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问性第四

译这就近于掩盖圣人的长处而彰显自己的长处，窃取圣人所有的东西来当作自己的东西了。因此，仲尼以后凡是解释彖辞、爻辞的人，背离仲尼旨意而另作解释的，称为“诬窃”；依照仲尼旨意而作解释的，称为“缀诬”。既然要附缀文字来解释经文，哪里比得上不作解释呢？拿火光同太阳争辉，后人难道没有话说吗？难道没有话说吗！”周怡说：“六十四卦是从哪里产生的？”答道：“古人关于重卦的说法，王辅嗣、虞翔仲、陆德明、孔颖达、陆希声认为出自伏羲；京房、郑玄、淳于俊、司马贞认为出自神农；孙盛认为出自夏禹；司马迁、扬雄认为出自文王。考察《周礼》，太卜掌管夏、商、周三种《易》，其经卦都是八个，分别都是六十四卦，由此可知认为六十四卦由文王重叠而成的说法不对。考察《虞书》所说‘龟筮协从’，以及‘筮’这个说法，必定要有六十四卦，然后才能用蓍草推演。仲尼把蓍草和龟甲并称，正合乎《虞书》的意思，因此认为由夏禹重卦也不对。考察神农氏创制器物，曾经取法益卦和噬嗑卦。益、噬嗑的名称虽然是后代所命名，但益卦、噬嗑卦的卦象值得尊重，制器的人怎么可以诬说呢？” 何况仲尼绝不会凭空虚构，所以认为由神农重卦也不对。那么究竟是谁重卦呢？回答说：是伏羲重卦。《干凿度》说‘垂下皇帝蓍策的是羲’，而《说卦》也说‘从前圣人创作《易》，幽暗地赞助神明，于是产生蓍草’。这样看来，蓍草由伏羲开始，卦也由伏羲完备，已经很清楚了。既然说是伏羲重卦，那么仲尼为什么说‘开始创作八卦’，又说‘八卦确定吉凶，八卦用卦象来告知’呢？回答说：这个意义本来就在仲尼的话中，只是后世儒者茫然不明白他的旨意，所以自汉代以来，研究《易》的人一直没有确定的说法。即使拿穆生的先天图作为依据，也归于幽深冥昧的见解。为什么呢？伏羲时代只有卦画而没有文字，如今先天图中卦名全都具备，怎么能说是伏羲的图呢？仲尼不是说过吗？八卦排列成行，卦象就在其中了；由此加以重叠，爻就在其中了。这几句话，正是在说伏羲时代的卦。凡是说‘在其中’，都是尚未实际出现而已包含在其中的意思。说八卦排列成行，指的是伏羲开始创作八卦；说卦象，指的是文王把六十四卦比拟为各种形状情状，并为卦命名的卦象；说由此加以重叠，指的是伏羲依据八卦，用蓍草推演，两两重叠成为六十四卦的用途。” 大概伏羲时代虽然只创作了八卦，却不曾确定用蓍草形成六十四卦；等到推演蓍草时，才有因而重叠六十四卦的用途。所谓爻，指的是文王的三百八十四爻，也就是考察卦爻会通并系上文辞的爻。就是说，伏羲沟通神明、类比万物，虽然只有八卦，还没有为各卦命名的卦象，但命名卦象的基础已经包含在八卦之中，这正是所谓‘八卦用卦象来告知’。在兴起蓍草推演以前，人们虽然只是因重叠而有六十四卦的用途，还没有系辞的爻，但系辞的爻已经包含在重卦之中，这正是所谓‘八卦确定吉凶’。众说纷乱，我以圣人的话来裁断，思考玩味了好几年，才开始彻底明白仲尼的话，可以解决千古以来研究《易》者的疑惑。后来读《淮南子》说‘伏羲创制六十四种变化，周代增加六爻’，正同我的说法相合。所谓六十四种变化，只是蓍策推演的用途，并不是已经确定了六十四卦的名称；周代增加六爻，说明伏羲时代还没有爻，这一点已经十分明白。周怡说： “‘乾上乾下’，以及‘初九、初六至上九、上六’等文字，是孔子所赞述的，为什么费直本中却遗漏了卦名？”答道： “考察费氏古《易》，在六画总卦之下系有‘元亨利贞’的彖辞，又分开在六画各爻下面系上‘潜龙勿用’等爻辞，正合仲尼系辞的旨意。” 所谓“系”，就像帽子有带子，是把文字缀附在下面。卦下面系彖辞，爻下面系变辞，大概本来就应当这样。若像郑玄、王弼的本子那样删去分析出的爻辞，反而把孔子《象传》中“初九”等文字取来冠在各爻之前，那就成了文王接续孔子的文字。又把《大传》中“乾上乾下”这两个卦体移到六画之下，也成了文王接续孔子的文字。只是由于二家想把《象传》缀附在卦爻辞上，既然有一爻安排不当，又设置了九、六的文字，于是删去文王原有的爻画，把九、六移到“万国咸宁”之下作为冠首；“乾上乾下”四字难以安置，便移到伏羲卦的下面。后来的儒者不知道二家把经文、传文合并在一起，所以造成混乱。若果真如此，那么《十翼》的旧有体例中，“乾上乾下”这两个卦体应当归在“天行健”之前，这句话才有归宿；“初九”的文字应当归在“潜龙勿用”之前，这样六爻才不至于没有区别，也才算恢复古制。考察《比》卦初六、《大有》卦初九、初六“履霜”、六二“之动”等文字，大略可以作为证据。但六画之下没有乾卦的卦名，恐怕是吴仁杰考证记载有误而遗漏了，或许并不是费氏旧本。” 不过考察孔子的《彖传》，它先举出卦象之外的总义，后来才涉及繇辞，所以应当依从郑氏本子，以纠正费氏的错误。