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二十四

译字可味：“邵【阙】曰”，唐虞关于人心、道心的训诫，讲得紧密细致；孔子关于义与利的防范，讲得清晰明白；孟子“何必亦有之”的话，讲得严厉恳切。“此仁”既是专指之仁，又与义相对而言，这与《中庸》三达德中的仁同类。但彼处以仁与知相对而言，则是知与行的分别；此处以仁与义相对而言，则是存心与制事的分别。大抵仁有三种看法：有专指之仁，有偏指之仁，有专指而又与义、知相对而言之仁。“东阳许氏谓”，爱之理包含体用，这是对的；说心之德只说体，则不对。《论语》有子孝弟章，吴氏、程氏的说法自明。“朱子曰”，所谓事之宜，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蒙引》说如此则是义，也一半在外了；又说据事而言，只叫作理，不叫作义。按《蒙引》不是朱子固说，理虽在外，而实具于心矣。注：事之宜，即所谓在物为理也。盖此义字包得理字。

译梁惠王说：“怎样对我的国家有利？”张彦陵说：“应以首句为纲领，君王是大夫、士人和百姓的表率。求利的风气一旦倡导，若不掠夺不止，可见求利的开端由君王开启，祸害的实质也由君王承受。求利之不可言说，正是如此。”大全辩惟适张氏说：“这一节应当体味‘三曰’二字以及‘何以’二字。”

凡是弑杀君主、夺取国家、遗弃亲人、轻慢君主的行为，都从这同一个念头中孕育产生。“曰”字，是内心与口舌相互商量、深谋远虑和隐秘智慧蕴藏的地方。在上位者谈论利益，即使不向下索取，下属也会效仿，更何况势必会向下索取呢？在下位者谈论利益，即使不至于夺取上位者的利益，也不是上位者的利益，更何况势必会夺取上位者的利益呢。所以说：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蒙引怀疑“万取千焉”这两句话难以理解，认为比如天子王畿方圆千里，只有万辆兵车，其中的公卿想必不止一两个人，想要每人各取十分之一，那么万辆兵车就耗尽了，天子又从哪里获取供给呢？按照我的说法，只是以其所统属的范围而言，就可以没有这个疑问。张彦陵说：后义先利，虽然是针对在下位的人说的，但根源在于上位者喜好利益。

没有施行仁爱的人会遗弃他的亲人。梁无知说：上面说到“危”、说到“弑”、说到“夺”，那么遗弃亲人、轻慢君主就是极点了。仁义却没有这样的祸患。张彦陵说：不遗弃、不轻慢，都是从一念真切恳切中流露出来的，一切利害都不计较。翼注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君亲”二字都指梁王，看来只能归结到梁王身上。正文讲解还是随意说说。张彦陵说：这两个“也”字正好对应大夫、士人和百姓。

君王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张彦陵说：“君王也说仁义，就是要他实行仁义，何必说利？就是要他不追求利益，不只是不说罢了。”《纲目》在各国未称王之前，就正名书写为侯，如“魏侯斯卒”“齐侯来朝”之类；称王之后，就改书写为君，如“楚君类卒”“魏君防卒”之类。这种体例本于《春秋》，不与吴楚的例子相同。那么孟子书写“王”可以吗？回答说：“《春秋》《纲目》是用来确立万世法则的，孟子称王，是为了表明遵循当时之义。”《纲目》也只书写君，而不完全依照《春秋》“楚子”的体例，大概是因为此时天命已经改变，朱子也不能尊崇周朝了。

