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庵集卷三

译《国统离合表》序 我在尚未壮年时，曾在苏门山读《通鉴纲目》。我曾认为，国统分散在逐年各条目之首，不能一览便得到它们离合的大概，于是按年份编排经线、按国家编排纬线，像《史记》的各表一样，私下收藏在竹箱里，遇到疑惑或忘记的地方，便据此查问，仿佛有博闻强识的人在旁指点，已经四十年了。这年秋天，同门友人许得卿从金陵经过宣州，留住交谈了两个月，我把这件事给他看。得卿认为这并非出于我的本意，却另创新说，特意抽取《纲目》中的内容汇编成书；虽然把它刊列在凡例之后，仍不认为这是僭越。校官刘恭正在宣州学校刊刻胡公《读史管见》，听说此事后说，按照这个办法，十天半月就可以动手，于是取徽州、建安两种版本重新勘校，发现三处错误。第一处，建安二十五年，徽州本作延康元年。凡例说：“中年改元而没有事实意义的，以后一个年号为正；改元正处在兴废存亡之间、关系义理得失的，以前一个年号为正。”凡例下面注说：“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察《范史》和《陈志》注文，这是汉朝年号，是《通鉴》所记载的；至于曹丕称王时所改的年号，今天已经不能全部见到。既然凡例这样说，那么究竟应归于汉还是曹丕，仍然不能确定，何况当时正处于兴废存亡之间。如今以此前的年号为正，依照建安本作建安二十五年。第二处，章武三年，徽州本大书“三年”，后主刘禅则作建兴元年；建安本没有“三年”。我和徽州本所依据的同一条凡例说：“章武三年五月，后主即位，改元建兴。”可是《通鉴》目录的撮要从这一年年初就称建兴，不仅失实，而且对于君臣父子的教化，危害很大，所以现在加以订正。由此看来，把这一年看作没有三年的，昭烈帝就成了没有善终；单独把建安本写作后主，徽州本、建安本都不对。我曾探求其中的原因：陈寿是晋臣，晋接受魏的禅让，不敢尊汉为帝而以魏为臣，所以不称汉而称蜀，把昭烈父子称为先主、后主。《通鉴》沿袭这一称呼，反而尊魏为帝而以蜀为主，后来目录中的事情都写作汉，难道是后来知道这样不对，想要订正却来不及了吗？到了《纲目》问世，才说“汉中王即皇帝位”，帝统才算正了；可是对于他的儿子，为什么独独称作后主呢？况且从建兴到炎兴，实际上以天子的制度统治四方，共有四十年；邓艾到成都时，书中记作“帝出降”，第二年又记作魏封已亡的汉帝刘禅为安乐公。亡国之后尚且如此，难道在即位、正始的那一年反而不称帝而称后主吗？这与第十四、十五、十六卷的起止违反凡例、都称后主的地方一样，都是沉溺于熟悉顺口的说法，不加思考，因而失于刊正。凡例又说：有被废黜而没有谥号的，只称“帝某”，不用后人贬损他的爵号。建兴年间的帝并未被废，却也等同于没有谥号的人，所以应说：“取晋帝奕与唐睿宗景云二年。”注文说：“玄宗皇帝先天元年，第二年才大书‘玄宗明皇帝开元元年’，这是按例大书三年。”注文又说：“帝禅建兴元年，第二年大书‘帝禅建兴二年’，这样前后互相考察，便可以完全吻合而没有冲突。”又有一处：天宝十五载，注文说：“肃宗皇帝至德元载，第二年只称二载。”不曾大书“肃宗皇帝至德”，因而没有起始，所以现在在“二载”上加“肃宗皇帝至德”，使它与开元年号相同。唉！三处都错了，而延康年号的取舍、至德年号的删去，仍然只是小错，为什么呢？因为帝统本来就在。章武与建兴相距不过三年，竟然造成尊帝父、称主子的差别，难道不是对帝统关系极大吗？所以特意写作“帝禅”。有罪而逃走，成为不合正道的人，这种事不能逐户解释；即使当面接受批评，内心也未必认为自己错了。有的人认为我的话说得对，受到批评的并不只是我。若只图一时痛快，建兴之帝也将被比作德行相当的人，失去帝统和君主的称号，成为千载之后在地下也洗不去的耻辱。《唐诗鼓吹注》序 “鼓吹”是军乐。皇帝出行时，在仪仗前后两部设置鼓吹，人数达数百人，所用乐器只有钲、鼓、长鸣、中鸣和觱篥，都是金、革、竹制乐器，没有丝弦乐器，只取其便于骑乘。举行大朝会时，就把它们放置在宫悬乐队的乐案中，间杂演奏，是声音最宏大雄壮、震撼严厉的乐器。有人说，这是为了彰显武功而减少乐器的数量，并借此命名书名；高宗退居德寿宫后，曾编纂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所以元遗山以此为依据，选唐代近体诗六百多篇，也用这个名称。难道长篇歌咏的诗，其声调也可以列入这种鼓吹吗？我曾疑惑，遗山论诗时，对于西昆体有“无人作郑笺”的遗憾，随意说起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心里暗自觉得奇怪。