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庵集卷八

译乔木堂记 我读《孟子》，读到所谓故国并不是说乔木，而是说世代相承的大臣，不禁感叹：汉代的通侯，他们的始祖头发蓬乱、双手长满老茧，经过百战才取得爵位；子孙仗恃自己有王侯和百姓共同辅佐，不能按照法度传承，只一两次获罪，国家便被废除。他们中有善于守成而失德的，因坐受黄金而饮酒作乐，做了恶事后又幸免于罪。若再想想功德世代延续却没有穷尽，后代有时效法前人，有时超过前人，唉，还哪里有故国和世臣呢？如今二者兼备的，大概只有汪氏。义武公在金朝灭亡的第二年乙未，打开天门山的壁垒归附，拥有陇西二十四州之地，处在羌、浑、氐、凉之间，率领部众首先平定残破的全蜀。其诸子中显达的，有忠让、忠烈、忠惠；忠烈之子忠肃，三代五位公，忠让推行节义；他的弟弟忠烈跟随宪庙征伐蜀地，尽力而死；忠惠斩杀叛将炖煌；忠肃擒获叛王略畔。国家都倚仗他们作为西部边疆的长城。自外任将相、使者、牧守以来，还有二十多人，世代都以通侯闻名，难道有什么可惭愧的吗？中统末年，诏令剥夺强大诸侯世代占有土地的权力，使他们不能继续据有，而转任州牧。唯独这一家，父亲死后儿子能够继承，哥哥终老后弟弟也可以接任；旄钺前后相承，圭衮相继辉煌。从乙未到庚戌，七十六年，承袭并守护自己的土地而没有改变。这不只是历代圣君偏爱他们，也是他们能够始终成为臣下、对国家有所贡献的结果。唉！不称为故国，还能称它什么呢？考察当今名臣，没有谁能与之匹敌。忠让的孙子怀远大将军、庄浪路总管安昌，请求把他的堂命名为‘乔木’，并且说明缘故说：‘国家固然不能依靠乔木作为故国的象征，但没有乔木，也可以由它知道什么是故国。为什么呢？开始时，是世臣栽种它；从甲芽破裂、萌蘖生出，到培土灌溉，再到树干合抱，却不让斧斤损伤，使它保全天年，后来才长成乔木。最高的可以高达百寻；否则，世臣离去，故国迁徙，它还有什么脸面留存？那就只会成为匠石寻找材料、测量规矩的对象。即使枝条、树梢、萌蘖再生，樵夫砍取，牛羊放牧，怎么能不成为牛山那样被剃光的树木呢？那才是人为栽种之物。’南北气候不同，南方温暖，树叶繁茂，冬季也不凋落，必到春天才长出新叶，挺立而出时才脱落旧箨，所以树木容易长高；因此那里树木多高大。《尚书》记载扬州，南方有新生之木，《汉广》诗也歌咏它。北方气候寒冷，树木春天才生长，夏天生长，秋天凋零，冬天根部蛰藏，一年只有半年生长。陇西最早受到金气影响，寒冷来得更早，树木长成乔木所需的时间比其他地方还要加倍。可是司马迁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看如今十年才长到合抱之初，即使这是始祖在开始培植德行时所栽的树，今天经过七十六年，也未必能高达百寻。要长到百寻，若不是经历千年，不能达到。您若能知道祖先培植德行的艰难，也能超越一代代种植者，由子及孙直到后世，相信它能长到百寻吗？千年以后，国家会更加稳固，臣子的世代也会更加繁多。这样看来，乔木难道不是与故国、世臣相始终的吗？因此写下这篇记。那一年二月清明，写于神州客舍。遗安堂记 已故上怀州监州唐古君，是与我同年的朋友。因为我出生时偶然先于长兄，长兄便给我取了这个名字。他身体尚健时，曾经嘱托我为他的遗安堂作记。病势危急时，还催促我赶快写成，准备临终时回顾，对他的儿子师臯说：‘记文写成后，应当摆设祭案来告诉我。’唉！君竟想忍死等待我的拙文，而我却拖延疏忽，没有及时执笔，难道真是辜负了您吗？