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孺问禘第二

译帝喾就是殷、周所自出的祖先。禘祭其所自出的祖先，就是禘祭黄帝和帝喾。以感生帝为依据的荒诞说法，哪里值得凭信呢？”夏侯孺说：“我听说《诗》说：‘实在是太王，实在是他开始剪除商。’请问为什么不把太王作为祖？”黄子说：“太王怎么能成为周的祖呢？我听说，祖是有功劳的，宗是有德行的。凡是在禘、郊、祖、宗中获得祭祀的，都是百世不迁的祖先。”赵子说：“禘、郊、祖、宗并列叙述，指的就是永世追祭而不废绝的人。”从前黄帝给万物正名，以启明百姓；共财，颛顼能够修治；契担任司徒，使百姓得到治理；文王以文德治理天下，这就是颛顼、契、文王成为庙中之祖的原因。宗也是如此：尧能公平地赏赐、制定刑法，以义德终其治；禹能继承并修治鲧的功业；汤以宽厚治理百姓，除去他们的暴虐；武王凭武功取得天下，这就是尧、禹、汤、武成为庙中之宗的原因。郊也是如此：帝喾能安排星辰、显明天象；鲧堵塞洪水而被处死；冥勤勉履行职务而死于治水；后稷种植各种谷物，这就是喾、鲧、冥、稷成为郊祭之祖的原因。他们都是因为除去百姓的灾害而建立功烈的人，所以太王不能作为祖。夏侯孺说：“禘祭是在祖庙中举行的，是否也像祫祭一样，兼祭群庙的神主呢？”黄子说：“不兼祭。不兼祭，是因为那些神主关系疏远，不敢轻慢地亲近他们。”因此在祖庙祭祀，只以祖先配享。夏侯孺说：“先生凭什么知道只以祖先配享？”黄子说：“从《大传》的文字可以知道。” 《大传》说：“只以他的祖先配享而已，从未说到群庙。” 如果确实兼及群庙，记载礼制的人早就会说了。夏侯孺说：“我读史书，后魏文帝的诏书说：‘天子祭圜丘叫禘，宗庙大祭也叫禘。禘祭就增加到百官配享。’百官尚且配享，何况群庙呢？”唐代贾曾说：‘禘郊时地神和群望之神都汇聚于圜丘，以始祖配享；禘庙时祖宗的神主都汇聚于太祖之庙。这不正是禘祭有合祭的明证吗？’黄子说：“这是后魏和贾曾会集选择、考订而成的诬说。后魏诏书说‘禘祭就增加到百官配享’，仔细审察便可知道，这是把‘审禘’的文字附会成增加百官配享，怎么可以呢？盘庚说：‘这次我在先祖面前举行大享，你们先祖的随从也一同享祭。’周代制度中，夏官司勋掌管六卿分赏土地的法则，以此评定功劳；凡有功劳的人，把名字铭刻在王的太常旗上，在大蒸祭时祭祀他们。司勋负责宣告。这样看来，殷人所谓随从先王享祭，是冬蒸祭中的享祭，不是说禘祭。”贾曾说：“天子接受天命后才举行禘礼，那么夏接受天命时就禘祭禹，到了汤接受天命时才禘祭汤，整个殷代结束，直到武王接受天命时才又举行禘祭，那禘祭相隔为什么这样久？” “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呢？”况且禘施行于祖先，是推溯祖先所自出的祖先，以祖先配享。如果禘施行于天，那么把哪一个天作为所自出，又用哪一个天来配享呢？自古没有禘祭天的说法，后魏和贾曾却敢于创立这种说法，为什么？况且禘祭所尊崇的，特别是那位所自出的帝。即使是接受天命的始祖，也要降居配位，哪里还有时间顾及群庙呢？”夏侯孺说：“群庙没有关系，那么《春秋》记载‘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是怎么回事？太庙不是祖庙吗？僖公不是群庙中的神主吗？”黄子说：“《春秋》所谓大事，是祫祭，不是禘祭。《公羊子》说：‘大事就是祫祭，已经毁掉的宗庙中的神主都陈列在太祖庙，尚未毁掉的宗庙中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合祭。’《曾子问》篇说：‘在太庙举行祫祭，祝官迎接四庙的神主。’这就是僖公能够参

