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十一

译道不可悲吗？这些是我隐秘曲折的谈论，是心腹中的私语；因为您了解我，所以为您发出这一声，使您最终知道黄省曾并不只是一个摘章寻句的人而已。此外还有即兴诗八章，用来吐露郁结。只是宣泄胸怀，不计工拙；现抄录奉上，请您阅览。其余分别之情，不能一一详述。黄省曾再拜。《再寄冢宰乔公宇书》一篇 黄省曾顿首冢宰白岩先生阁下：我自幼学习文章，只知道缀辑文辞、铺陈文章，希望求得科举第一名，以此使自身显荣罢了。至于君上为什么求取士人，士人为什么年年回应君上的要求，其中的意义，我却茫然不知。大概天下四海九州之内，做老师的都不拿这些来教，做弟子的也不拿这些来学，所以世人整天慌忙奔走，把一生都梦寐以求地置身于官位印绶之间，也就不足为怪了。等到我二十多岁，才在衡门茅屋之下，静静体会到唐虞以来做官的意义，仿佛看见了道的影子，于是猛然改变，完全醒悟。每天探究、每月研求做官的根本意义，酒酣耳热之时，常常触发贾谊、王通的胸怀。因此外表穿戴与别人相同，而内心却与别人不同；文章写成、名声传播之后，嫉妒我的人反而更多。妻子劈麻缝鞋来维持生活，我也不忧虑，只是每天坐在四壁之中，研究古今安定百姓的道理，正如召公垂钓、伊尹耕作时那样。上天生下这些人，君主也是百姓中的一员。百姓没有纲纪，就不能安定生活而会陷入混乱，因此上天必定为他们树立君主。君主一个人难以安定天下百姓，所以又为他建立臣僚。奉行天意来安定百姓，这就是做官的意义，仅此而已。如今求学而做官的人却不是这样：因为宫室倾圮、墙垣败坏，无法居住，便靠做官使它华美；因为吃糠咽菜、茹毛饮血，生活不舒适，便靠做官使饮食珍美；因为没有一亩田产、没有一寸桑地，便靠做官为自己开辟产业；因为家中连五铢钱都不充足、五金也不充实，便靠做官把财物填满。一旦换上官服，就一定张设机关、布置陷阱，用刑罚罗网和威势猎取财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后来被罢官黜退，也要在乡里夸耀说：‘我求学而做官的事情已经完成了。’这种风气已经形成，最终没有人讥笑他们，反而羡慕、兴奋地仿效都来不及。我常常因愤懑而在文章中议论说：‘古人做官是为了百姓，今人做官是为了自身；古人做官是为了国家、天下，今人做官是为了自身和家庭。’确实不是妄言。所以我对交游的朋友和弟子，不问他们内心是颜回还是盗跖，不挑择他们志向的高尚或污浊，一定要强行把做官的意义教给他们，并且天天向他们讲说，希望他们将来任官时不要走错。今年改元，本来希望皇天能够察见微贱之人的一点诚心，使我凭文章得到进用，稍稍施展贾谊、王通的抱负；可是命运和俸禄乖违困顿，像卿士、孟轲那样奇才也遭遇坎坷，反而又沉沦在主持衡量取士者的手中。于是我又责怪自己不能实现五岳游历、离开此地的愿望，同时又感叹父母之心一定希望儿子取得青紫官服，也惋惜一个稍微懂得圣贤做官意义的人，竟然不能得到一次机会来施展。愿我皇承受并发扬天道，愿我上体天心。我的胸怀郁结违逆，只好回去躺卧在草堂。打开镜子照看自己，鬓发已经枯白，容颜已经凋残。青春年华不会回来，白日徒然流逝。我怀抱道义漂泊江汉之间，渐渐逼近桑榆晚年。唉，难道我最终会老去而终身困穷吗？不知道皇天的心意究竟怎样。然而我也不敢因为地位卑微而自暴自弃，只愿学习荀卿、孟轲，著书自我娱悦罢了。《仕意》二首，谨抄录奉上，请我公采纳施行。即使我老死在山岩洞穴之中，也没有遗憾。言语不能尽达心意。黄省曾再拜。《与文恪王公论撰述书》一篇

