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庵集卷二十八

译朝的唇齿。你自以为尊贵高傲，这件事一旦上报，天威稍稍震动，不必从远处召集云南十万大军，两个月内就可以到达；那时夷平你的王庙、让荆棘生长在你的王庭，也不会困难。”国王屈服下拜，越发惭愧愤怒，准备动兵；恐怕张公派力士持刀环卫自己，于是张公故意表现得懈怠松弛，袒衣躺在一间屋里，把悬挂的箭、弓、刀、槊全都扔掉，交给卫士说：“随你们怎么做。”天气炎热口渴，他多次取江水进来，但水都温热恶臭，不能饮用；到了吃饭时，他要水井汲水，卫士不许，说：“我们这里对不喜欢的人，常常把毒药投进井中杀人。”公说：“正是我自己要求喝毒水而死，即使死了也不怨恨。”于是仍照常汲水饮食。安南君臣大多畏惧公。八年，公护送安南贡物到襄阳，当时襄阳仍未攻下；随即授任行省郎中承事。勋贵们对他高傲严峻、不肯阿附，只在营衙中会见他，脚步从不到他的家门；商议事情时，他言辞宏大、神色严厉，有人因此认为他傲慢无礼而轻视他。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泽为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内心忠正、侃侃而谈的人。长久亲近此人，一定会证实我的话。”十年，襄阳攻下，改行省为行枢密院；公因劳绩升任中顺大夫，遥授归德府行枢密院经历。大军向南谋划渡江，又任行省公为郎中。不久授虎符，任襄阳路总管。陈府尹毁坏城楼以修复庙学，解散契丹军以节省月粮；铲除弊端、施行适宜政策，都按照先后次序办理。第二年改任监郢州、复州，职位为安抚使；皇上免除鱼荻之税，使百姓不再以腥物为食，家家得到柴薪，每月发给粮食以赈济饥民，看到便利之处便立即施行，事情办完后就上奏弹劾。十四年，升任嘉议大夫，监治平江路，职位为总管。皇上听到郢、复两州百姓听说他离任，拦住马匹哭号送行，人数以万计；他治理平江的考绩也超过其他各路。十五年，改任同知浙东道宣慰使，尚未赴任又改任大司农卿；丁母忧。当时军务兴起，法令规定听到丧事不得立即离职，他请求奔赴丧所，没有得到答复。公愿意退还所受制书，以普通百姓身份回乡；行省知道不能夺其志，便归还制书。他乘船返回时家产空空，金玉美色一概没有，只有文书和被褥而已。当今中书省右丞相巴延，早年曾怀疑他傲慢，后来反而深知其为人。公曾对我说：“诸将渡江后没有不荒淫贪婪的，只有我和国宝清廉谨慎、自我持守。”听到的人都认为这是知人之言。他居家四年，又服完父丧。十九年，因才能被起用复官，仍任原官嘉议大夫，兼任南京路总管、开封府尹。至治初年，他见星出门，见星回家；对于前任遗留的积案，拖延了数月的案件，他都剖析摘发，尤其善于揭露奸邪隐伏之事。有十多个控鹤军人，到了公任职时，租住大宅聚居已经两年，腰带上横系黄金，出入饮食纵横于街巷，人们都说他们是真正的盗贼。公说：“控鹤军人在京师服役已久，如果这些人不在京师，必定是大盗。”他秘密把自己的意图告诉有关官员，约定三天之内把他们的同党全部捕获。搜捕盗贼后，得到金帛、宝玉、服饰、玩物以及典当契券，堆满一室；审讯时全都服罪。财物便推寻埋藏地点而追回；他们的妻妾仆役也都是掠夺来的民间子女或娼妓。第二天在市场上宣布，将他们全部杖杀。百姓惊叹他的神速和明察。全境缺粮，事情已经听闻但尚未得到奏报，公便停止征税，不让百姓输纳。第二年河北大旱，百姓逃往富庶之地以及河朔的有数万人；郡县害怕因户口损失获罪，便谎报为逃亡。省部派使者分道拦截他们，答应发仓粮给每人三个月的食物。归还被籍没的百姓后，他们聚在一起商议说：“我们得到三个月的粮食，背负的困难很难归还，债务更难承受；卖掉东西以后吃什么？况且各自卖掉抵押的田地房屋向南走，到了家又能做什么？只是愁苦而无聊。”仿佛众口一词。公对使者说：“这些百姓不是盗贼，河南也不是另一个界域，都是圣上的百姓和社稷之民。

译并不是不知道奉行命令、不能擅自救济可以免罪，只是实在不忍心看老弱在我的治境中困顿倒毙，所以甘愿承受祸患来使这些百姓活命。”于是下令紧急调车、渡津救济。果然有人把他擅自行事上报，事情交给御史大夫，便追究廉访使境内的责任。百姓都说：“我们的侯爷是贤能的牧民官，他为开封百姓出力而不阿附，可以算作当今的包拯。”御史大夫查明他没有其他罪过，只从轻责罚后放回，奏章也被搁置没有下达。秋天大雨成涝，黄河决口，原本没有水患的杞县也被洪水灌入太康；从京城北面向东，洪水漫成巨大的水泽，方圆千里，冲倒城垣、毁坏房屋，人畜漂流死亡。公征集商人、渔人的船一百多艘，又编木为筏，准备干粮，载着吏员分头四处出发，前往救取躲避洪水、登上高丘或巢居树上的人；救活的人按口计数，约有十万。