译与的原因。又说：‘不是祫祭，七庙、五庙就没有空着的神主。’由此看来，只有祫祭才升入合祭；不是祫祭就不升入，所以没有空着的神主。祫祭之外，怎么还能有升入神主的禘祭呢？”夏侯孺说：“诸侯不能举行禘祭，而鲁国却举行禘祭，为什么？” 黄子说：“这是成王过分赏赐，也是鲁国僭越。《祭统》说：成王追念周公，赐给他重祭，包括郊、社、禘、尝，这就是它的意思。所以孔子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礼制大概衰微了。’孔子说‘周公衰微’，是说成王虽然追念并宠爱周公，反而使周公受到祸害，所以说‘衰’。鲁国以周公为祖，举行禘祭必定应在周公庙；所自出的祖先则是文王。到了鲁闵公时，竟僭越地在庄公庙举行禘祭，而且没有以文王追配。所以《春秋》记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说‘吉’，是因为本来不应当举行吉祭；说‘禘于庄公’，是因为不应在庄公庙举行禘祭。没有配祭文王，只徒然使用礼仪器物而已，所以《春秋》讥刺它。”夏侯孺说：“鲁国在庄公庙举行禘祭确实不对，但左氏说‘在庙中举行蒸祭和尝祭’，又说‘在武宫、僖宫、襄宫举行禘祭’，这是为什么？”黄子说：“这是左氏的错误，是他浅薄地揣测经文。他看见经文前后关于祭祀的记载只有这三处，所以把禘和时祭并列；又看见经文有在庄公处举行禘祭的文字，就把它类推到各个宗庙，以为各庙都可以举行，于是妄称在武宫、僖宫、襄宫举行禘祭。” 夏侯孺说：“禘不是时祭的名称吗？那么《郊特牲》《祭义》为什么说‘春天举行禘祭，秋天举行尝祭’？《祭统》《王制》为什么说‘春天举行礿祭，夏天举行禘祭’？《明堂位》为什么说‘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王制》又为什么说‘举行礿祭就不举行禘祭，举行禘祭就不举行尝祭，举行尝祭就不举行烝祭，举行烝祭就不举行礿祭’？难道是把禘同四时祭混在一起说吗？”黄子说：“如今的《礼记》，都是孔门末流所作，大概多兴起于汉代。当时汉初用金钱搜购遗书，其中是否有私自撰写、体例不合的书呢？所以汉代儒者因为《春秋》有‘禘于庄公’的文字，便把禘当作时祭的名称；又因为两部书分别把禘庄公记在春季、把太庙禘祭记在夏季，所以有的称春祭，有的称夏祭。作者各自著书，彼此不能相互符合，这一点可以证明。郑玄没有理解其中的意义，他解释《郊特牲》《祭义》时，就说禘应当改作礿，说禘就是礿。但‘礿则不禘’的文字又如何解释？他解释《祭统》《王制》时又说，那是夏、殷的礼制。但成王赐予郊、社、禘、尝之祭，既然是夏、殷的礼制，为什么周代又会施行这种赏赐呢？” 郑玄又因《春秋》有禘于庄公的文字，便说禘小于祫。那么《尔雅》说禘是大祭，又怎么解释？郑玄的糊涂实在太严重了！春季举行禘，所以称为禘礿，就像说在礿祭时举行禘；秋季举行禘，所以称为禘尝，就像说在尝祭时举行禘。所谓‘举行礿就不举行禘，举行禘就不举行尝’，是说一旦举行大祭，时祭就暂时废止，不能兼行。所谓‘举行尝就不举行烝，举行烝就不举行礿’，是说在尝祭时举行了禘，尝祭就在本时废止，所以把尝祭移到烝祭时举行，因而不再另行烝祭；又把烝祭移到礿祭时举行，因而不再另行礿祭。都是因为禘祭举行一次，四时祭祀便权宜地废止。夏侯孺说：‘经学家中有为郑玄通解的人，都说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弥庙举行小禘；五年后在祖庙举行大祫。如果禘不是三年丧毕后的大祭，那么晋人说“因为寡君尚

译未举行禘祭”又怎么解释？’黄子说：‘这是左氏的妄说。他看见“吉禘于庄公”的文字，便以为凡国君丧期结束后都应举行禘祭，却不知道这种礼本来是鲁国的礼，不应施行于晋国。所以左氏自己也曾说：“鲁国有禘乐，接待宾客时使用它，这说明诸侯没有禘祭。”如今却说晋国有禘祭，这就是左氏自相矛盾。’

