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庵集卷十八

译十七年，诏令编成《授时历》，公上奏说：“黄帝迎日推测岁时，颛顼记载时令以配合天象，尧敬慎地顺应天时，舜观测玑衡，周代太史校正岁年以安排政事；这些都由世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守护其业，随时占候考察，以求与天相合。暴秦焚烧书籍，废弃古法，伪作历法，在年末置闰；两汉沿用这种方法。制定历法的根本，必须先确立历元；历元确定后，才能确定日法；日法确定后，才能测定周天以确定分至。贾逵讥讽拘守一个历元而不随天时变化，杜预说应当顺应天时以求相合，不是先设定历法去验证天时；这些都是正确的论断。臣如今整治历法，废除旧历元和旧日法，把旧仪器中的六合、三辰、四游区别开来；省去天经黄道，只使用四游仪来移动天常赤道，使其游行于南轴之下，以便观测而无所阻碍。把八尺之表加倍再加五分，以影子来校正晷影的进退，使其不失于毫厘。每日测量考察，积月为年，积年为世，历法必定越来越精密；不但可以纠正几十年便改一次的弊病，还可以上溯黄帝、虞舜和三代的旧法。”又说：“一个月的开始，太阳和月亮相会，叫作合朔。汉代太初历采用平朔法，大月小月相间，有时连续两个大月，因此日食有时不在朔日，前后相差一天的情况也很少能正好合适。” 宋代何承天经过四十多年，得到三大三小，以校正朔日和望日，使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隋代刘孝孙、刘焯制定定朔法，唐代傅仁均采用它编造戊寅历，贞观年间最终又改用平朔法。李淳风编造麟德历，得到四大三小；为避免人们疑惑，间或采用平朔，又把朔日提前，使日食避开元旦。一行编造大衍历，认为四大三小有什么妨害。如今《授时历》之后的二年，在十九年中，自八月以后连续四个月为大月，实在是依照日月合朔的实际数目，全部改用实朔法。奏章上呈后，太史院的臣僚都排列跪下，诏令唯独让司徒和公起身，说：“两位老人安心，这些年轻人都由你们教授。”因此最后的奏议都坐着完成，这种做法也不同于礼制。授公集贤馆学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第二年，他因迁移家室获准归乡。又第二年，储皇命灵台郎岳铉召他；后来中书省议论继承相位的李涛，储皇认为公能够识别治道，再次召见。又第二年，诏令储皇任公为太子宾客。二十二年召他，第二年又以昭文馆大学士、正议大夫、领太史院事召用。二十九年，以年老召他到中书议事，他都以疾病推辞不去。三十一年，他病势危急，亲友来问候，忽然长叹说：“竟有这样的事吗？这是国家的哀痛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听到这话的人都为之担忧。徐又因别人的话而动乱，说：“确实如此！”三天后，顾言子寅说：“应当敬慎小心，以终其身。”这一天其实是正月二十五日。后来继承帝位的诏书下达，果然在这一天升天，人们认为这是他一生与国家至诚之心所感召的结果。唉，假使前来哭吊的人有如司马光，那么公也应当像吕诲那样起而论说天下大事了。征士萧▯在墓志中写道：“朱文公汇集周公、程公诸位夫子学说的大成。他的学问在江左兴盛，北方士人听闻而知晓的固然有人，但求能够探究圣贤精微的内蕴，笃志于学，真知而实践，以敬与义为主，表里一致，把亲身实行、心中体会所得的东西，私下传授给别人，继承前贤而启迪后学，纯粹地出于正道的，只有司徒和公二人。”唉，这真是深知德行来之不易的话啊！十年后，寅因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患病获准离职，路过金陵、宣州，因为姚燧年少时曾受到公的知遇，并且听过公的高雅言论，便请求我为坟墓道路撰写碑铭。然而君子所可贵的有三种：德、位、道。得于内心的叫作德，用于当时的叫作位，实行其学说的叫作道。按萧▯的话说，司徒与公同具其德，却还没有达到其位。按年岁考察，司徒比公早生十六年，比公早十四年入朝觐见，又比公早十三年去世；二人官职都是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事，地位也相同。然而这种地位，都是仅次于人臣最高位的极尊之位，是古代所谓“八命”中以实际行动推行道术的资具。不能说他们没有得到君主的知遇和声名而被召见；既然到了朝廷，君主便温和地用玉音慰劳他们；患病时还派太医轮流问候，宫中接连赐药并供给膳食；遇到政事疑难便赐问，入朝觐见时同坐交谈，听到他们的辞谢便挽留，挽留而不可暂时离开时，又听任他们离去，离去后仍思念他们，再次召见。司徒被召十次，公被召八次，君主对他们的礼遇也确实达到了极点。这样说来，两位公卿相继在朝廷任职，不能说是道没有得到施行，这也是天意啊。