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十八

译《五岳山人集》卷第二十八，吴郡黄省曾著。论三篇。驳柳宗元《封建论》一篇 统治天下的人，只应考虑百姓的生计，不能只说是为了子孙谋利。只考虑子孙的人，没有能真正使百姓得利的。不能使百姓生活得好，却想始终庇护子孙，这种情况很少见。所以尧、舜是为了百姓，不顾惜自己的子孙，因此天下和谐安乐，各得其所。后世统治者为了子孙，不顾惜百姓，这就是唐虞之治不能再现的原因。柳宗元的《封建论》大体上是为子孙着想，实在卑陋浅薄。因此他认为天下的权力必须集中在我手中，秦人的法制可以整齐划一地施行万世。唉！天下哪里有永远不会灭亡的郡县呢？假使郡县能够永远安定，那么只说郡县可行也就罢了。然而封建制灭亡，郡县制也同样灭亡，为什么偏偏说是封建制导致灭亡？真正有利于百姓的制度反而受到怀疑。譬如服食药物，郡县制的弊害就像硝石、黄药，封建制的益处就像精妙的补益药物。硝石、黄药只能破坏削弱，哪里比得上精妙药物滋补扶助更为有益？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下灭亡，取决于天子不仁，并不是封建制使它灭亡。假使天子不仁，郡县制也会灭亡，秦始皇就是这样。所以三代兴起，是因为仁；三代灭亡，是因为不仁。果然不是封建制使它灭亡。什么叫仁？就是使百姓得利。什么叫不仁？就是不使百姓得利。封建制度，是合乎仁道的方法。为什么说它合乎仁道？因为它把天下百姓都安排土地、住宅，使他们耕田养蚕；各国国君负责养育、教导他们。诸侯做不到，就罢黜并迁移他；百姓中有贤能的人，就提拔任用。这样就可以了，并不像郡县制那样纷乱。封建制下，各国保有自己的土地，把百姓当作子民，使他们富足安康；郡县官吏却把辖境看成旅舍，把自己看成过客，只顾极力搜刮，搜刮完便离去。贪婪而不知满足的人刚刚离任，贪得无厌的人又接着到来；一年年像罗列饥饿的老虎一样压在天下百姓头上，又有地方豪强从中侵夺残害。想让百姓不全部迁徙、死亡，根本不可能。所以说，郡县制是违背仁道的方法。柳宗元说：封建制从上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以来，没有谁能废除；并不是他们不想废除，而是形势不允许。他这话不对。假如封建制是二帝三王都想废除却不能废除的制度，那么想废除它的人，必定认为这种制度不好。制度不好，帝王不可能一天都容忍，怎么会含容勉强、沿袭错误，传续两千多年呢？天下间没有比把天下交给别人更大的事情，尧只是空手把天下交给舜；天下间也没有比夺取别人的天下更大的事情，汤、武都是以臣子身份取得天下的；他们奋发施展神武而没有困难，就是这样，这才叫大有作为的君主。哪里会有明知封建制不好却不能废除的道理？如果真的可以废除，那么帝王废除它就像拔掉一根毛一样容易。二帝三王不能废除，而秦始皇是什么人，却在一朝之间就能废除它？这样说来，二帝三王的作为反而不如秦始皇了。认为二帝三王想废除却做不到，这种说法实在荒谬放肆。柳宗元又说：周拥有天下后，分裂土地，像切瓜一样把它分给诸侯；到了夷王时，竟下堂迎接来朝诸侯，国势逐渐衰弱并向东迁移，因而诸侯强盛，最终形成尾大不掉的祸患。这话也不对。封建的制度，上古已经无法详考，大略可见于唐虞时代：既然分封为万国，就每五年巡行一次；通过四次朝会来陈述政绩、考核功劳，然后授予车服以示奖赏。又考核政绩，进行黜陟；根据善恶和德行，决定他所拥有的家国。对于壬人、恶人如防风氏、四凶等，则诛杀、流放，夺去他们的国土，并不像后代公侯世袭，即使有过错也不改变其爵位。孟轲不是说过吗：天子到诸侯那里叫巡狩，诸侯到天子那里朝见叫述职。进入诸侯国境内，如果土地得到开辟，田野治理整齐，能够养老、尊贤，贤俊之人在位，就给予奖赏；如果土地荒芜，遗弃老人、失去贤才，而搜刮百姓的人在位，就加以责问。