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十三

译《五岳山人集》卷第三十三，吴郡黄省曾著。杂文四首。《春秋解》一首 黄子在姑胥台游览，拿着《春秋》竹简诵读，感慨地合上书叹息说：“世上难道没有懂得《春秋》的人吗？”弟子问：“《春秋》自汉代以来，名家传授，专门研究并各自称长、彼此抗衡的人多得像云一样。传注疏解多得堆满栋梁，而先生却说没有懂《春秋》的人，这是为什么？”黄子说：“自孟子以来，仲尼《春秋》的旨意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即使想要谈论它，又能依据谁来考证？即使想要阐明它，又有谁会听从？”弟子请问孔子作经的宗旨。黄子说：“《春秋》是不使用褒扬之词的书，这就是它的宗旨。难道没有看到开头写‘春王正月’吗？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孔子作《春秋》的义旨就清清楚楚了。孔子为什么说‘春王正月’？大概是说：‘春天，是天子的春天；正月，是天子的正月。诸侯接受并遵循它，把它作为诸侯的法度，那么凡是诸侯的事情，也都是天子的事情。这就是所谓天子的事情。天子统治天下没有外部界限，那么诸侯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天子的事情？礼乐是天子的，征伐也是天子的。统属于天子、出自天子的事情，后来在《春秋》中却发生了变故：僭越它而出自诸侯，又进一步僭越而出自大夫。事情出自诸侯，就是诸侯成了天子；事情出自大夫，就是大夫成了天子。而天子则日益衰颓、日益被取代，日渐削弱而走向灭亡，不能再统摄诸侯和大夫了。周代的礼制，几乎就要熄灭。孔子有周公的才德，本来希望得到明君而辅佐他；但没有得到职位，又担心乱臣贼子猖獗炽盛，使人的正道灭亡。于是举出鲁国史书，对它加以订正，删改诸侯、大夫的事迹并加以贬斥。贬斥诸侯，是为了表明这是天子的事情，不许大夫僭越。因此孟轲的意思是说，仲尼作经，用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夺回乱臣贼子的权力而归于天子，所以说是天子的事情；掌握天子的事情来责罚诸侯、大夫，所以说是贬斥。作《春秋》，本来就是为了使乱臣贼子恐惧，哪里有什么值得褒扬的善事？所以孟轲说：‘《春秋》中没有称许战争的。’所谓没有称许战争，是说《春秋》所记的战争都不是善事，仲尼从未称许过它们。因为那些征伐都不是天子发动的，全都可以责罚，所以说没有值得称许的。所谓‘那个比这个好’，只是说在乱臣贼子承担罪责的事情中，有严重的，有轻微的；有根本的，有枝末的，彼此只是有这些不同而已。” 然而，把它们作为罪过来看，罪名是相同的，所以仲尼把它们全都贬斥了。仲尼不是说过吗：“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礼乐和征伐就由诸侯发出。”政令从诸侯那里发出，大概十代之中很少有不失败的；政令从大夫那里发出，五代之中很少有不失败的；陪臣掌握国家政权，三代之中很少有不失败的。天下有道，政权就不在大夫手中，平民也不会议论政事。仲尼又不是说过吗？俸禄从公室流失，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已经衰微了。这正是孔子阅读鲁国《春秋》，看到天子的礼乐、征伐全都掌握在诸侯和大夫手中，因而叹息的地方。这是他诛讨乱臣贼子的起因，也是他撰作《春秋》的用心。想要观察仲尼的内心，了解他为什么撰作《春秋》、借此端正天子的政事，就应当从这里看，已经十分明显了。