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十

译志意，《泗夏》标举叹息。古人构思歌唱，直接写出内心，像春天的蕙草、秋天的芙蓉自然显出光彩。能够掌握意态，各自畅达而不受拘束；后世雕琢模拟，风气衰颓，矜夸如虫斗鹤〔此处原文有乱码，疑有缺文〕相互师法，如同绘绢剪锦来装饰图画，虽然华美强盛，却先暴露了前人的旧迹；虽然繁富有根柢，却越发衰败。千花万蕊，不如一朵花开放得真切。因此小人有时夸耀，通达之士却不推重；不是写作者难得，也很少有知音，哪里懂得欣赏？雁声哀哀而合于节拍，黄鹂鸣声响亮而构成篇章。凡有声音，无不符合律吕的规律。只是世人不能察觉，自然都遵循剽窃仿造；古道虽曾践履，却没有达到这一道理；艺苑英才虽遍地都是，正确的道路却没有开辟；秀丽句子虽多，真正的创作机理却很少有人领悟。唯独见我公天授灵明睿智，大篇歌咏、小篇创作，模拟情感、铺写事物，一切都合乎法度。自江西以来，越发精妙而变化自然，如同玄妙的造化；像范物的鸿钧播撒元气，种种各不相同，时时刻刻都有新意，而文章的脉理、骨力无不达到极致。难道世上那些只崇尚风姿容色、流连于光景的作者，能够测知先生的门墙吗？我身份卑微而居处偏僻，没有办法得到许多珍贵作品，常常在士绅家借来抄录诵读：气势洋洋的古赋、《楚骚》选篇、乐府古诗，汉魏时期的诗篇；纵览各篇，有的近似康乐；近体诗和歌行，像少陵、太白；古文的奇伟气势和俊逸格调，跌宕激昂，不异于司马子长，有时又像秦汉名家。唉，盛大啊，盛大啊！”},{ 从前李白、杜甫被称为诗圣，可是文章的格局还没有充分显扬；韩愈、柳宗元是文章的渊薮，可是诗歌之道却不够纯粹，难道只是因为人的聪明和见识难以兼备吗？时日相隔也没有多久，实在是精力本来就来不及兼顾罢了。为什么我公天赋禀受如此完备，而著述创作又如此齐全呢？前代的工匠尚且可以超越，后来的贤哲却难以继承。自明朝兴起以来，也只有一人罢了。您的盛名光照四方，难道还需要江湖间耕田垂钓之人的称颂吗？我也借此看出，在云山烟泽之间，竟有这样仰慕您的人，只是鄙人自己还不知道，不知您果真认为如此吗？如今有些人号称海内名流，却竟然评论说：“文章在隋代衰靡了，它的法度在韩愈那里灭亡；诗歌沉溺于陶渊明，它的法度在谢灵运那里灭亡。”唉，唉！这是什么话啊！隋代姑且不值得评论，至于韩愈、陶渊明和谢灵运，也可以稍稍宽宥他们了。唯独谢灵运的诗集不太容易评定，我却认为，他登山涉水的诗句，构思缜密，组织精致，把事物的情状和姿态写得精妙绝伦、穷尽无遗；像江中的月、山岭上的云一样，玩味起来余意无穷，真正接近它却又难以把握。虽然它的骨力气势稍逊于建安诗歌，但只要有所见便立即写下，各种景物无不汇聚其中，使后世那些在诗坛上独占鳌头的人，内在没有匮乏的思绪，外在没有遗漏的事物，全都是这个人给他们开导、启发的。前人的薪火被后来者凌驾，形势本来就应当如此；文章才华无穷，是不可欺骗的。只因为体制和用语都很诙谐俳谐，便把它视为弊病，那么三百篇之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作品。关键在于诗歌所寄托的内容，应当辨明它是真实还是虚假罢了，至于是否俳谐又有什么关系呢？又哪里值得这样较量呢？坚持这种说法，就是看重外在形貌而忽略精神骨髓的人，难道不会留下有待商榷的议论吗？省曾又哪里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只是我心中对此有所不安，怜悯高贤受到诬枉，又担心扰乱后来人的视听，所以姑且请您对此加以辨正罢了。希望我公详细教诲我。若有南来的鸿雁传信，请不要吝惜回音。鄙人写的几首诗，冒昧请求您删削指正，实在荣幸，实在荣幸！如果不能立即寄上，等改日驾车前往；向北遥望云天，心中实在惆怅难言。附录北郡宪副李公梦阳答复的一封信。

