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译第六章 乾坤难道就是《易》的门户吗？门户，是万物由此出入的地方。乾坤，指两仪。这两个阴阳爻，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由此产生的根源，所以是《易》的门户。○大体说来，“门”字与“道义之门”的“门”字相同。朱子关于闭合与开启的说法似乎不切合这里的意思。朱子又说：“只有《易》本身就是乾坤。”我认为这里的乾坤与《易》仍然应当有所区别。○从这一处下文【云云】便可看出乾坤是《易》的门户，因此“门”字不是闭合与开启的意思，也可以看清了。况且关闭门户属于坤，打开门户属于乾；各卦刚柔的形体，怎么能说乾凭开启而形成，坤又凭闭合而形成呢？○阴阳合德，只是奇偶爻彼此交合。这正是《易》所以形成的原因。乾是阳类的事物，坤是阴类的事物。乾坤两画已经具有一定的形质，既然有形质，便成为一种事物，所以说乾是阳类事物，坤是阴类事物。意思是乾用来象征阳，坤用来象征阴。○“阳物、阴物”是说二者分明而不相混，所以二者交合以后才能形成《易》。○这里由乾坤转说阴阳，又转说刚柔。称乾坤，是使用父母的名目；称阴阳，是普遍通用的称谓；称刚柔，则是指卦画的形体和质性。○阴阳合德而刚柔有形体。“德”字应当轻看，阴阳合德只是刚柔彼此交合。○阴阳合德，就由二发展为四，由四发展为八，由八发展为十六、三十二、六十四。○阴阳指两仪中的奇偶，刚柔指六十四卦中的奇偶。之所以说“合德”，是因为阴阳分为两仪，必须彼此合德以后，才形成八卦以及六十四卦。○天地的表现，如雷震动、风吹散这一类；神明的德性，如健行、顺从、发动、止息这一类。天地的表现就是万物的情状，只是雷、风、山、泽是事物，而雷震动、风吹散是它们的作用。“体”是说把形状表现出来，“通”是说把作用发显出来。○这一条说的是伏羲画卦的事情，下一条说的是文王、周公系卦辞和爻辞的事情。它所称举的名称虽然繁杂，却不越出范围；考察它所取的事类，难道是衰世的意味吗？一卦有一卦的名称，一爻有一爻的名称。小注把它解释为卦名，是尚未确定的说法。文王、周公所系的辞，在卦爻中所称的名义，例如乾说“元亨利贞”，坤则说“利牝马之贞”，直到六十四卦都是如此，可以说名称很繁杂。乾的各爻说“潜龙”“见龙”等，坤的各爻说“履霜坚冰”“直方大”等，直到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如此，也可以说很繁杂。然而卦爻的意义虽然纷杂出现而不相同，实际上各自都有确定的体制，丝毫没有差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万物虽然众多，没有不是从阴阳的变化中产生的。文王、周公又根据卦爻阴阳的变化，取用万物阴阳的象，这有什么错误呢？考察它所取的事类，那么这不是上古淳朴时代的思虑所能达到的，大概是衰世的意味。若在上古时代，民风淳朴，哪里会有这么多情状？《易》兴起于羑里，所以《本义》说：“大概指文王与纣王的时代。”周公也在其中。○“它所称举的名称繁杂而不越出范围”，与下文“它所称的名称小，所取的事类大”中的“名称”不同。上文兼指卦爻许多名称和意义，下文则与“其隐微深远、其文辞华美、其言语曲折而合乎中道、其事情铺陈而含有隐意”并列，只是就名称的一方面而言。上文说名称繁杂，是说名称很多而不只一种；下文说名称小，只是从中举出较小的一类。就像说《易》的范围广大、意义宏大，所以有广大生发之意，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博。至于下文说“广大配天地”，是与“变通配四时”等相对而言，也只是其中一个大的方面。上文所说“广大”，则已经包含了“变通”“阴阳”“易简”等意思，也是如此。上文说名称“杂而不越”，则大小名称都包含在其中。○考察它所取的事类，文章也有关于世道类别的内容。例如说：“治世的音乐和谐而平正，乱世的音乐忧愁而多思，亡国的音乐悲哀而含怨。”这就是所谓的类别。○说大概指文王与纣王的时代，周公也在其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韩愈说：‘商汤把这些传给文王、武王、周公。’