洪水又冲入京城善利门，波涛流入市中；公昼夜督促劳役，运土、柴、木、石，竭力与洪水抗争，不稍停息，终于毁坏城堤以堵截水势，城中灾害才得以平息。又大规模征发数县百姓，加高外围堤防，分为三班轮流服役，每班一个月；逃避者加倍处罚。从阳武县黑石向东直到陈留张弩河，堤防绵延三十里，按期三个月全部修成。公于至元甲申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官舍去世，享年五十六岁。河南百姓无论认识与不认识他的，都像失去亲戚一样悲痛。家中只剩半个月俸禄，正要归葬而贫穷不能向西行，开封市中富有的百姓便逐户赠送丧赙，又派数百名子弟拿钱分段随行，准备祭奠；越过别处，沿途经洛阳五百里，总计一千里直到潼关，于当年九月葬在安西府咸宁县洪同乡少陵原都运公墓左侧。夫人何氏，温和贤淑、安静端庄。三个儿子：岳，任提举郢州、复州鱼湖，崇西蜀行省宣使；嵤，尚未出仕。三个女儿：一人嫁给太平州录事韩和，一人嫁给纪德信，一人嫁给巩思齐。三年后，他的幼子大中大夫、诸蛮夷部宣慰使庭瑞，因为姚燧一向了解公，请求为他的墓撰写铭文；姚燧推辞说：五十六岁，固然不能说是上天特别赋予的长寿；同年高德劭的老人相比，谁能说这算长寿呢？追究他所以如此，难道没有原因吗？国家只要有利，他就把自身抛弃得如同弃物。东北到鸡林，乘船出使；西南到雕题，骑马便可抵达，把数万里的路程看作几步之内。我曾招呼指挥两位国王，驱使台臣指点车舆。吐蕃凶悍狡黠，终于被教化而不违犯命令；他因长期积累辛劳，才没有享尽天年。没有被世人称誉为善，也不妨碍他死后有事迹可述；寿命短暂，也不损害功业长久。襄阳的军国谋划，郢、复两州百姓的成效，已经真实显著，却还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开封免除租税，在河中用船救济百姓；行动如雷电奔驰，亲身悬在祸患罗网之下，正是后世圣明之主由此看见他的忠心。老树的枝干经历摧折，霜风越吹越强劲。洪水浩大直达天际，陆地上龙蛇般翻腾；水中漂死的人，剩下的只能把丘陵树木当作居所。他于是聚集舟船，又编木筏接续，寻求渡救，把百姓安置到平地。城墙洞穴和堤防被冲毁，万杵之声登登作响，劳役没有超过期限。洪水淹没丘陵，百姓流离到别的疆域；我给他们粮食，我为他们抵御水患，人人都亲自伸手救援溺水者。多么伟大的公啊！世上的贤能之士如同驺虞，而那些贪婪者却像横目的虎狼。即使把他列入古代循吏传中，由史册执笔记载，今天的功劳又有谁能够与他相比？少陵原有墓门，墓丘上刻着铭文，道路四周都让它显露出来，以昭示幽冥之中的德行。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赵公墓志铭。至元十七年，朝廷授予公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使的任命。当时我燧已经担任副职，虽然公尚未到任，实际上却与公同署官衔；遇到听闻案情时，听说台中曾让我们代公署名一年。等到中丞王博文来任使者，我才有了始终未能一睹公容颜的遗憾。后来我燧转任山南湖北宪副，治理江陵。至元二十三年，入直翰林。第二年，公以中奉大夫、持节宣慰荆湖北道，也治理江陵，最终还是没能相遇而终。又过了四年，至元三十一年，我燧前往龙兴，才认识公的幼子大中；他任江州总管兼管内劝农瓛。我喜爱他忠厚和粹、温雅淳正，足以继承家族一贯的德范。他常同郎中马昫登临庐岳，交游欢洽，往往使我忘了他还是新相识的人。回来后又去拜访他，彼此更加欢喜。瓛拿出已故李君槃撰写的墓碑，仍未刻墓铭。我于是想到：我与公在陕西不曾共事，却曾同署官衔；在湖北不曾同时任职，却实际共同治理一地。我仰慕公的义行，虽自感所好相同，却仍觉得不如公。如今我燧在翰林供职，眼看李槃与公曾是同事、同阶、同时并共同治理一地的人，李槃尚且能为公把事迹铭刻于显明之处，我燧难道不能把它彰明于幽暗的墓中吗？瓛说：“这正是我的志愿。” 于是我为此叙述，并使事迹按类别编排。公历任大中、中顺、嘉议、通议、正议以及中奉等官阶，接受任命共十九次，历任内外官职四十八年。在治理百姓方面，公先任永安军节度使丞，治理真定府藁城，不久任县令。宪宗防备丈量民户时，公命藁城人捐出户数，每户只需以亲戚同籍以及后来赋税中的下户数折合白金四两，藁城果然没有使百姓困苦。后来又发生了一桩审理远谋的案件：百姓崔进、王成一同饮酒，王成回去后，崔进却失去了踪迹；崔进的哥哥控告王成杀人，县里严刑拷打王成，使他认罪。当时州县可以自行处决犯人，公怀疑没有找到尸体，便暂缓处理，没有立即令王成抵命。一个多月后，滹沱河冰层融化，尸体浮出，经检验没有其他伤痕，原来是醉酒落水而死，于是释放了王成。当时公年纪轻、官位低，人们称赞他能够慎重审理案件。后来他升任怯定路总管判官，又历任东京、西京、大都、南京四总管，只有东京总管佩虎符，西京、南京总管兼任府尹。大同、开封府以及东京，正处于高丽、倭奴用兵的要冲；其间渤海、女真、契丹杂居，风俗各不相同，换作别人得到这样的任命，大多会推辞不去。公在那里任职三年，各族都安服顺从，白燕在厅堂筑巢，士人多认为这是祥瑞，作诗歌咏。西京遭遇大荒，他上报朝廷，获准发放仓储赈济贫困饥民，百姓赖此得以保全性命，没有流离迁徙。