译梦阳拜了两拜启禀五岳先生：古道从您的住处来到这里，承蒙您送来华美的书信、珍奇的书帙，以及高妙的篇章。展开来读，光彩灿烂；诵读起来，声韵铿锵；看其中的意境，既苍茫又深远。这大概就是所谓稀世珍宝了。我隐居在空寂的山谷中已经很久了，您这跫然的足音，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有志之士为道义而死，贪婪之人为财物而死。因此，收揽仁义、勤勉追求，急切得好像唯恐赶不上，是君子用来树立名声的方式；把财物藏得严密、积聚得深厚，孜孜不倦得好像还嫌不足，是小人用来玷污自身的方式。所以说：“有若无，实若虚。”公家的使用和私人的使用虽有区别，但务求得到它们的心情却是一样的。我是西方的鄙陋之人，年轻时很少得到师承，到了白头仍然岔路很多；独自前行虽然尽力扶持自己，却少有人相助。我甘心隐居山林，不求闻达，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您却忘掉自己而仰慕别人，凝神驰想，化为英美的文章，阐发其中深密的义理，过分地推重奖誉我，坦诚相待，剖析疑义，把我列入同声相应之人的末席，在千里之外与我订交，这难道不是仁义之心迫切、勤勉追求得唯恐来不及吗？水本来只有一种，然而有的发出滩头的声响，有的却在深渊中寂静无声，这是因为浅水和深水不同。您的才思还有什么深奥之处不能探究？还有什么光明之理不能遵循？机缘触发便天机发动，才华运转便如狂风迸发，思绪涌出便像泉水喷涌，本来就是所谓万人之敌。横贯照耀古今，灿烂如同悬挂的明镜；一封尺牍写有千言，每一句都确凿而切中要害。于是回头惭愧地审视自己：能在千里之外与同声相应的人订交，做到有若无、实若虚，难道是我这样的人能够做到的吗？等婚嫁之事果真办完，我一定要游历五岳。鄙人已经老了，但还能够拄着杖、穿着鞋跟随您，聆听深奥的议论，瞻见您和悦纯美的容颜，私自承受至人的灵气；或许能够打破我的吝啬，去除我的鄙陋，吸收精华，脱去凡俗，在尘埃之外长啸。过去李白遇到司马子微，说他可以与自己神游八极，于是作《大鹏赋》来表明志向。您本来就是世间罕有的大鸟，只可惜我不是那只向南飞翔的翅膀罢了。什么时候才能坐在云崖之上，洗濯于洪流之中，高谈大论，纵观大观，与您共同享受这一切呢？只是更加增添了我的思念和眷恋罢了。嘉靖戊子年小满日，寄居大梁，梦阳拜了两拜。《答吴郡太守戴公冠一首》省曾恭敬地拜两拜，奉书于深谷中的郡公阁下：承蒙您不嫌弃我的鄙陋琐碎，殷勤地派人送来书信，视我为国士，又命我详细审定何舍人文集的编次纲纪。您大概是想让我吐露微薄见解，以补益河海。省曾不是这样的人；虽然如此，仆对于文艺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但平素对事物的端绪略知一二，怎么敢无话答复呢？仔细观察舍人的各部文集，所谓《使集》，是南宣敬皇帝发布哀诏时所作的文章；所谓《家集》，是刘瑾掌权、舍人称病还乡时所作的文章；所谓《京集》，是被举荐直入内阁、起草制诰敕令时所作的文章；所谓《辞赋集》，是汇集前后辞赋，其中接近楚汉体制的作品；所谓《内外篇》，也是汇集前后的杂文，只因谈论义理和撰写事物有所不同，所以分成两部。这样命名各有归属，而且道的屈伸、世道的困穷或安泰、情感的忧乐、造诣的远近，全都寄托在其中。然而仍有不完全妥当之处：既然词赋已有别编，那么《渡泸》《进舟》《画鹤》三赋就应收入这里，不可再归在各部集子中；杂文既已分为内外，那么从《使自嗤盗文》以下，到《家自送孙处州序》以下，也应收入这里，不可再归在各部集子中。