附录车乘考证。车乘的制度，包氏认为十井出一乘，方圆百里的国家，正好一千乘，也就是八十家出一乘。这虽然与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的说法相合，但朱子怀疑这不是八十家所能供给的。马氏与前汉《刑法志》都认为一千乘不是方圆百里所能产出的，必定是方圆三百十六里有余，才能有一千乘。《刑法志》依据《周礼》认为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共有六十四井出一乘，也就是五百十二家出一乘。马氏依据《司马法》认为十井为通，十通为成，成出一乘，似乎就是八百家出一乘。丘氏说：甸方圆八里，旁边加一里，那么方圆十里为一成，积累百井，其中六十四井为田地，那三十六井则是山川城郭，以四来计算，是田地的实际数量。《司马法》以十来计算，是兼山川城郭而言的。那么马氏与《刑法志》的说法，其实是一致的。朱子认为马氏说八百家出一乘是偶然错误，总之，一千乘不是方圆百里所能产出的。按照孟子“公侯百里”的说法，与《周礼》“公百里，侯四百里”的制度虽然不同，但《周礼》所说的乃是附庸，那么怀疑所谓一千乘，也是兼附庸而言，不一定都是其国所有的。大夫百乘，也是以其所统属而言，不一定都是其家所有的。集注说地方百里出车千乘，也是大概而言。程氏《复心》说是孟子假设的话，蒙引说是孟子的错误，恐怕都不对。又按邢氏《论语》“道千乘”章疏说：千乘有七万五千人，那就是六军了。《礼》规定天子六军，出自六乡，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地官《小司徒》说：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也就是每家出一人，一乡为一军，这是出兵的正常情况。天子六军既出自六乡，那么诸侯三军就出自三乡。《閟宫》说“公徒三万”，是指乡所出的人数，不是千乘的众多。千乘，是指计算土地出兵，不是那三军的车辆。两者不同，所以数目不相合。之所以必定有两种方法，是因为圣王治国安定，不忘危险，所以命令各地都有出兵制度。如果听从王伯的命令，就依据国家大小出三军、二军、一军而已。如果前方敌人不服，用兵未止，那么就尽其境内都使从军，所以又有这种计算。土地出兵的方法，又按陈祥道《礼书》说：“赋税虽然达到千乘，但兵力不超过三军，三军五百乘而已，那么五百乘是三乡所出的，千乘是阖境所出的。”按照邢氏、陈氏的说法，那么千乘只是都鄙所出的，更不是方圆百里的国家所能办到的。更加可以相信是兼附庸而言。

译也。值得怀疑的是，天子有六乡，方圆百里，所以能出兵车千乘，（见）《尚书大传》。

译说：古代百里见方的国家，三十里见方的遂，二十里见方的郊，这样怎么能出兵车五百乘呢？况且三乡既然已有五百乘，那么三遂又会有五百乘，这样乡和遂所出的兵车已有千乘，这也不一定合理。我私下担心天子六军出自六乡，诸侯三军出自三乡，三遂的说法似乎更合乎情理，试着向高明的人请教。陈祥道《礼书》说：古代有时把甸当作乘，有时把乘当作甸。把甸当作乘，稍人掌管丘乘的政令，《礼记》中“只有社祭时丘乘才供给祭祀用的谷物”就是例证。把乘当作甸，《春秋》中卫国良夫“乘坐两匹牡马的甸车”就是例证。大概乘是甸的赋税，甸是乘的土地。按：都鄙有甸法，乡遂没有甸法，而《周礼》把遂称为邦甸，大概是因为它在外抵御甸地而这样命名的。

“王立于沼上”这一节。〇山杨氏说：梁惠王看着鸿雁麋鹿来问孟子，那么“曰”字应当连属上文。按：梁惠王口中说贤者不要过于深究，他自己夸耀是尽心之主，未必自居不贤，说话须要有分寸。

“贤者而后乐此”这一节。争论的焦点在于贤与不贤，不在于乐与不乐。梁惠王着意于乐与不乐，孟子着意于贤与不贤。贤者而后乐此，这两句只是虚说，所以下面两节才阐发其意。存疑说乐并非人君所禁止，只是能否享受的问题。贤者而后乐此，是能享受其乐；不贤者虽有此却不乐，是不能享受其乐。这似乎不符合这一节的语意。张尔公说：唐宪宗元和七年，皇上在延英殿，李吉甫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当作乐。李绛说：汉文帝家给人足，贾谊还认为像坐在积薪之上，不能说安定。如今法令所不能训导的，河南北五十多州，烽火屡次报警，水旱灾害时常发生，仓库空虚，这正是陛下宵衣旰食的时候，怎么能立刻作乐呢？皇上说：你的话正合我意。退朝后对左右说：李吉甫专门阿谀奉承，像李绛才是真宰相。

