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译君王的辞令是典章制度，右史记载言论是防范过失。古代的君王，事务总括万端，发布号令，道理并非单一标准。有的设立教化来驾驭下属，有的施行礼仪来侍奉上级，有的宣扬威势来震慑四方，有的布施和顺来调和风雨。得当则百事纯正，失当则千里谬误。关键机枢的发动，是荣辱的主宰，诏令的运作，不可不慎重。因此辞令不轻率发出，君王的举动必定记载，想要它昭示法度警戒、谨慎言行。它的渊源所浸润，基于兴起于东方的君主；文采彰显，在文王武王之后郁然如云。勋华揖让而典谟兴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盛。先君宣父，生于周末，有至德而无至位，修明圣道以显扬圣人，删减烦乱而剪除浮辞，举出宏纲而撮取机要，上断唐虞，下终秦鲁，历时五代，书总百篇。采集翡翠的羽毛，防备犀象的牙角，用尽荆山的石头，所得价值连城；穷尽汉水之滨，所求照耀乘舆。巍巍荡荡，无法称颂；郁郁纷纷，在此最为兴盛。这是前言往行，足以垂范将来。等到七雄已经交战，五精尚未汇聚，儒雅与深井一同埋没，经典与积薪一起焚烧。汉朝大济天下，广泛寻求遗逸，从金石中采集古文，从齐鲁得到今文。今文则是欧阳、夏侯二家的学说，蔡邕刻在碑石上；古文则两汉也不通行，安国注解它，实在遭遇巫蛊之祸，于是搁置不用。历经魏晋，方才稍兴，所以马融、郑玄等儒者没有看到它的学问，所注经传，有时异同。晋代皇甫谧独自得到它的书，记载在帝纪中，其后传授，才可以详细知晓。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它的辞藻富丽完备，它的义理宏大典雅，所以反复阅读而不厌倦，长久更加明亮。江左学者，全都祖述它。近至隋初，才流传到河朔。作正义的，有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这些公卿的旨趣，多因循旧说，注文义理都浅略。只有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而刘焯编织经文，穿凿孔穴，诡立新见，异于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我认为古人言诰，只在达情，虽然有时取象，不必辞皆有意。如果言必托数，经悉对文，这就如同在平流中鼓怒浪，在静树中震惊飊风，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刘炫嫌刘焯烦杂，就删减它，虽然稍微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奨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后生若为领袖？这是刘炫的过失，未为得也。现在奉明敕，考定是非，谨罄庸愚，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这也不敢臆说，必据旧闻。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谨共铨叙。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门博士骁骑尉臣朱长才、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护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守太学助教云麾尉臣随德素、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麾尉臣王士雄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为之《正义》，凡二十卷，庶对扬于圣范，冀有益于童稚。略陈其事，叙之云尔。

译尚书正义序

尚书正义序考证

晋代皇甫谧独自得到这本书，记载在《帝纪》中。○【臣召南】按：这里的《帝纪》指的是皇甫谧所撰写的《帝王世纪》。皇甫谧依据孔安国的说法，将伏羲、神农、黄帝定为三皇，将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定为五帝，这与《史记》的说法不同。

为《尚书》作正义的有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〇等人。○【臣召南】按：《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记载：蔡大宝，南梁萧〇的司徒，撰写《尚书义疏》三十卷；巢猗，梁国子助教，撰写《尚书百释》三卷、《尚书义》三卷（《唐志》记载为《义疏》十卷）；费甝，梁国子助教，撰写《义疏》十卷；顾彪，隋秘书学士，撰写《疏》二十卷；刘焯，隋太学博士，撰写《义疏》三十卷；刘〇，隋国子助教，撰写《述义》二十卷。如果按照时代先后排序，那么巢猗、费甝似乎应该排在蔡大宝之前。

恭敬地共同编排叙述○“铨”字怀疑应该作“诠”

对敕使赵〇智重新详细审查○【臣召南】按：《五经正义》，孔颖达及各位儒生在贞观初年奉敕撰写，到贞观十六年又同各位儒生重新审查，是因为博士马嘉运指摘其错误，以至于互相诋毁讥讽，唐太宗下诏再次详细审定。到高宗永徽二年，又下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〇文馆学士考正，永徽四年三月才开始向天下颁布《正义》，大概是因为两次详细审查，这部书才最终确定。《尚书正义序》只叙述了最初撰写及第一次详细审查人的姓名，至于永徽年间再次刊定，《唐书·艺文志》在《尚书正义》撰人之后详细列出：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寜、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吏部尚书褚遂良、中书令栁奭、〇文馆学士谷那律、刘伯庄、太学博士贾公彦、范义頵、齐威、太常博士栁士宣、孔志约、四门博士赵君赞、〇文馆直学士薛伯珍、国子助教史士〇、太学助教郑祖元、周元达、四门助教李元植、王真儒与王徳韶、随徳素等共二十三人，不写在各经下面而写在《尚书》下面，大概是互文见义。《儒林传》只说于志寜、张行成、高季辅加以增删，选取其中特别显著的。附录在此，作为掌故的一则。

尚书正义序考证

尚书序

汉代孔氏撰写，唐代陆德明作音义，孔颖达作疏。

《尚书序》音义【这是孔氏所作，叙述《尚书》产生的时代，并叙述作注的原因，所以相承讲授，现在依旧作音】疏【正义说：道的本体冲淡寂静，没有名言。既然形体由道而生，事物由名称来举示，那么凡是各种经史，都是根据事物确立名称。事物有原本的形体，形体从事物中显现。圣贤阐明教化，事情通过言语显现。言语契合众人的心意，书写下来以示法则。既然书写有法则，因此号称“书”。后人看到它久远，来自上古。尚，就是上的意思。说这是上代以来的书，所以叫《尚书》。而且言语是心意的声音，书写是言语的记录。因此保存言语以表达心意，确立书写以记录言语。所以《易经》说：“书写不能穷尽言语，言语不能穷尽心意。”这是说言语是心意的工具，书写和言语相互产生。书，就是舒展的意思。《书纬璿玑钤》说：“书，就是如的意思。”那么书写言语，如同心意情感，得以舒展。又刘熙《释名》说：“书，就是庶的意思。”用来记录众多事物，又作“着”，说事情得以彰显。五经六籍都是笔写，这里唯独称“书”，是因为那五经，不是君主口头说出就写下来作为法则，所写的事情各有作为，于是以作为分别确立名称，名称以事情确立，所以不叫“书”。至于这本书，原本记录君主的事情，事情虽然有区别，正是君主的言语，言语被书写下来，因此确立称号，因为这个缘故，名称与其他各部不同。但是其他各部的书，随着事情确立名称，名称以事情举示，重要的是名称确立之后，也是笔写，所以百家六经总称为“书”。论谶所说的题意别名，各自记载罢了。昭公二年《左传》说：“晋韩起到鲁国，在太史氏那里观看书，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这是总称“书”。序，是说叙述《尚书》的起止、存亡、注释的原因，序是为《尚书》而作，所以叫《尚书序》。《周颂》说：“继序思不忘。”毛传说：“序，就是绪的意思。”那么绪述事情，使道理相〇续，像抽茧的绪头。但是《易经》有《序卦》，子夏作《诗序》，孔子也作《尚书序》，所以孔君因此作序名。郑〇称之为赞，因为序不分散，避开“序”名，所以称之为赞。赞，就是明，佐。佐成序义，明以注〇的缘故。孔安国将孔子的序分附在篇首，所以自己的总述也称为序，事情不烦重，意义没有嫌疑的缘故】

古时候伏羲氏统治天下时，开始画八卦，造书契来代替结绳的政治，从此文献产生。音义【伏，古作虙。牺，本又作羲，也作戏，许皮反。《说文》说：贾侍中说，这个牺不是古字。张揖《字诂》说：羲，是古字