有诸侯不来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削减他的土地，并调动六军讨伐他。天子只是责罚而不亲自征伐，诸侯可以征伐而不能自行责罚。由此看来，封建诸侯的权力从未有一天脱离天子。《诗经》说：“周王巡视各邦，天下无不震动；诸侯来朝见君王，是为了求取他的典章。”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周朝衰弱时，天子不再巡狩，诸侯不再朝见，敌对国家互相征伐，这才失去了封建初期的制度，所以陷于灭亡。大概由于不巡狩、不朝见，诸侯的安危祸福不能被天子知道，国内有荒暴虐民的君主，也无法将其罢黜；诸侯又相互联合攻伐，于是周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败坏，而不是因为封建制度本身。天子不巡狩，号令就不能通行天下；诸侯不朝见，也就不再知道天子的尊贵。所以郑伯射杀周王卿士肩，楚庄王询问九鼎的轻重，都是形势造成的。何况桓王、定王势力衰微，又不能遵循祖先的法度，没有能力君临天下；如果当时有汤、武那样的人，他们就会遭遇南巢、鹿台之祸，哪里只是遭到射肩、问鼎的侮辱呢？柳宗元又说：秦统一天下后，把都邑分为郡县，废除诸侯和卫国一类的封国，设置郡守县令；凭借天下地图，居于四海上游，控制天下，运转自如，掌握在手中，这就是它的优点。但不过几代天下就大乱了，原因是很明白的：频繁征发数万民众，凭借严酷刑罚施暴，耗尽百姓财物，祸根就在于激起民怨。即使按照柳宗元自己的话来议论，郡县制也不能挽救一个不仁的天子使其不灭亡，这已经十分明显。假如郡县制即使遇到不仁的天子，也能挽救他而不至灭亡，这才可以说是郡县制的优点；既然不能挽救灭亡，反而还把它当作优点，是什么道理？柳宗元为什么尊重郡县而轻视封建，贬低帝王的盛大制度，却把秦人的一切政令抬到它们之上呢？汉代封建的弊病在于过度而没有限制；它没有把分封扩展到帝王后裔和有大德的贤人，又没有周家那种土地、住宅、巡狩、朝觐、司马等制度。班固所说的“汉兴之后，鉴戒秦朝灭亡而孤立无助，于是大规模开设九国，跨州兼郡，连接数十座城，宫室百官都与京师同制”，实在是矫枉过正。这种纷乱多变，并不是封建制的罪过。柳宗元说“汉代有叛国而没有叛郡”，那么汉献帝时期，袁绍据守勃海，曹操据守东郡，孙策据守会稽，都是凭借自己的郡而叛乱，怎么能说没有叛郡呢？实在欺骗诬蔑得厉害。柳宗元又说：“失误在制度，不在政事，是周朝的情况；失误在政事，不在制度，是秦朝的情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译我却认为，周朝衰弱时，王者的遗迹消失，诗歌也消亡；诗歌消亡之后，《春秋》才产生。《春秋》的写作，大体上是哀伤周王室没有政令。政令没有失误，就不会有《春秋》的写作；既然如此，怎么还能说周朝有政令呢？我认为，周朝的优点在制度，过失在政事；秦朝既失在制度，又失在政事。柳宗元又担心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黄霸、汲黯的教化，如果没有郡县制就无法施行。封建制的实行，也必定要由贤能有德的人来担任君主，并不是说不肖、荒淫、顽劣的人都可以面南而王。所谓孟舒、魏尚、黄霸、汲黯的治理，也包含在这种制度中。即使如此，假使实行郡县制，而官吏的治理都像孟舒、魏尚、黄霸、汲黯那样，又有什么不可呢？只是因为实行郡县制，却让那些像豺狼一样贪得无厌的人在上面搜刮百姓，以至百姓没有一天可以安生，这就是我认为郡县制有害的原因。柳宗元又说：“归附商的诸侯有三千，凭借他们来贬黜夏，汤不能废除这种形势；归附周的诸侯有八百，凭借他们战胜商，武王不能改变这种形势。