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庵集卷九

译易安斋记 医术这一行业，也有与宰相相似的道理。伊尹耕种于莘野，傅说在傅岩之野筑墙，姜太公在渭水垂钓，诸葛亮耕作于南阳；这几个人当初难道是有意求得商汤、高宗、周文王和汉昭烈帝的知己地位吗？那四位君主知道他们是能够闻名于世的才士，可以和自己共同承担天下，于是有的三次聘请，有的借助形貌特征访求天下，有的从卜兆中得知，有的从水镜先生那里听闻。刘备三顾草庐，亲自前去求访；诸葛亮深深拒绝、坚决闭门，刘备不得到他便不停止。那几位臣子由于君主礼意渐深、感情笃厚，才起身答应。宰相是这样，医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医生不主动求访病家，而病家恳切相求，我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这是相同的第一点。又如宰相见当时的君主任用自己已有二心而不能专任，就解下官帽、纳履离去。这同医生为那病家诊治，病家又不专一，另请医生参与，于是收起医术，不发药便托辞离开，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相同的第二点。两者最相似之处在于，古代贤能宰相治理天下，必定处在天下危急的时候；君主信任、任用他，事情成功归功于你，失败也归罪于你。这样，宰相才开始主动承担天下的重任，施展自己的积蓄，把安定天下四方的措施推行下去。天下后世歌颂他说：‘那位宰相有使危局转安的才能。’ 人谁没有疾病？并非一定要到了疲惫衰弱的严重地步才算危险；凡是稍有不适而早早失于治疗的，都是危险逐渐形成的征兆。做医生的，只有病家了解他、依靠他来求生，也只有病家把生死托付给他，他才敢竭尽全力，施展像扁鹊、华佗那样剖析病情、探究病源、剔除病邪、除掉病根的本领，使危险转为平安。范文正公说过：‘得志时愿做贤能宰相，不得志时愿做良医。’这真是知晓真理的话啊！医师赵君济和，是邓州的良医。秦和是古代的良医；赵君字为和，以此尊重并比拟他的名号，已经同秦和相称了。何况他读书很多，又用这些学问来辅助医术呢？赵君有一座亭子，所以题名为‘易安’，大概取自晋代陶渊明《归去来辞》。有人嫌它同妇人李易安的名号相同，认为可以更改，我说：‘不必更改。’把‘去’按入声读，意义便不同了。我想到医生和宰相都能使危险转为平安，所以用这个名字来称许他。但我又想到，我并不难于寄居异乡，却难于在那里学习；没有师友，生病又没有良医。如今穰城有济和，若我自身遇到危急，想托付给他使危险转为平安，除了他还能依靠谁呢？这两种人中，我已经先得到了一种。朝阳洞记 穰地是秦国和魏国的冉氏所据的侯国。我寄居的西邻，是工部王景韩的园子，靠近城西城墙；于是凿成一间洞室，在东边种了梧桐，树荫映照着朝阳。我曾经经过那里，在洞中游玩休息，并作《大雅·卷阿》中的诗句说：‘凤凰鸣叫，在那高高的山冈；梧桐生长，在那朝阳之地。’我又听说，凤凰见浊世有险恶的征兆，没有值得观览的德行光辉，便在千仞高空飞翔而不下降。这就是贾谊深深叹息、感慨屈原没有遇到时运的原因。然而自有文字以来直到今天，唐虞、夏、商、周以及五代姑且不论，单看秦、汉、晋、隋、唐、宋六代那些一家天下的时代，似乎都在德行上对我元朝感到惭愧。人生能遇到这样旷世的时代本来极难，而我和你沐浴在洛地的太平之中，究竟处在怎样的时代呢？况且汉代中宗还没有达到盛治，那时尚且招致五只凤凰聚集；难道如今反而有不可见到凤凰的道理吗？但是凤凰栖息必在梧桐树上。黄帝时凤凰遮天而来，曾停在东园不肯离去，这本来就是招致凤凰的事。后来重华任用禹，砍下峄阳的孤桐，制成琴瑟；等到八音协调，箫韶将要完成，凤凰便几乎来朝仪舞了。这样看来，砍梧桐制成音乐，也足以招致凤凰。我们灌溉、培植这棵梧桐来等待凤凰栖息，或者不能招来凤凰；把梧桐砍来制乐以等待凤凰来仪，或许两者总有一种能够实现。这两件事，都是希望我们的君主能够达到黄帝、重华的境界，确实能亲眼见到凤凰。我虽然年老，还能够奋发努力，赞扬上天的美好恩德，把它刻在金石上，歌咏舞蹈直到终老，这就是我微小而幸运的愿望。如果终究不能招来凤凰，那么上天或许会让景韩出仕，遇到一位能用一句话使四海之人倾心聆听的贤者，像古人所说凤凰在朝阳鸣叫那样，这就更加美好了。难道一定要飞鸟中超出同类的才称作凤凰吗？

