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讲义困勉録卷十六

译这确实是自身应当尽到的道理。如果说我先行动而百姓不敢落后，我勤劳而百姓不敢安逸，那还差了一层境界。李毅侯说：天下的事情，让别人去做就容易，自己亲身去做就困难。子路崇尚勇武，是最肯担当事务的人，但恐怕他只是一味凭借才气去行事，所以约束他让他从自身做起。子路却把“先劳”看得太容易了，因此请求增加“无倦”二字，只是为了破除他轻视困难的心态。

译请求增加节制。疲倦不仅仅发生在政事成功之后，在勇猛精进的时候，精神也必须有节制。程伯淳说：“这一防止意气用事的功夫，能维持多久呢？”陈大士说：“治理尚未安定、尚未治理好的天下容易，治理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的天下却难。”

“先有司”这一章的总纲在于防范。姚承庵说：谈论政事的人贵在识大体。圣人的话都是针对具体的人而发的，有的是因为对方有所不足而告诫他，有的是因为对方已有能力而勉励他。比如回答子路、子张、子夏关于政事的提问，是因为他们有所不足而告诫他们。仲弓宽厚稳重，所以孔子告诉他“先有司”等话，这是因为他已有能力而勉励他。然而仲弓哪里知道，这一问却又走入狭隘的路子去了，所以孔子又告诉他“举尔所知”等话，这又是因为他有所不足而告诫他。按“先有司”这三句话，恭敬简略的人也未必能做得恰到好处，不必说这是因为仲弓已有能力而勉励他【壬申八月】

“先有司”这一节。张彦陵说：“先有司，是总揽方略以安抚平民；赦小过，是清理监狱以昭雪冤民；举贤才，是提拔沉滞的人才以登用俊民。这三句话应当平列看待。”陈定宇说：“为政应当以分派任务给有司为优先，赦免有司的小过错，那么普通人可以自我勉励；举荐有司中的贤才，那么非凡的人才可以自我显现。”举贤才必须像陈氏那样兼顾已用和未用的人才来说。《蒙引》认为：“自己身为宰相，难以说举荐并加官于上位，所以不想兼顾已用的人才来说。”不知道有司之中也有上下之分，何必怀疑呢？

“焉知贤才而举之”这一节。周季侯说：“‘焉知贤才’这一问当下，便引贤才为一体，这真像是已经有了贤才，是他内心喜好贤才的真心。”百家问答：“问‘举尔所知’三句话，旧解作倡导率领说，对吗？”吴无障说：“‘举尔所知’三句话，不要作倡导率领说，你所知道的你就举荐，你所不知道的自有人来举荐，把举贤才的事我与天下人浑合公同去做，不问我，不问人，只期望贤才得到任用而已，必须认定是大公无私的意思【辛酉三月抄附】《大全》辨析芑山张氏说：“诸葛亮常常亲自校对文书，主簿杨颙劝谏说：‘治理国家有体制，上下不可互相侵越。’唐贞观元年，大夫杜淹上奏各衙门的文案，恐怕有稽留失误，请求让御史一同检校，皇上拿此事问封德彝，封德彝回答说：‘设置官职分派职责，各有主管，如果有过失违误，御史自然应当纠举，像杜淹所说的，大为烦琐细碎。’杜淹沉默不语，皇上问杜淹为什么不再坚持己见，杜淹回答说：‘封德彝所说的确实符合大体，我内心信服，不敢坚持错误。’按封德彝的议论与‘先有司’不相违背，后世不应当因人废言。”唐开元十三年，分吏部为十铨，亲自决断试判纲目，特意书写以讥讽他。卓庵张氏说：“孟光责备费祎说：‘赦免是偏枯之物，不是清明盛世所应有的，如果不得已可以权宜施行，现在有什么急事而屡次施予非常之恩来惠及奸宄呢？’愚按孟光的话是说不可赦免的不可赦免，小过错应当赦免，所以《论语》说赦小过而《春秋》讥讽肆大眚。”唯适张氏说：“唐宪宗对宰相说：‘你们应当为我爱惜官位，不要私徇亲友故旧。’李绛说：‘崔祐甫有言：‘不是亲友故旧，不熟悉他们的才能，熟悉的尚且不给予官位，不熟悉的怎么敢再给予？只问才能与官位是否相称罢了。’如果避嫌亲友故旧，使圣朝亏损多士之美，这是偷安的臣子，不是至公之道。如果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避？’”卓庵张氏说：“魏晋用人，先看重门第品级而后看重贤才，这是最大的弊病。北魏文帝与群臣讨论选调，李冲说：‘不知道设置官吏，是为了膏粱子弟呢？还是为了治理国家呢？’魏主说：‘是为了治理国家。’李冲说：‘那么今天为什么专取门第品级，不提拔才能呢？’魏主说：‘君子之门，即使没有当世之用，也自有德行纯笃，所以我任用他们。’李冲说：‘傅说、吕望难道可以凭门第得到吗？’魏主说：‘非常之人，旷世才有一二。’李彪说：‘鲁国的三卿，哪里比得上四科？’”

卫君等待孔子来为政，这两节。必定要正名，专指卫辄父子之名。名不正，这三节。泛言君臣父子之名，而卫辄父子在其中。饶氏说事事都要正名，这是言外推广的说法。谢氏说为政之道，都应当以此为先，这虽然与“名不正”三节的意思相合，但在“必也”这一节也是言外推广。饶氏的说法也是对的，但不可夹杂在正讲之中。《大全》辨析唯适张氏说：计算卫前后二十五年间，辄做君主共二十二年，卫民愿意以辄为主，而不思念蒯聩回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日接纳蒯聩的是阳货，拒绝蒯聩的是国书，小人借此谋利，所以卫事至此极端。不然，父子天性也。唐得一李泌可以调和两宫，难道卫得一孔子没有消弭反正之道吗？苞山张氏说：必须想出正名之前的一层功夫，名之所以不正，是因为心不正，要隐隐根植于心术来说。丘文庄说：正名的道理，怎么做？回答说：务求其实而已。必有此实，然后给予