后来听高吏部谈说，遗山诵读李商隐《锦瑟》中的四个偶句，认为其中含有适、怨、清、和的复杂情意，这才知道他所谓“郑笺”，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遗山代南参政郝公新斋作序，把他看作乡里的先生，从童年起就曾亲自侍奉于几杖之前，得到他选取诗文的宗旨，恐怕这些内容失传，因而用几年时间勤苦搜集。既把所听闻的内容以及散见于其他书中的奇文隐事，全部附在各章之后，那么郝公可以算是元代文坛的忠臣，他的注又难道不是《郑笺》与孔疏吗？郝公是将门之后，父兄前后几人，都曾在鼓吹声中率领万人、手执矛矟，而引导绣旗的人，似乎已经听惯了这些事。晚年才与同文人、词士把这部选集列在后面，寂寂无闻地自行流传，难道不是太缺少声息了吗？宏大雄壮、震撼严厉的声音，也有时可以发挥作用吧？兵书说过，不要依赖敌人不来攻打我们。我听说江南的诗学有营垒，诗坛有元帅之坛，还有精锐骑兵。假如有诗歌的敌人前来挑战，郝公作为元帅在中军掌握机宜，却没有精锐骑兵，谁能出战抵御？我很懂得诗，假如年轻几岁，能够充任精骑中的一队，横槊驰骋在笔阵之间，一定能攻破诗坛、取得胜利而回。可惜如今已经白头，不能让郝公振作起来取得凯旋。郝公从陕西按察使长官任上，改任宣抚使，巡行各郡国；我在河淮以南，想为旧日烽燧写下这篇序。

译《冯氏三世遗文》序 古代的人，把道德积累于自身，在家中奉行孝悌，使风俗教化达到乡里，让功勋名声流传于天下后世。父亲打下基础，儿子继续营建；祖父开辟道路，孙子沿着车辙前进。他们在当时存在，士大夫以之为荣；流传到今天，载于竹帛，光彩焕发，这就叫世代有德的家族。杨震、袁安家族，四五代相继做三公；桓氏世代担任皇帝的老师，与东汉国运相始终。再往下有唐代的韦氏、杜氏，以及八代显贵的萧氏。其中显明著称的还很多。自此以来，有志于建立家门的人，难道会没有吗？然而传不过一两代，儿子或许不才，孙子又不贤，不修仁义，日益抛弃诗礼，转而从事低下的职业，凭借百工众技求利，混同于普通百姓，能够不触犯刑法、保全宗庙祭祀的，在那些不才不贤的人中，也算有超出世俗的见识了。唉！世代之德容易坠失而难以传承，竟然如此，难道真是天意吗？上天从未降祸于善人；有人开创于开始，却在末了默默无闻，有人先前显达，却在后代蒙羞，必定是由人自身造成的，难道一定是人吗？一箪饭、一豆羹，作为物品也很微薄，但我对待别人，仍必定要用义来衡量，裁定是否适当；何况像上天这样，若要把世代之德赐给人，难道不会吝惜，而是在幽暗中爱护诱导，在光明中辅助，使贤人连续产生、不使世德坠落吗？这未必全是人力能够造成的。冯氏一族从中义公起，考中金朝天眷己未科，中顺为通议右部，直到今天的奉议，共五代人以儒学入仕，郁然成为清正有声望的家族，已经一百四十八年，也差不多可以算古代那种世代有德的人家了。子休又进修学业，正在竭力培养诸孙；众孙茂盛，如红荷碧蕙，在庭院中聪颖显露，今后还会这样兴盛不衰。如今要寻找乔木故家、能够继续传承者，屈指一数还不到四家。唉！其中也有并非天意造成的。中顺以中议的官职卒于任上，官至山东转运司同知，年五十九；所以刚满六十岁，便以同知横海节度使的身份致仕。通议以同知集庆节度使致仕，也在六十岁时退休；大都未达到任职年限便停止仕进，没有完全享用应得的俸禄，留下来为后代谋求富裕，就像优秀的农夫让土地休养，不把地力和产出耗尽一样。然而三代都止于同知，这也不是偶然的道理，其中有一件奇异的事：中议的文章散失，无法搜集编辑；中顺有《白云集》，通议有《松庵集》，右部有《常山集》，奉议的《皆板之》已经刊刻流传于世。书名题作《冯氏三世遗文》，请我作序。我说：人的语言表现为声音，声音根源于气质。中顺的气质刚劲，所以文辞简洁而峻拔清澄；右部的气质平和，所以文辞温厚而从容。通议的气质纯粹而端正，学问综合广博而趋于简约，所以他的文章见于诞布、除拜、吟情、托物、诛奸、彰善等方面时，能够刬除陈旧言辞，始终以经史为老师，淡雅而不谄媚，深奥典雅而雄浑深厚，体裁多样而没有穷尽。与金朝诸家作品相比，尤其显得高古，确实是一个时代文章的宗主。他曾致仕居住在嵩山的松庵，因此旧交中很多人不敢称他的官职，公第只题作“松庵”，就像鲁人称石守道为徂徕一样。然而奉议名叫岵，曾总管河南、河北的按察事务。《紫阳先生文集》序 紫阳先生比我的先世父少师文献公年长十五岁。在交游之中，只有少师敬畏他，不敢直呼其字，说话一定称“先生”。他任河南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按察洛西各地时，在我幼年时认识了我。后来少师辞去尚书幕职，隐居苏门，带着儿子们来到那里，因为他们不努力学习，屡次陷入困顿。楚先生听说后，立即写信劝止说：“某是有用之材，姑且不要这样急迫；他早晚会成长，自然不会如此。”先生的四个儿子保垣、万驹、缑山、嵩山，都在成年以前夭折。后来便让弟弟的儿子元桢继承他的职事。世祖以王法教化起用他为京兆宣抚司参议，年七十岁时，于乙卯年卒于乾州。