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庵集卷七

译江汉堂记 江汉是南北的界限。三王凭借德行实行封建，嬴秦凭借武力实行郡县。汉代则说：我把王道和霸道混合起来，兼用封建与郡县，使它们犬牙交错。当时没有割裂天下疆域而自立为帝的，大概从汉代才开始有这种情形。德行不能互相较高，武力不能互相较低，虽然都划定疆界来守卫，但在南方称帝的势力始终不能向北占有一尺土地，借此统一天下。能够统一天下的，全都是从北方攻向南方。因此吴国自立为帝，晋朝平定了它；宋、齐、梁相继自立为帝，直到陈朝，隋朝平定了它；宋朝自立为帝，我元朝又平定了它。难道江汉能够限制世道的否塞，却不能限制天运的通达吗？我曾合看前后两代，认为当今皇上的功业冠绝古今、无与伦比。晋武帝、隋文帝算什么人呢？但若没有君主，无法开创这样的功业；若没有臣子，谁又能成就这样的功业？古今人物虽然不能相及，但谋划有时大体相同。隋朝的臣子不足称道。晋朝羊祜首先谋划平定吴国，吴国平定时他本人却没有来得及看到。武帝追念他的功劳，封他的夫人为万岁乡君。太尉忠武史公的事情与此颇为相似。他从皇上还是潜藩时便侍奉左右，曾奉命在汴地经营，统领十万兵，屯田千里；不只是致力于武力，也重视施惠守信。耕作和经商的百姓交错生活在他的辖境内，彼此不互相残害；俘获和逃亡的人，都让他们活着回去。即使邻国的臣子也承认他有值得自负的地方，羊祜也不会感到惭愧。于是当时有人说：江汉本来已经成为我朝向南方施展雄威、吞并南方的根基。皇上登基后，又因四位圣人的元老、丞相忠书，调和协治十六年，正准备率领百万大军南伐；到了郢地却因疾病下诏让另一位将领专门统制军队而回。公在军中大概说过这样的话：‘谋划剪除宋朝，是你的功劳；如今你因病而死，我还能等你说什么呢？假如你有不测，就让你的功勋和爵位相配，我不能确切知道一个将死之人的心意，能够知道它的难道不是你本人和你的子孙吗？’四海听到这些话，都认为皇上归来后便会平定宋国。公在世时已经贤明；追念羊祜到他死后，又给他赠谥，并下诏让他的长子格以参知政事行省湖广，次子彬在中央任端揆，后来他们都相继去世；又下诏让中子杠任中书左丞、行省湖广，让孙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这与封羊祜妻为万岁乡君的做法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左丞如今到邺地，那里没有住宅，便修缮官屋居住，想给堂命名。我回答说：‘就叫新堂吧。不要只在白天来访、晚上修缮；还应当在每年时节奉祀太尉，铺陈他的功劳，宣扬他的荣宠，以蝉冕般的显贵报答皇上、归美于皇上；还必须用文章作成声名，用笙钟来助兴，用诗来成就堂名。’ 如果不说是延续江汉之名，其他名称便没有什么可以使太尉的精神魂魄乘云驾风、降临庭院了。他一定会高兴地说：‘当初为我建造房屋时，这里与我的居处相隔千里，那时还没有越过江汉。几十年后，我的子孙竟能在江汉祭祀我，希望他们能够很好地继承先人的志向！’汉高祖向功臣发誓说：‘黄河变得像衣带那样细，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样平，国家仍将永远安宁，并且延及后代子孙。’如今从黄河看江汉，曾经还不到黄河的三分之一。黄河固然可以变成衣带，江海仍应当成为衣襟。推算将来延及我的后代，或许永远没有穷尽；一定会从容依归于此，不会离开这里。