撰作《春秋》，是因为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和大夫，他们目无君上的罪行应当受到责罚和贬斥。既然已经把这种行为视为罪过，却又加以褒扬、认为是善行，那么孔子的《春秋》就不会这样自相矛盾了。弟子问：“《春秋》没有褒扬的话，这一点我已经听到您的教诲了。但是，儒者中有人说，孔子的笔是承述史书的文字，孔子的削是删去史书的文字，孔子在其中没有增损，这种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黄子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只说‘它的文字属于史书’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还要说‘它的义理是孔子窃取来的’呢？”所谓“窃取义理”，正是指孔子用笔补正、用削删改，而子游、子夏也不能替它增添一个字。假如孔子不用自己的言辞，那么又有什么必要称说子游、子夏曾经赞助增益呢？假使各国史书的文字都已经得到正确的义理，那么孔子又何必另作经书呢？大概由于列国史书中，有贤能的史官，便懂得记录天子的政事，周公制定的书写法则尚且有谨慎记载而保存下来的。可是到了长期沉沦之后，那些史官不贤，天子的政事逐渐被习惯地当作诸侯、大夫的日常事务，所记载的书法中尊奉君王的义理也荡然无存。所以说，史书有不能得到正确义理的地方：有本来不及记载的，仲尼便用笔补写；有记载过度、失当的，仲尼便加以删削。《春秋》就是用来端正史书书写法则、取得并阐明其中义理的。若说仲尼对鲁国史书的文字没有增损，那就是仲尼连一个字也不能替鲁史增益，既没有用笔，也没有删削，又何必作这部经书呢？弟子问：“仲尼得到麒麟而哭泣，和他心中怀念凤凰的心情相同吗？还是不同呢？”黄子说：“是相同的。” 麒麟和凤凰，都是王者出现时的祥瑞。世上有王者，就会有相应的祥瑞。所以凤凰没有出现，便占验出王者没有兴起，孔子于是叹息说：‘我大概已经完了。’”弟子问：“既然如此，麒麟出现便可以预示王者兴起，王道大概也可以施行了。仲尼见到它而高兴是可以的，又为什么反而卷起衣袖、泪水沾湿衣襟呢？”黄子说：“因为这次麒麟出现，仍然等同于没有出现。麒麟出现了，为什么说它仍如同没有出现呢？因为它出现得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那是鲁哀公十四年，仲尼已经七十一岁，衰老得很厉害了；即使有王者兴起，他也已经不能等到了。所以说不是时候。所谓不是时候，是说不是夫子盛年得志的时候。麒麟既是王者的祥瑞，就应当在王者的朝廷中游行才对；可是它没有出现在周王朝，而出现在鲁国，没有出现在洛邑，而出现在巨野。它没有随着众舞起舞，却死在鉏商手中；没有被当作祥瑞，反而被认为是不祥之物；没有被蓄养在郊外苑囿中，却被弃置在五父之衢。所以说，它出现了，仍等于没有出现。仲尼是为他的道最终走到穷途而悲伤。”

译这就是他卷起衣袖、泪水沾湿衣襟的原因。《春秋》开头说“春，王正月”，是思念王道能够施行；结尾说“西狩获麟”，是感叹王道已经走到尽头。这就是《春秋》的始终。弟子问：“王通氏说：‘三传出现以后，《春秋》就散失了。’果真如此吗？”黄子说：“三传怎么能使《春秋》散失呢？只是学习《春秋》的人趋向三传而舍弃《春秋》，把《春秋》附会到三传上，而不是用三传来会通《春秋》。所以，《春秋》的本来宗旨因此变得晦暗罢了。三传如同河流，《春秋》如同大海；河流是用来通达大海的。学习它的人反而把大海的广大拘束起来，使它停滞在河流的狭小范围内，因此说三传使《春秋》散失了。然而《春秋》本身，三传怎么能使它散失呢？为什么不能使它散失呢？因为《春秋》的本来宗旨，其中明白显著的部分本来就存在；正如大海广大无边，它的浩瀚并不会因此减少。