译听说朝廷下令挑选民间容貌、品德合宜的女子进贡，实际上是充入掖庭。公上书说：山西距离京师遥远，而且没有大家世族，民间女子贫寒鄙陋，没有可以充入后宫椒房的人。下令只会徒然产生怨言，使民心滋生不满；女子到了婚嫁年龄却得不到财礼，征取又不能收纳，只能幸亏有男子作为依托。这种败坏礼法、违背古制、扰乱天生风俗的做法，实在不是圣明时代应有的盛举。同僚们认为此事危险，便躲避而不肯联署。公说：“这是我独自完成并上奏的事，也一并报告罢。”南京方面尚未执行，裕宗当时在东京，制止了此事。治理赋税方面，公佩银符，任真定路宣课副使，改任课税所长官，升转运使，兼领东京路铁冶，考核成绩都列第一。掌管军务方面，任千夫长，随军征讨李璮于济南；在东京、南京兼领诸军，任鄂啰总管。执掌司法监察方面，历任山东东西、山北、辽西、陕西、汉中提刑按察使，只有山东任副使；巡行辖区，审理案件没有积滞。曹州属县禹城把两个戴着刑具的盗贼押来，说他们平日曾杀人，公听取供词并记录下来，发现两人明明无罪，却言辞神色特别强硬直率，于是移交长清重新审讯，真正的盗贼因此被捕，释放了这两人。凡是如今条例中责成的事务，如督课种桑、振兴学校、询问民间疾苦、整肃风俗等，公无不尽职办理。在朝廷中，历任兵、户、礼三部尚书。他曾建议：省部任用人员，往往首先考虑自己的私情；这不仅会导致官爵名器滥用，而且还会大大助长做官者的争夺之风。那些胆大而毫无畏惧的人，甚至敢拦截皇帝车驾来申诉；这种风气难道可以任其滋长，却不想办法削弱它吗？等到公持节出任荆湖宣慰使时，湖省中有犯法的臣属，肆意施展凶暴贪婪，倚仗朝中有援助，威势和刑赏权力极其张扬，企图只用扩大户籍、搜刮财物来笼络控制百姓。于是大规模清查民户，凡兄弟同籍的都把他们分开登记，连船夫、佃农、寄居者、游民也不遗漏。召集官吏办理此事，计算用度却不给纸张灯烛；又买纸钞、罗绮，压低当时价格；还把这些费用摊派给百姓，并蛮横地说：“官吏从百姓那里征得的东西，全都是官府所有。”又大力追查多年拖欠的赋税，限期送交官府；榜掠拷打、号哭之声彼此相闻。百姓甚至卖掉田地房屋、嫁掉妻女，有的投水自尽；确定无力偿还时，便责令亲戚邻里代为赔偿。凡曾经在谁家做过主人、受过供养的，也被逼迫官吏出面承认自己曾收受所管百姓的钱财、酒食和馈赠；每天催逼十多户，宴饮犒劳、送往迎来都没有片刻空闲。那些倚仗权势索取财物的人，没有人敢稍稍违逆他的意思。一个都司贪官与妾交谈时，宣慰副使跪着为他劝酒，过了一段时间还不肯举杯；省中一位顾姓总管与我有姻亲关系，便被责令承认并偿还财物，说：“我从未取过百姓一文钱；若不服从，就把那个蓬头垢面的老婢女卖掉，所得钱交上去，后来反而因此得以免罪。”唉！从同僚和公所管辖的守土官吏竟然如此来看，公心中所承受的极大困难，也就可以知道了。像这样，面对难以剔除的巨盗而不认为是最可忧患的事情，方圆数千里的百姓不能安生却不怨恨，反而喜爱公；他能以自身操守排除世俗事故，又是怎样的人呢？公名椿龄，字寿卿。任满荆湖后回京，走了不到十舍，便在樊城途中去世。那是至元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三岁，归葬藁县故乡武家里东原祖茔。公年轻时跟随金翰林学士王若墟学习，二十一岁时考中我元戊戌年的真定选。公性情孝友，气度高朗，崇尚气节。有人说，公面颊丰满、耳朵厚大，额角光明，一望便知是富贵之人。赵氏受姓以来年代久远，能够清楚考订谱系的，只有两代祖先：曾祖名福，有潜藏的德行，祖妣为靳氏；父亲名迪，以才干闻名，死于永安军节度使任上，母亲为崔氏。已故翰林学士李冶已经为他叙写碑文。夫人为王氏，是金吾卫上将军、知中山府王善的女儿。公去世十天后夫人也去世，妇德仪范完美，抚养晚辈很有恩惠，即使礼秩已经相同，也不嫌弃金、陈、高、白四人。庭臣贤文多次作序赋诗赞颂。公有两个儿子：奉直大夫、佥山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事瑗，以及瓛。六个孙子为执中、守中、居中、行中、安中、柔中。五个孙女分别嫁给崔恕、剧弘、董某等，都是名门。某人又是中书左丞相士选的儿子，后来超过通常的通显而光耀显著。我姑且为此作铭。胡天对公真是给予了极其完备的资质：学问方面善于从师，仕途上承继家世，言论足以完成职责，任职能够办成事务，寿命长久，生前官位尊崇，身体健壮，仇敌相当，著述足以使后代相似。谁没有匹敌的人呢？