译因此得名。既然有了这个名称，就应当用相应的实际内容来符合它。拥立郢是为了避开父亲，这是一层意思；拥立郢是卫国众人的事务，避开父亲是辄个人的事务。胡氏关于拥立郢的说法，朱子认为事先已有约定，非常精当。《蒙引》所记载的《语类》中的一段话，那是孔子在鲁国执政时的事，并非本章的主要意旨。至于双峯先生关于卫国世卿的那一段论述，又是辄尚未被拥立时孔子在卫国执政的事，也不是本章的主要意旨。

译有这样的节操吗？张彦陵说：“子路的意思认为仲由是秉承祖父的命令，从而在情理上立足。原宪说得合乎名义，也不算太不正当。所以子路认为您迂腐，哪里是正确呢？意思是说，为什么不把济世行道作为急务，反而想要理清这些细节呢。”

粗野啊，仲由！乐天斋翼注说：“野，是指粗心浮气，思虑不够深沉，识见不够精密，而谈吐不够从容。”

名分不正当。乐天斋翼注说：“‘字’不泛泛而言，即指称名分的话。‘事’，是一人所做的事，与下文政事中的‘事’字不同。”

事情办不成。礼乐只从自身来说，即是教化的根本。如君臣父子之间，各有条理，便是礼；无所乖戾，便是乐。不必说到刑罚不当罪才称为不中，即使当罪，也是不中。为什么呢？因为上位者失去了正道，百姓就会离散。张彦陵说：“子路看名分是虚的，夫子却步步说到实事上去。礼乐刑罚都是政事极大的地方，一步一步，正见得正名关系重大，全要发出这个意思来反驳‘迂’字的意思。”

所以君子命名必定可以说得通。吴因之说：“必定可以说得通，这才是名分的正当；这是对名分的慎重。这是从命名之时来说的。必定可以行得通，这才是言语的正当；这是对言语的慎重。这是从言语之时来说的。如果说使其后可以说得通、行得通，那么对于正名的意思就不够紧切。”董思白说：“名分可以说得通，言语可以对应名分，断然拆不开的，必须一起说，才于言语无所苟且，不烦多嘴。”两个“必”字，即是“必也”正名中的“必”字。注：一事苟且，则其余皆苟且了。一事指名实相须，其余则指言、事、礼、乐、刑、罚，不可误以一事其余分贴名实。君子于其言无所苟且而已，恐怕不当作一正名而无他事解，口气若谓君子于其言别无假借糊涂之法，无所苟且而已。乐天斋翼注说：“故君子节要提起名之二字看程。”

文破云：“君子知名之为重，所以谨称名也。”最分晓。又曰：“言以称名，言无所苟。”即作称名，无所苟，非归重言上也。

樊迟请学稼章总防，躬耕畎亩。圣人常为之矣。然圣贤素位而行，志在于道，初非屑屑于细事，而必欲为之也。

樊迟请学稼。节“苏子由”以许行看樊迟甚妙，则似不当以近利目之，但究其实，则亦是近利而已。然樊迟与许行亦有分别，迟之意大抵以吾儒未仕则当自食其力，不必便如行之君民并耕也。夫子告以大人在位之事者，大人之学不分已仕未仕而皆当学者也。

小人啊！

上好礼节。张彦陵说：“全要把大人经世大学意说得透彻，若只讲上下感应话头，便顾奴失主。礼自轨度上言，不单指容貌；义自举动上言，不单指用舍；信自精神上言，不单指号令。”李九我说：“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礼义信也，此岂仪文度数法制禁令簿书期防上讨得来的，须真好始得。”四方之民，即敬服用情之民，旧主远近分者非。上三个民字，即兼远近四方之民，亦兼远近襁负其子而至，只作为之耕稼看。乐天斋翼注说：“三好字照二学字，三上字对小字，礼义信代稼圃字，礼义信俱兼本之身心而达之政事者言。”

诵诗三百章，不必看坏诵字，但诵必能明之，而后可谓之诵，必能行之，而后可谓之诵。若不能明，不能行，则亦只是不能诵而已。不达，不能专对，俱兼不能明，不能行说。亦或有能明而不能行底，然深看则亦是未尝明得。乐天斋翼注说：“不达不是全不通晓，只有所拘滞，不能随方措置，便是不达。不能专对不是一词莫措，只是对得不善，不能不亢不卑，或损国威，或挑邻祸，便是不能专对。”沈无回说：“达与专对，非是诵诗时便要思量，如此诵诗而有得，则左右逢原，自无所不可。”按此本双峯高一层说，须兼将以致用说方完。注：温厚和平，长于讽谕。温厚似属心，和平似属气，风谕似属辞。温厚和平俱兼心气说为是。观异闻章注曰：心气和平可见【己亥三月】温厚和平缺不得一件，世固有温厚而不和平者，有和平而未温厚者。谭梁生说：“此夫子自卫反鲁删诗时语也，所以深诱人学诗也。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礼义者，凡三百五篇，虑当时后世学者之见少，而不潜心于诵学也，故云然。盖谓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故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达政专对所必由也。诵之有用，则此三百篇足矣。诵之而无益，虽多亦安”

译有用啊。深刻明了《诗经》三百篇，是通达政事、专门应对所必需的，不要在三百篇之外寻求更多，也不要仅仅在三百篇之中空诵。所谓“多”，是指未被删减的三千篇而言。按照胡氏的说法，《诗经》三百篇固然多，这与谭氏的说法不同，谭氏的说法似乎更优【辛亥十二月】

