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庵集卷六

译圣元宁国路总管府兴造记 至元丙子年，宋朝灭亡。朝廷下诏，在江南设置各道宪司，建立扬州行台来统辖；后来迁移行台并建立治所，康复又把江东的治所迁移，建康道治所设在宁国，宁国路总管府则迁到南倅防。至元二十七年，我想到士人出生在文书轨制统一的时代，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一定要纵览各地，考察江山的形势、风土的美恶、民俗的浇薄或淳厚。于是渡过洞庭湖，横渡鄱阳湖向东，直到海门，再向南转到余杭。这几方面大体都考察到了。大抵宫室园苑以及土木工程精美华丽的，都是将相侍从的私宅；而官署都只是苟且简陋、够用而已，早晨听政、晚上处理事务罢了。大德辛丑年，我持宪节出使江东，苦于官署堂室门庑破败倾颓，风雨侵袭，仿佛将要压塌。既然连宪司都这样，那么作为倅防治所的府署，其长官大概都只求应付眼前、侥幸任满离去，谁会为日后的谋划而整修完备一次呢？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皇庆改元那年冬天，已故平章政事子陈侯杞来治理这个地方。他到任之初，感慨叹息说：杞承受皇帝明命来守护这片土地，统辖六县，户数二十万，土地周围千里，足可比作古代十个公侯的封国。如果坐视府署衰老破败而不加治理，就是误国误民。于是他倡议府中僚属捐出俸禄作为经费，用高价买下府北百姓的房屋，打通道路并与原有场地相连，以扩大原来狭窄简陋的地方。规划建造谯楼、仪门，作为听政的场所；建堂作为燕居之处；两旁各建两室，右边供府推官居住，左边供幕府居住；吏员排列在两庑，架阁存放文书抄件；军资库房以及厨房、马厩，也各自建成专门的处所。郡中豪杰接受他的安排，分别承办各项工程，百姓也欢欣踊跃地赶来服役。工程于第二年春天开工，役期不到三时，便依照图样宣告完成。房屋位置排列有序，轮奂之美焕然一新。举行盛大宴会庆祝落成，全郡百姓啧啧称叹，佩服工程完成得神速。又开辟金光塞门，经过府前向东直通青阳门；青阳门之外有双溪，夏秋暴涨时，水会泛入民舍。南桥在水中竖立桥柱，桥上铺设木板；朔望前往谒庙，过桥后还要走一千步才到。我害怕水势湍急凶猛，便舍马步行通过。有一名府中僚属骑马显示勇敢，木板陷落，他抱住桥柱而死。北桥原以叠石修成，后来被水冲刷侵蚀而毁去，侯便都改用舟和桥梁来通行。又新建庙学一百楹，记述此事，派属吏江杓、元盛、天佑跋涉三千里到郢地请求我记载兴建的年月，以告知后来的人。于是我估量，这真是与大役相当的工程。庙宇容易修建而府署难以修建，大概因为学校的设置，朝廷每每下诏命令有关官员勉力兴办。庙学有学田，供给庄步泊等处使用；每年收入的钱粮用来资助廪生和师生，还有盈余。而且士人的名籍不与民籍混杂，民籍中也没有各种赋役。修建营造之事由属吏负责，役使佐吏和民夫，谁敢违抗？府衙却不是这样，即使长官想要兴办某事，也还要由同知、治中、判官、通判等共同署名。下至幕僚、属官、书吏，上下互相牵制，权力分散而不能专断，凡事都必须询问众人，哪里能够遗漏一人？有人甚至说，府中没有可供公用的物资，山林水泽也都有禁例，财物无处取用；百姓又不能擅自征发和役使。是非聚集在面前，利害彼此冲突，又有人因为事情没有办成，便嫉妒其成功，归功于他人，暗中设法阻挠以求侥幸。即使如此，仍不敢径自施行，而要上报风纪司。