有的人却先行抛弃了他，公夫妇十日之内相继去世，也确实令人惊异。谁不是可以流传后世的人呢？兄弟相继，伯仲联翩，有的掌符，有的持节，有的镇守，有的出使。比照古代的世德，说公少有愧色，难道还有不相信的吗？请看这玄石上的铭文。《河东检察李公墓志铭》前集贤侍读学士、今临江路总管李倜，亲自写成他祖父河东宣抚检察公的事状，又谱列祖孙七代的世系，说：“公的曾祖为贤，祖父为彦升，叔祖为夏，父亲为温，叔父为济沂；公以及两位夫人张氏、富察氏；弟弟为彬、昌、郁；儿子为昱、炜、灿；侄子为炯、炳、燿、煇。女儿嫁给颜钤、梁其；孙子为佐、仔、倜。孙女嫁给郝天挺、吴某、梁某，另有二人尚未出嫁。曾孙为佣、杲、埍、【原文此字漫漶】、墀、均、圯；曾孙女五人。合计这七代，共四十四人。请姚燧为公撰写神道碑铭。”我燧想，古人刻碑彰显先人，上面只追述统系，下面只叙述后代，大多不旁及宗族远亲。李倜却这样详尽，难道是因为丧乱以来，想记录至今仍存的人吗？还是要让后人有所考察其根源？这也是亲爱亲族、敦厚笃实的道理。所以我不删略，谨慎地亲笔写下这些。考察公名懋时，字逸民。太祖十年，攻取太原。太原城守尚未投降，所属榆次县的县令不敢继续居住在平地，迁移百姓到险要之处躲避兵乱。县城东北四十里的韩村寨，公当时与母亲夫人及幼弟都在逃难之中。听说太原被攻取，县令害怕没有办法防守，便劝公说：“金主把河北、河东和汴地抛弃五年了，天意正向北方转变，像这样兵马所到之处，没有不被摧毁的。

译太原是河东的大镇，尚且不能抵抗。我们这些人困守北方，还自以为坚固；一旦调动军队，形势就会像崩山压卵一样，必定没有幸免的道理。我看您相貌俊美、身材高大，胆略气力超过乡里众人，归附之心又使长者们称许。您只要袒臂一呼，树旗出降，百姓没有不听命的。我愿您赶快去成就这件功劳，即使是我也任凭您差遣，不敢违背您的命令。”公说：“县令您自己去做就是了，为什么还要把权力交给别人？”县令说：“我力量微弱、才干浅薄，只是想为这些人谋求生路。狡黠之徒或许会愤怒地说：‘金国臣子竟敢这样做，以义名治我的罪；事情尚未成功便已经招来灾祸，他们反而可以借此取得名声，对我没有益处。’我之所以急于请您去，是因为您若去做这件事，一定不会给我带来祸患。正当人们各自谋划时，若被狡黠之徒抢先忌恨，把您这样的才干一并除掉，那么您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怎么办？”公被他的话感动，说：“就依您的教导。”于是前去拜见太师国王穆呼哩，说：“榆次是小县，人口将近一万，没有栅栏可以自守。大王如果发兵攻打，未必早晨抵达、晚上就能攻下。到时必然要尽力与大王的将士搏斗；即使大王的将士，难道能保证不死一人、不伤一人吗？这是势所必然。等攻下以后，逞一时之意把他们杀尽，只得到方圆百里的荒地，成为无人之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万人〕 大王这样做有利吗？如今不损伤一匹马，便可得到方圆百里、拥有万名百姓的土地，这才是把百姓交给大王您的好办法。”该怎样对待他呢？大王说：“我接受投降的人很多，却没有像这个人这样壮烈的。他举止沉着，言辞明辨，我得到贤士了。”又说：“我奉太宗诏令，遇到事务可视情势便宜行事，因此便让公与太原帅攸兴共同商议军事。”后来让他的弟弟阿襌代理王位，分兵巡行平阳一带，留下公守卫太原，使他跟随代理王出征。代理王每遇事务都向公询问，攻下平阳后，收敛抢掠杀戮，改换当地官吏，督促百姓开垦田地；事情都办成了，政令也得到修治，取得了功绩。真定同知总管武仙率兵袭击攻下太原，杀死攸兴，附近县邑都归附代理王。公率军奔驰救援，全部收复。把那些与金王大军交战以及被武仙利用的人坑杀，只有交城仍为我军守卫。有人诬告覃帅虽然闭城坚守，实际上从未出城决战，只是想观望胜负归于谁便归附谁。代理王想攻打交城，公派人告诉覃帅翼说：“应当竭尽全力与贼军交战，否则就会被屠城。”覃帅依照这话出战，在北山下击败贼军。代理王登高观看，公说：“覃帅没有别的罪过。”于是保全了他。将吏看见北山石壁、万桂玉山和三座寺院中逃难的男女纷纷聚集，便向代理王请求抢掠他们。公说：“这些是战士的家属，仓促之间来不及进城，而且他们的丈夫正在替我们抗击贼军，有什么罪过，竟要抢掠他们的家？他们穿黑色僧服，都是僧尼，掠取他们又能安置到哪里？谁敢再说抢掠，就按军法论处。”寺院因此没有遭到残害。公一生救人免死，类似的事情很多；三寺塑像之后，这件事被中书耶律公听闻，认为公很有才干。太宗授予公太原路宣课所大使，公坚决辞谢，以便孝养父母。当时公五十岁，闲居家中，中书也不能使他屈服，于是任命他的两个弟弟：彬为行省郎中，昌、郁为平阳路宣课所副使，以便他们侍奉公。两个弟弟更加恭敬，和妻子一起侍奉公及两位夫人，不亚于儿媳侍奉父母、公婆。