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庵集卷五

译《武陵县重修虞帝庙记》从前司马迁因为怀疑孔子所传的《宰予五帝德》《帝系姓》，而儒者又有人不传这些书，所以在记载唐、虞、夏时说：帝喾的儿子帝挚即位后不能治理好，死后帝放勋即位，舜名重华，禹名文命。他没有深入考察《二典》《三谟》等书；这些书说“放勋”“重华协于帝”“文命敷于四海”“允迪厥德”，都是虞史赞颂尧、舜、禹、皋陶三位圣人和一位贤人的话。况且天下相传的大事，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尧不称重华而称“汝舜”，舜不称文命而称“汝禹”，那么舜、禹作为名字就很明白了。千余年后，孔子称述三位圣人，只说尧；禹又何况会在记载中违背自己的话吗？尧以前有帝喾、帝挚，禹以后有帝启、帝仲康，唯独尧、舜不是名字，难道只是因为相信《五帝德》《帝系》之文，取自《大戴记》《孔安国家语》中的两篇吗？《帝系》已经失传；《五帝德》虽文字稍有不同，也只称尧、舜、禹。因此后世儒者辨析说“文命”是禹的名字，那么“敷于四海”又是什么事情？皋陶不称名而说“允迪”，也可据此看出，记载中所谓名字未必真是名字。有人说，孟子称“放勋殂落”，屈原在辞中称“重华”，难道都不是名字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如今君子对于大贤不可直呼其字的，尚且还用乡邑、斋居等名称称呼，何况三位圣人？只是为了疏远而不直斥，选择赞颂之辞给他们取号，也是尊崇德行到了极点。若一定要相信某种说法能够流传百世而不疑惑，那么除了孔子，还有谁可以作为裁断标准？只是关于帝舜去世、安葬以及二妃之事，其他经书与《尚书》多有不合。《虞书》说，舜三十岁被征召任用，三十岁开始在位，五十岁登极而死，但没有说明死在何地。到孟子才说舜死于鸣条；鸣条在安邑，距离蒲坂很近。若以舜为避让尧的儿子而住在南河以南为例，帝舜本来就没有远离都城。然而依照《虞书》，他的年寿实际是一百一十岁；孔安国认为是一百一十二岁。按今天的年月推算：考察治绩三年，登帝位二十八年，守丧尧三年，在位三十三年，向上天举荐禹十七年后去世。所谓“三年”都是两个三年期而已。由于“考察治绩”置于“被征召任用”和“在位”之间，所以多把它写成两年，差距还不算太大；《纪》却记作二十年，说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三十岁尧举荐他，五十岁代理天子事务，五十八岁尧去世，六十一岁代尧，代理三十九年后巡狩南方，死于苍梧之野，葬在江南九疑山，这就是零陵。总计不过一百年。郑玄则把“征庸二十”断为一句，说代理帝位到去世共五十年，总计也是一百年。这样同《纪》一样都少了十年。若依《纪》，舜被举荐后十九年无所事，代理帝位九年，守丧尧三年，作天子四十年。郑玄则认为舜登用后，二十年没有特别的事情；代理帝位、守丧尧共三十年，作天子二十年。唐代孔颖达等人应当排斥这些说法，认为它们是错误的。又《大戴礼》只说葬在苍梧之野，《孔子家语》则说舜巡行到四方之岳，死在苍梧之野并在那里安葬，所以《纪》便说舜南巡而死。可是，在举荐禹后的十七年中，难道舜都亲自巡狩了三次吗？只有临死那一年才去吗？如果三次都亲自去，禹又做什么呢？如果只在临死那年去，当时就已经一百一十岁了。他一定还要按岁时在二月到岱宗燔柴祭天。岱宗距离南岳，何止超过五千里？即使按吉行五十里的速度，遇到尘埃、风浪、急流险滩，也不可能不经过一百天才到达。难道他只在数千里路上劳苦身体，却不在万机政务上劳心；九十三岁时会疲倦，一百一十岁时反而不疲倦吗？