如果说《渡泸》等赋、《嗤盗》等文，是出使时、居家时、在京时所作，那么所谓《词赋集》《内外篇》，也不过是出使时、居家时、在京时所作，为什么不干脆归入各部集子呢？” 既然已经另行编出，那么三赋和那些文章也应当按照类别安置。这是第一处不妥。周道衰落以后，聘问之礼和风雅之教不再行于各诸侯国，到了屈原才写作《离骚》，以申述讽谏。屈原是楚国人，所以称为楚辞，这是风雅的变化。汉代兴起，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以下，竞相创作华丽铺陈的赋，放纵扩大，这是《离骚》的又一次变化。自汉孝武帝设立乐府，用来采集歌谣、观察风俗、荐享郊庙，于是古诗的传统蓬勃复兴。接着五言诗这一体制兴起，旧作新创，逐渐流变到近体诗，诗歌的流变到这里达到极致。由此看来，四言是一类，辞赋是一类，乐府是一类，五言直到近体诗，骨格声调不同，也是一类。等到阅读刘歆《七略》，诗赋自成一略，而这一略中又分为五种，可见自古以来的哲人都忌讳混杂不清。先生把词赋另编一集，是对的；但四言、乐府也应各自编成一部，不应仍附在各集之中，这是第二处不妥。应当重新确定的只有这些。若依太卿所说，要把‘辞赋’改成‘拟骚’，也不可以；既然称为辞，骚已经包括在其中了。若称为辞，又称为赋，那么骚与赋又自行分开了。不必再在《九咏》《七述》之上增加‘拟骚’的名称。况且《七述》是承袭《七发》《七启》《七命》的体制，属于赋类，不是东方朔《七谏》那一类，又怎么能说是骚呢？这只是看见了墙，却没有看见里面。有人说《滕王阁歌》不应有‘歌’这个名称，想改成‘辞’，也不可以。作品像不像骚，在体制而不在名称；体制如果相像，名称不同又有什么关系？体制如果不像，即使名称叫作骚，又怎么能强行说它相同呢？从前李白的《鸣皋歌》称为歌，因为体制不违背骚体，晁、朱一类的人把它编入《楚辞后语》，也没有听说把它的‘歌’改成‘辞’。又有人想删简诗的题目，这也不可以。题目是诗的根和形，诗是题目的枝和影。如果枝不附着于根，形不对应于影，恐怕就会近于后世所谓无题诗了。《三百篇》的序也不嫌繁多，汉魏以后给诗命题，清楚明确而足以取法，不必贪图简约、务求省略，以致失去诗人的本旨。有人说古人的文集没有称‘篇’的，于是想说《内外篇》不可以称为篇，也不可以。许慎说：‘篇，就是书。’班固《艺文志》所载六艺、诸子等都称为篇，可见‘篇’也是古人汇聚文章的通常称呼。

译梁代阮孝绪《七录》说：经典、记传、诸子、兵书、文集、术伎六录称为内篇；佛法、仙道二录称为外篇。这样看来，文集在古代也有称篇的，为什么要无根据地忌讳而不可以使用呢？只是内外的区分起于先秦，后来逐渐发展；如今《庄子》《抱朴子》都可以考察。言论有精粗而分别为内外，又有什么瑕疵？如果说它比不上《庄子》的宗旨，这固然可以这样说，但又哪里比《抱朴子》差呢？阮孝绪《七录》难道不是明白的证据吗？况且‘集’这个名称，创始于汉代东京，大概因为连缀文章的士人已经很多，后来的作者想要观看文章的体势、辨别文风，于是把它们总合起来称为集，如《文章流别集》《集苑》《集林》《集钞》《集略》之类。它本来只是聚合众家作品而设的名称。后世之人汇聚一家之文，也借用‘集’这个名称归类，沿袭至今没有改变。既然如此，‘篇’作为集的名称，更加古老，未见有什么不恰当。有人说赋的序不应太繁长，删成几句话即可，也不可以。凡赋的序，本来有可以写的，也有不能不写的；原来繁多的不可强行删简，原来简约的不可强行增繁。如果要把本来繁长的删成简短，就是要截短仙鹤的长腿，使它和野鸭的短腿一样。宋玉《高唐赋》的序有二百多字，扬雄《羽猎赋》的序将近三百字，《长杨赋》的序也不少于一百字，班固《两都赋》的序将近四百字。如今假如把它们删成几句话，还凭什么称作序呢？