由大学士三杨诸公掌管。修撰高庙实录时，列传中有洪武年间的记注，也有金匮中的功勋文券，因此当时那些如鹰扬般奋发的辅佐之臣、主持制作的臣子，都得以写得轩昂磊落，与神功俊德一同显耀，没有被埋没。到了修撰文庙实录时，列传中不知掌权的大臣出于什么缘故抹杀了他们的事迹，每记载一个人，不过写他的姓名、科举名次、历任官职、告老归乡，如同履历状一般，中间略微写出他的为人罢了。即使有特殊功勋、显著谋略，为国家竭尽力量，足以抗衡后世万代的事迹，也一概不予记录，全都像随风飘散、春花凋零一样消灭了。唉！创立这种做法的人也太不仁厚了吧！从此以后历代都遵循沿用，把善人不大加褒奖，把恶人不深加贬斥，劝善惩恶的意义也就消失了。那些忠诚正直、不顾自身的士人之所以捐弃生命、抛下坟墓、焦心苦虑来建立一点功业，只是依靠青史留名可以流传后世。如今又不是这样了，那么人们还有什么可受劝勉的，忠贞之士又怎么会产生呢？修史如果这样做，实在大大不是国家的福分。过去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每记载一个人，不仅把他的功德言语写得清清楚楚、没有遗漏，描绘得如同图画，而且还把他的形貌状态一并铺陈出来。如今专门修史的官职已经废止，当然不能指望达到那样的程度了。然而也应当稍微继承他们的用意，纵横搜求材料，宁可详尽而不要简略，把人物的长处全部记录下来，务必使其不朽。如果在今天还能够详细记载的时候，竟忍心使它零落，那么随着年代推移、世代更替，文献逐渐凋零，就必然会把一代英雄的善行全部扫荡掉。即使有良史之才，又怎么能凭空根据影响来写作呢？有人说：创立这种做法的人认为人的善恶难以知道、性情没有定准，不如平平淡淡地记载，这样才没有过错。却不知道善恶难以判断的人，天下也很少有；既然有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索性写出他难以判断的情状呢？其他人如果善有七分、不善有三分，就写他的七分善而不掩盖那三分不善，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不善有七分、善有三分，就写他的七分不善而不废弃那三分善，又为什么不可以？赞美善、憎恶恶，随着分量多少如实记载，像画像一样，凡是面目、口鼻、肥瘦、长短，都一一与本人相合，这样又有什么不能做好的呢？只是创立这种做法的人既没有智慧，又没有才力，有时还夹杂嫉妒的私心，怀有招致祸患的恐惧，所以退缩躲避、含糊其辞，草草奉命行事，只求堵住史官的名义罢了。因此以讹传讹、谬误相承，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朝廷之上贤能俊杰聚集，必定会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人。《仕意篇上》一首 如今张设科举、布置考试来网罗天下士人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今天天下的士人，从幼年刚能发声，年少学习执笔，长大后进入学校，来求得在科场中挂名，又是为了什么？我看今天天下那些求取士人的人，并不明白自己为何求取，却把这种目的展示给士人；士人也不明白求取他们的原因，却来应和这种求取。因此士人的品格日益卑污，而正道日益湮没；求取人才的门路越开越广，贤人圣人却不再出现；官职、印绶和符节天天授予他人，而天下反而越来越趋向无法治理。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做官的意图不明罢了。古人做官是为了百姓，今人做官是为了自身；古人做官是为了国家和天下，今人做官是为了自己的家。做官这件事与古代相同，但意图却同古代相反；挥霍夸耀、骄傲发狂，比古人更加严重。而贪婪吝啬、虎视眈眈、狼狈苟安的人，为什么如此纷纷出现呢？所以如今的天下，住在茅屋里的人，他的父亲斥责儿子，老师训诫学生，妻子皱眉责备丈夫，都说：“为什么不去做官，使我的房屋华美起来呢？”吃糠咽菜的人，他的父亲斥责儿子，老师训诫学生，妻子皱眉责备丈夫，都说：“为什么不去做官，让我也吃上膏粱美味呢？”