追述此事说：时代有治有乱，所以士人有显达有隐晦。炎汉末世，正是什么时候呢？中原动荡，曹操假托讨贼之名，挟持天子号令诸侯。孙权屡经战斗而拥有江东，因此庞公在荆州依附刘表，大概只是庆幸这里暂时没有日日发生大规模干戈，所以把这件事当作避乱之计。等到刘表来到陇上拜访，他没有做官，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子孙，于是以‘遗安’回答。刘表始终明白他的心意，知道他不愿出仕，便推重他的志节而离去。现在想来，田园生活果真能够穷尽天下的安宁吗？安宁有两种：有固定所在的安宁，和没有固定所在的安宁。有固定所在，便会使道义不能流动；没有固定所在，道义就像秤一样需要权衡。秤上加一铢便不平，把石头从钧秤上稍稍移动也会不平，低头把轻重错放在尺寸之间也会不平；既然这样，何况比这更大的事情呢？三位仁人都在殷朝任事，微子怎样才算安宁地离去，箕子怎样才算安宁地被囚，比干怎样才算安宁地死去？两位老人都归附周朝，太公怎样才算安宁地率军伐纣，伯夷又以不肯听从而扣马进谏为耻，因此不能把人的安宁固定为一种形式。伊尹又不同：他正在莘野耕作时，并不是没有安宁；等到商汤三次聘请他，便承担起天下的重任。一个人的一生，从开始到最后，安宁本来就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不正是《易》所说的因时制宜之义吗？义理上的安宁可以随时势推移，道却如规矩一样。即使是聪明的工匠，也要守住它，不能舍弃规矩而另作方圆。比如君主止于仁，臣下止于敬，儿子止于孝，父亲止于慈，与国人交往止于信，不就是《尚书》所说的‘安汝止’吗？道义上的安宁，难道不能通行于万世吗？您一生只任过一任官，到了夷地，面对呼吸之间的毒瘴，并不以为难而离去；时机一到便出仕，任职郡中一年多，又请求归养父母而回家。归家以后有自己的道理，让师臯教导他的子弟，坚定地使他们成材。后来从汴地到鄂地，能够安然迁徙，又能因时处置。臣子的责任已经尽到，儿子的责任也已完成，而父亲之道圆满了。您安处于道义之中，究竟怎样呢？您大概已经深思过了吧？所以我在先民歌唱哭泣、聚族而居的地方，以这个名称题写堂名；我的意思是，取法古人不如取法师臯今日的实际，讲求方法也不如以今日为根本。不过，遗留下来的安宁一定要有人承受，师臯就是承受它的人。他年纪正壮，勤学而有声誉。他在家中的行为，既然像您一样孝顺，那么他的家人也会孝顺；他孝敬父母的事在乡里传闻，又像您对朋友守信一样使人信服。朋友由此推及，便能把这种孝信转化为忠。他日若有人不能像您一样侍奉上级，还能侍奉君主吗？您看见庞公的处境，知道他的做法在当时可以施行，如今却未必可以施行。这个家族正处于美好光明的时代。大德龙集辛丑十月记。

译寿萱堂记 至元十一年，朝廷已经下诏大军南征，又另派宿卫之臣率领精骑万人从荆州出发，以壮声威。大将攻下鄂州、东岳以及湖广诸军，谋划攻取江陵、沙市。这支军队已经在峡、澧一带纵横驰骋，到了江陵郊外，进入军中便听说：‘三郡某县，是我们攻下的。’于是封赏万户，统领一府，使他们每年把征收的赋税转运到京师，等候分配赏赐。卫士毛君巨源从副总管升任总管，超过二十年。我任二宪时，山南分司刺史把守所寄治于松滋，听说召集县里的士人，推举他为司职。温公真诚率直，践行约束，又按月修治政务，使百姓知道长者，也成为乡里的长者。于是想到：弟弟确实是孝道的推扩，并不是只会尊敬自家老人；他的家人不知道专心发扬这一点，于是我便同他交好。这样也十五年了。