而孟子只说‘由商汤到文王’，大概是举父亲来概括儿子。”况且怎么知道周公不是因为文王已经系了卦辞，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涉及爻辞，所以周公便替他补足完成呢？○考察乾卦初九的小注，孔氏说：“爻辞大多是文王以后发生的事情。”升卦六五说“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说“箕子之明夷”，都是文王以后的事情。所以马融、陆绩等人都认为爻辞出于周公，这是正确的。○先儒之所以怀疑爻辞出于周公，大体是认为如果不是穷究事理、尽得人性而达到天命境界的人，就不敢系作《易》辞。即使有人错误地创作了它，也不足以启发万物、成就事务。文王以后系作爻辞的人，后世之所以一定认为是周公，正是因为如此。除了周公，谁还能有这样的心胸呢？○我又曾私下认为，如今人们都根据马融、陆绩等人的说法，认为爻辞出于周公。却不知道马融、陆绩等人在当时又是依据什么呢？考察《系辞大传》说：“考察它所取的事类，难道是衰世的意味吗？”又说：“《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吗？作《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吗？”这些大都是疑问语气，而朱子在《卦辞本义》中却断定归于文王，为什么呢？大体只是依据司马迁《史记·世家》【云云】罢了。《史记》中出于错误传闻和讹说的地方很多，难道唯独这一点就可以完全凭信吗？然而考察《史记》原文，也说：“他被囚禁在羑里，大概又增益《易》的八卦为六十四卦。”“大概”这一个字，司马迁也不敢确切地说。何况“增益八卦为六十四卦”的说法既然不足以凭信，难道单单它指文王就可以凭信吗？孔子《系辞传》的话尚且是疑问语气，朱子却依从它而加以确定，这必定还有别的说法，只是我也不能释然。○再说，文王既然已经系了卦辞，按理不应唯独缺少爻辞，等到周公才补足完成。在周公还没有补足爻辞以前，天下人如果占得某一爻，将凭什么作出判断呢？文王难道独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吗？这些都很可疑。《易经》传文中可疑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想一定有人与我有同样的疑问，才敢开口与人讨论；现在姑且私下记下。○我在《乾卦》初九爻下已经记过这一点，现在又记下来，以防遗忘。○又据下一章说：“《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吗？

译作《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吗？”因此“履，是德行的根基”到“巽，是德行的制约”，也都指卦名而言。那么六十四卦的名称，果真出于文王吗？又如鼎这种器物是在伏羲之后才设置的，如今却说伏羲取鼎卦下部的阴爻作为鼎足，二、三、四爻的阳爻作为鼎腹，第五爻的阴爻作为鼎耳，最上面的阳爻作为鼎铉，于是根据这些来命名卦，为什么呢？即使说伏羲时代已经用火煮食而有鼎，但当时人自身尚且没有衣裳，制造鼎就会有许多尺寸制度吗？《易》彰明已经过去的事情，察知将要到来的事情【一条】《易》既然有了卦辞和爻辞，于是《易》书之中没有什么不完备的。阴阳消长已经过去的情况，由卦爻变化的象来彰明；吉凶悔吝将要到来的情况，由卦爻的占辞来察知。人事中显著的迹象，人们不知道它根本上依据的是理数，《易》则说明它必定根源于理数，并预先防范。司马相如赞语所说“《易》本来隐微，却由此而变得显明”，就是这个意思。义理幽深的地方，人们固然有每天使用却不知道的，《易》则从具体事情之间发明出来给人看。《易》中有君臣上下的地位，有困穷与通达、贤能与否塞的分别，这些都各自符合名称【云云】。例如潜、见之类，是困穷与通达；例如履霜、直方大之类，以及屯卦二、三爻、蒙卦初、二爻之类，是贤能与否塞。《易》没有不辨明名与实的，名称与实际相当，名称就一定符合事实。