风纪司也不是一人说了算，必须先以此事会使人不得安居为由，召集全府各官，在公堂上陈说改办的理由，又亲自到他们家中，往来辩说告知，恳切真诚；有时过了十天半月还不能取得结果。等候他们答应后，又说要审计并慢慢考虑，只有确实同意了才开始入牒，等候批复可行，事情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到百姓身上。百姓本是小民，尚未懂得学道，哪里容易让他们拿出贡赋来，帮助天子治理国家、征收赋税？赋税有期限，过期便有刑罚跟随，尚且还有顽劣的人不能按时缴纳，何况只是用言语告诫他们呢？这正所谓在道路旁谋划造屋：他们既然怠慢推诿，又不能用威势强行约束，只能以礼相待、以诚感化，使他们内心诚服、确实相信。要做到像儿子替父亲治理蛊乱那样明白义理，能够这样吗？这是《兑》卦《彖传》所说的“以喜悦来役使百姓，百姓便忘记劳苦”。这种说法并非不可信，但事情像这样艰难；至于那些意志坚强、专心用力、卓然独立而行的人，他们的事迹已经绰绰有余，只要根据意思推求，便可知道事情必然发展到这个地步，道理本来就是如此。继任侯职的人到来后，不要只知道享受前人的成就，难道不也应当知道成就从何而来吗？侯虽然与前人的生平不同，但前代正直之士却可以涉及；在朝廷上认识他，观察他儿子办事的能力，也可以由此得到他在家庭教育中教人尽忠的道理。至于有一件难以解释的事：宣在胜国时升州为府，后来辖取属县，以宁国为名，并不嫌名称重复；又有“金光”，就是唐代长安都城的西门，至今仍没有改变。不知这些名称取自何处，只是既然沿用这些称呼，所以一并记下。

译千户所防壁记 我朝驻防的军队都错杂驻居在百姓之间，因此王夫、百夫、千夫等军官长没有在城邑中设置官署的；凡有统率、整顿、征发军队的政令，不用文书转移，只派使者带着口头命令到大帅处接受指示，或者依凭高丘旷野作为场所来行事，这是近代沿袭的旧例。克哷苏卜实君任千夫长，居住在洛阳鸣皋山下，从他的祖父到他本人已经三代了。过去他常把属下集合在佛寺神祠中，否则就在自己的住宅里。圣皇中统年间以来，制度逐渐完备，官职开始有品级，俸禄开始有等级，统率、整顿、征发的政令一概凭文书执行，因此军队得以聚集。他便用一军的资财买田，建成官署：以门作为外表，以堂作为听事之所，以廊庑作为吏员居处，有仓库储藏军需，有射亭供检阅射艺。几十年来苟且简陋的弊病，一朝之间焕然一新。他又想到，居住在这里的人必定有所操行和警戒，才不敢放纵懈怠。因此把堂题为“居敬”，把亭题为“观德”。由于我不认识他，他从千里之外寄信给我，请他的朋友满子先来求我记述此事。我过去听说他懂得周公、仲尼的学说，便告诉他说：“如今人们平时经过祠庙，必定肃然起敬，好像那里有神灵魂魄站在上面、立在身旁，为什么呢？是因为平日闲居无事时，不曾保持敬意。如果人在平日无事时始终存有上帝临鉴于自己的念头，那么天地之间，神明之中还有谁能比上帝更尊贵、更伟大呢？即使每天经过祠庙百千次，只要常怀敬意，也不必等到有所触发，便自然无不肃然起敬。敬，确实是古人传授心法的至理名言；对于求学者来说，它尤其是由狂妄进入圣境的根基。难道只有五种常典依赖它而敦厚实行吗？以至于应对事务、接待人物，如果没有敬意，也没有人能够合乎中道。何况军旅之事尤其在于敬慎，这就是孔子所慎重对待的斋戒、战争、疾病，以及办事敬慎而心怀畏惧。敬啊，敬啊，难道可以片刻离开而不居于其中吗？”有人问：“为什么通过射箭来观德？”我说：“如果懂得镜子的道理，镜面明亮到足以照见须发和尘埃的细微处；有时相隔丈仭却看不见丘山，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看见与看不见的区别。