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二十七

译必定会有天降的灾祸。苻坚最终灭亡，然而苻坚攻打燕国时虽然触犯岁星却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苻坚顺应众人的意愿去攻打燕国，而违背众人的意见去攻打晋国。即使说苻坚虽然灭掉了燕国，但燕国的慕容垂后来复兴了，这可见岁星确实是不可触犯的吗？然而汉高祖进入函谷关的那一年，岁星位于东井宿，东井宿是秦国的分野，而秦国却被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秦国施行无道，岁星不能为其带来福佑，反而带来了灾祸。那么越国得到岁星之利而吴国去攻打它，最终被越国所灭，也不仅仅是因为天时不利，而是因为越国没有罪过，吴国没有德行罢了。确实啊，天时不如地利啊【右辑蒙引】

译三里之城

城墙并非不高

所以说：“限制百姓不靠疆界的划分。”愚按：“故曰域民”，是说人和是天下所顺从的；“封疆之界”，是说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徐儆曰：“这条极言人和应当获得，并非推求人和在于何处。”

在于得道，正如盖章防所说，在需要人和的地方，已经包含了得道的意思。人难道没有道却能和谐的吗？看“故曰”二字，是承接之词，不是推原之词。

也。翼注说：“域民”三句，并非申述地利，只是用来引出人和之不易得罢了。浅说：以存心，以仁制事，以义贴合得道。翼注说：“多助之至”，不过是就其多助而极力言说罢了，并非在

多助之外另有所指。张彦陵说：“天下顺从它，即是多助之至，只看到人心悦服。若作百姓归顺解，便阻碍了下文。”

以天下之所顺。张彦陵说：“以天下之所顺，不是率领天下所顺从的百姓，乃是指自己而言。以我为天下所顺从，攻彼为亲戚所背离的，则战自必胜矣。”

孟子将朝王章总防，张彦陵说：“此章大意，欲以道德辅佐其君，先以道德自重，而警示齐王召见自己的不对，通章重在不可召。”上汤霍林说：“孟子此章言辞若激烈，然其自

重处都是敬君。盖人君富贵已极，人臣更无可尊崇。他处直须把我仁义辅他，做个尧舜的君，方谓敬之极。以富贵对仁义，以爵对齿德，非是抵当他的话头，正见得爵在王亦须要我仁义之士辅世长民，才能做到尧舜。如何反来慢我？要知孟子是敬王之意不

是傲王。吴因之说：通章是托疾以辞，而又欲自表其辞召之意，其立言根子只在以宾师自处上来。朱注《孟子》之于齐，处宾师之位，数句要看。

孟子将朝王两节

王使人问疾。吴因之说：“孟仲子之对，孟子所极恶。他的在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二句。若趋造于朝，及请必无归而造于朝等语。孟子只是不理他便了。”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翼注说：不得已，非逼于所要，盖要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强而迫之也。盖辞疾而出吊，本欲王知其非疾，今为仲子权辞所晦，纵不朝径归齐，王亦不知其非疾，而无由警悟之矣。之景丑氏宿，亦主悟王说。」张彦陵说：内则二句，须重君臣边，方是景子本意。四书脉说：君臣主敬，又重臣敬君边。赛合注说：父子非无敬也，而所主在恩；君臣非无恩也，而所主在敬。吴因之说：未见所以敬王，景丑原指不应召，孟子亦晓得他之所指，但彼尚未明露出，故佯为不知也者，而姑以非尧舜之道不陈应之，此犹非通章吃紧要处。张彦陵说：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作句，是齐人心上如此鄙薄其君也。云尔二字读断，如云这等说起来，则不敬莫大乎是。徐儆曰：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是下之人不敢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是上之人不敢上，不敢召，下不敢陈，此正是君臣主敬。注：敬之大敬之小，辅氏以心与貌分贴大小，看来大小二字内似俱兼得心貌，姑俟再定。总注：恭敬亦似不必如陈氏分内外，只似互言。