他有四个女儿：长女嫁给张箎，后来在战乱中失散；次女嫁给王亨，都是前夫人刘氏所生，也将要去世。她握着亡妻的手，对夫人吴氏说：“以后不要改嫁他人，一定要归回姚氏。”四年以后，我的女婿在夫人那里得到《还山集》，夫人把先生的《还集》珍藏得极为宝贵，不肯交给三个女婿。夫人去世时，遗体停在苏门，她的书归了王氏，王亨也没有能够占有。二姨去世后，我任秦王府文学，亡妻百般向她索取书籍而不能得到，愤怒之下便同她姐姐断绝关系。不久我出任胶州刺史，子监江州路总管上者晦，想求取书版，也没有得到。小姨嫁给任良，后来任良任荆门长林县主簿，她请求把先生的书一同带去，十一帙中只校完了四帙。晦已经去世，他的弟弟曙从江州来到长林探望姑母，抄录四帙带回去。后来王亨的儿子某，娶昭文馆大学士杨元父之女为妻；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临终前忧伤不已。我持宪节出使江东三年，到了大德癸卯年，昭文馆大学士之子寅由任南台监察御史，经过华阴，在王氏破旧的箱笼和旧书中找到七帙，寅把它们装在囊中送给我。我想到小姨那里还有四帙，日后一定会合在一起成为完整的一部。小姨在任良去世后终老，带着她的儿子某亲自来我家迎接我，船到了齐安，她也去世了。我为此悲伤地说：“唉，这部书为什么遭遇这么多艰难！”今年四月，曙任期届满，担任南剑录事，将向西进入秦地，准备请求在建宁书坊刊刻这七帙；他经过宣州，我便把寅交给我的书交给他。因而感慨晦当初跟随先生受学，常常当面接受教诲。曙在先生去世一年后才出生，却能完成他兄长的志愿，使祖父的著作流传于今天和后世；这不是先生有德的弟弟和慈爱的孙子吗？至于先生家族世系的传承次第、平生嗜学以及著述的丰富，和当时士人都佩服他为关西夫子的情况，已有遗山、江汉、西庵三位先生所作的碑铭、集序等文字。因此，我把这五十年间从前幽暗而今天将要显扬的事情，写在篇末。

译《郭野齐诗集》序 古代的人，用武力平定乱世，用文治守成，只是要看时势和道义如何，遇到什么情况便采取相应的做法。如今做士人的人，遇到事情将要发生，便缩着脖子恐惧战栗，不敢出来施展所学。从班列中看武人成功，难道不是过于固执、过于拘束了吗？我曾听说郭野齐公，在尚未加冠、还是士子时，就喜欢张弓骑马，阅读兵法和军事谋略的书。他的先公严厉禁止，屡屡劝阻也没有使他停止。交游者有的认为他近于狂妄，并不赞许他。等到他通过占卜择日出仕，连续三次辅佐军幕，运用自己的谋划于军旅之中，往往都能奏效，他的先公这才相信他将来果然会凭借武功建立功劳。至元丁卯年，朝廷大规模集结各道军队。襄阳张平宋，本是一时才干、武艺、智谋俱佳的人，众人没有不前来会合、各自施展才能的。在长期围困之下，经过六年才攻下襄阳。趁着破竹般的锐势，骑马挥鞭渡过长江，才得到专门统领一旅兵众的机会；他们踏着蛇虫、穿行于楚越边远险阻之地，面对蛮獠的凶悍、狡诈和欺骗，始终不敢稍稍避开锋芒。对于已经归附安抚的人，必定以仁爱存恤、以诚信安抚，使他们不知道有改朝换代的恐惧。后来又手持虎节，死在军中。如今县官沿袭旧例，掌管民政的职位，子孙未必世代相承；能够世代相承的，大多是掌管军队的职位。父亲死了儿子继承，哥哥终老了弟弟接替，如同汉代的彻侯。因此，他的儿子继承了统领万夫的职位。起初不赞许他的人，妄自认为他的言论迂腐狂妄，柔弱地张口瞪眼，好像根本不值得稍稍期望他留下的风范。唉，这也真是诸位士子中的壮伟人物啊！我游历余杭时，余杭都漕冠公治理两浙，说我为余野斋；我们彼此友好，也有过雅正的一天。如今嗣詹戍来请求我为他的遗集作序，他谦逊地推辞不肯先作，于是我得以读到这部集子。通读全书，共有诗六百多首。他说：“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兴发，也可以使人怨刺。今天的诗虽然不能和《诗经》三百篇相比，却可以考察它来了解国风和王政的大小。总之也都是由于吟咏性情，关涉美恶、讽刺而发，并不是徒然创作。何况它善于描写所遇到的事物，如中华与蛮夷之地的山川风俗，读起来就像亲身走过那里。史官采用这些篇章，也和观看国风有什么不同呢？其中有触犯我心、感动我心而从我口中说出的，直接而激烈，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言辞已经到了可以用来诛奸的程度。”如今同时援引襄阳那些才干、武艺、智谋之士，他们的功劳与郭公相等，官位与郭公相当，有的甚至超过他，将近千人中却只有一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这难道接近于道了吗？那么郭公兼有众人的才能；正因为如此，众人更不敢企及郭公的成就。公讳昂，字彦高。起初任山东统军司知事，改任经历官；又任襄阳统军司经历，升为沅州路安抚使同知。