兵器也一样。五种兵器中没有比弓箭更长于远射的；到了不仁的兵器之王，君主用它来威服天下，便足以铲除暴乱，使百姓得以安宁。功成治定之后若不再使用，经过一世，直到老将和宿兵日益消耗死亡，让膏粱纨袴的子弟掌管外地军务，让无赖懒惰、怯弱的人充当前锋；万一突然发生敌情，让这些人出战抵御，怎么能保证国家安宁呢？古人考察人的品德，所以每年训练、按时在乡射中讲习射礼，大概就是把这种不仁之器放在俎豆礼乐之中加以修养。即使有顽劣不服从的人，也会在礼的熏陶和音乐的磨炼中逐渐改变，不敢…… 萌发邪恶的念头，知道尊敬君主、服从上级，于一旦之间便容易役使他们。这是先王维持世间纲纪的大纲大法。其礼法是：主人和宾客有迎送、拜谢之礼；射耦相继，有上射、中射的次序。弓有横郤、兼附、弛张、弘度等法式；箭有搢、投、顺序发语、拾取等仪节；行进有钩楹相左的章法。作揖有当阶、及阶、当物、及物、当福、及福等礼节。取箭结束后，有取箭的数目规定；衣服有袒露和穿上的礼节；浃拾有说翱之仪；有举、偃之法；筹有侯钧，侯有去负。司正有请示之礼，有诱导、发令的条目。宴饮享礼有献、酬、酢、旅、奠等节次；防有丰纠；过失有扑责。太阳一出便开始行事，直到一天结束才休息。必须是意志坚强、努力用力的人，才能不衰退懈怠而坚持到底；否则，便可能在一庭之中自取其辱。所以说，可以通过射礼观察人的德行，关键只在于是否有志于恢复这种传统。古人能够这样说，而如今君主因为国人不在禁止携带弓箭的条文之内，便应当举行贯革尚武的射礼，难道只是为了试验、检阅吗？开始使他们熟习技艺，把这座亭命名为“观德”，是想把人的身心纳入礼乐之中，以观察一方人的德行。至于它对于维持太平的作用，正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唉，真正懂得应当致力于什么了！然而天下万事，都出于我们的内心，并且都有根本和外在表现。居敬是根本，观德是外在表现。把堂和亭合在一起记述，难道是两条不同的道理吗？

译忠勤堂记 皇上登临帝位，还不到一个月，便下诏建造储宫。位居储宫之下的机构，院署沿用裕庙旧制；只有詹事府开始设置宫师府，首先以六傅统领中允、洗马、庶子、文学、舍人、学士、更司经合等属官，人数将近百人。因为没有官署房舍，只能借用佛寺。后来认为这样不足以使百姓仰望瞻观，便下令发放官库二十多万缗有余，购买民间私宅作为府署。君主在位时，认为这些事务少而官员多，便将其裁撤。六府中已经开府的官员，听任他们在自己家中办公；命令原来隶属詹事府、迁居的官员治理此府。令丞文官想要扩大它的美名，于是把“忠勤堂”三字请李昭文溥光书写，题在堂的楣间。赐酒宴饮完毕后，又命令让集贤大学士姚燧作记。姚燧说：伟大啊，作为名臣居处的地方！他的职务能够修治，交给他的事情能够办好；用忠来竭尽心力，用勤来发挥力量罢了。然而这两者相互依赖：忠是内在的，如果不能尽心，就不能以此为根本而勤勉；勤是外在的，如果不能尽力，就无法在办事中表现出来，也不能使忠心得到落实。禹、汤都是圣人，禹作为臣子能够勤于国事，舜认为他贤能；汤的臣子伊尹，在夏末能够尽忠。伊尹明白这一点，但若不是忠诚到了极点、勤劳到了极致，便不能说达到了‘克’。两位圣人尚且如此，后世的人应当怎样呢？古人不是说过，贤者以圣人为希望吗？君主任职，臣下没有不把贤能之人任用于官职的；做官的人也没有不以贤者自居的。如果不以圣人为目标，怎么能希望做到‘克’呢？