“经始灵台”这一节，“经之营之”，不对“经之”承接上文，而是从“经始”来说，已经规划了随即就营造。各家没有明确说明，我的意见如此。东阳许氏从鱼鸟上看出文王恩德遍及万物，这不是正意，正意只是百姓乐于其乐，意谓古人即指文王与百姓同乐，这两句都贴合文王来讲，蒙引、存疑、浅说都是这样，那么应当在言外推开，以表明凡是做君主的都应当与百姓同乐，然后才能有自己的快乐。翼注说：与百姓同乐是平日的仁政，不是用台池之乐与百姓同乐。张彦陵说：同乐是指平日治理岐山的政事。翼注又说：满堂饮酒，有一人面向墙角悲伤哭泣，那么满堂的人都因此不快乐，所以必须与百姓同乐然后才能快乐，这大概是以万物之心为本，如果只认为没有危亡就能享受其乐，那就浅薄了。艾千子说：只要有这同乐的一念，胸中的天地自然舒展，眼前的境界自然生动，同乐之处正是能乐之处。徐儆〇说：能乐之处是中和位育，天地变化蕃盛的气象。

“时日曷丧”这一节，百姓想与他同死。这两句似乎也应当贴合桀来讲。注引此以说明云云，似乎也应当补在言外。张彦陵说：岂能独自快乐？这一句不必说到覆亡。民情到了同死的地位，满目都是愁惨的景象。君心自然不快乐，岂能在台池鸟兽之间安然称快？所以能岂能相互呼应？正表明人君不可不公正地与百姓同乐。覆亡也须兼说。

《寡人之于国也》章总说。张彦陵说：按全章应当以尽心二字为主，因为王者之政，是由王者之心来做的。看他许多经制区划，哪一件不是从不忍之心做出来的？有不忍人之心，才有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谓尽心，但他所移的只是民间的粟米罢了，况且不知道检查不知道发放，心狠到了极点，怎么能说尽心呢？孟子指出病源，以触动他不忍的良知。徐岩泉说：天地以生养为心，而把其力所不及的权柄托付给君主，所以君主，是被大寄托以生养之权的人。百姓失去所赖以安身立命的，而雨水气数不齐，赖以调和，圣人参与化育之功，正在于此。却在凶荒札瘥时，漫不知道如何处理，只是归罪于年成，上天立君的意思至此孤立了，何况还有虐政使百姓饿死呢？徐自溟说：这一章重养不重教，重农不重桑，重谷不重材木，治贵因民不贵移民，贵在平时不贵在临荒，时贵得民心不贵较民数，贵厪恤天下不贵转移一国。

《寡人之于国也》这一节。张彦陵说：尽心就救荒来说，上面说河内四句，正是尽心的事。移粟比移民更重，移民以就粟，又移粟以就民，委曲区处，更见尽心处。徐儆〇说：尽心焉耳矣，这就是梁惠王的病根。假如不违农时，两条自有许多设施措置法制禁令，如今全无施为，只是一个尽心，便是有其心无其政。与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一般。张彦陵说：何也？二字是推到岁凶上去，见得人力无如之何，便含罪岁意。

“不违农时”这一节。蒙引讲

译“不违农时”这一句与朱熹的注释完全吻合，但看来兼指四季农闲时节来讲解也是可以的，不知朱注为何专门以冬季而言，想必是想举出最重要的部分来说罢了。张彦陵说：“‘不可胜食’‘不可胜用’，只是说繁殖生长繁多，还没有涉及到人食用这方面；‘养生丧死无憾’，这才算是真正到了食用的层面。”又说：“‘无憾’二字最为重要，因为王道根本在于人情，如果百姓的生计稍微

译确立民心不至涣散，然后才能创制立法，以谋求长治久安。又说：“不要认为不违背农时等话已经说尽了，因为顺应天时、五亩桑田等制度，关键在于人为的努力。要知道，如果不违背农时却不投入耕作，那么适时耕作也取决于人。田地里的树木和牲畜的生长繁育，也根本于天。句句都是圣王的用心，句句都是天地的恩泽。”这种说法虽然看似与注疏相悖，但注疏之所以专门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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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愿安承教四节。张彦陵说：“只需将这四句话相互比照着说，不直接说厚敛，而厚敛的意思自然包含在其中。”

兽相食，两节。兽相食这一节，似乎是从是非角度论述，上面论述制作俑人陪葬，这一节似乎是从利害角度论述，看来《蒙引》的意思也是如此，只是说得不太明白。

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本章总纲。本章论述仁政，与上一章一样，只是先要废除虐政。所谓王道之始、王道之成，都还来不及涉及。后来告诉齐王说：“耕种者实行九分抽一的税制，做官者享有世袭的俸禄，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湖泽池塘不禁止捕鱼，罪犯不株连妻儿。”这似乎也只是减轻刑罚、薄收赋税的事情。张彦陵说：“全章总以‘百里之地可以称王’这句话为主旨，来施行仁政。”