译十月二十三日，黄省曾顿首相国守溪先生门下：这些日子没有承受您的教诲，近日拜谒阶下，得以陪侍您清雅的宴谈。听说夫子慨然有志于著书，门下末学怎能不踊跃欣喜！我在三四年前，已经看出如今作文之人，如山峰颓然崩塌，如波澜骤然倾倒，鄙陋浅薄、狂妄悖谬，充斥一世。即使号称名家的人，也不过凭借盲聋之见，乘着习熟之名，声音错误、文辞谬误，略微流传罢了。若再过百年，把他们放到圣贤面前，那么保存并诵读他们文章的人就很少了。濂、韦东里一类人的情况，可以作为镜鉴而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只是拾取文章的华美，而道的精微充实，实际上并不在心中。过去孔仲尼著书，未尝没有文采，但他所重视的是道。因此，他所说的道达到极处，文辞也随之而来，如云、如日，如龙、如天，又未尝不照耀天下。至于秦汉以来执笔作文的士人，却一心只在文辞上，以层出不穷的怪异词语为胜，把堆砌华丽的篇章作为高明，至于道是否达到极处，几乎不加顾念。即使卿、雄、通、愈以及三四位大儒，也未免有这种弊病。然而一千多年后，四位儒者的名声照耀四海，能与孔子并称的却没有一个；其余的人，则像灰烬和露水一样消散灭亡，多得不可计数。实在是因为四位儒者的言论能够以道为根本，还足以辅助洙泗之学。如今作文的人，不是道不存在，而是连作文的方法也一并丢失了。我为此忧虑并暗自发笑，已经不是一天了。现在您忽然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大概是上天还没有让斯文灭亡。况且夫子已经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如果这时还不著述，实在不是前代贤哲对后世人的期望。韩愈说：‘古人遇到合适的时代，能够推行自己的道，就没有什么必要著书。’夫子本来曾经辅佐朝廷，声誉和颂扬广泛流传，时代不能说不合适，道也不能说没有施行。只是不知道把它同皋陶、夔所处的时代相比，把它同周公之道相比，究竟怎样？如果并非如此，那么在今世不能施行、却可以在后世施行的道，难道可以不急切地著述出来吗？我是鄙陋之人，成年以来就一直有此志向，不敢自暴自弃而同虫豸草木一起消亡，还想着跻身子游、子夏之列。何况夫子是上天授予的贤智之人，自身又与斯道有深切关系，难道还要推辞什么吗？唉，假使当今社会稍有尧舜三代的遗风，那么夫子和我的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处？正因为世道正迅速地变成夷狄，所以更应当著书直言，阐明我们的尧舜三代之道，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黄省曾再拜。《答新建伯大司马王公书》一篇 黄省曾顿首再拜，阳明夫子阁下：辛巳年，承蒙您惠赐《修道说》石刻本。我打开阅读，仿佛拨开云雾看见青天，这才知道圣贤的意思原来如此简明易懂。从此诵读它、思考它，思考它、诵读它，也仿佛每天有微小的进步、每寸都有所得，于是不顾自己的浅陋，妄自为它作注，打算亲自带着礼物到夫子门下，请您订正并求得教诲。不料夫子接着遭遇大丧，因求道而返回福建；我想同您一道前去，献上一杯椒酒作为祭奠，来完成丧礼最后的杂役。无奈被考试之事所迫，终于耽误了泮宫学业，连累他人到这种地步，真是尘土滋生、虚度一生的地方啊。进入未年之春，南行乘船已经决定，而学宫主持又有校勘书籍的命令，直到如今还没有完成。事情稍有头绪，我一定在会稽山下向您叩拜。恭敬读到您的来信，黄省曾感叹世人都沉迷不醒，也悲哀圣贤之道难以取信于天下。大概浅薄的人昏昧，苛刻的人嫉妒，于是猜疑离间的话便产生了。然而君子的学问，只求正确罢了。我们的学说如果正确，就应当独立而不畏惧，不顾众人的非难；自己相信它，不必一定得到别人相信；以天理为知，不必一定以人意为知。唉，婴受到讥讽，子西产生疑心，叔孙遭到毁谤，孔仲尼尚且不能避免，何况今天呢！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韩愈说孟轲死后便没有得到传承。我们夫子关于良知的学说，直接承接孟轲，正要使数千年的聋昧耳聋得到解脱，与日月一同在天空照耀。即使有人发表议论，又能损害它一丝一毫吗？我愤激得不能自平，狂放之情也无法抑制，又以《大学》的文字作为证明，认为关于格物的学说，正是夫子进一步教导我们的。