公说：‘记下这些，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地方。’公字柔明，至元壬辰年赴任。人们看他不俭朴，也不奢侈过分；超过常度而宽宏有容，恭敬谨慎，坦荡而明白。大家认为他依托太尉的后代身份，而得到了太尉的遗风。诗说：‘虽然没有年高德劭的老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嘉平庚寅年朔日记。奎章阁记 我曾在外地任官，每次听到诏书下达，只是命令行省、院、台以及行慰、廉访转达给三司和掌管军民事务的官员；他们读完后便把诏书送还中书省，有时由行省、院使、廉访、转运掌管。宣慰在三司中班次最高，诏令所涉及的事尚且没有专门掌管的，何况提举学校为五品，职位还在掌管军民的官员之下，只接受成文诏令执行，也就不奇怪了。然而提学的治所必须设在宣慰、廉访所治理的府州，教官听从它的约束，其地位与二司相等；这确实是世祖建元以后沿袭的旧例。至元二十五年开始，才下诏恢复江淮多士的力役优免，使一名提学专门掌管其中一项事务。于是师生欢欣鼓舞，相互谈论说：平日诏令所没有涉及的事情，一旦竟与行省、院、廉访、转运等官同样拥有这种权力，虽然名义较低，实际权力却尊贵，形势反而像处在掌管宣慰、军民事务者之上。这是自至元十三年灭宋以后从未有过的事。北方士人听说后说：这难道只是平宋以后历代圣君下诏所没有的事情吗？实际上，它是振兴斯文、万世遵行的成规。如今皇上临朝，首先重视学校，又分派廉访官员，像世祖时一样，并且更加严密。它的总纲是：圣人的道统垂示教化于万世。具体事项则是恢复并整顿贡庄、学田，用来供奉释奠、养老，修缮完整的庙宇，供应师生的廪禄；让有关官府举荐有才德的人，也让一名提学专门掌管其中一项。江西提学王谦亨、龙兴教授叶圣明共同商议说：这是圣祖贤孙对儒生的最大恩惠。恢复力役优免，使他们富足；恢复学田，用来供养师生；又教导他们，让有关官府选拔其才德；士人能够生逢这样的时代，多么幸运啊！考察如今掌管诏令的人，大多随着印信所归，把诏令收藏在私家。于是他们修缮六经阁，题额说：‘把奎章雕刻在匣上，并涂以朱漆，用锦帕包裹，用金锁扣好。’掌管教化的官员早晚轮流值守在阁下，希望借此远离灾患，稍稍表达崇敬之意，也算是小臣报答皇上万分之一的心意。于是请各省大臣作记，各省大臣说：‘应当让姚燧作记。’我听说虞、夏、商、周四代的文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类体制，诏书具有其中五类。如今的诏书接近《尚书》中的谟，广泛传播于各方，近于诰；用来为后世立法，便是训；使掌教化的臣子恭敬遵守，便是命。先儒说，二典是册书放在几案上，置于尊贵的阁中；如今这座重屋，上面可以遮挡风雨，下面可以远离尘土湿气，形制已经十分完备；上面又有金匮，难道不比放在几案上更加盛大吗？谁能说这不就是“典”呢？题额说：‘以奎章表达敬意，来盛大彰显两位圣君的创制作述。’ 这是君主和师长的恩赐，也将以此宣扬、激励这种道统，使方圆千里的士人人人自我整饬，要求自己成就德行、通达才学。

