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庵集卷四

译《序江汉先生死生》乙未年，元军攻取汉水以北的土地。按照军法，凡是用武力攻下的城邑，全部坑杀。德安曾经抵抗交战，斩杀和割取的首级，动辄以十万、百万计。先公接受诏令，凡是穿儒服而被挂在虚假名册上的人，都把他们释放出来。于是找到了已故的江汉先生；他看见先公穿着军服、留着胡须，并没有把他当作南方士人子弟来对待。到了帐中，看见陈列着琴和书，惊讶地说：“北方人也懂得做这些事吗？”先公因此微微一笑，同他交谈后，确知他是奇士，便拿出他所作的若干篇文章。江汉先生因为九族都已残破，不愿北行，于是同先公诀别，准备求死。先公阻止他，只同他住宿，实际上是把他拘留看守。醒来以后，月色灿烂，只留下睡衣在原来的地方。先公急忙上马，在堆积的尸体之间四处呼喊寻找，却没有找到他。走到水边，见他已经披散头发、脱掉鞋子，仰天祷告。只差片刻，他还没有跳入水中。先公说：“如果上天不让您成为君子，您早已同众人一起遭祸了。既然上天保全了您，那么向上承接千百年的道统，向下传给千百世的宏大事业，难道不就在您这个人身上吗？白白死去没有义理。您可以除去君子的称号，跟我北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到了燕地以后，他的声名更加显著。北方的经学，实在依赖他的传扬。到他门下游学的将近百人，其中很多成为通达有才之士。我出生在其中，后来没有赶得上拜见他的鞋履；在这以前，我认识他的儿子卿月已经七年了。我前后两次见到卿月，起初是在洛阳以府中僚属的身份拜见他，虽然曾经同他亲近如兄弟，却还没有谈到这件事。这次我以宪司属官的身份来到邓州，才谈起此事，也因为感念先公始终没有忘记先生。我说：“唉！从先公的角度说，他既然奉诏把先生从军中释放出来，如果又任由先生去死，不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而且先生不也是儒者中被救出来的人吗？一千多人中才得到像先生这样的一个人，却让他泯没无闻，这不是尊崇儒道；正是先公所忧惧、一定要救活他的原因。从先生自己的角度看，谁不爱惜自己的七尺之躯、看重其中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呢？即使已经拿着瓦缶想要投水，也还有所爱惜而没有果断下去的；但一定是因为忍受毒害、遭逢祸患，已经无法一日安居，所以才忍心这样做。对于出仕还是退处，他不是没有思考。于是半夜起身，踏着血肉横流之地来抵御鬼魅，穿过竹林荒草去触犯虎豹，终于到了水边，仰天祷告；他的行动并不是没有祷告。一个人经过思考以后再行动，行动时又十分决绝，那么这种势头往往很难在半途改变。假使不是先公亲自前往，而是别人赶来阻止他，能够舍弃他所忍受的痛苦，改变他重新求生的意志，使他收回已经游向水中的意志，返回这个一日也不能安居的祸患之中吗？由此说来，先生求死，是为了不受辱；先公救他，也不是只想保全他的生命，而是由于知己之情。两人胸中所作的权衡，是在当时彼此为对方作出高下取舍。然而古人中有为知己而死的，却没有为知己而生的。先生用古人所不曾做过的事情报答先公，而先公从先生那里所得到的，已经很多了，还谈什么谁应当感德呢？卿月同我相视一笑，卿月回去后，便把我们所谈的话记录下来，作为这篇序。