《檀弓》也说舜葬在苍梧之野，大概三位妃子没有随行。郑玄认为帝喾、帝尧都有四位妃子，舜没有正妃，只有三位妃子。三位天子的女儿都不能作正妃，那么正妃将要留给谁呢？屈原《九歌》称娥皇为湘君，女英为湘夫人；君与夫人本来就有区别，湘君不是正妃了。孔颖达又牵引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来证实，说：我皇没有儿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烛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年〕 “癸比”在《山海经》中写作“登比”，这些说法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秦始皇向南渡江到湘山祠，因风雨而问博士：“湘山祭祀的是什么神？”博士回答：“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葬在这里。”秦始皇大怒，征发三千名刑徒，把山土涂成红色。但皇甫谧说葬在衡山，虽然地点不同，却可以由舜安葬时二妃没有随行来作旁证。王逸不知“没有随行”是指没有合葬，却说舜征伐有苗时，二女跟随舜，未能到达目的地而死在沅水、湘水之中；又说她们坠落在湘水洲渚上，自己的说法已经分成两种。况且有苗已经来归、被分迁北方并流放到三危山，难道还敢侮辱老帝、违抗命令吗？既然使六军疲劳，使帝舜遭受艰难，禹又做了什么呢？如果按司马迁所说二妃因此受祭，按王逸所说她们死于战事，那么以戎狄杂乱的仪仗安置她们，并不是盛大的举动。观察后世与帝匹配的后妃，即使年幼，天下臣民也没有不尊为母亲的；却没有听说已经成为天下臣民之母十多年后，后世还把她们当作女儿看待。又《帝系》说舜娶尧的女儿，称作女匽氏。但尧姓伊耆、氏陶唐，尧的女儿却不系父姓而另称一氏，这些都是无法用道理推究的。二妃的祠庙，湘中一带世代都这样传说，也已经很久了。至于沅洞，不知道始建于何时。它曾在宋代遭火灾，百姓立即倡议，郡人又重新修复。宋德夫任郡守时，认为只专祀二妃而遗漏帝舜不对，于是扩建庙宇，使帝舜与二妃合在一起受祭。皇元大德元年，佥江南湖广道肃政廉访司事李仆庭咏巡视常德。六月的一天夜里，洪水突然到来，平地水深数丈，几乎淹没城郭。于是他率领属官召集诸位官员，日夜治理水患，告诫百姓准备畚箕、土筑登城防守；打开义仓储粮，用仓粮赈济饥民，不够的便劝富民出粮接济。洪水退去后，当时的左丞相、方平章湖广省侯请求说：“常德作为郡治，东岸临着沅水。古人说虞水侵蚀城池，正当水流冲击之处；西南有两道石坝，延伸一里多，末端伸入江中，顺着水势疏导，以遏制向东决口。遭遇这次暴涨后，已连根拔除；洪水漫天，四县大都遭到冲击。原先用作堤防的地方，应当全部荡平，不留余物。可以趁农闲，赶快修复；用仓粮雇用役夫，那么百姓当下就能解除困苦，功业也能依赖它流传后世。”丞相认为此议正确。百姓因得到粮食而受益，争相每日赶来按期服役，工程没有超过期限便完成。众人修筑好堤防后，就拜谒帝舜祠，报告工程成功。

译他们看见梁椽、庭院台阶倾塌，荒芜污秽，便责问郡守说：“明诏说：‘圣帝明王，命有关官司按时祭祀。’如今竟然破败到这种地步，实在很不符合陛下敬重祭祀的意旨。大概是帝舜不肯享用祭祀，才降下这种大灾吧。”于是议定整修。五通神已成为鬼神，经典礼制中没有相应规定；而祠庙却宏伟华丽、装饰繁缛，于是拆除旧建筑，以其材料建门五楹、正殿三楹、三宇五楹、寝殿三楹、两侧廊庑八楹。奉行老子法术的李道昌主管各种钥匙，初一、十五祈祷福祉；另建宫舍让其徒众居住。三清殿三楹、两侧廊庑六楹、岁德真官殿各一楹，百姓所见的壮观程度超过旧日十倍。