译康瓠亭记 金石制成的器物，是寿命最长的东西。寿命最长的，上限也只到夏、商、周三代。九鼎沉没在泗水，夏代的金器和石器也已绝迹，所以没有比岐阳的石鼓更早的了。金器始于商代，石器始于周代，因此金器又比石器长寿。所谓三代，实际上只剩两代。我晚年没有别的嗜好，只要得到夏、商两代的彝器便高兴得忘记睡觉；行走时随身带着，坐下时也都接触它们。它们仿佛是以博闻增益我的老师和朋友，又仿佛是至亲至密的兄弟。安置它们时，用锦绣作褥，用髹漆作匣；一点也不役使别人，只亲自守护，以此作为防护。我曾建造一座亭子，命名为康瓠，专门收藏这些器物。商代的有殳丁卣、父辛爵、禾目鬲；周代的有屈生敦、台夫鼎、麟凤罍。只有罍没有铭文，只能根据纹饰给它命名，仍遗憾不能考辨它的时代，不知道它先属于哪位君王、哪位人臣。汉代的鼎、壶、洗、鉴、鐎、斗、镫、镬，与这六件相比，就像王公的奴仆，所以也排列在下等的位置。有人说，贾谊所谓‘抛弃周鼎，珍视康瓠’，是讥讽贤与不肖的位置颠倒，把低贱的当作尊贵。您收藏的商代彝器光辉超过周鼎，珍爱它们也达到极点；所以使您郁郁不平、断绝尘缘而清寂于山林，原因就在这里。谁能说玩赏器物的您不是以此行道的贤者呢？怎么竟至于诬蔑一代的人，又辱骂两代的器物，假称它们是康瓠呢？我听了不禁发笑。您一定把陶器看作康瓠，所以您的话才这样胶着不通。我有所感触，因而说：古人铸造铭文，例如卣上写着‘敦作殳丁宝尊彝’，开头的字含义不详，大概是殳丁的名。敦上说：‘屈生开始制作宝敦，子子孙孙万年长久，用来享祭，仿佛祖先就在眼前。’有的是承接上代，有的是留给后代；这类器物都不是亡国之臣、覆宗之子所能制作的。必定是世家大族，有民众和宗庙，有诸侯卿士中的贤哲。两代的诸侯卿士中的贤哲，有民众和宗庙，成为世家大族，岂止千万人？推求其中举行丰盛祭祀、采用盛大礼仪的人，必不会每人只制作一件器物就停止。至于干、坎、沈、熟等不同用途和施用方式的器物，没有不全部借用、全部陈列，并且还有副器的。因此即使世上有二三万户大族，器物数量也不算多。秦国只顾着铲除先王之道，它造成的祸害难道只是焚书、销兵吗？铸造金人、钟、鐻的器物，未必没有因此被毁。我们怎么知道呢？宋代景祐年间制作乐器，铜材不足，便用宝龢钟充数。那么世间从荒废的祠庙、破败的坟墓间挖出，卖到穷乡僻壤的低贱店铺里，又被乡野之人毁掉、被冶工熔铸的器物，难道还可以穷尽吗？如今像我这样专心赏鉴古器的人，世上不到一百个。只有一两家曾经执掌政权的人家，收藏积累多至几十件；每种都有一两件，也有一种只有一件。把我所拥有的六件平均计算，世上原本应有数百件；那些荡然无存、没有痕迹的，竟还不如康瓠的一百块碎片。这样看来，今天保存下来的，都是康瓠所遗留下来的残余罢了。何况这六件器物，防梁已经断裂，爵已经折损，戈、鬲的颈部已经穿孔，罍已经腐坏，臂鼎的盖子也有残缺，已经显出康瓠的征兆了。只有敦还完整，却也重重衰败。屈生以及他的子孙，所说的‘用来享祭’是享祭谁呢？‘仿佛在眼前’，又在哪里呢？从夏代到今天三千多年，而九鼎沉没泗水已经一千六百年。假如再过像夏代到今天这样长的年代，那么商周的金器全都像九鼎一样，还能独自等待万年吗？我有这样的感慨，最终仍以道理归结，所以命名为康瓠，难道是在诬蔑人、辱骂器物吗？说我因此厌弃轩冕、清寂山林，把玩物的资财当作行道之具，确实像是高明见识所照见的。赫羲亭记 人没有不喜好的事物；嗜好很深而且有志向的人，能够暂时克制自己，但未必能保证终身不再涉足。即使贤者如程子喜好打猎，曾经勉强克制自己断绝这种嗜好，自称已经忘掉了，为什么直到终身还要拿这件事去质问他的老师呢？周子认为这种说法很不对。后来遇到打猎的场合，虽然没有参加追逐，心中仍然跳动喜悦。由此可知周子的言论正确。现在想来，打猎的事情如同太阳下的影子、耳边的声音，虽已阻止而再也找不到踪迹，却仍然像这样难以克制、难以忘记。何况金玉珠玑这些东西，眼睛看得见形状，手摸得到质地，能够使穷人变富，也能够使富人更富，它们的利益很大。它们在我之前已经存在，在我之后也不会被忘记，寿命很长。人一旦已经嗜好它们，突然想要克制自己、不再拥有，确实很难。所以由嗜好而积聚，由积聚而发展到占有很多、引起众人嫉妒，最终达到祸患临身的地步。法书名画也是物品，年代久了就会成为破败的绢帛、损坏的纸张，得到它们不足以使人贫穷，失去它们也不足以使人富裕。嗜好金玉珠玑的人不会顾及这些；即使鉴赏之家寻求它们，也只能在千年之后约略得到古人遗意；即便聚集拥有它们，也没有人争夺，不会招致祸患。