考察《唐六典》，家令负责出入时承接轺车，具备礼仪，走在诸官之前引导祭祀、宾客，供应酒食作为献礼之主。如今事务增加得更繁重了：统领民间各类人户，以及捕猎鹰师、绵户、稻田户，从安西、河南直到国都；负责杖责、登进三品总管的五府与典乐一司，降为一品的嘉醖一司，再降一品的有膳、典设、典幄三署与供用一库，七品的有两都柴场。在其他司署，则早晚听命于朝廷；它们的防守和归还仍有固定时限。家令并非如此，因为它接近供奉，出纳事务繁多，呼召频繁，需索又像星火一样急迫，所以必须在昼夜更替、传餐更换时及时办理，才不会失去应答。况且时常有归防时供应酒食之事，每年上旬，远近各处为准备不同滋味和色泽的饮食而徒然劳苦，增加负担；如果启奏停止、不再进献，也可以说是居其职而能修治，受其事而能办好，竭尽心力而发挥力量，距离‘克’也差不多了吧！又可以使前人的事情不被忘记，成为后事的借鉴，这就是对如今令丞的劝告。既然已经这样做了，就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逐级上升。后来到任的人，或许能依照曹参跟随萧何成规的办法行事，从而不辜负居住在这座堂中；如果有人才能低劣，不仅会在每月的考评中很快受到贬黜，也会立即违背官场的箴规。这里还记下六位令丞：库克岱、穆尔图、老哈特、穆尔张君让、三闾薛处敬。只有库克岱官为通奉，君让官为三闾正奉，其余三人都是中奉丞；另外两人科尔罗、尉迟德诚，朝历经历完者都从仕都事法哈鲁克、都阎仕芳，都是将仕，当时如此。至大三年，这一年为上章阉茂年，这个月为余月，这一天为下弦乙酉日。

译旧德堂记 当初，太师淮安忠武王在江南攻伐炎赵时，下诏征集济卫士万人组成突骑，以壮大军容、扰乱敌军；又命令防守江陵、澧州的郊外以及南纪平地区，随即割取两境百姓一万户，其中江陵占二成，澧州独占八成，在松滋设置府署，不经中书省，只接受宥密院统领；每年征集赋税，等候分赐给卫士。毛君巨源实际担任总管，李君德隆任宥密院经历。大德乙巳年，朝廷制定让两人互换职地，巨源入任，德隆出任。有些人疑惑德隆舍弃这个要职，甘愿受人节制，听命于外地。后来我从西江回归，在鄂地遇到他，便问起此事，他说：我们家自辽代以来世代居住在缙山，离先祖坟墓所在的木兰山很近。想在家乡建一座堂，按时为父母准备寒暖衣食，早晚奉侍在膝下。我的父亲曾任澧阳簿，在车渚有田地，常常顾念那里而忘记归来。如今我不能留在那里，家弟守着房舍而来，以便奉养父母，所以希望给这座堂命名，来实现平日的志愿。并且他给我看了先太保忠悯公的祔葬碑，以及太师功德二石幢的记文。前一篇记作于干统壬午年，记载太保名讳杰，因为言事被斥责而死；忠悯公追袭的具体情况未详。三茅官为西京马军都虞侯、银青荣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行左千牛卫大将军、开国男；佺为洺州刺史、银青荣禄大夫、检校左骁骑常侍、陇西县开国男；儆为散秩大夫、守少府监、知儒州军事、骑都尉、赐金鱼袋、开国伯；偓的后续事迹则记载于干统丙戌年，未有更多记录。太师的名讳是什么，碑文中说：自保宁、统和以来，屡次承受重任。徽太师因为承袭旧德，曾任益部贵州营内观察留后、检校司徒兼侍御史、骑都尉、开国伯；只有改任将领统率部属时，仍任银青等职。儒州则任保信军节度使、庐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御史中丞、骑都尉、开国侯。唉，世人有时认为金石刻辞只是过分夸美而没有讥刺，有时又遗漏事实，轻率地不知道是否可信。