三年以后，郡中官民大多感念侯氏奉诏办事恭谨、抚恤百姓勤劳、礼敬神明虔诚。追究这件事的缘由，唉！只有帝舜的名声，载在六经中而不会磨灭；它即使消失，也如日月在天而未减光明，岱山、华山在地而未降低高度，与穷僻土地一同走向无穷的后世，仍会知道它。前代帝王中，对人民有功的，太昊帝主春，炎帝主夏，黄帝主土，少昊帝主秋，颛顼帝主冬，已经分别掌管五时；与天地一同无穷的后世也会知道。以帝舜的功德来看，哪位帝王能不如他，何况超过他呢？他作为光明之神，辅佐上帝，使天道顺应四时运行；有时乘云驾风，巡视四方、下降人间，降福于善人，惩罚恶人。关于这座宫庙以及它同天地一起永远存在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哪里还需要知道更多呢？所以我姚燧只是把一向存在而尚未澄清的疑问列在篇首，不敢稍稍涉及其他。至于作为万世法式、达到人伦极致的人的德行究竟如何，仍然如此。《汴梁庙学记》鲁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去世。历经六国、秦、汉，到孝武帝即位的辛丑年，共三百四十年。听闻并了解孔子事迹的人，只有司马迁一人而已。司马迁既编次孔子的生年、言行和出处大略，写成《世家》，又为弟子作传，记载他们的居里、问答以及所经历的事情和侍奉过哪些君主，还考察他们比孔子小多少岁。这些内容都是孔门弟子和孟氏未曾记述的。他对圣门的功劳，实在不小。然而其中仍有时说法不一致，无法互相参证的问题。《世家》说孔子的弟子大约三千人，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弟子传》却说：“孔子说，接受学业而亲身通晓的有七十七人，都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既然已经说亲身通晓六艺，即使未必全都符合圣人施教的根本，也总该有所指名。至于“接受学业而亲身通晓”一句，始终没有说明通晓的是什么学业，也就很含混了。又说“都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圣人施教，是用来修治、整饬常道人伦的，为什么又把特殊才能的人容纳其中？孔子自己说有七十七人，那么七十二人之后的五个人是谁呢？这些传记也多有混杂而没有次序。先列颜回、曾参，后来却列无繇、蒧固，这已经违背了彰明人伦的原则。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把阚止、子我写成宰予。又说：“孔子恭敬地侍奉的人，在周国是老子，在卫国是蘧伯玉，在楚国是老莱子，在郑国是子产，在齐国是晏平仲，在鲁国是孟公绰。”孔子对于孟公绰，只称许他不愿在赵、魏两国担任卿大夫。老子、子产具有君子四种品德，其他几人就很难说了。孔子也有许多弟子。老莱子的书如今还存在，其中所讲的道术推崇黄帝、老子为圣人，却没有经典可以证明孔子赞许过他。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何况老子是周王室守藏室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有子还使孔子得以见到他的著作，其中说：“失去道以后才有德，失去德以后才有仁，失去仁以后才有义，失去义以后才有礼。”这已经不知道道、德、仁、义、礼本来根植于人心，只把它们看成世道逐渐衰落后产生的不同阶段；孔子未必不会因此贬斥他，何况还会以老子之道为道吗？只是蘧伯玉少有过错，尚且不能说不符合圣学，所以孔子对他尤其亲厚。到汉代文翁绘制石室图像，把蘧伯玉也列在七十二人中，这正可以明显看出他不是孔子的老师而确