否，非此之谓也。节，张彦陵说：“引礼重，不俟驾句，正明未见敬王意。”

岂谓是与？四书脉说：晋楚之富，富字该爵在内。翼注说：仁义富爵，还主仁，不啻富，义不啻爵，说不但仅仅相当而已。张彦陵说：是或一道，不是疑词，实作自重之道看。吴因之说：天下有达尊三，一段虽是推曾子之意，却就是说自家了，不消更端起话，故下就接以恶得云云。朝廷三句，只推明各成其尊，无随在致隆之意。若曰各不相值，始成其尊，则非达尊矣。辅世长民，在事功说，辅世，辅翼世道；长民，长育生民。附赛合注说：恶得有其一二句，朱注解云：今齐王但有其爵耳，安得以此慢于齿德乎？此解何等明白，奈何学者全不体认，都说天下三达尊，齿德二者皆在我，齐王但有其爵耳，乌得以其一而慢我之二哉？非孟子语意。孟子语意只据三达尊论道理，而齐王之不可召，己自见于言表耳。按此与蒙存浅说稍异，此似蕴借，姑俟再定。吴因之说：景丑责

孟子不应召。孟子不说已，不当应召。只详明齐王不可召己，而我之不当应召，无待言矣

译这里正符合宾师的心意。如果不是宾师，即使有年高德劭的资历，怎敢与爵位相抗衡呢？即使不是管仲那样的人，为何偏偏不能召见呢？

译所以，对于大有作为的君主来说，吴因之说：“不直接说是不召见的臣子，而说是有不被召见的臣子，这是为了表明，大有作为的君主驾驭臣下，虽然并非泛泛地不召见，但如果遇到那些不可召见的人，就必定不敢召见他们，这正是孟子用字斟酌的地方。”张彦陵说：“‘尊’就是崇奉、钦敬、承事。”

“事”就是遵依，不敢夹杂自己的意见。“乐”就是欣慕、爱乐，念念殷勤，不厌烦，不觉得艰难。胡致堂说：士人如果不等待君主的征召就登门自我推荐，这哪里是为了培养君主尊德乐道的心，并期望他成就大有作为的功业呢？可见，士人一定要君主来拜访自己，正是为了成就君主的心。吴因之说：“尊德乐道”这两句，虽然是说贤士自重，但语意仍然重在贤君身上。意思是说，如果君主不这样尊德乐道，贤士就会认为君主不足以辅佐，即使有作为也不肯来辅佐。作为君主，怎么能稍微骄傲轻慢呢？怎么能谋划大事而不成就呢？

所以，商汤对待伊尹这两节。张彦陵说：“先学习而后做臣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先后顺序，只是重在‘学’，把它当作第一件大事，然后以委任继之。”“学”字正与“教”字相对照。

商汤对待伊尹这一节，朱熹注说：管仲尚且不可召见，主要是因为桓公没有召见管仲。上文又说：这一章重在君主不可召见臣子，所以不召见伊尹、管仲都重在君主，这是正脉。徐岩泉说：孟子既然引用了成汤与桓公、伊尹与管仲，恐怕落入自己的境地，到这里却又另提王霸之佐，表明自己不是管仲之比，又因为最终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在王面前陈述的意思，而管仲不失为齐国人。严管登之说：古代天子不召见老师，孟子游历侍奉齐宣王，大概是以师道自处，看待孔子历聘诸侯、带着礼物求见的做法，则进了一格。大概战国时道德固然衰微于春秋，但不召见老师的风气似乎又振兴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不是匹夫之师道尊贵，而是万乘之君的虚伪礼节昭然若揭。七雄之中，以折节下士而获得万乘之位的有四个，其余的也畏惧游说之口，羡慕下士之风而效仿，智者看到未萌之兆，便知道秦以后尊君卑臣、有君无师的渐起从此开始了，而孟子正当其世，想要保存古者师臣的遗风，以振兴洙泗一脉。处于臣道的人，必定以事君尽礼为恭，而翼护飞龙之统；处于师道的人，或者以重道忘势来显示节操，而冒着亢龙之嫌。这不是孔子的不幸，而是孟子的不幸。管登之又谓：“诸侯到了畏惧士人的地步，那么坑杀士人、轻慢士人的人，必定相继而至了。”这与这一条意思相同。