译夏侯孺说：“禘不是祫祭。”孔安国《论语解》说：‘禘祫之礼，是为了排列昭穆，所以毁庙的神主和群庙的神主都在太祖庙合祭。灌，是斟取郁鬯酒灌地于太祖之前，以降神。灌祭之后，排列尊卑、次序昭穆，而鲁国把僖公升在前面，扰乱了昭穆次序，所以仲尼不愿观看。’这个说法也没有根据吗？如果不是升入群庙，为什么要讲昭穆呢？”黄子说：“所谓排列昭穆，是先陈设座位。座位确定之后，才灌祭降神；灌祭之后才迎接牲畜，接着献祭。怎么能先灌祭，之后才设置座位呢？”夏侯孺说：“邢昺的疏说：‘说灌地降神以后，才开始把木主按照尊卑排列在太祖之前。太祖面向东，昭位面向南，穆位面向北。鲁国把僖公升在前面。’这样昭穆的位次就乱了。所以孔子不愿意在灌祭后观看。”黄子说：“我就依据邢昺的疏来说明给你听。它不是说过吗？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禘与祫不同之处在于：毁庙神主陈列在太祖之前，这一点与祫相同；尚未毁庙的神主，则各自在本庙祭祀。” 如果按他的说法，那么鲁国把僖公升在前面，是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在太庙举行大事、升僖公的事情。新神主刚刚进入，正是所谓尚未毁庙的神主，本来只应当在僖公庙祭祀，哪里有先排列木主、再陈列在太祖之前的事呢？大体说来，注疏的弊病，就是以畅通折解注说为务，却不顾经文。况且孔子不愿观看，如果果真是因为昭穆混乱，那么在灌祭之前就已经可厌恶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灌祭以后才厌恶呢？仲尼的叹息，大概是叹息鲁国的僭越。然而说‘灌祭之后便不愿观看’，是因为灌祭是用来降下太祖之神的。鲁国以周公为太祖，那么所降下的只是周公之神。周公虽然有功劳，但颂辞所说的，也只是使商朝众人归顺并完成他的功业而已，并不是接受天命而称王的人。禘祭，必须是后世天子在接受天命而称王者的宗庙中举行，那么灌祭所降下的才是王者之神。鲁国以诸侯身份僭行禘祭，灌祭所降下的仅仅是臣子的神罢了，不符合‘不是天子不能举行禘祭’的意义。所以仲尼从灌祭以后便不愿观看。不是禘祭却举行禘祭，所以叹息；这是圣人的微言。叹息在周公庙中灌祭，正如叹息三家堂上演奏《雍》乐、撤祭品一样。” 《礼运》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礼制大概衰微了。’仲尼不愿观看，已经不是一天了。夏侯孺说：“我明白了。从前门人有来询问禘祭之说的，是听见孔子的叹息而感到疑惑吧？他想借询问禘祭来探求孔子叹息的内心。但仲尼为什么回答说不知道呢？”黄子说：“这很难说。天子禘祭祖先所自出的祖先，并以自己的祖先配享；在祖庙祭祀，是亲爱亲属。祭位达到祖先已经是亲亲的极致，又追溯到祖先所自出的对象，使祖先的神主降为配位，这是尊尊。亲亲，是仁，用来教天下人尽孝；尊尊，是义，用来教天下人敬长。孝悌推行于天下而天下不能达到治理太平的，从来没有这种事。但这必须是天子才能施行，所以说‘不是天子不能举行禘祭’。成王不懂这个道理，却把禘祭赐给周公；伯禽不懂这个道理，却接受了；鲁国后代也不懂这个道理，继承着举行。孔子怎么能不说‘不知道’呢？”夏侯孺说：“关于祫禘的说法，贾逵、刘歆认为是一种祭祀的两个名称，礼制没有差别；王肃认为禘、祫都是殷祭。群庙神主都合祭，举出祫就可以知道禘了。” 之所以把禘、祫称为殷祭，是因为祖宗一起陈列，昭穆全都排列。假如禘祭是在太祖庙祭毁庙神主，而六庙神主在前面，却不合祭，那就不合礼。由此看来，祫和禘果然是一种祭祀而有两个名称吗？”黄子说：“祫自有祫的意义，不能和禘混同；禘自有禘的意义，也不能和祫混同。名称不同，祭祀也不同，怎么能合为一事呢？”“祫从哪里产生？产生于三年丧。为什么产生于三年丧？《春秋传》说：‘凡是君主，举行卒哭祭后就祔祭，祔祭后就制作神主。’《曲礼》说：‘把神主送入宗庙，立神主，称为帝。’这是因为新神主刚入庙，要同先君相接。毁庙神主将要迁祧，离开群庙而迁往远处，于是一位神主要来，一位神主要去。人的感情遇到这种情况，不可能无动于衷。先王于是顺应这种聚合会合的情感，制定了合食的祭享。