沅州再次任副招讨、沿边溪峒使，不久升为正使；改任虎节长。统领万夫戍守抚州，迁任广东宣慰使，仍任虎节将。本军卒后，由其子继承侯爵震也。有人辑录他的遗文，刊刻出来，传布于一代。有人说：“我的先人不仅功劳如此，文章也如此，他真是有这样的儿子啊！” 《樗庵集》序 我读《陈杞世家》，其中叙述舜、禹、契、稷、伯夷、伯翳的后裔，列于帝王和显赫诸侯之中，说到他们有本纪、有世家，却独独说臯陶封于英六而没有谱系。我曾为此放下书卷说：“唉！英六建立国家，经历虞、夏、商、周四代之间，将近二千年，因为没有谱系，即使凭太史公广博的学识，仍然不能推求、采集它的世系，最终与滕、薛、驺等小国一样，归于不予论述。如此看来，清正有声望的家族，其子孙能够完整保存谱系、不使世德坠落，岂不是很难得的人吗？”这就是欧阳公在《唐书》中取来表彰宰相世系的原因。然而只有世代做士大夫的人家才知道重视这些；有的改从其他职业，不到四五代，对于本宗亲族尚且不能说出曾祖、高祖的名字，何况同族支派相距遥远而且繁多呢？千年的世系，一旦断绝，便连它的源头也无法追寻；太史公所感叹的、像英六这样的人，不知道以后会有多少呢？近世只有吴氏，从五代晋少帝投降辽国开始，三代出了三位名臣、三位宰相：国、陈、秦、燕；秦、燕都做到中令，中令以下的官职略有不同。然而吴氏世代连续做士大夫，直到提举邓州学校君，共八代，宗族支派有一百几十人。若不是君在国家动荡之中把生死谱系刻在木板上，使他的后裔今天能够看见先德的盛大，说：“唉！” 他善于尽为人子之职，在提举邓州学校君去世十九年后，即至元庚寅年，子京拿出他的谱系，显示出上述事实，并请求我作序。于是我恭敬地读完《樗庵集》全帙，得到古赋三篇、古诗八十四首、律诗九百八十七首、乐章三百二十篇、表书启五十四篇、序引三篇、碑志事状十三篇、祭文一篇、青词祝文九十二篇、榜疏十一篇，共一千五百七十篇。若不是其中内容宏大纵肆、广博丰富，怎么会有这样多的作品呢？听说君在全盛时期，年纪还很轻，已经受到海内名臣誉士的知遇；等候在他门下的人必定称他为“内翰”，大概已经到了如果不踏上这个地位，便不足以尽展他的学问才能的程度。如今这些人又都沦亡了，难道还会有像我这样的人，去寻找君的故人、他的子孙，或者在认识他时还留着垂髫发式的人吗？这也足以成为这部集子的悲哀。我私下曾广泛观察，大抵古人的著作在当时不能流行，却流传到后世，所以当时的人即使见到它的大概，也不如后人能够完整地读到它；那么这部集子的悲哀，难道不正是我的幸运吗？读一个人的书，必定要知道他这个人：质朴的人容易拘谨窘迫，文辞铺陈的人容易虚夸，浅近的人容易浮薄卑陋，豪迈的人容易峻急放纵，刚强的人容易粗疏凌厉，柔弱的人容易气力不足；再加上迎合当世者陈腐，违背古道者无法，华丽艳美者远离实际，喜好奇异者艰涩崎岖，失意者喜欢诋毁讥刺，浮躁浅薄者迫促尖刻，怀有机心者偏邪倾险，他们的过失难道不尽在这里吗？只有本性中正、宏厚的人，才能做到从容而明达，光明通透、畅达而温醇；这才是大雅君子，言语与德行相符。此集有这样的作品，而且从不苟且创作，尤其重视朋友旧交在患难、生死关头的情谊，也足以成为后学笃守伦理的老师。我所见大概如此，将来有人出现时，会说我是真能识别文章的人吧。关于他的出处经历，详见故河南府提举学校李君竹斋所撰的墓志。又听说他平生对于辽、金两朝显贵宗族的姓名、官职、功勋、世代以及他们的外家是哪一家，都能默默记诵并详尽说出。我的岳父紫阳翁曾劝他把这些写成书，难道是想借此作为近代的鉴戒吗？可惜最终没有完成。如今子京继承父业，任州学教官，正直自守，所操持、所置办的门第很高；他的婚姻和交友一定选择同类，真是没有使世德坠落的人。他喜欢谈论辽、金世族，大概是平日听惯了我的议论，也许能够完成这部书吧。

译《卢威仲文集》序 元气不能全是阳，所以阴气有时会出来乘袭它。然而能够制伏阴的必定是阳。世道不能永远由君子保持安定，所以小人交替出现，使世道陷入否塞；但能够制伏小人的必定是君子。古人往往在与世俗和光同尘之中，寄托扶助阳气、抑制阴气的意思。圣人有什么私心呢？只是顺应天道罢了。一个小人出生，必定有一个君子同时出生；生下这个人，就是为了制伏那个人。董仲舒、汲黯与公孙弘、张汤同时出生，张猛、周堪与萧望之同时出生，朱云、梅福与王禹同时出生，这其中可以看出天意。因此，冯惮怕王章，贤惮怕王嘉，览惮怕陈蕃，冀惮怕李固，曹操惮怕孔融，诸武惮怕狄仁杰，仙客、禄山惮怕张九龄，守澄惮怕刘蕡，异镈惮怕韩愈。使他们畏惧的是人；使他们有所畏惧的，难道不是天吗？我的朋友威仲出生，难道将使世间有所畏惧吗？难道上天要借他倾覆世道中的阴气吗？他的文章，我没有能够多看到其中最宏大的部分。甲辰年那篇奏疏，夺去了权势者的名分，使那些戴蟹匡、范冠、蝉緌而自夸的人知道官位不可依恃，使悖逆者知道礼法不可丢失。他对于名节和道义的功劳就是如此。