顺着它便能安定，沿袭它便成为习俗，这是汤、武不得已而为之。他们把力量据为己有，是为了自己；把防卫据为己有，是为了子孙。” 这话不对。若照这样说，汤、武所做的一切都出于私心，那就和后世窃取国家的奸雄一类了，不是圣人光明正大的谋划。即使依照他的说法，汤、武凭借三千、八百诸侯，也不能废除或改变封建制。舜、禹兴起，是由于相互礼让，起初并没有三千、八百诸侯帮助他们；既然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地方，为什么也不废除、改变封建制呢？知道舜、禹没有私心而保留封建制，也就知道汤、武同样没有私心而保留封建制。柳宗元又说：“把天下公有的端绪，是从秦朝开始的。”唉！他的见识多么苟且，说话多么轻率！先王的法度，到秦朝全被废弃。秦朝讥笑三代，自称皇帝，却把皇帝的子弟降为平民；焚烧典籍，坑杀贤士，什么暴行没有做到？连三正的历法也抛弃了，改以冬十月为岁首。郡县制也同样如此：实行郡县并吞并万国，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享受。天下的私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柳宗元却把这看作公，难道不是不近人情的见解吗？他还担心圣贤出生在这样的时代，无法在天下立足。柳宗元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必须取得尊贵地位，圣贤才能立身。圣贤出生后，乐于施行正道，忧虑违背正道；无论困穷还是显达，无论处于何地都能立身，难道一定要被微不足道的爵位束缚，才叫作立身吗？这只是后世儿童的见识，是那些焚毁冠带印绶、任意挥霍者的心思。[原文“火旬组绶”有乱码，语义不明。]柳宗元的见识为什么竟鄙陋到这种程度？况且封建时代，乡野没有遗漏的贤才，天下都共同尊奉为帝王之臣；并且每年选拔士人，把他们送入天府。自郡县制以来，郡守不礼遇人才，县令不荐举士人，于是天下俊杰宏达之士怀抱珠玉、含藏文采，老死在山岩洞穴中的，不可胜数。怎么能说实行郡县制就能使圣贤全都在天下立足呢？考察推究柳宗元的议论，没有一处是正确的。为什么后世儒者还会被他的强词夺理迷惑而不醒悟呢？驳四贤《封建论》一篇 古人论述封建制的，如宋王开、祖胡氏的说法似乎还可以。然而他们的论述迂曲遥远、拘泥固执，专门拿三代井田、车赋的制度来约束封建制，先用难以实行的说法使人望而却步，只让人把他们看成迂腐的老学究，把封建制一概搁置而不去理解。他们却不知道，封建制就像人要吃粮、穿衣一样，显然一定可以实行；至于其中润色变通的方法，历代君王各自随着时代而调整。井田制不能实行了，难道就不能分配土地吗？车赋没有用处了，难道就不能按人口征调吗？如今这三位贤者，舍弃土地分配而一定要说井田制，舍弃按人口征调而一定要说车赋，这就是人们不相信封建制、连封建制本身也怀疑的原因。马周担心尧、舜也有丹朱、商均这样的儿子，倘若有孩童继承职位，万一骄横愚昧，百姓遭受他的祸害，国家也会因此败亡。我解释说：天子、诸侯的继承人，古代都有学校教育。《礼记》说：“教育世子和士人，必须按时在东序学习干戈羽钥；春天诵读诗歌，夏天奏乐，秋天学习礼仪，冬天读书。”三王教育世子，必定以礼乐为本。乐是用来修养内心的，礼是用来修养外在行为的。礼乐交相作用于内心，又表现于外在形态，所以教育成功后，人就会和悦、恭敬而温文。设置太傅、少傅来教养他，是希望他懂得父子、君臣的道理。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内有保傅，出外有师傅，因此受到教导启发而德行形成。既然受到教导、德行已经形成，怎么会有骄横愚昧的祸患呢？