这难道不是可以作为克制嗜好的一条道路吗？我到白头以来，也痛下决心戒除这种习气，所以对于自己非常喜爱的东西，只要有人想要，我便几乎毫不吝惜地给出。箱笥中没有存放超过十年的物品，可以说没有积聚了。然而见到别人的珍奇之物，仍常常有希望得到的心思，有时还开口求取。唉，嗜好损害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这正可以作为终身不能善于克制自己的人们的警戒。我过去有右军三帖，都出自宣和年间的宫廷秘藏；其中《姊告安和帖》给了冯宪副寿卿，如今又把另一件遗书给了张总管梦卿，现在所保存的只剩下《子鸾帖》了。唉，这些书帖，大概按照《兰亭序》书写，永和癸丑年往后推算，直到至元戊子年，共九百三十六年。即使说它们不是真迹，而都是唐代摹本，也有五百多年历史，都可以作为两位公家法书中的第一等。梦卿是儒将，他经世用事的才能当时很有名，年纪正盛，事业正如水涌山出，绝不是仕途功成后退居、借玩物怡养老去的人，不会让这些法书毁坏在破绢坏纸之间。去年他从湖湘行营获准回家，拜扫先墓，就在宅第中建省斋，并在东边建亭，请我命名。我想起晦庵曾经在湘西岳麓山顶题写‘赫羲亭’，后来到那里，觉得原名不够相称，准备把它改为‘祗芳’。然而‘赫羲’二字的文辞实际上源自屈原《离骚》，我喜爱它的雄伟，曾把我长安赐第的楼命名为此，又想到了岳麓的亭子。既然仍觉得不够，便应改为‘祗芳’。如今暂且用‘赫羲’为这座亭子命名，其中的意义如下。我写说明说：‘羲之’是右军的名字。‘赫’是草木明亮而显著的意思。若说要使王羲之、右军的书法在这座亭中彰明显著，当然可以称作赫羲；由右军的书法使这座亭子的名称更加彰明显著，也可以称作赫羲。这也如同萧斋名为宝晋的例子。

译斯得斋记 南阳医师刘君大亨有一间像船的书斋，来求我题写匾额。我把‘斯得’二字归还给他，担心还没有说明其中的旨趣，又写下这篇记：过去我曾怀疑叔向讥讽子产铸造刑书是不对的。像皋陶那样制作士师之法，可以说是有才能；而《虞书》不是说‘用刑法来规范’吗？典就是刑书。如果不把法令垂示出来，怎么让人知道避开犯罪呢？后来听先师谈论筮法，说从前子师曾经诊察一个病人，认为应当服用峻烈的药剂，但心中犹豫，便拨动蓍草询问，得到《噬嗑》上九爻辞：‘肩负刑具，遮没耳朵，凶。’有人说这不是吉兆，我却说这是罪人得到的征兆；病人服下这药，果然痊愈。燧说：唉，世上也有这样的可悲之事吗？有的医生把病人当作罪人，正好用刑书来对付他，难道审理案件竟像医生治病一样吗？医生是百姓生命的主管；弱者依靠他变强，脆弱者依靠他变坚，危险者依靠他转安，天年将尽者依靠他延长寿命。只是因为他的治疗神妙巧妙，使疾病无从抵御，所以能够像罪人得到刑罚一样使疾病被制服；昏昧的医生却反过来使疾病先得到发展，把病情浅薄疏忽地看待并任意侮弄，逃避刑罚，把罪责推到自己无法攻治的地方，认为疾病不可能治得好。因此先师的诗说：‘医生能够曲折深入地探求病情，疾病也能够辗转巧妙地躲避医生。’为了疾病求痊愈却最终不能痊愈，究竟应由谁负责呢？这就是古人感叹‘药石进入喉中，比莫邪剑还令人畏惧’的原因。况且莫邪作为器物，并不能自己跳起来向前杀人，必定要有人拿着它。后世把《春秋》看作仲尼的刑书；如果确实用它来作为防范，那么承担法律恶名的，究竟是谁，又是谁亲自操持它呢？唉，实在可怕啊！然而我又听说，这类言辞在《风》《雅》《颂》中多有创作，那么思考的人也可以同样这样做吗？天下的事情，道理都具备于我的心中，不思考就不能得到；何况医治疾病尤其需要致力思考。能够思考而得到认识，是‘斯得’的基础；‘斯得’又是进一步思考所得的构成。如今医生居住在药市，只知道招揽病人；求医的人多了，便贪图获利而对各种病症泛泛应付，把侥幸治好作为获利的常法，没有时间深入思考，怎么能做到‘斯得’呢？大亨若不是医术足以使同辈信服，谁能推举并超过他呢？他使本州人信服，又推举他、尊崇他；本州一定会因为他的医术精密、善于思考而受益。古语说：‘做官到了仕途有成时就懈怠，是因为不再思考。’医生的事业发展、声名显著，也算仕途有成；到了这一步懈怠而不思考，人情都是这样。大亨以我年长为先而来请教，难道我只能成为阿谀之人，只称赞他的长处，而不指出他尚未达到的地方吗？所以特意用这些话警戒他。大亨对于医术来说，将成为药石，还是成为莫邪剑？仍然在于思考之后能否有所所得。学稼亭记 孔子的话不能拘泥于一端，求学的人也不能拘泥于一端。