○乾说是马，坤则说是牛；离说是火，坎则说是水；直到剥卦上六取作硕果、夬卦六五取作苋陆，它们取类于阴阳，没有一处不各有适当之处，这就是辨别事物。乾卦的卦辞说“元亨利贞”，初九的爻辞说“潜龙勿用”，都是端正名称来给人看。有的说吉，有的说凶，有的说利，有的说不利，都是断定辞意来告诉人。这样一来，就没有一件事是不完备的。○进斋把“元亨利贞”“直方大”一类的辞看作正言，把“利涉”“不利涉”一类看作断辞，也有不够精细的地方。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还凭什么加以区分呢？总的说来，正言是说明事理的辞，断辞是用于占断的辞。而且“直方大”是正言，难道“履霜”“坚冰”直到“潜龙勿用”就不属于正言吗？至于断辞，多是用占断来说明的，例如“彖，是裁成事物的材料”“爻，是效法天下事物的运动”，又说“吉凶由此产生，悔吝由此显著”；又如说“彖说明卦象，爻说明变化”，并且一定说“吉凶说明得失，悔吝说明小的过失【云云】”。《本义》说：“这一章有很多缺文，疑有文字不能完全贯通，后面都依此处理。” 防范显明之事，阐明幽深之理。人事是粗显的迹象，《易》书能够加以防范，因为它在最显著的事物中寄寓最隐微的道理。天道是极其幽深的，《易》书能够加以阐明，因为它把最隐微的道理寄寓在最显著的卦象中。“防显”与“神明德行”相近，“阐幽”与“显明道理”相近。只是前者是从占筮上说，讲它的功用怎样切近于人；后者是从卦爻上说，讲它的功用怎样具备于《易》。这也就是所谓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隐没有间隔。它所称的名称虽小，所取的事类却大。旧说认为《易》本来无所不备，而在无所不备之中又极其周密，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启发万物、成就事务。《易》中所称的卦爻名称和意义，如牝马、牝牛、栋、桡、遗音之类，是卦的名称所取很小；如乘马、需泥、负乘、丧茀之类，是爻的名称所取很小。其中有些是事情名称小，有些是事物名称小。然而名称固然小，但它们所取的类别都来自阴阳的变化，所以所取的事类却很大。它的义理幽深长远，它的辞句华美。凡是意义深远的内容，言辞有时会晦涩滞塞而缺少文采。《易》对于天地阴阳的变化、道德性命的奥秘，都分散寄寓在卦爻之中，所以它的义理幽深。这是从卦象来说的，是徐氏的说法。然而它所系的辞句经纬交错、错综变化，旁通而曲折畅达，又各自有自然的文采，并没有晦涩枯槁的毛病，所以说它义理幽深而辞句华美。这也是旧说。○它的义理幽深，是说阴阳的变化，属于幽隐；它的辞句华美，是说卦爻的辞，属于显明。卦爻中阴阳变化的隐微之处，什么都具备，也不需要另外加以润色。所谓幽深，只是把这些道理显现出来给人看，并不是说本来幽深质朴，而辞句却能够把它装饰得华美。应当从显明与幽隐的意义来分别理解。它的言语曲折而合乎中道。所谓曲折而合乎中道，正是因为它的言语根本上出于阴阳的变化。旧说认为卦爻中所说的事情，有时委婉曲折而不直截了当，但都合乎道理，从来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例如睽卦九二说“在小巷中遇到主人”，言语很曲折，但因为本来是正应，并没有邪曲之意，所说的道理仍然合乎中正。习坎卦六四说“从窗户送入约定之物”，言语很曲折，但处在险难之时，刚柔相济，形势本来如此，道理也确实合乎中道。“先迷后得”“东北丧朋”这一类，“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这一类，言语多么委婉曲折而又合乎中道啊！它所叙述的事情铺陈直白，却含有隐意。这也是因为它根本上出于阴阳的变化，所以把事情铺陈出来。旧说认为《易》中所敷陈的言语直白而没有隐藏，事情确实铺陈得很充分。然而上面根源于阴阳的变化，下面斟酌于人事的适宜，所以在显明之中又寓有隐意。例如坤卦的辞说：“元亨利，牝马之贞。”又说：“君子有所往，先迷而后得到主人，利。”又说：“西南得到朋友，东北失去朋友。”又说：“安于正固则吉。”还有什么比这更铺陈直白呢？屯卦六二说：“屯难之中徘徊不前，乘马往来不定。”又说：“不是寇盗，而是婚媾。”又说：“女子守正而不能出嫁，十年以后才出嫁。”又有什么比这更铺陈直白呢？