即使继承人卑劣低下、无法教化，到了请求他继位的时候，考察认为他不能胜任，就再把他送回封国教育；最终仍然不能教化，就选择宗族中贤能的人来代替他的职位罢了。魏征担心封建的诸侯、大夫、卿士都要依靠俸禄生活，赋税轻了官府就贫困，征敛重了百姓又承受不了。我解释说：按等级授禄的制度，《王制》中有明确规定。天子的三公、九卿、二十七名大夫、八十一名元士；大国有三卿，都由天子任命，另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有三卿，其中二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国君任命，另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有二卿，都由国君任命，另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官职等级的设置，大致就是这样。诸侯国的下士，以百亩土地的收入作为俸禄；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卿是四名大夫的俸禄，国君是十名卿的俸禄；次国的卿享有三名大夫的俸禄，国君享有十名卿的俸禄；小国的卿享有两名大夫的俸禄，国君享有十名卿的俸禄。俸禄制度的等级节制，也就是这样。所以三代按九分之一征税还绰绰有余，而后世官职比从前繁冗万倍，领取俸禄的人多得数不清，于是即使从百姓那里征取百倍的财物也还不够，这正是重税的祸患。问题在郡县制，不能诬赖到封建制头上。李百药担心功臣、外戚的子孙拥有百姓和社稷，世代更替以后彼此攻战残杀，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尤其深重，不如让郡守、县令轮流任职。我解释说：九伐的法令掌握在司马手中，权力完全出自天子，诸侯不得僭越。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周朝无道，正是因为礼乐、征伐的权力转移到了下级。如果在后世实行封建，也应该严格执行这一点：封建国君只管理自己的百姓，各级官吏则由天子任命并世代更换。各国军队都由天子任命将帅统领，就像今天督卫统辖军队一样。只有得到天子的符信，才可以指挥出兵，这样又有什么可担心的攻战相残呢？苏轼的议论又直接赞美秦始皇，说他是没有错失时机的圣人。他说：“三代兴起时，诸侯没有罪过就不能夺爵削地，于是让他们各自为君；即使想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做得到吗？”这也就是柳宗元所说的想废除却不能废除的观点。

译苏轼又以张良劝阻分封六国为证据。唉！汉高祖想分封六国时，天下还没有统一，秦朝留下的天下归属尚未确定，他自己也仍属于诸侯之列，正在招揽天下英才谋求称王，却突然把他们遣散到六国去，这叫作败坏大事。张良并没有说天下已经安定后封建制也不可实行。张良既然认为封建制不可实行，那么在颁发符节分封诸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说一句话加以阻止呢？苏轼的议论到了这里已经无话可说了。求之不得，便又归咎于形势，难道不是逃避之辞吗？苏轼又说：封建制是争斗的开端、祸乱的源头；那么尧、舜、禹、汤、文、武岂不是都成了开启争斗、制造祸乱的君主吗？他又说：自从有文字契约以来，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父子兄弟相互残杀，有哪一件不是因袭封争位而发生的？胡氏便辨析说，世袭封爵最大的例子莫过于帝王，刘邵、杨广也都是承袭封爵的人。