两位夫人敬重公如同宾客，彼此相处和睦如亲兄弟。他的教化施行于一家之中，也就是如此。公六十一岁去世，在某年二月六日葬于太原城西井谷村东原。昱是能够任事的能臣，事迹载在另一篇碑文中。已故商大参左山公曾为他的墓题字。子孙中做官的有灿：任太原路鄂啰镇抚，麓川路教授仔，东莞监司管勾倜，都已通达显贵。俶任富州同知。女婿中做官的有太原课税所副使贾某、敖拉千户梁某、千户王某，以及郝天挺；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张藻任秀容簿。铭文说：公出生时，外表英俊，身材高大，虽为人所惊异，尚未凭借力量建立功业。一天，榆次众多百姓因兵乱凋敝，县令亲自越境来见他，请求他劝说金主订立盟约。公归附大王，率领万众，献出谋略以撼动人心。言辞正直不屈，毫不动摇。大王说：‘这个人是上天来帮助我的。’于是让他守卫太原。真定帅与他一同转移，平定平阳。大王让代理王持弟弟的符节，派公前往辅佐，资粮用度没有缺乏。太原不久反叛，代理王回军，军队不到十天，便将其剪除而收复。交城一带已经被污染，公教令其与贼交战，不必再说。洗雪诬陷，随事辨明，只有正理是从。河东安定之后，既已平定便返回，收敛自身，在菟裘营造居所。中书下达任命，公闭户不看，拒绝出仕。河锐去果，也终于到来。大丈夫应当看他在世上及对万物所建立的功业，观察如今的成就，是薄还是厚。六十一岁，不能说不长寿；既有才能，才华却未能施展、报效，二世的恩泽，将深厚地流布成川，使您的后代繁盛。以世代文章和贤德相传，将来有谁为您补入史册？我没有别的请求，只愿您正视这块石碑。《唐州知州杨公墓志铭》

译自从盗贼杀死阿哈玛特以后，僧格任总制院，结交权贵。世祖的威势炽盛显赫，幸进求宠的人便把贿赂送到他家，或者借他一句话来办事；凡从中书下达的任命，必定会有宦官干预，每月没有一个旬日能够空缺。中奉大夫、参知政事居宽常常裁抑此事，实在不得已时，便依请求登记那些凭借蜡级干预政事的人，等日后有人追问时，就引以为查考，使这些人不能得利。后来居宽忽然被中书右丞相诬陷而杀死，只有他的儿子、集贤直学士、奉直大夫朂没有被牵连；其余妻子、儿子景以及奴婢、全部财产，都登记没入县官。僧格败亡被诛后，已故奉直大夫、知唐州君居简才敢上疏，列举说明他的兄长从部曹史、主事、省掾、都司左右司检、王中舍、郎中、知府、宪副、侍郎、宣同、典外郡、尚书、史曹参议、中书御史中丞、参行省、中省政等职位，曾为国家宣劳，是当时声名显著的贤能之臣，人人都知道。如今乱臣贼子未能逃脱诛灭，理应为死者洗雪冤屈，使天下彰显圣代如日月高悬般的光明。参知政事梁德珪把此事上报，皇帝命有关部门偿还原来没入的财产。但朂不久也去世，没有儿子；景虽然有二子一女，却在莘县患病残废；女儿到了婚嫁年龄，便由燕京大参商公左山县企伊入赘其家。从莘县到唐州才一个月，景竟也去世了。或许是景的讣告尚未送到，或者讣告到了而他还不知道；到任四十日，正值元贞乙未十月三十日，君也去世了，享年只有五十七岁。唉，苍天为什么不保佑中奉大夫这一家呢？一身被戮，一室破裂；两个儿子相继死亡，一个没有后代，一个虽有后代却年幼。君为兄长申诉，追回被没收的财产，又替他寻找女婿，还下令抚恤残废侄子的家庭。在这种变故达到极点、世俗风气浅薄的环境中，他仍丝毫不失天理民彝的正道：作为弟弟，他尽悌道；作为从父、从祖，他尽慈爱。即使古人复生，有谁能超过他呢？然而上天的报施竟然如此。这位君子自从初次入仕、试任小吏起，便跟随万夫长严忠济；己未年渡江后，任交钞库官，曹州改为南京后任转运使知事；因职务办得好，随本司请求升为经历。不久授从仕郎、大名路总管府经历，任汜县尹，兼同提举信州宣课；迁承务郎、浙西宣慰司经历；改任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经历。他遭逢艰难之事而任职，每遇上级官长与自己不能相容，必定委婉曲折地调和顺从，如同媒人撮合两个姓氏，开始相异，最终达到和同。这些事情都是辅佐他人、使事情得到治理，并非他自己主动经营的。只有任范县尹时最接近百姓，却又受郡守压制，不能伸展抱负。如今任唐州知州，似乎可以有所作为，却突然结束了生命，真是令人哀痛！君字子敬，姓杨氏。汉代弘农太尉杨震的后裔。五世祖绹任宋代仪曹，死于易州金兵之乱。绹生邦基，任秘书监，是金代名士，书法、绘画都极为精绝，人们说他可以与李公麟相匹敌。邦基以通奉大夫、永定军节度使致仕，生郊社署令皜。自仪曹以下，世代都居住在燕地。皜生监，任归德酒税直，躲避金乱，居住在莘县。监生澧，即君的父亲。君待人真诚和善，看待亲友如同故交，懂得倾尽财物与人欢聚。夫人为梁氏，有二子二女。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升一，女儿中长女嫁给同县士族王文让，次女尚未出嫁。