译《别丁编修序》至元十九年，我辞去秦宪的职务，回到东周。第二年，又接受任命，辅佐荆宪。我自知才力不足，道路遥远，家贫而力量单薄，又多疾病，且不适应江南的风土，实在很难前往。然而不能顾自傲慢安居：公事上，是受到君命压迫，形势不容自己停止；私下则认为，人生处在文治混杂的时代，如果不趁年纪尚未衰老，去观览江山人物的胜景，到了后来便会留下遗憾。这个不愿停止的心意，大概就是出仕和退处的大致原因。从历任宪司至今，其间经历了二十四个朔望，居住在府中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一，而乘船骑马，走遍澧、沣、峡、归、鼎五州十七县，反而占了三分之二。对于江山清丽迅疾、奇特峻峭的景色，以及人才中特别杰出、秀异不凡的人物，实在像是都储存在胸中。要寻找像鼎州以前那样的人，编修密院官丁公经历胜国三朝，早年已经显达，恐怕没有人能同他相比。因此他的文章宏大恣肆，年德高深；邵日闻天朝屡次起用他，准备任官，而丁公却推辞了。直到今天，在那些一心求进而不能自拔的人中，也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我因此格外推重丁公，丁公回报我的知遇，也应当同别人不同。我巡视各地的任务已经完成，将要回宪府，他却屈尊拿来高文为我的行程作序。我把它读了三遍，很爱它的文辞极其华美而义理极其严正，情意十分深密而礼数极其周全。然而它的毛病在于，只是一味称颂我的一个失误而不加攻击，称赞众人的长处。它说我的文章雄健，学问精粹，传记写得端正，推重我的世系，又称善于治理；这难道是我所担心丁公会做的事吗？世人所知道的我，我的学问和文章果真能够同丁公相比吗？我的传记和政绩果真不是由学习而有所增加的吗？难道这些全都不存在，只是姑且用这种甜言蜜语来应酬我吗？如果不是这样，我凭什么了解丁公，却知道他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正如告诉别人那样，丁公以善于怀抱、铺陈来叙述，却并没有让我知道他的真实心意。丁公心里究竟怎样呢？否则，如果丁公确实没有这样的用意，而我却过分猜疑到这个地步，那反而会获罪，成为妄自尊大的狂妄之人了。或者他有意督促我，使我发扬丁公所责成的心志，以公开的方式施行，又会怎样呢？只是那位最受丁公推重的人，已经辞去征召不肯出仕，仿佛忘却世俗而纵情自得，却能够削减自己原有的权势，创办沅阳书院，聚集学生，培养师徒，祭祀圣贤，祝祷福祉，以成就自己并启发万物，歌咏太平直到老去；不能说贤者不出仕便对这个世道没有益处。书院的地基已经移文给鼎州牧，请他发给凭证；又移文给军府，请他们拔给园中的蔬菜；还在书院门上制作榜文悬挂，以观察它迅速建成并警戒其中途停止。如今我将要回去，或许能够请求辞去荆宪之职北归，却不知道将在什么事情、什么时间同丁公在中原相遇；相遇时握手重述今日之事，或许苍天又会牵引我南来，再次经过这里。十州一定会看见书院建成。我登堂向那些戴着峨冠的士人作揖，他们来向我报告时，我会说：“你们看过大夫役使人修筑工程的情形吗？十个人编成一组，拿杵、背畚箕出力劳动的是九个人，休息的是一个人；休息的人在旁边唱歌，使九个人勤力而忘记劳苦，督促他们出力并犒劳功劳，休息的人也一同领取工钱。如今各位居住在这里，知道编修负畚箕、操杵劳动的辛苦，也应当想一想那个在旁边休息唱歌的人吗？”用这个比喻来启发求学的人，也借此博丁公一笑。《送宰先生》至元三年二月还未结束的第三天，宰相生对我说：“我将要游历秦地，你能为这次出行写一篇序吗？”我带着马鞭游遍天下，几乎走遍各处，唯独秦地从未去过。况且秦地的士人除了修撰雷君以外，我也没有一个认识的。你过去住在秦地，你所推重的人是谁？人们普遍往来的又是谁？何不一一列举出来？我就依靠你的话，逐一拜访他们。”我说：“秦地本来就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只是我还没有能够遍访。大概比我年长的，大多声名隆盛、道德高尚；比我年幼而我没有同他们交谈过的，后来又有什么值得我仰慕的呢？幸亏能依靠他们而同他们为伍，所以遗漏了十人百人，才得到一两个。请允许我为先生诵说其中的人：有一位杨元父，是我的老师也以对等礼节相待的人。