译自身端正这一章，政令自然不可稍减。全要靠自身树立标准，“行”字之内有默然奔驰于无形之处，“意”字之内有强制于有形之象。

“意”这个意思，圣人屡次提及，记录者不嫌繁琐，也屡次记载，总是要表明既然身为上位者，那么这自身是无可宽假纵容的。《大全》辨析说，有人说，申屠嘉不接受私下拜谒，因此能折服宠幸之臣；董仲舒端正自身以率领下属，因此能侍奉骄横的君主；魏相凭借廉洁正直，霍氏不能诬陷他；袁安、任隗凭借平素的品行，窦氏无法加害他们；唐太宗作《帝范》来训诫太子，这些事都完备了。然而这些都是空谈。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难道是效法接纳巢刺王妃的做法吗？

《鲁卫之政》章。按照世俗的解释：兄弟都身处都城，把鲁国和卫国不好的事情进行比较，这不知道孔子的本意。正因为鲁国奉行周礼，卫国多有君子，周公、康叔的遗风尚存，却无人振作兴起，所以感叹其衰败，有惋惜之意，有期望之意，也有忧虑之意。孙邾奔宋的祸患，将很快到来，曲阜的废墟，不再长久存在。孔子大概已经预先窥见了。

孔子评价卫国公子荆这一章。胡敬斋说：孔子称赞他，也是借此讽喻在位者。居住的房屋本源于居住的心态，少营求由于少欲望。姚承庵说：“三曰”二字，只是形容他心里的口气。善于处理完全在于三个“苟”字、三个“矣”字上。“苟”，如同俗话说的将就、歇息的意思。“矣”，是止步于此而不再有过高期望的词。所谓知足，是指当下就满足，不是说有所期限而停止。如果有所期限，那么也不免会有所求。公子荆在刚开始拥有时，不羡慕少有所得；在少有所得时，不追求富有。随时就满足，无事营求。【右直解】注：只主张循序渐进有节制，然而又须补充治家之能的说法。《大全》朱子所谓：他人居住的房屋不极其华丽，就完全不理会。或问小注所谓：不善于其事就不能使前人光辉延续。但重在循序渐进有节制方面。注：有节制兼指不贪多、不务奢华。始有即合，少有即完，富有即美。【四书脉】富有虽然说美，如果不知足，即使美也不算美。

孔子到卫国这一章。张彦陵说：这是圣人仁爱天下的心，特意因卫国而发出，不粘着于卫国民众。上面“富”“教”二字，总是保全其百姓，不去剥削他们的元气，纵然毁坏他们的本心，也就是施加于他们的方法了。沈无回说：“庶矣哉，三字！孔子只不言富教，而无穷的情事已尽备其中了。想孔子出口时，真是经纶满宇宙。”《析疑》说：“卫国的百姓众多，只有先公的教养才有这众多。”富是君道，教是师道。

如果有用我的人这一章。沈无回说：可以有成，难道能说如何？可如何？有成。大概列国规模不同，圣人的作用也不是后人所能揣度的。但他自信得过，至于一时必有一时的效果罢了。想他说这话时，真是如指其掌。湛甘泉说：为什么一年就可以呢？因为治法确立了。为什么三年就有成呢？因为治化推行了。法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行。张南轩说：三年所成就的，就是那一年内所确立的规模。《四书镜》说：孔子目睹生民涂炭，内心激切，所以不觉叹息，因此说这话来吸引当时的人，使他们知道任用自己。言外之意要见久困之民，容易治理的意思。朱子说：救乱世如同调理久病之人，哪有旦夕健旺的道理？“可”者，兴衰起废，革故鼎新，纪纲次第举了。如果到了三年，则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谓至于道也。按此与久困易治之意不同，然而可以兼用。周季侯说：旧解说当时怀疑孔子的学问一时不效，所以自己说出期效之意还未尽。大概当时沮溺丈人辈看得天下滔滔，必无可转，所以宁可保全自身弃置不用。这虽然是他高尚幽情，却也是他手段不济。譬如有危病者，中医望之却走，有良医者独自坐定与他下方，约定他几时能饮，几时能食，几时全然无恙，全是其术高也。孔子这话，实实见得当世时局尽可挽回，所以斟酌于一年三年之间，定个程期。这虽然是他一时技痒之言，然而不只以此解释当年累世之嘲也。这一章应当与“齐一变”章合看。

善人为邦百年这一章。张彦陵说：“这一章只因为当时崇尚威严而喜欢速效，所以以濡润徐缓的德化感动人主。如果说王道不是督责之术，循良不是旦夕之功云耳。”善人百年，两意俱重，以此推之，则前章亦用“我一年三年”俱重，后章则王者必世俱重，合看则见圣人、善人、王者虽分深浅，而总之非督责之术，总之非旦夕之功。凡书有阶级而不重在阶级者，如“其为人孝弟”章之类，俱然。乐天斋翼注说：“善人以自己的善化民之不善，所以可以胜残去杀，即所谓子欲善而民善矣。”周季侯说：“时至春秋，专尚残酷，一片俱是杀业世界。孔子惨然有痛于心，所以慨然遐想古人之言，谓不必圣王制世，

译即便得到善人，也足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这是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泪水啊。诚哉说得对，整句话全在于体察这层深意，说得恳切；如果只带着赞叹的语气，恐怕还不能穷尽其中的意味。”诚哉这话讲得对，因此能够反驳世上那些谈论刑名、法术的人。这里只主张战胜残暴的说法，必须兼顾“百年”这一层面才是正确的。天启壬戌年李元鼎的一篇破题写道：“圣人思考善治，是因为他有可以继承的心。”起讲写道：“国家没有可以继承百年的政令，却有可以继承百年的心。”马君常评论说：“宽严相济的政令，百年间也不会一成不变，只是主旨在于爱人罢了。如果一味宽松迟缓，那就是汉朝元帝、成帝时期，以及元朝末世的情况了。所谓‘可继承的心’，应当是独特的见解。”