在士大夫和学馆之间，是非一定要陈明，邪正一定要辨清。对于朝政的缺失，没有能力说却能说出来的人，一定是威仲；巨大的奸邪势力没有能力抵抗却能够抵抗它的人，也一定是威仲。箭射得精确，猿猴便发出哀叫；镜子明亮，尘土就会显现。威仲因此不被显贵权位所容纳了。他沉浮于乡野之间，啸傲于江湖之上，这是自古忠臣志士不能避免的处境。威仲虽然身处困屈，道却没有困屈。我曾仔细玩味他的几篇文章，大抵文体根源于气，气根源于见识；见识端正，气便端正；气端正，文体便端正。所以他的文章刚劲独特而伟健，明白透彻而通达，激烈而恳切周到。只要看一看，便知道是威仲的文章，大概就是君子的文章。只是我还有所听闻：人的年纪有少壮老年的不同，气质也有清明、昏暗、疲惫的不同状态。所以在少壮时行善容易，而在衰老暮年仍能自立却很难，所能依靠的只有学习。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又说：“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又说：“这是由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像这样才叫学习。这正是威仲一向讲求的，我又诵读这些话来勉励他。《高丽沈王诗》序 天下的事情，用古代来对照今天，不相异便相同；与古代不同的，就与今天相同；与今天不同的，就与古代相同。完全不同的情况必定不会存在。比如高丽氏古今两方面都不同，姑且就已有的事实来观察。自晋惠帝永兴年间起，到宋文帝元嘉年间止，偏处一方建立国家的，有成汉的李雄、代国的什翼犍、前凉的张寔、后凉的吕光、南凉的秃发乌孤、西凉的段业和李暠、北凉的沮渠蒙逊、夏国的赫连勃勃、后秦的姚苌、西秦的乞伏国仁、前燕的慕容皝、后燕的慕容垂、南燕的慕容德、西燕的慕容冲。把这些国家的年数合计起来，取其中两端：慕容冲年少，不能超过十几年；沮渠蒙逊也不到四十年，为什么都这样短促呢？姑且拿它们与高丽氏相比：王氏建立国家于唐明宗长兴壬辰年，历经晋、汉、周、金、宋，直到至大庚戌年，传了二十八代，经历三百七十九年。它的统绪如此久远，继承次序如此绵长；在圣明时代的庇护下，亿万年延续，至今仍未衰微，这究竟是修养了什么才达到这种地步呢？难道是凭借海隅险固，中原军队无法到达吗？还是善于奉事大国，没有失去贡纳和职分？还是整顿修明政治设施，礼乐刑政发挥了维持国家的作用？还是箕子的恩泽，历经百代而没有断绝呢？我所说的不同于古代，就是这一点。它不同于今天的地方，同样称作王，但异姓王与天子宗室毕竟有区别。然而宗室诸王接受封为大国，同样升居广大封邑，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并没有在宗庙中奉祀始祖别子；百姓则由天子派遣官吏治理。他们的府虽可以设置监官，但郡与府属的官员都须请命于朝廷；刑人、杀人、动用军队，哪里敢越过法令？百姓五家缴纳赋税，稍有一次也不许擅自不听命而征发。土地都轮流归入天府，年终再颁给他们，法网也很严密。遇到高丽氏却不是这样：有宗庙和四时祭祀来奉祀祖先，有百官排列来各自尽职；刑罚、赏赐、号令都由本国专行，征收赋税则遍及所辖境内，只是不必把所得送入天府。这样还说它不同于今天吗？不是吗？前代两位祖宗共同包有的天下，何止一万个国家？其中有苗裔世代拥有自己的土地而称王的吗？即使拉住路人的衣襟来询问，也都会说没有；万国之中只有高丽一国。世祖又把乃先生的女儿下降嫁给安平帝姬，追封为秦国夫人，实际生下了今天的王，按亲属关系是外甥；王妃又是裕皇帝的长子晋王的公主，父子前后都与帝室联姻。当储皇平定宫廷内部的纷争时，沈王参与谋定大策，所以皇上报答他，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上柱国、沈阳王、驸马都尉、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高丽国王等职爵。后来宗室诸王封为大国的，封号只用一个字，于是便同样改为沈王。又根据原来的制书，只说：“沈王进为尚书右丞相，加推忠揆义协谋佐运功臣，湛露之恩、天光之荣，可以说没有比这更高的了。”他的宰相和参军接连登门，对我说：“掌管词命的臣子，不可以没有诗作；请您为他作序。”翰林学士承旨便率领属官共同作赋作颂，褒扬赞美，归功于圣德，歌颂台阶之功。那些声响铿锵，仿佛金钟大镛撞击，歌咏虞舜的事业；那些文章灿烂辉煌，仿佛山龙藻火的纹饰铺陈在绘绣之上。既然没有遗漏一件善德，我的序只能排在前面，于是便成了箕舌的糟糠，有人会讥笑它多余了。