却不曾仔细研究孟子：即使没有《武成》所说血流漂杵的夸张，也不应遗失其中两三条材料而不加取用。这样看来，对于金石文字，难道不可以如此看待吗？何况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知道是哪一代、哪一地、哪一年、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这并不是小事。考察史书，干统是海滨王的开始；元十年为天嘉，又十年为保大五年；辽亡后，保宁是景宗的开始，统和是圣宗的开始。把后来的记文上推到保宁己巳年，实际共有一百三十六年，都是可以考察而知的。太师及其孙三代四人做过公卿，难道不是依靠金石文字才得以保存吗？那么保宁以后，世代流传芳名，佩戴珪玉、穿着衮服，光彩相继；如今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难道不更加令人感慨吗？碑文中说到桂、洺、庐，都是中原的州，辽本来并不拥有，必定只是借来命名；由此也可看出辽并未向南吞并。儒州接近幽州，是唐末设置的。然而名称并非都能长久不变，只有郡国和山川，有的可以永远保持不变。既然说住处靠近木兰山，那么缙山难道不是旧日的治所吗？最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地方正处在居庸关的交通要冲，经历了辽、金、皇元三代更替的战争，子孙却没有离开故乡，如今尤其罕见。古人说“你要思念你的祖先”，是要以他人为法；但不如从本家祖先的功业说起。堂上题为“旧德”，还能用什么来超过它呢？君又请我作记，我说：你任宪山南按部归来时，我已经叙述过你的行迹了。你在沣水修建孔子庙，在鼎地重修虞帝庙，我竭力帮助完成这些事，已经三次了。至于显扬亲人之孝、努力求学、严防过失、体恤百姓疾苦、礼敬神灵等方面，我也已经在不久前说过了。又有人记述此人，所谓只是私下偏爱君、阿谀君的人。君说：从前有人喜爱吴地张旭的书法；虞先生难道没有留下后世所称的‘健兹’之名吗？每当我审判案件时，便把他的公正言论写在判状中。这样微薄而冒昧地请求，难道不正是同样的事吗？于是彼此相视一笑，执一管笔写下此文。

译遐观堂记 长安城西有两条道路：西北路通向威阳，王公在这里开设府署，也是西南、北方三边使者往来、官员车马出行、宾客在宴席上迎送饯别的地方；不过不包括普通旅客。西南路通入鄠县，直到山边便没有什么可通往的地方，如今承接我所见的，却是农夫、樵妇以及住在城中而在郊外有别墅的人所走的路。这本来已经可以作为疲倦游人和休闲仕宦寄托身心的地方了。两条路同样从城中通出，远近没有什么差别，但喧闹与寂静却完全不同，也可以看出利益和形势所处位置的差异。鄠路以北，距离城池不过几里，是宣尉张公的别业。他在其中规划园林，筑台建堂；堂高宽深广，纵横十辙。清风吹拂的早晨，白昼将尽的傍晚，四方的胜景尽收眼底，极目可达千里。凡是秦、汉、隋、唐的陵墓、庙宇、池苑，有的因人力而兴废，值得凭吊游览、登临观赏，都不用说；那些高耸如华阳、终南、太白、嵯峨、吴岳、岐梁的奇峰绝岭，作为三辅的镇山，终日所能见到的，全都环绕排列在堂屋窗户之外，又仿佛平卧映照在几席之上。我说：‘观览得多么远大啊！古人建造的堂很多，有比这里更壮观的吗？’假如真有这样的堂，即使经过千百年风吹雨剥，也应当略微留下倾圮的遗迹，可以保存到今天；可是如今却是捆扎木板来建造它，背负土筐来兴建它，由此可知它没有承接前人的基础，而是张公独自开始建造的。