译南平楼记 天下有地势便利的地方，好像衣服的领口、身体的颈项。在战国时期，秦国守函谷，齐国守即墨，韩国守宜阳，魏国守马陵，赵国守井陉，燕国守易水；我方占有它们，便足以保卫国家；敌人占有它们，便会长驱直入而不回头，国家也随之灭亡。方圆千里的地方尚且如此，何况楚地的襄阳、汉水一带作为南方疆土，纵横六千里，东南两面濒临大海，难道可以出兵作战、入内防守这样的领口和颈项吗？晋朝羊祜谋划平定吴国，梁朝萧衍凭借此地袭击齐国，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最令人痛惜的是，顾成庙就在襄阳城下。当时守臣百人歌唱思归，放弃此地而不守，使宋朝偷偷修筑辟荆城，借唐代节度使牙城的南门建成高大城楼，题名“山南东道”，凭借它作为北部边界来抵御天威。难道那时炎赵的九鼎还没有沉没在泗水中吗？世祖还是潜藩时，壬子年，在邓地设置屯田千户府，后来改为都督府，又改为统军司。戍兵积储粮谷，与襄阳形成掎角之势；一共十五年后，才大规模集结天下军队，又长期围困六年而攻下襄阳。第二年，下诏让故太傅巴延公节制围攻襄阳的诸军，并用新军援助他南伐。等到即将出发时，朝廷还下令修缮、申明这座楼的防守职责；不久便扰乱汉水以南，渡江向东进军，沿岸城池纷纷迎接投降，唯恐落后。它虽然像惊风中的枯叶，又像从高屋上倾泻而下的水，其速度也没有什么能轻易超过的。宋朝国运已经倾覆，沿着根本追究并登高远望、思考起来，那么这座楼大概就是南平的根基吧？后来这里成为戍守之所，所以万户杨侯珪奉命在楼上处理政务。年久以后，檐宇倾斜，椽木腐朽，人从这里经过必定仰头看它，便鞭马疾驰，惴惴不安，唯恐瓦木撞击坠落。继任的万户显侯谋划重修它，征发竹、石、木、瓦，一军之中有人劝他听从省命，有人认为工程太大，众人若不能整年施工就无法完成。有人劝他稍微简省，免得失败而无大的修缮，显侯回答说：“事情既然是义所当为，为什么要省略？告诉我的军士们，每三人抽出一人来干活，不到两个月就能完工。况且材料已经聚集，若只图苟且修完，剩余材料将放在哪里？难道还能分给谁吗？即使因此获罪，被责怪擅自兴工，我也不能替自己请求免罪，愿独自承担，不牵累诸位。”副万户张侯塔塔尔岱也认为有理，于是跟着鼓舞士气，不满一月便完工。唉，果然如此！大德苍龙辛丑端月丙午，两位万户侯在楼上设宴招待宾客。酒兴正浓时，我起身对侯说道：“这座楼题作‘山南东道’，是前朝臣子所书，难道堂堂巍峨、光彩焕发的我元，还能仍旧沿用那个人的旧称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万户〕 应该改作‘南▯楼’。”两位万户侯跪下接受这个建议，说：“好极了。”于是斟酒酬答，唱起楚歌：“南方土地广阔，实在经历了三甲子。在这里，世祖尚在潜龙未显之时，开始在汉水之滨屯聚军粮；夜间烽火和战鼓传遍千里，白天万名耕作者辛勤耕耘。积蓄威武，年复一年，于是终于凭天下之兵大举成功。三次推进，夹击寨垒而逼近城壕，过了五年才攻下它。制书说：‘乘着形势可以遂意施展，也如农具等待时机。’前太傅借用黄钺，便在襄阳举行祃祭、竖起军旗。将领和军队纷纷景从，如云聚集；龙虎旗帜纷然交错。说：‘在这座楼上接受誓命，正义的声威先行，道路上交相驰传。’千万艘船整齐排列，击鼓划桨，长江浩荡，无法比拟。想到那个孱弱的君主，知道自己不能治理国家，便被捆住面部、反绑双手，颈上系缚。想到这就是自古以来振兴国家的功业，太傅本来就是一代雄奇之才。若不是世祖祖先的明察，朝廷群臣即使勤勉，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功劳？遥想如今在天之灵，仍然臣服于都城而为君主谋划。说：‘把天下交付给当今皇帝，他能够执持玉圭，圆满地掌握天下。万方来朝，百祥汇集，正如舜恭敬自持、垂衣而治。’叹道：‘太史生逢这样光明的时代，也可以井然安坐而仰望天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万户〕 寻求像金马、碧鸡那样的贤才，歌咏功业和职守，也许正合适。