因此古代天子、诸侯三年丧期结束，都把先祖的神灵合在一起祭享，这是孝子的感情。正如杜佑所说：‘虞、夏的先王去世后，新王在元年、二年丧期结束时举行祫祭；殷代先王去世后，新王在二年丧期结束时举行祫祭；周代制度是天子、诸侯三年丧期结束，举行禘祭之后在太祖庙祫祭，第二年春天在宗庙举行禘祭。’ 既然把祫祭、禘祭看作同一回事，那么今年已经举行了祫祭，明年又举行禘祭，岂不是近于烦琐而且亵渎了吗？先王制礼的本意，必定不是这样。如今今年举行祫祭而明年举行禘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禘祭又是由祫祭产生的。为什么说它由祫祭产生呢？祫，就是合。毁庙之主由守祧官拿出来等待合祭，未毁庙之主由大宗伯升堂等待合祭，都进入太祖庙室的深处。于是排列神位：太祖面向东，太祖的儿子在席前北面向南，称为昭；昭位中次一代的儿子在席前南面向北，称为穆；依次向东排列，孙子与祖父并列，直到檷才停止。这是祫祭时的神位。祭祀达到祫祭，先王尊奉先祖的心意，可以说已经尽到了。然而还没有尽到。心里认为既然在太祖那里合祭，就是我的享祀到太祖为止了。但是太祖的祖先，难道没有所自出的祖先吗？太祖对于他所自出的祖先，难道唯独不想奉祀吗？我能够把自己的心意尽到太祖，却不能把太祖对其先祖的心意尽到，这不是制礼的完整办法。因此祫祭以后又有禘祭。夏侯孺说：“太祖所自出的祖先，为什么不在祫祭时一并祭祀呢？”黄子说：“不能一并举行。”

译举行祫祭时，太祖面向东。如果把太祖所自出的祖先一并祭祀，那么所自出的祖先也应当面向东，太祖就降为配享，便失去了尊位。众位神主正合于太祖庙中共同受祭，而本庙的神主反而降为配享，那么这同众神主合祭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所自出的祖先不能在祫祭中实行合祭的原因。这也是祫祭之外禘祭所以兴起的原因。所以说，禘祭产生于祫祭。逵、歆的说法在这里就讲不通了。至于王肃的见解，袁准已经辨析过了。袁准说：礼制规定，不是天子不能举行禘祭；诸侯不能举行禘祭，是因为礼数降于天子。如果禘祭、祫祭属于同一类，那么诸侯也不能举行祫祭，就不只是不能举行禘祭了。这一辨析已经很清楚了。大概应当说明，禘祭只实行于天子，祫祭则可以通行于诸侯。祫祭和禘祭是不同的，不是同一种祭祀，不能强行混同。王肃又推究事理，认为举行禘祭时，毁庙的神主已经同六庙神主合在一起，唯独遗漏某一位是不对的。他又驳斥郑玄的说法：禘祭若各自在本庙举行，就同四时的常祭没有区别，不能称为盛大祭祀。因此一定要把它同祫祭一样合祭，才算殷祭。总括来说，郑玄的说法和王肃的驳论都不对。考察杜佑所说：虞、夏在祫祭后三年，于夏季特行禘祭，第四年夏季举行祫祭；殷在三年春季特行禘祭，第四年春季又特行禘祭。那么，“禘”这个名称，也有可能是虞、夏、殷时代四时祭祀的名称。但特祭和祫祭的意义不同。特，就是独；凡说特祭，都是在各自的庙中单独祭祀。祫，就是合；凡说祫祭，都是在祖庙合祭。因此《春秋左传》中记载在各庙举行的禘祭，多是沿用古代四时祭祀的名称，并不是三年丧期结束、祫祭之后举行的大祭禘祭。郑玄看到了《春秋》的文字，便附会解释，认为那是大祭的禘祭。王肃看到各庙举行禘祭这一意义同殷祭不合，于是又附会说，群庙的神主一定要全部像祫祭那样合在一起，之后才成为盛大的禘祭。怎么知道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呢？看《诗经》说“雝，禘祭太祖”，就知道郑玄关于禘祭在各庙举行的说法不对。看《曾子问》说“不是祫祭，七庙、五庙都用空神主”，就知道王肃关于各庙神主一同升入的说法不对。大概郑玄是因为附会经文而误解，王肃又因为驳斥郑玄而误解。夏侯孺说：孔子关于禘祭的论述，是典籍中从来没有过的。百家诸儒每日争论，后来都显得黯然失色。假使先王制礼的原因、孔仲尼阐明经义的用意，像太阳月亮悬照天路一样明白，夏侯孺请求退下来把它记载下来，用以告诫后世议论礼制的人。