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十五

译《论语洙泗万一本旨序》一篇。《论语》这部书，是素王孔子每日启发群英、昭示教训的著作。它的神妙规范和精微裁断，衡量器物，铺陈法式；循循善诱地引导人前进，就像上天用车舆养育万物，万物颜色不同、形质各异，却都能各自畅遂其自然。所以说：“仲尼去世以后，天下再没有完整的老师了。”后代儒者不探究其中的深奥，也没有见到它的境域，往往凭片面的长处和局限的见识，罗织限制后学，因此器量狭小、才识偏隅的人世代开讲、世代传授，而通达四方的大智慧却很少。即使有所变化，仍不过如此！他们虽居儒者宗师之位，实际上却有愧于先觉；若炉冶化雨般的教化，大概再也不能恢复了。即使只是回答叩问、阐发精微言语，也遭受繁琐解释和污杂训诂的祸害。两千多年间，经书本来的旨意一直被遮蔽而未能显明。讲说者常常想只诵读经文，完全删去批注，实在是有所感慨。我却认为，前圣与后圣，他们的心是相同的。上天所知、人性所见，万古如同早晚；洙泗七十弟子的传授，直到孟轲，都常常愿意学习前人，铺陈彰明大意，只是会通汇集一直没有人做，所以不能知道如何合并附会罢了。自汉代以来，直到圣明嘉靖年间，中间大儒代代出现，固然有能够深入窥见孔门、明白辨识宫庙的人。然而从龙海中探取一颗珍珠，从荆山中剖得一片玉石，哪里能够穷尽玄冥大海和巨岛的精华呢？我黄省曾年少时即涵泳鲁地的训诂，渐渐已经三十年；听闻师门之道，在存心涵泳之余，略有一些微小心得，于是才敢搜罗剪裁古今材料，兼且阐发自己的浅见，希望可以求得仲尼的本心。然而圣人的道如大海，学者如江河，哪里能保证一定抵达大海归墟呢？所以命名为《万一本旨》，意思是说，只得到圣人本旨的万分之一罢了；用来传给子孙，作为家训，不敢把它通行于四方贤哲之间。《古文孝经序》一篇。《孝经》包容天地，统摄道德，是六艺贯通归宿之处，也是历代帝王的大法则。仲尼生逢衰乱末世，对上看到悖逆弑君的朝廷，对下踏见贪婪邪僻的风俗，想到后世仁政无从施行，感慨天下大同不能实现，于是宣扬彰明、祖述先王，表发治世的经纬，上溯唐尧虞舜的遗风，将精微蕴蓄吐露给曾参。百姓生存治理的道理，没有超出这些。可叹秦人背叛圣道，焚毁方册典籍；到汉代解除挟书之禁，残缺的文字才渐渐显现。因此颜贞从家中承传古本，简长孙兴学习居侍之学；直到古代帙本在孔宅墙壁中发现，孔安国从闺门之内征求古本，幸而遇到孔氏英才，大大阐明先人的旨意，所谓详尽而正确地说明它，已经不需要再商量考订了。于是孔安国和刘向所传的两种本子都很兴盛。后来萧梁年间播荡，古本散失；隋代儒者王氏又从市人流传中购得。到开元年间群臣争论，刘子玄赞美孔氏传本而保存古文，司马贞鄙弃炫耀式的解释而崇尚今文。这实在是相信浊流而怀疑源头，舍弃端正的形体而执着于影子。重新考察经书、斟酌根本，二人都没有做到，于是使玄宗凭借帝王威势，制定十八篇，又让百官联名上奏，题定章名，开头另立篇目，造成混乱污杂的地方很多；所标举的圣人治道，纷繁烦琐而不合规范。败坏伦理的君主，哪里值得深深责怪呢？宋代侍讲、上骑都尉范祖禹，继承温国公的高尚胸襟，恢复鲁坛流传的古本文本，畅通地阐发义理，删削篇章次第，发挥其中精纯淳厚的内容。若不是如此，难道只是苏林所得的一点便能缀连铺陈而洞然明白，或只是皇侃片面的长处吗？元祐年间，此书上呈朝廷；距今五百年，这篇文章仍然灿然有光。虽然尚未列入学官教材，却早已在儒林中被珍重。我于是作序，将它写定成册，以等待后来的贤哲，希望读书求学的人不要迷失素王的旧道。《孔子春秋序》一篇。自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出现以来，学者各自成为专门家派，推演阐发老师的旨意，以求胜过他人；纷纷排斥曲解，互相较量长短，却始终没有定论。于是又有人汇辑三家的言论，举出其中较好的，写在竹帛上。然而，凭借一千多年以后人的见识来斟酌古人的言语，若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如果只是浅陋偏僻的细小见解，又哪里足以洞察照见圣人的旨意呢？所以混杂错乱的著作，无法全部记载。那些强横自负的人，竟想完全废弃三传，只伸张自己的私见。唉，错了！如今想听闻京都的事情，远方四夷之人，谁比得上中州人？中州人还远，谁比京畿附近的人更详细？京畿已经很近了，又有谁比在事情发生者身边、亲眼看见的人更清楚？如今的人，正如四夷之人；汉代那些著名学者，正如中州人；战国时齐鲁诸生，正如京畿之人；左氏、公羊、谷梁，正如事情发生者左右的亲见之人。既然如此，后世三传的作者和今人，怎么可以超越、赶上并企求与孔子相比呢？即便如此，三传和左右近臣也只是如此，他们对于事情发生者的内心，也不能全部知道。因此说：“子游、子夏也不能增益一个字。”一个字尚且不能增益，却说他们完全了解仲尼的心意，并凭口传给后世贤者，难道可以吗？亲自承受仲尼文学教诲、如子游子夏这样的人，尚且不能完全了解仲尼的心意，如今的人却洋洋得意地说：“我懂《春秋》，我懂《春秋》。”