前日于齐章，按这一章主要是为齐国而发的，偏颇。张彦陵说：“所以为军队馈赠，不是薛君的话。”这是孟子叙事的辞令。

孟子之平陆章总纲。张彦陵说：“这一章与‘士师不能治士’章，同一个机轴，提醒他，使臣不向君主议论其罪，君主不推诿其罪于臣，然后他的话才能被接受。”

孟子之平陆节

“那么，你失去部伍，也很多了吧。”三节。张彦陵说：前二节讽谏距心，见责不容辞，并非讽谏他离去。后一节讽谏齐王，直欲他施行兴发之大政，以救济沟壑流离之民，不仅仅是传下罪己之言而已。可惜没有改悔的实际行动，孟子期望齐国的心意孤立无援了。

“你辞去灵丘的职位而请求做士师，似乎是对的。”章。赛合注说：上二节，蚔鼃感于孟子的讽谏，因此可以离去而离去；下二节，孟子因为别人的讥讽，表明可以久任而久任。可见守官与守道的不同：守官的去就，听命于官；守道的进退，听命于道。

孟子在齐国做卿这一节。南轩说齐王不想让孟子处理事务烦扰，而让驩子治理。如果就按照大注以有司指驩子，固然不对。即使依照蒙引说各自为说，不以有司解释驩子，也不对。大概凡出使的人有正使，必定有副使，这是常例，不是齐王为孟子创设的。张彦陵说：“反”字中兼有“往”字的意思。朱熹注说：与他同使不厌恶，也不与他说话是严厉。成玉纮说：说亦何不可，只是小人窥探君子，没有不是从言语开始的，所以孟子谨慎。

齐卿之位这一节，辅氏说：“如果事情有不治理的，那么也必须与驩子说话，这也是孔子与阳货说话的意思。”大概孔子与阳货说话，也是与路人说话，不是与阳货说话；孟子与驩子说话，也是与辅行者说话，不是与驩子说话。程竹山说：“吊公行时不说话，是不私下说话，所以说是不当言而防止于理；吊滕时不说话，是不公开说话，所以说是不必言而防止于事。总都是托辞。”王阳明说：“圣贤待人，有时而委曲，其道未尝不直。如果自己作为君子而让别人作为小人，也不是仁人忠恕恻怛之心。孔孟对于群小浑然不露圭角，正是不让他们成为小人。”

孟子自齐葬于鲁章总纲。张彦陵说：当时墨家学说兴起，世风趋向薄凉，葬亲之礼大多不遵循制度。木若以美然，怀疑其过于丰厚而徒为观美，隐然有惜物俭亲之意。不知道人子无穷的念头，特借此以少伸其万一【须知此心原无尽时】然后二字

译极其富有意味，说到穷尽人心的地方，那么凡是能够运用情感的人，应当没有不为此所动的。古人通过四个阶段逐一破除人们对“太美”的疑惑，其用意都重在穷尽本心。

译孟子从齐国回到鲁国安葬母亲。赵岐注说：“‘止于嬴’，不要解释为观望，只是回顾坟墓，余哀未忘，不能立即前行的意思。”赵岐用“董治”来解释“敦”字，麟士引用《诗经》中“王事敦我”来证明。查《诗经》注疏，“敦”意为投掷。这样解释则与上文“使”字有冲突。我认为此句是派虞人分派工匠事务的意思，这样则与赵岐注的“董治”及《诗经》注都相符合了。

古代棺椁没有固定的规格。赵岐注说：“人心是人子之心，不是旁人的心。”