译《遐观堂唱和诗》序 遐观堂，是今常州无锡县丞、前南阳府教授梅溪杨蔚彦亨的别业。堂匾由致仕翰林承旨王公鹿庵亲自书写，笔力高古，神采闲雅，韵味深远，真是天下奇异的书法。除彦亨自己作诗外，作诗或歌的共有十三人，我认识其中五人：乐吏部、梁兵部、李庭宾、王继明、张毅。另外八人我还没有见过。捧读开卷，名篇俊秀挺拔，声调和谐铿锵，明白流畅，即使金石之声也不足以比拟它的端正和铿锵；文采灿烂辉煌，绚丽夺目，即使黼黻华绣也不足以比拟它的实质和光彩。二十五年，我罢去玉堂直学士职务的第二年，彦亨也在无锡任期届满，于是我们聚居在穣侯之国。我忘了作诗，还是由您先来激发我吧；从早到晚唱和应答，沉浸于诗卷之中，但我哪里敢与《大雅》相匹敌？然而千里马日行千里，劣马走十天，也许还能够赶上它；因此我竭尽力量，在追逐日影之后奋力前行而不辞劳苦。正在这时，彦亨请求我为《梅溪唱和》作序，我莞然一笑：他并不是来求序，只是特意惊叹那十三位诗人竟然能写出这样的诗，令我自愧不如罢了。虽然如此，你见过善于下棋的人和拙于下棋的人吗？拙棋手偶尔获胜，善棋手的智慧却会日益增长。善于下棋的人避开拙于下棋的人，是害怕自己的棋艺退步。您也害怕棋艺退步吗？我的智慧从哪里增长呢？大概可以说：背负着棋局，只是一味听从老师罢了。《寿庞礼部母夫人诗》序 古人说：观察他的儿子，可以知道他的父亲。父亲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亲身接触他，有什么可嫌疑的？似乎不必等通过儿子来认识父亲。至于母亲，若不是平日与她亲近友好，不能登堂到她面前，抬头瞻仰她的几杖，就不能通过儿子来观察她。没有其他途径，大概只能考察她自己的事情。天下的人，只有平常处事善良，而在变故和欣戚之间，一切都出于真情；必须使平常合乎善，变故也合乎善，使常态与变故相互协调，然后欣喜和忧戚才不会彼此相差太远。庞咏任铨官到海南时，距离京师万里，途中要冒犯像毒疠一样的炎热瘴气，还要乘海船渡洋；船在遮天蔽日的波涛中颠荡，又被排山倒海的风推动。幸而抵达海岸后，才磨砺兵器、身负铠甲，与尚未归服的蛮獠交战，走的是万死一生的道路；任满一年，也未必能保证回来，这实在是极大的忧戚。假如母夫人像其他母亲一样，儿子离家百里，约定十天一月便返回，细心叮嘱他早晚寒暖，时时告诫他饥渴，临行还牵衣相泣，那么庞咏虽有建功立名的勇气，又怎么能忍心拂袖离去呢？他最终能够出行，是因为夫人能够勉励他，认为君命不可违，臣职应当以贤能勤劳来承担。所以说，这是使变故合乎常情。然而庞咏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曾任翰林修撰，如今任小宗伯，都是清贵的职位。乡里距离京师大约两天路程便可到达；她的生活供养，有足够使口体华美愉悦的饮食衣服；她出游时，贵家姻亲乡里都愿意依赖她的仪范法度，这也是极大的欣喜。然而夫人仍不肯轻易离开先人的坟墓来安享富贵，只在涞水之滨安置家室，把荣华看得仿佛与自己无关。所以说，这是改变常态。俗话说：不哭的孩子，谁不能抱持？唉！这样探求起来，她的情感和义理难道还有逃避而不能得到的吗？至元二十三年，我开始在燕地认识庞咏。此后七年，我们在武昌相逢；那一年他前往海南，我们只相处了几个晚上便分别。元贞元年，我才开始与他同在翰林任职，入朝一同办事，出朝一同游乐；相处亲密而又有闲暇，算起来到此时已经超过十二年了。本来可以访问亲友、把我留在官署中，也可以无事而到涞水，因此登堂瞻仰几杖尚且不能实现，更何况亲自为她祝寿、询问她的年纪呢？我只知道她生于四月一日。庞咏素来善于作文，凡是朝廷群臣的文章，大多作歌诗为她祝寿。我想为此作序，前一年被史事阻隔，去年又被迫南归；如今闲居于郢地，心中没有牵累，所以写下事情的缘由作为序，借此向庞咏表达来自三千里外的祝贺。

译《王宪副母夫人九十诗》后序 我常读《诗经》《礼记》中的言论，知道祝人长寿高龄的对象，常常是有官职的君子。圣人的心愿，并不是不想让四海百姓都这样，只是形势使它未必能够实现；他的仁政只在于使百姓不挨饿、不受冻，没有刀兵侵害，能够活到老而已。君子则不一样，国家把治理百姓的责任交给他，他就是代天行事；他的功效和恩泽，能够施及百姓。国家用优厚爵位来维系他，用丰厚俸禄来酬报他。既然君王尊崇富贵的缘故，人们想要依赖他来报答的，只有用“长寿高龄”这一句话，说：“希望能因我的祝祷而使他长寿长久。”父母养育我们。唉！君子对于百姓，有如父母对待子女的道理，虽然不是亲生并养育他们的，百姓却仍然如此忠厚，何况君子对于自己的父母，承受着父母遗体所传的生命呢？那么百姓祝愿君子的父母长寿，其数量将是百倍、千倍、万倍于百姓祝愿我。又不仅祝祷，还用他的俸禄供养父母。卿士有家，就用一家供养；诸侯有国，就用一国供养。有人说：“百姓没有国家，却能够长寿高龄的，又怎样供养？”回答说：“汉代的地方长吏，按时存问百姓，送来帛絮、牛和酒，这仍然是留下的遗意。”允中此时任河南北道宪副，是有官职的君子。