黄省曾再拜。《与司空何公孟春论易书》一篇 黄省曾再拜司空燕泉何先生阁下：我从幼年时起，略微记得先祖府君曾向我品评、指示海内的杰出人物，才听说先生童年时聪颖绝伦，写文章时凡是古书典籍一读就能记住，终身不忘。等我长大以后，虽然身处山林，也私下知道治理国家的事务，很厌恶天下那些贪墨污秽、琐屑鄙陋之流。像先生这样所谓的大儒巨卿、持玉节而清正高雅、博学通达的人，即使没有登门拜访，您的风神容貌也仿佛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乙酉年冬天，我客居金陵，先生正掌管司空事务，于是得以恭敬拜谒馆舍，忘却自己出身布衣，尽情讨论不朽之事。每当我发表一句话，先生便举手赞许说：‘奇才，奇才。’于是请求阅读先生所撰之文，恭敬承接来信，知道您对《易》的疑问大略，并且说：‘您一定会有所教益。’唉，先生的学问，神妙的思考和精妙的谋虑，如山汇聚、如海储藏，在当代卓然独立、雄视群贤，已经很久了。况且如今世上，怀抱伏羲卦象、从事孔子《易传》的人，春秋间前来应试进献学说的士人也不少。左边商订，右边考校，还有什么不完备？您却反而向东西南北、困顿失意的人询问，岂不是太过谦下了吗？即使我竭尽肺腑，也不足以满足先生的需要。我私下认为，《易》的道理本来没有不明白的，只是各位儒者、众多老师自己把它弄乱混淆了。

译《易》这部书，已有孔仲尼这位圣人详细作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喜爱《易》，为《彖传》《系辞》《象传》《说卦传》《文言传》作序，读《易》读到编联竹简的皮绳多次断裂，说：如果再给我几年时间，我对于《易》就会文理兼备了。’说的就是这件事。如今看《十翼》，它解释《易》的道理已经极为周详、宏大，不可能再有所增加了。可是世间那些浅陋之人，反而还要多说，这又算什么呢？况且孔子传《易》，并不是泛泛议论、略举大意，而是对每一卦的卦辞加以阐明，对每一爻加以赞释，对每一个象加以申说，哪里还有欠缺，哪里还有不足，还要等待后人做什么？假如说《易》道无穷，推衍解释可以扩大，那么只应当在《十翼》之后附加文辞、发明蕴含，不可再对卦辞、爻辞妄加解释，以粗疏之说同孔子争衡。至于《诗》《书》没有经过圣人通释，所以后代儒者可以凭臆见互相争论。《易》既然已经由圣人通释，专门之家的议论反而多表现出不自量力。因此汉代费直研究《易》时，把孔子所传另附在卦辞、爻辞之后，也是看出圣人经典不应再另作传注，借此深深杜绝后学的狂妄僭越。可是议论者却责怪他开创了以《十翼》混入经文的先例。唉，费直把《十翼》附在经后，只是他自己研究《易》的做法，并不是说家家户户都必须改从费氏本子。何况古代经文整齐排列在前，并没有侵犯、超越它；到了郑康成、王辅嗣，才各自依据自己的理解为经文作解释和编次，后来竟连文王原有的文字也一并移去，这就是郑、王的过错，也是把传文混入经文的开始。又在卦辞、爻辞之下随意增加传注，于是开启了后学狂妄僭越的风气，历代受到责备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从吕微仲到朱晦翁的各种定本，都把《十翼》还置于经文之后，其用意是很好的。但朱晦翁又依傍孔子《彖传》《象传》的文字，在卦辞、爻辞之下加以推衍，称作《本义》，也不能说完全妥善。孔仲尼的传文，尚且因为混入经文而被还置到后面；朱氏的传文，难道不也是混入经文，怎么可以列在前面呢？这就有遮掩圣人的长处而彰显自己的长处、窃取圣人的所有而据为己有的嫌疑了。所以孔子以后，凡是解释卦辞、爻辞的，如果违背孔子的旨意而另作说法，就叫作诬；如果窃取孔子的旨意而另作说法，就叫作缀。用诬与缀来解释经文，哪里比得上停止不说呢？萤火之光竟要同太阳争辉，后人难道还没有话说吗？难道还没有话说吗？到了先生这里，凭借精深的思考和卓越的见识，痛恨诸儒的诬妄和缀附，于是《蒙约》由此写成。