然而坤卦这些辞句【云云】，阴全阳半的根本道理，实际就寄寓在这里；屯卦六二这些辞句【云云】，柔顺中正的根本道理，实际也寄寓在这里。以上只是特别举出一两个例子，总的说来，卦爻中这样的言说很多，必须这样理解才对。○它的言语曲折而合乎中道，是繁杂却不令人厌烦。它所叙述的事情铺陈而含有隐意，是展开充分却不浮泛。以上这些特点，贯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必须这样说明才对；不能指明哪一卦专门是名称小而取类大，哪一爻专门是义理幽深而辞句华美。借助疑惑来帮助百姓的行动，以说明得失的报应。《易》之所以这样周全地向人开示，为什么呢？因为它针对百姓心中的疑惑而加以决断，使百姓的行动有所凭借，并说明事情道理中得失所招来的报应，以此显示给人。所谓得失的报应，就是吉凶。得到就吉，失去就凶。“报”犹如应验。

译第七章 《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的人，大概经历过忧患吧？《易》的兴起，是说它兴起于中古时期；创作《易》的人有忧患，是就创作者本人而言。大概正当中古时期，世态日新月异之时，创作《易》的人又亲身经历了忧患之事，所以他用心谨慎，考虑祸患深远；至于他用来反省自身、修养德行的方法，自然没有不竭尽其力的。所以现在《易》的卦中，多是讲处置忧患之事的。临川吴氏说：大概从卦名上就可以知道它讲的是忧患。下文列举九卦的名称，是为了显示忧患之事的极多。我认为：临川吴氏是因为认为卦名出于文王，所以这样说。如今据朱子的说法，卦名出于伏羲，那么说《易》兴于中古，是指文王与纣的事情，绝不能说是从卦名上知道它有忧患。所谓“创作《易》的人大概经历过忧患吧”，这里的“作易”是指作《系辞》。《易》本来兴起于伏羲，如今说兴于中古，大概是因为夏商末年《易》道一度衰微，这里说的是它重新兴起。所以说：履是德行的根基。“履德之基”的“基”与“本”不同。“基”是从积累行为上说，“本”是从内心上说，是善端的根源。履之所以成为德行的根基，大概是因为人修养德行，必须以努力实行、亲身实践为先；而在实行时，必须借助上下、尊卑、亲疏以及等级差别的礼仪制度，作为凭借和依据。所以张子教人从礼入手，就是这个意思。《本义》说：“上天下泽，确定名分而不可改变，必须在这里谨慎。”我认为，《既济》大象《本义》说：“水与火是不同的事物，各自处在自己的位置上，所以君子观察这个卦象而仔细辨别它们。”这与这里的《本义》相似。前一个《本义》或许因此把“辨物”解释为辨别水火两种事物；那么这里所说的“必须在这里谨慎”，难道也是谨慎对待上天下泽吗？大概前一个“之”字是承接上文“异物”而言，这一个“此”字是承接上文“分定不易”而言。“谦德之柄”的“柄”，是人所执持的东西。谦，是行礼的人应当执守而不可失去的原则。接着说复是德的根本，是因为凡人修养德行，必须先约束外在行为，然后才能涵养内心；所以必须先用礼与谦在外表上修整、持守，然后善端才能在内心复归。否则外在行为不恭敬，内心也会随之丧失。复卦是一阳复归于众阴之下；在人来说，就是善心复归于内心。把它扩充开来，各种善德就没有不具备的了，所以说它是德的根本。所谓复，是内心不向外驰逐而使善端保存下来，并不一定要说是恶到了极点，善才在此时复归。它是承接上文树立礼法、执守谦德而来的，并不是恶到极点才开始复归，只是内心不向外驰逐，能够存养善端罢了。善端，就是善心的发动，例如所谓善念，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四端。恒卦所以排在复卦之后，是因为保存于自身的善端仍不能保证长久存在而不丧失。德虽然可以长久，但人的私欲或许还没有完全去除，本然的善或许还没有充分扩充；损卦所说的惩治忿怒、抑制欲望，是为了完全去除人的私欲；益卦所说的迁善改过，是为了进一步充实本然的善。这就是恒卦之后继以损、益二卦的原因。人的私欲完全去除，天理就纯粹了。若没有困卦，就无法验证这一点，所以困是辨别德行的卦。所谓“周于德”，就是这样吗？世事不能扰乱他，他自己自然能够辨明。因此《本义》说“困以自验其力”。《论语》说：“到了天寒，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这是从旁人方面说：德行能够处困，那么它就确实有定力，不会被外物改变。