虽然如此，天道深远悠长，不能只凭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认识，必须等到后来才看得出来；这就像农夫播种一样，从来没有把种子播入土地却不发苗的。如今四海之内不只是士子，凡是用箱笼携带文书、求取功名于时世的官吏，他们诵习的也首先是《四书》。大概天理同出一根，人心诵习他们的言论的人多了，那么实行他们道术的人也将增多。若不是两位公卿开创了太平的根基，还有谁有这样的力量呢？这正是古人所以重重感叹：善于开创，却未必善于完成。公在去世那年三月，随葬于中大夫的昭文馆墓域，有《潜斋遗稿》。高祖姚齐氏，曾祖、曾祖母都姓纪，母亲姓寇；孙氏夫人李氏，以温柔美善配为君子之妻，姻亲乡里都称道她的德行。三个儿子中，寅是嫡长子。寅任京兆府蒲城县令，兼防御方面的职务。女儿四人，分别嫁给京兆府长安县主簿席贻、士子冯嘉、凤翔提控按牍王继述、枢密院审院椽传昱。男孙僖，女孙二人，长女嫁吕曾，幼女嫁姆。铭文说：公承受圣明的任命，确实肩负重任；勤勉不懈地行事，坚定不移地操守；以古人为师，防禁祭祀之事，一切依礼而行，毫不苟且。三纲沦丧之时，我亲手整理条理；凡推及同类之事，都不厌其烦地教诲诱导，学者们以他为宗师。西土有如山斗般的声望，鸢鸟高飞、鱼跃水中；潜斋自己未能显扬的名声，已经远播到帝王耳中。束帛虽少，荣宠却已施及山林草野。皇帝在丹陛前说：‘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晚？你老人家作为大师，南方的使者已经断绝很久了，应当考虑进退。’你据蓍草占问而来，又说：‘士人们的文章多用对偶，想要选取大才，为什么不防止以这种形式取士？’又说：‘历来义理之学众说纷纭，你来加以折中裁定，那么应当听从谁、取法谁呢？’凡是这些重大政务，没有什么不能提出意见。公拜首叩头，把内心的意见全部剖陈。皇帝在丹陛前说：‘唉！只有这位储君，是端正根本、治理万邦的人。’于是以宾客友人的身份辅佐太子，并说：‘如今认识治理之道的老臣，只有你最合适；作为君主的股肱。’公更加上奏章。公说：‘臣早已衰老朽病，安居休养超过十年，仅仅活到中寿；如今归去，跟随先人葬在奉政之阜，只求墓道有碑，使后人不要砍伐樵采。留下诗篇传于千年，用来告诫你的后代。’ 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

译有虞氏的臣子伯翳辅佐舜帝，调教驯服鸟兽，赐姓嬴氏。他的后代费昌离开夏朝归附商朝，做了汤王的御者；孟戏、中衍做了太戊的御者；到了周朝，造父做穆王的御者，驾驭盗骊、骅骝、騄耳等骏马，向西巡行，因快乐而忘了回去。徐偃王反叛后，他又驾车追击，每天奔驰千里，攻破徐国，受赐赵城，于是成为赵氏。其子孙流散居住于何处、世次传到公这一代，已经无法记载。然而据我所记得的，他的祖先世代居住的地方本来十分繁盛。金朝灭亡后离开故乡，前后两次迁徙：先成为冀州衡水人，又成为蔡州平舆人。天兴癸巳年，金朝放弃汴京、播迁蔡州时，公凭借善于射箭、脚力强健的才能，又兼有应付众多艰难的能力，召集数千义兵，担任统帅。听说蒙古军围攻蔡州危急，城中粮食断绝，便率领部曲打开平舆富室所藏的粮食，肩挑背负，迅速作战，冒着百死冲出包围，进献给上级。于是被召到行宫觐见，皇帝嘉奖他的忠诚劳苦，命他持银符任提控。后来又冲破包围，回去守卫平舆。第二年甲午，金朝灭亡，他将部下步骑数千人南下攻宋，抵达襄阳。当时下令设置方面军府，改任信效左军统制。设置方面军府以后，厌恶降将太多，担心他们聚集起来会有不可测的变故，便佯装接受犒赏，想用计把他们全部坑杀。太尉江海防说：‘这些人穷困而来归附，杀他们是不义的。’ ‘况且我所节制的四十五军中，有一半是北方人。如今若加以诛杀，那么我军中的北方人各自都会怀有二心，只会给他们留下猜疑、滋长祸乱的机会。汉水以北的州郡中，只有邓州离我军府最近，路程不过两天。它北面邻近敌境，正可以趁敌人空虚、弃守而尚未设防之时，为什么不派遣这些人先去攻取呢？对邓州来说有接纳生降之人的恩德，对我方来说有收复土地的利益，一举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好处。’军府认为他说得对，另派路铃哈雅实克带领数千人去监军戍守。到了那里，他与哈雅实克相处不和，又听说此前我军优待投降者而回顾不容，便想设法杀掉他。此时又有一军喧哗，众人都说方面军府不足以让人尽力效命。乙未年十月，江海防见蒙古军在汉水上游攻掠土地，便召集将佐到南门商议攻守事宜。公按剑走到众人面前说：‘当初我攻下宋地，正是想求得保全我部下数千人和你们的妻儿，但方面军府却想一概用计杀掉他们，事情败露、形势紧迫已经好几次了。如今幸而被派出戍守，不只是任凭我这个另行派出的将领来监视；一旦被他以别的罪名诬陷，我们就会全部灭绝，反手之间便能做到。实在不忍心看你们无声无息地被剁成肉酱，送到敌人手中；一定要归顺大元，今后再有响应者斩首。’统领徐海独自争辩说不可，公立即斩下他的首级示众。