这是多么自我欺骗而不自量啊！况且古今学者多借助名哲来附会自己的说法：董仲舒有所见解，便依据董仲舒；啖助、赵匡有所见解，便依据啖助、赵匡；如今程颐、胡安国有所见解，又依据程颐、胡安国，把他们当作旗帜。若认为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这些说法，唉！董仲舒、啖助、赵匡、程颐、胡安国这些人，难道真是仲尼亲自传授的吗？义例越发繁多，而孔子删削笔削的本义反而更加混乱。有人问：“那么应当怎样学习《春秋》呢？”我说：“诵读经文罢了。”圣人的心意经过裁量斟酌，虽说圆融神妙、变化通达如同造化，冶炼般的义理充盈发露，但文辞明白、义理灿然，昭彰简易，并不是不可以展开经书而获得。孔子作《春秋》，正是要把宏大的见识布陈显现给人，使人明白，为什么反而要把它说得艰难呢？所以诵读经文，要玩味涵泳而有所心得，并且不要先存成见。还应当反复思考；思考仍不能得到答案，精神自然会贯通它。这样再把各条义理比附联系于经文，用三传来验证，是非就会如水势充沛般显然。我在中林闲暇很多，于是另行抄录仲尼经文，编排次序，诵读观看并加以勉励，希望闭门读书的功业或许能够有所成就。《齐管子序》一篇。

译我读《管子》，从《牧民》到《轻重》，共八十五篇，于是放下书叹息说：“管仲的言论取法于天、依据于地，足以昭示君主的谋略。然而他说‘资邻五正，三选述周度’，又说‘隐令疲贾，重农知本务’；又把《利策》《四维》《七法》以及揭示纲领要旨的道理流传下来；只是很少亲身实行自己的学说，广泛诵览却缺少约束，计量谋划虽多却屡屡驳杂，顺应形势成就事业却没有坚固根本，察知变化建立功业却没有坚定正道。因此他辅佐齐国的功烈，如救援邢国、谋划郑国、攘除夷狄、尊奉周王，都是很高明的。其他如袭击蔡国而责问茅地，征伐戎族而会盟于柯，决开泉水而陈列盟约，也都属于因祸得福、转败为功。可惜管仲治理国家的才智无穷，而齐桓公不能完全任用他。难道只是桓公不能完全任用他吗？看他财富可与公室相比，三归反坫，以及他亲身穿着华服来诱导百姓，而他所说没有节制度量就必然危险，这些又怎样呢？由此可知，即使是管仲，也不能自己实行自己的道理。所以说他器量狭小。然而自尼父、孟子以下，谈论经国之才，必定要说到管仲。因此贾谊、晁错、诸葛孔明、杜佑四位大臣，是后世的俊杰。他们的学问都根源于管仲，择取其中的善处而采用，以显扬自己的名声，那么管仲也就不可缺少了。” 然而，管仲的长处固然足以激发感慨、招致杰出人才；但他驾驭财货、追求余利，终于开启了万世百姓祸患的大门。因此，天子用它来充实国库，百官凭它来肥厚家室，豪强凭它来扩张土地，商贾凭它来掌管货物，于是天下百姓嗷嗷然，日益奔逐于金钱货币之间。这就是管仲的罪过。虽然如此，孟轲已经无法见到了；能见到晏婴，也就可以了。晏婴也无法见到了；能见到管仲，也就可以了。如今手持管仲的著作，在天下寻求像他这样的人，能够比得上管仲的也很少。所以说，管仲也不可缺少。《齐晏子春秋》八篇序一首 古人求取谏言的诚意，出自上位者，所以设置鼗鼓、悬挂旌旗，惶惶不倦地招求补正、察纳谏言。后人□□之忠，出自下位者，所以批击龙鳞、折辱君颜，愤激地舍弃生命而不顾。求谏出于上位者，没有不欣然接受的；冒昧进谏出于下位者，却没有不被恼怒拒绝的。不仅接受它，还要使进谏者得到荣耀；不仅拒绝它，有时还要杀戮进谏者。况且，接受谏言的君主会尊崇兴盛，拒绝谏言的会衰微败落，杀戮进谏者的会覆亡灭绝；这些报应如影随形，昭示给万世，谁也无法逃避。谏言是社稷的珍宝、百姓的福庆，也是国家的利益。既然如此，怎么能不听呢？仲尼论述进谏的道理，大致有五种：根据君主善于容纳意见，便可以直言；根据君主威势盛大，便可以用降服的方式进谏；根据君主很少醒悟，便可以用机巧的方式进谏；根据君主难以辅弼，便可以恳切进谏；根据君主曲意待人，便可以用讽谏。五种方式，都是辅佐君主、为他提出可行与不可行意见的方法。古人中实行这些方法的，大概只有晏婴吧？晏婴是周代遗留下来的贤人，也是圣明君主的辅佐。他生在齐国，却只侍奉景公；然而仍常常称述先王，引用礼义。如今诵读他八篇著作所记载的内容，大抵不超出这些方面：如《荧惑》《牛山》《直》之类；《霖雨》《致乐》《降》之类，是用降服的方式进谏；《不起》《先饮》《谲》之类，是用机巧的方式进谏；《一日三过》之类，是恳切进谏；《灵山》《河伯》之类，是用讽谏。考察他所陈述的内容，没有不是辅佐君主、提出建议的。然而这些言论都能开启景公晴朗的心胸，滋润他高昂的头颈，都得以在景公那里施行。这也是由于景公虚心接纳的缘故。所以他最终能够顺势辅救、弥补政事，并使自己的声名显著于天下；直到今天，人们歌颂景公、称赞晏婴的德行仍未衰减。此后，善于进谏超过晏子的人有过，但有的没有被听取；听取谏言的君主有过，但有的不能持久。不像晏子终身进言，而景公终身听取。求取能够在君主那里施行、差可比拟晏婴的人，大概只有唐代的魏征吧？然而晏婴伏尸成礼、节俭力行，这种品德已经崇高而美好了。这就是司马迁愿意为他执鞭的原因。