译实是弟子。至于晏平仲，依司马迁的说法，已经足以暴露他毁谤贤者的罪过，为什么还把他列为孔子严事之人？一个人既然恭敬地侍奉某人，假如对方在学术上偏僻、归宿上错误，难道就妨碍明白地告诫他吗？若告诫仍不停止，随后又以不屑的教诲相加，这才完全尽到了师生之间的道义。晏子正要劝齐景公封给孔子尼谿的田地，却对景公说：“儒者诙谐浮夸，不能作为法度；倨傲自任，不能使人处于下位；推崇丧礼会使人破产，厚葬不能成为风俗；游说诸侯、乞求借贷，不能治理国家；仪容服饰繁复，升降进退的礼节要学习数代，也不能穷尽；即使终身学习，也不能研究完那些礼。这不是用来改变齐国风俗、使小民以之为先的办法。若预先担忧有一天齐国政权会被人取代，只怕还来不及尽力丑诋他们呢。一个善于交往、长久敬重他人的人，报答别人恭敬侍奉自己的道理，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先儒曾怀疑晏子崇尚节俭，墨子想抬高自己的学说，因而必定借取晏子的话；否则司马迁也看过墨子的书，为什么还会这样写而说不清楚呢？司马迁又自述说：“儒者几代都不能通晓自己的学说，一生都不能穷究礼制，学问广博却缺少要领，劳苦很多而功效很少。”由此可知，那两句话未必全是晏子说的，而是司马迁轻视儒者的成见早已深藏心中，不能改变。司马迁曾到鲁国，只看见诸生按时举行乡饮酒礼和大射礼；他家世代拘泥于细小的规矩礼文，徘徊不肯离去，认为这样就足以穷尽圣人之道，正好迎合那些穷究经书、担任博士而白了头的人。难道圣人的学问就是这样急切地追求形式吗？因此，我姚燧既认为司马迁有功，也对这些事情感到遗憾，何况还有一些至今仍未完全消除的严重疑惑。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文，子贡认为不合礼。到汉平帝时，才追封谥号褒成侯，又称尼公，大概是王莽假借行善来收买声誉，以便实行他的奸谋。后来北魏孝文帝仿效此例，谥为文宣尼父；后周宣帝封为邹国公；唐高宗赠太师；伪周武氏封为隆道公；到玄宗时谥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号玄圣，后来改为至圣，直到如今仍遵用。有若说，自有人民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确实是这样。即使把天下所有美好的谥号都加给他，也仍不足以说明其盛德的万分之一。我姚燧揭示问题而不深入议论，这是第一个原因。杜预《春秋传》序说：“子路想让孔子的门人成为臣子，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又说仲尼是无冕之王、丘明是无冕之臣，这也不是通行的论断。大概他的意思是：只要能获得圣人的心意，后世尊他为王，而尧、舜二帝也是如此。假如把夫子当作帝王，就把他置于尧、舜之上的贤者地位，那么他有什么王位不能居有呢？可是后世天下凡有功的臣子都称王，孔子这样圣明，最终却降到和臣子之子同列爵位的地步，实在不知道这样有什么道理。我姚燧揭示问题而不深入议论，这是第二个原因。后世为孔子配享的诸位，安排得好吗？柳宗元《道州庙碑序》说：“跟随孔子周游陈、蔡的弟子，各自有称号；这些称号出于一时，并不全是其弟子共有的。”后来失去了这些称号的本意，妄自分列科等，竟以十人为“哲”而并列祭祀，难道是孔子的本意吗？后来把颜回、孟子推进来，和孔子一起南面而坐，又另把曾子升在旁边以补足人数；这是在并非孔子本意的事情上又加了一层错误。江左地区又把曾子、子思与颜回、孟子并列，另把子张升到原来曾子的位置。以孟子看子思，子思是老师；以子思看曾子，曾子又是老师。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弟子对于老师，正如孙子对于祖父；虽然也有并坐谈论道理的情况，却不能与孔子并列南面而坐。我知道四位贤人已经在幽冥中相互谦让，不能有一天在同一座堂上安然自处，何况还在庭中祭祀无繇、蒧、孔鲤呢？这种错误竟至于尊崇儿子而压低父亲，这不是司马迁传记中的安排。既然设置学官，是为了向天下彰明人伦，却在几案之间如此颠倒错置，