以三个字为纲领，以减轻刑罚、薄收赋税为着眼点，而精神转折之处全在“暇日”二字上。因为那些统治者剥夺了百姓的农时，看来知道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三节“张彦陵说：晋国最强，是指先世而言。”又说：“说省、说薄，全要激发他不忍心的念头，才切合仁政。上面的‘暇’虽然是耕种之余暇，正是刑罚赋税宽缓的日子。因为严刑苛税，百姓都踮起脚尖站立，不敢安身。”严刑源于重敛，《蒙引》也有这个意思。但要知道这是引申之意，原文只是平列。“耕耨以下依据注疏是省刑薄敛的效果，但这是说能够省刑薄敛，然后百姓才能尽力于耕种，并有闲暇日子来修习孝悌忠信，并不是说一旦省刑薄敛，百姓自然就能耕种，上面不需要教导就自然能孝悌忠信。”张彦陵说：“修就是修治的修，不仅仅是讲明入仕事父兄、出仕事长上，正是修治本身。孝悌是百行的根本，忠信只是一诚贯穿在百行之中，不要分开归属。”入仕事父兄、出仕事长上虽然正是修治，但语气并非以入仕事父兄、出仕事长上作为修治的实质，修治是从自身来说，入仕事父兄、出仕事长上是针对父兄长辈来说。《翼注》说：“修治不仅仅是讲明，便有身体力行的意思，说得极是。”又说：“入仕以事奉父兄，出仕以事奉长辈，正是修治，不是修治之后的事情。”则说得不够分明。孝悌忠信《蒙引》分别贴附在父兄长辈上，《存疑》不分，《存疑》较长，《浅说》也从《存疑》。“可使制挺”《蒙引》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以彼夺二节是之所以可以使之用木棒抵挡的原因，一种说法认为以可使制挺为我方有必胜的形势，以彼夺二节为彼方有必败的态势。因为可使制挺还未能无敌，到下二节则直言其无敌了，后一种说法更胜一筹。

彼夺其民时，三节。夺民时，只是用严刑重敛来剥夺，不必展开说明。梁无知说：“怀疑最害事，人之所以不成圣贤，治理之所以不成帝王，都是怀疑作梗罢了。如果能自信而不怀疑，什么事不可为？”

孟子见梁襄王章总纲，张彦陵说：全章大意，只重在“不嗜杀人”四字，但要懂得久旱易为雨、劳民易为仁的意思。徐儆说：孟子告诫幼君，先激发他不忍人的心，以此来端正根本。

孟子见梁襄王二节。恶乎定？《浅说》说：“大概是指列国纷争，天下应当等待何人之后才能安定。”我的意思是指天下应当等待何时之后才能安定？《浅说》似乎不对。定于一时，解释有以废除封建之意，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周朝兴盛时，一千八百个国家，何尝不是统一呢？

就能一之四节。徐扈说：世上哪有嗜杀人的道理？人哪有嗜杀人的心？只是因为嗜利，所以嗜杀兴兵构怨是也。因为嗜欲所以嗜杀，如狗猪吃人的食物是也。君主能将杀机转为生机，就能将不一转为至一。《翼注》说：不嗜杀人，包容得广，如刑罚税敛皆【缺】人不但操刀杀人。不嗜杀人之所以能统一天下，是因为处在战国之时。《蒙引》说得最好，但要知道这是王知夫苗以下的意思，此处似乎不应当显露此意，《存疑》已提及。徐儆说：接受牛羊而为之寻找牧人和草料，尚且不可站着看它们死去，何况作为人的牧人而甘于杀人？这哪里配称为人的牧人呢？所以不说天下之人君，而说天下之人牧。这个牧字、嗜字中却有深意。《翼注》说：望以心言，归以身言。

齐桓、晋文之事章，总纲。《翼注》说：全章分五段看，首段至“是心足王”，是斥责霸业推崇王道，而赞许齐王足以称王。内“保民”二字，是一章的大旨。“不忍”二字，乃是保民的源头。次段至“远庖厨”是启发齐王察识本心。次段至“善推所为”，是启发齐王扩充本心。次段至“孰能御之”，是揣度齐王不能扩充的原因，病在追求大欲，发现他的毛病而用药治疗。末段说到“制民恒产”，正是保