大德元年，他请求我为寿萱堂作记，于是我赋《伯兮》的末章说：‘哪里得到萱草，把它栽在北堂。’我私下奇怪汉儒郑玄、许慎解释相同而文字不同。郑玄笺说：‘萱草能使人忘却忧愁。’《说文解字》则以‘藼’字解释，说‘谖、萱是同一种东西’。后来《本草》也只说它能忘忧，没有涉及它所忘的忧愁究竟是什么。难道只是空空地面对它吗？□它吗？难道是用它来忘忧吗？到了唐代，孔颖达为此作疏，专门把“谖”解释为“忘”，大概是想说人们要得到如今所说的善于防止忧愁的草，却不知道“萱”是草的名称，于是便同各种说法开始不能相合了。这个堂以此命名，难道是因为它能使人忘忧吗？所谓“忘”，是说原本已经有忧愁，还要等待排解消除它；假如起初根本没有忧愁，又将把“忘”施加在什么地方呢？我没有机会见到夫人的几杖，但根据君的白发来推测，夫人头发已经黄白，年纪也可以由此知道了。以黄发的母亲俯身在上，以白发的儿子仰身在下；四方之内、天地之间，能够得到这样的家庭，即使只是吃豆羹喝清水，也还会彼此共同欢乐。何况如今住在这样光显的宅第里，又用华美的堂屋奉养母亲，早晚省视以侍候她，依寒暑为她调节温暖和清凉；使她口体愉悦，有甘美食物供给；观察她的脸色和言语，预备好供她使唤的人。这位府君长期任官而没有调动，并没有三年一迁的惯例；陆路奔走、水路漂行，使用车辆和船只，也始终遵守驾车、乘船的戒律。他任职时的监察者，每年都被人诉讼，甚至因罪被罢免，唯独他没有受到丝毫玷污；大概是善于谨慎修身，不肯做亲人所羞耻而不愿踏足的事，并且一定要建立显扬双亲的事业。用这种方法，便可以使忧愁之情消忘，萱草又有什么作用呢？不然的话，那些平民家的子弟，竭力做出令人忧虑的事，被主管官吏责罚，被乡邻辱骂，毫无道理的议论每天充满耳边；父母询问而富贵者种植萱草，想借此防止忧愁，即使极其愚昧的人也知道这是行不通的。所以，萱草能够使人忘掉原本无须忧虑的忧愁，却不能使人忘掉确实存在的忧患。孔颖达的疏说没有深信这一点，大概也像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推究同类事物却没有得到真正的结论。即便如此，凡是年高的人，刚刚欢喜便叹息，没有疾病却呻吟，都是人情共同如此。难道这不是忧愁的表现吗？若要寻找能使心情愉快、眼目舒畅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草木在适当时节开放花朵更好了。君穿着命服上前祝寿，万户之中的人，那些亲戚和故旧，随同母亲前来，其中只要有一个人能让她含笑而忘忧，谁能说这不是萱草的功德呢？《承颜亭记》我曾经说过，子女侍奉父母，并不难在于使衣服保持温暖或凉爽、使饮食甘美，以适合父母口体的享用；难的是承顺父母的脸色，从而得到他们的欢心。这正是孔子对子夏所说的“以色难”。我又曾思考过：人的内心在其中变化，许多事情即使不动声色，细微的情绪也一定会显现在脸面上。路人从面前经过，心情安定时脸色舒展，志气激烈时脸色严厉，庄重时脸色专一，有所怀抱的人脸色忧郁，而放纵自满的人脸色洋洋自得，这些我都能够辨识出来。何况子女每天侍奉在父母身边，长久接触、熟悉察看而不离开呢？要承顺父母的脸色，也不过是容易做到罢了。虽然如此，上天给予人的条件并不相同；有的人被事务牵累，踏霜踩露，也来不及承顺父母的脸色，这本来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也没有办法。又有的人生来不学习，不明白伦理，父母的爱护不深厚，因而不知道承顺父母的脸色；还有人四肢残废，被贫困束缚，力量不足，不能自行奉养父母，连糜粥也供应不足；他们不能承顺父母的脸色，是因为力量已经达到极限。