译拿什么作为教训？而且各地庙宇中都塑泥像安置其中。《北史》说，谁敢制作泥人、铜人，诛灭全家；那么泥人本来就不是中原奉祀圣人的法制。

译后世没有人察觉这种做法不对，反而沿袭这种办法去做，各郡各县各不相同，形制没有统一；或短或长，或肥或瘦，或老或少，或美或丑，全都随着画工技艺的高下而定。即使做到尽善尽美，哪里能生动表现出圣贤盛德的仪容呢？更何况这完全不是那种神妙而明达、无声无臭的道理。先前长安新庙落成，绘制六十一人，又在两庑绘二十四位儒者，画工苦于他们面貌相同，于是让人观看，任凭人们选择，把显贵大臣画在上面；大概是仿照当今人的相貌，却给他们冠上先贤的名号，使经过而认得的人拍掌相互说道：“这是某人，这是某人。”这样一来，不但没有使人在日后产生敬意，反而先在当时造成了不恭敬。这个地方如此，谁能保证其他地方不会这样做呢？一年祭祀两次，不过是借先贤的位置来祭祀当今之人罢了，这难道可以吗？有人说：“这是长期沉溺于旧习而形成的局面，怎么改变呢？”回答说：“臣下如果见到皇上，把这件小事上奏，或许可以解决。至于议定礼制、考订制度文字，那是天子所掌管的；皇上也幸而有一天能够从容从事考求古制的工作，学习礼制的臣子一定有人能从中防范一二，提出适当的议论。”至元庚寅年，汴梁新庙落成，学录刘元佐写来文状，根据本府诸公的意愿，请求记述建庙的缘由，所以我把它列在前面。他的文状说：“宋建隆年间，在南宫城数里之外建立太学，后来改为国子监。金贞祐年间定都汴京，国势日益困蹙，大城兵力少而难以守卫，估量应当在中宫宫墙之外再筑一道大城；国子监正好处在城墙营建所经过的地方，很不便利，于是拆毁后迁到大城东南城脚下，还没有建成房屋，金朝便灭亡了。皇元统一各方之后，才建成七楹大殿，也不过是利用废弃的宫殿房屋罢了。它的规模宏大、装饰华美，在天下居于首位。壬子年，杨中书忠肃公来主持征调船只的劳役，又拆毁宫殿取材，把余下的材料建成门和两庑。元癸酉年，原同知宣慰使袁裕当时任本府判官，才开始在庙西建讲堂，在讲堂东面建神厨，在讲堂南面凿池，形势像半块玉璧，引汴水灌入其中，仿照鲁国泮水，几乎足以供人观赏了。岁月久远，风雨损坏屋宇，房屋困于支撑。自总管、提刑以下，都捐出钱财、削减俸禄来重建。主持经营的，开始是成某，断然担当其事的是杜思敬；共同出力的有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颜某、推官姜某；提刑使是阇阇都高某，副使王忱，佥事刘某。前后五十多年，共由十二位官员筹划资助，才得以完工。富民中出力帮助成就这项工程的，也有很多。我说：唉，真是不容易啊！从今以后，师生在这里讲习，要把迁移学校、兴作文教的力量，专心用在切实询问、近身思考上；要求自己修成德行、通达才学，以便日后取得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功效，这样才没有辜负县官期待众多士子的心意。这一年夏四月记。