皇帝即位那年冬十一月，下诏修撰《世祖三十五年实录》，院中直检阅官，负责考核核实旧事。九年不到，我燧与侍读高凝共同总裁此书。升一实际负责元至元二十七年那一年的史事，又与修撰以下官员分掌各年事务；由此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文章才能贤达，未曾有负皇帝当面的任命。由于我们同在官署任职而彼此相欢，所以我替唐州君的儿子作介绍，使他把父亲的事迹联系起来，请史院诸位贤达把他带到上都进呈史馆。等同他分别还不到几个月，讣告便到了。恰逢升一服丧葬父，身着丧服、扶杖对我说：“升一凶恶悖逆，不能见到先人临终含敛，已经抱有终身难解的遗恨；若不能得到您的墓铭，也就不能再在人世间饮食喘息了。”他泣血请求，于是我为他作铭说：观察一个人的气概，只看他的大节便够了；如果大节值得书写，他的细节也就已经包括其中。唉！唐州君的大节究竟怎样呢？流传下来的风气不改，天理深厚而长存。上天对于人，有时表面看似刻薄，实际上却深厚；即使现在所薄待的地方，今后也将使你昌盛。后人见识狭窄，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哪里知道上天以深厚来成就昌盛的用心？请对照其他墓铭来审视它。《蓟州甲局提举刘府君墓志铭》京山是安陆所属的县。京山县尹、承事郎兼劝农事刘德源，以县中士人安其为先，前来对我说：“先生世代以笃厚古道、擅长文章著名。我听说如今贤能公卿的后裔，有的相隔数千里也来到门下，请求表彰先人的功烈，接踵而来。德源所治理的地方，距离先生居所只有四舍，心中私下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我们先人的地位本来就没有在当时显扬，如果得到先生的铭文，那么死后声名或许可以延续。”于是叙述道：“我们刘氏居住在龙兴黑土坂，不知道始祖是哪一位，名讳和世次也无法考知。先人起初凭借制作函甲的手艺得到通州赐田，后来因为锻造精良坚固，调任彰德县院长。不久授进义副尉，迁任平阳杂造局副使。再次授进义校尉为使，又授敦武校尉、蓟州局使，仍受提举司统领。因为劳绩深厚、资历长久，朝廷按制度超越原有官阶，提拔为提举。不久因病残废，兄长德渊继任，降为同提举。德源任许州同知，实际侍奉着南方的长官。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死于官舍，享年六十八岁。临终说一定要葬在通州乐村，于是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葬。”又说：“唉，地位有贵贱，所以功劳有显著和微小之别。“我们的先人起初凭制作函甲，一天之内便得到五品服色的赏赐；他的功劳也不过是把本职做得好，怎么能显赫到哪里去呢？做子女的，只有当父亲曾经在世时有过过失，才不敢请求为他昭明声名；至于想使父亲的名声流传久远，难道与贤能公卿后裔的心愿有什么不同吗？请您怜悯并答应他。”我燧说：“如今制作铠甲，天下每年按照规定考核质量，甲局不归工部管辖，而是直接送入太府。县官亲自考察它的坚硬与优劣，并据此黜陟。卫士必须把赏赐的铠甲收藏起来。家中铠甲破损，便拿旧日所赐的来请求更换，官府再发给新的。日后若发现有人收藏未经赏赐的铠甲，处以死罪。何况私自制造的铠甲呢？先人虽只是杂职，县官却把他视为要员。他从普通工匠中脱颖而出，也可以说是遇到了机会。”君名智晜，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娶杨氏，先他一年去世，与他同葬乐村。两个儿子，分别任同提举和京山县尹。女儿嫁给太常寺管勾李某。铭文说：五种兵器都能杀人，士兵凭借铠甲作战，才可以依靠它而不受伤亡；铠甲只是用来防护的。像君这样二十岁开始传习制作铠甲的技艺，直到因病残废，共做了二十年；起初每天制作一千副，每副保护一个人，也就是保护了千人。他的功劳难道还微小吗？孟子说：“制作铠甲的人只怕伤害别人，要从自己的技艺推想到仁心。”君也真是仁厚啊！这就是他的墓藏之铭。《广州怀集令刘君墓志铭》