三传本来就不能使《春秋》散失。弟子问：“有人说，《春秋》只是仲尼判定是非罢了，并不是用来施行赏罚。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呢？”黄子说：“如果确实只是判定是非，那么仲尼又说过什么呢？” ‘有人把我看作有罪。’凡是不应当做却做了的事情，就叫作罪。仲尼执守周代的礼制，掌握天子的法度，并据此议论诸侯和大夫。考察他的身份，他不过是一个平民；考察他的著述，其中所执守的是宗伯掌管的礼制，所掌握的是大司寇掌管的法令，所用笔削的是太史的职权，所依据的义理并据以发言的，则是方伯、连帅的权力。假如周王拿这部书来讨伐诸侯、大夫的罪，这部书便可以作为誓文和诰辞。怎么能说它只是判定是非罢了呢？所谓‘只是判定是非’，大概只是说某人是善人、某人是恶人，并没有具体事由，只作空泛的是非判断。如今议论一个人，同时就有一件具体事情；正如刑法典籍议定罪行一样，有证据、有案情，怎么能说只是说说是非罢了呢？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人会知道我，责怪我的人会责怪我。’了解我的人，一定会说我是迫不得已才窃取了这种权力；这就是所谓平民议论政事。责怪我的人则会说：‘这些本来是宗伯、司寇、太史以及方伯、连帅所掌管的事务。’仲尼只是一个平民，本来无权这样做；因此仲尼接受人们把这看作罪过，而不加以推辞。仲尼亲自承担这项罪责，而后世学者却竭力文饰和粉饰它，想把仲尼置于无罪之地，这正是《春秋》的义理不能明白的原因。” 弟子问：“夫子谈论《春秋》，却说到周礼，为什么呢？”黄子说：“鲁国史书的书写法则，大概起源于周公吧？所以韩宣子见到鲁国史书时说：‘周礼还在当时，但鲁国史官已经不能完全遵循周公原来的书法了。’因此孔子对它加以补笔和删削，是为了恢复周公原来的书法。即使周公当时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而这种书写法则在过去也没有先例，孔子特意创制这种写法来记载它，同样也是周公的用心。”弟子说：“既然说它的文字属于史书，那么记载事情的义理本来就是史官的职责，为什么还要等待孔子呢？”黄子说：“史官能够记载盛周时期的常规，却不能记载衰周时期的变故；能够按照常规记载，却不能权宜地记载；能够显明地记载，却不能有所避讳地记载。比如‘赵盾弒其君’，这是史官已经得到正确义理的记载，仲尼不能改动。又如晋文公在河阳召见天子，这是史官没有得到正确义理的记载，孔子不能照搬。史官不都是董狐，所以仲尼才要窃取并端正其中的义理。弟子问：“孟轲所说的‘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是什么意思？”黄子说：“王者的踪迹，指王者的政教；所谓诗亡，是说雅诗亡佚。大雅所歌咏的是君王接受天命而兴起、建立王业的事情，所以称为《大雅》。” 小雅所歌咏的是宴享宾客以及慰劳、遣送臣下的事情，所以称为《小雅》。周朝衰微时，天命已经离去，诸侯背叛了周王室。没有这样的王政，就没有这样的诗，《大雅》《小雅》也不再创作。因此，仲尼撰作《春秋》，就是为了哀伤《大雅》《小雅》的亡佚，并接续它们的作用。所以说“春，王正月”，是说天命仍然存在，王政仍然存在；这样做是为了使乱臣贼子有所恐惧，希望他们有所悚惧，不敢触犯王法，同时也是要恢复东周王室的用心。”弟子离开座位起身说：“如果不是夫子为我们讲说《春秋》，使我们不被众多学说所遮蔽，那么即使一生诵读这些竹简，最终也只是个瞎聋之人罢了。” 《郊社解》一首。有人说：“古今关于郊祭、社祭的说法纷繁复杂，您认为应当遵从哪一种？”我说：“我遵从仲尼的说法。”有人说：“既然遵从仲尼，那么究竟是郊祭还是社祭？为什么这样命名？