他的学问纯粹而端正，操守和行履坚定不移，侍奉双亲的忧思悲哀而合乎礼，他的才能广博而且能够充分施展。每当读史读到那些卓异奇特、意气不凡的人，便一定慷慨激昂，感动奋发，想要见到这样的人。如今如果先生前去见他，也不必担心被认为是自我炫耀。您甚至可以说：‘从前穿着儒服登上常山，用一句话折服猖狂盗贼、使他丧失锋芒的人，正是我。’他听到这件事而不以先生为奇异吗？即使先生早有意气用事、纵酒任性的名声，他也会把这看作古代奇伟杰士的常态，必定宽容看待，并从中有所取法。” 先生出发吧，或许还会有同这样的人相合的吗？又有韩邦杰、刘无竞、吕伯充三人，都是我老师的弟子。他们年龄都比我大；韩邦杰做官的才能，刘无竞天资的美好，吕伯充学问的广博通达，都是我不敢希望赶上的。推算到现在，吕伯充还穿着练服在身，恐怕还不能出仕。两位先生若到您的馆舍拜访，请烦劳您的随从替我问候他们。” 《送雷季正序》我跟随鲁斋先生学习，时间最长，也最为亲近；在同门弟子中，我的学习最懈怠，而且没有进步。从亲自接受夏楚责罚的时候起就如此，何况如今名列仕籍，远在数千里之外呢？过去的懈怠已经成为遗忘，没有进步也逐渐变成退步。季正选择朋友而恰好遇到我，我心里感到安慰，也不敢有所遗憾。不能说他只是因为跟随先生游学已久，所以愿意凭借我的浅陋言语而求得进步，来到先生鞋前拜见。唉！他的志向勤勉，心意良善。可惜他所借以获得福祉的中介只是我一个人，这是第一点。先生辞官归来以后，隐居在故乡，借山泉石林调养身心，家中事务不让它牵累心神，乡人都无法见到他的面。当时想求得像祭酒那样授徒，学生来了便接纳他们，也很难做到。我本来想阻止季正不要去。虽然如此，凭先生平日乐于教人的心意，加上熟悉季正兄长伯静的姓名，曾经为伯静希望见先生却未能如愿而悲悯，最终还是抑制自己的心愿而死去。伯静有这样一个弟弟，笃实好学且善于学习，能够以自身行为感化乡里，卓然自立而不随流俗，又高高然以古人为准则，像古人背着干粮行千里去求正一样。我又想到，凡是有人具备可以进德成才的资质，先生一定不会拒绝接见他。所以我反而劝季正前往。而且景星、凤凰这样的祥瑞之物，世人偶尔能看见，也还会认为是自己一生的幸运。何况大人君子的德行和道义风范，足以振兴一个时代；仁义之言，足以阐明历代帝王的事业呢？只要前去拜见一次，听到他的言论纲要，一定能够使阻滞变得通达，使昏暗变得明白，在从前的学问中获得很大的收获。有了收获却私自据为己有，正是仁人的用心。若不是这样，就出发吧；我将等你回来，听你告诉我见闻。

译《送畅纯甫序》欧阳先生是宋代一时的文人，同海内豪俊之士交往，计算起来不下千百人。等到谢希深、尹师鲁二人去世，欧阳先生为《集古录》作序时，便留下了没有谢、尹二人知己的遗憾。唉！难道是文昌星如此吗？还是创作文章的人难，能够理解创作者的人尤其难呢？我曾经思考古人，只因为他们的言语可以留给后世作为依据，所以依靠它来等待将来。像您这样的人一出现，大概就不会再为此忧愁了吧！整个时代的人都不了解我，如今竟然又是这样；这也许会因为有人了解我而感到快慰，又会因为失去知己而感到悲哀吧？我年轻初入冠礼时，从未学习写文章；看同辈人所作的文章，只看见它们不如古人。虽然不敢轻易在众人面前非议，却也从未在心里轻易认可。后来越过这一步而自我思考：别人有才能，我所持的思虑和议论尚且如此；我没有才能，凭什么避免给别人留下嫉妒贤能的机会？我二十四岁时，才拿韩愈的文章来读，挥笔作文，便按这种格式写出来拿给人看，好像儿童问草木名称：他能做到这个，我也能做到这个；他有这个，我也有这个，不过是给士林表演一种御海的小技罢了。有的人说我的文章有作者的风范，我私心反而更加不喜欢，认为他们忠厚，不愿立即斥责嘲笑我，所以姑且说这种谀媚的话来愚弄我。否则，大概是想鼓舞我，希望我能够上进并取得成就。从此以后，我更加感到惭愧，写成文章给别人看，并且请先师指正。