译百姓实际的政治。我认为分成六段更为精妙，从“王说曰”到“折枝之类也”另自为一段，这是阐明他本可以保民而称王，只是自己不去做罢了。张彦陵说：齐王的病根在于“大欲”二字，所以开口便问桓。

译齐宣王颁布政令，开辟疆土，使秦国、楚国前来朝见，统治中原地区并安抚四方少数民族，纠正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如果志向在于成就桓、文那样的霸业，就违背了他本真的善心；发动战争、结下仇怨，以致残害百姓，他全都顾不上。所以孟子用王道来取代霸业的功绩，用爱护百姓、不忍其受苦的方法，来医治齐宣王的病。

关于“齐桓公、晋文公之事”这两节。孔子的门徒中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之事的，不能说孔子谈论而孔子的门徒不谈论。大概像《春秋》所记载的，只是记录他们的事迹，记载他们的功绩罢了。至于他们经营霸业的具体事务，本来就没有谈论过。研读《大全》、范氏、朱子的说法，可以看出王若虚的说法不够明确。胡敬齐说：圣人不忍心百姓遭受战火涂炭，所以采纳霸者的功绩；圣门弟子明晓修身、治人的道理，所以羞于称道霸者的事迹。

关于“德行如何”这一节？齐宣王以王道来问，如果只论功绩，那么下文提到的使秦、楚朝见等，周宣王本来就已经想要做到了。爱护百姓而称王天下，显得非常容易和平稳。张彦陵说：“这里‘保民’二字稍微显露了‘仁心’。”陶逸则说：“‘保’有保养的意思，包含下文的衣食；‘保’有保全的意思，包含下文的养老育幼；‘保’有保恤的意思，包含下文的凶年死亡；‘保’有保防的意思，包含下文的兴兵结怨。”

关于“像我这样的人”这一节，存疑的人说羊血怎么能用来衅钟？孟子姑且以此来称赞他，主要是为了开导他的君主罢了。看起来怎么样？认为羊血不能衅钟，这个意思实在不必深究。

“这种心足以称王天下。”一节。“张彦陵说”：问爱牛之心为什么就足以保有四海？李衷一说：心只是一个心，但人只是因为私意随即升起，就把真心遮蔽了。如果没有遮蔽的地方，真心自然就会透出来。齐宣王对于那头恐惧发抖的牛，没有一点点利害关系，所以没有遮蔽，真心便自然透出。对于百姓，难道没有这层良心吗？只是因为争地争城就杀人而不惜，穷奢极欲就横征暴敛而不惜，逞强作威就施行严刑而不惜。这种不忍人的心，如果没有这些遮蔽，照着见牛时勃然兴起不能抑制的样子，百姓怎么会不爱戴他呢？所以知道爱牛爱民同是这颗心，只是遮蔽与否、发动与否的区别罢了。孟子启发人这一点非常痛快。本章的“心”字正是对着“桓文之事”来看的。“张彦陵说”：连百姓认为王是吝啬，也是假设的疑问，当时未必有这样的话。问：这所谓的察识，只是察识他爱牛的心吗？答：虽然如此，但孟子的意思是要他认出这颗心。既然认出了，那么以后遇到善心发动时，都可以识别了，然后才有扩充的余地。东阳许氏说得非常明白。新安说：齐宣王有爱物的心，可以知道他也有仁民的心，只是被欲望遮蔽了，需要扩充罢了。扩充就是推恩。推有两种：由爱物的仁术反过来得到亲亲仁民的根源，这是逆着推；由亲亲逐渐推及到仁民爱物，这是顺着推。南轩虽然认为孟子不是让他用爱物的心去对待人，但实际上推内兼有顺逆两项。论起来所谓的扩充，心上要扩充，事上也要扩充，由心而达到的事，也可以称为扩充。然而本章只重在心上，有了这颗心就有这些事。也有有了这颗心却没有这些事的情况，只是这颗心还没有达到极致罢了。比如齐宣王爱牛的心真切，自然生出一种方法，心与事不分两项。所以集注所说的扩充，只是扩充其心，而政令自然包含在内。后面说推恩、说发政、说制产，虽然都是就事而言，但都从本心上而来。“四端”章也是如此。若“离娄”首章则重在政上，所谓有仁心不可以没有仁政，这是另一种说法。