是在南郊还是北郊？祭祀对象归属于哪一方？应当分开还是合在一起？哪一种说法才对？”我说：“祭天叫作郊祭，祭地不能也用郊这个名称；祭地叫作社祭，祭天也不能混同于社祭的仪式。”仲尼说：“郊社之礼中，郊是祭天的名称，社是祭地的名称。郊归属于天，社归属于地。”有人说：“议论礼制的人认为，祭天在南郊，祭地在北郊；这样天也叫郊，地也叫郊，总共有两个郊祭。您却把郊归于天、把社归于地，那么郊祭岂不是只有南郊而没有北郊吗？”我说：“祭天称为郊，是因为《郊特牲》说‘在郊外’；因此，郊是根据祭祀地点命名的，祭天在郊外，所以祭祀的名称叫作郊。祭地并不在郊外举行，它的祭名怎么也能叫作郊呢？”又有人说：“祭祀的神位设在南郊，是为了处于阳位。南郊这个名称，礼书中已有记载；所谓北郊，我却没有听说过。如果祭地也叫郊，那么社祭这个名称又应当归到哪里呢？”

译考察《曲礼》说：“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每年都遍行祭祀。”假如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另外又有社祭，那么这里以下就应当再列出祭社的名称；然而没有列出，说明祭天地中的祭地就是社祭。考察《诗序》说：“《生民》是尊崇祖先的诗。后稷出生于姜嫄，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所以推举后稷配享上天。”又一篇序说：“《思文》是后稷配享上天的诗。”《周颂》说：“思念文德昭著的后稷，他能够配享那上天。”看这些序文和诗句，都说后稷配享上天，从未说配享大地。如果有北郊祭地，那么应当由谁配享？如果认为也是后稷配享，那么诗中没有后稷配享大地的证据；如果认为祭地另有其他祖先配享，那么《祭法》只说“郊稷”，可见郊祭只有后稷能够配享，没有其他祖先。既然只有后稷配享，那么后稷只是配享上天，所谓配享大地的说法就是虚妄的。配享大地的说法既然虚妄，北郊之说的文献依据也就是错误的。考察《明堂位》说：“成王认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劳，因此把曲阜封给周公，土地纵横七百里，有革车千乘。所以《诗》说：‘大大开拓你的疆土，作为周王室的辅佐。’” 又说：“公车千乘”，就是这个意思。成王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因此鲁国国君在孟春乘坐大辂车，车上载着弧韣，树立十二旒的旗帜，旗上有日月的图案，在郊外祭祀上帝，并以始祖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制。所以《诗》说：“龙旗承载祭祀之礼，六匹马的缰绳整齐柔顺；伟大的上帝，以及皇祖后稷。”祭祀时使用赤色的牺牲，这就是以此享祭、以此为宜。这些礼制就是这个意思。成王把天子的礼乐赐给鲁公，是全部赐予的。如果还有北郊祭地，这里为什么没有一并赐予？难道只赐祭天之礼，而不赐祭地之礼吗？考察成王赐给鲁国的礼制，没有夏至祭地的文字记载，由此可知，成王的典制原本就没有北郊制度，社祭就是祭地，已经很清楚了。之所以没有说赐予社祭，是因为社祭本来就是诸侯应有的礼制，不必另行赐予。有人说：“《春秋》记载春季不懈怠地祭祀，春季说南郊，秋季不就是北郊吗？”我说：“秋季所记的是举行尝祭，夏季所记的是楅衡，使用白色公牛和赤色刚健的牺牲；这说的是[楴]周公，并不是北郊祭地。”季夏六月，按照[楴]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祭牲使用白色公牛，说的就是这件事。有人说：“有些解释者认为，如果祭祀不能分为郊祭，不应当有两个祭场，那么为什么天子亲自在南郊耕田，王后却亲自在北郊养蚕呢？” 