全书只搜集诂训，解释句读，疏通字义，备明声韵；从子夏直到陆、晁、吕、朱的文字，都汇集会通而没有遗漏，在《易》学上功劳很大。不过，其中还有一两点可以向您请教。卦名，朱氏用费氏本，因为费氏本没有卦名而写入；乾卦上下二体、初九初六等六爻，朱氏依据郑玄、王弼本有这些文字而写入。依我的愚见，没有的内容有可以凭据的理由，有的内容却不足以凭信，为什么呢？看孔子《彖传》，先举出卦名，后说到卦辞，可见古《易》有卦名是必然的。如今应当直接载入卦名才是。上下二体的文字，应当还置在‘天行’之上，这样这些话才有归宿。初九的文字，应当归到‘潜龙勿用’之上，这样六爻才不至于没有区别。郑玄、王弼把它移置在前面，就是把文王的文字接在孔子的文字之后，错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应当直接删去这些文字才是。如果仍然照朱氏本子书写，那么世上喜好古书的人少，荒谬庸俗的人多，郑玄、王弼移置文字的错误未必不会再次遍行天下。倘若这些意见可以采纳，那就太幸运了！黄省曾再拜。《与陆芝秀才书》一篇 黄省曾告白：紫芝秀才足下，近日承蒙您屈尊来访。其间金生拿出您赠给王仲回的颂歌，推许您的文章，竟说天下无双。朋友之间互相酬答，本来贵在真诚赞许，但不应这样过分。文章想要超过天下人，也确实困难。前代贤哲姑且不论，本朝初年宋王诚意伯等诸公，学识广博、聪明颖悟，才华超绝一世；然而又忙于兵马，苦心筹划军需，最终都不能充分发挥才力，与古人并列。到了东里，只是保持浑厚闲淡的文体，用来倡导后进，而委靡不振的风气也由此开始了。弘治年间，有一位罗公玘，喜欢写奇特古奥的文章，却大多是怪异险僻、杂乱堆砌的辞句。他住在金陵时，每有作品要写，必定盘踞在高树顶端，霞思天想，用来构思文脉和意旨；有时闭门坐在一室之中，客人从门缝窥看，见他面色灰败，仿佛死人一般，都放轻脚步离去。我们苏州都御史公少卿曾请他为自己父亲撰墓铭，铭文写成后，他告诉少卿说：‘我写这篇铭文，昏倒过去四五次了。’如今流传的《圭峰稿》，大多是他在树顶昏死所得的文章。这样看来，他本应超越古今，但其中真正符合韩昌黎、柳州文风的，也非常少。甚至有些句子根本无法阅读，却还有人吟诵，这就是喜好奇异到了病入膏肓。罗公喜好奇异，终其一生也没有凭借奇文在天下取得专擅奇才的名声。仲回年纪刚满三十岁，写的文章只有几篇，也不过是在宴饮谈笑之间随意写成罢了。我曾经见过他的文章，生涩偏枯，间或像佛教的话语；然而能远离俗套、趋向幽深，这是他的长处。奇特尚且没有达到，又怎么能马上独擅天下的奇文之名呢？这是您的不加思考的过错。我又曾见过有人作颂扬文章，把稷、契的功德加在污吏身上，把李白、杜甫的文辞献给孩童，心肝昏沉，已经不可救药。您不是这一类人，幸好不要仿效他们！幸好不要仿效他们！您如果想知道当代能写文章的人，我虽然不能完全说清，但我所接触的人家也不下数十，各有自己的门径，各有长处短处。等我有空时，一定同您拍掌详论。黄省曾再拜。《答山阴戴岳书》一篇

译我姑父定远公去世，已经好几年了。您不认为我黄省曾浅陋，想请我为他撰写墓铭。拖延了数年，如今一下子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本来就不是合适的人，怎敢不执笔来报答您的盛情呢？然而我私下观察当今世道，从王公以下，恶行泛滥如滔天之水，卑弱鄙细、屠夫商贩一类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死后无不有墓铭，墓铭无不称扬他们的善行。大概那些恶行滔天、卑弱鄙细、屠夫商贩之家，箱箧里常常装得满满而不缺，不过稍微捐出一些金帛，便有自称达官通儒的人甘心低头屈服，赞美称扬不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天下人心都趋向利益，而善恶不能分明罢了。您试着看看今天的人家，哪一家没有墓铭？哪一篇墓铭没有善行？