关于“确实有百姓”这一节。张彦陵说：“‘然’字双重顶，爱与不忍，‘来’字，恐怕是‘即如夫子所言’的意思。如果作不及计较的意思，那么齐王此时已经能够察识了。”

“大王不要对百姓认为您吝啬感到奇怪。”一节。“翼注说：古人写文章，意在笔先，先有仁术，一解乃有何择？这是一个难点。”这究竟是什么心？是吝啬吗？是不忍吗？自己都不认识了。

“没有关系。”一节《四书脉》说：无伤也，是说用羊换牛，无伤于不忍之心。翼注说：不忍杀一头牛，是仁。曲全不忍杀一头牛的心，而不被礼制所妨碍，是仁术。不要因为牛得以保全，钟得以衅祭，平说则又是一礼术了。徐用斋说：仁术二字，是通篇的一大枢纽。仁者包含天地万物的本体，术则可以妙用天地万物的施为。下文所发的政令，所制定的产业，都是术的显用处。这一节“术”字虽然要紧，但重点不在术上，只是见术正所以全其仁，无伤于其仁，也可以看出王的这颗心本来无不善。翼注说：见牛未见羊，不要平说。所见只有这头牛，所以不忍之发独注于这头牛。如果羊则未见，不妨用它来代替死罪罢了。张彦陵说：换牛时全不曾打什么算盘，如果一打算盘，便又有一个不忍心出来。蒙引说：称之为理未形，因为这时还没有心可言，所以说理而已。大概理素具于心，随感而发的。按蒙引太拘泥于集注，所以上言心，下言理的，不过是互文罢了。《四书脉》说：见生不

译见到牛将死而心生不忍，听到牛哀鸣便不忍吃肉。这种心，谁没有呢？只是因为经常经过厨房，见闻多了，虽然知道可怜，但被祭祀宴享所牵制，必不可废，所以暂且压抑感情而吃肉。一次两次之后，心就变硬了。就像看刑场的人眼睛习惯了，便不觉惨烈。久而久之，不忍之心日渐遗忘、断绝。君子对此有方法，只是不经过厨房，使这种心涵养而不触发。等到遇到事情而触发时，决不让它触发而不能实现。沈无回说：远离厨房是君子善于涵养不忍之心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仁术。齐宣王用羊换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孟子证实它，让他自信，看到这种心即使是君子也不过如此，可见禹、汤、文、武也是同样的血脉。

译【他人有心节】张彦陵说：齐王口口声声说不忍心，却不知这“不忍”究竟是何种心境？直到被孟子“见牛未见羊”这一句话打动，那牛恐惧战栗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这才认识到此心并非从外物获得。沈无回说：疑问补充说：戚戚然，所说的就是不忍见牛恐惧战栗的那颗心。只是昔日因偶然触动而未曾察觉，如今因受到启发而加以认取罢了。又说：齐王只看到了对一头牛的不忍心，却不能自己看到那不忍心的分量，所以问道：“这颗心之所以符合王道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用这颗不忍心来保护百姓从而称王天下，与换牛这件事并无两样。

【有复于王者节】张彦陵说：“用力、用明、用恩”，这个“用”字最好。人人都有力气、有智慧，只是自己不去运用罢了。之所以不用恩德，正是“独何与”的原因。

【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节】姚元素说：孟子既然要让齐王扩充善心，为什么不直接用“尊敬老人、爱护幼童”来说明呢？这是因为齐王认为保民而王非常困难，所以先分辨清楚难易缓急，让他明白之后，再告诉他用力的地方。