我说：“这个证据不能成立。如果因为王后亲自在北郊养蚕，就把它当作北郊方泽祭地的证据，那么《祭统》下文说‘夫人在北郊养蚕’，难道诸侯也都有北郊方泽祭地的礼制吗？所谓郊有东、南、西、北，是因为凡是国都和城邑都有四郊，这是‘郊’的通称，并不是因为有四郊祭祀之后才称为郊。《尔雅》说：‘城邑外面叫作郊，郊外叫作牧。’称作郊，是指靠近城邑的四方。” 《声依永》辨析一首。有人问舜命令夔时说：“诗是表达心志，歌是延长言语的声调，声音依随延长的歌声，律吕使声音协调，八类乐音都能和谐，不互相扰乱次序。”如今儒林中有人把“声”解释为乐器发出的声音，这确实如此吗？我说：“通晓经书所可贵之处，在于平心静气地仔细考察：经文有疑问，就用经文来解释；圣人的训诫，就用经典加以验证；凭主观臆断、只求争胜的做法，不在其中，这样才没有遗憾。”考察《诗序》说：“诗，是心志所趋向的表达。藏在心中叫作志，发出言语叫作诗，感情在内心触动而表现于言语。”这就是“诗言志”的含义。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叹息；叹息不足以表达，所以长声歌唱。这就是“歌永言”的含义。感情发出成为声音，声音形成一定的文理，叫作音。《乐记》说：“一切声音的产生，都由人的内心生出；内心受到外物触动，才会这样。内心感物而动，所以表现为声音；不同的声音相互应和，于是产生变化；变化形成一定的方位和条理，才叫作音。”其中说“发于声”，是说声音由感情发出；说“形于声”，是说声音由内心表现出来。如果说“声”是乐器，那么感情和内心属于人，乐器属于物，这两者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声音有噍杀、啴缓、发散、粗厉、直廉、和柔等不同形态，都是人的声音，是哀、乐、喜、怒、敬、爱等内心情感所表现出来的。” 下文所说的“礼、乐、政、刑”四者，都是治理天下的工具。“志”指人的心志，“声”指人的声音，“行”指人的行为，“奸”指人的奸邪。如果把“声”解释为乐器，那么所谓“用乐来调和人的声音”，难道是用乐器来调和乐器吗？所谓“声音依随延长的歌声”，是说长声歌唱时，声音有清浊高下，自然形成宫、商、角、徵、羽的节奏，抑扬相应，变化而形成条理，这些都依随长声歌唱而产生。于是把各种声音配合起来制成音乐，再加上干、戚、羽、旄等舞具，才叫作乐；大概是用六律、六吕来配合、协调这些声音，再把它们用乐器演奏出来，这就是所谓“律吕使声音协调，八音都能和谐”。” 李文利《黄锺律》：黄锺律长三寸九分。《辨一》一首。考察可知，黄锺律长九寸，并不是先王凭主观智慧臆测而规定为九寸。黄泉中的阳气开始萌动时，到冬至这一时刻，向上距离地面恰好九寸，所以用管子候气的方法，必定要用九寸长的管子来候气。管子过长，阳气便会在规定时刻之前到达；管子过短，阳气便会泄散，到了规定时刻反而不能到达，这样律管的长度就无法确定。只有采用九寸长的律管，管底才正好接近阳气开始上升的地方，因此既不会过早，也不会迟滞，能够在时令到来时纳入阳气，使管中的灰飞动。到了十二月大寒，阳气在律管中尤其强盛，所以又上升五分一厘三毫，距离地面八寸三分七厘六毫，因此大吕候气的律管长度与此相等。到了正月雨水，阳气在吕管中稍微减弱，所以又上升三分七厘六毫，距离地面八寸，因此太簇候气的律管长度与此相等。到了二月春分，阳气在律管中尤其强盛，所以又上升四分五厘一毫六丝，距离地面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丝，因此夹锺候气的律管长度与此相等。到了三月谷雨，阳气在吕管中稍微减弱，所以又上升三分三厘七毫三丝，距离地面七寸一分，因此姑洗候气的律管长度与此相等。到了四月小满，阳气在律管中尤其强盛，所以又上升四分五厘四丝三忽，距离地面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丝六忽，因此仲吕候气的律管长度与此相等。

