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讲义困勉録卷二十三

译引用存疑的观点，都说这一章不必逐节去探求那个“中”字。大概历代圣人相传，虽然只是一个“中”字，但记录者并没有特意把“中”字作为核心主旨。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怎么知道记录者不是以“中”字作为核心主旨呢？道理既然可以讲通，为什么就不能采用呢？程颐的拘泥真是到了极点！

译咨尔舜节。张彦陵说：按照历数在身，有托付重大、遗留艰难的意思。中字在政事上看待，执字与守字不同。守便死板僵化，执则是随时随物而执守其中道。不只说执而说允执，大概必须随时处中，圆融不滞，才是确实能够执守中道。四海困穷两句，不过是反说以补足上面的意思，正见中道不可不执守。

舜亦以命禹节。乐天斋翼注说：“中外无道。”

予小子履节，徐儆说：这一节总是既讨伐夏桀而告诫诸侯的话，而简在帝心以上，则是自述其初向天请命而讨伐夏桀的话。予小子履六句，见上帝命讨之严厉，而坦然没有利取天下之心。朕躬四句，是在已寄托之重，而惶恐有承担天下的畏惧。《大全》《浅说》，都不专指伊尹，简在帝心，总命讨说。《防引》《存疑》《说约》，都相同。

周有大赉节。张彦陵说：大赉五节，记录者零碎收拾，凑成武王一段事实，或举其词，或述其事，句句要见反商之政。大赉是普遍救济穷民，使善人富足，是加厚天下良民【《大全》、饶氏及《存疑》、《浅说》都主张此说】有人说：两句只一个意思，说大赉所富足的都是善人。后说为长。《尚书》大赉，蔡注无明文，我私下认为也只是善人是富，不是人人而富之也。《论语》此节正是《武成》的注脚。《蒙引》解此节是对的，而说此与《尚书》不同，恐怕也不必分别。若麟士以锡予善人为克商赏功之时，则《防引》难从。

虽有周亲节

谨权量节，非其人之谓废，举其职之谓修。是三者，政之纲也。四方之政，行言四方之政，次第举行，不作效说。废官兼非其人，缺其职说。《浅说》讲谨权量三节，根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来总是武王以天下为己责之实妙。按《浅说》说：夫武既以天下为己责，于是谨权量云云。

兴灭国节。张彦陵说：“兴灭继絶是两事，无后者的续之，已灭者封之也。逸民仁贤之不在位者，不止商容、箕子，《防引》太拘。”焦漪园说：“谨权量等项纪纲，何等严肃森然，是一统规模；兴灭国等项恩泽，何等浩大蔼然，是太和气象。”乐天斋翼注说：“徐岩泉云：上是尽义，截然齐一；下是尽仁，蔼然太和。”

所重节，丧祭兼有其财，有其【阙】说。

寛则得众节。沈无回说：“四者是言治法，非言心法也。治法不在心法之外，然相混亦不是。”《四书镜》说：“尧曰章，只重寛信敏公，不重得众等效。”

尊五美章总防。五美从道心运用，四恶从人心上恣肆。乐天斋翼注说：“夫子告颜渊为邦，示以法戒；告子张问政，告以美恶。盖惟戒而后法尽善，惟屏而后尊无疵也。”

尊五美节，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蓍蔡必欲出乎身；四恶下“一”屏字，视如荼毒蛇蝎，必不使加乎民。

何谓惠而不费节？张彦陵说：愚按，利虽民间所自有，然非人主为之经画，则利亦不能自兴，故利之所在，即是惠不费二字，全在因字看出。庄忠甫说：时可劳而劳，则不怨；违事可劳而劳，则不怨；厉力可劳而劳，则不怨；勤分可劳而劳，则不怨；侵。《仁字大全》朱子主治己说，《防引》《存疑》说，约主从政说，看来当兼用。刁蒙吉亦云：此仁字宜兼内外说。仁者，心之德欲。

仁则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爱之理，欲仁则推广其爱之理，是行政之实也。李九我说：君子常有从容暇豫、安舒自得之意，是之谓泰，而其迹似于放旷佚乐、恣情玩世，有疑于骄【《存疑》亦如此说，然如此恐与惠而不费等不合】然惟其生平未尝慢一人、轻一物，故无尤无悔、无愧无怍，常快然自得而泰。乐天斋翼注说：人心苟侮一人、忽一事，此心亦必有不安者，心安则为泰矣。于无敢慢下补说泰字意，方可接下句。《防引》《存疑》皆如此。此泰字本不甚美，泰而不骄，在过不及上论与子路篇泰而不骄稍别。不必分别【壬申十月】正与尊须要本心之恂栗出现如在外面检防恐

矫强不来

何谓四恶节？杀之虽当，亦谓之虐。《大全》辨或曰：看孟子“凶年饥岁至上慢而残下”一段，便见出纳之吝，其恶与虐暴贼等。“刁蒙吉说：五美则寛信敏公之验也，四恶则寛信敏公之反也。”