汉校书郎中王逸《楚辞章句序》一首。我读班固《艺文志》的诗赋家，开头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那么刘向所整理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概就是旧有的次序。他把宋玉的《九辨》《招魂》、景差的《大招》、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都看作感伤屈原而作，所以全部编入同类；又附列《九叹》和《玉逸》，疏通其中的旨趣，最后以《九思》收束。历来流传于文坛，没有人稍加指责。到了宋代晁补之，才把刘向的编录删短、改动，并重新排列。朱氏后来出现，大大批评晁氏的《续变二集》，只作了选择，也正是精华遭受轻视的证明。他论及《七谏》《九怀》《九叹》《九思》时说：‘虽然属于骚体，但文辞气势平缓，意味不深切，好像没有遭遇疾病痛苦却勉强呻吟。’唉！四位贤人距离屈原的时代已经很远，怎么能像亲身遭受过那种痛苦的人一样呢？王逸和屈原相比，已经相距很远了，何况他的后人呢？不过他们崇尚怀忠慕贤、遥想其人，又仿效屈原的写作规范，这也就是《灵修》一类的人仿照仲尼编次《诗经》的《风》《雅》《颂》，只是因为体制不同、词意稍有差错，所以没有列入其中。如果只按词意来论，那么《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的乐歌，就没有可以与之相类相继的了。四位贤人的作品既然称作骚体，那么体制相同而编入同类，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离骚》是屈子一篇作品的名称。朱氏却动辄把它概括地冠在众篇目之上，这种做法即使告诉儿童和浅学之士，他们也都会认为不妥。由此看来，他所排斥、删削、销毁的文章，哪里足以使文苑中的人心服呢？我仰慕往代贤哲、珍重诵读刘向的著作，已经很久了。闲暇时，我同长洲邑君高公次品评各种作品，谈到这部书。不久前借来阅读，内容浩瀚，仿佛窥见异彩堂奥，于是归还给我校订，交付工匠刊刻。柱国王公欣然为它作序。我为这些文章几乎泯灭废失而悲伤，又庆幸它们重新流传，哪里只是让通达的贤者快意阅读呢？即使拿给屈子看，他也一定会以旧有编录为美。重校《汉梁王大傅贾谊新书》序一首。

译汉文帝时，懂得治国根本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贾生。所谓懂得治国根本，并不是说天下已经治理好了，便知道什么叫治理；已经混乱了，便知道什么叫混乱。而是尚未治理便知道怎样治理，尚未混乱便知道怎样防乱，在无形之处察觉它，在将来临之前迎接它，就像扁鹊预先发现疾病一样。人的步行、动作、举止、迁移，都安康平和、没有疾病，但那些将要枯槁、离散、死亡、夭折的征候，他都能及早审察并预先揭示，到了最后丝毫不差，这才叫懂得治国根本。从前周公、太公一起讨论治国，周公主张亲近亲族，太公说：‘鲁国从此就要削弱了。’太公主张尊重贤才，周公说：‘拥有齐国的也一定不会是吕氏。’后来鲁国果然因削弱而仅存，传了三十四代便灭亡；齐国日益强大，达到称霸，传了二十四代却被田成子夺取。国家的结局果然如太公、周公所说，这就是所谓懂得治国根本，大概就是这样。亲近亲族、尊重贤才，是治理国家的大事，然而到了末流，连这些弊病都不能挽救，何况汉廷本末颠倒、首尾失调，国家制度纷乱，贾生怎么能不为此忧虑呢？贾生所论列的事情，无论可行还是不可行，后来都得到验证；整个汉代，都没有超出他各篇奏疏所见的范围，贾生真可谓通达国家根本的人。国家任用贤才所看重的，是他们能够挽救尚未显现的祸患、改变将要发生的事情；可是汉代的人为什么不懂得贾生呢？绛侯、灌婴、东阳侯冯敬之流，竟诋毁贾生年少、刚开始学习，擅自掌权而扰乱政事，天子因此疏远他。这就好比有人患了必然危重的疾病，正遇到扁鹊要为他施治，庸医却争相排斥、赶走扁鹊，那对病人又有什么好处呢？绛侯、灌婴、东阳侯冯敬之流制造酿成国家祸患，不值得再说。唯独可惜贾生考察天地根本，验证古事、考察今情，日夜忧劳地思虑如何治理国家，而人们却不任用他。虽然绛侯、灌婴、东阳侯冯敬官位尊贵、爵禄显赫，当时固然显耀，到了今天，学士大夫却以谈论他们为羞。贾生困顿失意、无聊而死，但从束发成年以后稍稍知道贤善的人，无不仰慕贾生。这样看来，流传万世的声名，本来就不是短暂的荣华可以相比的。从前我在金陵，侍郎何公子元设宴招待我并谈论治国，读到我所整理的荀氏五篇，便举杯叹息说：‘唉，贾生的书，流传下来时篇章有缺、文字有误，你应当加以订正。’又过了八年，我得到宋代建宁刻本，加上旧日所藏，都是五十八篇，与班固所说相合，于是互相校定，使它完整可读。可惜何公已经去世，不能看到这件事完成。何公一生忧虑国家，到老不改，所以常常谈到贾生。有人怀疑《新书》文字繁多，像是后人增附的。我说不是这样，这是贾谊平生起草、确定下来的文字。等到他上书时，只是约略陈述罢了；那些没有说出的内容，是不能在朝廷上全部说尽的。