译“今”字。伏羲氏，又号庖牺氏，是三皇中最先的一位，姓风，母亲名叫华胥，以木德称王，就是太皥。王，音况。画，音麦。卦，音卖。契，音计。书，指文字；契，指在木头上刻记并在旁边书写，所以叫书契。另一种说法：用文字契约来记录事情。郑玄说：在木头旁边书写，说明事情，在木头上刻记，叫做书契。结绳，《易·系辞》说：上古时代结绳来治理，后世的圣人用书契来代替它。文，指文字；籍，指书籍。疏《正义》说：代替结绳，是说前代的政事使用结绳，现在有了书契来代替它。那么伏羲时才开始有文字，用来书写事情，所以说由此产生了文籍。从今推溯往昔叫古。古时候，凭借圣德防范万物，教导人们获取牺牲，所以叫伏羲。字也写作宓牺，读音相同。《律历志》说：结网捕鱼，以获取牺牲，所以叫伏羲。有人说叫包牺，是说获取牺牲并包裹起来。顾氏把包读作庖，意思是获取牺牲以供庖厨之用。顾氏又引用《帝王世纪》说：伏羲的母亲叫华胥，在雷泽看到巨人的脚印，华胥踩上去，怀孕，在成纪生下伏羲，蛇身人首。《月令》说：其帝为太昊。《系辞》说：古时候包牺氏称王天下。这是直接把包说成伏，那么伏羲就是皇。说称王天下，是因为皇与帝王，根据事迹有优劣之分，通称也为王。所以《礼运》说：以前的先王，也是把上代称为王。但是从下位来说，以上位为尊称为王，依据王身在下方，称为王天下。知道伏羲开始画八卦，是因为《系辞》说包牺氏称王天下，后面接着说开始画八卦，以通达神明的德行，以观察万物的性情，所以知道这一点。知道当时创造书契来代替结绳的政事，也是因为《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用书契代替它，大概取象于夬卦，这是创造书契可以代替结绳。那里只说后世圣人，知道是伏羲，是根据道理类比而知。为什么呢？八卦画出了万物的形象，文字书写了百事的名称，所以《系辞》说：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法，观察鸟兽的纹理与大地的适宜，近取自身，远取万物，开始画八卦。这是万象显现于卦中。然而画也是书写。与卦相合，所以知道书契也是伏羲时的事情。由此孔子的本意正是要说明伏羲时有书契，本来不取于八卦，现在说八卦，是为了表明书契与卦相合，依据《系辞》有画八卦的成文而言，明确伏羲创造了书契。说结绳，应当如郑注所说：“作为契约，事情大就把绳子打大结，事情小就把绳子打小结。”王肃也说：“结绳来识别政事。”这是对的。说书契，郑玄说：“写在木头上，在侧面刻记作为契，各自持有一半，后来用来相互考合，就像结绳用来治理一样。”孔子没有明确说明，义理或许本来如此。《说文》说：“文，是物象的根本。”“籍，是借，借这简册来记录政事，所以叫籍。”大概取象于夬卦。夬，是决断的意思，是说文籍用来决断宣扬王政，所以夬卦的爻辞说：“宣扬于王庭。”《系辞》说：“包牺氏称王天下。”又说：“制作结绳而为网罟，大概取象于离卦。”那里说的是结网罟的绳子，与结绳治理政事的绳子不同。如果这样，《尚书纬》及《孝经谶》都说三皇没有文字，又班固、马融、郑玄、王肃等儒者都认为文籍最初始于五帝，也说三皇没有文字，这与这里的说法不同，为什么呢？又苍颉造字出自《世本》，苍颉难道是伏羲时的人吗？况且《系辞》说黄帝、尧、舜是九事的条目，最后才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用书契代替它。”这是后世圣人即黄帝、尧、舜，怎么能是伏羲呢？孔子依据什么而更与《系辞》相反？这样不同的原因，《艺文志》说：“孔子去世后微言绝，七十子去世后大义乖。”何况遭遇秦焚书之后，众说纷出，那些纬书鄙陋浅近，不出自圣人，前贤共同怀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伪书兴起于哀帝、平帝时，那么孔子之时还没有这些纬书，怎么可以引用来为难呢？那些马融、郑玄等儒者依据文字立说，看到后世圣人在九事之列，便认为书契始于五帝，这是所见不同，也不可难为孔子。而《系辞》说后世圣人在九事之下，是有原因的。考察那篇文章先历述伏羲、神农的取象，下面才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大概取象于乾坤。”这是黄帝、尧、舜的事情。又舟楫取涣卦，服牛取随卦，重门取豫卦，臼杵取小过卦，弧矢取暌卦，这五者时间无所系属，在黄帝、尧、舜时都可以通。至于宫室、棺椁与书契，都先说“上古”、“古者”，才说“后世圣人代替它”，则是另起事端，不指黄帝、尧、舜时，以此。事云：“古者不说上古，而说用棺椁代替，棺椁自殷汤才开始，不是那时的验证，那么上古结绳，怎么废除伏羲前的呢？”那苍颉则说法不同，所以《世本》说苍颉造字，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都说苍颉是黄帝的史官。崔瑗、曹植

译蔡邕、索靖都直接说他是上古的王者。徐整说他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说他在炎帝时代。卫氏说应当在伏羲、苍帝时代。慎到说他在伏羲之前。张揖说苍颉身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广雅》说：“从天地开辟到鲁哀公十四年获麟，共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个纪。”那么大概一个纪是二十七万六千年。十个纪分别是：九头纪第一，五龙纪第二，摄提纪第三，合雒纪第四，连通纪第五，序命纪第六，循蜚纪第七，因提纪第八，禅通纪第九，疏仡纪第十。如果按照张揖的说法，那么苍颉就在获麟之前二十七万六千多年。关于苍颉的说法，他的年代没有人能确定，也不可以用来责难孔子。然而纪从燧人氏以下，张揖认为从天地开辟就设立了，又在伏羲之前有六个纪，之后有三个纪，这也作为依据。张揖、慎到、徐整等人的说法，也不能用年代来断定。那疏仡之纪，似乎是从黄帝开始。又依据《易纬通卦验》“燧人在伏羲之前，表计置其刻，说苍牙通灵昌之成，孔子演命明道经”，郑玄注说：“刻是说刻石来记录标识。”据此，伏羲之前已经有文字了。又《阴阳书》记载天老回答黄帝说：“凤凰的形象，头顶戴德，背负仁，颈荷义，胸抱信，足履政，尾系武。”又《山海经》说：“凤凰头上的花纹叫德，背上的花纹叫义，翅膀上的花纹叫顺，胸前的花纹叫仁，腹部的花纹叫信。”又《易·系辞》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它们。”这是说文字与天地同时兴起。又《韩诗外传》记载古代封禅泰山、梁甫山的有一万多人，孔子观看，不能全部识别。又《管子》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古代封禅泰山的有七十二家，我所认识的只有十二家。首先有无怀氏，封禅泰山，禅于云云。”那些登封的人都在石头上刻字纪号，只是年代久远的字迹有雕刻损毁，所以不能识别。那么管仲所不认识的六十家，又在无怀氏之前，孔子看见而不能识别，比管仲更多，这说明文字在伏羲之前就已经久远，为什么奇怪伏羲有书契呢？像这样，大概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于教化世人，到伏羲才用来制造书契，来代替结绳记事的方法，这是教化世人的用途，就像燧人氏有火，中古用来烧烤食物，后世的圣人于是修治其便利，相似于文字，道理本来就有，用不用随着时代而逐渐变化。如果这样，只有《系辞》说神农时才有噬嗑卦与益卦，那么伏羲时卦象还没有重叠，应当没有杂卦，而却有取象于夬卦的，这只是郑玄等人的说法罢了。考察《说卦》说：“从前圣人幽赞神明而生出蓍草。”《系辞》说：“天生神物，圣人效法它。”那么伏羲用蓍草占卜了。所以郑玄注《说卦》也说：“从前圣人，是指伏羲、文王。”《系辞》又说：“经过十八变而成一卦。”这是说每爻都三次归奇为三变，十八变则六爻就明确了。那么占卜都是六爻，伏羲有占卜就有六爻，为什么说不重叠而奇怪有夬卦呢？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叫做《三坟》，说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叫做《五典》，说的是常道。音义【神农，就是炎帝，姜姓，母亲叫女登，以火德称王，是三皇的第二位。黄帝，就是轩辕，姬姓，少典的儿子，母亲叫附宝，以土德称王，是三皇的第三位。《史记》说：“姓公孙，名轩辕，一个号叫有熊氏。”坟，音扶云，大。少，音诗照。昊，音胡老。少昊，金天氏，名挚，字青阳，一说叫穷蝉，己姓，黄帝的儿子，母亲叫女节，以金德称王，是五帝中最先的。颛，音专。顼，音许玉。颛顼，高阳氏，姬姓，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母亲叫景仆，称为女枢，以水德称王，是五帝的第二位。高辛，就是帝喾，姬姓。喾，音口毒。母亲名字不见记载，以木德称王，是五帝的第三位。唐，就是帝尧，姓伊耆氏。尧起初是唐侯，后来成为天子，建都于陶，所以号称陶唐氏，是帝喾的儿子、帝挚的弟弟，母亲叫庆都，以火德称王，是五帝的第四位。虞，就是帝舜，姓姚氏，国号有虞，是颛顼的六世孙、瞽瞍的儿子，母亲叫握登，以土德称王，是五帝的第五位。以前的儒者解释三皇五帝，大多与孔颖达不同，都见于发题】疏【正义说：坟，大。因为所论述的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所以说言大道。因为典，是常的意思，说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所以说言常道。这三皇五帝，有的举德行称号，有的举地名，有的直指其人，说话称便，不成为义例。顾氏引用《帝王世纪》说：“神农母亲叫女登，有神龙首感应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黄帝母亲叫附宝看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附宝感应而怀孕，二十四个月而生黄帝，日角龙颜。少昊金天氏，母亲叫女节，有星如虹，下流意感应而生少昊。颛顼母亲叫景仆，昌意正妃，称为女枢。有星贯月如虹，感应女枢于幽房之宫而生