如果这样，为什么尧舜时代还有凶恶之人，而如今是什么时代，竟然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都好像值得表彰呢？大人习惯这种做法而不认为错误，君子安于这种做法而不认为鄙陋，朝廷放任这种做法而不加禁止，所以龌龊的臣子、悖逆的儿子、无良的妇人，都不妨碍获得美名而死，像《春秋》那样褒贬善恶的文章也再不能出现了。我曾经对此深感痛恨和羞耻，发誓不写这种文章，以免陷入替坟墓虚誉的讥讽。如今您却想让我为先人作铭，您与我的先人有葭莩亲戚般的情谊，这本来不可推辞；但您应当如实记录先人的事迹，优点缺点都保存，不要夸大、虚饰、欺骗、荒诞，明白地告诉我，然后我再为您撰写。这样才能大体不失去先人的精神面貌，而您先人的内心在九泉之下也可以无愧了。您一定要认真考虑，您一定要认真考虑。□国的功勋事迹一并送来，简略详尽都可以，不要忽略。黄省曾告白。《与聂、蔡二郡公，黄、朱二令止夺寺观书》一篇。我恭敬听说，各县奉行台府札令拆毁淫祠。所谓淫祠，就是按照国家祀典考察不合规制，查阅图志又没有根据，只是私自建造、巧妙地妄加名额的祠庙罢了。并不是说曾经由圣祖保存下来的释教、道教寺观也要拆毁。我高皇帝龙兴之初，因为它们的传统来自前代，流传将近千年；神意和圣心，常常通过御制文字彰明，以使天下人知晓，容许保存释、老旧有的寺观，借以作为教化世人的训示，便说这是天道使然；谈到三教，又说它们对王纲有补益。大概是想暗中消除强悍暴戾，潜移默化地辅助治理，使万物各得其所，人心各无邪念。这确实是虑及深远、思考长久，对天下事务有切实关系；至于方法属于方外，又有什么可嫌弃的呢？在天下浑然统一之时，很难轻易全部扫除；到了太平之日，难道就容易驱逐吗？何况甲里之民长久编入户籍，征役无可逃避；教法虽然属于异端，百姓实际上同样都是赤子。五台山的僧人，正接受官职以调理边藩；少林寺的僧人，常常出兵而镇压寇盗。两京的佛寺都重新修建，天下各处丛林也仍然如旧，怎么能只有吴郡独自这样彻底变更？如果一定要竭力撤除废弃，那么天下寺观都应当一概捐弃消灭。如今在保存与否之间随意决定，便不是公正普遍的谋略。追究它们的起源，是三国六朝时经营建置的；考察史册，则有宰臣和良牧把它们编列其中。有的因为王气所在而用禅林镇护，有的因为福地所归而施舍为佛寺。况且砍伐树木尚且要避开鹊巢，灌溉土地尚且要避开蚁穴。它们已经在那里栖托百世，如今却在一朝抽夺，使他们寄居沙门便无处可返，归还家族又无法承受。毁拆已经十分急剧，心怀愤恨而暂且停手的人都包藏着不同的情绪。河道过于狭窄就会生出波浪，人受到过分逼迫就会狂乱而起。在城郭之内尚且可以凭借约束，在海滨一带或许会导致跳梁作乱。万一像蜂群毒螫那样的变乱兴起，谁来承担激成变故的罪责？况且命令一下，索取者纷纷而来，几乎如抄没一般；这不是可以擅自实行的举动，宫殿也不是可以占据的场所。历年埋葬的骨塔，怎么忍心发掘？祝祷万岁的圣牌，怎么忍心毁坏？对于缙绅之家，即使赠给百地之广也不会认为是恩惠；对于剃发僧人的荒凉之地，得到一寸可以依托的土地也足以活命。割取无辜者遮蔽覆盖的地方，来资助富贵者游乐的场所，租价轻微，对府库没有益处；流民四处漂荡，却会损害国家根本。况且古刹全都灭亡，而淫祠却都保存着。恭望您再三谨慎、再三思考，审慎清除私自创建的祠庙，以实际行动回应公文。如果一定要把释、老之徒遣送归还本宗，那么寺观屋宇也应听凭他们自行出售；这样人心可以和协，潜在祸患也无从发生。我并不是偏爱佛教、道教的宗派风气，只是确实深深忧虑国家的事务。祸衅都起于纷扰，治道没有比安定抚绥更重要的。还请您采纳我的浅陋意见，俯察我的苦心。谨将此文奉上，冒犯台府的威严，惶恐战栗。黄省曾谨此陈白。卷第三十二 记八篇 《建业大内记》一篇 《谒漂母祠记》一篇 《吴郡请雨记》一篇 《见古楼记》一篇 《虹月斋记》一篇 《吴郡定慧禅寺苏文忠公啸轩碑记》一篇。《吴郡崇庆禅院净因堂碑记》一篇。《重修东岳行宫记》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