不知命章总防。黄勉斋说：“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礼，知其

译在于自身方面的；懂得言语，便知道它在他人方面的表现。利害不能在外部动摇自己，然后才可以修养自身；义理能在内心有所涵养，然后才可以察知他人。”三个“知”字都应当兼有实行方面的含义来解说。

译不知命之节。张彦陵说：按照“命”字旧时主要指气数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吉凶祸福。知命就有安于平易以等待天意的意思，并非完全推诿给气数。只有知命才能成为君子，因为趋利避害的念头消解了，那么进修的志向就坚定了。朱子说：现在的人开口也解说一饮一啄自有定分，等到遇到小小的利害便产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若无，只因为看见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管登之说：命有应当顺从的，有应当抗争的。如果是一身的荣辱贵贱贫富死生利害，这是命应当顺从的。如果是天地的危亡而使之安定，万物的死亡而使之生存，怎么可以只推委给命？这是命应当抗争的。析疑说：寿命纵然百年，不可姑且等待明日；夭折即使只剩一息，这志向不容稍有懈怠。这是君子之所以修身等待天命的缘故，并非无可奈何而姑且安于现状的意思。以无可奈何而安于现状若命，这只是庄周、列子的知命，不是孔子所说的知命【闻斯】

不知礼节。徐岩泉说：先王制定礼，是用来收敛血气的。血气从禀受而来，如果没有学问的力量，就会奔荡四出，所受的损害不小。只有性灵至妙的天性，才能降伏它。礼是性灵中原有的节度文章，所以必须知礼，才能执持，才能自立。大概是不被血气所夺取。徐儆说：“立”字兼内外来说。《礼记》说：礼能消除邪僻，增加美好的品质，它在人身上，就像竹箭有筠一样，像松柏有心一样。竹箭的坚硬在于筠，礼抵御外诱就像这样；松柏的坚硬在于心，礼巩固内守就像这样。乐天斋翼注说：根据注解说“立”，只从外面说，然而有兼治心治身的，也不妨碍。

不知言节，知言即依据存疑，与孟子一样，也不妨碍云峯的说法，不必拘泥，但这与孟子或许有生熟之别罢了。只应当依据云峯【癸亥七月】张彦陵说：要知道知人的地方，不只是辨别人的品格，正是检验自己的学力。

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二十三

<经部,四书类,四书讲义困勉录》>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二十四

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大全辩：卓庵张氏说：“《左传》对孔子生卒年月都谨慎地记载，司马迁作《孟子列传》，唯独不详细记载生卒年月，为什么呢？有人说《孟子谱》说：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孟子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享年八十四岁。我按：《春秋年表》，周定王二十一年岁没有三十七年。从定王到赧王二十六年，共一百五十二年。这里说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生，享年八十四岁，都与年谱不合。难道谱不对吗？还是记载的人错了？《纲目》记载孟子的出处而不记载卒年，也是缺漏的事。”

湖南讲说：“孟子说，君主的法则有逆着折服他的，有顺着引导他的，有依据事理而直说的，有触动机关而曲折引导的。前几章都可以看见，以类而推，全书总不出此。如果看梁惠王章，那就是逆着折服他的方法；沼上章是顺着引导他的方法；晋国及襄王章是依据事理而直说的方法；牵牛章是触动机关而曲折引导的方法。”

李毅侯说：“兴兵结怨的不仁不义，中于世道。为我兼爱的不仁不义，中于学术。不问中于世道与中于学术，而都使天下无父无君，那么纷争弑夺的祸患没有不由此产生的。所以孟子在齐梁之间言仁义，想要他们实行；在杨墨之外辨仁义，想要他们明白。仁义之道明白且实行，天下才开始各得其君臣父子之常。”

牛春宇说：“七篇大义，都从仁义敷衍，性善是其本原，孝弟是其功用，知言养气是其蕴藉，尊王贱伯与齐梁之君开陈的，是其事业，辟杨墨，恶乡原，所以捍卫其防线，以承禹、周、孔子、尧、舜之统。所以上下篇的结尾，都以此。”

孟子对齐梁之君，恳切于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以及庠序学校之政，然而都遏制他们好利之心，扩大他们不忍之心。大概徒有法度不能自行。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章总纲，徐儆说：义利二字，是治道学术的大关键。明白这个，那么纯王杂伯，君子小人，都一时勘破。所以《大学》之书，以此而终；七篇之论，以此而始。

孟子见梁惠王。两节。翼注说：“梁王说利，是功利之利，不是专指财利。”

王何必曰利节“汤霍林说”梁王的不对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国三字他只晓得有我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所以孟子意以仁义挽他仁义便是大公无我之心“张彦陵说”言利而曰何必有防然不必言之意言仁义而曰而已矣有舍此无可言之意“又曰”这两句且只就理欲上看到中间乃直陈利害出来“又曰”仁义乃人性所固有亦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