井卦所以排在困卦之后，是因为外物不能改变他，他就已经站立得住；能够站立，然后才可以进而通达权变，所以巽卦排在井卦之后。九卦的次序，应当说是：先以礼作为根基，在应对事物时必须持守谦德；这样善心才能复归于内心，并且还应当守护它而不改变。但仍不能肯定自己的私欲已经完全去除，所以要惩治忿怒、抑制欲望来修养自身；也不能肯定自己的德行已经完全具备，所以要迁善改过来增长善德。由此在困穷之时加以验证：处于困穷而仍能亨通，可以检验自己的学力是否尚未达到；如果困穷不能动摇自己，那么就无所丧失，也无所增益，能够始终保持正固，这就是可以立身了。然后才能顺从义理，运用权变来处理事变。德行达到巽的境界而能够行权，是学问的最高功夫，也是圣人的能事。所以说它“称而隐”，就是无论毫厘、丝忽，都从内心斟酌衡量，自有不可言说的妙处，这就是所谓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境界。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履卦所说的和而至，是说先王顺应人的情感而制定礼。礼本来不是强迫世人的事情，表面上似乎不是最完美的东西，但它全都是天理的节文和人事的仪则；增加一丝一毫就过分，减少一丝一毫就不够，这就是所谓看似容易而实际上很难，所以说“和而至”。这与《中庸章句》所说的“天命所当然，精微防范的极致”相同。“谦尊而光”，《本义》中“自卑”二字包含在“谦”字之中，因此是以谦对尊；而且“光”字说的是谦本来似乎不尊贵、也不显耀。然而既然有这种德行，最终也不可能自我泯灭，别人反而会更加尊敬恭敬他，所以说既尊贵又光明。被别人所尊敬，自己也自然尊贵了。这里“尊”字与“光”字属于同一类，都是指自身而言。这里的“尊而光”与《彖传》不同：《彖传》是相对下句“卑而不可逾”来说的；这里《本义》明显用了一个“且”字承接“谦尊而光”，意思是谦本来是自处卑下，却使别人自然尊敬；谦本来是自我隐藏，却使德行自然显露。所以这里的“尊而光”与《彖传》不同。“复小而辨于物”，善端的发动虽然微小，但终究不是众多邪念所能遮蔽的。《本义》说“复阳微小而不混乱于群阴”，这是从阴阳上说的；善也如同上文“上天下泽，确定名分而不可改变”的例子。“恒杂而不厌”，虽然处在纷杂纠葛的环境中，但恒常的德行始终如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损先难而后易”，惩治忿怒、抑制欲望，就是所谓克制自己最困难；但只要猛然警醒一次，渐渐就会变得熟练而安然。“益长裕而不设”，大概用力的地方都在损卦所说的开始困难之时；至于益卦，只是依据自己本来所有的善而进一步充实增长，不必另外寻求、向外索取，这就是所谓“不设”。“困穷而通”，穷困的是自身处境，通达的是自己的道。“井居其所而迁”，都是说德行已经达到一定境界：德行安然不动，但它的恩泽自然能够施及万物。有人说，处于忧患之中，连自救都来不及，又怎么能有施及万物的事情呢？

译回答说：处于忧患之中，也有能够为别人排除祸害、带来利益的地方。狄梁公任地官侍郎时，被来俊臣诬陷构罪而下狱。狱吏逼迫狄梁公诬告牵连杨执柔，狄梁公说：“天啊，我怎么能这样做！”于是以头撞柱，鲜血流满面部。狱吏害怕了，向他道歉。范文正公说：“唉！身陷陷阱之中，尚且不做不义之事，何况身在朝廷呢？”这见于范文正公的《狄梁公碑》。况且这里所说的忧患，也不一定都要是遭受横逆、跌入陷阱才叫忧患；只是与世俗抵牾，凡是所谓用心谨慎、深思祸患的情况，都属于忧患。怎么可以说完全不能有施及万物的功效呢？“巽称而隐”，巽能够权衡事物的适宜程度；但义理从内心发出，其中裁断、制约、斟酌衡量的微妙之处，有些是人所不能窥见的。难道不是幽隐吗？潜藏幽隐而不显露，只是善于深入事物内部，所以才会这样。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履以和行”，凡事依照礼来实行，就不会有所乖戾；这是说修养自身的行为。“谦以制礼”，也是说自己持守身心，这是表现在应接事物之间：制约节度，谨慎法度，不敢放纵逸乐。