先师也赞赏我的文辞，却告诫我说：“弓箭这种东西，是用来等待盗贼的；抓到盗贼后还要用它来对付人。文章本来是使士子声名远播的利器，然而如果先取得一世的名声，将来要怎样应对别人前来役使的要求呢？不是合适的人却把文章给他，和使合适的人废弃不用、拒绝他，罪过是相同的。这不是周全自身并处世的方法。”我因此停止写作，偶尔写成的文章也不再给人看。纯甫只说得到我的两个字，却不说我不记录、不收录而把文章弃置一旁。又说世上没有了解欧阳公的人，难道不只是了解他的人少，能够读懂他的文章、逐句领会其意的人更少吗？唉！世上难道真有人厌弃空桑所奏的瑟，而想听击缶的声音吗？然而文章可以使道理显得重要或轻微，道理也可以使文章显得重要或轻微。假如后世又有班孟坚这样的人出现，在古今人物九等品评中，必定把欧阳先生列入第一等，那么他同圣贤的距离便有等级而不遥远。即使他的文章没有谢希深、尹师鲁这样的知己，也不妨碍后世；后世仍会因为失去他而悲哀。若列在下下等之外，难道还会另列一等来安置我吗？那样我同圣贤之间便没有等级，而是遥远到极点。我的文章就会像随水飘荡的风花、落在泥土上的霜叶，早晚腐朽罢了，哪里还会有一句话流传到后世呢？只有纯甫相信我；在我看来，他不能不算知己，足以成为百年之后的快慰。我担心纯甫因此便得到四海之中不懂文章的人，那就错了。然而纯甫确实擅长文章，他不轻易把文章写出来，究竟是认为如今积累还不够，准备积累到将来，使《离骚》和《诗经》末流的文章同典谟之文达到一致吗？还是要凭借地位和百姓来成就自己？后来他循良治理地方、掌持宪法，已经成为有才干的御史，将来又会成为富民的良大农。大道在一时得以推行，便没有空闲写文章了吗？难道是因为世上没有人了解自己，于是退藏在深密之处吗？如果是由积累而写成文章，将来大道在一时得以推行、无暇作文，那还可以；如果因为没有人了解自己而不肯写出来，就像我一样，那么即使我不善于写文章，却善于识别文章，纯甫就会错失一个人了。如今纯甫以农副使的身份巡行陇右，我在他离别之时写下这篇序来询问他。至元丁亥七夕。《送郭肃政安道序》书法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体式，也有它的气势。说它太深奥了吗？《周官》却把它列在六艺之中；说它太琐细了吗？礼乐尚且要学习，难道天下人谁不能学书法吗？可是能够凭书法使一代闻名的人，数来数去也不过几位。像这样的事情，也不能把它看得细小，更不能轻易谈论。这就是书法的道理。它的体式有篆、隶、草三等。追本溯源，草书出于隶书，隶书出于篆书，所以篆书是书法的源头。有人说，隶书以下还有正书、行书；唐代湖州刺史杨汉公在《千禄字书》跋文中说，颜鲁公的隶书完全得到钟繇的精髓。因此正书其实就是隶书。它的气势则有拘谨和放纵的区别。说到篆书，可以比作戴冠着冕、端庄正直的人，将要在郊庙主持事务，走路从容而谨慎，行止收敛；转弯回旋时圆而不能超过规，折转时方而不能超过矩。隶书就像平常穿衣在家闲居，不必过于拘束；家人看他仍是严肃的君长，却也可以稍微放纵。草书则像雄健勇猛的武夫，扎着短缨、穿着短后衣，挺起长矛、挥动兵器，前进勇猛，退却跳跃，足迹纵横，出入无常，顿挫起落，挥洒研拂，极其放纵而只随着自己的意志所到之处。然而从事这些书体的人，虽然说是由手写成，实际却由一颗心主宰：心拘谨，字势便拘谨；心放纵，字势便放纵。从来没有内心放纵却能写好篆书的人，也没有内心拘束却能写好草书的人。书法的气势一定要达到相应的道理，这是必然的。我曾观察如今写篆书的人，若问还有谁能超过众人，寻求一个能够一步就达到古人境界的人，只有郭肃政安道一人罢了。他每天从事这种拘谨的书艺，心志存守而不放纵，难道不近于克制私念、成为圣人吗？再看我只专门写草书，内心放纵却不知道拘束，二者相差万里。安道号西野，喜爱学习而且擅长文章；如果没有他，书法就不能独自在当今显耀。将要分别时，我在纠郡于岳的序文中写下这些话来询问他。