一军都欢呼拍手接受命令，奔驰到哈雅实克营中，将他捉出。公传令与宋军约定：投降归伏、脱下铠甲，我方不侵犯你们；如果有人擅自妄动，就全部处死。哈雅实克惊骇流汗，瞪目张口，僵直着不能下令。过了片刻，迫不得已，只好亲自向他的军队照这样传令。于是众人都接受命令。公又同将佐约定说：‘这个州有十万百姓，今天的事情，是要为他们求生，不是有意使他们困苦；是要设法保全他们，不是有意使他们离散。’众人说：‘只求使他们生存、保全，哪里还会使他们离散、困苦呢？’公说：‘既然你们已经这样想了，就不要杀害别人的父兄，也不要把他们的子女纳作奴婢；至于财货，若有人因贪利而抢夺，便允许他们怀有报复之心。’众人又说：‘绝不违背您的命令。’于是打开城门接纳元军。事情在一天之内办成，军队放纵而不扰乱市场；又准备车马，派哈雅实克率领他的军队，把他们全部送回襄阳。军中稍有不满方面军府、过去曾图谋杀害他们而仍心甘情愿的人，也都没有留下。过了两个月，太宗以太子的身份南征，经过这里，认为这个城离襄阳很近，担心兵力单薄，不能自行保全；加上当年荒歉，便与均州、唐州三州百姓迁往洛阳以西三县：邓州治所在长水，均州治所在永宁，唐州治所在福昌。准许公权宜办理行省事务，于是先慰劳百姓、分担困苦，补助贫乏、救治疾病，砍除荆棘、开垦荒地，府署寺院、田地房屋很快就初具规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第二年丙申，襄阳、樊城也迁往洛阳。这一年公入朝觐见，特赐金符、锦衣，准许他出战督军、入城守卫并安抚百姓；另外赐银符八十、金符八枚，以酬劳跟随公任职、共同出力的将佐。公上奏说洛阳以西当年又遭荒歉，请求每年从大名军储中取得米四万五千石、陕州盐若干万斤，用来供给饥民。皇帝准许这样办理，资助两个州的粮食，三年以后年成丰收才停止。辛丑年授任邓州，公上奏请求让弟弟统领州兵，朝廷准许，州兵和州民从此开始分开。十二年后的癸丑年，大先朝今上以太弟的尊贵身份下令，故丞相史忠武公经略河南，开始在汉水上游屯田；张平、宋本把迁徙的五军全部送回，唐、襄、樊五州的百姓充实南方。公刚刚恢复邓州时，宋军已经修筑襄阳、樊城、均州，驻扎重兵；迁徙的百姓各自回到本州，只有这三州的百姓无处可归。襄阳、樊城把州治寄置在州城以北，均州寄治在西面，都依靠公作为援助；南方州境数十里沦为盗贼出没的地区。公在战事之外从事耕作，四年之间积蓄粮食七十余万石。丙辰年请求退休，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年因病去世，确实是在丁巳年春三月十四日，享年六十一岁。这一月二十四日，在州城东南曲专里营造墓地安葬。从举行防祭直到下葬，祭祀哭声震动城郊，前来的人有数万人。公名祥，字天麟。公当年曾使这些人从濒临死亡的处境中获得生路。公相貌魁伟、身材高大，远远望去威严可畏。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并且治理方圆数百里的地方；手持兵权、佩带符节，却常常穿布衣、束革带，戴粗陋的帽子，骑破旧的马鞍。江汉大都督对他说：‘衣冠是表示贵贱等级的，为什么竟然过分节俭，降低身份而同普通百姓穿一样的衣服呢？’公不以为意。他对将佐说：‘在公府之中，我是节度使，你们不能不严守名分。’但私下相处时，你们都曾是少数跟随我起兵的人；彼此熟习，难道能突然修饰外表、改变平日的作风吗？’一定按年龄入席、依次而坐，众人都习惯于他的疏放简朴；他目光正直坦荡，对人毫不猜疑，和这些人相处融洽。其考名赟，妣李氏，生二子：长子公弟彦，就是统领州兵的人；祖父考仔曾，曾祖父考康，三代相继不仕，家资丰厚而乐于施舍。夫人霍氏以贤德闻名。生一子昭勇大将军、保甲万户侃，现镇守衢州。男孙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孙四人，分别嫁给耶律弼、李友端、刘仲温、季幼槩。公当初正值金朝末年，出仕没有授予显职，外无可依托的权臣，内无平素积累的功勋可以凭借，却能奋起孤身，百战身先士卒，在累积劳绩后升至数千健武之上，这也实在壮烈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一人〕