译澧州庙学记 至元十四年，朝廷开始设置诸道提刑按察司，澧州属于山南湖北道所纠察的二十个郡之一。我任本道副使，第二年巡视部属来到这里。拜谒瞻望庙庭时，没有一次不苦于它的形制狭窄简陋。大殿南面有一座阁，原名“六经阁”。我于是对校官张公绶说：“《易》《书》《诗》《春秋》这四部经书，系辞、删定和撰作，确实出自孔子之手。《周官》虽说是周公的书，但《冬官》一篇已经亡佚，应当把《考工记》和小戴所记的《礼》作为补充；这些都是汉代儒者的作品，怎么能同这四经并列而称为六经呢？况且如今天下各地的礼殿都命名为大成阁，不如改名为‘金声玉振’阁。”后来议论认为，不宜让诸道纠察郡县交错分布在江北、江南，于是改为肃政廉访，澧州也随即划入江南湖北道。元贞乙未年，居民不慎引发火灾，庙宇被延烧。本道总管、原鄂屯实鲁将要重建它，命计吏核算学校租税的实值，才五千余缗，说：“这正是所谓时势困窘而兴办大事的时候。”于是下令让郡中在籍士人多数捐资相助，共又得到一万缗；委派人员筹集材料、召集工匠，责成校官李寓、学正张子仁亲自督促工程；而纠察郡中的诸位官员，如副使贾仁、佥事蒋某、姚某、李庭诛、郭贯，凡是到任者，都一定催促他们尽快完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五年后工程落成。它的主要构造，是考察古人营造房屋的书籍，建成四柱屋，这是古代王者居处的形制；只有太行山中有一座山与它相似，所以叫作王屋。重重门禁依次排列，讲习的厅堂、共同用餐的居舍、厨房粮仓的房屋、燕游宴享的场所，整齐完备，没有一样遗漏。总共一百零三楹，四周环绕着一百三十多丈的曲折围墙。虽然我没有亲自见过，但听谈论此事的人说，人人都认为它足以在湖广南北各州中居首。难道是上天厌恶从前的狭窄简陋，借火灾使它改造成这样吗？也不过是偶然罢了。又铸造祭器二百七十二件，制作竹木髹漆器具三百零四件。唉，真是完备啊！然而我曾想到，孔子的道存在于天地之间，无论治世还是乱世、古代还是今日，都像饥饿时进食、口渴时饮水一样，连普通夫妇的愚昧之人也没有不遵循它的，不可以有一天离开它。因此，它并不会因庙宇的存废而增损兴衰。国家一定要聚集英俊杰出的人才，在这里教育他们，大概是要等他们修成德行、通达才学后加以举用，以建立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那么庙学难道不是关系重大吗？由此推求，衡州作为州府，南至澧州有一千多里，南岳就在这里，是舜帝每隔五年巡狩所到之处。等到诛杀四凶，又把驩兜流放到崇山，实际上就是今天澧州所属的慈利县；这样看来，被流放的人反而居住在巡狩之地以内。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南郢；到了汉代，则是南郡江陵。澧州距离西边的郢都，路程不到二百里；屈原被放逐后，常常在那里行吟，所以《九歌》说“澧浦澧兰”。那么，被放逐之地就靠近修门，这些事情都是难以确切考知的。澧州在当时属于黔中，秦国想用武关以外的土地交换它，楚国正为此愤怒，张仪说：“希望得到张仪就献出黔中；为了使一个人心甘情愿，宁可抛弃它也不顾惜，本来就是把它当作要荒鄙远之地。”可是如今按户口数目的繁庶、贡赋征收的多少来衡量，澧州仅次于长河，而临近湖广省治的岳州、鄂州等州，人口和赋税还不到它的一半。难道是天时风土有古今的变化，而人事也随之迁移而不同吗？士、农、工、商四民本来是一体的，百姓繁庶，士人也必然众多。洙泗是孔子居住的地方，士人所称说的洙泗也是如此。澧州距离洙泗西南将近三千里，并不相近。幸赖皇上的仁德，没有忘记远方守土的臣民，把要荒之地同洙泗看得一样。洙泗这个地方，我曾经到过那里，户数还不到澧州的四分之一；户数减少，士人便不多，这也是情理和形势使然。不知从今以后，澧州百姓沐浴士人的教化，能使要荒之地变成洙泗吗？还是士人不能防止百姓沉溺，反而使洙泗变成要荒呢？