译《送李茂卿序》大体说来，如今做官有三条途径：一条由宿卫，一条由儒者，一条由吏员。由宿卫入仕的，任命出自宫禁，中书省只负责奉行制敕罢了，占十分之一。由儒者入仕的，校官以及达到品级的，由提举、教授等官出自中书省；没有达到品级的，则由正录以下官员出自行省、宣慰司，占十分之一的一半。由吏员入仕的，省、台、院以及中外各部门、郡县，十之八九有一半属于此途。吏部苦于从九品以上本应得到资格的人层出不穷，而我们所能接纳的名额有限，所以制定资格条例来限制他们。必须任职满九千个月才准许入官，仍认为不够；后来再次下令，把期限增加到一百二十个月。唉！积累十年之久，劳苦吗？李君茂卿曾经同我一起受业于先师司徒公，是儒者。他的父亲任户部官，恩荫已经推及他兄长的儿子；等到李君将要参加吏员考试，堂帖命令他出任湖广省属掾，任满九十个月后将赴铨选。中书省中，我向他道贺说：“有人不称职，幸而没有被御史纠察，是因为你勤勉有效；没有这样的人。有人贪婪墨黑，幸而没有遭受罪网，是因为你清廉谨慎；没有这样的人。有人有所依仗，暗中逃离职守，同僚便欢喜地替他求情，使他一时幸免于谴责斥退；你处事持正、不阿附，没有这样的人。有人倚仗权势，侵扰州县，双倍收取剩余钱粮来肥厚自己的家产，幸而没有受到百姓和众人的怨恨；你除了俸禄收入之外没有别的经营，除去仆人和马匹，回头看自己几乎没有同伴；没有这样的人。有人树立姻亲党羽，把子弟送入仕途，以防日后进身无路，幸而没有被士人贬斥；你没有这种行为。举凡这些，都是可以称贺的地方。” 谚语说：“两个婆婆之间，媳妇最难做。”政事堂上面、幕府下面的属官很多，有时达到二千人；事情一来，抱着文书等候签署，没有一件可以置后不办的。众人都要观察上司的脸色，听他说话，按照他的举止行动而稍作迁就，只要不相抵触，便驯顺地按规办理，从自己手中发出。譬如厨师善于调和众人的口味，喜欢酸的、喜欢咸的并不一致，但这并非短时间能够做到，必须长达八年。大的方面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小的方面是米盐、铠甲和兵器；能够完全了解人情，熟悉事情的形势，补益自己所不能的地方，所得难道不是很多吗？如今那些老于文书案牍、凭此达到显贵官位的人，大家都轻视他们。我们这些儒生只会高谈阔论，疏远实际事务而不能适应实际用途，却倚仗自己的才能，也不过如此而已。君既然能够胜任这件事，此次出行，凭借军国公相一向了解你的本领，不要说一定会得到破格提拔，只要依照资历应得的次序前进，也已经超过过去的卑微处境了。如今是让人做官，还是让吏员留在朝中或居于外任，谁能作主呢？听闻司徒先生平生讲六经仁义之言，又用如今所能做的实际事务来辅助它，古人所谓以儒术修饰吏事的人，除了君还有谁呢？” 大德己亥年秋八月上弦日书。《送姚嗣辉序》通过文章选取士人，始于隋朝，盛行于唐朝。其制度是：有关部门选择那些修养学业、在乡里有声望的人，歌唱《鹿鸣》后进献给朝廷，称为贡士。到京后用声律之文考查他们，达到标准的称为选士；但还不能立即做官，必须等待有地位的人举荐。还要看举荐者是什么人，是否众多而且贤能，以防被举荐者才德不足，然后才授给官职。前朝沿袭这一制度而略有改变：选中后就授官，只是不让他们担任县令；必须由制置、提刑、转运等各司五人举荐，才任命为县令。由县令升任郡牧、侍从和五府之官，没有不能达到的。所以从贡士到选士再到被举荐，千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个能够得到，实在艰难啊！我的同宗姚嗣辉，是前朝选取的士人，在当时声名显赫。跟在他后面的人有千百个，怎么能少写几句呢？直到如今制度改变停止，他的声名仍然清楚显著，不可埋没。他任洪州学校官任满后，在秋季入朝观光，寻求到执掌政务的卢公、吴公门下通报姓名，千里之内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得到这种机会；唯独他们对嗣辉倾身相接，向诸公迎接称誉，难道只是因为文章吗？