译如有王者章。张彦陵说：王者，是指兴起大道、达到大治的君主，不要解释为受天命而兴起，恐怕会伤害到当代君主。《蒙引》虽然认为仁政不能兼及教养，但能达到这种境界，也必然依赖于养育。所以麟士采纳了班固的说法，朱子在《召南》注中有“熏蒸透彻，融液周遍”八个字，最能让人想象此章中“仁”字的景象，深入肌肤，称为透彻，向东向西都被感化，称为周遍。然而说“熏蒸”，说“融液”，就不是突然能达到的。如果论其实际，就是逐渐施行仁政、磨砺道义，节制以礼、和谐以乐【壬申八月】存疑说：这是承接上文“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而言，说如果有王者，必然经过三十年而后仁政大行，固然不需要等到百年，其功效也不止于战胜残暴、废除杀戮，这样在“必”字的语气上就不顺畅。

苟正其身矣章。张彦陵说：“这一章是专门为大夫而发的，所谓端正自身，就是遵守法度、遵循纲纪。”王宇泰说：“大人，就是端正自己从而使万物端正的人。对上端正君主，对下端正百姓，都是如此。”

冉子退朝章。张彦陵说：这不是责备季氏僭越，而是责备季氏专权。冉子所议论的，实在是国家政务，不是家族私事。有政，也是确实对着夫子说的，却假装不知道而说：“那是家事。”仅一个“事”字，就将家国截然分开，与“闻之”的说法，大概是揭露他在私门中私下议论的事，表明应该在朝堂上公开议论。沈无回说：国家政务不应当在私门中议论，却安然不以为怪，冉有也安然不以为怪。这种“安然”的心态，逐渐不可助长，所以夫子故意明白地说出来，不仅是为了警示季氏、启发冉有，也是想让这个义理在天地间不晦暗【此注正是正名分的意思】这就是作《春秋》的心意。《蒙引》说：季氏专断鲁国政事，不在朝廷上议论，却只与家臣在私室中谋划，那么即使是政事，也成了私事。即使是政事也成了私事，恐怕不符合注中“假装不知道”的意思，不能纳入夫子的口气。这应当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同看待，夫子的忧虑深远啊。《家语》记载：孔子到季孙家，季孙的家臣禀告说：“国君派人来借马，要给他吗？”季孙还没说话，孔子说：“我听说：国君从臣子那里拿，叫做取；给臣子，叫做赐；臣子从国君那里拿，叫做假；给国君，叫做献。”季孙脸色大变，醒悟说：“我确实没通达这个义理。”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章总防。张彦陵说：“考察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君主内心的恭敬与轻慢。君主内心自觉艰难，就是兴邦的关键；君主内心自恃享乐，就是丧邦的关键。”有人说：“全章只是一个‘为君难’，后面‘予言莫违’便不知道为君难的地方，兴衰都由此而来。”这个说法最直截了当，大概这一章只是辨析兴衰的原因，听言语的意思不重在表面。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节？”乐天斋翼注说：“兴字兼括开创与守成。”蔡晋江说：“定公问一句话可以兴邦，一句话可以丧邦。国家的兴衰，必然积累渐进而后能成，岂有一句话就能兴丧的？所以说：‘言语不可以如此接近（轻易）啊。’然而能因为一句话而知晓谨慎，就可以兴邦；因为一句话而放纵欲望，就可以丧邦。虽然在恭敬与轻慢之间，有无数的善事，无数的恶事，积累下去，才能兴丧，而实际上都是因为一句话导致的。所以说：‘不几乎一句话就可以兴邦吗？不几乎一句话就可以丧邦吗？’然而圣人言语的意思虽然含蓄宽泛，而语气实在衔接紧密，大概是想以此确定定公关于一言兴丧的疑问。

为君难，两节。附李毅侯说：“‘不几乎’？仍然与上文‘不可其几’相应。大概兴邦是从领受艰难而来，不是从领受一句话而来。假使一句话可以兴邦，那么人君坐在屏风后的地方，只需挂一个大匾额，写上‘为君难’三个字就够了。有这样的道理吗？”按此重在听言语上。壬戌年文湛持墨讲：“‘不几乎？’句说：‘一言兴邦，是终究不可接近（轻易）的。’也是这个意思。

一言而丧邦，两节。张彦陵说：“‘不亦善乎？’善字，讲解者都纳入‘都俞喜起’等语，不对。大概只有‘予言莫违’的话，决然是不可的。只是话说得善，而莫违则还差不多可以。如果说方才不至于丧邦罢了。精神正与下句相呼应。龙共应身说：“如果执定莫违，岂止是不善，足以丧邦？即使话说得善，便是刚愎自用，也不是开诚布公。”不亦善乎？此句若依直解看似也妙【辛亥十二月】两言不可，若是其几，最妙。大概天下的言语原本不可执定，如执定为君难的话，将有逡巡退缩的毛病；执定不可莫违的话，将有优柔不断之病。所以夫子先宽泛地说一句【辛亥十二月】谭梁生说：“这是夫子用鲁为司寇摄相时，承定公之问，而从容论道，责难陈善，闭邪之语也。”