假如要挽救这种祸患，必须像唐虞那样把天下交给贤者才行，那么王莽、董卓、曹操、刘裕这一类人又将用什么办法阻止呢？胡氏这话确实有道理。然而臣杀君、子杀父，是纲常上的罪恶，是人性的变异；它有自己的来由，只是恰好在封建时代出现，并不是封建制引发了它。舜在父亲瞽瞍活着时，并没有什么邦国世袭，可是他的弟弟象仍想杀他，难道这也是封建制引发的吗？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原因是逐渐积累而来，只是没有及早辨明罢了。圣人所论述的弑杀、篡夺的根源就是这样，从未归罪于封建制。难道孔子的智慧还有昏暗遗漏之处，要等后人来阐明吗？“由来也渐”一句话，已经可以概括全部了。武王讨伐纣王，把纣王的头悬挂在太白旗上；这件事虽然合乎天意、顺应民心，但武王的身份终究是臣子和人臣。周朝那些诸侯熟知自己的先君、父亲，就像纣王一样；如果有一天君父无道，那么武王这样的臣子就可以杀掉他，于是我们自己的君父如果无道，也都可以仿效象征武王的行为。后来出现弑君、弑父的人，天子又不依照九伐的法度加以纠正；彼此濡染仿效，年年感染、月月沉沦，终于把弑逆当成了常事。我曾经说，周朝弑父、弑君的事情延续八百年国运仍未停止，大概也是武王开了先例。不然，孔子为什么反复赞美泰伯、文王的至德，却认为武王还不够完善呢？《春秋》谨慎地记载了这些事，《周易》阐述了其中的原因，孔子的深意很微妙。如今的公侯直到户抚，都是世袭的。实行了一百六十多年，最终没有一人弑杀、篡夺，原因在于王法得以施行，弑逆的风气没有传播。然而实行封建制，也有一些各位贤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有人担心天下土地有肥沃、贫瘠、险要、平坦的不同，所出税收有多有少；假如万乘之国恰好处在贫瘠、税少的地方，该怎么办？我解释说：每个国家分封以后，除去国君、卿、大夫、士三等官员的俸禄，其余一切都归王室所有，就像今天按年运送赋税一样。这样天子的用度就不用担心不足了。有人担心封建制划定边防界限，单靠大夫、士人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夷狄；这是最重要、最重大的忧虑，也是周制尚未完备之处，而诸儒很少谈及。三代衰弱，问题在于边防与中原采用同一制度，所以常有戎狄之忧。若在边境地区，除设置国君、大夫、士之外，还必须设置负责督卫的官员掌管戍守，并且由大臣加以监督，就像汉、唐以及今天的边防制度一样，这样就不会有四夷侵扰的祸患。有人担心贤才都在各自封国任用，京城反而缺少人才，该怎么办？我解释说：天下各国，必须像唐虞时代设置牧官来监督；每年选拔各国贤能之士，贡举给天子，供养在太学。这样对外各方都由天子任命官员，对内京城也可以任意任用人才，就不会缺少贤才。大体说来，实行封建制，就能杜绝土地兼并，裁撤冗官，惩治贪官，抑制豪强，废弃佛教道教，停止方术，消除优伶娼妓，减少驿传，减轻征求，使百姓生活富足，国家根基稳固，国运昌盛。譬如治家，把金钱产业分给子弟家人经营增殖，与顾用外人相比，治理之道当然不同。封建制就像子弟家人，郡县制就像顾用的外人。自有的房屋通常整齐而不会毁坏，租来的房屋即使倾塌，也与租住者没有关系。范仲淹的千亩田地也把它公给自己的九族，直到如今子孙还享受其收入；而那些独自聚敛财物的富家，只知独占利益，大多很快就灭亡了。像南广地区的土著百姓，各自安定于自己的君主之下，历经千余年而不改变，就像不能片刻离开父母一样。一旦设置流官，他们便困苦不堪，纷纷起来煽动叛乱，大概也是因为世袭君主能够覆盖、养活自己的百姓，而百姓害怕流官搜刮。封建制的好处显然可见。何况现在各王、公、侯在卫所享有的俸禄，按年计算，也不低于封建制所需的费用。既承担封建制的费用，却得不到封建制的好处，反而还要让郡县流官多方搜刮；每年更换一任守令，就等于每年承担一遍封建制的费用。