自然是因为他的道德实质不同。士人能够遇到这种情形，也可以说是遇合了。既然有了这样的遇合而通达显达，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然而最终仍不能在旧有基础上再增加什么，稍稍调任武冈，反而离洪州更加遥远。难道两位公卿只是表面上看重他，而内心并不肯出力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他们受到严密法制的限制，又因为先前得到举荐的人太多，只能拱手旁观，不能越级提拔他。因此南桤准备顺从你的意思前往时，我已经告诉他：“如今凡是做官的人，听说任职是为百姓办事，有治理赋税、审理诉讼之类的事务，无不面有喜色；听说任职是管理士人，便因为没有贡选和利禄的希望，学者怠于学习，空置教师席位，夏楚的刑罚也无从施行，最终在这种职位中没有快乐。”嗣辉将来也会这样吗？何不也想一想！官职是教化风俗的根源，也是政治治乱所寄托之处。不要远远地考察古代而不加以鉴戒。如今司徒文正许公，地位卑微时在大名、辉州、秦地、河内，以倡导和传播这一道理为己任，诚恳地私下仿效圣贤，弟子无论年长年少，年龄并不相同；资质有锐利有迟钝，才能也不相同；积累下来多达数百人。朝廷听到他的名声，征召他任成均，没多久又授为左相；一年多后辞免，又请求回到成均。后来他的弟子接续掌管三公大权的将近十人，任卿曹、掌风纪，或任二千石而使令交错于朝廷内外的，又有十人。这样的人，对于隆盛太平的治理，难道没有稍许辅助吗？嗣辉如果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用规矩熏陶这个地方的众多士人，使其中一两个成才的人得到任用、服务于这个世道，让海内之人指着他们称道说：‘这些人都是这位大夫扶持接引出来的。’这样便可以同我们的司徒公相匹敌，他所获得的功效将会很多。” 努力从事这件事吧！嗣辉是蜀人，因为蜀地多桤木，虽然寄居荆、吴之间，却没有忘记故乡，所以取号为“南桤”。

译《李平章画像序》陛下还没有出阁时，李道复每天陪侍讲解经书，陛下亲近并敬重他。陛下曾召来画工，只求把他的形貌画得十分相像，赐给他“秋谷”的称号，命集贤大学士王颙大书其字，亲手刻成匾额，并在匾上题注：“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至大四年辛亥春，陛下登上帝位，下制授道复为光禄大夫、中书平章，令其以致仕身份终老，以充分发挥他的学问。后来臣将这幅图装裱装饰，填金刻制匾额，并摹写御赐称号和御署的卷轴，加上题签装轴，宠荣光耀达到极点，世上还有谁能同他相比！陛下命臣为它作序，将让词臣歌颂其中的意义，供陛下亲自阅览。臣接受诏命后惶恐不安，反复思考过去帝王为臣子画像的事例：商高宗为傅说，汉中宗为麒麟阁中的功臣，世祖为云台功臣，唐太宗为凌烟阁功臣，只有这四件。麒麟阁以下的那些人，都是将相之才，开创国家、承受太平或乱亡，辅佐治理，借助谋略以达到安定；傅岩中的傅说却不是这样，起初并没有这些功劳。他功业显赫，帝王把他的形貌画入梦中，从民间寻得他，于是停止寻访而任他为相。如今为道复画像，能够同傅说相比吗？高宗是在即位三年以后为傅说画像，陛下却是在登帝位一纪之前便为道复画像。当时画工运用心思，技艺还有未能达到之处，便用手工设色补足。高宗对傅说难道也有这种情形吗？可以断定并没有。李泌跟随肃宗在途中，有人指着他们说：“穿黄衣的是圣人，穿白衣的是山人。”后来李泌果然做了宰相；道复恰好也姓李，难道也可以说：“穿着他的衣服，我也已经做了宰相”吗？把道复称作山人，为他赐号刻匾，肃宗对李泌难道有这些做法吗？也可以断定并没有。