有人又被俸禄和仕途牵累，远游远行，抛下父母而没有空闲返回，却说“我能够以公忘私”，因而不能承顺父母的脸色。这几种人，都是违背五常伦理的罪人。仁卿曾经侍奉母亲，年过五十而母亲八十多岁，仍然健康强健；众人都劝阻他不要出仕。他想用色养来奉养母亲，打算终身使她安宁、安逸、心情愉快、眼目舒畅，于是在园中建造亭子，周围种植佳树、奇石、名花、丛竹，像锦绮铺陈、彩绣错杂、麝香芬芳、云气郁蒸一样的景物，大约有百种。在风雪的早晨、花月的夜晚，他举一觞为母亲祝寿；在这些事情上，他难道不是善于承顺母亲脸色的人吗？《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永不匮乏，长久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登上这座亭子的人，回头想到自己的家庭，并且想到能够承顺父母脸色的，将会共同享受这种欢乐；若回头看自己的家庭，却没有可以承顺父母脸色的亲人，就会承受不住踏霜踩露般的悲哀，那么这也就是这座亭子所引发的感慨了。亭子原来已有旧名，我以为它同子女侍奉父母的职责没有关系，所以改用这个名字。仁恕字名中的“恕”，是辽氏的后裔。由于金人厌恶“耶律”这个称号，因父辈避嫌讹称为“移喇”，后来又因逃避战乱奔赴宋地，再讹称为“萧”。

译《朋簮堂记》天下的道路有两种，不过是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罢了。然而各自观察他们所执守的是什么，究竟谁是主人、谁是宾客呢？自己作主人而把别人当宾客，别人就会听从自己；自己作宾客而把别人当主人，自己就会听从别人。没有人能够没有朋友。《易经》这部书，本来是替君子谋划的，不是为小人设置的。对于小人，害怕他们结为朋党，所以《泰卦》六四爻说：“翩翩而来，并不富有，却把邻人当作同类；不用告诫，便能彼此诚信。”对于君子，又担心他们不能结交成朋，所以《豫卦》九四爻说：“由此而欢乐，大有所得；不要疑惑，朋友来会集。”大概《豫卦》一卦，五个阴爻而只有一个阳爻，九四是有才干的大臣，上面得到六五这个柔顺中正之君的信任，又没有过多猜忌的嫌疑，所以才会如此。《易经》说的正是成就功业的道理。《大传》说：“崇高没有比富贵更大的。”然而若说爻位的尊贵，哪个能超过九四大臣？而六五君主正是尊贵所在，富裕更不必说了。卦中也有专门谈富裕的，不在其他爻位，却常常在四、五两爻。所以《泰卦》六四和《谦卦》六五都说“不富以其邻”，《家人卦》六四则说“富家，大吉”。假如没有职位的人却富有，他的势力也可以同崇高相等；因此，若能由自己和顺得志，开诚布公，使朋友来归从，那么富有又会成为兼善天下的资本，难道还会没有朋友来归附吗？然而我又想到，朋友相从便会群居，群居便一定会有事务和言语涉及义理；必须像《兑卦》大象所说的讲习一样，才会有彼此增长、互相滋益的好处。还必须纯粹专一而抓住要领，正如《乾卦》爻辞所说的“以学习聚集知识，以问难辨析事理，以宽厚安居，以仁德实行”，这样才算尽善。听到这些话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这样吗，还是不是呢？难道不是因为我平日已经有实践修养吗？还是只是一时骤然如此呢？史君生于洛地，涉历穰地，是一位奇士，名仪，字仲威。