这就是富贵之家日益丰厚，而小民日益消亡的原因。况且封建制度规定，大国国君的土地不过三万六千亩，次国还要减少，小国更少。如今江南平民姓氏的家族，拥有三万六千亩土地的常常就是这样。这不等于享有大国国君的俸禄吗？一个姓氏拥有这些土地，就夺去了三千六百户小民的食粮。大体说来，江南的土地全都成了豪强的财产。这就是平民百姓自己造成的封建，封建从下层产生了。如今王国只能享受俸禄，而平民豪姓却拥有土地，这就叫本末倒置。我常说，封建从上层产生，土地就会均平；封建从下层产生，土地就会兼并。土地不均，百姓没有养生之资，却说天下太平，从来没有这种道理。驳子胥鞭打平王尸体论一篇

译客人说：如今有人批评伍子胥进入郢都、鞭打平王尸体，说：“平王虽然无道，终究是君主；子胥的父兄虽然贤能，终究是平王的臣子。君主因为臣子有罪而杀他，那是臣子的罪；君主无罪而杀臣子，那就是臣子的命运。因此臣子对于君主，只有恐惧而没有怨恨，只有接受而没有报复。”这话怎么样？我说：这只是戏言，是乡邻间的议论，不是切合事实、深察事理的话。譬如一个吃饱的人谈论快要饿死的孩子，必定说不到要害。为什么呢？子胥背负仇恨而一定要报，就像濒死的孩子急需食物一样。如今对濒死之人说：“你应当安于命运，不要再需要食物。”这样的话，必定是狂病丧心的人才说得出，也必定是狂病丧心的人才听得进去。我姑且依照客人的话来比拟：父亲就像君主，那么瞽瞍即使无道，仍是父亲；舜即使圣明，仍是儿子。父亲因儿子有罪而杀儿子，那是舜的罪；父亲无罪而杀儿子，那是舜的命运。如果真是这样，舜只要接受命运罢了，为什么还要逃走呢？浚即使不接受而逃走，为什么还要小杖受、大杖走呢？况且统治一个国家的人，一国百姓都是他的臣民；统治天下的人，天下百姓都是他的臣民。假如君主可以无罪地杀害臣子，臣子也可以无罪地安于命运、接受君主杀害，那么杀一个人和杀一国的人，在天下人的道理中就没有区别。假使诸侯想无罪地杀尽一国百姓，天子想无罪地杀尽天下百姓，有人劝告并教诏百姓说：“你们不要逃跑，应当安于命运，接受诸侯、天子的杀戮。”那么一国、天下的百姓不拿起武器反抗而成群被杀的，必定很少。假使统治者听到这种话，都会说：“天下人都是臣民，臣民不能有仇，我可以像割草一样杀掉他们，而没有人敢再报复我。”于是他们起身天天在天下肆意施暴，所以秦人采用这种说法而失去了天下。这是助长君主恶行、使人亡国亡社稷的言论。禹曾说：“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其中只要有一个人胜过我一人，我就会有三次怨恨。”哪里有把这种道理说反的呢？禹尚且认为一人有怨，而那种说法却把天下人都看成没有仇恨。况且批评者所说的平王，是伍子胥的君主；我却认为平王是伍子胥的仇人，不是君主。客人说：批评者还说：“按照伍子胥自己的说法，平王是他父兄的仇人；但他不知道平王不能成为他的仇人。平王作为君主杀了他们，如果他们无罪，那只是命运，是不幸，不是仇恨。” 所以对于父兄，只能有悲痛；对于君主，只能有恐惧。假如依照你的说法，臣子难道可以把君主当作仇人吗？我说：君主对于百姓不是永恒不变的，臣民对于君主的态度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君主在《泰誓》中说：“抚慰我的，就是君主；虐待我的，就是仇人。”抚慰，是君主应有的道路，所以百姓也把这样的人看作君主；虐待，是仇人的道路，所以百姓也把这样的人看作仇人。《五子之歌》说：“万姓都仇恨我，我将依靠谁呢？”微子说：“小民正要兴起，彼此把对方当作敌人仇家，臣子为什么不可以把君主当作仇人呢？”汤是桀的臣子，却起兵把夏桀当作仇人而流放他；武王是纣的臣子，却起兵把商纣当作仇人而杀掉他。