李泌虽然是贤者，但言论涉及神仙，迂曲怪诞，所以史官有所贬抑。只有傅说没有可指责之处。我曾考察这些事，古今时代虽然相距不同，帝王治理国家的道理却没有不同。为什么呢？陛下所处的，正是历代圣人的位置；历代圣人君临中土，尧舜过去曾经这样做过。至于高宗，也是商代圣贤之君，以自己不能成为尧舜为耻，所以命令傅说说：“你要像金属需要磨刀石那样成为我的砥砺，像渡过大河需要舟楫那样成为我的舟楫，遇到大旱要成为我的及时雨；要酿成美酒，只凭曲和蘖调和酒味，只凭盐和梅调和滋味。”反复取这些事物作比喻，寻求彼此互相修治，这些都是陛下以道复为虞廷之臣的心意。如今说到道复的才干，有足以同傅说相比的地方，谁敢违背这个正确的判断呢？然而他所处的地位，正是傅说的地位。若比较他的学问，臣反而希望他做到傅说所没有做到的：广求见闻以建立事业，学习古代训诫以积累自身修养，招纳俊杰使他们列于各级职位，回应并宣扬天子的命令；这样也足以继承傅说留下的美名和功业，以报答陛下了。然而若不是旧学之臣，世人不会要求他这样报效，等到政治安定、功业成就、德行尊盛而年岁已高时，或许便在秋月之中辞官退居，垂钓于云水之间，玩赏泉石。朝堂有疑难之事，便派使者奔驰前去咨询他，却仍不能让他专断。这就是作为山人，世人称他为“山中宰相”所无法避免的情形。此年夏五月作序。《冯雪崖二孙名字序》我认为汉代刻瑞碑的笔意深厚古朴，曾经摹写“麟”“麒”二字，把它们缩小，刻在瑜玉佩上作为私章。故人冯雪崖宪副看见后向我索取，说：“我将把它们赐给我的孙子作为名字。”所以长孙取名麒，次孙取名麟。十年以后，主管长林县簿的人对我说，我的孩子麒等已经到了元服之年，何不替他们取字？于是我想到，汉孝明帝在南宫云台为功臣画像，实际上取法于孝宣帝的麒麟阁；征西大将军、阳夏侯也在其中。当诸将论功封侯时，他独自避开，在大树阴下休息，世人称赞他不夸耀自己，称他为“大树将军”。麒是他的后代苗裔，应该取字“汉功”。周穆王驾驭八骏登上昆仑山，后来好事者把它们画成像麒麟凤凰一样飞翔。柳子厚在诞妄之余，看到天子的马厩，名字中有“麟”、形状像麒麟的马，难道还少吗？何况瑞碑上所画的马，伸长脖子高声嘶鸣，扬起尾巴高高奔驰，身形孔武肥硕，像马一样，而头角同骏马相比又接近麒麟，二者不是很相近吗？给麟取字“周骏”，这样命名，既必定难以冒犯，又新颖而不怪异；寻求其中的义意，则有所联系而不脱离本名。而且两个名字各自都同他们的性情有相近之处。汉功循序谨慎、收敛缜密，王母曾称赞他能够像父亲一样尽孝；他既然能在今天守持家法，难道不能推及长远，在古代追念鼻祖的足迹吗？等他们出仕以后，从事业功绩上看，可以期待他们不夸耀自己。周骏卓然出众，才华发达而强健有力；那么即使大道远在千里，也或许能够在一日之间达到，并且可以因此获得幸运。大德庚子年闰月中休日作序。

译《序牡丹》我从中统元年开始观察牡丹：见到寿安红，是在洛西刘氏园；中统三年见到左紫，是在洛阳故赵相的南园。两种花都是千叶，花株都高四尺。寿安红有二十个花萼，直径七寸，高度同直径相等；左紫有四个花萼，直径八寸，高度相等。又过三年，见到千秋状元红，在燕都故相杨大参的宅第，花株高五尺，有四十个花萼，直径七寸，高度相等。又过二十年见到的，在长安毛氏园中最多，将近一百株，花株稍低于二尺，但都是单叶，大小参差不齐，没有特别奇异的。又过二十年，见到玉板白，在洛阳杨氏的花栏中，花株也稍低于二尺，多叶，有一千个花萼，直径稍小于七寸。在邓州见到三种：张氏肖斋的衡山紫、陈氏终慕堂的浅红色。两种花都是千叶；衡山紫花株稍低于二尺，将近二十个花萼，直径稍小于五寸；浅红花株稍低于三尺，将近五十个花萼，直径稍小于六寸。只有萧仁卿承颜亭的白花，花株高三尺，约有六七十个花萼，直径稍小于七寸，叶子最为繁盛。另有绯红、紫、碧三色相间的花，花株稍高于一尺，花株每尺可有四五十个花萼，繁盛程度仅次于白花；还有绯花，花株单枝，高十寸，有十个花萼，直径八寸。