凡赋的序，本来就有不能不写的；本来繁长的不能简化，本来简短的不能增繁。省曾斟酌审察编次的方法，适宜以‘《何氏集》卷第几’作为纲领，先编四言、辞赋，其次编乐府；古诗和新诗分为上下，古今诗又各自编列；其次是《使集》，然后是《家集》，再其次是《京集》，然后是《内篇》，再其次是《外篇》，据此列出目录。就像《史记》以一百三十卷为纲，以帝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为目；这样总合起来有纲纪，分布不会混乱，类别不会错误，前后不会错置，散佚的作品不必担忧，新增作品也可以继续收入，大概就可以了。如果还有缺漏，请不要吝惜教诲；如果可以采纳，我当先把目录备好呈上。童子将要带着书信出发，恭敬承受您的教诲，并不敢害怕劳苦。无任惶恐。五月初一日，省曾再拜。附《吴郡太守戴公冠书》一首 五月三日，冠叩头。五岳先生国士足下：冠是不肖之人，是中州的鄙陋之人。年轻时跟随大复何先生交游，才知道科举学习之外还有古文之学，当时懵懂而不明白。大复虽然反复恳切地教导我，我却不能领会他以明珠相示的深意，反而像随风飘去一样抛弃了。直到现在想起来，也没有一次不内心羞愧、懊悔。然而我这点点韵语，稍稍能够模仿趋近，也只是得到先生一点枝末罢了。大复教导后辈，倾吐真实情感，温和诱导、和煦熏陶，使人逐渐受到陶冶而不觉其深入。纯粹精微、玄妙幽静，如圭如玉，他成就了我。对冠来说，他有再造之恩。所以从前在先生门下，即使让我烧火做饭、服劳役，冠也不推辞，何况如今承受微薄官职，正可以作为报答的机会呢？唉！先生已经逝世，只有这几卷遗文，是先生得以不朽的寄托。先生虽然曾亲手编纂，但也屡次增续收入，最终没有定本；如今仅仅搜集到这些，有的整齐，有的杂乱。仆想勉强为之诠释编次，但自己浅陋失学，不能胜任此事。仰想五岳国士足下，在吴中如凤凰高翔，以文章使名声传遍四海。仆在家中食用时，就听说我们河豫一带家家户户称说颂扬，知道有五岳山人。到了京师，像白岩乔太宰这样的人，一开口谈论天下文学，便首先举出足下说：‘古代有天下无双的黄童，如今又看见这样的人了。’ 不久我到闽地任官，闽地离吴地更近，而闽人谈论足下更加详细，都称足下是江左第一流的才子。由此看来，那么天下文章的权衡，不是您还能由谁掌握呢？而我这份耿耿未完的诚意，不托付给您又将托付给谁呢？进入郡中以来，各种事务交相委积，没有时间料理。近来承蒙您让我看到各篇作品，诗可以与少陵、太白争雄，其中的精妙无法赞叹；至于古诗文，苍然而深厚，铿然而有声，是秦汉的格调。冠虽不明白，也不敢冒昧过誉。私下看当今各家，恐怕都没有超过您的。羡慕佩服！羡慕佩服！大复集的诗文稿本总共有几十几卷，连同这封信一并送上，烦请足下立即替我编次。不久郡中就要雕版印行了。那些在秦中的作品，还有一些遗失的，已经派人到大复家询问，寄到后也一并送您阅览。近来见到贵乡都南濠太卿，他曾拿出这部集子给我看，只是他的意见似乎想全部改变大复亲自确定的旧本。冠听说后心中惊惧疑惑，比如他想把辞赋改成拟骚，又说《滕王阁歌》应改称辞，又说诗的题目繁多的全都要删减变短，又说文集不应称篇、也不应分内外，又说赋序太过冗长，只应节略保留几句话。太卿的意见，大体就是这样。如今冒昧再次烦劳足下，幸请您斟酌、裁定，究竟应当如何，请先写信告诉我，使冠能够豁然开朗、解除蒙昧，然后再行事，这样才安心，也差不多不会辜负大复在泉台之下的期望。以后凡有商议，不劳玉趾来到郡中；足下是大贤国士，若使冠安然以南面之礼面对您相见，只会更加惭愧罢了。只希望您派一个小童仆，等厅堂事务完毕，得闲时到敝衙，敲板进来即可，幸勿把我当作俗吏而介意。集子中凡有不妥之处，都请您专心指正，使它早日流传。大复已经逝去，虽然不能报答冠想要报恩的愿望，或许将来还有机会。只希望足下记念此事，不尽。冠再拜。《答武林方九叙童汉臣书》一首