译贫困空乏、历日度日的人，他的父亲斥责儿子，老师训诫学生，妻子皱眉责备丈夫，都说：“为什么不去做官，积聚千金，让我老年奢侈安逸，也让子孙得利呢？”所以五尺高的儿童，刚刚分辨苍颉的文字，就都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心愿；于是他们分任官职以后，便各自凭官职向亿万百姓搜刮，在九州、四海之间往来，担任成千上万的守令，坐在面南的位置上，只求填饱自己的贪欲而已。轻一点的成为商人，加重一些的成为屠夫、卖酒者，到了极点就成为盗贼罢了。上天设置君主，君主任用臣子，只是为了安定百姓，却让商人、屠夫、卖酒者、盗贼一样的人反过来凶猛攻击百姓，难道是上天的心意吗？难道是上天的心意吗？这就是百姓日益贫困、饿死者和冻死者增多、四时不能正常运行、狂风暴雨不时在天地间突发，而礼乐始终没有兴起的原因。即使坐在天子之位的人，仁慈孝顺如尧舜，制作制度如轩辕、黄帝，又能把它怎么样呢？天子为了安定百姓而求取士人，士人却为了使自身尊贵、家庭富有而求取任用，求取者与应求者的目的竟然如此不相符合！所以他们从最初脱去布衣到请求退休的那一天，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了谋求富贵；早起晚睡处理繁多文书，也不过是把这些当作谋利的阶梯罢了。至于百姓生活的快乐和困苦、年成的丰歉、诉讼的是非、人口的增减，全都置之心外，不再过问。县里把它推给府，府把它推给司，司又把它推给六部治理，彼此就像寄居旅舍一样。栋梁即使坍塌，席子即使破旧，墙垣即使穿孔，也只说一句“自有主人”罢了。如今士人把国家和天下当作旅舍，正是这样；既然同样都是百姓，那么像树上野鹿一样任其自生自灭，又有什么不可以？可是他们却偏偏使自己的服色不同、称号不同，反过来以治理百姓为名伤害百姓，难道可以这样吗？《仕意篇下》一首 做官的意图不明，做官上进的人便骄傲，退下来的人便羞愧，甚至无法在乡里立足生存，有道之士也无法向天下表明自己。如今城内街道之间，有门庭高大、厅堂壮丽、穷尽土木华美的人，一定是进士之家；郊野之间，青翠的田地纵横万井，柳树环绕百里，任意开垦沟渠田亩的人，一定是进士之家；役使奴仆下人，穿华丽衣服、着麂皮鞋，泛舟骑马，妾媵卑贱而妻妇愚弱，却梳翠髻、戴玉冠，一颗珠子价值千金，恭敬得如同后妃，出门就乘象舆的人，一定是进士之家。上天设置君主、君主任用臣子的意图，难道只是这样吗？如今这种风气已经遍及天下。幼年诵习所追求的是这个，长大从事儒业所追求的是这个，通籍入仕、在四方获得显贵所追求的是这个；宗族互相攀比、亲戚彼此夸耀、朋友之间相互炫耀，所凭借的也是这个；父亲和老师用来教导，子弟用来学习，所追求的仍是这个。宫室巍峨华美、田地连片开辟、妻儿华贵显盛，得到这些的人就被称为成材、奇才、天人；失去这些的人就被称为不肖、下愚、无赖。可见这三方面都是利欲的常情。既然又有成器、天人、奇才这样的名声，谁不努力追逐、争相奔赴呢？所以平民和儒士之家，破瓦断砖，阳光从缝隙漏进来，雨水从屋顶漏下，田地没有一尺，衣服不能更换；作为他们妻子的，蓬头垢面，只能承担汲水舂米之事。乡里的富贵人家无不拍掌嘲笑他们，满怀气势欺凌他们。那些见道不明的士人把这种嘲笑和凌辱藏在心里，一旦富贵，也必定想同他们争胜；这样一来，做官的意图全都昏昧不明。唉！这就是天下再也见不到太平之治，而乱臣贼子遍地出现的原因。却不知道上天生养这些百姓，如果没有君主来统摄他们，就必然会混乱，所以才设置君主。君主想要安定百姓，如果没有臣子，就无法遍及天下，也无法接续君主耳目和脚步所达不到的地方。因此古人用元首和股肱来比喻君臣，所以设置臣子。君也好，臣也好，都是奉行上天安定百姓的旨意罢了。所以茅屋土阶、穿鹿皮衣、骑素马，尧不认为简陋；宫室低小只能容膝、衣服粗劣但能蔽体，禹不认为鄙陋。