不得不这样做，可以感到喜悦。《四书脉》说：“‘为’字要分晓。是说因为无财呢？还是说因为不得呢？”

况且与死者相比。张彦陵说：“人都想竭尽此心，而我独不以此为快吗？”对别人说：“唯独与我为什么不相应呢？”

沈同以私人的身份问曰：本章总纲。张彦陵说：本章应以“天”字为主。燕国私下授受君位，是不奉天命；齐国擅自征伐，是不奉天讨。不是尧舜那样的禅让，所以召来齐国的军队；不是汤武那样的征诛，所以导致燕人的背叛。孟子说燕国罪可伐，又说齐国不是伐燕之人。未曾轻纵燕国，也未曾轻许齐国。此处要识得圣贤大公之心。

沈同以私人的身份问曰：“两节？”上节注：只以受之于天子，传之于先君来解释。张说虽非注疏本意，然而自不相妨，因为下节有“天吏”照应。赵岐注与《四书脉》，都遵从此说。伐燕之事考见前文“齐人伐燕”章。

燕人背叛本章总纲。张彦陵说：齐国伐燕，所谓乘人之危，是不仁；导致人背叛，是不智。齐王对孟子感到惭愧，这正是愧心的萌发。陈贾却逢迎其恶，举周公来类比，不知周公与管叔是兄弟至亲，便有不容逆料其背叛的心肠。若齐王与燕人，则不可同年而语了。隐隐照见周公的过失是应有的，齐王的过失是不应有的，又怎能援引周公来辩解？下文陈贾的辩解，只在于不智。因为齐王所惭在于不智，何以知齐王所惭在不智？因为他在既叛之后感到惭愧而知之。

燕人背叛两节。赛合注说：陈贾的话虽并提仁智，其意重在“不智”一边。因为当时议论齐王并吞燕国为不智，陈贾以齐国当取燕之时，岂知今日燕人的背叛也如周公使管叔之时？岂知后来殷人背叛呢？吴因之说：“孰仁且智？‘且’字与养气章‘仁且智’、夫子既圣矣的‘且’字不同。既圣处，‘且’字是仁智并说；此处‘仁且智’则倒重在智上。下面‘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亦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句‘周公知其将叛而使之’与亦只相形引出‘不知’也。句”陈贾主意全认定“不知”一边，盖欲以周公不知而使管叔，解释齐王不知而取燕耳。“又曰：仁智，周公未之尽。句要以不知为主说，况于王乎？句亦须重不智一边。乃是论齐事本防见而解之言，请见孟子而以周公事为王解之也。”

见孟子问曰：“节。”《四书脉》说：“不知也，勿云误使之，只云事变叵测，虽周公亦不知其将叛也。有过指不智，且字见公，且然下于公者可知。”赛合注说：“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便有他人之过，则不宜意。”蒙引谓：“不智是过，若不仁则不止于过也。”此说亦甚拘。此章论周公事，专以使管叔说，不必牵涉诛管叔。《大全》有论诛管叔一段，当删。

况且古之君子，赵岐注说：“古之君子，泛说不指周公。末段人皆见之，固不肯为之辞；更也人皆仰之，又不必为之辞。如此云与下面有情。”

孟子辞去臣职而归本章总纲。赵岐注说：首二节婉答齐王见行道之心也，下面深拒时子见守道之义也。张彦陵说：全篇重在“市利”二字，看齐王“留之”之词与“处之”之法，全无好贤实用，只以利留孟子，而时子、陈子俱不悟其非。君臣师弟之间有市心矣，故孟子详以“利”之一字晓之，而道之行不行俱置不论。

孟子辞去臣职而归两节。《四书脉》说：“不敢请者，恐有干进之嫌；见无枉道之意，固所愿者，出于爱君之诚；见有行道之心。”两句俱承继“见”来。

他日王谓时子曰节。按《存疑》：谓他日王谓时子，见孟子欲去时，齐王不曾留一，时去未成，到他日，齐王见其未去，而为此留也。其留之不诚，亦可见矣。不能行其道而欲留之为矜式，义既无谓，况又不诚乎？此说非也。前此不留，他日留之，安知其非自悔自艾而谓其不诚乎？但观其词，绝无悔过不安之意，则可知其不诚耳。不必在“他日”字上穿凿也。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