译六月二十四日，省曾叩头。禹绩、南衡二位足下：往年承蒙您二位屈尊来到我的蓬庐，携手相待如同故交，尽情谈论名理，精妙地分析玄理，畅达无碍。后来向西行，如旭日照临流水，终于分手，无法考定停留的时间。每每忆起同襟共处之地，遥遥思念，内心深切。忽然收到华美书信，剖开鲤鱼形的书函阅读，仿佛看见二位的容貌风范。承蒙二位品评鉴赏，过分推重奖誉，使我抚躬惶恐。况且如今的诗人文士，没有不自我推崇的，偏偏抱持一点浅薄积蓄，便以尺寸之学轻视天下。这正是古人所感叹的‘敝帚千金’。所以有的人仓促应对交谈，巧言逢迎而难以拒绝，专务伸张自己的长处；有的人洞察分别、揭破迷昧，当面勉强称誉，背后却排斥讥刺。这种通达事理的智慧，天下很少遇到。二位受天授之灵，早已登堂入室，都能凌摩云霄、驰骛极远，挥洒珠玉、吐纳云霞。为什么近世贤才疲于模仿、困于规矩，到白头仍多无所成，而二位却超然高翔、造诣峻拔，在英年便有所领悟？山川所培育的，实在称得上奇宝。只是又反过来虚心收敛锋芒，诚恳询问鄙人。仆年轻时学习此道，交游中很少有能高声唱和的贤者，没有人资助启发。至于行动迂曲、脚步迷误，屡次陷入旁门小道，后来精思急切地回转，才把自己安置到康庄大道上。然而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常常担心孤立独行，如今得到二位挺身兴起，实在可喜。又听说国中的才彦张子文等人并驾齐驱、并策前行，翩翩然走在前面。这实在是七子中的三位俊才，是上天使他们结成一群。我不再有孤独无德的忧虑了。我曾喜爱陆生说过：‘诗歌因情感而产生绮丽，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因情是质，绮靡是文。所以内心没有根本内容，便不能使人受到文章格调的感动；文辞修饰不完备，便缺少彰显光耀的色彩。然而文质兼备，谁不谈论呢？只是美玉和丑石，虽然形态色彩相似，真假却相差很远。这正应当仔细辨别。因此，读来枯槁凋零、拼凑组合的，都是假的；能使人心意动荡、感情响应的，都是真的。所以志是质，言是文。凤凰之所以在群鸟中声音独绝，是因为它所寄托的志向远大。这哪里是凡俗浅薄之人容易谈论的呢？二位明达睿智，姑且以此相询。唉！品行卓异的人必然惊世骇俗，格调高远的人多遭嫉妒，这是自然的趋势。百年之后，那些毁谤者哪里能成为不朽事业的累赘呢？小儿的病已经将要痊愈，我深深感到欣慰并萦怀不忘。武林之游，计划在凉秋进行，应当先写信告知。陈君即将归去，无法详尽表达。省曾再拜。附《武林方九叙童汉臣书》一首 方九叙、童汉臣叩头再拜。五岳先生阁下：自玄月分别以来，又经历了青阳，日月如合璧般不停运行。四时纷然交替，先生清润的容颜、玄妙的议论，遥远得不能亲近违离。乔然进入山谷，近来如何如何？仆沉沦在泥污腐败的境域，盲目学习尘俗趋向，虽然心志低劣却想望远方，只是燕雀的翅膀难以高飞。难道不只是没有前进，最终还会困顿而死吗？推究而论，实在是山川中不肖之人。往日既承蒙清明教诲，又蒙赐予佳篇，我改变容色诵读，不能放下手。古意诗四章，是《十九首》中最艳丽的歌篇，可与鲍照、谢灵运并驱。七言绝句如云卿，七言律诗如王勃、骆宾王、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唉，写得多么好啊！自古风雅盛行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出色的。近来有幸看到空同的《帝范》二序，灵珠握在手中，欢喜无量。上追炎帝、黄帝，下薄视晋、梁，纯粹得如圭璋，丰富得超过绮罗。自唐代开始以来，只有一人而已。