译颛顼。尧的母亲叫庆都，她在河边观看时遇到赤龙，忽然阴风大作，感应而怀孕，十四个月后生下尧。又说舜的母亲叫握登，看见大虹，感应而生下舜。这里所说的《三坟》、《五典》，是因为《左传》中有《三坟》、《五典》的文字，所以借此指称。然而五帝的书都称为“典”，那么《虞书》中的《皋陶谟》、《益稷》之类也应该称为“典”，之所以另外确立名称，是因为如果主要论述帝王的德行，就以“典”为名；那些臣下所做的，则根据意义来确立名称。《三坟》只是说阐述大道，《五典》只是说阐述常道，不解释“坟”和“典”这两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坟”就是大，“典”就是常，通常的解释可知，所以省略了。常道之所以与大道不同，是因为帝王公平治理天下，其道可以长久施行，所以用“典”来表述；而皇优于帝，其道不仅可长久施行，而且更加宏大，所以说“坟”。这是相对而言，虽然略有优劣，但都是大道，都可以长久施行。所以《礼运》说以大道施行的时代，就是五帝的时代。然而帝的称号等同天，名字无法再添加，优越而称为皇，是因为“皇”是美好宏大的名字，表示比帝更伟大。所以后代设置宗庙确立神主，尊称为皇，活着的人不敢自称。而士人百姓称祖父为皇，是因为取用美好的名字，可以通称的缘故。查《左传》上面有《三坟》、《五典》，下面说坟是三皇的书，典是五帝的书，孔颖达知道这样，查现在《尧典》、《舜典》是两位帝王的两部典，推究这两部典向上，那么五帝应当有五部典，作为五帝的书。现在《三坟》的书在《五典》之上，数目与三皇相当，“坟”又是大名的意思，与“皇”的意义相类似，所以说三皇的书是《三坟》。孔颖达必定知道三皇有书，查《周礼》外史的职掌是三皇五帝的书，这是明确的文字。郑玄也说那些书就是《三坟》、《五典》，但郑玄认为三皇没有文字，或许是根据后代的记录确定的。孔颖达认为书是记录当时的事，不可以由后代追记，如果当时没有书，后代怎么知道他们的道呢？这也是孔颖达所依据的三皇有文字的验证。郑玄注中，依据《运斗枢》，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又说五帝座是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氏，知道不是这样。孔颖达既然不依据纬书，不可以用纬书来诘难他。又《易》兴起制作的条目，不见有女娲，为什么随意列举？又郑玄说：“女娲修习伏羲的道，没有改作。”那么以上修习旧道的众多，难道都成为皇吗？既然不列举女娲，不可不取黄帝来充作三皇。又郑玄列举五帝，为什么有六个人？有人解释说：“德行协调五帝座，不限制多少，所以六个人也称五帝。”如果是六帝，怎么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谓耀魄宝，只有一个而已。本来就没有三皇，怎么说三皇？怎么能三皇是几个人，五帝是几座？两种说法错乱，自相矛盾。其他儒者说三皇，有的列举燧人氏，有的列举祝融氏，来配合伏羲神农，他们的五帝都从轩辕开始，不列举少昊，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燧人氏，解说者认为在伏羲之前，依据《易》说：“帝出于震。”震是东方，其帝是太昊。又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说古者，制作没有比伏羲更早的，为什么燧人氏排在前面呢？又祝融及颛顼以下，是火官的称号；金天以上，是百官的称号。用五经来验证，没有说祝融是皇的。即使有，也不过像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于是与伏羲、神农、轩辕、挚相类似，尚且说称霸九州。祝融本来没有这种祥瑞，怎么可以列举他呢？《左传》说：“少昊即位，凤鸟恰好到来。”在《月令》中又在秋天享食，所谓白帝的居室。为什么唯独不是帝呢？所以孔颖达以黄帝以上数为皇，少昊为五帝之首。如果这样，查现在《世本》帝系及《大戴礼记》五帝德以及《家语》宰我问、太史公《五帝本纪》，都以黄帝为五帝。这是史籍的明文，而孔颖达不遵从的原因，孟子说：“相信书不如没有书，我在《武成》只取两三策而已。”说书因为逐渐沾染而泛滥。孟子既然这样，何况后代的解说者呢？又《帝系》、《本纪》、《家语》、《五帝德》都说：“少昊就是黄帝的儿子青阳。”颛顼，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帝喾，高辛氏，是黄帝的曾孙高瑶的孙子侨极的儿子；尧是帝喾的儿子；舜是颛顼的七世孙。这些书，说五帝而以黄帝为首，原本是因为《世本》经过暴秦，被儒者扰乱；《家语》则是王肃多私自确定；《大戴礼记》、《本纪》出自《世本》。因此相同，大概因为少昊以下都出自黄帝，所以不得不先说黄帝，因此错误地作为五帝。也是因为《系辞》以黄帝与尧舜同列，所以儒者共同列举他。孔颖达现在……意思是以《月令》春天说太昊，夏天说炎帝，中央说黄帝，依次作为三皇。又依据《系辞》先包牺氏王，去世，神农氏兴起；又去世，黄帝氏兴起，也是文字相次，都著作见于《易》，这是三皇的明文。《月令》秋天说少昊，冬天说颛顼，从此作为五帝。然而皇帝是皇，现在说帝不说皇，是因为皇也是帝，区别其美名而已。太昊