【老吾老节】这一节是一意反复，大意是说王道很容易，不过在于推广恩德，只是施行要有次序罢了，有什么难的呢？存疑可供玩味。看来只“老吾老”三句的意思已经说尽了，有循序渐进的意思，有不困难的意思，说的是循序渐进地推广，非常不困难。引用《诗经》只是作为一个证明，所以“推恩足以保四海”，不过是总结上面的话，所以“推恩”两句总结“老吾老”三句，“古之人”两句总结《诗经》，“古之人”虽然泛指尧舜三王，但其实就是指文王，推广总结，并不是另外寻找一个证据，所以说只是一意反复。《集注》说“天下运掌”，而且只重在“运掌”，体现推恩容易的意思，便不与“保四海”相冲突；“善推其所为”却重在“善”字，体现推恩有序的意思，才不与“举斯加彼”重复，这样看则前后文气两样了，恐怕不够融贯。又说“运掌”有守约施博的意思，即寓含“心”字，《诗》不过是证明它罢了。徐岩泉说：“天下可运于掌，天下虽然大，老人和幼童是一样的，我不过用我尊敬老人、爱护幼童的方法推广到他们身上，只是一个方法，不需要别的方法。”《集注》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所以说‘家邦’，纯粹是指国家而言。”李九我说：“‘善推’只是没有欲望遮蔽内心，那么亲亲、仁民、爱物的道理随感而现，推行之下自然毫发不差，不容许在其中有一丝一毫的调停斟酌。”双峰说得顺推、逆推两个意思明白，但要知道这一节原文只说了顺推，如果逆推的意思自在言外。《集注》说：“今王恩及二句与前段辞同意异，前段承接‘有复于王’而来，是说把难的变易而把易的变难，此段承接‘善推其所为’而来，是说把后来的放前而把先前的放后，‘前独何与’是引出下文，不能不为此，‘独何与’是引出下文，兴兵结怨。”

【权然后知轻重节】上文既然说了“独何与”，那么应该紧接兴兵结怨了。却又说权度一节，为什么呢？大概先说民物不可倒置，然后说出所以倒置的原因。辅氏说得极明白：不忍之心刚萌发，就希望他察识；不忍之心已被遮蔽，就希望他衡量。徐岩泉说：《大学》治平的功效，从格物致知开始。孟子教齐王保四海，直接打个权度出来，便是良知的作用。

【抑王兴甲兵节】张彦陵说：兴甲兵三句串说，兴甲兵使士臣危险，而与诸侯结怨，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见其不保民而功不至于百姓的地方。说：“然后快于心吗？”又是挑动他不忍之心，见得爱民之心也是必然有的，只是被欲望遮蔽罢了。注说：希望他用这个来衡量。《蒙引》说这又是一次衡量，最不可以此节为正解。王请度之也，大概《集注》不过说此节也有衡量的意思，其实此节的衡量又不同于上节的衡量。兴兵结怨，是不符合权度的地方。朱子小注说这便是不符合权度的地方，稍有偏差。如果说这也是不符合权度的地方便不差，这就是《蒙引》所说的又是一次衡量。

【王之所大欲节】张彦陵说：“孟子也知道王的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只是借此来显露他好大喜功的心。”又说：“王之诸臣二句，看似冷淡实则是轻视齐王，口气尽在廷之臣不过是颐指气使，供耳目口体之人罢了，可谓齐国无人。”

【若是其甚与节？】董思白说：“邹敢与楚战，便见邹有不自量之意，分明道着齐王，倒转便不是。”方千里者九，只是大概说，新安陈氏以九国实之，不是。那么宋、中山岂与秦、楚同为千里吗？

【今王发政施仁节】张彦陵说：“此节承上反本来，发政所以施仁，串说四欲字，正与大欲欲字相应。要见得合天下之欲为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农商旅心上说。至孰能御方说他归附。”唐士雅说：“发政施仁，即从爱

译牛的不忍之心发动，士、农、商、旅都来归附，这就是运掌保全四海的意思。发布政令、制定产业，都源自仁心。只是“发政施仁”这一句中，“施仁”二字显得分量较轻，因为本是出于仁心而发布政令来施行仁德。不能直接把白文中的“仁”字作为主旨，朱熹的注解不对，又两次背离根本，只指向发政制产。但发政制产又是从仁心中产生的。说发政制产，就不必再提仁心，而仁心自然包含在其中了。

译我愚钝，不能进一步了。徐儆曰：孟子略说几句，便能使齐王笑，又能使齐王喜悦。再说几句，齐王却笑着不说话。再说几句，齐王就说“我愚钝，不能进一步了”。这都是精神鼓舞之处，也是一篇文章中的关键所在。