如今我和张公在这里举杯，难道只是随便饮酒吗？人的一生不过百年，怎么会来得及只赏玩它的建成，却来不及忧虑它的毁坏；只来得及享受它的完整，却来不及悲伤它的毁灭呢？后世某个时代，也许风吹雨剥千年之后，有人登上我们已经荒废的遗迹，说：‘唉，这是哪个时代、什么人建造的？张公的名声难道还没有长久流传吗？’张公笑着说：‘我哪里期望这些？哪里能长久到这种程度？只是选择你的话，认为它与我的堂相称，便把它命名为“遐观”，你何不为它作记呢？’我说：‘您是通达正直的贵臣，请允许我借此谈谈，做臣子可以这样吗？’古人只知道遇到危难便接受使命的人，所以能够守节仗义、舍生取义，获得这样的名声吗？可见没有死而去求死，仍然只是白白损伤勇气。然而在出仕与退处之际，在关系到死生的地方，善恶文章所归结之处，没有比做臣子更重大的了。假如没有遇到存亡危急的关头，也未尝不能以明智保全自身；保全自身，正是揆度道义、归依正理的臣子所应做的。我曾听望诸君说：‘善于创作的人未必善于完成，善于开始的人未必善于结束。’即使九原之下的古人复生，也将不会说秦国没有人才。如今做官的人，我不知道谁是道义之臣；能够立志追求功名的人，也很少了。一心只想着富贵来满足私身，反而毒害社会，最终招致过失、踏入灾祸的人，接连不断。既然在谋划功劳、追逐利益之间尚且不能做到这些，何况是揆度道义、归依正理呢？考察张公一生，他曾治理百姓，也曾统率军队，还曾主持宪政。他的忠诚如日月星辰般光明，即使艰难险阻也不逃避；他的气概足以吞吐湖海，信用坚定得如山岳般不可动摇。他看待史书上的竹帛文字、鼎钟上的铭刻，常有一种认为自己迟于古人、轻视前代而不足以自处的心态。因此，天下各处的百官，山东数州的百姓，秦地九路的民众，泸巂的背负徭役者，以及方圆三千里的獠人，谁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声、惊异于他的才干，受到他的爱护又畏惧他的威严？他五十二岁时，终于因为为国尽瘁而退归。指挥童仆，伸手取食、依靠他们的劳力，却甘愿把自己比作普通人。读书来教育儿子，饮酒来欢乐宾客。将这样度过一生，如果不是熟悉看透世故、能够远观一代形势的人，哪里做得到呢？天下的事情，能够远观便能先见，先见便能有所防备。野鸡和兔子不能搏击人，谁不知道呢？但它们突然从道路旁跃出，有人便惊慌退避，防备失去平常的操守，只是因为突然遇到了它们。如果在几百步之外就预先看见，虽是野鸡和兔子，即使是凶暴的虎和犀，人也能预先防备，便不会忧患了。这不也是我在堂名之外所寄托的微妙意思吗？这话不容易对别人说，大概只有张公能够领会。张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年，以太中大夫、诸蛮夷部宣尉使之职致仕。又过四年，丁亥年六月下旬记。清风堂记 荣禄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刘公，是齐地人。他从左右丞、副枢到如今的平章政事，都任职于鄂地；与齐地相比，鄂地自然是他的寓居之所，而鄂地就是他的家。他开始修建这座堂，深浅、广狭、高低，题额、节次和绘饰，都与行省相称。唉！地位如果不是臣下的极位，却建造这样的堂，便是妄为；功业如果不能盖过一代，却居住在这样的堂中，便是僭越。有地位又有功业，世人便认为相称。于是他向太史公的走卒求写堂额，我作赋说：尹吉甫颂歌中，仲山甫《蒸民》的结尾说，‘和美如清风’。又有文字说‘清风使世人喜悦’，又说‘如今的人有的还不如古人’。