周怡问《易》第三 周怡问：“《易》的名称和意义是什么？”答道：“考察《周易》，它以岐周这个国家的名称作为书名，大概是取用天下之号，以便同夏、商二《易》区别开来。当时三种《易》并行使用，所以必须加以区别。看《周礼》所说大卜掌管三种《易》：一叫《连山》，二叫《归藏》，三叫《周易》。又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开始占筮，得到艮卦变为八。〈晋语〉记载，公子亲自占筮，说‘晋国还会存在’，得到屯卦为贞、豫卦为悔，都是八。筮史占断说，都是八，不吉利，闭塞而不通，爻没有变化。司空季子说：‘吉利。这在《周易》中，都是有利于建立诸侯的卦。如果没有晋国来辅佐王室，怎么能建立诸侯呢？’后来董因又说：‘我占筮得到泰卦的八。夏、商二《易》都把七、八这类不变的爻作为占断，所以说是八。’这就是三种《易》并行使用的证据。文王的《易》，自春秋以来通称《周易》。因此这部书上下两篇，应当称为《周易》上经、下经。汉初研究《易》的人都这样称呼，后世名称泛滥繁多，竟然把撰写传文的篇目加在《周易》上经之前，这就像让臣仆先于君王了。” 况且把孔子的《十翼》附在经文之后，尚且有人认为是僭越，何况如今把书名放在圣人著作的篇首，这怎么可以呢？至于吴澄，又把“《易》”二字单独列在第一行，第二行才低列《周易》上经，也不是孔氏原来的体例。”周怡说：“上下两篇有传注，是为什么？”答道：“《太史公书·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喜爱《易》，为《彖》《系》《象》《说卦》《文言》作序，读《易》读到编竹简的绳子断了三次。’又说：‘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像这样研究《易》，我对《易》的理解就会文理完备了。’如今考察《十翼》，这是孔子解释《易》的著作，已经极为完备宏大，不可以再增加了。可是世上那些浅陋的人反而又说了许多话，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解释《易》，并不是泛泛评论、略作举示，而是对每一卦的《彖》辞加以阐明，对每一爻作赞辞，对每一《象》加以发挥，哪里还有什么缺漏，要等待后人来补充呢？即使说《易》的道理无穷，推衍解释可以广泛发挥，也应当在《十翼》之后附加文字来阐发深意，不能再在卦爻辞下面妄加解释、繁琐疏说，同仲尼争高下。况且《诗》《书》没有全部经过圣人解释，所以诸儒才得以各持臆说。” 至于《彖》《爻》的辞句，圣人已经解释过了，而诸儒还有许多说法，往往只是显出他们不知分寸。因此费直研究《易》时，把仲尼所传的文字另外附在卦爻辞之后，他也看出了圣人经文不应再有传注，并且深深堵住了后学狂妄僭越的道路。只是有人责怪他开创了把《翼》混入经文的先例。唉！费直把《翼》附在经文之后，只是他自己研究《易》的做法，并不是说家家户户都要改动、都依从费氏本子。况且古代经文森然排列在前，从来没有混乱。到了郑康成、王弼研究《易》，各自依照自己的见解重新编排，于是连文王原有的文字也删去了。研究《易》的人把经文和传文混杂起来的过失，从此开始。又在彖辞、爻辞下面任意增写传注，于是开启了后学狂妄僭越的道路，历代责怪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此从吕微仲直到朱熹的各个定本，都把《十翼》恢复到经文之后，他们的用意是好的。但朱熹又依傍孔子《彖传》《象传》的文字，在卦爻辞下面推衍，称作《本义》，也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仲尼的传文，因为会混淆经文，尚且退置到后面；朱氏的传文难道就不会混淆经文，反而可以列在前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