译称其为皇，《月令》也说“其帝太昊”，《易经》说“帝出于震”，就是这个意思。又如轩辕被称为黄帝，就像神农被称为炎帝一样。神农在《月令》中为炎帝，不奇怪炎帝被称为皇，又何必奇怪轩辕被称为帝呢？而梁武帝说：“书籍从轩辕开始，同样以燧人氏为皇。那五帝从黄帝到尧为止。”知道帝不能超过五个，所以说舜既不是三皇，也不是五帝，与三王一起成为四代罢了。他的说法与《诗经》的体裁一样，不雅正就是风；除了皇以下，不是王就是帝，哪有既非王又非帝，那算什么人物呢？《典》、《谟》都说“帝曰”，不是帝又是什么呢？至于夏、商、周的书籍，虽然设立的教化不伦类，但雅正的诰辞和深奥的意义，其归趣是一致的。【夏，是禹天下的称号，以金德称王，是三王中最先的。商，是汤天下的称号，也称殷，以水德称王，是三王中的第二个。周，是文王、武王天下的称号，以木德称王，是三王中的第三个。诰，音故报反，是告、示的意思。奥，音乌报反，是深的意思。揆，音葵癸反，是度量的意思】疏【正义说：既然皇的书称为坟，帝的书称为典，除了皇与帝的坟典之外，依次陈述，所以说至于夏、商、周三代的书籍。虽然当时所设立的教化，与皇及帝的坟典不相伦类，但总之其言辞都是雅正的诰辞，有深奥的意义，其所归趣与坟典一致，表明虽然事情不同于坟典，但道理终究相同，所以一同收入《尚书》，共同作为世间的教化。孔安国的意思，认为坟典也是《尚书》，所以这里由坟典而及三代。下文说“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说明坟典也是《尚书》之内，而外史偏掌之，是因为年代久远的原因。这里既然说了坟典，不依照外文书籍连类解释八索九丘，而说三代的书籍夹杂在其中的，孔安国的意思认为坟典是《尚书》，丘索是《尚书》以外的东西，想要先说完《尚书》的事，然后才及于外物，所以先说它。夏、商、周的书籍，都是训、诰、誓、命之类的事，说设教，是因为这些训、诰、誓、命就是为教化而设，所以说设教。说不伦，伦，是类的意思。三代战争，不与皇帝同类，如果这样，五帝称典，三王劣而不伦，不能称典，那么三代就不是典，不能常行，凭什么垂范后世呢？然而三王世道浇薄，不如上代，所以随事立名，虽然篇目不叫典，道理实际上就是典，所以说雅诰奥义，其归一揆，就是典的意思。然而三王的书籍，只有没有典谟，以外训诰誓命歌贡征范，类别还有八种，只说诰，是因为分别来说，其类别有八种，文辞从简要约，一个诰字就兼括了。为什么？因为这八件事都有言语来诰示，所以总称为诰。又说奥义，是指其言语称为诰，论述其道理称为义，所以用义来配合。说其归一揆，见三代自归于一，也与坟典为一揆，况且比喻的意义，假借人射箭，无不都发射志趣度量于靶心，犹如圣人立教，也同度量于至理，所以说一揆】因此历代珍视它，作为大的训诫。疏【正义说：《顾命》说：“越玉五重，陈列宝物。”就把赤刀、大训放在西序，是珍视它作为大训的文字。那注释以典谟为之，与此相当。总之六艺都是，这里只是为《书》而言，特指来说，所以那注释也这样。那只是周时珍视它，这里知道历代的，因为坟典久远，周尚且珍视它，前代可知，所以说历代罢了】八卦的说法称为八索，是求其义理。九州的志书称为九丘，丘，是聚集的意思。说九州所有的，土地所生的，风气所宜的，都聚集在这本书里。【索，音所白反，下文同，是求的意思。徐音素。原本或作素】疏【正义说：由坟典内外文而知其丘索与坟典文相连，所以连而说之，所以总引传文以充足己意，且为于下见与坟典俱被黜削，所以说而以为首引。说为论八卦事义之说者，其书称为八索。其论九州之事所有志记者，其书称为九丘。所以名丘者，因为丘，是聚集的意思。说在九州当有土地所生之物，风气所宜之事，无不都聚集见于此书，所以称为九丘。然而八卦言之说，九州言之志，不同者，因为八卦交互相说其理，九州当州有所志识，以此而不同。此索谓求索，也为搜索。以《易》八卦为主，所以《易》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说：“八卦相荡。”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于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则万有一千五百二十，防天下之事得，所以称为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于《左传》亦或谓之索，说有不同，皆后人失其真理，妄穿凿耳。其九丘，取名于聚义，多如山丘，所以为聚。《左传》或谓之九区，得为说，当九州之区域，义亦通也。又说九州所有，此一句与下为总，即土地所生、风气所宜，是所有也。说土地所

译所谓“生”，就是指动物和植物，大体上是土地所生长的，不外乎这两类。又说风气适宜的地方，也与土地所生长的基本相同。为什么呢？因为九州各有不同的土地，有的能生长，有的不能生长，这是由于风气适宜或不适宜造成的。这也是《职方》、《禹贡》分类论述的内容：土地所生长的，就像《禹贡》中记载的“厥贡”、“厥篚”那样；风气所适宜的，就像《职方》中记载的“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那样。《三坟》、《五典》以及《八索》不再分别解释，因为通过上述内容可以推知，所以略去。《九丘》的解释既然困难，又需要另外说明九州所有的内容，所以在下面总结义理时先进行解释，所以说都汇聚在这本书里。】《春秋左氏传》说：“楚国的左史倚相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就是指上古帝王的遗书。音义【左史，指在左边的史官。倚，音绮，刘音绮。相，音亮。倚相，是楚灵王时的史官】疏【正义说：因为上文有外文言及坟、典、丘、索，所以引用成文来证明并总结。这是《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记载，楚灵王看见倚相快步走过，告诉右尹子革这些话，从而知道倚相是他的名字。大概因为他是太史，主管记录左动之事，所以称为左史。不然，或许楚国的习俗与其他国家不同，官职多以左右命名，或者另有这个左史呢？那里子革回答楚王说：“倚相我问《祈招》这首诗他都不知道，如果问更久远的事，他怎么能知道呢？”那里认为倚相不能阅读，这里说能，是因为依据《左传》的成文，顺着楚王的话引用，即使他不能读，事情也无妨碍。况且子革是想开辟劝谏楚王的道路，倚相未必不能读。说这坟、典、丘、索，就是这本书，指上古帝王遗留下来的书。因为楚王论述时，已在三王的末期，所以说遗书。至于丘、索知道是前代的事，也不知道在哪个朝代，所以直接总称为帝王罢了】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看到史籍文章烦杂，担心阅读的人理解不一，于是制定礼乐，阐明旧章，删减《诗经》为三百篇，约略史记而修撰《春秋》，赞颂《易》道。以贬斥《八索》，叙述《职方》，以去除《九丘》。音义【删，音色奸】疏【正义说：既然总结申述帝王遗书，想要说明孔子就此加以删定。《孔子世家》说：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而尊崇先祖，所以说先君。谷梁认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出生，《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去世。推算他在周灵王时出生，敬王时去世，所以是周末。上文说文籍，下文说灭先代典籍，这里说史籍。籍，是古书的统称。由文而有籍，称为文籍；用史所书，称为史籍；可以作为常法，所以叫典籍，意义也相通。但上文因书契而言文，下文伤秦灭道而称典，在这里说史，不仅意义上下相通，而且因为这史籍不一定是先王正史，是后代好事者所作，因此担心其不统一，所以说：“大概有不知而妄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先说定礼乐，是想说明孔子想要回归圣道以归于统一，所以先说其旧行可从的。修而不改叫定，就而减削叫删，准依其事叫约，因而佐成叫赞，显而明之叫述，各自从义理而言。唯独礼乐不改，因为礼乐是圣人制作，已无贵位，所以因而定之。又说明旧章，就是礼乐、诗、易、春秋，因为易道、职方与黜八索、除九丘相对，其约史记以删诗、书为偶，其定礼乐文孤，所以以明旧章配之，这是作文的体例。易也是圣人所作，不说定，因为易不像礼乐是人的行事，不需要说定，又因而作十翼，所以说赞。易文在下，也是因为黜八索与除九丘相近的缘故，为了作文的便利，不是义例。孔子修六艺，年月孔子没有明确说法。《论语》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那么孔子以鲁哀公十一年反鲁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吊唁，那么致仕时年七十以后脩述。诗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说三百，也是举全数计。职方在《周礼·夏官》，也是武帝时出于山岩屋壁，即藏秘府，世人莫见，因为孔君为武帝博士，于秘府而见焉。知道必黜八索、除九丘，因为三坟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坟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坟典书内之正，尚有去者，况书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与除，其义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赞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兴，孰有所废，故也。职方即周礼也，上已云定礼乐，即职方在其内，别云述之，以为除九丘，举其类者以言之，则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非更有书以述之】讨论《三坟》、《五典》，断自唐虞以下，直到周代。删削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共一百篇。音义【