译节按：有人说，时子知道王留贤的意图，认为不真诚地传达命令不行，不传达命令也不行，所以暂且借陈子之口转达，以应付差事，这样看来时子是个奸诈狡猾的人。徐中楫说，这是为了让他的话容易被人接受，从而早点谋划这件事，这样看来时子只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这两种看法都是从“借陈子转达”这一行为中看出来的。然而，认为他平庸无能的说法，平正合理，可以采纳。

译子叔疑怎会知道那件事是不可做的呢？节。赛合注说：“我虽然想要富有，也不会去做，何况本来就不想富有的人呢？怎么可以再留下来呢？不该留却留了下来，这是既得不到十万的俸禄，又去谋求万钟的俸禄。这正是垄防之所以讥讽子叔疑的原因。”按：浅说认为注中还有“难以明言”一句，“不执着于义，不可以再留”一句，所以后面才用了一个“又”字。如果是道不能实行而义不可留，那么明言又有什么妨碍呢？这条解释过于拘泥。

子叔疑的节操真奇怪啊。按《蒙引》说两个“使”字意思不同：上面的“使”字是“假如”的“使”，下面的“使”字是子叔疑派遣的意思。既然已经指代子叔疑，这条解释就不对了。大概叔疑的事是实事，怎么能用假设的语气呢？我的意思是上面的“使”字是国君派遣的意思。不然的话，如果是让自己执政，不被任用也就罢了。这句话是泛论叔疑的事，应当补在言外之意中，那么就不能说已经指代叔疑了。等待再确定。

古代做市场的人。节。翼注说：“子叔疑是客中的贱丈夫，是客中之客。”孟子在梁国时，刚见面就驳斥他言利的错误；在齐国时，将要离开必定表明自己无求利的志向。他对“利”这个字，真是严厉啊！

有想要替君王挽留孟子的人，章总防。张彦陵说：“全章的重点在于没有君王的命令。”

孟子离开齐国，住在昼地。两节。翼注说：“客人想要挽留，应当先向君王说明，得到君王的悔悟，于是奉君王之命来挽留孟子，才可以留下。”

客人不高兴地说：节。李衷一说：两个“无人”的人，正暗指挽留孟子的人。这一人挽留，子思却承受缪公的命令来传达诚意，所以子思为他留下。这一人挽留，泄柳申详虽然没有缪公的命令，但不向泄柳申详自己叙述留意的意思，却从缪公称道调防，所以泄柳申详为他留下。现在既不承受君王之命来挽留，又不去调防，君王身边的人只在孟子面前空凭己意代替君王说殷勤的话，有什么益处呢？根据孟子责备他的意思，重点还在没有君王命令上。张彦陵说：看泄柳申详三句，要看得好，不是说二子之贤，倚靠君王身边的人。二子当时也只是看到鲁君信用他们，所以乐于为他们留下，起初不知道中间维持调防的缘故，而终究鲁君亲近信任他们，是因为有人啊【阙】

一是君王派人挽留贤人，一是人劝勉君王挽留贤人，都不是【阙】

挽留的人【阙】

你替长者考虑，却不及子思。节。赛合注说：“长者句，须承接上文说古人挽留贤人，都出于君王殷勤之意，不曾以己意而自留。”缪公本来就能尊重子思，齐王不能像缪公，怎么责备挽留孟子的人不及子思呢？回答说：“缪公自己能尊重子思，就不需要维持调防；齐王不如缪公，就必须等待维持调防之后才可以。所以为客人打算的，应当用挽留泄柳申详的方法，而责备君王以尊礼子思的事。”上文之所以一定要连带说泄柳申详，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他的意思其实重在子思这边。