汉中大夫陆贾《新语》序一首 我曾读赵宋人的著作，看到他们说汉代圣人之道已经灭绝衰败，儒者很少，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汉代距离仲尼不远，七十子弟子的教化尚未泯灭；即使天下裂土交战不止，齐鲁之地仍然弦歌不断、文质彬彬。赵宋时代有这种情形吗？《易》《诗》《书》《礼》《春秋》都在当时萌芽，如果没有儒者传授承继，怎么能流传下来呢？我常说，仲尼之道明白切实、真实可信，在汉初还可以看见，不像后来的儒者谈论玄理、指示妙境，恍惚幽深，使新学没有可以践履依据的东西，距离洙泗越来越背离。夫子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话，弟子无法听闻；后来的儒者却张口便谈性与天道，喧嚣自得，都认为圣人可以在早晚之间突然达到。考察他们的心行，却往往与盗跖相同；由于不得其门而沉陷于异端，只是迷狂放肆地求索罢了。就如中大夫陆贾所撰《新语》，其中说：‘上天生育万物，大地养育万物，圣人成就万物，功德相互配合，于是道术产生。’这同‘天地设定位置，圣人使万物各尽其能’的话有什么不同？其中又说：‘纲纪没有建立，后世便衰败废弛，于是圣人才制定五经，阐明六艺，承接天的统绪、治理大地。’这就是‘礼乐衰亡以后《春秋》才产生’的意思。其中说：‘守护国家的人凭仁德使它坚固，辅佐君主的人凭义理使它不倾覆；仁是道的纲纪，义是圣人的学问。’这也有仁义的旨趣。其中说：‘法令不是用来劝人为善的，所以曾参、闵损的孝，伯夷、叔齐的廉，难道是害怕死亡才去做的吗？这是教化所达到的结果。’这就是‘君子的德行如风’的说法。在这十二篇中，仲尼治理天下太平的道理屡屡鲜明显现；如果不是当时贤者众多、风气兴盛并受到熏陶，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那么说汉代没有儒者，固然是见识短浅、心胸狭窄的人，哪里可以同通达大道的人谈论呢？汉代的经学发展到设置官职、专门传授，使仲尼之道断绝之后又重新流传于后世，这都是贤者陆贾开创启发的功劳。于是作序并收藏它，用来告诉评论时世的人。汉光禄大夫刘向《说苑》序一首 刘向是汉代宗室。凭借精通经学、有德行而显达任事，经历宣帝、元帝、成帝前后三十多年。他的《说苑》，是成帝时进献的，采集古代传记和事迹，用来陈述法则、作为鉴戒。书中多有君王治国的要旨、圣人的言论，以及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明白而完备。又因为亲眼看见当时的弊病，所以征引往昔事迹，所记之事慷慨激切，希望皇帝能够看见并借鉴，从而补救到今天。读来令人悚然警醒，豁然开朗，真是好的谋略。后来汉朝国运中途转移，终于像刘向所说的那样，难道不是因为他明察天人、通晓治国根本吗？我高皇帝龙兴之时，唯独赏识并符合他的言论，所以举用他的主张而取得成效。他考察幽深微妙的表象，尊崇聘用儒学旧臣，另外观察人情，接受谏言如海，处理政事如秤，适应变化如闪电，罗致贤才如聚宝物，没有一样不是从这里得到的。因此依靠它来听取意见，就像有辅弼和蓍龟一样。虽然说这是圣明的谋略、神妙的运数，用来平定天下，然而这部书难道没有万分之一的帮助吗？等到读到解学士缙和大庖西上封事，竟说刘向《说苑》所取内容不合经义，而且多是战国纵横家的言论，严重败坏人心，想让高皇帝斥责、罢黜并疏远它，这不是轻率喧噪、诬蔑他人吗？唉！仲尼说：‘君子不因一个人的品行而废弃他的言论。’连樵夫的话尚且可以听取，何况刘向这样长于经学的人呢？看他的各篇奏疏，贯通符合经典，切合国事，忠诚正直、贤明端正，是在汉廷公开发表的正言，不能因为学问偏僻便加以责难。所谓纵横家，是揣摩人意、权衡利弊，迎合意旨而不说违逆的话。如今《说苑》流传人间，哪里有这种情形呢？治理政事的人试着采用它，治道的条理和成效就可以看见了。即使拿它去请教仲尼，他也一定不会废弃。只是可惜刘向的主张在当时受到阻碍，如今才得以在圣明君主那里施行。唉！刘向也算遇到知己了。《注申鉴》序一首

译荀卿五十岁时游历齐国，在襄王时担任老师，后来被谗毁而迁往楚国。他处在浊乱的时代、将亡的国家和昏乱的君主之间，著书数万言，最终却没有得到施用，悲哉！过了十三代，有荀悦，他所处的时代也像荀卿一样，因此托病隐居，却不能真正高居深山。建安初年，他被征召到曹操府中，升任黄门侍郎。当时他的堂弟荀彧恰好任尚书令，孔融也从山东被征来，因此得以一同在宫禁中侍讲，对经学事务多有讨论。只是政权转移到曹氏手中，天子徒然居位，即使有好的谋略，又将如何施用呢？荀悦担心胸中的意旨终究无法表露，于是拾取汉代旧事和新事，以及自己想要提出的可行与不可行之策，写成《申鉴》五篇以上。唉，也不过是徒然的空言罢了。后来篡夺帝位的事业日渐展开，兰花凋零、美玉蒙玷，麒麟被囚、凤凰被戮，而荀悦独能安然保全首领而死，实在是因为孔融屡次写信规劝曹操，而曹操处理军国大事必定向荀彧谋划；荀悦因此没有触犯忤逆而获罪。