译断，丁乱反；讫，居乙反，又许乙反；芟，色咸反；翦，咨浅反；撮，七活反；机，本又作防。典共十五篇，正典二篇，摄典十三篇，其中十一篇已亡佚。谟共三篇，正谟二篇，摄谟一篇。训共十六篇，正训二篇已亡佚，摄训十四篇，其中三篇已亡佚。诰共三十八篇，正诰八篇，摄诰三十篇，其中十八篇已亡佚。誓，市制反，共十篇，正誓八篇，摄誓二篇，其中一篇已亡佚。命共十八篇，正命十二篇，其中三篇已亡佚，摄命六篇，其中四篇已亡佚。

【疏】正义说：意思是孔子既担忧阅读者理解不一，不仅仅是删减《诗经》、约简《史记》、确定礼制、赞颂《易经》，有所废除罢了，又整理论述这三坟五典以及三代的书籍。《论语》说：“世叔讨论之。”郑玄将“讨论”解释为整理，孔颖达既然采纳那篇文章的说法，义理也应当如此，因为《尚书》是杂乱的事物，所以就近整理它。如果这样，坟典是周公制定礼制让外史掌管，而孔子废除它们，大概是因为随着时代不同，也可能在孔子之时，坟典已经杂乱，所以趁机去除它们。《左传》说：“芟夷蕴崇之。”又说：“俘翦惟命。”《诗经》说：“海外冇截。”这是孔颖达所采纳的文句。芟夷，是依据整个朝代、整篇文章，像割草一样依次都芟除使其平夷，如果从帝喾以上的三典三坟，就是芟夷的文句。从夏至周，虽然有所保留整篇，去除而多的，就是芟夷。翦截，是依据朝代、篇目，言辞有浮泛的，翦截而去之，去除而少的为翦截。举其宏纲，就是上面说的芟夷烦乱；撮其机要，就是上面说的翦截浮辞。而且宏纲说举，是依据篇目、朝代大的方面来说；机要说撮，是为了在篇目、朝代之内而撮取出要点。宏，大也。纲，是网的绳索，举大纲则众目随之。机，是机关，撮取其机关之要点。断自唐虞以下，孔子没有明确说明，《书纬》认为帝喾以上质朴简略难以传述，唐虞以来光明可法。又禅让之首至周五代，是一贯的，所以如此。孔子的义理或许如此。典即《尧典》、《舜典》，谟即《大禹谟》、《臯陶谟》，训即《伊训》、《髙宗之训》，诰即《汤诰》、《大诰》，誓即《甘誓》、《汤誓》，命即《毕命》、《顾命》之类是也。解说者认为《尚书》体例有十种，这六种之外，尚有征、贡、歌、范四种，合起来就是十种了。如果《益稷》、《盘庚》单独言说，附于十事之例。现在孔子不言说的，不只是举其机要，也自然征、贡、歌、范不是君主发出的言论名称，六种可以兼括它们。这里说共百篇，是依据序数来计算的缘故。有人说百二篇的，错误有所由来。以前汉代之时，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而为纬书者附和它。因此郑玄说：“不同的地方大概在大司徒、大仆正吧！”这件事是不合经义的。郑玄作《书论》，依照《尚书纬》说：“孔子求书，得到黄帝之孙帝魁的书，直到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确定可以作为世法的一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认为去除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黄帝之孙，以为不可依用。现在所考察，《尚书》首自舜之末年，以禅于禹，上录舜之得用之事，由尧以为《尧典》，下取舜禅之后，以为爵让得人，所以史体例别，而不必君主言说。如果《禹贡》全非君主言说，而禹自身事受禅之后，无入《夏书》之言，是舜史自录成一法，后代因袭它罢了。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音义】恢，苦回反，大也。坦，土但反。

【疏】正义说：这是论述孔子正理群经已毕，总而结之，所以为此言。《家语》及《史记》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所以说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音义】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国，自号始皇帝。焚诗书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苦庚反。难，乃旦反。解，音蟹。

【疏】正义说：意思是孔子既定此书后，虽曰明白，反遭秦始皇灭除之。依《秦本纪》云：秦王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为皇帝，不复立谥以为初并天下，故号始皇，为灭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书。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于咸阳宫，丞相李斯奏请：“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制曰：“可。”是焚书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卢生求仙药不得，以为诽谤，诸生连相告引，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是坑儒也。又卫宏《古文竒字序》云：“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

译各位儒生，到场的都拜为郎官，共七百人。又秘密命令在冬天于骊山硎谷中温暖的地方种瓜，瓜结了果实，就派人上书说：“瓜在冬天结了果实。”皇帝下诏让天下的博士和儒生来解释这件事，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于是都让他们去现场查看，并预先设置机关。儒生们正在互相辩论诘难，就触发机关，从上面用土填压下来，全都丧命了。”我的祖先把家里的藏书藏在墙壁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了鲤，字伯鱼。伯鱼生了伋，字子思。子思生了白，字子上。子上生了求，字子家。子家生了箕，字子京。子京生了穿，字子高。子高生了慎，慎做了魏国的相。慎生了鲋，鲋做了陈涉的博士。鲋的弟子子襄，做了惠帝的博士、长沙太守。”子襄生了中，中生武，武生了延陵和安国，安国做了武帝的博士、临淮太守。《家语序》说：“子襄因为秦朝法律严酷急迫，把家里的书藏在墙壁中。”这是安国的祖父藏书的由来。汉朝兴起，设立学校，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阐明治国的大道。济南的伏生，年纪超过九十岁，丢失了原本的经典，靠口授传授，仅二十多篇，因为它是上古的书，称为《尚书》，一百篇的意义，世人没能听到。音义【校，音教。《诗笺》说：郑国称学为校。阐，音善，大也，明也。济，音礼，郡名。伏生名胜。过，音卧，后同。传，音专，下传之子孙同。二十余篇，即马融、郑玄所注的二十九篇】疏【正义说：将要讲述所藏之书获得的缘由，所以追溯本源。说龙兴，因为《易经》中龙能变化，所以比作圣人。九五飞龙在天，犹如圣人在天子之位，所以称为龙兴。说学校，校、学是同一个名称，所以郑玄《诗序》说：“《子衿》讽刺学校废弃。”《左传》说：“然明请求毁掉乡校”就是这样。《汉书》说：“惠帝废除挟书之律，设立学校兴办教育，招聘名士。”文景以后儒者更多，到武帝尤其严重，所以说广泛寻求儒雅之士。《诗·小雅》说：“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经。”那注解说：“猷，道也。大道就是先王六籍。”伏生名胜，是秦二世的博士。《儒林传》说：“孝文帝时，寻求能治《尚书》的人，天下没有听说伏生治之，想召他。当时伏生年纪已九十有余，老不能行，于是诏令太常派掌故臣晁错去受教，得到二十九篇，就在齐鲁之间教授。”这是年过九十。按《史记》：秦时焚书，伏生藏在墙壁中。其后战乱大起，流亡。汉朝平定天下，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教授。那么伏生在墙壁中得到二十九篇，却说丢失原本经典、靠口授传授，大概伏生起初实在从墙壁中得到它在齐鲁教授，传教既久，诵文则熟，到他晚年，因为习诵，或许也目暗，到年九十晁错去受教之时，不拿着经书而口授的缘故。又说仅二十余篇，意在伤亡，是表示少的文势。为什么？以数法随所近而言之，如果想要多，应当说得到三十篇，现在仅二十余篇，说仅，也是意以为少的辞。又二十九篇自是计卷，若计篇则三十四，去掉《泰誓》还有三十一。按《史记》及《儒林传》都说伏生只得到二十九篇在齐鲁教授，那么现在的《泰誓》不是起初伏生所得。按马融说：“《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也说：“民间得到《泰誓》。”《别录》说：“武帝末年，民间有人在墙壁中得到《泰誓》书，献给博士，让博士读说之，几个月都起来，传以教人。”那么《泰誓》不是伏生所传。而说二十九篇，因为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所以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说民间所得，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传同。但伏生虽无此一篇，而书传有八百诸侯俱至孟津、白鱼入舟之事，与《泰誓》事同，不知是伏生先为此说，不知是《泰誓》出后后人加增此语。按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说：“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汉书》都说伏生传二十九篇，那么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于伏生，不得说宣帝时始出。那么说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那时重得之，故于后亦据而言之。《史记》说：“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记载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刘向之作《别录》、班固为《儒林传》，不分明，因同于《史记》。而刘向说：“武帝未得之《泰誓》。”理当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马融所云：“吾见书传多矣，凡诸所引今之《泰誓》皆无此