尹士对人说：“章总防。”翼注说：“尹士讥讽孟子与孟子自我辩白，都重在滞留一边。”

尹士对人说：节。赛合注说：尹士的讥讽，是因为孟子住了三晚而讥讽。虽然有人说言论不明，有人说求取恩泽，不过是拿前日来齐国的过失，来衬托今日滞留的过失。

尹士怎会了解我呢？节。张彦陵说：“看千里见王，是我所想要的。即使迹涉求取恩泽，我都不计较。至于不被任用，所以离开。我不得已，心里实在不忍心快速离开，怎敢以滞留在为嫌。”

我住了三晚才离开昼地，两节。张彦陵说：孟子的主意在于安定天下，认为君王足以用善，实在思考如何任用齐王，所以三宿出昼。尹士说他滞留，孟子还认为太快。尹士说滞留在三宿而后出昼，孟子说既出昼之后，此心还不舍弃君王。王如改诸句，是叙述“我心还认为太快”的意思；王由足用为善，是叙述“怎会舍弃君王”的意思。翼注说：“王如用予至举安，不是自负语，正见君王足以用善。”沈无回说：用是用孟子的王道，改是改功利之习。如果说有甚失礼处，而欲其改，这就看得太小了。

我难道像这样的小丈夫吗？节。李衷一说：“这个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也是想要君王好的，但主意只为自家一身，所以伤于过激。君子之心，全为天下，连自家滞留之迹都不计较，以此对看，所以为小。”

士诚小人也。节。翼注说：“小人即小丈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识言，略异。”湖南讲说：“不特贪恋富贵的是个小人，即爱名节的亦是小人。”又说：“问谓爱名节的亦是小人，虽为贴士诚小人句，然恐太轻了。名节，曰：名节须有辨，世间没有空空的名节，原从救世起，世道救不来，轻则辞爵禄而去，重则为子死孝，为臣死忠，只得成了名节，则名节为可重。若救得世来

译况且，更需要委婉曲折地加以调和斡旋，这才是大圣大贤的作为。如果不去顾念世道的倾覆危亡，只求保全自己的名节，以圣贤的心肠，恐怕不忍心做出这种事。然而，做鲁男子那样的人容易，做柳下惠那样的人难，这又在于个人衡量自己的德行与能力。像尹士这样的人，也不能完全说他是错的。

译充虞在路上问说：“（孟子为何不悦？）”章总防说：“明君与贤臣的相遇，自有其常定的时机。气数已经符合了那个时期，但际遇却没有降临到我身上。有心救世的人，他的际遇越困窘，他的念头就越迫切。他心中不悦，本是应当的。总之，这种念头是从敬畏天道、悲悯世人而发出的，那么他之所以不悦，正是他之所以不怨恨、不责怪的原因。如果悠闲自在地坐着看天下大乱，而把责任推给气数，说：‘这是天命，这是人事’，那么虽然托名不怨恨、不责怪，其实怨恨责怪得很深。这难道是上天造就圣贤的本意吗？”

充虞在路上问说：“（孟子为何不悦？）”芑山张氏说：“充虞错误地把不悦当作怨恨责怪，那是另一个时候的事。”张彦陵说：“区分彼时此时，只是根据充虞听到看到时的言论。”濮贞庵说：“彼时一时，此时一时，并不是说前日是平常谈论道理的时候，今日是不能施行道义的时候。而是说前日所谈论的，正是针对君子修养自身而言的。凡是对于上天有所不得，对于世人有所不合，只是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罢了。今日所遭遇的时势，则是天命和人事都困穷于此，这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怎能不为我的道义而悲伤呢？然而这种忧时的感慨，原本也不是有所怨恨责怪。”赛合注说：“上天固然不可怨恨，但天命确实值得悲伤；世人固然不可责怪，但人事困穷确实值得怜悯。”有人问孟子：“彼时一时，此时一时，不知道此时为什么又会有怨恨责怪？能不动心吗？”湛甘泉说：“不怨恨不责怪，是圣人的心学。心学怎么区分彼此？稍微涉及怨恨责怪，就是动心，怎么能称为心学？孟子大概是指悦与不悦而言：不悦是公心的表现，而怨恨责怪是私心的表现；不悦是大道的体现，而怨恨责怪是小我的计较。它们的表象相似，但内在的情意却不同。”