他的封殖产业，似乎可以同受封的君侯、素封的侯爵相比；他努力行善而广泛爱人，遇到急难便施以援手，因而积聚了许多来归附的贫寒士人，大家争相仿效他。他像浥泉流水一样，按照对方大小不同的需要斟酌供给，使来求助的人不至于空手而归，并实现他们的愿望。若要说明他的处境，把时代和职位换算来看，正可比作《豫卦》九四。我正好在读《易经》、寻求合适的名称，便写下“朋簮”二字，请人把它悬挂在诗堂的楣间。大概仲咸同我住在同一乡邑，只因年龄偶然比我早，我曾按兄长的礼数对待他，情意十分深厚；说到他值得称誉，更何况他是济齐先生的弟子，我还担心他不能同朋友结交、同朋友宴游呢？所以又举出《兑卦》的象辞和《乾卦》的文言来申明告诫，也希望这能成为辅佐仁德的一条途径。至元戊子日，日在实沉。《归来园记》壬子年，我同令今醴泉的雷君损之相交。到了至元丁亥年，经过三十六年，他已经成为我的故人。当初我跟随先世父中书左辖公，喜爱诵读《四书》，雷君同我对着经书坐在几席之间，是同业之交，交情并不浅，年岁也并不浅。因此凡是我见到他有稍稍不合我心意的地方，一定都向他直说。雷君从开始做官到现在已经三十年，官位只做到一县县令，所到之处和离任之时，人们都称赞他的贤能。如今他已经老了，仍不厌倦、不停止，还要替这种仕途奔走吗？县令之上临视并压制他的，有几十个府、寺等机构；只要守成法并遵行它们，幸而便可无事；假如出卖法令，能由自己作主、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吗？一旦触犯禁令，罪责便会随之而来。这条道路难道容易走吗？难道是为了贫困吗？他的几个儿子孝顺而且能够持家，有肥沃的田地十顷，终南有堂屋宅室，高丽有坚固的别墅，种植榆树、杨树和各种果树数千株，小的树围可合杯碗，大的树围可两人合抱，足以充作栋梁；每年收入的绢帛，比江陵李衡所种的木奴还多。他家本来就富裕，已经同受封的君侯、素封的侯爵相等了。唉！难道是我太过蒙昧，实际上没有真正尝过做官滋味中甘美便利的一面吗？我曾激励他，让他交出官印离去；雷君因为我们是故人和同业之交，接受了我的劝说而不恼怒。这可以看出他的宽厚和容人。然而他又说出一些受优待牵制、尚未公开的话：“如今仓促之间还不能走，我一定要等到明年某月才离开。” 唉！君子出仕时要三次作揖，退处时只作一次揖，这是平居时用来磨炼难于进取、容易退处的道理。像你所说的，正如东莱先生讥刺鲁隐公：应当授予就立即授予，为什么还要说“将要授予”呢？应当营建就立即营建，为什么还要说“将要营建”呢？你又不认为我急躁而斥责我，反而肯承认自己的不对，这又表现出你善于听从别人意见的一面。雷君慢慢说：我家有一座园子，在园中挖池，池中央建堂，池外建四座亭子。东亭种兰，兰花在春天开放，取楚国屈原辞赋中的“纫兰”二字。南亭和北轩临近池水，种植莲花，莲花在夏天盛开，取周子的“爱莲”之说。西亭种菊，菊花在秋天繁茂，取陶潜诗中的“采菊”二字。北亭栽梅，梅花在冬天开放，取林逋诗中的“疏影”二字。顺应四季草木的秀美繁茂，使景色循环流转于四亭之间；只是我死后，这座亭子以及池中的堂和园子还没有名称，请你为它们命名。我说：屈原爱君，周子阐明道理，陶潜通达明白，林逋狭隘而清峻，他们四位贤人的精神已经足以发挥出来了，还可以到哪里去另求名称呢？《诗经》说：“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光明正大的大道可以遵行。”应当给它取名叫“景山”。虽然如此，周子为人，是邹孟氏之后最为杰出者；他的言论也是六经和洙泗之学的遗绪，我本来不在浅学之列，不能妄加评论。