译况且人的才能力量，彼此相差十倍、百倍、千倍、万倍，不能整齐相同；以一个人抵得上一个人，不过是普通人，以一人远远超过千万人，这才叫杰出俊伟。正当天命昭昭显明之时，昧于时势的人却疑惑应当归附谁；那些成千上万的人奔走求依靠，希望借此保全自己，而接受他们依靠的人，如果内心衡量自己并没有脱离险境、扭转局面的才能，难道会贸然以一身先于众人吗？若只是白白送死，那么依靠他的人尚且不难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是被依靠而又接受依附的人。金朝既然失去国运，公后来率领十多个旅的兵力南下攻宋，他的志向和仁心就在于此。等到宋军不察觉，想要任意施加毒害，公后来被派往北方戍守邓州，宋方设置监军将领来防备和整治他；若他们伺机偷偷发动攻击，恐怕不能保全到最后，这又能怎么办呢？若不是公谋略决断，明白知道应当改易天命，怎么能够转祸为福，最终受封食邑于这个州呢？然而从公往上推，三代不曾出仕，清白朴实、节俭勤劳，积累绵长，能够防止家业衰败、荫庇后代的功业，既广大又丰厚，后来开始兴盛，这是形势必然、道理本来如此。如今侃已经凭借祖先基业成为掌堂的将军，持虎符，列名于平宋功臣之中；若不是公开创这个基础，又是谁的报应呢？后代诸孙接连成长、修身立业，这就是公的恩泽，难道岂能只传一两代便突然断绝吗？安葬后三十二年，到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侃从衢州派叔利跋涉五千里，带着衢州学官郑怡所撰写的行状，赶到邓州请求我撰写墓碑。我怜悯他想要发扬先人的功烈；我曾居住在洛阳以西，与我同乡的人相距很近，彼此交游友善，所以最终没有推辞。铭文说：穰州东南有一座祠堂，墓地下面通向平舆。赵公幽宫回归此地的那一年，周甲子一轮，正值束发之年。树立古人的声名，必定要辅佐衰败、祈求偶然兴盛的时代；就像斗孺子、贲获那样，自我奋发以支撑局面。金朝鼎沦国覆之时，公提携这支困穷的军旅；说是奔赴国家，渡过汉水向南驰来，戍守这个州才开始脱离危急。于是舍弃这里，星移日转，两次重新仰望日月；刚刚稍有庸常的安定，干旱、蝗虫等灾害又接连发生，便迁往洛水之滨的丰饶之地。洛阳遭灾也是这样，公运来大名的粮食，直到后来返回南方，保全甲兵；与这个州十万老幼百姓共同战斗、耕作，千里往返，彼此如形影相依。深厚广大的仁德，像高山增高、河流增深，难怪本州百姓把公尊奉为两重父母。古代朱邑在桐乡的恩德，也没有超过公；应当在墓旁选择地方安葬，让万家百姓相聚守护。有个儿子侃，成为将军，正直刚烈而光明，虎符在手，威仪堂堂。谁说公已经亡故？没有铭文便会湮没不彰，没有石碑又怎能长久？我用笔记载这些事，留给后来的人瞻仰。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佥枢密院事徐毅对我说：‘先人因为人人都称赞他的高雅善行，所以御史中丞王博文在担任山东、河西提刑时，曾请求为我先祖提举府君撰写墓碑。中丞没有推辞，便提笔撰写。从前我徐毅与你都曾在胄学跟随太傅许文正公学习，是同门；如今你长于翰林，我任佥枢密院事，是同朝官员。为先人求碑之事，中丞对你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关系。并且你也认识我的先人，古人所说的“知其生也知其死”，你兼而有之；他遗留下来的善行，若要写下来昭示后世子孙，除了你还能依靠谁呢？’于是我为他作序说：‘君名德举，字进之。曾祖名泽，祖父名闰，祖母郅氏，世代居住在平阳赵城，以家产富足闻名。父亲玉材武，是皇帅府提控、提领崞县、岢岚州长官。后来马公任刑部时上奏，授任河东南路常平仓提举。母亲高夫人，于丙戌年生下公。公年幼时，她抚摸着他说：“这是我的父亲登金榜中词科、使岐山显达的后代。”她亲自教他读书；长大后又资助他求学入仕，使他每年与计吏一同赴京朝见。参知政事尚书省中，乐齐贤、马文玉二人知道他的才干，提升他任属官。己未年，派他到江北阳逻迎接世祖，同时在山东征发兵员。’ 至元中统壬戌年，行省调任他为平阳路转运司经历；因母亲高夫人去世，他离职服丧。六年后，又因父亲提举府君去世而服丧。安西王府管辖的地区，凡河东、河南山以南以及陕西供应解池盐的地方，都设置使司督收赋税，全部输送给王府。因为君原来是太原人，那里土地含盐碱，百姓私自煮盐食用；有关官府虽然严密禁令，犯法者最终仍不断，赋税收入却一天比一天减少，于是放宽禁令，听任百姓煮盐食用，只按户征收应缴赋税，漕司实行这种办法已经很久了。到了都漕想改变旧法、重新转运盐卖给百姓时，君认为这样做就是把当地百姓赶入罪网。于是仍然放宽盐禁，只派众多官吏巡查，不让低价估卖、私贩盐出境，同时在旧有赋额上增加三分之一。百姓因此安便利于生活。他后来因政绩优异升任提举，却放弃仕途不再做官。他一生的仕历到此为止，不能说显达，但声名远播四方。士大夫愿意同他交游，公侯采用他的意见，百姓也乐于在危急困难时来求助他；这是因为他重诺而不逐利，任性有气节而崇尚侠义。他做过的事，例如李璮将要作乱时，从益都传檄文要求臣属背叛王府，而平阳总管李毅没有想到要移文太原，反而把忻州监州恩巴楚所发出的檄文送来，因此两位总管都被诛杀。李毅的儿子青童当时还年幼，也因父罪被迁徙到辽海。君怜悯他，率领李毅家的家童为他申诉。枢密院认为祖宗法令规定，父子之罪互不相及；况且过去传檄之事，青童知道什么，怎么会知道祸患将至？这正符合圣明时代不株连家属的法令，于是枢密院上奏，将青童放回。如今君戍守四川长万夫之地；襄阳攻下的第二年，将要平定宋朝，诏令登记中户作为士兵，百姓十分惊恐，甚至有人自行逃避。