荀悦对于能够预见事机的君子，实在似乎有所惭愧。然而他在汉廷任职十二年，清虚沉静，从未向曹操进献一句话，这难道不是贤明吗？这难道不是贤明吗？我曾为他所遭遇而悲伤，读他的书，偶尔窥见其中的纲要，于是为他作注，十天左右完成，共得一万四千多字，收藏在竹箱里。虽然不能没有‘举竿求海’的毛病，但其中可以考证引用的事情也大略具备了。至于深奥的言辞、幽深的义理，以及讹误的文字、脱落的简册，就等待通达博雅的君子阅读后加以订正。《黄氏怀贤传》序一首 古代的策书简牍，是用来保存帝王的法度、阐明美善的谋略、作为将来的镜鉴的。这样，面南而王的人有所兴起和畏惧，陈列职事的人有所效忠尽力，天下便长久安治。这就是圣人作史，对万世考虑得极其深远。自秦汉以来，文献典籍销毁散失，而周公旦《春秋》的典章法度，只能在左氏的记载中见到。学者轻慢玩忽，完全不知道侮辱巨大的宝物，把它当作瓦砾；高明一些的不过搜猎文字，浅陋的则加以讥刺弹劾，认为那只是衰周的遗迹，哪里值得观看？唉，习俗的昏暗鄙陋、强暴傲慢，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春日和暖，萧斋中空闲很多，于是打开《国语》阅读，每当遇见宏大的言论和伟大的谋略，便掩卷长叹，反复诵读推究，钦佩仰慕不已，又作赞颂来申述，缁衣之心油然而生，仍觉得没有穷尽。《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行走。’仲尼说：‘看见贤人便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便在内心反省。’因感受到桑间之乐而更加敬重姬姜，因看见丛生的灌木而仰望松桂，因憎恶鸱鸮而仰望凤凰，因忧惧小人而怀念君子，这就是人的至真感情。过了一个月完成阅读，于是选择其中自己特别喜爱的，从周代到楚国共得到三十二人，表列记录下来，仿佛在羹墙之间见到他们。希望读到这些传记而受到激发的人，出仕便成为良臣，退居便成为清洁之士，生时成为仁人，死后成为芳名流传的鬼魂，那么古人执笔著述的心意，大概就没有被辜负吧？唉！我看这些贤人，得到际遇的很少，许多还沉沦坎坷；他们和当时那些享受荣华的奸佞小人一样，早已化为尘土灰烬。然而唯独诸贤的名字，至今仍使人称道，牵系人的心腹，将与天地一同长存。这就是贤者可贵的原因。《诗言龙凤集》序一首 诗，是神妙的理解。上天发动万物的本性，是幽玄的。诗本于情感，流露出来并非人为造作。所以《虞书》显明地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泗夏》以嗟叹为标志。大概反复用词、重复语句，都没有脱离最初的源头；篇章中叠用韵脚，全都表现同一个思绪。看《诗经》三百篇，自然可以明白。古人构思歌唱，直接写出内心，就像春天的蕙草、秋日的芙蓉，生动的色泽可以把握。情意姿态各自舒展，不需雕琢模仿。到了后世风气衰败，横加个人雕饰，以炫耀虫鸟之巧，彼此递相仿效。如同用彩帛裁剪锦绣，装饰绘画虽美，强行割裂的痕迹却先已显露。因此，事典虽然丰富，根本却越发衰弱；千花万蕊，不如一朵花的真实。于是浅陋之人或许夸耀，通达之士却不崇尚。再看《诗品》，编撰分类颇为精当，但罗列才士也很繁杂。虽然确定了名目，却没有铺陈诗篇。时代久远、正道湮没，这种传统一直断绝。不是难以创作，而是能创作的人也少；懂得欣赏声音的人又哪里会识得呢？秋空中雁声哀鸣，悲声合于时节；春苑中黄鹂鸣叫，声响连续而成文章。凡是有声音的，无非都是舞蹈的节拍。然而世人不能省察，自然全都遵循剽窃。正德以来，虽然古道已经有人践行，但这种道理还没有达到；艺术精英虽然遍布，正轨却尚未开启；秀美的句子虽然很多，真正的神机却很少有人领悟。我于是抚念这种衰落，特意开启创作的大门。大略删取汉魏直到唐初的作品，作者共六十三人，得到诗四百七十四首。全都能抽取情思而进入妙境，风格没有沦落。后来才士纷纷而起，却很难达到这种深奥境界。钟子说：‘陈思王的文章，譬如麒麟之于龙凤。’因此这部集子便以《诗言龙凤》命名，用来传给知己，并不敢拿给世俗之人看。晋康乐公谢灵运诗集序一首 过去闲居时，我常常抄录、整理汉魏以来的古诗，每列一家，便为他们品评叙述。说到谢灵运时，我曾说：‘康乐公雅爱山水，所以登山涉水的诗句，构思极其精妙，穷尽情感、极尽姿态，如同溪流中的月色、山岭上的云彩，玩味它有余，伸手却无法把握，可以说是善于吟咏赋写的人了。而且他广泛阅览《庄子》《周易》，博采诸子百家，骈偶的珠玉、对偶的金石，往往并非有意追求却自然形成；虽然骨力气势稍弱，但眼睛所看到的便随即写下，万象汇聚，诗人的本领到这里就完备了。因此，使后代专擅诗坛的人，内在没有缺乏的思绪，外在没有遗漏的事物，全都是这个人开创引导的。譬如花萼，在建安时期只开放、显耀了一半，还多有含蓄浑融；到了康乐，色彩充分铺展，几乎穷尽天地自然的灵机，再没有余蕴。千年以来，没有能与他匹敌的人。’我常私下这样评论。当时他的诗每首传到京城，贵贱没有不争相传抄的。可惜学士大夫诵读流传的，止于昭明太子所编的集子，我没有一次不为此叹息感慨。后来我南游会稽，偶然在山人家看见旧抄本，取来展开阅读，又得到登临游览的诗，从《永嘉绿嶂山》以下十三首，都是世人从未见过的；精华与瑕疵固然都还存在，但格调、体制、意象、兴寄和文辞旨趣，都与已收入的诗没有区别。美啊，绮丽啊！我把这些遗篇反复读了三遍，仿佛获得稀世珍宝。私下想到，如果不把它们同广泛流传的作品汇合，必然会散失，于是将旧作和新得的诗合在一起，收入乐府，编为二卷，共六十九首，在文艺界宣扬，使它们流传不朽。《西洋朝贡典录》序一首