译“言，而古文皆有。”既然这样，那么古文为真，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只是此前有张霸之徒伪造《泰誓》藏在墙壁中，所以后来被人发现而迷惑世人罢了。也可以认为，现在的《泰誓》，在百篇之外，像《周书》那样，因为当时确实有观兵誓师的举动，但没有被收录进《尚书》，所以古文《泰誓》说：“皇天震怒，命令我的先父恭敬地奉行天威，伟大的功业尚未完成。所以我这个小子发，率领你们友邦的诸侯，在商朝观察政事。”就是指的这件事。又有人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这段文字紧接在伏生之后，所以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称为《尚书》”，这是伏生的意思。如果认为伏生解释《尚书》这个名称，那么名称已经先有了，有就应该说“命名为《尚书》”。既然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现在先说“因为”，那么这是伏生所添加的意思，由此可知“尚”字是伏生所加的。用“尚”解释“上”，那么“尚”就训释为“上”。“上”是下面所仰慕崇尚的，所以意义得以贯通。孔安国既然陈述了伏生的这个意思，下面没有是非之争，明显是采用了伏生的说法，所以书写下来并加以论述。马融虽然没有看到孔安国的这个说法，但道理自然相同，所以说：“上古有虞氏的书，所以叫《尚书》。”就是指的这个。王肃说：“上面所说的，史官所记录的，所以叫《尚书》。”郑玄说：“《尚书》，‘尚’就是‘上’。尊崇而重视它，像天书一样，所以叫《尚书》。”这两家把“尚”与“书”并列，那么“上”这个名称就不是出自伏生。郑玄依据《书纬》认为“尚”字是孔子所加的，所以《书赞》说：“孔子于是尊崇它并命名为《尚书》。”《璿玑钤》说：“因此称之为书，加上‘尚’字以尊崇它。”又说：“书务必用天的名义来谈论。”郑玄沉溺于《书纬》的说法，为什么别人的话必须联系到天呢？况且孔安国亲眼见过伏生，不可能不了解。他自己说伏生因为它是上古的书而称为《尚书》，怎么能说是孔子加的呢？王肃说：“上面所说的，史官所记录的。”那么“尚”字与“书”字都有，没有先后之分。既然直接说“尚”，怎么说明是上面所说的呢？“书”，是用笔画记录言辞。书都是什么？知道书要归责于史官所做的，这比前儒的说法不严密。说上古也没有指定的名目，从伏生的角度来说，那么在汉代仰慕前代，从周朝以上都是。马融说：“有虞氏是书的开始。”如果历经三世，那么伏羲是上古，文王是中古，孔子是下古。《礼运》郑玄以先王吃生肉与易上古结绳记事同时为上古，神农为中古，五帝为下古。它们不对应就没有例子罢了。况且“太”与“上”意义不同，《礼》以唐虞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之而推演如此，这是不确定的，那么只是当今时代以上仰慕的已古，便称为上古罢了。因为“书”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的，所以各种引用书直接说“书曰”，如果有配合朝代来说，就说“夏书”，没有说“尚书”的。等到鲁共王喜好修治宫室，毁坏孔子旧宅以扩大他的居所，在墙壁中得到了祖先所藏的古文虞、夏、商、周之书以及传《论语》、《孝经》，都是科斗文字。鲁王又登上孔子堂，听到金石丝竹的声音，于是不再毁坏宅子。音义【共音恭，也作龚，又作恭。共王，汉景帝之子，名余。好，呼报反，下好古同。坏，音怪，下同。《字林》作〇，云公坏反，毁也。传，指《春秋》，一说是《周易》十翼。非经称为传。论，如字，又音伦。科，苦禾反。科斗，虫名，虾蟆子，字形像它】疏【正义曰：想要说明得到百篇的缘由，所以叙述这件事。汉景帝之子名余，封于鲁为王，死谥曰共。在世时居住在鲁，靠近孔子宅，喜好修治宫室，所以想要增广，于是毁坏孔子旧宅以扩大他的居所。在所毁坏的墙壁内得到了安国祖先所藏的古文虞、夏、商、周之书以及传《论语》、《孝经》，都是科斗文字。鲁王虽然得到了这些书，仍然毁坏不止。又登上孔子庙堂，听到金钟石磬丝琴竹管的声音，因为害怕其神异，于是停止，不再敢毁坏宅子。上面说把家书藏在屋壁，这里也是在屋壁内得到书。也得到传《论语》、《孝经》等，不简略地说得到《尚书》，而烦琐地说虞、夏、商、周之书，是因为壁内所得上面有题目“虞、夏、商、周书”，其序直接说“书序”，都没有“尚”字，所以目录也是如此，所以不说“尚书”而说“虞、夏、商、周之书”。安国也由此知道“尚”字是伏生所加的，推论这壁内所没有的，那么书本没有“尚”字是明显的。凡是书不是经就称为传，说到传《论语》、《孝经》，正是说《论语》、《孝经》是传。汉武帝对东方朔说：“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太师防书说：“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赐翟方进防书说：“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这是汉代通称《论语》、《孝经》为传。因为《论语》、《孝经》不是先王之书，是孔子所传说的，所以称为