周怡说：“六十四卦为什么没有《文言》？”答道：“考察孔子传《易》，《彖传》从‘大哉乾元’以下，爻辞从‘潜龙勿用’以下，象辞从‘天行健’以下，六十四卦都包括在内，不应当说《文言》只止于乾、坤两卦。后来读《系辞传》，看到‘亢龙有悔’一条，夹杂在《谦》卦九三、节卦初九的段落中，它的文体没有不同，于是可以断定六十四卦本来都有《文言》，只是散失的简册很多。所谓《易》因为是上古占筮之书而得以不亡，大概是说上下两篇经文，不是说孔子的《翼》。如果说《翼》没有亡失，那么《说卦》为什么在秦汉之际也有不存，必须等到河上女子从旧屋中发掘出来以后才出现呢？因此，《系辞》中保存的同乾、坤《文言》相类似的文字，应当编录在它们之后，使圣人的言论各有统属。” 陈晓问性第四

译陈晓问道：“性可以用善、恶来命名吗？”答道：“不可以。性就像命，也就是道。称为命，命就是它的名称，不能用善恶来说明；命称为性，性就是它的名称，不能用善恶来说明；性称为道，道就是它的名称，也不能用善恶来说明。道啊，道啊，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孔子只是以不可离开来说明道，却从来没有用善恶来说明。因此君子在没有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没有听见的地方恐惧；这是明察双目、倾听双耳也无法看见听见的东西，怎么能用名称和言语说明呢？上天所承载的道理，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确实不是耳目所能达到的。所以说：‘孔子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是听不到的。’这是说他所说的道理极精微深奥，如同仰望高山、钻研坚石，向前看忽然又向后看；即使想跟随他，也没有路径可走。它不能听到，正是这样；并不像文章那样，威仪可以瞻仰，文辞可以听闻，是耳目可以接触到的。孔子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尚且不能听闻，而儒家一类的人却小心翼翼地用善恶、本原、气质等各种名称去猜度议论。然而道心幽微，即使想听闻它，也无法听闻，所以人们只好用人心去猜度议论。” 问：“那么，性没有善恶吗？”答道：“有善恶的，是性的作用。哪里只是善恶而已呢？善的作用有万般差异，恶的作用也有万般差异，它们都是性的作用，却不能用来命名性。就像阴阳的作用有万般差异，都是天道的作用；刚柔的作用有万般差异，都是地道的作用；但不能用阴阳命名天，不能用刚柔命名地。仁义的作用有万般差异，都是人道的作用；但不能用仁义命名人。善恶并非性本身，而是不能直接看见的作用，如同天道中寒暑、雨旸的失常，地道中山崩、水溢的灾患，都是通过作用才显现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呢？顺应就是善，违逆就是恶；生养就是善，克制就是恶；不过二端而已，都是由所遭遇的情况产生，不能预先决定。比如两个人互相交谈，他们的话相互契合，片刻之间就彼此以德相待；如果话语彼此冲突，又会片刻之间互相仇视。百姓奉行道理，有固定产业的才有恒常之心，没有固定产业的就没有恒常之心；人不能预先确定，所以君子重视学习，直到死后才停止。习惯同性情一起形成，成效在于学习，不在于本性。如果只依赖本性所形成的东西，为什么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习惯使彼此相远。’” 圣人始终谨慎地重视学习。就是说，学习善就成为善，学习不善就成为不善。世俗儒者终身谈论性本善，却始终没有向善迈出一步；终身谈论性没有恶，却又常常有背离恶的行为，这是性情在南方而习惯跑到了北方。天下人的昏昧已经很久了，我不得不重申仲尼的说法。第二十四卷 序十五首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帝范》序一首。《刻水经》序一首 《老子道德经玉略》序一首 《晋中散大夫嵇康文集》序一首 晋《玄晏先生皇甫谧高士传》序一首。魏司空军谋祭酒掾文学徐干《中论》序一首。晋葛洪《西京杂记》序一首 唐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北堂书钞》序一首。《支道林文集》序一首 《释迦如来成道记》序一首 《六祖坛经》序一首 《西湖游览》序一首 《息园燕集诗》序一首 《东园燕集诗》序一首 《虎丘修褉》序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