假如确实不如古人，却把自己拉来同古人相比，当然知道会受到讥刺；如果确实和古人一样，那么引用古人便不是阿谀，和古人并列又有什么遗憾呢？然而他却多次推辞谦让。如今逐一考察刘公：能够成为百官表率的，是仲山甫；喜爱美德、谨慎小心的，也是仲山甫；不欺侮鳏夫寡妇，不畏惧强暴，既明智又有哲理，能够保全自身的，也还是仲山甫。这些是相同之处。至于在朝廷内部补救衮职的缺漏，传达君王命令，又作为君王的喉舌，把政令布施到外地，如同四骏八鸾出发护送祖祭而前往齐地，那就不是刘公所没有的了。他手执桅竿、击鼓走在三军之前，北方戍守龙庭，西边践履庸蜀，南方又在交趾两江地区征讨；百战余生，身上伤痕累累，头发无节制地生长，命令制度所到之处，土地扩展、陨落数千里，施行天子的德泽，使四海苍生不再因饥寒而怨恨，全都获得所需；这些功业，又是仲山甫所没有的。如果这样深入思考，哪一方面更大更多，哪一方面较小，哪一方面更贤明，难道不是很容易判明吗？然而这座堂，虽然只是刘公独自居住，如果没有清风从这里蓬勃吹出，直达南方荒远之地，吹散瘴气疫疠，使百姓不遭受接连的疾病，那么仅仅像穆然清和的风一样作为恩赐，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人说：‘您歌咏尹吉甫、称颂仲山甫，是把刘公比作尹吉甫吗？’我这个卑微的人说：‘尹吉甫的贤能，我哪里敢企及？但尹吉甫因为后妻拾得蜂巢的诬陷，驱逐伯奇，使他在野外踏霜而行，后世至今还以此为戒。假如九原之下的古人能够复生，听到这句话，或许会赞同。’大德庚子年二月初吉日。

译董氏立本堂记 “立”是“颠倒”的反面，“本”是“末”的对立面。天下没有没有根本的事物，也没有不大的根本。观察植物栽在地下，根基坚实便能直立，根基动摇便会倾倒；根基大而枝梢小，大的是根本，小的是末端。谈论学问却不是这样：大的反而要顾及其根本，小的也可以成为根本。因此说，天下的根本是国家，国家的根本是家庭，家庭的根本是自身；到了自身，只是亿兆人中的一个，好像很小。但追究它的归宿，却关系到天下的安危、治乱，所以自身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根本，实际上是天下的根本。因此说：小的事物是大的事物的根本，旧有的事物是末端的根本。然而确立根本有一定的道理，并无别的，就是树立自身罢了。孔子谈孝子的最终节操，说要在侍奉父母、侍奉君主之后立身；那么立身之道，只有忠孝之家才能真正担当，而不会无所凭依。我听说如今评论董氏的人说：这个家族世代如汉代绛侯周勃，世代为相如韦贤，家法相传。石奋也是如此。十七年前，故商大参公担任如今中书左丞公时，曾以翊卫指挥使的身份为先正平章忠献公撰写碑文，于是把堂题名为“立本”。唉！不是懂得道的人，谁能给这座堂命名；不是笃守道的人，谁可以居住在这座堂中呢？十多年后，皇上认为江浙省臣的处置不合适，便下诏让公前来替换他。我姚燧生逢皇帝统一车轨、天下一统的时代，确实是千载难逢的盛遇。我游历江海，想观察南方禹迹疆域的大概，在东吴相逢时，看见图画上的叙述、布置和注释都很恰当，也看到了清白的操守和承担责任的力量；这些不是出自高大乔木、世代传家的家族，经过庭训熏陶、又得到君主知遇的人，便不能做到。诗说：‘虽然没有年高德劭的老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孙叔敖的儿子很差，楚王仍然思念他的先祖功烈而封赏他。何况依托忠献公的遗体，能够效法并光大他的后代，正应当由圣皇提拔、承继父亲的武功，进而立为宰相。