译这流传下来的版本，之所以与先王的书籍不同。上文已经说毁坏孔子的旧宅，又说于是没有毁坏宅子，起初王的意图是想毁坏它，已经毁坏了它的墙壁，听到了八音的声音，于是停止毁坏其余的部分，明知已经毁坏的部分也不敢居住，所以说于是没有毁坏宅子罢了】全部把书籍归还给孔氏。蝌蚪文废弃已经很久了，当时的人没有能认识的，用所听说的伏生的书来考论文义，确定那些可以知道的为隶古定，再用竹简抄写它，增加了伏生书之外的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合并到《尧典》，《益稷》合并到《皋陶谟》，《盘庚》三篇合并为一篇，《康王之诰》合并到《顾命》，又分出这些篇章，连同序文总共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其余那些错乱磨灭、不能再辨认的，全部上缴给官府，收藏在藏书府库，以等待有能力的人。音义【隶音丽，是说用隶书写古文。二十五篇，是指《虞书·大禹谟》，《夏书·五子之歌》、《胤征》，《商书·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周书·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合，旧音阁，又如本字读音，下文相同。皋音高，原本又写作咎。陶，音遥，原本又写作繇。盘，步干反，原本又写作般。复，扶又反，下文相同。五十九篇，就是现在通行的五十八篇，其中一篇是百篇的序。其余错乱磨灭的，是指《虞书》：《汩作》、《九共》九篇、《槀饫》；《夏书》：《帝告》、《厘沃》、《汤征》、《汝鸠》、《汝方》；《商书》：《夏社》、《疑至》、《臣扈》、《典实》、《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周书》：《分器》、《旅巢命》、《归未》、《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总共四十二篇亡佚。上，时掌反】疏【正义说：既然说王不毁坏宅子，因为畏惧神灵，因此归还那些书，前面所说得到的话全部把书归还给孔氏，那么上面提到的《论语》、《孝经》等都归还给他，所以说全部。蝌蚪书，就是古文，所谓仓颉的本体，周代所使用的，因为现在的人不认识。这是古人所写的，所以叫古文。形状头大尾细，腹部圆，像水虫中的蝌蚪，所以叫蝌蚪。因为古文经秦代不再使用，所以说废弃已经很久了，当时的人没有能认识的。孔君因为别人不能认识，所以自己想传授它，所以用所听说的伏生的书来比较推究，考论古文的义理。考文而说义，是因为通过上下事理来推考它的文字，所以说义。确定那些可以知道的，就在古文内确定可以认识的为隶古定。不说根据伏生的书，而说用他所听说的，说明除了用伏生的书外也进行了考据，所以说可以知道的，意思是连同伏生书之外也有可以知道的，不仅仅是伏生书内的内容。说隶古，正是说根据古文体而用隶书来定它，保存古文是值得仰慕的，用隶书是可以认识的，所以叫隶古。因为虽然用了隶书但仍然是古文，因此称孔君所传的为古文。古文，是仓颉的旧体，周代所使用的文字。查考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及许慎《说文解字》，书本有六种字体：一是指事，如上下；二是象形，如日月；三是形声，如江河；四是会意，如武信；五是转注，如考老；六是假借，如令长。这是造字的根本。从仓颉到现在，字体虽然变化，这些根本都相同，古今不易。从仓颉到周宣王，都是仓颉的字体，没听说有什么不同。宣王记录史籀，开始有大篆十五篇，称为篆籀，只有篆书和仓颉两种字体而已。卫恒说：“仓颉造字，观察鸟迹，因而逐渐增多，就称为字。字有六种意义，它的文字到了三代没有改变。等到秦代使用篆书，焚烧前代典籍，古文断绝了。”许慎《说文解字》说从秦代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王莽居摄，为了应和制作，改定古文，让甄丰校定，当时有六书：一是古文，即孔子壁内的书；二是奇字，即古字中有异体的；三是篆书，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四是佐书，即秦隶书；五是缪篆，用来摹印；六是鸟虫书，用来书写幡信。由此而论，就是秦代废除古文而有八体，不是古文了。以至于王莽的六书，连同八体也用书的六体来造字。那王莽的六书，在秦八体中使用了小篆、虫书、摹印、隶书，去掉了大篆、刻符、殳书、署书，而增加了古文与奇字。那刻符及署书，大概同于摹印、殳书。同于缪篆，大篆、正古文的区别。因为仰慕古文，所以使用古文与奇字，而不使用大篆。这是孔子壁内的古文

译（这）就是苍颉所创的文字体制，所以郑玄说：“《尚书》最初从墙壁中取出时，都是周代的象形文字，即现在所说的科斗书。从字形上称为科斗，指其字体就是周代的古文。”郑玄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如果是周代、秦代所有的文字，到了汉代还应当能认识，不能说没有人能认识。另外，王莽新朝时的古文也说就是孔子壁中古文，这就是证据。有人认为古文就是大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八体六书中，大篆与古文是不同的。再说秦代有大篆，如果大篆就是古文，就不能说古文已经断绝。由此可知大篆不是古文。六书中的古文与虫书本来有别，那么虫书就不是科斗书。郑玄所说的周代象形文字，是总指六书中象科斗之形的文字，并不是说六书中有一类叫象形。又说再用竹简抄写，说明保留了壁中的原本。顾氏说：“策长二尺四寸，简长一尺二寸。”增加伏生本中二十五篇的原因，是因为壁中古文的篇题特别，所以知道将《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臯陶谟》。伏生的本子也是壁中古文，而合并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年老口授时，因诵读而连在一起，所以特别。那《盘庚》本当同卷，所以有合并。《康王之诰》因为是一时之事，连诵而同卷，应当以“王出在应门之内”为篇首，以及“王若曰庶”也误失。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盘庚》分出两篇，加上《舜典》、《益稷》、《康王之诰》，共五篇，为三十三篇。加上所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篇。加上序一篇，为五十九篇。所以说：“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这里说四十六卷，是说除去序。下面说定五十八篇既毕，不再说卷数，明白是四十六卷，所以如此。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所以知道这样。这里说四十六卷，不见安国明确说明，大概是以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所以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为什么呢？五十八篇内有《太甲》、《盘庚》、《説命》、《泰誓》，都是三篇共卷，减去八篇。又《大禹谟》、《臯陶谟》、《益稷》又是三篇同序共卷，那《康诰》、《酒诰》、《梓材》也是三篇同序共卷，则又减去四篇，通前十二篇。以五十八减去十二，不是四十六卷而是什么？那《康王之诰》乃与《顾命》别卷，因为别序的缘故。其余错乱摩灭。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因为不可复知，也上送官府。那能知道的，已用竹简写得其本，也俱送入府，所以在秘府得有古文。以后生可畏，或贤圣间出，所以须藏之以待能整理读之者。】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羣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防，庶几有补于将来。音义【为于伪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采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畅丑亮反】疏【正义曰：安国时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讫，当以闻于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以注者多言曰传，传者，传通故也。以传名出自丘明，宾牟贾对孔子曰“史失其传”，又丧服儒者皆云子夏作传，是传名乆矣。但大率秦汉之际，多名为传。于后儒者以其传多，或有改之，别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当时之意耳。説者为例云“前汉称传，于后皆称注”，误矣。何者？马融、王肃亦称注名为传，传何有例乎？以圣道〇深，当须详悉，于是研覈精审，覃静思虑，以求其理，冀免乖违。既顾察经文，又取证于外，故须广博推考羣经六籍，又捃拾采摭羣书之言，以此文证造立训解，为之作传，明不率尔。虽复广证，亦不烦多为传，直约省文，令得申尽其义，明文要义通，不假烦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畅书之防意，是辞达而已，不求于烦。既义畅而文要，则观者晓悟，故云“庶防有所补益于将来读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防，冀也。尔雅有训。既云经籍，又称羣言者，经籍五经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书与经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时有所须，故云采摭耳。案孔君此传，辞防不多，是约文也。要文无不解，是申义也。其义既申，故云敷畅其义之防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书之为言，多须诂训，而孔君为例，一训之后，重训者少。】此亦约文也】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

译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音义【为于伪反，又如字。见贤遍反。冠工乱反。巫蛊，汉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蛊败戾太子，故经籍道息焉。巫音无，蛊音古。贻以之反，遗也】疏【正义曰：孔君既言已立传之意，又当斟酌所宜。而书序虽名为序，不是总陈书意泛论，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厠于正经，故谦而聚于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谦，须从利益而欲分之从便，云序。序就当篇为作此书之意，则是当篇作意，观序而昭然，意义显见。既义见由序，宜各与其本篇相从附近，不宜聚于一处，故毎篇引而分之，各冠加于篇首，令意昭见。序既分散，损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诏而作，作毕当以上奏闻知，但会值国家有巫蛊之事，好爱经籍之道灭息，假奏亦不能行用。为此之故，不复以此传奏闻，亦以既传成不得闻上，惟自传于已之子孙，以遗与后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后世必行，故云若后世有好爱古道、广博学问、志懐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与我同于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传不隠蔽，是〇道由人也。言巫蛊者，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郑〇注云：「左道谓巫蛊之属。」以非正道，故谓之左道。以蛊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蛊。蛊者，总名。左传云：「惑蛊其君。」则蛊者，怪惑之名。指体则药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厌俗之为魅，令人蛊惑夭年伤性，皆是也。依汉书，此时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〇神，崇信巫术，由此奸人江充因而行诈。先于太子宫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宫有蛊气。」上信之，使江充治之于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为此，以江充故为防己因而杀之，而帝不知，太子实心谓江充言为实，即诏丞相刘屈牦发三辅兵讨之。太子释长安囚，与鬭不胜而出走，奔湖遂自杀。此即巫蛊事也。言不隐者，不谓恐隐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知，惧其幽隐，人能行之，使显为不隐蔽耳。《易》曰：「谦谦君子。」仁者好谦，而孔君自作揄扬，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覩此言知己，传是深逺，因而有所晓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茍谦也。亦犹孔子曰：「何有于我哉】