退一步说：“君主没有仇人，那么一个姓氏承受天命，直接和天地一同终结也就罢了；臣子为什么不可以把君主当作仇人呢？”况且把君主当作仇人的人，并不是把君主本身当作仇人，而是把仇人的行为当作仇人。百姓归附他时，就把他看作君主；背叛他时，就把他看作仇人。他处在臣子的身份时，就是臣子，不是仇人；处在仇人的位置时，就是仇人，不是臣子。伍子胥仇视平王，是仇敌的时势，而不是臣子的时势。况且平王娶了伍子胥儿子的妻子，又听信谗言想杀自己的儿子，接着无罪杀害伍子胥的父兄；对国君来说这是无道，在王法中必定应受讨伐，在司寇那里也不能赦免，不只是伍子胥个人的仇，也是楚国百姓共同的仇。即使平王没有杀伍子胥的父兄，伍子胥也可以成为仇人。既然如此，伍子胥把他当作仇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当平王召见伍尚时，伍尚对伍子胥说：“听说父亲获罪，却不奔赴父亲身边，是不孝；父亲被杀，却不报仇，是没有谋略。你走吧，我回去等死。”因此，伍尚主动承担回去赴死，把报仇托付给伍子胥。把楚国当作仇人，不只是伍子胥的心愿，也是伍尚的心愿。伍子胥将要逃往吴国时，向朋友申包胥辞别说：“楚王杀了我的父兄，应该怎么办？”申包胥说：“我若教你报复楚国，就是不忠；若教你不报仇，就是不顾亲情。把楚国当作仇人，这件事申包胥不应当明说，而伍子胥则应当自行决定。”伍子胥是覆灭楚国的人，申包胥是保存楚国的人，两人正好相互矛盾。申包胥从未以不报仇来阻止伍子胥，这说明申包胥也知道伍子胥应当仇视楚国。把楚国当作仇人，不只是亲属的心愿，也是疏远之人的心愿。客人说：“把楚国当作仇人可以了，但鞭打尸体不是太过分了吗？”我说：“既然已经把他当作仇人，那么采取什么行动都可以。流放他、杀死他，汤、武尚且这样做，何况鞭打尸体呢？活着就杀掉，死了就鞭打；杀掉可以，鞭打也可以。鞭打的是他的仇人，不是鞭打他的君主。”客人说：“批评者还说：吴国、楚国本来就是互相怨恨的国家，伍子胥逃到吴国，可见他一心只想报复楚国。他对吴国看似忠诚实则奸诈，对楚国看似孝顺实则叛逆。对吴国没有功劳、对楚国却有罪的，就是伍子胥。”批评者又说，伍子胥对于伍奢是孝，对于夫差是忠，难道能说他不是贤者吗？我说：这些话多么乖戾而杂乱！所以我说那只是戏言。伍子胥逃亡时，一心只为报仇；如果不是一心报仇，他为什么要逃亡？只是他并没有预先选择一定逃到吴国。伍子胥逃亡时，遇到可以托身的国家就托身，得到机会就行动，等到时机成熟就报仇；他的内心根本不在于选择哪一个国家是仇国、哪一个国家不是仇国。所以他最初逃到宋国时，正遇上华氏之乱，于是又逃往郑国；郑国没有招惹他，他便又到了晋国。郑国杀死太子建，他才和胜一起逃到吴国。他不是一开始逃亡就直接奔向吴国。那个批评者连这些尚且没有考察，凭什么议论伍子胥的大义呢？况且报复楚国，是伍子胥的本心；在吴国做官，只是借吴国作为报仇的地方。伍子胥因为要报楚仇而来到吴国，也因为要报楚仇而接受吴国任用，这不是欺诈。对楚国来说他没有罪而有功，对吴国没有功劳，那不足以议论。”}],

译为什么呢？伍子胥认为报楚国之仇就是事奉吴国，而不是为了推行道义。况且，非难伍子胥的人，一方面既把他的忠诚说成欺诈，另一方面又赞许他对夫差的忠诚；既把他的孝行说成悖逆，另一方面又赞许他对伍奢的孝行。欺诈和悖逆就不应当称贤，称贤就不应当说是欺诈和悖逆。既说他欺诈、悖逆，又说他贤能，为什么评论一个人会这样自相矛盾呢？虽然如此，伍子胥当初向阖闾竭尽谋略，是想感动君主，使他为楚国复仇；后来向夫差竭尽谏诤，是想报答先君为楚国复仇的恩德，因而对先君的儿子尽忠，也同样是为了报楚之仇。从他弯弓射箭的时候，到后来伏剑自杀，始终只有报楚酬亲这一片心意罢了。伍子胥报楚仇，本来不应责怪。我所责怪的，只是他报仇报得不够光明正大。楚平王不只是伍子胥的仇人，也是整个楚国共同的仇人。我又责怪他只替父兄报仇，却不能替楚国百姓报仇。