叶公问政章。张彦陵说：“只想要公验民情，以自考。”尹孔昭说：“近悦而远不来，恐涉于驩虞之私；远来而近不悦，恐迹于尘声之附。”互说只是余意【冉永光】

无欲速章

译张彦陵说：追求快速就会在进取上过于锐利，而不精细、不详尽，必然导致前后阻塞，所以不能通达；看到小利，就会因为小利已经得到而忘记长远的谋划，或者因为吝惜小利的损失而妨碍宏大的算计，所以大事不能成功。“存疑”中的两段话极好，然而认为黄氏关于次第分量的说法不好。看来黄氏的说法与“存疑”所说的也不相违背，《蒙引》也采用了他的话，似乎也可以采纳。刘上玉说：政事也有应当快速的，也有应当获取小利的，关键在于“欲”字和“见”字。张君一说：希图宏大功绩，往往看似没有欲望，那些有欲望的必定是追求速效；广远的谋略，常常极于不可见，那些可见的必定是小利。存有欲速见小的心思，即使通达且成功，也是不可以的。勉斋所说这是私心而非正理，何况必然不能通达，必然不能成功呢？乐天斋翼注说：子夏的格局很小，孔子直接用王道悠远博大的标准来期望他。《讲录》说：景帝想要诸侯迅速平定，结果吴楚叛乱；文宗想要朋党迅速清除，结果宦官专权横行；太宗看到斗米三钱的小利，结果功业毁于辽东；真宗看到停战的小利，最终荒废于封禅。这不是欲速见小的明显警戒吗？卓庵张氏说：齐桓公图谋霸业，经营数十年，等到江、黄、道、柏相继来结盟，然后驻扎在陉山的军队，一举而成就霸业。宋襄公继承他，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年之内，拘捕滕国国君，在曹国南部结盟，在睢水之社用鄫国国君祭祀，最终兵败身伤，被后世嘲笑，这都是欲速见小的心态啊。

译我们同乡有个名叫直躬的人。本章总纲：本章的“直”字与“人之生也直”中的“直”字含义不同，所以说“直在其中”。如果是“人之生也直”那种“直”，就不必说“在其中”了。圈外注：顺应事理叫做直，这是“人之生也直”中的“直”。“直”字本身直或不直，哪有空闲去计较？这是本章的“直”字。

“吾党有直躬者”一节。张彦陵说：“叶公把揭发父亲偷羊当作直，不仅对‘直’字理解错了，即便就‘直躬’这两个字而言，也只是论及行为上的表现，而不考虑内心是否安宁。”本章只应当从理与情的角度对照来看，不必从心与身的角度对照来看。因为直躬这样的人也未尝不认为自己的内心是安宁的，这段文字暂且保留，并非正统的防范之说。

“父为子隐”一节，情与理必须相互契合。天理中包含的人情，才是真正的人情；人情中包含的天理，才是真正的天理。天理之外的人情，不是真正的人情；人情之外的天理，不是真正的天理。直躬揭发父亲，这是人情之外的天理；霍光夫妇互相隐瞒，这是天理之外的人情。孔子所说的父子互相隐瞒，是天理与人情的极致。谭氏引用《吴志》中徐众的话说：“苍梧人浇（一作丙）娶了妻子，因为妻子美丽，便让给哥哥；尾生坚守信用，水来了也不离开，最终淹死，这与直躬是一类人。”《庄子》《吕览》《韩非子》都将直躬当作人名。芑山张氏说：“互相隐瞒之中蕴含着义方的训导，以及几谏的方法，需要想象积累诚意从而感悟，父子一体、关切而不能自制的意味。”《大全辨》中卓庵张氏说：“叶公并非认为揭发父亲偷羊是直，而是因为当时有人举发此事告诉孔子，他是表示惊叹的意思。看他评论白公的为人，并非不知轻重的人，等到平定叛乱后，又不独占功劳，反而让子西、子期的儿子担任令尹、司马，他在处理人父子关系方面，可以说是得当的。况且他知道反复无常不是诚信，守约赴死不是勇敢，难道还会认为揭发父亲是直吗？这可以通过他的行事来推断，知道这必然不是事实。”我按：卓庵的话固然正确，然而“反复无常不是诚信”等话，怎么知道不是奉行孔子的教诲后才有的呢？卓庵又说：“汉宣帝下诏说：父子夫妇，是天性，即使有祸患，也宁愿冒死保全，真诚的爱结在心中，怎么能忘记。从今以后，儿子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都不予治罪。”

“居处恭”章总纲：“居处恭”三句，只应当依照《大全》以动、静、人、己来分别看待，但须补充说：居处时并非不敬，但恭更迫切；执事时并非不恭，但敬更迫切；与人交往时并非不恭且不敬，但忠更迫切。次崖不主张将居处专门指为幽独之时，虚斋又认为执事与与人不分两个时段，这些都可以不必采纳。问：敬是专一，比如处理事务时便一心在事务上？王阳明说：如果这样，饮酒时便一心在酒上，面对财物时便一心在财物上，这算什么居敬的功夫呢？因为一是天理，专一只是心专一在天理上。朱子说：心只是一个心，并不是用一个心去治理另一个心，所谓的存养，所谓的收敛，只是唤醒。谭梁生说：《乡党》所记载的多是恭敬忠的事。又说：春秋时期，夷狄与中国尚且交错杂处，如戎狄邻近，周、淮、徐邻近鲁，莱、牟邻近齐，至于秦、楚、吴、越都是夷狄。有礼义、有天王则称为中国，无礼义、无天王则称为夷狄。凡是出疆越境，没有不往来于中国与夷狄之间的。如果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有今天在中国，明天在夷狄的情况，所以说：夷狄之中有君子，想要居住在九夷，都是实话实事。即使到了夷狄，不可抛弃，也是这样。

“行己有耻”章总纲。张彦陵说：本章重在“行己有耻”一句，孝悌信果都是“行己有耻”中的事，斗筲之量不足算，也是“行己”方面有亏，即使有其他才能，也不值得观看。“重在行己”这句话固然正确，然而首节自应平说，下三节才显现出重在“行己”的意思，冯具区的墨本最得体。本章冯具区以“才节”二字来解说，冉永光反对他。