母夫人如今九十岁，是长寿高龄之人；她享受四品俸禄，也是由家庭供养的人。供养有俸禄，所以能够备办仪物；备办仪物，就可以愉悦宽裕而没有忧患；愉悦宽裕而没有忧患，长寿高龄便会更加昌盛延长而没有期限。允中以白发之子侍奉白发之亲，他的孝心为什么会这样呢？然而人们未曾观察树木幼小时的状态：气势锐利，全部向上耸立而挺直，不需要依傍旁边的东西；树木老了，势力衰竭，枝干都向下弯曲而婆娑，需要在下面寻找依托。这一道理，人们称作“自然”，但人也未必没有不同之处。至于白发的父母抚养黄发的子女，反而更加厚重地爱护他们，又是为什么呢？这些都足以成为我们面对上天不怜悯自己的深切悲哀。我认识允中到今天已有十年，从未听他谈到父母。己丑年秋天，他派儿子铭拿着诸位贤者为夫人作的寿诗序来见我：为八十岁作的有二十人、二十五篇；为九十岁作的有二十六人、三十三篇，编成两轴，总计四十三人、五十八篇。其中大概有同一个人先后两次作诗，或一人作了多篇。他的孙子锡为祖母作诗，不能与其他人并列，应该另行区别。唉，数量很多啊！上至朝廷群臣中的贤者，下至才德出众的士人，年幼年长不必相同，亲疏也不必有同样的交情；其中也有人未能登堂瞻仰夫人的仪范，却仍然这样洋洋洒洒地诵诗歌唱，由此可见，凡是与允中交往的人，都把夫人当作母亲。这是夫人的教诲。然而反过来牵引并反复诵读这些诗文，仍然忧虑其中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既然称赞夫人作为王氏妇人温柔和顺，那么节度使君守赵将要以一座城救活百姓时，夫人一句话便制止了他，这岂不是越出内室而干预军令吗？但凭节度使君的雄烈和识度，他权衡道义、委身取信、务求成功；夫人的一句话，岂不是从军门之外进入内室而向帷幕禀告吗？这两者都违背了各自的道理，我恐怕君夫人的贤德都不是这样。写下这些话的人，想凭此使后世相信，难道不是诬蔑他人吗？况且如今善于使用权术智谋的人，人们尚且不能猜度他的内心在哪里，何况苍苍高天幽邈，低下的人怎么能凭借年岁就说“我一定已经知道它、一定能够做到”呢？这样做不是诬蔑上天吗？我的这些话虽然足以招来一世人的愤怒，但世人认为这是真知灼见的却很多。诗中有的赞美夫人能够诵读佛经，不知道这样做是想在今生报德，还是想在来世求福？如果认为今生的福报要由外在的主宰万物者归于佛教鬼神，那么还有比这更大的迷惑吗？如果是为了来世，既然已经在光明可见之处享有福报，又去幽冥不可确知之处求取未必得到的东西，贪求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那些奉行佛法的人，必定相信佛经、尊崇佛道。怀之西堂德公，也是僧人中的杰出人物。他活到一百一十一岁，另有一人活到一百零三岁；当时有一位姓白的尼姑与他同龄，早晚诵读佛教言论。德公制止她说：“人是凭借气而生存的。如今你年老气衰，已经不能使气充满五脏并畅达四肢，难道还忍心把它消耗在破纸上吗？”白氏因此停止诵读。那些奉行佛法的人尚且告诫弟子年老后不要读佛经，夫人并不奉行佛法，却反而不停地诵读。允中因此有幸劝谏她说：“我的朋友姚燧确实这样说过。如果夫人真能因此停止诵读，那么气将充实，精神将深沉，积蓄更多而耗出更少，不受损耗而更加完足。从今以后保有长寿高龄，越来越昌盛延长而没有期限，都是因为姚燧的话而得到的。我谨以此为她祝愿。”

译《郑龙冈先生挽诗》序 观察一个人的方法，应当概括考察他内心所存的志向和一生所践行的事情，然后再加以评论。这样才会恰当而不失误。如今名卿贤士去世，没有不是由诗人写诗追悼、约略追述其生平的。他们一生的事迹，有的写德行，有的写交游，有的写受知遇而荣显，有的写御敌恤民，有的因声名而仰慕，有的因年长而敬仰，【原文“二或”疑有讹误】或因政绩而思念，或因文章而传扬。往往各自只取得一件事或一句话，却没有概括说明其内心所存、身体所行究竟始终如何。这就像画工起初学习描绘人的耳目鼻口、颧骨下颌、面容额角、头发胡须，各自分画在不同位置，最终却从未把它们合成一张完整的脸。假如真正要看清一个人的美丑、善恶、寿夭、贵贱，究竟是谁能够完整地画出呢？我年轻时听说郑龙冈公，只知道他家富有清雅珍玩，可以和古代的李邺侯、王副车相匹敌。这是承平时代旧家传习所形成的风气。后来我在国子学生时期，才同他的孙子有节、有文二人交游。当时郑公去世已经很久了，而两位友人年纪还很轻，我也从未询问过他们先祖的德行究竟如何。今年文有来到关中，拿着安西行省员外郎所作、呈示给我的友人江西行省郎中高道凝所撰写的墓志铭，使我得以看到郑公的大节有三件：第一是廉洁，太宗赐给他五万两银子，他推辞了；今上赐给他二千缗钞，他也以偿还债责为由推辞了。第二是谦让：太宗两次把土地赐给他，想让他像诸侯王一样受封，他都推辞了；后来又以高于上相的地位授任两次中书右丞，他也推辞了。