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张彦陵说：“五百年这个节点很重要，王者在上，大概会有圣人出现，那么闻名于世，必定因此而显扬。孟子自认为是闻名于世的人，可惜没有王者兴起，来让他辅佐，不悦的意思，本来没有说出来。下文才能见到。”

从周朝以来，按照时间的推算，只是平铺直叙，自然美妙，不必串联。注解说：乱世到了极点就会思慕治世，就像礼乐长久衰败就必定会振兴，民生长久困顿就必定会恢复，诈力长久使用就必定会衰退，战争长久使用就必定会平息。结合战国时的形势来思考，才符合原意。

上天并不想要平定治理天下。注解说：圣贤忧世的志向，乐天的诚心，并行而不相悖，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彼时应当乐天，就不怨恨不责怪；此时应当忧世，就有不悦的神色，所以说是并行不悖。另一种说法：乐天就在忧世的时候。两种说法可以兼用。前一种说法是将“彼一时”两句与“五百年”两节对照来看；后一种说法是将“五百年”两节与末节对照来看。吴因之说：“孟子班爵那一章，就是封建制度的梗概；为国那一章，就是井田制度的梗概。开口说话，都符合唐尧虞舜三代的大略。所以说：‘如果要平定治理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按：彦陵认为全章都体现了孟子忧世之心，乐天的意思不必搀入。持这种说法的人在末节“我为什么不悦呢”下面补加一句转折语说：“正因为不是这样，所以不免有不悦。”这一节正是解释为什么不悦的原因。赛合注、翼注都跟随这种说法，但特别牵强。不合注。

做官而不接受俸禄章总说“赛合注说”：根据总注所说，做官而接受俸禄，是礼；不接受齐国的俸禄，是义。那么全章都只着重看不接受俸禄，因此不能把末节当作离开齐国的原因与不接受俸禄并重。总可以看出离开齐国是我的志向，而长久留在齐国不是我的志向，这就是我不接受俸禄的原因。“按翼注的脉络都这样看”

做官而不接受俸禄。翼注说：“做官而不接受俸禄，特指孟子，不是泛泛而问。”

在崇吾那里得以见到齐王。

接着又有老师的命令。翼注说：“直到第三节为止，用‘因’字，不必说‘乃’，所以不离开齐国，又有什么原因呢？”张彦陵说：“志向不想留在齐国，却又接受它的俸禄，就是苟且求取俸禄，所以不接受。不仅仅是担心接受俸禄就被他牵制。”有人问：“一见就想离开，为什么在昼邑停留得那么久？”沈无回说：“圣贤拯救乱世，就像慈母抱着死去的孩子，只要还有一丝气息，也不肯放手。这就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家法。”

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二十七

<经部,四书类,四书讲义困勉录》>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二十八

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滕文公上

滕文公作为世子。“赛合注说四书的脉络都说是楚宋本不同，‘路’乃是迂回的道路，以便见到孟子。”麟士则认为不必像通常解释那样作为迂回道路来见，麟士的说法更好。但麟士想要把“过宋”二字连在上面读，而把“见孟子”四字另读，那也不必要。

孟子宣扬人性本善。张彦陵说：“宣扬人性本善与称赞尧舜这两句话，正相互表里。说这本性充实发扬时，就是尧舜。大概尧舜与常人同是一种本性，即使做到了唐尧虞舜的事业，也没有在本体上增加分毫。可见人人都有这种本性，人人都有这种善，也就是人人都是尧舜了。语意只是要让世子以尧舜自期，不重在尧舜能尽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