近来李献吉、何大复，虽然世人称为名流，但拿他们和先生比较，斟酌义理、锻炼文辞、驾驭古法，即便车辕长、车轮大，声名奔驰千里，哪里像先生踏着日影、铺陈风采，竟没有什么可以执取把玩的呢？一时文采全被修饰推究，跃然进入堂奥，先生主持其间，我不能自行推辞。像我这样的樗材浊禀，只能徒然郁结着对先生的景仰。古人有句话说：‘既已见到圣人，又不能遵循圣人的道路。’ 说的就是我了。美好的景色不停留，烟湖幽暗迷蒙；我拭目以待早晚，凝神盼望您屈驾前来，究竟什么时候能来呢？想来令嗣已经使我这份思念得到安慰。陈鸣埜到来，恭敬裁写片纸，姑且展开我的鄙陋心意，冒昧俯求明鉴，以剖解我的渴望思念。春季二十六日，方九叙、童汉臣再拜。《答蔡羽书》一首 省曾叩头，九逵蔡君足下：省曾八岁便能作文，十岁便通晓经书，到了弱冠便懂得君父之道，早已讲习这些道理。我之所以想游历五岳，并不是贪恋萝薜而厌恶珪绅，偏爱泉石山丘而轻视轩庙，沉溺寂寞而缺少经世济民的才略。大概是因为上天建立朝廷，征聘英才、搜求圣贤、罗致贤人而安置官位，都是为了百姓。如今做官的人，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自己？从他们的作为便可以看出来。儿童时学习章句，壮年时热衷鄙俗文章，说：‘我靠这个取得青紫官服，我靠这个取得田宅，我靠这个取得金库、聚集美玉。’这种风气遍及海内，人人相同，而真正为百姓做事的人在各代都很少。如果其中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出现，必定光明正直、敢于直言，大大触犯上下。县官有雷霆般的诛罚，宰相有魑魅般的谪责，同僚朋党有绵密的诽谤，哪里能够容忍他朝夕存在呢？小子即使有命禄而显达，又怎么能与随波逐流之士相同？必然会高高显立而孤独自处。高显就会遭灾，孤立就会招祸。百姓尚未得到救济，而自身已经危险。自身危险便败坏孝道、伤害亲人；为了保住官位便毁坏忠诚、怠慢君主。〔原文此处含乱码，疑有缺字〕 伤害亲人的人没有仁爱，怠慢君王的人没有义，这就叫作废弃百姓。我之所以长久思考、深远忧虑，而一定要前往五岳，正是这个缘故。五岳之行，仆难道只是为了游览吗？是准备撰写一家之言，登载在竹简上，收藏于名山，留给后来的贤哲罢了。这不是既俊伟又能光耀后世吗！这不是既俊伟又能光耀后世吗！从高处俯视这些人，不只是像大鹏之于小蠓虫。足下又说：‘侍奉父母而使他们荣耀，是人子的第一义务。’没想到足下是高明开朗之士，竟有这样鄙陋昧暗的说法。若果真如此，那么孔子、孟子最终老去，也不能算作人子；凡是凶悍残贼而身居显贵的人，都可以升入纯孝之堂了。况且如今那些青云得意之客，往往骄横悖逆于自己的父母；而有些人因为二位父母显贵，反而低头下气、毫不吝惜，于是终身陷在仕途之网中，不能有一天亲自奉养父母、享受粗茶淡饭之乐，孝又在哪里呢？孝出于人的本性，又关荣贵卑贱什么事？从前舜还没有拥有天下时，亲自耕种历山来奉养瞽叟；他孝顺和善的名声，并不是穿上天子礼服以后才获得的。唉！做儿子的，修养自身、品行清洁，不玷污自己，不勉强追求像上古圣哲那样的名声，不因供养父母而辱没双亲，这样也就够了。

译显达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孝就归于显达者；卑微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孝就归于卑微者。即使是屠夫、商贩、割草打柴的人，也可以凭孝行与曾参、闵子骞相提并论。何况是学习古道来明白道理的人呢？[“者乎”疑为衍文或句读有误。]而且，学习古道、明白道理的人，他的名声曾经与日月一同照耀天地，那么父母的名声也会因此随之流传而不朽。