闲暇时，他相互谈论说：‘从前商公只是特意书写了堂额，当时堂还没有建成。后来离开那里，才开始落成。’这大概是追思商公在家乡的堂，所以用此事告知苗裔后代，使他们知道今天这座堂。吴忠献曾以大参、左相身份两次开府；他死后，公的叔父如今任承宣公，又任大参而离职，公随后继任。一门两代之间，出了三位宰相，四次开设府署。这难道不是国家对忠献公眷眷不忘，因他在此地治理有功、安抚百姓有劳，所以若不是他的弟弟或儿子，便不命令他们出镇，借此维系当地民情吗？又更加想到董氏家族的伟大，忠献公辅政而树立根本，东吴公在这里不能不追本溯源建堂。仁智堂记 金溪危侯季梁的旧宅在县城街市南面，地方低洼狭小，距离他的居所一百步。前面有溪，溪上有池，池中有鱼，园中可以种花竹。住宅又处在山水汇聚的要地，有翠云岭、卓笔峰、仙山等处，山势层叠险峻，奇峰踊跃，秀色欲出。这些就是在前面耸立的山。有的山水从翠云关发源，有的从石眼泉涌出，有的从白面坞汇合而来，曲折蜿蜒，由远处汇聚到近前。这些就是在前面汇集的水。危侯从庐陵纠治之职归来后，才得以用俸禄的余钱建堂，把它作为读书之所。左边是竹，右边是树，面向池塘，背对溪流。春天芳香的景色葱茏，白练般的水光缭绕；夏天浓荫四面合拢，池泽仿佛秋日般清凉；秋天水面因雨水消退而澄净，月光照下更加清明；冬天水落石出，雪色映照而更加绝美。这大概是人间少有的境地。堂以“仁智”为名，虽然取自《选诗》“卜此仁智居”的话，但追究其根本，大概也由孔圣人所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训诫而来。流动而无穷尽的是水，智慧通达事理、周流无滞，确实像水；安静而有常的是山，仁者安于义理、厚重而不迁，确实像山。智慧的人难道一定不能喜爱山吗？仁德的人难道一定不能喜爱水吗？本来并没有贵贱轻重之分；人的天性资质，有的接近仁，有的接近智，而仁和智又是人人都具有的。本来没有什么轻重之分，但人的天性资质确实有的接近仁，有的接近智。所以到了成就显现时，气象便好像有了区别。像孔夫子那样，元气浑然，不可用一个名目概括；颜子可以用仁来称说；孟子则可以说是既明智又有仁德。虽然如此，仁者必定有智，智者必定有仁；不仁不足以称为智，不智不足以称为仁。并不是智者就一定没有仁，也不是仁者就一定没有智。如果拘泥于其中一端，就不能说兼具体用。紫阳夫子在武夷山建造精舍，那里的堂也名为“仁智”。他的诗说：‘虽然没有仁智之心，偶然也自爱山水。苍崖不分古今，碧涧每日流过千里。’所谓无古今，是体；每日流过千里，是用。危侯大概也从这里有所领会吧？仁是人的本性，它表现为情感时就是恻隐；智是人的本性，它表现为情感时就是辨别是非。把它们充实扩展开来，就是通达的德性。危侯任高安尹时，治理盗贼、审议案件、缓施刑罚，有人因这不合人意而讥讽他。危侯说：‘我不是不能严厉打击，只是如果误伤无罪之人，那是不可以的。’这种心意，难道不正是是非判断的公正、恻隐之心的真诚吗？把这句话充分推展开来，那么智和仁所通达的德性就显现出来了。颜子的仁、孟子的智，也就可以作为希望达到的境界。紫阳的仁智堂，是讲论道理的地方；危侯的仁智堂，是读书的地方，他一定在其中有所领会，所以我为此作记。《牧庵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牧庵集》卷七 元代姚燧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