“行己有耻”节。吴因之说：从行为上看出他有一个耻心，也不是空抱一个耻心，这与有所不为有别。彼只从不做不洁之事方面说，此耻于自己不做，圣贤有如此大的作用在其中。此意与注疏所说的有所不为，自然不相妨碍。因之此说，也觉得穿凿支离，只当作有所不为看自然妙。不辱，不止在应对方面，也在德行声望素来显著上，且有招之不来、麾之不去的气节。使命不辱，如孔道辅出使契丹，斥责其侮慢先圣；又如解杨传达宋国的命令，蹶由犒劳楚军，陆贾出使南越，富弼出使契丹，颜真卿宣慰李希烈，苏武在匈奴，洪皓、张邵、朱弁在金国。谭梁生说：解说者看到由赐一类问答之言，知道孔子救正他的过失，而不知道孔子发扬他的善处。如“使于四方”句，只当作发扬善处来说，也妙。

“敢问其次？”节。孙淮海说：只宗族乡党称赞他孝悌，则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广，所以是士的次一等。谭梁生说：宗，指大宗、小宗；族，指九族。《大全辨》芑山张氏说：孔子说“惟孝友于

译“兄弟之间，将孝悌之道施于政事，这也算是参与政治”；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孝经》说“孝悌之道，能通达神明，光辉照耀四海”，这些说法都极其看重“孝悌”二字，这里却把它列为士人修养的次要方面。圣人立论，原本就有分寸。之所以称某人孝、称某人悌，只是因为宗族乡里看到他没有什么不孝不悌的事情，所以便这样称赞他罢了，恐怕他在孝悌的实质分量上还有欠缺之处。

译说话一定要守信。张彦陵说：“‘信’和‘果’这两个字没有毛病，毛病出在‘必’字上。”宋濂说：“用贤智之人圆融通达的眼光来看，这未免显得像小人；用末世放荡不羁的眼光来看，这却又不失为君子。与其盲目仰慕大人物的变化而失之于放肆，不如坚守小人的志节操行而失之于固执。因为小人也是士人，所以士人本来就不在于浮华虚伪。”乐天斋翼注说：“见识浅薄的人，用自己所知道的来评论；气量狭小的人，用自己所坚守的来评论。”

当今从政的人怎么样呢？张彦陵说：“斗筲”是量器，这里用来形容人的度量。大概他们胸中所能容纳的，只有世俗的趣味，再也没有道德；只有世俗的情欲，再也没有名节。所以用斗筲来借指。佐案说：“春秋时期的人才，是一时极盛的，哪里能一概抹杀？大概这里所说的当今从政者，是指鲁国三家的党羽罢了。”

在“不得中行而与之”这一章，谭梁生说：“这个‘与’字，是‘可与共学，可与适道，可与立，未可与权’中的那个‘与’字。”王缑山说：“中行与乡愿的区别，只在于是为己还是为人。比如东汉崇尚节义，就把节义当作乡愿；西晋崇尚清谈，就把清谈当作乡愿；宋代崇尚理学，就把理学当作乡愿。”张彦陵说：“考察千古以来的道统流派，除了狂者和狷者这两条路，再也没有站脚的地方。孔子这番议论，直接剖析出了千古以来承担大道的流派，并非不得已才考虑次一等的选择。因为中行的学问，需要培养养成，不是一开始就能达到的。所以历来的圣人都是由狂者和狷者造就的。说得不到中行的人，是说中行不容易得到，并非说时代降落后就没有中行的人了。”副墨说：“看‘必也’这两个字，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决然不能与他交往。狂者和狷者可以与之结缘，他们是不沾染世俗情欲的人。世人多退缩推托，狂者独自进取。世人都无所不为，狷者独自有所不为，这是何等的力量！这就是中行的流派。那些牵挂世俗情欲的人，与此道无缘。”徐自溟说：“这两个人都有不随波逐流于当世的心意。丁酉年福建程防论述‘进取’二字的含义说：‘古人说夺取天下与守住天下不同，不是通晓天下大势的人本来就不能夺取。至于我们的道，商汤从夏桀那里夺取天下，周文王从商汤那里夺取天下，孔子从东迁后的周室那里夺取道统，都叫做夺取。世人从别人那里夺取物品，如果不真正窥探其内室，物品就无法得到，即使力量有能达到和不能达到的时候，但他的心意神思，已经不在厅堂台阶门户席子之间了。狂者的进取，大概已经洞见古今同一颗心，只是虚愿多，实力少，所以不能立即达到罢了。’管登之说：‘有人怀疑孔子因为得不到中行而考虑狂者和狷者，然而没听说狂者和狷者传承圣人的道吗？回答说：孔门只有颜回一人具备中行的资质，闵子骞、冉有的德行也接近中行，其余的都是狂者和狷者。曾参固然以狂著称，而子贡、子路、子张等人也是起于狂者。原宪固然以狷著称，而闵子骞、曾子、子夏等人也是起于狷者。只是因为孔子用中行的标准来裁度他们，不让他们以狂或狷成名罢了。怎么知道子贡是狂者？子贡通达，通达的人必定怀有豪壮的志向，难道不是狂吗？然而孔子曾经裁度他赎回鲁人而不接受赏金，也抱有狷者的操守。怎么知道曾参是狷者？曾参迟钝，迟钝的人必定谨慎廉洁，难道不是狷吗？然而子贡常揭露他的骄傲，人们常说他浩浩荡荡，也带有狂者的风范。那么，比中行低一等的是狂者和狷者。其中最高的是谁呢？唐荆川说：谨慎愿顺的士人与狷者，都不做坏事，也比较相似。但狷者气魄大，矫正世俗独自前行，更不怕别人的非议嘲笑；谨慎愿顺的士人拘谨浅陋，多是害怕别人的非议嘲笑。狷者必定依从自己的原则，谨慎愿顺的人役使于外物，大不相同。现在人多把谨慎愿顺的人当作狷者，这是学问不明造成的过错。饶双峰说：激励狷者，裁抑狂者，这是不对的。狂者志向极高，这是过处；行为不能掩盖志向，这是不及处。狷者见识未及，这是不及处；操守有余，这是过处。两者各有过和不及，在过处裁抑他们，在不及处激励他们，使他们归于中道，这样都接近道了。看来注疏所说的谨慎厚道之士，也不是一回事，其中最高尚的就是善人。【壬申八月】蒙引说：人们都把注疏中‘只得到谨慎厚道的人，则未必能自我振拔而有作为’这句话忽略了，不知道这句话不能虚设，要仔细看。”