像叔梁纥的名声因孔子而显耀于世家，邹母的贤德因孟子而光照于列女图传，确实都是因为孔子、孟子做了他们的儿子。假使孔氏不是圣人，孟轲不是贤人，那么他们的父母早已同草木一样湮没无闻了。由此看来，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您却略过这些不说，反而拘泥于获得一爵一官、供养父母来作为孝，这实在是习俗的鄙陋，并不是我所希望于您的。又因为空有言论而没有施行，便受到讥诮；如果这样，便是把《六经》贬在三家之下，把《七篇》排在王充之后了，这尤其不是通达之人的论调。五岳这个小子，一定要出游；出游之后，还一定要把圣贤之道发明在文章中，以成一家之言。回到故乡，仍然亲自从事南海的农作，私下希望附在向长、梁鸿一流之后，那么我的志愿就完成了。请您仔细考虑，这些话是否有可取之处？幸望不要吝惜您的意见。黄省曾再拜。卷第三十一 书信六篇 《寄参赞乔公宇书》一篇 《再寄冢宰乔公宇书》一篇 《与文恪王公论撰述书》一篇 《答新建伯大司马王公书》一篇 《与司空何公孟春论易书》一篇 《与陆芝秀才书》一篇 《答山阴戴岳书》一篇 《与聂、蔡二郡公，黄、朱二令止夺寺观书》一篇。《五岳山人集》卷第三十一，吴郡黄省曾著。书信六篇。《寄参赞乔公宇书》一篇 黄省曾再拜参赞白岩先生阁下：自从去年隆冬，在您门下供职，办理笔墨文书之事，共有两个月。我抽取篇章、铺陈文句，都能符合您的心意，您认为我稍微懂得作文的关键，因此我安心留在那里。我躺卧在秦淮的雪中，守候金陵的岁月，您又用畅快的笑声温暖我，以神色和颜容赐我慰藉，用薪炭为我取暖，用精米使我吃饱，用美酒使我陶醉，在石头城设宴款待我，供给我坐骑，并借给我游览山川的机会；您还把奇异之物看作出自沉沦之士，把微薄器物辨识为出自布衣之手。因此我感动于您礼贤下士的德行，铭记您不以身份低微而轻视我的恩惠，佩服您识拔人才如识千里马的鉴识，依恋不舍地留恋于参赞府中。不然的话，我早已收拾行装南归了。到了仲春的吉日，我在堂下拜别您，临行之月您挥毫赠言，情意恳切，再三都难以割舍。回到吴地之后，我一直梦见您的容光，直到如今。即使太原公常常奖掖天下的才俊，也赞美您的盛德，并预期我黄省曾将来一定会有所际遇。于是他对我说：如今那些爵位孤高、官位显赫的人，没有一个不洋洋自得，认为天下只有皇帝高于自己；至于像龙蛇潜伏、泥中盘曲的人，又有什么值得在意的呢？所以太原公赞美您的盛德。又说：世上的儒生，怀抱才艺珍宝，却不被任何一个人知晓的，是有的。如今您沉足于扬雄、司马相如的文辞之流，凭轼行走在枚乘、贾谊的道路上，难道还没有看见自己稍有成效，虚浮的声名却迅速飞驰，向东向西奔走传播吗？那位大司马，是如今支撑朝廷、维系倾颓局面的栋梁，是天下人的希望；在这里，他也因此了解您。所以太原公预期我黄省曾将来一定会有际遇。即使如此，是否遇合、是否通达，难道是上天决定我黄省曾的吗？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每天坐在四壁之内，与一张孤琴、一张素几相对，肃然地同圣贤交谈，施展像扬雄作《太玄》那样微薄的技艺。有时酒意酣畅、思绪悠长，抬头观察天象，低头察看万物；日月在上空交替运行，草木在下方随时变动，时光从不停留，人的形貌也渐渐衰老。况且官府的事情震骇耳目、撼动心灵，放纵的官吏横冲直闯、任意驱策，守法办事的百姓愁苦奔走、居处不安，免不了胸中盘结、内心纠缠，暗暗生出如乱石重垒般的见解，默默兴起流泪的悲哀；想要找人扼腕长谈，环顾四周却没有人，只好颓然就寝。就这样度过春秋、早晚，难道不可悲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