译西洋诸国的事迹，从郑和开始才有明确记载。郑和在永乐初年担任内侍。当时太宗皇帝继承大统，准备长久驾驭远方、开通通往偏远蛮夷之地的道路，于是大规模赏赐西洋，交换采买珍异物品，任命郑和为正使或副使，并以侯显、妙择等人为译员，派马欢等随行。总领巨舟，率领大小船只百艘，从福州五虎门出发，挂起轻帆，航行到天边。此后经历雷鸣海浪、山高涛急，船桨飞跃，航行数万里，往返将近三十年，而亲自到达的只有二十多个国家。据占城以西南往来通达的国家有十多个，苏门答剌最远；从苏门答剌再往外，通达的国家有六七个，柯枝最远；从柯枝再往外，通达的国家有六七个，天方最远，大概距离中国数万多里。因此只有天方到宣德年间才开始通使。由此，明月珠、鸦鹘石、沉南龙速香、麒麟狮子孔雀翡翠等奇珍、梅脑薇露等珍品、珊瑚瑶琨等美物，都装满船只运回。凡是偏远海岛，有时纷纷前来如同宾客；天堂、印度等国，也得以列入职方。虽说是天子的威灵所致，然而不过是二三位中臣捧着几行诏书，踏入遥远绝险的境地。只要到达百尺之内，没有不柔顺畏服、向东叩首的。他们大概没有辱没君主的使命，而且善于怀柔诱导，也真是贤能啊。我曾读秦汉以来记载各国的册籍，所见颇少。到了胡元，号称疆域拓展广大，但占城、瓜哇也被说成近在咫尺，却始终不肯屈服、入朝归顺，以至于多次出兵交战多年，最终仍未能掌握要领，至今还成为海上的笑柄。到了我圣明的朝代，联结数十国，它们都合拢归来、拱手称臣，可以说盛大极了。如果没有著述记载，恐怕这些事情会湮没失传，后人无从听闻。于是我搜集译员的言论，如《星槎》《瀛涯胜览》《针位》等书，统一按照典籍的要旨，采用规范文辞，向父老征询，考核于宝训，从占城开始，到天方结束，得到朝贡国家中最为著名的，共二十三个，另编为三卷，命名为《西洋朝贡典录》。《朱氏寄翁遗文》序一首 从前元朝末年，吴中有位老前辈，名叫朱生应辰。他品德宏大而家境单薄，操守清白而时代污浊；耕种没有靠近城郭的田地，做饭时锅里只有飞尘。当时姑苏的风俗以奢侈相互夸耀，朱生却高傲孤峭，宁可车轴折断，也困顿地灌园，耻于同金钱交朋友。等到张氏开拓土地、广泛招纳宾客、以丘壑般的财帛搜罗人才时，他也差不多可以出来做官了。可是朱生远望百里，恐怕成为苕华般短暂的装饰，终于越过凿齿之地而逃遁，进入国初。有人推荐他任用，以此可以温饱；然而他像麋鹿一样适宜旷野，像鲲鹏一样喜爱远方，于是最终甘心在无人赏识中清白地老死。因此从二十岁左右直到放牧，十七年间，西边寄居、东边赁居，依山傍涧而住，年年没有安定的栖身之处。他曾反复吟诵‘人生如寄’的诗句，又感慨自己终老于寄居之中，于是自命为‘寄翁’，写文章表达心志，使人读来悲怆伤感，如同面对凄风坐在萧瑟的树林中。虽然如此，人活着是寄居，死了才是归宿，圣贤也不能超越这一点。如果知道寄寓形体的一生都如同旅行，那么无论遭遇什么，富贵贫穷只是适宜与否，尊贵卑贱只是分际，长寿夭亡都一样，悲欢如梦，全都不足以扰乱内心，无论到哪里都能有所获得。那些贪婪的人像毒虫幼兽，像小鸟老鼠一样劳碌，早晨抢夺、晚上攫取，设法撕咬掠夺，使损害财物达到极点，直到死后才停止。他们却不知道人的欲望各有边界，最终也不能超过自己枝腹所能容纳的限度，这也可以说是极其愚蠢了。如今看来，吴都的高大宫室、巍峨殿观、金铺门扉和高入云端的建筑，从夫差直到近代，残破毁坏，烟消影绝，不能在旧日废墟上留下片刻痕迹。而朱生一卷著作，却能在儒者文章的园苑中光彩流传。由此可知，荣华的结果如蜉蝣一般短暂，而道德的常存才是遮蔽庇护。这样看来，那些昏暗蒙昧、只知饮食的人，不过是臭腐的躯体，何必把他们供奉在雕饰的厅堂里？像蝇狗一样的才智，怎么配享有王侯的待遇？这只是在徒然糟蹋造化、亵渎违逆鬼神，积累罪衅而招致灭亡；这种灾祸无法逃避。因此，明智的哲人君子，活着时如履薄冰，终身尊尚志向，把心腹寄托在天日之下，把声名托付给天下，把文章流传万年，即使居处简陋，也没有忧虑。所以我拾取他的遗文，把它一并寄托给后来的贤者。监察御史、翰林院修撰荅禄与权集序一首。我听说，皇典洪武七年秋八月，监察御史荅禄与权上书，请求举行禘礼，由此知道与权也是仰慕古制、希望在君主身上恢复三代礼治的人。我又在市场上买到他的文集，读后欣喜，才知道他出仕和退处都很贤明。我间或向博藏图书的人以及洛阳人询问，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何况他的文章呢？