总管乌塔担忧此事，逼迫君去见枢密院，接受既定办法；君争取到三户抽一人，于是带着檄文回来。他担心官吏从中作奸，便教总管取来户籍，关闭府门和幕府道院，亲自按每三户抽一户，分别考察强弱优劣：强壮的充军，贫弱的出力供资，让人们都称赞公平，有人甚至哭泣致谢。当初世祖征讨云南，军队尚未到达边境，就写信派三位使者前往晓谕招降。三人说：‘祖宗的法令是杀死诏使者，城破后必定屠城。万一蛮夷执意作恶，或杀害我们，希望不要因为我们而使这座城一个活口也不留下。’他们到达后，当地人认为这是妄言，便把三人都杀死，悬尸树上。大军到达后，寻找他们的首级，有人说已经投入洱水，派渔人下网也没有找到，只好焚烧遗骨，装入匣中送回他们的家，并免除其家门的徭役和田租。其中一人是秦州士子，姓王，便把数十名蛮民分给秦州，等他的儿子长大后交给他。

译又过了三十年，正值丙戌年，诏令西省大臣访求三家后人在蛮人手中。原来郡中豪强张某冒充占有王氏的儿子，只把他当作佣工收取工钱。君把这件事告诉宪府，于是郡豪因欺罔而被治罪；凡官吏明知此事却加以隐瞒的，也都获罪罢黜并发还，恢复了他的户籍。王氏的家奴中有一个姓严的人，贪图主人获利，只看重钱财，曾把六七名男子卖给商胡。君愤然说：“奴仆中男女竟有这么多，可见主人依赖他们出力。难道能长久忍心让他们被商胡分卖到别处吗？”他向府中申明说：“主人既然有姓名登记在郡籍中，那么奴仆也是郡中百姓，怎么可以不告知其来由就随意卖掉呢？”这样做表面上没有减少本郡的户数，实际上却损害了百姓。府中认为他说得对，已经走出好几个驿舍，便追回那些人，替他们赎身，使他们恢复为平民。至于其他方面，他甚至告诫家人：衣服只穿粗布和厚帛，食物从不同时享用多种滋味，饮酒也不超过几龠。他侍奉继母石氏，以孝著称；分出田地来救济守寡的妹妹；又替儿子选择老师，使他进入胄学就读。他对于亲属和贤者的知爱，又是怎样呢？他常常用这些话告诫诸子：“立身的根本在于学习，谋生的根本在于勤劳；务农、节俭、勤勉、节用，以周济贫困和急难，不要积聚太多财物来给自己招灾。结交朋友不可苟且迎合权势利益。那些久已侍奉的奴婢，既然已经烧掉了卖身契，人数多到上千人。” 从今以后，凡是侍奉你们已久的人，就放他们离去，这样才不会有祸患。”当时他采石做外椁，墓穴挖得比通常深一半，说：“后人不要厚葬。”随葬明器使用陶器，不效法流俗的奢侈靡费，也不崇奉佛教。他于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九月二十八日，葬在石明里先茔之前。过了二十一年，元配、同里的毅母卢夫人附葬其旁。置曾任治书廉使，监察内外风纪，刑曹只听从他的裁断。如今他在内统领六师，在外统辖诸军，远至……追赠祖父玉为嘉议大夫、上轻车都尉、平阳郡侯，祖母为高侯太夫人。父亲德举，曾任太原盐使司提举，追赠中奉大夫、防军，封平阳郡公；母亲卢氏、邢氏，都被封为公太夫人。这难道不是因为文德贤能才能做到的吗？继母邢夫人生有投毂、毂济；投毂任宿卫，毂济任成庙毂掾、河东宪司谷大郡、永济仓使；投毂、毂济都已去世。女儿嫁给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裴居安。男孙四人，女孙四人。铭文说：唉！古代君子以死来许诺朋友，只要父母还在，就不会只顾自己。后世却不是这样，轻率地开始交往，拿酒和金箭来赌死，结果大事错失、小事受挫。听见有人问起旧事，便捂住耳朵远远躲开，仿佛那是仇恨和耻辱。真正恪守义理的徐君怜悯他的遭遇；侯氏世代的事业已经毁于一旦，而他本人又像刘童子一样，哪里知道这些事，竟还把他远远安置起来吗？他说：这是圣明朝代开拓征伐之时，等到继承者在朝廷上申诉，便让他从万里之外返回，使他能够重新成家。虔诚地掌握将帅之权，戏言一般地承担军务；百姓有不幸、被权势压迫欺凌而无处申诉时，不必等候他们来求，我就前往为他们主持公道；如果把这称作侠义，那么刀剑也不过是经过磨砺，才被称为锋利。若不亲历艰难、实行所居之职，而只是使家中井然有序；施舍时使他人富足，自己奉养却很菲薄。谁没有儿子，谁不希望他贤能？老师若不是合适的人，学习就会迟滞而偏颇。于是让毅进入胄学，只接受许文正的教导；把他的嘉言视为准则，表彰他的善行。因此他出而用世，尊重听闻、实行所知，成为百姓所仰望的人。暗中宽宥并辅佐他，不使自己的身名显赫，却使后代昌盛；经过百年，积累的德行才开始茂盛。儿子显贵之后立碑，按照令甲，才可以凭此作为可信之物流传。太师友人为此辞谢。戍守邓州千户杨公神道碑。杨公名彦珍，世代是汴州杞县人。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直，都没有出仕。金朝将亡时，乡里以及邻近县的豪杰认为杨公质朴而有义气，沉着而守信，身材强健有力，能骑马开强弓，于是奔走来归附他，人数达到二万。后来他率众归附元朝，被授予万户，迁居河内。定兴思立建立功业，军旅劳苦而不以为乐。百姓受宋将彭义斌侵扰，山东一带的诸侯都畏避不出，没有人敢迎击其锋。