孔子住在家中时，樊迟请教种庄稼，樊迟出去后，孔子说：‘真是小人啊，樊迟！’南宫适问禹、稷亲自耕作而拥有天下，出去后，孔子说：‘君子啊，这个人！’所谓君子和小人，是概括一生一世善恶、义利的最高标准来说的。有人说：‘小人就是琐细之人；两者的差距，不只是十倍百倍，而是千倍万倍。’这样一来，孔子如此抬高南宫适、贬低樊迟，也就够了。可是孔子仍以为不够，接着又说：‘崇尚德行啊，这个人！’难道是说今天学习种庄稼不对，古代亲自耕作才对吗？难道樊迟的提问，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卑小而出于私心；南宫适的提问，是因为把圣人看得高大而出于公心吗？唉，圣人的出生，本来就是天赋的德性；他也是知道人们是否了解自己的人。当时，即使他没有责怪桓魋、匡人不了解自己，却也未曾不赞许仪封人、太宰了解自己。何况樊迟、南宫适每天亲近圣人、每月受其熏陶，本应随时受到教化、年年有所变化；他们对圣人的理解，本来更不是仪封人、太宰所能相比，而他们不了解圣人，也更不是桓魋、匡人那种冷漠无知所能比拟、却又不足责怪的。假使樊迟听到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得到禹、稷亲自耕作的回答，心中本想借此知道圣人也可以得到‘君子’‘崇尚德行’的称誉，却偏偏请求学习种菜来提问，那就更加低下，恐怕与南宫适相比相差十倍百倍千倍万倍还不止。即使如此，樊迟侍奉圣人，仍像儿子侍奉父母一样毫不隐瞒；如果心中有尚未安定的地方，一定会辩问以求得义理的真实。他不怕在圣人的声色态度上遭到拒绝，也不会因此停止，所以能够从三千弟子中自我振拔出来，最终列入七十二弟子之中。他和南宫适，都是经历困知勉行之后才有所成就的人吗？所以我说：‘孔子的话不能拘泥于一端，求学的人遵循孔子的话也不能拘泥于一端。’居住在这里，是因为官府的职责使然。况且官职以农事为名，却说自己学习种庄稼，这是羞愧于教导督促不在先，种植培育不勤勉，收割失误而错过秋收。假使成千上万的农夫环视着官员如此传授方法，懒散怠惰而粗疏，难道只是大农令将来随之获得不敬业的罪责、勉强说没有此事就算了，也不是臣下的职责能够一日安然承担的。君仲修担任南阳东穰屯田丞，第二年买牛，督促僮仆开垦荒地，田地增加到数百亩；观察天色，清晨开始、按时停止；等待寒暑时令，催促播种和收获；以一人作为千百农夫的先导，所以每年的收入不断增加。各屯都在田庄建亭，我题名为‘学稼’，用来表彰他善于履行职务。即使如此，这件事看似可以改变，实际上却关系到世道的大事。天下百姓离开南亩而游荡谋食，选择金玉等容易获利的东西，专门奔逐于小商小贩的末业，在市场道路上争逐牟利，而斤斤计较锥刀之利已经很久了。因此钱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重，朝廷常常压低估价，只好改铸货币来挽救；这种趋势却没有谁能够阻止。如今靠近百姓的郡守县令，谁不兼任教导农事的官职？假使听到这种风气的人，人人都像这个人一样善于履行职责，难道不能稍稍恢复本来的富足、使浇薄的风气衰退吗？仲修曾经受过学问教育，如今太子赞善刘君梦吉因此一开始执政便知道最先应做的事务。

译天宝坛记 坛的名称起源于《尚书》，详细制度见于《周官》。《尚书》只说‘建造三个坛，共用一块墠地’，《周官》则说‘建坛三层’。注疏说：‘第一层为敦丘，第二层为陶丘，第三层为昆仑丘。’到太史公《封禅书》说‘三个坎’。解释的人说：‘三个坎，难道是从坛脚逐层上升的三层吗？所谓三坎，是从坛顶向下。’因此后世建坛，必定都是三层，取法于此。又因为举行藏祠的时候，有时风雨会妨害仪式，所以也建屋覆盖它。天宝坛是惠慈利物真人在金朝灭亡时建造的。当时汴水以南百里之外同宋朝接壤，大大小小的城池都驻军守卫。各将领争相拆取汴宫的材料建楼栅，所以惠慈真人得以拾取遗留下来的材料；而汴地守臣中负责防守的人也没有禁止他，只看守宫殿，任由材料堆积在眼前。捷足的利欲之徒想要夺取占有它，恰好那里住着的道士将近数百人。他们害怕争斗而停止；做道士的仍然心中觊觎，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急迫。当天夜里便点火搭建，与通明阁同时建成。因此旧阁上下四周还没有门，坛所用的磨石是上清宫的旧物，迁移安置到这里。