把要荒之地变成洙泗，正是国家赖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事情；若洙泗反而变成要荒，士人自身不能修成德行、通达才学，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由此推及士人，他们若能这样思考，那么居住在县官建造的房屋里，吃着县官种植的粮食，就一定会知道勤勉自身，谋求报答而相称。庭诛让子仁请求我为此记述兴建的缘由。翰林学士、朝请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姚燧，于大德己亥年冬十一月冬至日，书写于鄂州南阳书院楚椊堂。

译崇阳学记 世祖登基第十七年，即至元十三年，宋朝灭亡。朝廷下诏，将江南各道的财物储积、府库赋税收入以及山泽出产，全都输送到京师，唯独留下贡庄学田，仍归学校所有，以资助教育。后来尚书任用非人，广泛搜罗天下利益，把学田夺走归于官府；在朝廷中的士子中，有些人想借此谋求进取而没有成功，便迎合他的意旨，请求分道稽查核验一向的出入账目，追究职掌学校官员的亏欠，责令限期赔偿；有人因有关木枷而遭受鞭打，士人困穷不堪，甚至图绘他们的惨状。皇帝听说后，认为这件事不对，便杀掉了那个人，迎合其意旨的人也被流放废黜，并下诏归还被夺之物，这真是仁德。皇上继承圣统后，又重申诏令说：“圣人的道足以垂范万世，应当归还原有的贡庄学田，用来完成释奠礼、修缮庙宇，并供给老师和学生的廪饩，这一点必须明白。”善于治理的官吏，为了昭示两位圣君崇尚和培植文教的盛事，各地无不重建庙学，力求相称。宣化将仕郎、鄂州崇仁县主簿夏承祖来信告诉我说：“本县学校建成已有二十五年，陈某任县尹时曾经全部修完，至今已有七年，不能说很久。等到我开始办理政务、进入学校拜谒时，屋顶栋梁和两旁楹柱已经漏穿倾斜，实在难以抵挡风雨。我对此很伤心，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先为县中士人筹集捐款；响应的人便请龚应旗、葛公亮督率工匠，再次修完它，共计工役费用二万六千，钱粮尚未计算在内。希望把这些事刻在石碑上，也让那些出力有功的人受到表彰，以此劝勉后来者。”我说：“那些真正用心于此事的人，有的受制于国人习惯、崇尚雅文而不懂得经书，因而忽视此事；有的被文法官吏催逼，急于追求功效，认为此事迂缓而不肯去做。若不是像承祖这样懂得孔子之学的人承担责任，还能有谁呢？不过，主簿身处一个县里，职责只是用朱笔墨笔钩校出入账目；他的上面还有监丞，受到压制牵制的并不只一人。等到他的政令行于百里之内、言语取信于众多士人，越出本职而兴办此事并获得成功，又不受同僚制约，这难道不是刚强有力吗？其中的艰难，恐怕要加倍吧？从前县尹所做的，唉，真是贤者啊。然而我拿张山翁所记的文字同今天的记载互相参照，却感到疑惑：最初陈县尹主持建造时，负责督工的是应旗、公亮；如今主簿主持建造，负责督工的也是应旗、公亮。难道是两位君子都擅长建造房屋吗？还是曾经有人苟且从事而没有把工程做牢，刚转身便出现如今的不好呢？为什么把已经失败的工程重新兴建，却又没有牢固做好，使后来又要重修呢？难道县中的士人没有谁的才能能与两位相比吗？还是因为要惩戒过去的不牢固，如今奋发思考、改正旧弊，所以一定不同于前次，便可以保证以后不再失败吗？这些说法都不足以作为确证。总之，并不是建造者的罪过，而是守护者没有尽到力量。有人极尽心力创办它，劳苦自身却以此为乐，真是美好而完备。把它交给卑微的职学官来掌管，让他们守护学校、修缮房屋，以抵御风雨；可是风雨也正是损害房屋的东西。房屋大概不可能在一天之内突然毁坏，也一定有逐渐损坏的过程。雨水从缝隙中渗入，守护者看见了却说：“还没有妨害。”于是今天不再加以覆盖修补。