杨公听到风声便前往归附，起初率领一百人跟随故张蔡公在淮北作战，收复徐州、邳州两州；因功升任将领，统率千夫，在淮南作战，攻破光州、庐州两州以及安丰军；在汉水上作战，防守光化、枣阳，首先登城；又攻破信阳军，在襄阳作战，将王总管赶出牛首山，斩张太尉于鹿门，攻破荆南沙市。起初邓州投降后，因年成荒歉，便把百姓全部迁往洛西就食，只留下军队戍守。故中书左丞刘公来袭时，杨公在塔桥、古村、黔陂交战，多次击败他。后来山西逃亡的百姓从雕涧、故宅冈一带将要前往襄阳，杨公率步兵、骑兵拦截制止他们。借用种牛的话说：“我在这里，你们难道可以离开父母之邦向南去吗？”他又与故中书平章游公修筑楚铁狗两座堰，用来灌溉屯田；每年收粟以石计，约有数十万，使饥饿羸弱的百姓得到粮食，人数也约有数十万。甲寅年，他因一生经历大小数十场战斗，身上中了三枪，年老后厌倦了战争的艰苦。他的儿子珪已经能够承担家业。宪宗朝各官署请求为他寻求继承人，他已经被授为副千户，于是获准休息居家十三年。至元乙丑年春正月十八日去世，享年七十岁。同月二十九日，葬在州西北十二都灵德乡苍龙潭岸边。妻子为同县卢氏，在他去世后二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辛丑去世，享年九十岁，生前无病。珪以及他的三个儿子秀成、玉等，男孙十六人，包括世荣、钦祖、光祖、述祖、崇祖、仪祖、遵祖、协祖、继祖、孚祖、袭祖、康祖、防祖、由祖、亨祖；女孙十八人；男曾孙五人，为俨、伃、侃、偁、僎；女曾孙八人。三代子孙、曾孙和男女共已有五十人，男孙媳、女婿、外甥、孙辈等还没有列入。早晚以及岁时前来问安祝寿，前堂屋宇狭窄，不能容纳，于是排列在庭院下面的人望去蔚然成为盛大的家族。这难道不是天章公暗中积德，使后裔昌盛；而且珪能够继承前人的修养，竟有如此光彩吗？起初，副千户江汉督府版令率领突骑，当时宋军驻守襄阳，他与杨公形成犄角之势。临邓督府估计房州有所凭恃而实际空虚，另派将领率军万人袭击；敌军反而分兵阻截，便命版令率突骑前往救援。

译在战于分道口时，斩杀宋军副将杜胡。又在马嘶山交战，打通道路，使军队得以出山。跟随史经略援助蜀地的开州、达州两州。在李义圣耳等山作战，又在同波訾万石坝、晋城寺交战，俘获五百名俘虏。筑城于母德章，以抵御合州。又筑城于大军平，以此使广安军投降。跟随故中书左丞相阿珠公包围襄阳，在小堰堡、南漳鸦及八瓣凌三山交战，擒获都统樊提辖于湖城砦，擒获马军赵总管于野鹅池，擒获刘都管于肨山，擒获问采司王总管于狢子川；又擒获无名将领樊城斩。至元六年襄阳攻下，因功授敦武校尉。跟随中书右丞相巴延公越过安陆，在新城交战，使黄宣慰投降；在沙洋边击败都统火死，攻下沔阳；攻打汉阳时首先登城；在鄂州的阳罗步作战，俘获船五十五艘，于是渡江攻下鄂州。又跟随故中书左丞相阿尔公分兵向西，在荆口交战，使高安抚投降，攻打荆南沙市时首先登城；攻取沿途地区，峡州被攻下，乡民多逃往险要之地奔向施州；峡州所属县宜都的富民言动员众人，骆升署任他为县令，追还五千户。跟随包围潭州，在西门铁坝三处首先登城；进升武略将军、千户，赐金符。跟随军队攻下衡州、永州、全州等地；在四川防守静江，进升宣武将军、总管，赐虎符；攻下柳州、西融州，巡视海外地区，尚未到达便被召回；进升明威将军、副万户，再迁广威将军，正式任万户，戍守襄阳，功劳最为显著。他接受任命直到今天，共三十三年；所援救、防守、攻破、攻取的名城有三十座，县城尚未计入；擒获都统一人、总管三人，斩州副将一人，使安抚、都统各一人投降。讨伐湖南叛寇，生擒或使其投降的渠首四十五人；至于胁从者以及守城拒战而本应被消灭、因大将求情而获释的人，更是多得无法计数。大小战斗七十多次，他身上留下五处创伤：箭伤分裂右手大拇指，贯穿肩部，射穿大腿而贯通脚跟；他曾首先登城，压着城墙跌倒，鲜血甚至吐出口外。积累这样的功劳，官位达到三品；凭借这些力量和功勋，所得俸禄足以刻石立碑，使人兽排列在神道两旁。我又想到杨公一生为国家建立家业，经历了多少艰难，于是刻石作碑。唉，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这虽出自苏武告诫李陵的话，却足以成为千载不易的道理。然而侍奉父亲要敬慎自身，侍奉君主要献出自身，这两种道理本来并不相悖，可以同时实行。曾参将死时召集门弟子，伸出手脚给他们看，以表示自己能够保全身体、完整归还父母；但他平日又说，在战阵中没有勇气，是不孝。小则残伤形体，大则丧失生命，甚至片刻之间便死去，谁还会急于作战？陈苟如果因此说：“我可以完整归来，我可以完整归来。”那么天下就没有愿意舍命的臣子了，君主靠什么来守卫国家？国人的子弟，只要没有战事就不必从军；但不能保全自己、战死疆场的人，这才构成不孝。至于执缰绳、援救同伴、抱持战旗而死，本来就是他们应当做的事。何况作战未必会受伤，受伤也未必会死呢？即使死了，名声也会长久流传！我曾读史官的记载，看见勇将登城守阵，割取敌人的左耳、夺取军旗；大将经历百战，小将也经历数十战。