门柱门楹都还没有涂丹，大概是因为牵涉其他营造、条件不足而未能完成；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资德大夫、参知政事朱公在汴地行省任职，来拜访后长叹，说给崇玄诚德洞阳真人听：‘工程真大啊！既不依赖前代，也不向国家取材，更不借助百姓之力。全都是出家方外之士，亲自让寒暑侵袭肌肤，节省自己的衣食费用，逐月积累、逐年推进而自行建造，实在不容易。’如今坛阁中凡是尚未完成的工程，我都想帮助它完成。于是命令家中的髹漆工匠购买永炼朱，按照仪制把门将近一百扇全部涂成红色；坛柱、阁门只涂朝向南方的一面，其他各面涂黑。总计费用约一万五千缗。提点孙履道从郢地征求《朝元宫铭》，把这些事告诉我，又说：‘朱公说：我原本贫贱，宋朝平定后才开始做官，依靠先圣和今圣的德行，才达到将相的地位。我也不知道自己过去所得到的一切，从何而来；按义理，不能把不应做的事说成可以做，也不能把得不到的说成可以得到。我对于应当做的事，哪怕是极细小的得失和像丘山一样重大的得失，也不吝惜。自己得到的东西，自己全部用尽，难道不胜过鄙吝地拿出财物、竭力守护，十分珍爱、厚厚收藏，最后有一天子孙不能拥有，全部归于官府吗？’燧说：‘唉，这些都是熟悉世故、明白道理的话，可以说是能够积聚也能够散施的人。然而从惠慈真人去世以后，经过文经、醇德、懿知、常与、虚玄、应物、通和等真人，到崇玄真人总共四人，经历一个甲子来等待朱公，难道冥冥中确有安排吗？’ 假使朱公起初没有这种志向，而求助的话又出自崇玄真人之前，朱公也未必会满足他的请求；崇玄真人没有亲自开口，而朱公却能发自真诚地施助，这不是崇玄的德行足以感动人，也不可能得到这样多的捐助。亲眼看见、心中相传，他们彼此相知、彼此信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又听说周围的廊庑还有缺处，朱公亲自催促修筑地基；难道他辅助工程完成的志向还没有停止吗？这些事可以记下来了。

译太平宫新庄记 真君殿碑，大概是龙兴根据他所见所闻写成的。后来他因病回去，在宫中停留一个多月。亲身看见的情况和听人传说的有些不同，于是重新订正，写成丹书。已经刻入石碑后，仍有一处遗漏。碑文说：‘最初丈量田地，才达到三千金有余。如果把旧有田地合在一起说，现在却不是这样。’这是冲静真常凝妙法师汤君主持宫中记录的结果；江州路道教所归属的田地，单独就有一万一千亩。经营田产有三种方法：一是购买，二是施舍，三是劳作。我叹服他们用心坚定、亲自劳作很多，却没有文字来彰显，世人怎么会知道呢？因此列出各庄及其所在地，并按施入者的名次，从多到少排列。现在购买的田地总数为三千六百五十亩，其中石门最多，有一千三百八十亩。其余为：启石二百八十亩，锦溪七百五十亩，石塘九百一十亩，龙冈九百六十亩，上龙溪一千一百三十亩。只有启石在兴国大冶，其余都在江州德化。施入的田地总数为五千三百五十亩，其中翠麓最多，有二千二百亩；高岸为其一半，元山一千二百亩，安一千七百亩，福兴一千七百四十亩，赵陈二千一十亩。只有高岸在兴国永兴山，元在蕲州黄梅。原来的主人是厉坚、孙项、至大余；其余都属于江州的属县。翠麓、湖口、万安、德安、福兴、彭泽、赵陈、瑞昌的主人，是周恕、胡荣、吕师山，以及福州路同知齐永年。劳作经营方面，创办茶磨四所，共有四十二盘，设在德化庄，名为义兴；又开垦田地二千亩，最初在五庵宫前建了三座，分别叫东西太平、紫元，在宫后建了两座，叫涌翠、峰。开始时那里都是菅茅丛生的荒地，是众人砍柴放牧的地方；他们全都招募人，带着钱、镈、铚、斧等工具开出荒地。高处栽种松、杉、柏、茶，都是采摘果实种子，育苗后移植；地下种姜、芋、藷、茜，以及有水能够胜任种稻的地方，都让招募来的人经营。所得利益不收入公宫，用来劝勉尚未达到这种程度的人。我听说后，乘轿逐一到那里察看。开工较早的才五年，较近的只有一年；树木分布在山冈丘陵间，新栽的虽还埋没在草丛中，生机已经萌发；栽得久的已经独立挺拔，像人一样，估计有数万株，田畦尚未分割，仍然布满田亩。竹子只砍梢头而不伤根鞭，因而从其他山上取来的土，数量多得不可计算，想来增加了好几倍。树木和竹笋已经成丛长出，只是还没有形成树林罢了。君登上高丘，指着宫中的树林对我说：‘听老年人说，这座山最初也是这样荆棘丛生、荒芜杂乱。我们现在取材使用的，都是先前打下的基础。如今百姓荒山中可以砍伐治理的地方，还有几里。