人如果没有恒心，这一章的总论。张彦陵说：这一章孔子希望人有恒心的意思，上下相承，只是一个意思。巫医不可做，就是可羞之处【根据新安的说法，还应分为两截】孔子特意借南人的话，来引出不要占卜的意思，并不是引用《易经》来证明人的言论。提醒人心，全在“羞”字上。唐荆川说：恒，是人心本有的常理，古今圣人和凡人，不减少也不增加。正因为有占卜和不占卜的区别，所以有能恒和不能恒的区别，而恒道实际上未曾离开人。圣人特意借一个“占”字，打动他本来惭愧愤恨的念头，可以引发深刻的反省。把方言与圣训平列看待，把建立功业远离羞辱对比看待。吴因之说：由凡事不可为，推演到羞辱不可免。又说：不占卜罢了，只是说占卜的言辞值得玩味，与“善夫”相类似，不重在说人不能玩味。善夫不占卜的地方，必须得到警戒人心的意思才好。

南人有句话说。张彦陵说：恒是恒久不变的心，不是不改变职业才叫恒。引用巫医作为例子，即

译一事无成。意思是“善夫”二字是推开来讲的。注：恒，就是常久。而《蒙引》说：无恒，是指没有恒心。恒心，是人本来具有的善心。这似乎把“恒”当作平常的意思来解释了，是另一种意思。《存疑》说：说话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也似乎与《蒙引》的意思相同。《蒙引》认为方言中的“巫医”是专指，“善夫”二字则是推开来讲的。《存疑》说：“善夫”是指善夫，南方人的话可信吗？没有恒心的人不能做巫医。这样看来，上下文是一个意思，两种说法都讲得通。

译不恒其德，节。乐天斋翼注说：“恒字要看得深。根据《易经》文辞，恒字是恒德，即孟子所说的恒心。一切浮念都是无常的，只有真心是有常的，所以叫作恒。”按此理解，那么《蒙引存疑》与注的总旨意就一致了。最为明白，我起初误看了。“不恒其德”即是可羞，不必等到外在的羞辱到来才算是羞。只是不知道这是可羞的，就一定会落到承受羞辱的地步了。承受羞辱，是外在到来的羞辱。

不占而已矣，节。张彦陵说：“一念知耻，便是心占。玩味其占而后才知晓，尚且不是善于读《易》的人，何况是不占呢？”

君子和而不同章。蔡虚斋说：“和虽然与万物没有抵触【这也是冯氏的意思】，但自有节制、剂量的意思，这一个字就是君子待人的道理，正当没有偏颇。所谓不同，是说不同于小人的同罢了，并非要加上不同二字才能补足和的意思。不同就在和中看出，不和就在同中看出，起初并没有两截。这一章论和同与晏子所论和同完全不同，冯氏是用晏子的意思来解释，不可兼用。如果尹氏的注虽然不是正意，但可以互相发明。李毅侯说：“君子之和是从君子性情中发出的，无论可否相济的地方，不是同，即使是倡和一律的地方，原本也不是同。小人之同是从他的意向上看来的，无论转眼参商的地方，不是和，即使对面亲热的地方，原本也不是和。晏子论和偏在吁咈一边，便不是完整的义理。沈无回说：“如果说相济为和，那么小人也有参商的时候；如果说雷同为同，那么君子也有倡和的时候。只有外貌没有一毫不像，而内心背离，所以不可不辨别。和而不流，威而不猛，矜而不争是一类，是从过与不及上论；和而不同，泰而不骄，周而不比是一类，是从公与私上论。两边各自兼有相反相似的说法，然而论过与不及则相反的意思重，而相似是余意；论公与私则相似的意思重，而相反是余意。如此章语气应当说：君子于人是和不是同，不必论到有可否而后才为不同，正当其和而无间之时，原本就不是同，为什么呢？因为公。小人于人是同不是和，不必论到有争夺而后才为不和，正当其同而无间之时，也原本不是和，为什么呢？因为私。总之，以理相合便是和，以私相合便是同。《存疑》说这与泰而不骄相似，与周而不比稍异，并非三章一样，大概《存疑》看周比章有偏差。《大全》辨少墟冯氏说：“士君子立身，只求无愧于乡人之善者就够了，不善者的恶与不恶不必论。如果既使善者相信其节操，又怕不善者怀疑其矫激；既使善者称赞其宽厚，又怕不善者议论其懦弱，那么瞻前顾后，便终身做不成，这就是乡愿之所以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的原因。”《百方家问答》问：“自古取士于乡，夫子不欲采乡评者何也？”钱鹤滩说：“夫子不欲据乡评，是因为春秋多乡愿，一乡的好恶不可必信。”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章。乐天斋翼注说：“注公恕私刻，只是约略题目的意思罢了，并非推究本源。”汤霍林说：“难说处，不是阻止奔竞，是他心里自然不投合；器使处，不是开贤路，是他心里自然乐于取用。”谭梁生说：“世上岂无一种易事易说、模棱无主之人？又岂无一种难事难说、矫尚不情之人？他们的利害对天下国家来说较小，只有这君子小人，他们的利害对天下国家来说很大。所以夫子相提而切论之。”

君子泰而不骄章。骄泰都有充然自足的意思，然而君子循理，理得则满足，所以心广而体胖；小人徇欲，欲满则溢出，所以志盈而气盛。虽然在气象上见本原，却在心上。沈无回说：“问泰何以似骄？回答说：古人之貌必定庄重，所以说俨然人望而畏之。但庄重得自然，所以说泰罢了。”泰从道德生，骄从势利出。乐天斋翼注说：“泰