周王室虽然衰微，毕竟还有天子在，为什么不把此事报告天子，向诸侯陈明，请求共同谋划，声讨平王的罪行并讨伐他，按照九伐的法度来纠正他？那样才是商汤、周武王的军队。可是他竟只依靠小小的吴国，求得在一战一鞭之间快意，我仍然遗憾他报仇报得不够彻底。客人说：这是您的说法，那么洙泗一带圣贤的说法又该怎样解释呢？我说：公羊先生说过：“事奉君主如同事奉父亲。”这样说来，怎么又可以允许伍子胥复仇呢？回答是：父亲没有罪而被杀，儿子可以复仇。“不受诛”，就是说没有应该受诛杀的罪，不应当被诛杀。不应当诛杀却诛杀了他，这就是仇，所以可以复仇。这样看来，圣人门下也已经按照复仇的道义，承认伍子胥可以复仇了。卷第二十九 论三篇 《驳墓地有吉凶》一篇 《驳术士以八字推断命运》一篇 《梦觉论》一篇 《五岳山人集》卷第二十九，吴郡黄省曾著。论三篇。《驳墓地有吉凶》一篇 考察《周礼》，冢人掌管公墓的土地，辨明墓地的区域，并为它绘制图样。先王下葬时，墓地居中，按照昭穆制度分列左右；诸侯居于左右的前面，卿、大夫、士居于后面，各按宗族安葬。凡是战死的人不葬入墓地范围，凡是有功劳的人葬在前面，并按照爵位等级规定坟丘封土的标准和植树的数目。墓大夫掌管全国墓地的区域，为它绘图，命令国内各族安葬，并掌管有关禁令，端正墓位，掌握墓地的尺度和数目，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墓地。先王时代，君臣和宗族葬在同一墓地，活着时彼此相亲相爱，死后亲属又相互依靠，这是仁爱的极致、义理的尽头。他们的葬法也不过如此。后世贪婪掠夺、追逐富贵的人多了，各种邪说于是兴起，所以创立堪舆风水之说，用花言巧语向万世鼓吹，认为天下人的贵贱取决于墓地的兴衰，贫富根本取决于下葬时辰的吉凶，凡是一切显达与隐晦、衰替与兴盛的事情，都同三尺黄土有关。上至执掌朝政的大臣，下至里巷百姓，没有不低头贴耳地相信它的；迎接术士如同迎接绮里季、东园公、夏黄公、里先生，尊奉《青囊经》如同尊奉六经。他们登高察看地脉，捏造怪异、指点虚空，攀登险处寻找所谓龙脉，谈论虚妄，肆意作伪；这种风气日甚一日，月积月盛，以至于没有哪一家不请人看地，没有哪座坟不加护卫，没有哪一个墓穴不选择时日安葬。天下人都昏昧糊涂，妄想从爵位、冠冕、金玉的荣华之外求得奇异之福，沉溺在这些小术中而不醒悟，也实在可悲。如今术士说：下葬是为了承受生气。五行之气运行在地下，人从父母那里承受形体，先人的遗骸得到地气，后代的遗体便受到荫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虚妄的。假如相信它是真的，那么先人的遗骸就应当常常得到地气，后代的遗体就应当常常受到荫庇；帝王的后代应当永远做帝王，公侯的后代应当永远做公侯，朱、顿两国的后代应当永远做朱、顿的贵族，这样说法才可信。然而论葬埋之术，没有比唐、宋更为尊崇的，也没有比唐、宋更为慎重的。从当时看，唐代有三原的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九嵕山的太宗昭陵，梁山的高宗乾陵，龙泉的中宗定陵，丰山的睿宗桥陵，金粟山的玄宗泰陵，武将山的肃宗建陵，檀山的代宗元陵，嵯峨山的德宗崇陵，金瓮山的顺宗丰陵，金帜山的宪宗景陵，尧山的穆宗光陵，天乳山的文宗章陵，仲山的宣宗贞陵，紫金山的懿宗简陵；宋代有巩县的昭武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八陵，会稽宝山的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七陵。这些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