因为礼有贵贱、上下的分别，谦就是自处卑下而自我约束，这样礼就由我来实行了。即使身居上位而接待下属，也必须谦逊厚道，所以说要端正位置、安处自身，何况处在下位呢？何况处于忧患之中呢？“复以自知”，善端的保存，是在独自知觉的内心之处。“恒以一德”，就是长久守持自己的道。所谓履、谦、复，都各自具有恒常不变的原则。“损以远害”，惩治忿怒，就没有危及自身和亲属的灾祸；抑制欲望，就没有因求利而招致祸害的忧虑。“益以兴利”，迁善改过，就会日益进于高明，并且以贤者、圣人为希望和目标，还有什么利益比这更大呢？“困以寡怨”，处于困穷而能亨通，就能平素即把患难看作常态，并在患难中实行自己的道，无论进入什么处境都能自得，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这里不说“无怨”，而说“寡怨”，是圣人故意把语气说得宽缓；语录中都解释成没有怨尤。“井以辨义”，自己守持得坚定，那么事情来到、万物接触时，自然能够辨别是非，并能够审察什么才是适当的。井是德行所居之处，却说它“以辨义”，似乎已经涉及巽卦所说的行权。这里说的重点不在于辨别义，而在于凭什么来辨别义。义是恒常的原则，权是应变的道路。“巽以行权”，到了这个境界，义理已经精纯，仁德已经成熟，处理任何事情都能从容进入，不必拘泥于沿着固定道路、遵守成规，而自然能够适应事情轻重缓急的恰当程度。这一章三次陈说九卦：第一段举出大纲，说明九卦的德；第二段才具体指出它们成为这种德的原因，并抑扬文辞，以显示其德的周全；第三段则说明这种德的作用，都是向着如何处置忧患来说的。从“以”字就可以看出来。朱子说：三次陈说九卦，本来没有别的意思；看上文“创作《易》的人大概经历过忧患”这一句，就可以知道这是圣人在说处置忧患的方法。圣人偶然看出这几个卦中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就围绕这个说下去。天下的道理都在圣人的口中，圣人一开口就是道理；偶然说到这九个卦，意思本来就已经完整了。再增加一个卦也不妨，不再说一个卦也不妨；即使只在这九卦中，也自然包含了完整的道理。况且《易》中尽有讲处置忧患的卦，并不是说九卦之外的卦都不能用来处置忧患。后世拘泥于象数之学的人，认为九是阳数，圣人列举九卦，大概是为了合于这个数，这就更加拘泥而不通达了。读圣人的经书，实在不应当这样。如果说困卦是处置忧患的卦，那么屯、蹇难道就不是处置忧患的吗？又说：“如今谈论经书的人，往往有四种弊病：原本浅近，却把它抬高得深奥；原本浅显，却把它凿解得深邃；原本近切，却把它推演得遥远；原本明白，却一定要把它说得晦涩。” 这九个卦不只是可以用来处置忧患，也正可以用来处置富贵。可是孔子却指着创作《易》的人来说，把它完全说成处置忧患的方法，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当时孔子处境孤立而不得志，曾在匡地受到威胁，在宋国被伐木，经过卫国时被削去踪迹，在陈、蔡之间遭受困厄，饱经忧患；而在反复编联竹简、三次断绝韦编的时候，他从这九个卦中得到的体会很多。所以他用自己的心去体察文王的心，才有这样的论说。程史丹陵巽岩序说：“《易》六十四卦，仲尼选取其中九卦，三次陈说：从履卦开始，到巽卦结束。这是讲学的次序。”《论语》说：“可以和他共同学习，却未必可以和他共同走向道；可以和他共同走向道，却未必可以和他共同立身；可以和他共同立身，却未必可以和他共同行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于是善恶由此分明。只有能够谦逊，才可以和他共同学习；只有能够复归善端，才可以和他共同走向道。知道应走的方向，却不能靠自己立身，就不能长久。所以取法于恒卦，使自己长久守持其道；有时减损，有时增益，直到处于困境仍不改变，像井卦那样从未随着城邑迁徙而迁动，这样用来使自己立身的功夫才算完成。即便如此，吉凶祸福横然而发、逆境突然发生，其中仍有不可预知的地方；若要合于道，难道不在于权变吗？然而没有巽卦，就不能施行权变。学习达到巽的境界，才可以和他共同行权。这就是圣贤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