译大德戊戌年，我燧游历长沙、太原，遇到士人刘致。他亲手写的文章，像是要拿来请我指正；我哪里承受得起呢？我把全卷读完，赞赏他的文辞清新拔俗、宏丽艳美，继续努力下去，可以进入古人的境界。后来他又亲自写述先父怀集令的仕进出处，请求我为墓穴作铭。他希望彰明生养自己的先人，我感念他的心意，于是为他叙述道：君名彦文，字子章，牛二十八。初次入仕在中统三年，当时知堂印的任命才下达；他任管勾北京行省承发司，省司废除后归乡，在家授徒将近十五年。难道这是说他无意于世事吗？秦王府刚刚建立时，故丞相阿尔公任长沙行省长官，他没有不前往求见的。防同知堂印的许楫任长沙宪司，向丞相推荐他；丞相从前任省郎中时就熟悉君。因为君来得较晚，便权宜署任郴州录事。群盗不断窃发，时常出动剿除仍未平定；君不忍摧残当地风俗，也不肯在治理上苟且简略，因此任职四年，又过了三年，才授进义校尉、广州怀集令。群盗更加肆意猖獗，人民焚烧城郭、冒犯天诛，死也毫无顾忌；官军人数少，不足以依靠。君征发乡民组成军队，与官军杂合而歼灭盗贼；多次交战失利，便迁移百姓到东山避难。此前他招募百姓开垦田地、把租粮存入私廪，共得米八百石，全部用来供应增加的戍兵以及遭遇兵乱、行路崎岖艰难、受炎热瘴气之苦的百姓。经过四年，到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最终去世。这难道是他的仕途为什么不得通达吗？如今卑微官职没有要害权力；任知堂印时，他一离开，便有人相继丈量般严肃地站在案前防守，整天不吃饭，清晨离开、傍晚回来，每天必定两次到丞相家。丞相外出打猎、入朝奏事，他没有不一同前往的。裕宗还是燕王时，在朝廷广寒殿，君站在庭下接受询问，燕王问：“你有什么东西？”君回答说自己是田堂印，于是燕王索取并打开封件观看。丞相对他的亲自接待、经营安排和遭遇处置，都是别人取得将相资历的机会。后来他一度任管勾北京行省，离丞相千里；又任郴州录事，郴州在西南；北京相距又数千里；最终任怀集令，到了南海之滨。他的仕途没有逐渐接近，反而越来越远，世上恐怕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了。难道是因为他读书一遍便能记住千百句话，力量能胜过常人，射箭命中，文武才略都足以在当时显现；既有这样的贤能，却又不欺凌别人，于是别人嫉妒他吗？况且若想用他来裁制事物，却把干将宝剑放在铅刀之前；在选取士人时，却把圆滑者视为可用之徒。能够坚持自守的方正之人，怎样才能周全地应付世事呢？所以往往抛弃聪明、明辨、刚强有操守而不易驯服的人，反而把含忍柔弱、不能自持的人看作善于任用。君这样适应世俗却又贤能，难道正是因此而遭遇坎坷吗？这大概就是邵子所说“阳在阴中，阳逆行”的时势吧。所以他一生的道路，多半是在约束、困顿中度过；他在政事上的功绩，只有这些。譬如水流在这里，被溪壑崖谷的险阻束缚，不能奔放地流过平坦之地，形成沟渠和河川；它所能灌溉滋润的范围不广，也是形势使然吧？君是石州宁乡人，灵柩暂时停厝在长沙的佛寺。著有《玉亭小稿》。祖父开参元帅府军谋，父亲汝钦，母亲冯氏，为郡君；妻李氏。三子为致、某、某，二女分别嫁给李氏、薛氏。铭文说：士人长久困穷，可以看出他操守坚定；小吏身处极远之地，可以借此考验他的治理才能。况且寿命不满中年，俸禄又低，这些都是上天暗中厚待他、积蓄福泽的方式，或者正是要用这些来考验他，好使他的后代昌盛延续。《牧庵集》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牧庵集》卷二十九 元，姚燧撰 墓志铭 《雷君伯静甫墓志铭》从前我曾征召先师鲁斋到关辅，关辅的学者便依循他的教化。起初他们实践修养人伦日用的实际，不因流俗的惊异议论而改变，坚定地以复兴古道自负，能够长久坚持自己的道术，这样的人没有几个，而伯静甫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伯静没有来得及侍奉先师，而是侍奉今昭文大学士潜斋埸公，最受称赞为善于学习的人。潜斋也把他看作如同朋友一样。先师晚年听闻伯静的名声，曾写信告诉他求学进步的要领。唉！从两位先生对他的了解和赏识，也可以大略看出他的为人了。伯静名复始，字国明，因为避家讳改用现在的字。生于丁酉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防地，年幼时举止就像成人。父亲知事君已经料定，说：“这是能光大我家门的孩子。”长大后懂得读书，寒暑早晚从不停止。伯静曾劝诫自己不要沉溺于苦读而损害身体，虽暂时休息，勤学之心反而更加努力；遇到不懂的便思考。听到有人讲说，便能把经史诸子积累贯通，学问深广。与朋友讲习切磋，增长优点，纠正过失。对地位低于自己的人也恭敬谦下，即使不如自己，也不敢自认为有余。与人广泛交往，周到友爱而不设置界限，唯独在选择朋友方面十分严格。侍奉父亲，能使他容色愉悦、内心安适，曲尽孝敬。只要有一顿饭不合口味，甚至会整天自责而不进食。母亲去世时，哀丧礼节不因当今世俗的简略废失，一切都以礼经为准则。他因悲哀过度而形体毁损，扶杖才能起身；但到了父亲身边，便改变脸色，强作舒展来使父亲安心，内心其实极为悲痛。他与五弟豫世忠恒相互友爱，感情十分深厚；然而在教导诱掖时，又严肃得像严师在旁。每天早晨省问父亲，各自接受事务；出门和回来时，必定追问先辈见了谁、得到什么、问了什么。