上天假借给我年寿，让我来做这件事；如果不停止，就可以把它全部开辟出来，百年之后树木都能粗到两人合抱。后人用这些资财治理宫观，我这一生对社会也就没有虚度。’我说：‘唉，您说的，正是古人所谓“别人放弃的我来取得，这是使根本富足的关键”。按照这个心意去做，还有什么事不能做？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完成？难怪人们受到感动而振奋鼓舞，割舍自己所爱，只怕施入以后仍然不够。否则，他们家中的田地和百姓赖以维生的劳动，尚且只会把一尺帛、一斗米送来，还恋恋不舍，拖延片刻，反复收受恩惠后才交出；何况这些田地连阡陌、横贯道路，没有能感动他们内心的人，怎么会这样做呢？我在这里停留很久，又听说了他们管理大众的办法：道士没有特殊原因不进入农民家中。百姓到山中交钱取柴炭，都发给凭券。经常派劳役人员拿着棍棒在林间巡逻，盗采者要受惩罚。钱粮出入清楚有据，连磨坊中细小的损耗也不遗漏。公宫的大厨房每天煮米十斛，可供一千人食用。他的门徒都到公堂吃饭，必须穿道服，以显示自己不妨碍宫观事务。各有子院，备有釜、鬲，但不制作饮食，只用来烧水、煮茶、洗涤。子院中守舍的僮仆，以及住在数里外各庵的人，所需饮食都由公宫每日供给。子院不得设置塑像，早晚只到公宫瞻礼。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子院强大，公宫就会衰弱；子院日益富足，公宫就日益不足。资源不足，势必向下索取。子院第一次来求，可以答应；第二次便迟缓；第三次，柔弱的人以好脸色应付，刚强的人用言语拒绝，上下之间的感情就逐渐疏远了。不如同甘共苦，让公宫供养各院，这样才可以长久。’唉，其他道士能有这样长远的谋划吗？我曾和一两个知己私下评论他。他白胡子像刺猬一样竖起，有熊豹般的姿态，已经显出足以任事的力量；加上深沉有谋略，少言而守信，威严而和善，真诚而谨慎。面对数百名老幼男女，约束管理如同一人。假使不是按照老年的规矩出仕，而是做将帅，便可以指挥三军进退，在万里之外建立功勋。如今却只是九江的黄冠道士，枯槁于山林之间，这难道就是他的归宿吗？于是记述田地和这位君子的情况：他名德润，字季玉，号香涧。他身边的人从早到晚尽力劳作，忠于宫观；与他共同完成事业的，无论内外共有四十九人，全部刻在殿上，使后人可以考查知晓。我曾经看过汉代费凤、韩仁等碑，碑文多没有写满石面，有的占三分之一，有的占一半，后面空着。难道是等待后代有所书写吗？所以我也依照这个例子，是取法古人的一种做法。

译储宫赐给龙兴寺永业田记 史书称，后汉孝明帝永平年间，因为梦见金人，派博士蔡愔等从天竺求取佛法，迎请佛法来到中原。又有人说，在前汉孝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经过焉祁山，得到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后世铸造金色佛像，实际上就是继承了那一方法。到唐代藩镇赵王镕，在龙兴寺铸造大悲像，具备千手千眼，高七丈三尺，以说明它的高大；九围之内没有可以与京城相比的。又建造三重阁楼，用五雷覆盖。历经宋代和金代，修补破损使之完整，换旧更新，历时四百年。元贞元年正月初八午时，储皇还没有出阁，金冈上师丹巴开讲长生之学，讲修番、汉两种文疏；领讲主明公住持、僧判迭凡巴请求主持寺院的功德。皇上即位、太子名分确定后，至大元年干支为戊申，四月十五日，便下令划拨真定所属县的获鹿、隶震宫、石同、北魏刘三村以及官院营的田地五千亩，赐给龙兴寺作为永业田，用来资助讲席。又举出太祖、太宗、世祖、成宗四位圣主的成法训诫：凡僧道以名义为国家祈求天命长久的，免除门徭和田税；既多次蠲免，又再次申明并告诫掌管兵民的官员、驿传使者和各郡臣僚：从今以后，无论水车、马厩、野外田庄、城中店铺，只要是寺院的产业，都不许擅自侵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 剃发出家的人，如果仗恃有这些产业便不守法度、不知畏惧，那么也应当受到畏惧。第二年三月，朝廷命翰林学士承旨姚燧撰文刻石。燧也曾思考，从前儒臣对于佛氏之书已经达到深奥境界，凡是撰写寺碑，一定能够概括说明佛法而完备论述。我天性愚钝，对于周公、孔子的书籍从小学习，到老也不知道它们的本源，何况佛书我从未窥见其门径，哪里敢妄称自己知道？