译君主自得，骄横的君主傲慢待人。“泰”是无心的，“骄”是有意做作的。”佐案说：“‘泰’从恭敬而来，‘骄’因放肆而得。”君子不骄，不必说到谦谨；小人不泰，不必说到忧戚。用“和”与“同”的例子类推，就可以明白了。

译刚毅木讷章。张彦陵说：“刚毅与色厉内荏相反，木讷与巧言令色相反，正因为那些凭外貌取仁的人，离仁德很远，所以认为刚毅木讷是近仁的。仁者，是一片真纯，刚毅获得了乾卦的健劲，木讷获得了坤卦的正固。刚毅，浅显地看，与上面论述的刚毅二字含义不同。”《四书大全》中王氏论述：“木讷没有伪善的脸色，木讷没有巧诈的言语。”而《四书蒙引》说：“讷不仅仅指言语。”看来《四书蒙引》的说法不对，等待再作定论【丙辰九月十日】

切切偲偲章。张彦陵说：“这全是在涵养德性上论述。士人切切偲偲、怡怡，如果只是一句话，那是想象出一段中和的意象来，涵养却在切切偲偲、怡怡之前。”张侗初说：“有分别的地方容易知道，无分别的地方难以知道。”黄勉斋说：“所谓士人，涵泳在诗书礼义的恩泽中，必定有温良和厚的气象，这是士人的正道。至于发强刚毅，也是随事情而显现罢了。子路有刚强的气势，不能自我克制，所以切切偲偲、怡怡的意思常常缺少，因此孔子规劝他。”乐天斋翼注说：“子路是勇猛的人，勇猛则气浮，不能做到切切；勇猛则粗疏，不能做到偲偲；勇猛则亢直，不能做到怡怡，所以这些都是子路所不足的。”徐儆说：“用内心去感动人，还担心他的情意没有信服，就积累我的诚意去打动他，如此恳切；用言语去开导人，还担心他的心意没有领悟，就多些说法去引导他，如此详细；至于如果情意有所应当施加，言语有所不应当尽说，就又和颜悦色，收敛言辞语气去感动信服他，如此温和。这样的气象，与刚强的样子截然不同。”仇沧柱《八科文征》评论说：“杨维斗先生议论这道题目说：‘切切偲偲怡怡’六个字构成文意，就像‘温良恭俭让’五个字不能拆开。我的意思是‘温良恭俭让’正须分别阐明确切，才能见到实在的意义；即使‘切切偲偲怡怡’注解中已有明确的训释，必须分列三段，才能详尽。有人怀疑‘如也’二字连着上面六个字为一句，不适宜划开，不知道‘切切如’‘偲偲如’‘怡怡如’各自拈出‘如’字，正见包举，原本不可以‘如’字单独属下句，为何固执不拆开呢？”乐天斋翼注说：“可以称为士人了。”讲解者通常以刚柔不偏来发挥，也不差，然而未得旨趣。大抵有这三者，就以涵养取胜，不仅仅以气质取胜，所以可以称为士人。李九我说：“切切偲偲用于朋友，怡怡用于兄弟，也就像朋友有信，长幼有序，都是本来道理如此。圣人只是依据本等道理平直地说，起初没有截定不容混淆的意思。切切固然属于情意，然而情意也即在语言上显现，所以《四书大全》中朱子以教告来说。大抵切切偲偲都在语言上说，而一个是说其恳切，一个是说其详细。切切即是忠告，偲偲即是善道，只玩味《四书大全》中朱子的两条自明。存疑，谓语录说法不对的，是不深察。我起初误收了，应当删去。丁卯正月，看切偲内，都有忠告，都有善道。”

善人教民七年章。善人教民七年，然后才可以从事战争。善人教民七年，仅仅才可以从事战争。两种意思兼用，才能见到战争的不易言说。如果王者不等待七年，这是我的余意，不是正意。李毅侯说：“说从事战争，是看到教化成功的功效，并非专门为了从事战争而教化。如果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节制，那是为了作战而教化，不是善人的教化。”

四书讲义困勉录卷十六

<经部,四书类,四书讲义困勉录>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讲义困勉录卷十七

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宪问

宪问耻章。张彦陵说：“按行已有耻是狷介者的事，然而狷介者有所不为，只了结了一身的勾当，不知道士君子承担天下的责任，应当思大有作为以建立于当世，所以孔子合并有道无道来阐明耻，正欲扩大原宪不做的志向以进于有为。”前章行已有耻不止说狷介者，这段不过是借言，不要拘泥。看彦陵又说，有道无道，孔子原本只是两平说，按注解倒重在有道上，时势倒重在无道上，都偏了，然而旨意只重在有为，不重在有守，以守不是原宪所难的。周季侯说：“耻在俗情中者易见，耻在名节中者难知。”邦有道并非全不要守，邦无道并非全不要为。注解只是举其尤重者言罢了。“邦有道，谷”，不必到了有道而后可以耻，即使未逢有道而可以耻者固在，不然则沮溺一辈可以免耻；“邦无道，谷”，不必到了苟禄而后可以耻，即使未尝受禄而可以耻者仍在，不然则巢由一辈可以免耻。马世奇说：“贤者的品级以狂与狷来定，贤者的心不以狂与狷来定。人知道进取之心狂者有，不知道狷者也有。那狷介如原宪，为何问耻呢？回答说，其心有不安于狷介的。”马宪问耻破题说：“有留意于耻者，也是狷介者的进取。”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四书大全》胡氏说：克伐是因自己所有而生气盈满，怨欲是因自己所无而生气欠缺。克伐之心由人己相形，怨欲之心由得失相形。徐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