他们只是为了上天所生的百姓，起初没有丝毫损害百姓的行为。古代天子尚且如此俭约，而如今的进士却把珍贵奉养之物拿来尊贵地供养自身，竟到了这种地步。假使上天设置君主、君主任用臣子的意图像云飘海沉一样无从落实，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就会增长于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就会增长于这个地方，彼此吞噬、彼此剥削、彼此掠夺；而那些斩关开箱的盗贼行为，竟被视为士大夫的常法、游宦者的公事，再也不觉得奇怪和忌惮了。人如果只想求富求贵，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这次宸濠之变，名义上被称为元老、担任右辅的，假装是儒者而参与谋划的，在当地做官却反过来依从他的，以及暗怀不轨之心、像老鼠一样窥伺高位的，想乘机起事、环伺等待下属官位的，也数不清了。这些人全都是做官的意图不明，只把富贵作为心愿的缘故。唉！做官的意图不明，乱臣贼子难道会因此兴起吗？难道能够避免吗？难道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人世间吗？《诘才篇》一首 奇怪啊！如今所谓的才能。如今所谓的才能，是指言语应答流利敏捷、兴办事情喜欢创新、处理案牍迅速、曲意迎合上意、撰写文章诗歌、善于应付请托的人。假如在这些方面有所长，即使凶猛如乳虎，急迫如捆扎的湿物，污秽如沟壑，刻薄如钩刀，也没有人认为他有缺点。假如在这些方面没有所得，即使仁慈如文王、董仲舒，宽厚如何参，清廉如曹遵、杨震，明察如张吉、武攸绪，也没有人认为他优良。考核官员的人把这些作为最高标准，监察官员的人据此抑扬人物，天下人也就知道如今所谓的才能就是这样。于是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前面的人希望如此，后面的人跟着仿效，少年开始学习，老年仍然沿习，只求符合如今所谓的才能。所以没有德行的人长居高位，贪婪的人得到美爵，师尹在南山，皇父占据要津。唉！上天造就人才，并不是指这种人。奇怪啊！如今所谓的才能。假如只把言语应答流利敏捷叫作才能，那么巧舌如簧、谋略邪僻、善于揣摩、趋利便捷、最终祸及倾覆国家的人，可以称作才能吗？假如只把兴办事情、标新立异叫作才能，那么抛弃典章刑法、破坏既成制度、开始施行苛政、推行熙宁新法、最终使百姓困苦的人，可以称作才能吗？

译假如把处理案牍迅速叫作才能，那么如今那些设命帘、占卜设摊，挥动手指判断吉凶，一天就能应酬千人的人，属于处理案牍迅速之类，可以称作才能吗？假如把曲意迎合上意叫作才能，那么如今那些奔走的差役、奴仆、婢妾，察看脸色、窥伺神情，弯一次腰就奔走办理百般差事的人，属于曲意迎合上意之类，可以称作才能吗？假如把撰写文章诗歌叫作才能，那么如今那些优伶下贱之人，精妙地制作歌曲，狡黠的童子和淫邪的士人，华丽地写作吟诗作赋，都属于撰述文章诗歌之类，可以称作才能吗？假如把善于应付请托叫作才能，那么如今的巫祝、僧道，能够用各种方法祈禳请神的；市井中的牙侩，经营请托、周旋竭力的；刀笔吏，长期掌握文书、出入办理一切事务的，都属于善于应付请托之类，可以称作才能吗？把无才当作有才，就必然把有才当作无才。无才的人得到登朝升迁的盛遇，有才的人却忍受像季女一样的饥饿，这就是天下大治之世旷古难见的原因。然而怎样才称得上才能呢？内心善良，品德美好，志向是把天下看作一家，任用他就足以使百姓安康，这才叫作才能。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才子，天下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八个才子，天下称他们为八元。“恺”就是和，“元”就是善。所谓内心善良、品德美好、志向是把天下看作一家，说的就是这种人。舜知道他们有才能，选拔任用他们，足以使百姓安康。