南方书写平定功业的碑碣和彩绘栋梁，歌颂皇帝的宝历，直到无穷无尽。”两位万户侯没有别的话，只是向北远望，踮脚说道：“我们这些执掌鼓鼙的武臣，只知道捐躯报国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万户〕 滕王阁记 龙兴，就是唐代的洪州、宋代的龙兴；世祖赐给它现在的名称，用来封给裕皇。因此在这里设置行省。它所管辖的地域，北起长江，南到其南面，西抵水边，北至人迹不能到达之处，大约占天下三分之一，土地却不足以与之相称。滕王是高祖的支子，而裕皇是世祖的嫡长子，当今天子的皇考；他的地位和圣德，也不能与之相比。观察使并没有这样尊贵的行省，而他所管辖的地方已经包括八州，也没有这样二十八座城的远大民众和财力来修葺，只能支撑倾斜、补救破败，所以容易毁坏。它不像今天这样由国家出钱，隆福宫一瓦一木都不沿用旧制，全部拆除而重新建造。既然这样却不改变它的名称，仍然叫作滕王阁，大概是不想胜过前人，又用来显示太后的仁德。唉，假使能够恭敬地记述它的奢丽盛美，那该怎样防止夸大呢？该怎样防止夸大呢？今天记述此阁，是因为我遇上了阁，而阁却没有遇上我。虽然如此，事情有可以知道的，也有不可以知道的；只能就可以知道的来谈。龙兴距离两都数千里，道路又不是皇帝车驾所经过的地方，尹府的臣僚把阁图画下来，也必定要经过圣上观览。或许裕皇的在天之灵，跟随两位先王乘风马云车，远游八方，经过此地而暂作歇息，那是人无法知道的。

译三贤堂记 奉训大夫、知辉州司侯仁在至元三十年到任，先到孔庙祭拜，随后说道：‘本州学校的官厅只有堂而没有台阶，简陋疏漏到了极点。春秋两季进献祭品、举行盥洗礼仪，怎么能配得上百般奔走操劳？应该捐出俸禄作为倡导，鼓舞士民，拆掉它而改建。’经过两年，殿、廊、门、墙高低适宜，丰俭适中，既庄严，又使人耳目一新，比过去强了十倍百倍。又举出我先世父太子太师公、故翰林学士承旨王公、故中书左揆许公，对州人说：‘这三位贤人，好比君主的股肱，成就今天所闻的德行、涵养的福泽，实在就在这里。’老人亲眼见过他们，能够谈论他们；儿童听说过他们，也知道他们，难道不应当祭祀吗？于是用多余的材料在殿东建了三间堂，塑像奉祀他们。元贞苍龙丙申夏五月，我因获准请假，想把先公葬在辉州侯氏之地，侯请求我写记。我说：‘古人一定要在生前彼此交往，世代相承，感情融洽而道义相合，功业相当而德行相齐，然后死后才可以合祀于一堂。近世把唐代白居易、宋代苏轼、林逋三位贤人合祀一堂，却不考虑他们时代互不相及，贵贱地位不同，文章也不相类，怎么能和四皓同祀相比呢？四皓不臣服于秦，同样避开汉高帝，却共同应汉惠帝的征召，功成之后一同归隐，死后墓地相近，同在商于建庙；他们感情融洽、道义相合，功业相当、德行相齐。如今拿三位公来相比，他们的出处本来并不完全相同。至于他们平生相互交往，显隐次序虽有先后，但在大的方面相同，就没有什么可以互相推让的了，何况他们的成就反而有过之，合祀他们，谁说不可以呢？’然而我对于先公、左揆、承旨，分别是侄辈、弟子和故人之子，所以既亲近又尊敬他们。我的智虑从未稍稍考虑到这些，是侯启发了我，使我至死观察、反复思考：少算一人，便会使他们的交往失去一方；多算一人，又会因志趣不相称而难以并列。即使有善于权衡人物的人，最终也不能在其中增损，因为这是我对朋友所说的话。先公生于辛酉年，承旨比他小一岁，左揆比他小八岁，年龄本来相差不大。我们姚氏本是军人，先公生于汾州，承旨生于永年，左揆生于河内；他们在辉州本非同乡，却一旦聚居于此，成为寄居的官员，处境相同。