没有固定产业却有固定道德观念的人，这是士人。张彦陵曰：“这一节虽然涉及士人与百姓两类人，但只着重于百姓，上下都论述没有固定产业的弊端，以至于陷害百姓的情况可见。士人既然不可多得，而百姓又至于容易触犯刑律，这就是固定产业不可不制定的原因。”“罔民”二字，又打动他不忍之心。析疑：邓定宇曰：“人有固定道德观念的，有所顾忌，约束自己，有所不为；失去固定道德观念，就没有约束，如果没有约束，就无所不为了。”又析疑曰：“因为失去固定道德观念，许多曲折变化，并非完全没有。”张彦陵曰：“放纵邪僻，就是无所不为，没有两层意思。”

因此贤明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张彦陵曰：“这‘制’字要重看，有规划分配周详的意思在，必须使‘必’字贯穿下面四句合起来看，才能见到规定产业的妙处。”

现在规定百姓的产业。张彦陵曰：“按照贤明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现在规定百姓的产业，其规定产业的方法未尝不相同。但从救活百姓尚且不够来看，这不是百亩田地的制度。因为根据所规定的产业而设立重税之法，名为规定产业，百姓反而被产业所累，怎么能称为固定产业？”又曰：“恒心，只是一个虚说，就说善；实说，就说礼义。又说礼义，要对着放纵邪僻来说。”

五亩大的住宅，张彦陵曰：五亩，正是规定百姓固定产业的方法。五亩、百亩、蚕桑、鸡猪，是一定的制度。其规划的妙处，全在种植树木、饲养牲畜按时节，不耽误不剥夺。上面可以穿丝织品吃肉，正与仰足以侍奉父母相应；可以不挨饿，正与俯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相应。学校教化一段，正与驱使他们向善，百姓顺从就轻松相应。所谓有固定产业的人有固定道德观念，老人孩子各得其所，这些作用都从不忍心的一念规划出来，所谓仁术也。翼注曰：五亩大的住宅，专重在制定产业方面，而谨慎学校教育，特意带言以应上文恒心，与告梁惠王不同。

附张侗初雍训曰：孟子打动人都在本心上透入，不忍心牛恐惧发抖，即所谓乍见小孩掉进井里的一念也。这称为仁。然而不忍心小孩掉进井里，毕竟当下千思万想要寻个方法去救他，决不轻率就过去了。只此便是个术。此术就不忍心小孩掉进井里一念合并来的。不忍心牛恐惧发抖以羊换牛，也就从不忍心一念合并来的。直捷发生处，自有一个神明规划，这称为术。若说个羊小牛大，这是愚人在牛羊上起见，不根天性发生，这就是纳交要誉，厌恶其声的念头了。所谓术者，不是委曲周旋，转移计较之谓也。孟子曰：德慧术知，有此德慧，自然有此术智。有一种真念头，便有一种真妙用，莫为而为，莫致而致，连齐王自己也不觉。又曰：齐王不忍心，若在牛羊上起见，便埋没了本心。夷子厚葬其亲，若在葬埋上起见，便抹杀个仁孝。因葬埋有厚，便有个薄来对他。此皆从礼制既备后较量厚薄也，与本心何干？且追溯当初没有礼制的时节，而掩之一念却是何念？因此而起葬埋，则葬埋原已属厚道矣。墨者以薄道矫之，只在太厚上生分别也。夷子一向为厚薄之说所狃，却忘了本心。今把本心唤起来，但怃然曰：命之矣！识得本心，称家有无，薄亦是厚；不识得本心，金棺石椁，厚亦是薄。指出此两段，见术不是人为的术，道不是人为的道。大抵道术，人各一见，如管、商、老、庄、孙、吴，只因原头差别耳。孟子一生单提“不嗜杀人”，救当日好杀之君；单提正人心，破个邪说诐行，所以为大有功于圣人。圣人先知先觉，只是要人识认本心。

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二十五

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曰：“章总防。”张彦陵曰：“试观常人之情，独乐不若与人之甚，与少乐不若与众之甚，而况为民上者乎？故观疾首蹙頞之民，则知独乐之效；观欣欣喜色之民，则知同乐之效。夫好乐之公私稍异，而民情之向背悬殊，可见乐论公私，不论今古，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何论先王与世俗哉？”

庄暴见孟子曰：“三节。”湖南讲曰：“乐有情，有文。若论文，则一代有一代之制作，迥然各异；论情，则乐不过导和宣郁，有何不同？”

可得闻与？翼注曰：此节且只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