因此舜任用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任用八元，让他们推行五教，最终辅佐成就了舜恭敬自守、无为而治的政治。假如把今天所喜爱的那些东西叫作才能，那么在元、恺尚未被举用之初，所谓言语应答流利敏捷、兴办事情标新立异、处理案牍迅速、曲意迎合上意、撰写文章诗歌、善于应付请托的才能，究竟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孔子评论颜回、孔鲤，把颜回看作有才；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所谓言语应答流利敏捷、兴办事情标新立异、处理案牍迅速、曲意迎合上意、撰写文章诗歌、善于应付请托的才能，又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孔子认为颜回有才，不过是因为他在仁德中居处三个月，内心善良、品德美好，不夸耀自己、不炫示才能，赞赏他把天下看作一家的志向罢了，并不是今天所谓的才能。假如知道今天所称的才能就是才能，那么十室之邑，到处都可以数出这样的人；四海之大，也不过车载斗量。为什么古人感叹“人才难得”，却只说九个人呢？我因此知道，古人所谓的才能，就是内心善良、品德美好、志向把天下看作一家，选拔任用他便可以使百姓安康。我因此知道，才能是德行的能力，才与德并不是两回事。所以孟轲说：“至于做不善的事，不是才能的过错。”他从未把才能同德行分开来说。后世把才能与德行分开来谈，那么所谓才能只是他们自己所认定的才能，而不是圣人所说的才能。清平李公在壬辰年春天来到吴郡任太守，具有端庄、安静、恭敬、谦让以及和乐、平易、清廉、安靖的德行，正是所谓内心善良、品德美好、志向把天下看作一家的那种人。他治理地方以使百姓安康为要务，并且说：“百姓不能安宁，是因为权贵强横之人，以及舆台、胥史之类在残害他们。”于是对于各位贵人的请托，他关闭门户而不采纳；对于六曹中的奸邪，他防范、查究而不遗漏；安抚百姓如同保护婴儿，处理政务如同剖开鲜鱼。何况当时属官和副职也都廉洁明察、仁厚治事，和乐融洽，吴地百姓将要得到安宁了。古人所谓的才能，李公大概接近了。可是监察官却用今天所谓的才能来评论李公，说：“李公的才能不适合在吴郡任职。”我却说，李公的心思在于安定百姓，即使治理天下也做得到，又何况一个吴郡呢？从前神禹拜见昌时说：“帝位实在难当。”孔子阐明教诲，说即使是圣人也会感到困难，因为才能以安定百姓为最高目标，怎么可以轻视呢？近来我同御史郑子谈论政事，说：“李公处理政事，心在安定百姓，是使人欢乐的政治。”郑子说：“是。”我又同教授钱子谈论学问，说：“李公做学问，德在安定百姓，是和乐平易的学问。”钱子说：“是。”李公曾在草堂下谈论治理之道，我说：“做政事而使百姓安定，就是父母官，即使官位卑微、只是一个命官，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做政事却不能使百姓安定，就是尸位素餐，即使尊贵到三槐之位，也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李公说：“是。政事就在于安定百姓罢了，不必为了求得升迁而奔走。那些急于求得升迁的人，都是没有安定百姓志向的人。”唉！人们正多方面称赞李公的德行，颂扬李公的才能，庆幸李公留任，而旴江的檄文已经下达了。即使如此，人们遗憾李公的才能不能为李公所用，这本身正是对才能的损害。尤其可惜的是，人才的进退，上下关系着风俗盛衰的关键，也关系着国家治乱的根源，不可以不察。李公请上路吧！《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邦国的根基；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旴江大概会安宁了！上天如果有意于这些百姓，那么安康百姓的恩泽，一定会广泛流布天下。