第三是仁爱：金朝国势窘迫，汴都尚且坚守城池，太宗恼怒守城者后来才服从，准备攻破城池杀戮泄愤。郑公委婉曲折地陈述理由加以解释，使城池免遭屠杀，保全的人数大约有几十万。世上浅薄地了解郑公的人，只说他是尚医夫；即使擅长针灸、艾灸和药石的人，谁能同和、扁、意、佗相比呢？考察书传中所说能够起死回生的事迹，也不过各有几个人而已。即使这四位名医还活着，把针灸、艾灸和药石的本领全部施展出来，一生的医术，难道能够使几十万人从血肉横流的死亡中复生吗？唉！这四个人所能做到的，郑公或许也能做到；郑公所能做到的，却不是四个人所能做到的。不仅四人一定不能做到，即使当时天下那些功臣外戚、将相，因结交君主而获得知遇却还未稳固的人，也都做不到。古人称赞仁人的言语，说它的利益广大，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自从郑公去世以后，朝廷中的将相以及善于谈论经学、成为通儒的人，文章成为名家，诗歌和辞赋因他而汇集了将近百篇，灿烂如绣绘，铿锵如璜珩。这样追述他一生的人，恐怕没有遗漏他的一件善行了。我仍然忧虑他们各自只取得一件事、一句话，未能概括他的全部生平。因此写出他的三件大节来叙述，使观看这些文字的人还没有来得及详察，便先领会其中的要旨。《冯松庵挽诗序》至元二十三年夏天，我以湖北副宪的身份奉诏急赴京师，因病滞留襄阳。佥河南宪冯君岵也因病获准休假，来到襄阳就医。我同他是姻亲和朋友，关系亲厚，所以得以同他阅读遗山、敬斋所撰写的他祖父松庵的碑志。以两位先生的文章描写大君子的盛大功业，可以说已经竭尽全力，曲折详尽地说到了极点。然而他们评论松庵出仕或退处的关键，归根结底不过反复说他未能施展长处，因德行而含怨，仿佛是在哀叹他没有遇到知遇，我私下实在感到疑惑。况且顺应当时人的所谓“遇合”，还不如不违背义理的遇合更为可贵。从今天回头看，也不妨想一想，金朝末世究竟是什么时候呢？这就像病势垂危、脉息断绝、呼吸困顿的人，替良医打算，只有像秦和对晋侯那样，不用药便离去，以免落得误人的名声，这是唯一的办法。那位大君子，难道反而不能医治这种病，却强行起身，在一个必亡的国家中试验自己吗？虽然如此，其中还是有义理：假使先生已经做了将相，国家的命运、百姓的心情和祸福存亡，都同自己一身相比，那么即使死生也有不顾惜的地方。幸而当时他没有处在这样的职位，只沉浮于寻常官职之间；在当时无力挽救局势，在义理上也没有非死不可的责任，于是驾车归去，提起衣裳前行，徜徉于泉石之间，纵情于文章饮酒之中。这正是大君子想要出仕济世而又保全声名的先见和高致，这可以说是最大的遇合了，还说什么没有遇合呢？当时的人，年长或地位在他之上的，尚且俯身同他交友；同他地位相当的人，都踮起脚来拜他为师；地位低下却遗憾不能亲见他的人，未必不是由于这个缘故，可惜两位先生的文章一点也没有谈到这一点。唉！如果我的话是荒谬的，后世年轻人的议论往往立在悬崖上求取新异，这大概是他们的常态；如果他们果真能够从先生身上有所取法，未必不会认为我的话正合自己的心意，在九泉之下为此感慨一次。又有我的岳父紫阳的诗，髯雷年少，宋是他的门生，而元代的碑文只记载雷、李、王、冀以及渠五个人，没有宋。可是两峰也是豪杰之士，曾游于先生门下，似乎并没有辱没先生，遗山为什么唯独排斥他？这又使我疑惑。先生去世，距今已经四十七年；当时亲身接触过他、后来又为哀悼他而作文的人，也已相隔遥远并逐渐遗忘了。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出生长大在离先生一千多里的地方，地域是那样遥远；年龄才三岁，年齿又这样幼小，眼睛从未接触过他的光辉，耳朵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息；他去世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哀悼，久而久之也不知道什么叫遗忘，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我不忘记先生，却十分特殊，因为先生是在庚子年七月十四日去世的，而我的先父抛下孤儿，也正是在这一年这一月这一天；我虽然品行恶劣悖逆，却不能忘记先父。每逢忌日，在收住眼泪之后，我一定会想到我的先父。当时先生是否认识我的先父，或者并不认识，这无法知道；但他们能够同海内享有盛名的人，在同一年同一月同一天盖棺，也可以稍稍无愧于冥冥之中的安排了。我思念先父，也一定会想到先生，直到终此一生才会停止。《牧庵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牧庵集》卷四 元姚燧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