风从缝隙中乘虚而入，慢慢安置修理的人却说：“还没有妨害。”于是明天不再加以堵塞。日月推移，逐渐松弛懈怠，年复一年，终于导致毁坏，这才责怪督工的人，起初其实是对工程敷衍苟且造成的。唉，果真只是建造者对事情苟且吗？当初陈县尹任内，统计他自己捐出的财物，共有纸钞二千一百缗，难道可以只让他承担学校廪粮和县中士人的一半费用吗？为什么不吝惜这些钱而不捐呢？我不知道如今峡教龚必胜、汉阳尉叶桂发、德安尉黄朝英、寿昌山长徐逢午、教谕赵泰来、徐应奇、叶常春、与焕彭、黄裳、熊萃老这十人中，他们各自捐出的数额有多少。我确实赞美他们始终忠于这所学校。并不是因为有私事而偏袒这些人，才说：“不是建造者的罪过，而是守护者没有尽到力量。”唉，守护者没有尽到力量，只是没有尽职罢了，这还算是较小的问题。更严重的，就构成罪过了。其中大概有江南的学田，宋代原有簿籍；守护者贪图其利，暗中把它藏入自家箱柜，有的投入水火毁灭痕迹，使日后无从稽查。他们说：“攻下城池那天，掌管学校的官吏拿着簿籍却把它丢失了。”有的说：“那个人已经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借此侥幸敷衍，时间一久便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产业。一听说有关官员将要加以核查纠正，反而肆意散布诽谤，揭发夸大他人的短处，恐吓他们，使核查不能完成。还有人身为教官，自己诡称租佃一座庄田，田地连绵于阡陌之间，名义上每年把租收入交给学校，自己却取十成中的九成。又有人拿自己的瘠薄田地，换取原先上报的肥沃田地，说：“旧簿上记载的就是这些。”甚至同掌管学校的官吏争讼，诋毁喧嚷，直到租粮已经收入仓库。还有人掊取诸生堂中的财物，扣留供给耆儒的廪俸，却空挂名目，向府县征取后，把剩余部分带回自己的房屋。提学司又繁琐地制作鱼鳞册加以侵取，只同那些求取教职荐举、拿钱行贿的人做交易；因犯罪而被罢黜的人接连不断。唉，让这类人来守护学校，就好比让狼放牧羊群，不把羊吃尽是不会停止的。有人说：“常言道：头发有病，便用头巾遮盖；手有病，便用衣袖掩蔽。你既然为学校写记，为什么不谆谆教导教育培养的道理，却只是一一揭发掌管学校者的罪恶？这不是长者的做法。” 我说：“上天对士人的恩泽如此深厚，为什么不善于尽职的人却把它堵塞、败坏，难道事情中还有比这更紧急的吗？况且刚开始出现疾病时，尚且应当先医治它的表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疼痛呻吟和苦楚正发生在那里。教育培养的道路，三代时以德行和六艺教育人，以宾礼推举贤能；汉代在朝廷举荐孝廉和经术之士。魏晋崇尚文辞，仍没有抛弃经术。隋炀帝开始专门以赋诗取士，唐代沿袭这种做法；虽然设置明经科，却只停留在记诵，又有投递文牒、自己推销自己的卑贱贡举法，后来这种法令才停止。杨绾、李德裕极力论说它的错误，宋神宗才开始废止。后来又考治五经、《语》《孟》，哲宗时重新以赋诗取士。辽、金并不崇尚浮华的做法；其中有我的世父太子太师公、已故窦太子太傅公、已故杨昭父君，曾经议论贡举制度；这些都属于朝廷制度、考核文辞的事情，不是州县所能擅自选择的。考察历代适用于今日的办法，只有取得这种说法作为针砭，希望那些已经犯罪和尚未敢于犯罪的人，听到这些话后害怕自己在隐蔽处掩饰、剽窃，也希望朝廷大臣能够清楚看见其中的道理，知道改过。这也是挽救过失的一种方法。” 《牧庵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牧庵集》卷六 元姚燧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