《校文篇》一首 文章，是人的精华，是人的形象，是心之所以成为心、人与所以成为人的表现。唉，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在文章中了！心如果没有神明，便不能成为心；人如果没有准则，便不能成为人；文章也不能因此成为文章。说文章不可以用来观察人，我不相信。既然可以用来观察人，而校订文章的人又遍寻不到合适的人，那么这是校订者的昏昧，而不是文章的罪过。况且人在执笔写作的时候，文章是从人的内心发出的：有伊尹、周公那样经纶天下的心，就一定会发出伊尹、周公那样的文章；有孔子、孟子那样谋划道义的心，就一定会发出孔子、孟子那样的文章；有荀子、扬雄那样宏大深厚的心，就一定会发出荀子、扬雄那样的文章；有贾谊、董仲舒那样使天下安康的心，就一定会发出贾谊、董仲舒那样的文章；以至于有庸俗浅陋之人的心，就一定会发出庸俗浅陋的文章；有谋略短浅、学问困窘之人的心，就一定会发出短浅困窘的文章。差别千种万等，不可能只用毫厘来描摹。假如校订的人不明白这些，那么珍珠吗？眼睛吗？美玉吗？璞玉吗？朱色吗？紫色吗？高雅的声音和杂乱的声音，一齐陈列在他面前。即使是圣人的刍狗，也不过是天地所遗留下来的残余。希望你的灵性神明，能够复活苏醒；缓缓经过十天，使稻谷得以升高安居。文章的存亡、散失和聚合，都取决于这一时刻。改变雨势而使天放晴，驱散阴霾而使天空明朗，借着皎洁的光辉让太阳出来，安慰忧愁之人的仰望。《景藏章》一首

译景藏虚耗，其一是英宗日积月累而充盈起来的。宪宗继承帝位后喜好释、老之道，宦官梁方、韦兴诱导并装饰佛寺仙宅，内藏因此耗尽。皇帝后悔了，责让这两个小人说：“内藏从永皇以来，历代的珍宝、万国的物产、百夷的贡品、六代积累的财富，全都被你们耗空了。”韦兴无言以对，梁方跪下陈说：“这是为皇家造就齐天的福分，哪里是奴才的过错？”皇帝说：“我的后代自然会有人处置你。”梁方害怕了，带着家人隐居乡野。梁方的亲戚彭华当时任太师，便替梁方在宫中周旋。太师问使者：“他为什么忧愁而居？”太师亲自去探问，说：“你忧虑什么？”梁方说明缘故。太师说：“昭德、范宫、皇上宠爱的人很多，你可以谋求这件事。扶植韦兴就没有忧患了。”梁方很高兴，于是入宫告诉范氏说：“没有盈满而不亏损的，没有兴盛而不衰败的。皇后年老而皇帝驾崩后，谁来尊崇你呢？只要留意扶植韦兴，那么没有官位的人可以有官位，没有子嗣的人可以有子嗣。”范氏天天向皇帝请求，皇帝便被迷惑了。他召来司礼监怀恩，说：“我有一项议论，你一定要听从。太子鄙陋而二皇子贤明，我一定要更换太子。”怀恩哭泣着说：“宁可让皇帝杀死奴才，也不能让天下人杀死奴才。” 皇帝拿砚台砸他的头，怀恩承受着走了出去，皇帝命令不再叙用他，改用秦芁代替。有的人告诉秦芁说：“你为什么不说应当更换太子？一定要把这件事作为诏令交给内阁办理。”秦芁把这话告诉皇帝。皇帝说：“为什么要抛弃伊尹、周公、孔子、孟子那样的人，却收用庸俗浅陋之人？为什么不舍弃荀子、扬雄、贾谊、董仲舒那样的人，却珍视谋略短浅、学问困窘的人？所以校订文章贵在找到合适的人。”有人说：“文章表现人的内心，这一点已经明显地体现在文章中了；可是校订文章的人又昏昧偏邪，不能正确观察文章，为什么呢？”回答说：“你没有听说过吗？人的本性彼此相近，习染却使彼此相远。习染不同，所以内心不同；内心不同，所以为人不同；为人不同，所以学问不同；学问不同，喜好就不同；喜好不同，厌恶也不同。喜欢好人所厌恶的，厌恶好人所喜欢的，于是罗致人才时眼光昏乱，鉴别文章时颠倒错乱，推荐贤能时失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已经陷入谬妄之中了。他们之所以这样，也只是从来没有审察文章的文采与内容罢了。” 卷第三十五 杂文五首 《瞻谒皇陵文》一首 《拜五经文》一首 《吊陆机文》一首 《诅雨文》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