考察前代声名不朽、曾经因知己而获得流传的情况，永宁乡的儒者、设馆授徒的王伯宗，以及清廉俊秀、与他交往的李孝思，可以说是与权的知己了。难道他没有一部文集留给这些人的子孙吗？洛阳人为什么应该传而没有传呢？况且，开启金匮、取信于将来的人，没有比国史更好的。士人等待在朝廷上施展抱负，竭尽精力、辛勤思考，以贡献一得之见，希望能够获得竹帛流传的光荣。如今看与权的各篇奏疏，像制定治国根本、祭祀三皇、整备坊官、教育国子监学生，直到修整北平三关的屯田，全都清楚明白，是宏大的谋略，却很少被史书记录；这样看来，身边近臣所掌的文书，也不能保证一定公正地采录。唉！士人的职责在当时已经很艰苦，而想把空名流传在人世，更是困难。与权去世至今将近一百六十多年，只剩下这一线头般的遗文了。即使如此，一卷编本、几页纸张，也很容易亡失泯灭。假使它再次受潮腐烂而化为灰烬，那么天地之间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人治理国家的忠心了。因此我替他缮写、编次，共若干篇，使它流传给洛阳人；看重的不只是他的文章，更是他的志向。难道会有人喜爱并保存它，和我一样怜惜他吗？另有《雅谈》一卷，摘取精华、指明奥义，可以作为著述的镜鉴。他崇尚文章的心意，由此可以表见。可惜其中多有艰涩之处，尚未有闲暇处理。文字错误很多，现在正加以校正，将使它随集子一同流传。弘文馆学士诚意伯刘公《郁离子》序一首。

译上天生出贤才，是要把治理天下的职责寄托给他们。他们的功绩可以配合天地化育万物，他们的德泽可以通达于雨露。所以世道太平而贤才登用，就像白昼明亮、春日温暖；世道混乱而贤才被排斥，就像黄昏昏暗、冬日惨淡。因此，贤才的进退，是用来验证治乱的。贤才一天也不可被排斥，实在太重要了！贤才被排斥，小人便滋长；小人滋长，苛刻的法令便施行；苛法施行，百姓便陷入危险；百姓陷入危险，天心便离弃，国家的国运便断绝。贤才一天也不可被排斥，实在太重要了！诚意伯刘公基，是元代的贤才。他以进士身份起家，先屈居高安县丞；又因参与幕府议论，在府省末位投递奏牍；又因受诏狱牵连，在低微的经略职位上被废置；后来又被执政者舍弃。最终他呕血悲痛，卷起衣袖远遁，使绝代英雄竟然埋没在林草之下，而瑶图玉玺徒然交给二三庸劣奸邪之徒。于是他隐居青山，闭迹黄石，吐露愤激和穷愁，著书思考盛世治道，命名为《郁离章》，共十八条，分为二百篇。没有一篇不是触及倾覆败亡的形势而发出叹息，感受纷扰沸腾的习俗而流泪，痛惜残破毁坏的政事而抚胸悲伤。有时借托古人来尽情陈说，有时借用比喻来抒发胸中积蕴，有时以危急的言论陈述来探测祸患，有时含蓄叙述来显明事机。它明白如龟卜之言，洞彻如神灵的告示，而且挽救旋转、救治弊病的方法，经营安定太平的策略，往往都清楚地记载、灿然显现。推究他著作时的心意，大概是穷困时便抱志沉入黄泉，通达时便辅佐君王、彰明治道。不久，圣明君主勃然兴起，君臣如云龙相遇。凡有进献必定接受，没有哪项筹策不被赞赏。因此平定群雄、廓清天下，创制训诫法度，安定封建制度，使文臣武将相互辅翼，修饰礼乐，斧钺诛杀贪官，剪除豪强。凡是使天下人民得以生存、使国家社稷长久的事情，大抵都是刘公的谋略。如今看来，他在云台之上光辉显赫，位列功臣之首，名声在史册上长久昭耀；用来与山河结盟、流传万世的，竟是当时被排斥的匹夫。唉！伊尹，是夏代的贤才，被排斥在田野，留给成汤而开启商朝；吕望，是商代的贤才，被排斥在操刀之处，留给武王而兴起周朝；汉初三杰，是秦代的贤才，被排斥而困饿，留给沛公而建立汉朝；刘公，是元代的贤才，被排斥在草莽，留给高皇帝而创建大明。而天命人心，都在贤才离去时决定。所以说：凡是拥有国家的人，都不可排斥贤才！《张氏别录》序一首 唉！天下这个神圣的权柄，难道可以轻易占据吗？难道可以轻易占据吗？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譬如刻木头雕成大鹏、把稻草捆成龙，它们能够飞升变化吗？所以张氏即使拥有百万披甲士卒，拓展千里土地，称王改元，也可以说有所成就；但最终还是在一朝之间冰消瓦解而灭亡，大概因为他不是合适的人。当元朝失去统治天下的时机时，英雄纷纷兴起；有的志在子女玉帛、宴饮欢乐和荣华富贵，信任依靠奸邪之徒，得意扬扬、纵情任性，这是掉进树林却不知忧患的人；有的志在拯救百姓，深切忧虑，网罗名贤，敬慎地奉行天命，这是才高足快的人。张氏兴起后，天天同骚人文客作赋饮酒，抱着姬妾依傍美色，只求眼前欢娱，根本没有王者的谋略；出兵没有纪律，守卫土地没有方法，简直如同婴儿玩耍儿戏，怎么能不灭亡呢？这大概是上天有意志吧？顺应天意，即使微弱寒微也能兴起；违背天意，即使尊贵强大也会灭亡，三代以来没有谁能违背它。总而言之，天心已经眷顾我高皇帝了！所以士人如期而来，百姓如赶路般归附；英才带来智慧，雄杰凭借力量，疲敝混乱而归于统一的形势，在举义之初就已经形成。士诚又能怎么办呢？如今有的人贵为一邑之长，财富足以专擅一乡，如果不爱护百姓、广施恩惠，践行德行和义理，只知道奉养充足自己，那么上天也会夺去他的地位，给他降下祸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何况天子的位置呢？