他们身体所保存的，不过是刀锋箭镞留下的伤痕；读到这里，必定慷慨激奋，希望世间能有这样的人。如今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奋笔大力叙述他的奇伟功勋，也算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看杨公父子在战争中奋勇向前，把自身看作身外之物，父子两代始终如此，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了。可惜我的文章还不足以完全相称。铭文说：世人说：文士和武将的区别，有人说勇敢的人没有谋略，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读《人物志》中论述英雄的文字可知，英是精华秀异，如同草木开花；雄好比健壮的野兽超越群类，在普通人中振奋迅疾。英与雄各有不同，有的人得到其中之一，有的人兼具其全。万国都以贞正英杰为表率，所以明智而雄健的人，既勇敢又能任事。才能在文与武之间虽有不同，也彼此相辅：武用于遏制乱略，文用于成就太平。既然已经太平，忘记战争就必然危险。勇猛之士奔赴敌阵，生死只在顷刻之间；那些从事文职的臣子，哪里有这种忧患？执笔评论的人，怎么可以轻易下断语？伟大的杨公，起初是乡里的豪杰，受到众人推崇；前人没有留下根基，他便亲自建立功业，接受金朝历法和诏祝，守卫疆土。率领二万部众来归，太宗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些乱世遗民抛弃，让他们转而参加战斗？他在汉水、淮水一带戍守邓州，空着城郭招来逃亡百姓；修筑邓州城防时，邓人正苦于饥荒，我便带他们耕作。邓人听到号令，我便带他们出战，平定夷乱。他请求年老退休，按年龄本来还可以延寿，却止于此。七十岁长眠于玄宅；生下像杨公这样的儿子，也刚毅而善于用兵。能够越过蜀地、荆地，攻取三十座名城，都是金石所记的创功。先后十五次佩带虎符，凭借功劳持铁钺专行征伐。这表明他的征讨功效继承了先人的教诲。不享用五鼎三牲的祭祀，荣耀的报偿却使幽暗中的光辉显发出来。希望葬令能够保存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稍稍慰藉儿子的心。伤心的碑文高耸入云，由蚊奴负着龟趺。史臣作此铭文，愿它流传久远而不厌。《牧庵集》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牧庵集》卷十九。元代姚燧撰。神道碑。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贾氏家族的显达，始于金朝末世。由其曾祖父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尚书右丞、河东郡襄献公守谦，曾任宰相辅佐宣宗。故曾祖父衍，官金紫光禄大夫；曾祖母石氏，以及他的夫人焦氏，都随夫受封为河东郡夫人。父亲頥，任武节将军、兵部主事、蔡州观察推官，生下贾公。贾公十五岁时，郑州、汴州发生战乱，兵部官职已经失去，他奉养母亲孙夫人渡过黄河，依靠舅氏居住在天平。成年后进入官府，在行台任职。当时法制宽简，凡是接受事务的人都只把贿赂放在首位；有人送黄金二百五十两，他严厉拒绝，分文不取。太宗听说后，称赞他清廉谨慎，特意敕令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白金二百两。世祖在渊龙驿召他到诸王邸第，与他交谈后很合意，让他主持修建上都城，终于完成工程。姚夫人去世，他离职服丧。等到世祖登上帝位，首先任命他为中书省左右司郎中，不只把他当作普通官员，而是命他坐在政事堂，位次仅在宰相之下。其他任郎中的人都没有资格与他同列。他熟悉国家语言，大小政务都不依靠通译，全部亲自入朝奏报。那年冬天，皇帝亲自率军到漠北讨伐叛王，汉人中只有丞相史忠武公和贾公二人随军；回朝后赐给他们西锦服，奖赏他们一路周旋劳顿。在荒远、艰苦的地方，他不但没有懈怠，反而更加勤勉。皇帝问：“卿任郎中时俸禄有多少？”贾公照数回答，皇帝说：“怎么这样少？”于是下令增加。贾公说：“品级制度本来就应当如此。”后来太保刘文正公奏请任贾公为参知政事，贾公又说：“将来一定会有人援引郎中的旧例，请求执掌政务，那时将怎样防范？”因此皇帝没有答应。至元元年，贾公任朝请参议中书省事，诏令他与我的先世父太师文献公共同办事。当时他以中书左丞身份行省于河东、山西，罢除世侯，设置牧守。至元五年，再任左右司郎中，任职三年。有盗臣杀害平章，想要独揽权力；他嫌中书省束缚手脚，不能任意行事，便上奏请求分开六曹的繁重事务，设置尚书省，于是授贾公为中书给事中。丞相只负责署名制敕而已。他随后与两位丞相史公、耶律公共同润色国史，在翰林任职十年。