这两种花都叶多，而绯花尤其奇异，所以列为佳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七尺〕 如今已经失去名称的，另有鹤翎红，是千叶、小株，单个花萼高大五寸，宽度与高度相等。将来花株长大，花朵也会因此更大；它是邓州花中的冠军。仁卿过去说，这是洛阳寿安福孙；依我看来，它大不像寿安红，所以现在的名称“浅红”，是我取的，大概只是根据它的形态和颜色相近来命名。长安、洛阳的各种花，我已经忘了它们的香气；若把它们同邓州花比较，哪一种能胜过那种香气浓郁、繁盛柔美而可爱、像紫薇一样的花呢？衡山紫是第一。这是我活到五十一岁所见到的花。不过从元年至今已经二十九年，我在其中六年见过花，六次见花的地方从燕地、长安、洛阳直到这里，约有数千里。元年、三年和至元二十年三次在洛阳所见的是同一地方的花；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又分别见到过。燕、秦、邓是不同的地方，总计大约一百一十株花，而千叶名品才见到四种；可见千叶名花很难遇到，也就像一千人中才有一个英才、一万人中才有一个杰士，是世间尤其不常有的，何况能够得到赏玩酬答也是有定数的呢？刘氏、赵氏两座园子虽然都有酒，但园主年纪很轻，不善饮酒。杨参政当时同我的先世父亲中书左丞一同入朝，属于父辈，我同他饮酒而不敢畅饮。毛氏园中我当时任秦宪，毛氏正在经营酒业；我刚下马走去观看，选择剪下几朵花萼，未同他们饮酒便离去了。杨氏任职期满秦宪，将要赴任荆宪，借住在他的房舍中。我客居时心情孤寂，没有人同我饮酒。张齐、陈堂才拿来一两杯酒，各自射箭一回。二人离去后，不能称作饮酒。那天尽情醉酒相欢的，只有承颜亭这一回而已。唉！像我这样五十一岁的老人，远行数千里，始终到如今；二十九年中，只见过六次，实在稀少，却没有什么值得酬赏的功劳。第二天酒醒后，仁卿请求我记下这件事。我口头没有拒绝，心里却认为：若把樽俎间琐屑的饮宴之乐当作文章来写，哪里值得下笔？那年夏天，白花忽然枯死了。秋天，他又坚决请求我记下它。我这才想到，从前坐在这株花旁时，谁能预料它转眼便再也看不见了？也可以说是一件奇事。又想到左紫只有一株，已经移栽到嵩山庙中，我在洛阳也完全没有听说它的消息。寿安本来还在它的玉板上，白及在毛园有一百株，将来会不会像左紫一样？是我把它移植给别人了吗？还是也像这株白花一样已经枯死了？唉！过去的事情尚且如此，何况将来的事情又怎能预料呢？细小的事情尚且如此，何况比这大五倍、十倍、百倍的事情呢？那么，我一生中本应勉励自身，却因循懈怠、用力不足而失去、再也追不回来的东西，已经太多了。这实在可以成为“老年将至”的一声感慨；至于植物的死生，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仁卿只是喜爱我的文章，已经多次记述承颜亭并请求我为之作记，就像老父亲取得张长史的判词一样；我特别看重的，只是他能怀着这样的心意来请求而已。然而我又想到，这六年之间，不善于饮酒、不敢饮酒、不能饮酒，又有谁同我饮酒，或者虽饮而不能称作饮酒呢？并没有别的原因，大概只是没有志趣相投的诗人来尽情抒发罢了。至于承颜亭那天，梁宣慰贡父、张总管孟卿、王工部景韩都在，他们都擅长作诗，哪里知道不能成为后世的典故？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再得到。于是依照《兰亭集序》的例子作序，只可惜当时没有诗歌唱和，也没有依照《金谷酒数》罚酒。《牧庵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牧庵集》卷五 元 姚燧 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