回来迟了便在门口等候；兄弟有病，亲自前往探视弟媳和姊妹。白天聚在一堂，不许各自回私室。共同劳作、共同饮食，所以相处越久越和睦，没有隔阂之言。闺门之内，整肃而有法度。不幸在至元丙子年夏五月八日去世，临终对弟弟和儿子说：“我难道要抛下父亲，让他为我哭泣吗？我若不能尽孝终养，死后也不能瞑目。你们要竭尽孝道，终身奉养他。”他的朋友征士萧哭悼他说：“唉！像伯静这样的人，以平易旷达而深沉安静的资质，醇厚端正而精微的学问，加上笃信并实行的力量，使道德充满自身，教化施行于家庭。假使他出仕而遇到合适的时机，一定会成为通晓事务、懂得治理的能臣，振兴德业、声名远播，以利益恩泽施于一世，并不困难。可是他的成就和施为，竟止于此而未能善终吗？”我燧读完这篇祭文，既悲痛伯静寿命不长，又极力征引征士关于他德行的善言，且知道这些话是知人之言。考察雷氏本是郃阳人，后来迁居河中府河东县陶邑乡，已经八世。曾祖希齐，没有做官。祖父震，任通太傅府经历；父亲守义，任太傅濮府知事。因为母亲赵夫人去世，未能归葬陶邑，特地葬在安西咸宁白鹿乡平里。后来也附葬平里。墓左葬妻侯氏，没有儿子；后来以弟弟豫的儿子遹为后，遹如今也已去世。铭文说：存在于人心中的义理，本来从未泯灭。若不是先知先觉的贤者、卓越有识见的士人倡导并宣扬它，求学者哪里能立即知道那是上天赋予人的本心、百姓所秉持的常道，并把它践行于人伦日用之间呢？古人在百世之后听闻并认识它，仍好像得到亲自传授的心法。何况伯静甫与先师鲁斋、其师潜斋生于同一时代，有的还亲自承受当面教诲而得到他们的学说呢？这篇文章修治大道的道路才刚起步，还没有走到一半，车轴却已经断了。唉！这正是古人所重视的、为不幸相类者发出的叹息。然而君平日里，以东方兄弟、子弟为弟为子而教导他们，已经尽到极致了。他们难道不会悲哀君未能完成自身的事业，却忍心使君早年听闻的家学在自己身上中断吗？反过来这样想，伯静又何必遗憾呢？白鹿原上，平里的墓道，左边被蓬蒿茂密地遮蔽；高处可以藏身的地方，下面只有墓穴。唉，这是贤者啊！唉，这是贤者啊！《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阎宏比我燧小十七岁，我认识他已经七年了。我从未把他当作普通士人，阎宏也愿意来游学于我门下，把所作文章汇集起来。起初他托请我为祖父医隐君的墓撰铭，那时他任浏阳县尉，父亲府君还健在；如今又过了六年，他再次请求为父亲撰墓铭。唉！为什么两位先君都来不及知道，而我有幸揭示他们潜藏的德行于幽冥之中？难道阎宏有所见识，知道我的文章可以取信于后世吗？我不推辞，是为了回应他爱重我、私下看重我的情意。君名鼎吉，字和卿，是医隐的长子。他的乡里、世系、迁徙，以及医隐用来教诲他的内容，都见于前志。至元二十一年任浏阳县尉，至元二十六年任满交代，至元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暂葬长沙。原配姚氏，继配白氏。两个儿子：宏，任江西省掾；另一个为蕃。四个女儿：一个嫁给郡人徒单全，一个嫁给南阳高举，两个尚未出嫁。孙辈男女共三人。宏准备在第二年五月庚寅日归葬故乡先茔。他自己叙述说：父亲从小沉迷诵读，敏捷地写作文章，在当时同辈子弟中很不寻常。其他小德小行都略去不详，只说他每天勤奋抄录，如《易正义》《论语注》《汉记传》《旧唐传》《治鉴节》《文选》《杜诗注》等十多部书，总计不下数百万字，全部藏在我家。他的手泽至今还很新，足以玷污车牛，却没有听说有人能辨认并整理它们。后来他与学官共事，跟随张邦彦公任天平宣抚，又任四川行枢密院柴桢的照磨。因礼卿王博文推荐，出任浏阳官职。他若不是贤者，便不轻易与之交往；母亲去世守丧时，结庐墓旁，哀毁憔悴，扶杖才能起身。这些都表现出他出处谨慎不苟、伦理情意极其深厚。他又说：父亲胸怀开阔，没有城府；谈论古今人物的成败、贤能与不肖，必定切合实际；劝谏别人的过失，不计较嫌怨，尽力履行以善相劝的责任；在宴饮场合神色纯粹而不流于浮荡。他写诗一千多篇，号讷斋。凭宏对父亲的信爱，他一定不会诬妄。我亲自从宏那里拿笔记下说：君长叹道：“我年轻时磨砺志向，喜好学习，官职却只做到一个县尉，难道是上天戏弄人吗？这不可以这样说。也应当想想，县尉这个职位是否正是我施行道义的凭借呢？县尉有难处，也有可施展之处。浏阳是江南的大县，户数动辄十万；一个县尉的兵额只有几十人，而押送纲运的卫使常常抽走一半；再加上本人有疾病、丧葬、婚嫁等请假事项，直属的值日人员每天不满二三十人。盗贼追捕不到，必定归罪于县尉；罪小则停俸，罪大则夺官。这是不体谅他的力量太少、不足以制服奸邪，只责怪他掌有县印却不尽职，也是县尉的难处。凡是县尉一生共同面对的事情，君却有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