襄阳攻下后，诏令立即裁汰生熟券军，随即授他为襄阳府知府；襄阳府又升为路，任他为太中大夫、襄阳路总管，赐虎符。第二年，诏令淮安忠武王巴延、中书右丞相河南王阿珠以平章身份、楚公阿尔哈雅以右丞身份行中书省，准备围攻襄阳；各军会合新登记的军队，集合数十万人平定宋朝。授贾公为宣抚使，参与议定行省事务；渡汉水、过长江，攻下鄂州，主力向东推进，留下右丞和贾公戍守鄂州。第二年，授他为佥行中书省事，镇守荆州军府。宋朝安抚使高世杰前来袭击，右丞出兵抵御并将其击败，使他投降。高世杰乘胜南下岳州，进而防守江陵，又转军包围潭州，只有贾公留下戍守。士民有来求见的，他先让来人上前，然后退还他们带来的礼物；金帛一文也不进入他的家门，连酒茶之类的馈赠也完全杜绝。他约束吏卒，不许进入乡村；谁敢放纵暴行，就按重法处置。他打开粮仓赈济饥民；宋朝宗室中依靠官府供养的人，仍然给他们粮食，不改变他们的服饰，同时照常使用纸币。放宽湖泊芦苇的禁令，听任百姓捕鱼、砍柴。东南尚未攻下的州县，商旅滞留在这里的，发给通行凭证让他们回去。他新造一百多艘船，交给水军操练，因此免除搜括商民。设置药局，派遣医生轮流诊视疾病。娄安邦以信阳来归，已经跟随他的儿子入朝觐见。副将陈思聪屠杀了娄安邦全家，叛逆的端倪已经显现。有人建议增兵讨伐，贾公说：“这样做只会使他们更加坚定叛乱之心，只有设法把他诱来。”于是派朱千户带十个人前往，告诫他们不要携带兵器，好言对陈思聪说：“你和安邦有共同的功劳，有什么怨恨，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为何要等他出去以后才屠杀他的家人？或者你的仇党日夜都想置你于死地，你又将怎么办？应当亲自反省，把事情原委告诉我，我就为你主持公道。否则只要稍有迟疑，便要以叛乱之罪发兵诛讨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陈思聪果然前来，随即追究并征办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同党到了以后，多次说他杀害主帅的家属，并且没有接受使者的劝告，迎面射杀使者的两名随从。于是依法处置他的儿子，并将那些在市中作乱的人全部斩杀。幼主投降后，他的宰相陈宜中、文天祥挟持益王、卫王逃往闽广。封爵、改年号等事情相继发生，东南地区大乱；心存侥幸的人互相煽动，起来作乱，大的有数万人，小的有数千人，到处结成群体。蕲州的盗寇从司空山起兵，劫掠黄州和寿昌。寿昌距离鄂州尤其近，鄂州属县的傅高也聚集众人作乱响应。贾公多次发布檄文晓谕说：“你们都是平民，只是被贼人驱使胁迫才到了这一步；俘虏、杀害百姓，夺取子女财物，都是他们的罪恶，你们能得到什么好处？抛弃父母妻子儿女，白白背上叛逆的罪名，招致灭族，又被乡里耻笑。现在如果能够放下兵器，返回原来的居所，就恢复平民身份，不追究过去的事情。有人斩得贼首来投的，按斩获首级的多少给予赏赐；有人带着渠首来投的，就授给官职。”这些话正中他们的心事，上下之间相互猜疑沮丧，渐渐离散瓦解。官军乘势压进，于是将他们全部诛灭，彻底扫平，没有留下余党。傅高逃到江西武宁，贾公又发布檄文说：“谁敢收留藏匿他，诛罪将连及邻里；即使穷困无处可归，改换姓名回到家乡充任尉吏，也要防备将他捉拿来处以磔刑。”起初，朝廷派万户某人讨伐这些贼寇，此人反而以傅高为借口，请求紧急诛灭鄂州的豪杰大姓，以断绝祸乱的根源。公说：“应当抵御贼寇的是高防之子，为什么反而要施以枭首夷族之刑？豪杰大姓起初都不知道此事，怎么能凭高防的诬告杀人，违逆上天、欺骗君主而祸害百姓？谁敢这样做？你只管去，我一定能保证他没有别的事。”那人出去后，公留下亲信部将，告诫说：“听到我军回来的消息，你们就举烽火，城楼内外一齐发兵，一定要把高防全部消灭。若防守这一战不利，他先前溺水而死的事情就会暴露。”鄂州人非常恐惧，越发感念公，把他看作掌管生死的神明。当时精锐部队全都用来围攻潭州，留守的人大半衰老多病，只得让新近归附的百姓混杂其中登城守卫。百姓相互发誓说：“假如贼寇真的来了，我们这两三千人一定顾不上自己的家，只专心拥护、保卫贾相。”至元十四年，公任中奉大夫、湖北宣慰使。第二年，授参知政事。不久，调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百姓向来把他当作父母一样爱戴、把他当作神明一样敬仰，哭号着为他送行，在学校里立像祭祀。公的声誉先传到江西，百姓中有人到千里之外迎接他。当时江西行省急切追查海边归附伪政权的人，有人因被牵连贼寇而获罪，没有牵连的人又被说成是吝惜、藏匿罪人，想留作后用；因此诛杀、论罪的大姓超过三百家，还有被关押而未判决的案件。公到任后，释放无罪之人，并规定凡是拿着宋朝官身、凭城投降的人，朝廷既然已经在原有官职之上加授官职，就不应再追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