所以作《张氏别录》，大概就是说明他应当灭亡的原因。《黄帝内经注辩》序一首 我曾说，医学的道理，在于详尽探究经脉精髓、阴阳表里，以此发生并治疗各种疾病；又要品尝草木水火，调制药剂来挽救夭折和伤病。若不是圣人使这些道理神妙而明白，还有谁能做到呢？所以说，医术是使生命延续的工具，是圣人用来使万民长寿、达到自然寿命的东西。自神农、黄帝以来，这套方法已经流传很久。考察它的后继传流，周代有矫、俞、卢，秦代有和、缓、竘，宋代有文挚，郑国有扁鹊，汉代有楼护、阳庆、仓公，都把黄帝的著作作为祖述的依据。仓公诊脉切脉的验证，幸而太史令记载得很详细，而他所察候的名脉和脉理，往往与《素问》相符合。由此可知，《素问》这部书的文字未必全是古代原文，但其中的方法确实出自古代。这是可信的。书中论述病情有凭据，处置针刺治疗有应验。得到它的人是上工、国手；失去它的人是害人的医生、庸医。历经百世而没有人能够违背它。在姬周时代，还有年终考核医官的制度，十次中错失一次，就降级减发其俸禄，因此它的方法能够不致失传。如今的医生对于天地的纲纪法则茫然无知，不敬畏老师，也没有传承，只是一味肆意炮制、任意配合，企图偶然碰上获利的机会。所以病情痊愈的、病情加重而活着的、因病死亡的，大概彼此相望。我一向多病，却得不到良医，于是想精研医法，只是还没有空闲。山人蔡师勤有医道，又立志于医学，于是独自居住在毛公之坛二十年，先研究医法，长期翻阅医书，终于对启玄的注释不满足，时有心得，因而写成这篇辨析。像师勤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这一流医者中卓然出众的了。虽然如此，启玄也并非妄自创作；他的老师元珠先生，是异人，洞彻明白《素问》的奥妙，并秘密传授精旨，所以启玄过分尊奉师说，也不能说没有瑕疵。看他谈论考察得失的话，这篇辨析也正是启玄对后人的期望。《篷轩吴记》序一首

译古代的国家，没有不设史官、作史书的。事情发生便用简册记述，言论发表便写入策书；根本必定记载，末尾最终也要著明。开始编写时有教化，落笔时有体例，记录时有实情。因此褒奖善行、讥刺恶行，百世都可以作为镜鉴；人的精神、情态和风貌，千年之后仍仿佛活着。可自从《左氏》《史记》《汉书》之外，便完全不能成为史书了。不只是执笔者不善于写，也因为注释记录的道路缺失，所以自然鄙陋亵慢、松弛衰颓而不能振作。国史在朝廷中亡失以后，小说便在民间兴盛。虽然其中言语多有虚妄，杂乱记事十之漏一，很少有通达世务、阐明教化的智慧；但一个人的片段事迹，经过摹写而得到真实形貌的，往往也有。假如没有这些，往事就会烟消灰灭，生者没有鉴戒，百姓的行为也无法在天下昭明。这样看来，小说的记载，在古代难道可以不被轻视，在今天又可以不被重视吗？只是把听闻的事情详细记载下来，凡是公正的，也就值得珍贵了。我的祖父刑部郎中府君，年轻时喜好稗官之学，所以常亲手抄录百家《类说》，用来资助谈论和玩赏。时间久了，他仿照各种作品的法式，便有了《吴记》二卷、《别记》一卷。对于史事，它们也许少有资助和涉猎；但对于隐僻曲折的事迹，描写形貌十分相似，也就不辱没史才了。我担心它们沉沦散失，使府君挥笔著述的志向随之泯灭，便不能算尽孝。所以请少传王公题写并刊传于世。‘蓬轩’，说的是居所。《使陕录》序一首 《使陕录》说：出使陕西，是先祖父府君从前侍奉孝庙时，以刑部郎中的身份出使延绥，审查审讯边疆事务而作的。凡是驿站和王程往返的道路、河山关塞沙漠所经过的地方、名臣时宦所瞻仰交接的人物、地方风俗和古迹的游览见闻，以及驱车跋涉奉行皇华使命、考察紫塞边防之事，没有不在马上执笔、匆忙之间全部记录下来的。然而早晨星光、晚上露水，必须肃敬兼程；大岳灵区，也没有空闲停留眺望。因此心思专注于国家，力量全部用在仁爱边民上。即使枢密重臣的权力多有过失，也一定要把鳏寡孤独的隐情传达上去，并表示怜悯。于是听闻天子的法令加在庸将身上，圣上的恩泽施布于困穷百姓。后来事情又牵涉龙楼，声名显赫；在虎署中却因为触忤众多炎贵之人，不久便导致辞官。正直之道难以实行，唉，哪里只是一天如此呢？府君于弘治末年去世，到今天又将近三十年。我回忆在京师时，偶然遇到名德之士，谈起边事，他们都怀有隐忧。拿今天同从前相比，已经更加破败了。威宁肃敏等人不能复生，山林沟壑中的英贤也只能徒然叹息。闲暇时整理书箱，重新抄写这部录文，准备刊刻流传。希望黄氏子孙知道府君微小而积累的功劳，也曾经在光明盛治的时代有所效力。卷第二十六 序十一首 《李先生文集》序一首 《大司马王公家藏集》序一首 国子祭酒崔公《文苑春秋》序一首。《大宗伯霍公疏要》序一首 《学士席公三仲图》序一首 吏部尚书湛公《古易经传训测序》一首。《大中丞盛公治河本末》序一首 《王子世廉竹下寤言》序一首 《华山游诗》序一首 《赠宗师章先生》序一首 《送田子提学湖广》序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