我对其余三人的看法，也各有说法：屈原不能忘记君主，但他的过失在于不免怨恨激愤而不能自持。林逋终身隐遁、抛弃仕途而不事君，又近似只求洁身而扰乱伦理。他吟咏长啸，多作近体诗句，清新畅快、可以诵读的作品有不少。陶潜既然已经出仕，那么他的内心就不能说没有缺憾；但他知道不能因此受辱，便束带去见督邮，后来弃官而去。这正好体现了孔子因祭肉没有按时送到而获微罪便离职的遗意。他的言语又和平而含蓄微婉，犹如淡薄的玄酒和无声的音乐。后世虽然有人仿效并追和，终究不能进入他的堂奥。在这三个人中，陶潜正是古人所说的“我对他没有可挑剔之处”。园子应当以“归来”命名。你试着诵读他的辞赋，就会不等别人劝说激励，害怕穷尽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也要归来了。于是写下这篇记。此年十月晦日书写。

译《楚山山房记》孟德麟建造楚山山房，有人疑惑地问道：“古人喜爱山，都各有明确所指的名称。晋代谢安的东山，唐代白居易的香山，宋代王安石的半山，即使逐一列举，也不能一一说尽。从来没有像德麟这样概括地把它命名为楚山的。由此想来，整个《禹贡》所说的荆州区域，都称为楚；宋代火维的衡岳，崇高而广大，以及细小得像土丘土堆的一切山，都属于楚地。大致看来，范围远至周围数千里。若把‘山’作为名称，即使把一斗米分成细粒来计算，也有无法穷尽的山名。如今自己命名，岂不是廉耻太少而贪心太多吗？假如只说‘楚山’，还可以说是随我游历观览所到之处，哪里不是楚地，哪里没有山；这样尚且足以应对别人，难道还要在后面加上‘山房’之名吗？孟子说堂高不过数仞，大概臣下居处的高度最高也不过如此。这座房子，高度不超过寻，墙面深度不超过数辆车的长度。如今若要用这个名称把《禹贡》荆州区域周围数千里的楚地，以及火维衡岳中高大如山、细小如丘垤的山，连同即使分布如斗粟般计算也无法穷尽其名的众多山，都收纳进一间房屋，便连把山藏进水泽这样的说法也会更加荒诞，我实在不能相信。我听后笑道：“你说得很漂亮；我确实只能把天地之间的两类事物纳入其中，那就是‘共同’和‘独有’。共同的，便同别人共享；独有的，便只有我自己知道。如今一世之人、一个人终日奔逐追求的东西，心意又何曾真正放在山上？心意不在山上，便是人们所舍弃的东西。太史公说：‘人们舍弃的，我取来；这是我独自得到的。’山怎么会成为贪求之物呢？有人在山脚下建屋，有人在水泽上架桥，有人驾车经过山谷，有人乘船经过水道，有人取用山林木材，有人搜取薮泽之物，何曾不是同世人共同使用的？这就是人们所取的东西。太史公说：‘人们取用的，我给予他们；这是人们共同得到的东西。’这又哪里谈得上廉洁或贪婪呢？况且如果从形迹上看，这座房子确实不足以容纳楚地的山；但从道理上说，德麟平生熟悉地游览过的山，或者他读书休息时、酒醒时、作诗闲暇时，看着白云白昼而睡眠、听着雪声在清夜中思索时，那些崔嵬高耸、险峻危立、丛聚而参差错落、陡峭直立而又高低起伏、千变万化、难以描摹命名的山，无不仿佛呈现在他的眉睫之间。如今把它们收纳在一个枕头之上还绰绰有余，难道是因为这座高不过寻丈、深不过数辆车的房屋有容纳之力而还显得不足吗？”那位辩说者舌头翘起，半晌说不出话来，惶恐而又像聋了一般退去。唉！我因为喜爱楚山，便在郢都郊外买田，来分享这里风烟、泉水的美景；而南郢确实是楚国都城，距离郢都郊外不过几舍。我也将把它命名为楚山，只要你能把它同那些建庐、架梁、驾车、行舟、取材、搜取的人一样看待，来了便共同享用，那就可以了。有人若要校正或比较你我的名称，起初也许会先说我，后来我将离开郢地。