先公在癸卯年来到这里，承旨已经在这一带从师求学，后来将因事前往燕地，便让他的门徒先行，把先公借来的文章给他，使他拜先公为师，不至于荒废学业。到了庚戌年，左揆从魏地迁家而来。正值先公为相，那一年左揆没有得到任命，先公出应世祖的征召，左揆独自留在这里从师，他们的道途相同。先公在中统元年的第二年，因侍读裕皇，凭东道宣抚使的身份拜为太子太师。中统四年拜中书左丞，兼任翰林学士承旨，主持详定礼仪之事。左揆被征聘是在癸丑年，当时只居住在长安；中统初年才召入朝廷应对。至元七年拜中书左丞，以昭文馆大学士兼领太史院事。承旨离职，则是因为中统三年烛璮作乱，被征召从海滨带着妻妾逃回济南。世祖对他的忠诚便从此开始显现。入朝应对后，由讲读升为学士；承旨离职后，仍以一任翰林官。至元三十二年，左揆任宰相，虽晚于先公，却同样辅佐元朝；承旨长久主持翰林院，也和先公一样担任代言之职。他们出仕和退处也相同。说到他们的学问，都是在干戈之际以圣德济助人民、造福万物，使皇上喜悦，使臣下受到教化；赞助神武而不滥杀，开创文物制度的先声，奠定太平的基础，已经有助于皇帝巍巍的教化。他们进取时谦让，退处时把功劳让给别人；对于建立大义、裁决大疑，从不闭口结舌，视生命如同舍弃，敢于触犯雷霆之威；以道德仁义教化，使天下归服，扶植人的伦常，成为儒臣的宗师；在正道上始终不改变操守。他们辅佐君主、谋划国事，具体做法不同，而根本用心相同。这些事都载在当今史书中，我也有所听闻，不敢遗漏，因而写下来告诉世人。唉！君子施用于世，就像治理田地，难的不是翻土播种，而是在荒乱时代辛苦培护根株、树蘖；有人以此说为知言，然后才可以谈三位公如果互换处境会怎样。先公在十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左揆在十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承旨在三十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他们去世的先后若按显达顺序排列，则先公本来在两位公之后离职，却独自在京师任上去世，大概是因为任职长久，屡次请求仍未获准离任。与承旨没有晚年相伴，这是其中的不同。如今只有左揆葬在故乡；承旨虽然葬遍天下，魂魄一定时时游历永年。辉州向东北可望永年，向西南可望河南，实在是路程相等，岁时也可以合祭。即使由辉州人主持，先公在这里有田、有私庙和坟墓，这又不是两位公专属的宾客之地。又想到古代大臣死后成为明神，配享宗庙，用来辅佐先王、暗中保佑百姓。三位公难道将永远只在一州享受祭祀吗？也会有时从祀于其他地方，这就是兴建此堂的根本。唉！两家的子孙不要忘记司侯开创此志。先公名枢，字公茂，号雪斋；承旨名磐，字文炳，号虎庵。左揆名衡，字仲平，号鲁斋。侯字毅夫。观察他所办的事情不过分而且合宜，那么守土的官吏和百姓能够各尽其职，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原注：后来记此事的那一年，三位公一同接受赠谥。先公为少师文献公，左揆为司徒文正公，承旨为少保文忠公，那么记中所说的‘有时’，难道不是恰好应验了吗？大德辛丑嘉平月戊辰朏，谨慎记下。】《牧庵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牧庵集》卷八 元姚燧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