译到了五月夏至，阳气在吕，稍微强些，所以向上升三分三毫四丝六忽，距离地面六寸二分八厘，因此与蕤宾候律的长度相等。到了六月大暑，阳气在律，尤其微弱，所以向上升二分八厘，距离地面六寸，因此与林锺候律的长度相等。到了七月处暑，阳气在吕，稍微强些，所以向上升三分三厘八毫，距离地面五寸五分五厘一毫，因此与夷则候律的长度相等。到了八月秋分，阳气在律，尤其微弱，所以向上升二分五厘一毫，距离地面五寸三分，因此与南吕候律的长度相等。到了九月霜降，阳气在吕，稍微强些，所以向上升三分四毫一丝，距离地面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丝，因此与无射候律的长度相等。到了十月小雪，阳气在律，尤其微弱，所以向上升二分二厘四毫八丝，距离地面四寸六分六厘，因此与应锺候律的长度相等。到这里，阳气一年中上升的数目就全部完成了，所以又返回向下伏藏在地下，成为冬至开始上升、循环运行的根本。这就是根据阳气上升的深浅来测定律吕的依据。律管的长短，是圣人精密地依照天度制定，自然而然形成的，并不是人的技巧和私智能够增减丝毫的。如今李文利妄自引用没有根据的话，竟任意凭臆测断定黄锺之管只有三寸九分。假设在冬至用它来候气，那么阳气距离地面还有九寸，而管子只有三寸九分，实际上短了五寸一分，凭什么候气呢？李氏知道这种说法行不通，又妄自创立候气方法，说管子虽然三寸九分，却必须埋入地下九寸，以附会自己的说法，可以说既笨拙又劳烦了。况且他说其余十一律管也都埋入九寸深。假如相信他的话，那么冬至这一天十二律管都容纳了阳气，芦灰应当同时飞起，又怎么能够用来测定四时的先后次序呢？他又说：“子月的气刚刚升满黄锺之管，推演这个意思，必然是丑月的气升起的力量刚刚充满大吕之管，寅月的气升起的力量刚刚充满太簇之管。”却不知道芦灰的质地非常轻微，阳气一旦升起，其力量最为刚劲，连大金、巨石和山岳都没有不能贯穿的，何况轻微的芦灰，难道一定要等到气充满、力量足够以后才把它鼓出吗？况且十二律管都按照九寸的标准埋设，那么到了冬至必定全都飞灰，哪里有黄锺独自应验而其他律管安然不动的道理呢？况且阳气还没有到达管中时，就会从旁边泄散而不能收入；阳气已经聚集到管中时，就会直达其中而没有遗漏。即使树立九尺长的律管，只要埋入地下九寸并接触到阳气，芦灰也没有不飞起的，何况律管的差别不过锱铢之间，同样都接触升起的阳气，怎么会有的飞起、有的不飞起的区别呢？况且李氏又曲解《汉志》中“内庳外高”的文字，认为十一律管都埋入九寸，随着管子的长短使内部低下，这就是“内庳”，而把律管的管口做成向上凹的形状，这就是“外高”。谨按《汉书》说：“候气的方法，是建造三重屋室，关闭门户，涂抹缝隙务必周密，铺设赤色帷幕。室中用木头做案，每一律各置一管，内低外高，按照各自方位把律管加放在上面。”那么所谓“内卑外高”，说的是木案的制作如此，而律管就是承放在木案上的，所以说“把律管加放在上面”，并不是说律管的形制内低外高。李氏不了解这一点就写作；对于“内庳外高”这句话，《汉书》已有清楚的依据，是一看便知的，他尚且昏乱迷惑到如此地步，又凭什么来议论黄锺这样重大的问题呢？黄锺九寸，这是穷究天地、历经百王、等待后世圣人也不能改变的制度；妄加议论的人，真是多么不知自量啊！卷第三十四 杂文六首 《史说上》一首 《史说下》一首 《仕意篇上》一首 《仕意篇下》一首 《诘才篇》一首 《校文篇》一首 《景藏章》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