然而迫于储皇的命令，不敢以礼推辞，所以只就赐田一事来写。百姓依靠粮食生存；学佛的人如果没有田地供自己经营，势必不断向别人求取，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百姓本来有奉养父母、养育妻儿的家庭负担，即使年成有丰有歉，又怎么能减少自己的所有，长久满足他们无止境的需求呢？这就是各山寺院没有田地的僧众聚散不定的原因。如今有超过五千亩的赐田，按夏秋两季收入计算，每亩只收一石，应有谷物五千石；姑且按损耗四成糠秕计算，仍可得到精米三千石，每天给每人一升，可以供八百人食用。一座宫观供养八百人，使他们都没有养身养口的负担，谁还会出力呢？如果不讲经设席、演说佛法、为国家祈求天命长久，又将做什么呢？即便如此，仍有陷害百姓的弊端存在，不可不预先说明。这种弊端，大概是由于沟洫、畎浍的制度废弛，天下田地没有明确的界畔，必然同百姓的田地犬牙交错。末世风气衰败，谁还会彼此谦让田界呢？古人防止争讼，既明确写定契券，又把所有质剂文书登记在官府，等待将来作为凭证。这样还要在界外私自立界石作标记，又担心界石可能被移动，便每隔十步百步把标志钉入地下，挖穴填实石粉，考虑得已经很周全了，却仍不能止息人们的争斗，何况这次赐田呢？东西南北都必然会侵占百姓田界，出家人将奔走服劳，拿钱购买土地、锄地耕作，务必充分利用土地来供应每年的需要。又或者像棋手在棋盘上布子一样，逐渐蚕食邻地的利益，在寸尺田界上借机侵耕，挑起争端、交恶，凭借势力强取，那么百姓将奋起拼死争讼。如今这篇文章最后所作的警戒，难道不就在这里吗？这一年是夏五月。《牧庵集》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牧庵集》卷十 元代姚燧撰 庙碑 重修中太一宫碑 前代所谓胜国，旧时的中原，曾建有三座太一宫：太平兴国年间建在东南郊，庆历年间建在西郊，元丰年间建在汴都，所以随着方位分别以东、西、中命名。中太一宫后来在崇宁年间被火烧毁，政和年间重建；东西两宫显然毁于金朝将亡之时，恐怕是为了不让敌人得到材料作为攻城器具吧。怎么知道呢？例如熙春阁，也是杰出的建筑，曾经接到军令要烧毁它；因为拆除困难，想放火使它倾倒，再取用剩余材料。柴薪已经点燃，有人觉得可惜，便扑灭了火。我在中统辛酉年间多次登临观览；等到看见焚烧的痕迹，才知道中太一宫只保存一半，难道不是同样的原因吗？我曾考求太一的来历：《楚辞·九歌》开篇以东皇太一居于楚地东方，配东方之帝，所以称东皇。后来汉武帝因感于神仙方士缪忌的奏言，祭祀太一的方士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他的辅佐是五帝；中央宫殿是天极星，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就是太一常居之处。’古代天子在春秋两季于东南郊祭祀太一，后来派祀官宽舒设置太一坛；坛有三层，五帝坛在其下，各按方位设置。祭祀也称郊祀，同天地一样使用太牢；祝官、宰官祭祀太一穿紫衣，祭祀五帝穿绣衣，各依所在方位使用相应颜色。现在不知道五帝指的是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吗？还是另有这样的神呢？《淮南子》又说：‘太微是太一的庭院，紫宫是太一的居所。’到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建东南郊太一宫，仍遵守旧制，只是用屋宇覆盖坛。庆历、元丰年间在西郊和中郊建宫，甚至以道士代替郊祀，改为醮祠而不杀牲，这些都不同于古制。起初，近世阴阳家把太一同六壬、遁甲并列为三式，官府设科考试，来检验他们学问的精粗；相关书籍说，六壬最早出现。吴王把越王囚禁在石室中，将要赦免他；越王心中独自高兴，又担心事情不能最终实现，便把情况告诉范蠡。范蠡认为，当年十二月戊寅日，时辰加日出，戊是囚禁之日，寅是阴后的时辰，又合庚辰年岁后的防位。因为在戊寅日听到喜讯，不是因罪受罚的日子；时辰加卯而克戊，功曹化作腾蛇临于戊，谋求有利之事在青龙，青龙在胜光而临酉死气，又克寅；这是时辰克制日月，又帮助所求之事，上下都有忧患，难道不是天网四张、万物全都受伤吗？由此看来，六壬在春秋时代已经有这种说法。