楚国都城方圆超过千里，免不了有人以远近为理由争论。若上面惊扰山林，听它们陈说谁是谁非，那么又有谁在场呢？德麟名绂，在前朝任少保，是一位佳公子；在太平时代任令，居于潭州的湘乡，如今辞去官职，在这里闲居。《牧庵集》卷八。钦定《四库全书》。《牧庵集》卷九。元代姚燧撰。记。《暖翠亭记》九江设置为州，位于庐山的北面。城中有两座小山丘，其中一座在州治东南方，向上高出一箭之地，所以建有亭子。靠近南门的是都漕公署，从公署正堂到西北方的亭子还不到三十步。山丘南北延伸而东西狭窄，孤零零地突兀在荒丘之中。辛君持使节来到这里，第二年正值大德乙巳年；当时茶叶产于河南、湖广、江西、江浙四省，广大区域周围将近万里，所征赋税折合为缗钱，接近九百万。半年便征集完毕，人们都称赞这是前任官员从未做到过的事。辛君处理完公务，想找些事情自我娱悦。那年秋天八月，建造三间亭屋，八天便完成了。中间一间东西两面开门，正对着北面的墙和南面的窗，可以完全敞开，以收入庐山的壮美景色。我从洪江告老还乡，刚上路便发病，于是把船停泊在九江，过了五十天才稍稍好转。辛君召集同僚在亭上设宴为我饯饮；亭子已经建成却还没有题额，便请我为它命名。我写作欧阳公《庐山高辞》，感慨地说：‘苏东坡是欧阳公门下的士人，他称赏欧阳公的诗，只说“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鸟孤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却从未说过一句这篇辞。黄山谷是苏东坡的朋友，却特别喜爱这篇辞，亲自大书并刻在石上，这已经是另一件奇事了。’ 其中最奇异的地方，是汉代甄鸾测量海岛的办法：竖立重重标杆，反复使用矩尺，无论远近，高、深、广、长都可以坐在原地推算出来，事物在毫厘之间也无从隐藏。韩公《南山》诗也正是这样，而且其中险峻的韵脚和艰深的语句，实际上是步趋《北征》的写法。然而黄山谷又说，把它同《北征》相比，即使不作也可以；欧阳公和韩公，只不过改变了诗的音节罢了。黄山谷亲自书写此诗，难道不是讥讽欧阳公最初创作，又讨好后来继作的人吗？自后世推尊欧阳公为一代文宗以来，这篇辞本来就仅次于《南山》。它至于叙写岩峰山谷的出没伸缩、泉水山石的幽深、云烟的变幻消散，以及天上飞鸟、水中游鱼的飞翔沉潜、草木的繁茂舒展，便成为万物的文辞；又有道流、释子依傍山下居住，大规模建造房屋，彼此以奢华争胜，借助人的力量更加显出山的秀美。若没有像车轴那样巨大的笔，谁能仿佛完整地把这些景物全都写尽呢？这座亭子取这样的名字，假如不取‘暖翠’二字，还能用什么呢？如今我和辛君在这里举杯，这是何等时节呢？正当建子之月，水火之气在大地上分裂而衰退，温暖的日光融和，帮助景色明丽；浮动的山岚和美好的气息绵延百里，舒缓而旺盛地泛溢到檐前窗外。难道是庐山的精华在贤明的主人面前显露幽微、发扬隐秘之处吗？还是因为有病的客人来到这里，景色才这样呢？我平日游历，熟悉秦地和蜀地；那些天空下浓厚的翠绿、石壁上的空明青色，我都亲身到过、每日接触，以这些同眼前景色相比，并没有稍稍逊色于当时；何况是在春风长久吹拂的白昼，以及秋露、暑雨消散放晴的早晨呢？至于它的位置、数量，远不止十倍百倍之多，这些都可以意会而知。把它命名为“暖翠”，怎么样？辛君说：“好。”辛君名仲实，字仲和，号松隐。那年白昼渐短，到庐山太平宫写下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