后来读独孤及《八阵记》，其中说到将领出发后才合战，我不知那是怎么回事，于是询问历法老者孙氏子渠，他说：‘韬钤家只看三门；至于五将，是要看它们将要出发还是不会出发吗？’ 所谓三门，是遁甲中的客、大主、小开、休、生；所谓五将，是监、本和主因。我考察沈括《梦溪笔谈》后得知，太一之外，还有九个太一，各自有名称，叫五福、天一、地一、君基、臣基、民基、大游、九气、十神。只有太一最尊贵，不能另立名称，只称太一。太一每三年移动一次，后人于是把它同大游相对而称为小游，实际上是错误增添的。京师东西两座太一宫的正殿祭祀五福，却让太一居于廊庑，实在是尊卑次序颠倒。熙宁年间最初营建中太一宫，朝廷下令太史考定神位；当时我主管太史，参与讨论，决定建两座殿，前殿祭祀五福，后殿祭祀太一，使各自完整地保持尊位。只是把三基称作‘綦’，是因为避唐明皇的讳而改名，不能纠正，仍沿袭旧称。过去考察宫殿制度，建殿三重，前面旁设其室，中间供奉庆，后面供奉太岁。现在怀疑真室是九太一共同供奉庆的地方，那么太一应该专门占有它。如果按照沈括的意见，把前殿祭祀三清的制度一并采用，将九太一集中到膺庆殿，这难道是金朝改变的吗？否则，天下三清殿的匾额，有的直接称三清，有的称金阙寥阳，从没有称真室的，这也足以作为证明。后来阴阳家又在太一、九气、十神、五福、天地、君臣、民三基和大游之外，另加文昌、飞符、始击、计神、主客参等，共为十六神；大概这是遁术变化中较小的一类，因而称为“参”罢了。又说壬日所用的天一贵神，其实就是太一神的一种。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三式彼此为用，都是人为设定的，为什么推断人事的吉凶得失，却无不巧妙应验呢？元朝祝金历在甲午年，宫殿因兵乱凋敝，椽梁倾落，墙垣崩坏，遭受风雨震凌，牛羊上下践踏。开封府知府富察君怜悯它，说若不借助有名德的道士，谁能使它复兴？于是写信，派警副董德辉带着香和财物，迎请恵慈利物至徳真人到河朔，请他主持上清宫。到这时，上清宫因规南征，拆取材料去造船。真人寻得重阳开化真君曾作道场的旧居，建造新的朝元宫；其他事务无暇顾及，便署令其弟子提防张志夷、知宫田志净负责修葺，事情已有头绪。张志夷去世后，只由志净与知宫王志实、吴志超，提防刘道资、朱道辉共同办理，历经七十多年，三清殿、真室、岁君殿、周围廊庑、厨房和仓廪终于都修得美观完备。泰定时虗白文逸真人孙君履道承继四传师祖恵慈的职位。前者是在国家全盛时营造，后者是在已经毁坏之后修复；估量人力、比较财力，连万分之一也赶不上，但他们在时势困顿、财力枯竭之际兴办此事，智慧和光彩却长久流传，年年勤劳，一点也不少。懈怠之事终于也取得成功，使国家安妥神灵，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他们始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于是请他的朋友燧宜文把这些事刻在石上，便作诗说：古代有国家的地方，只有上帝和群祀，祭祀礼秩由谁与太一相等？“太一”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楚辞》。汉武帝沉迷于偓佺之说，想建三垓之坛，祭祀太一时使用大牲一头，并以郊祀的仪式举行。千年之后的胜国，竟把道士从坛上迁走，改建屋宇。宫观曾三次遭兵乱，只有中殿保存，东西两边都毁坏了；保存下来的也裂缝漏雨，风雨侵入。是谁怜悯它呢？回答说：“恵慈来了。”他的弟子负责修缮，但身份只是平民，地位卑微，所以功效来得迟缓。甲子一周为一纪，奇数的六位弟子轮流守成。它的亏损由此得到弥补，神灵安宁，神灵也安适；哪里一定要等三年才会有所改变？愿随着皇帝车驾每年巡行，上天赐给我们的君主无穷无尽的寿命。左右大臣彼此协助，帝王功业兴盛，使百官之中有稷、夔那样的贤臣，痛恨并共同铲除奸邪欺诈；下及天下万方，恩泽施于百姓，使百谷振兴，不让仓廪空虚、百姓饥饿。凡是这些职责，都是神灵所掌管的。如今国家每年都在这里举行禳灾祈福之礼。山岳神灵的灵气流布各州，也把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神灵一并纳入礼秩。并不是上天唯独遗弃这些神灵，只因没有庙宇，祭祀又从哪里施行呢？从今以后，丰年报答神灵，应当会有时日。延厘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