译尚书序

尚书序考证

古时伏牺氏统治天下，疏略其纬书文辞，鄙陋浅近，不合圣人之道，前代贤者共同怀疑，有所不采纳。通达之人考证纠正，认为伪书兴起于哀帝、平帝时期，那么孔安国时代还没有这些纬书，怎么能引用来作为疑难呢？○【臣召南】按：汉人注解经书，对圣典大有功劳，其过错在于拘泥纬书以诬蔑经义；唐人疏解经书，也对前贤大有功劳，其过错在于委屈经义以顺从注疏。像这篇疏文原本依据张衡极力驳斥邪说，可以说是悬挂在日月之下而不可磨灭的！安国处于汉武帝时期，未曾有纬书，何况能诬称纬书是孔子所作呢？孔颖达在此序中毅然斥责它，然而他在疏解《毛诗》、疏解《礼记》时，又曲意维护郑康成的笺注，凡是所引用的纬书，必定巧妙地附会来伸张其学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宋代欧阳修曾说：“孔疏所载既广博，所选又不精粹，想要删削防备纬书的文章，然后经义才能纯一而无杂。”真是至理名言啊！

伏牺、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讲述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讲述常道。○王应麟说：“前面说皋陶、夔、稷、契有什么书可读，道理实在不对。黄帝、颛顼的道在《丹书》中，武王因此端正冠冕面向东接受师尚父的传授。少昊氏记载官职，孔子因此见到郯子而向他学习。谁说没有书可读呢？”

疏文按：《周礼》外史的职掌包括三皇五帝的书。○【臣浩】按：监本作“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这是错误的。小史只掌管邦国的志书，确定世系，辨别昭穆罢了。现在依据《周礼》改正。【臣召南】按：孔疏引用《周礼》“外史所掌”来证明“三皇五帝之书”，可谓确切恰当。但《周礼》只说“三皇五帝之书”，并没有说“皇名为三坟，帝名为五典”。《左传》所说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没有明文说明哪部是三皇之书，哪部是五帝之书。所以郑康成注解《周礼》只引用《左传》而不实指其名，至于杜预注解《左传》只说“都是古书的名称”，并不略微援引《周礼》，大概是因为谨慎的缘故。《左传正义》也出自孔颖达之手，先引用孔传此文，旁及贾逵、马融、郑康成三家学说而断言：“这几家，各自凭意推测，没有确凿证据，杜预所不信服。”比这篇疏文更加确切了。

陈述职方以消除九丘○刘敞说：“《虞书》有九共九篇，应当作九丘，古文‘丘’字写作‘□’，与‘共’相近，所以误传为共。孔序说：‘陈述职方以消除九丘。’按职方氏的书，只是一个官职所守的，周礼出于周公，孔子未曾删述，却说消除九丘吗？”

用来藏匿其家书于墙壁中。疏文：子襄因为秦法严峻急迫，在墙壁中藏匿其家书，这是安国祖父藏匿的。○【臣召南】按：藏书于墙壁，说法也不同。此疏文作子襄，是孔鲋的弟弟，即《家语》所说的孔腾。《汉书·尹敏传》说是孔鲋，《隋书·经籍志》说是孔惠，陆德明《经典释文》也是如此。

为〇古定疏，正是说就古文体而〇定之。○郑樵说：“古文的类别有十三种，而科斗文，特指水虫。古文的体例不一，汉儒总称为科斗。现在的所谓古文，有上古之文，科斗之类是；有中古之文，史籀大篆是；有〇古之文，孔安国以〇存古是。都称为古文。”

《书序》，序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意思。○朱熹说：“小序断定不是孔子所作。”又说：“是周秦之间低劣的人所作。”金履祥说：“正当汉初时，《泰誓》已有伪书，何况《书序》之类！”孙宝侗说：“逸书的名称也多不典雅。如《左传》定四年祝佗告诉苌弘，说到鲁国说命以《伯禽》，说到卫国说命以《康诰》，说到晋国说命以《唐诰》，那么《伯禽》之命、《康诰》、《唐诰》，是《周书》的三篇，孔子必定收录。作《书序》的人不知道，不将篇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那么不但《书序》可疑，连百篇的名称也不可信了。”顾炎武说：“现在考证传记引用书，并没有序中所亡四十二篇的文章，那么篇名大概不可信。【臣召南】按：《书序》不知谁作，与安国同时而相信《书序》的，有司马迁，在夏、商、周本纪中，凡是逸篇的名称都记载。

尚书序考证

尚书注疏原目

《虞书》音义【共十六篇，十一篇亡佚，五篇现存】

《尧典》第一疏【古文《尚书》《尧典》第一。正义说：检查古本和石经，只说《尧典》第一，没有‘古文《尚书》’。因为孔安国从隶古定，仍然号称‘古文’，所以后人因此题写于此，以区别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欧阳所传的今文。《尧典》第一，是篇名，应当与众篇相次。第，训为次序，在次序之内而居第一，所以说《尧典》第一。以此第一者】

译（上古）以五帝之末承接三王之初，典籍史策已经完备，顺应时势成就事务，通过禅让交接权力，以此垂范无为而治，所以被列为第一。然而《书》这一部分，是由舜时的史官编纂成一家之言，可以作为法则。向上选取尧的事迹，向下终结于禅让给禹，直至舜去世，都是舜时史官所记录。其中尧、舜的典章，大多陈述行事的情况，言语很少。《禹贡》则完全不是君王的言论，对照后代的体例，不应归入《书》中，这是它体裁上的不同。因此，关于禹的个人事迹，在禅让之后没有理由归入《夏书》。从《甘誓》以下，大多包含言辞，古代史官记事从这时才开始。可知《五子之歌》也不是君王的言论。典册初创，根据义理进行记录，只要言论有本源，就各自随其事件而录。考察这种体裁，作为例子的有十种：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尧典》、《舜典》两篇，属于典；《大禹谟》、《臯陶谟》两篇，属于谟；《禹贡》一篇，属于贡；《五子之歌》一篇，属于歌；《甘誓》、《泰誓》三篇、《汤誓》、《牧誓》、《费誓》、《泰誓》八篇，属于誓；《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属于诰；《伊训》一篇，属于训；《説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属于命；〇《征》一篇，属于征；《洪范》一篇，属于范。这些都是根据事件性质来命名的。《益稷》也属于谟，因为其中有人称引言论，所以单独区分出来。《太甲》、《咸有一德》，是伊尹训导君王，也属于训的一类；《盘庚》也属于诰，所以王肃说：“为什么不叫诰呢？是因为取其迁徙而立功，不仅仅是记录他的诰辞。”《髙宗肜日》与训的序言连在一起，也可以知道是训辞。《西伯戡黎》说：“祖伊恐惧，奔跑着告诉受”，也属于诰；《武成》说：“记载其政事”，也属于诰；《旅獒》告诫君王，也属于训；《金縢》自成一体，祝辞也属于诰辞；《梓材》从《酒诰》中分出，也属于诰；《多士》以王命诰告，自然属于诰；《无逸》告诫君王，也属于训；《君奭》是周公诰告召公，也属于诰；《多方》、《周官》是上级对下级诰告，也属于诰；《君陈》、《君牙》与毕公之类的，也属于命。《吕刑》陈述刑法告知君王，也属于诰。《书》篇的名称，根据事件确立，既然没有固定的体例，就随意行文。其百篇的次序，孔安国与郑玄不同。孔安国认为《汤誓》在《夏社》之前，在百篇中排第二十六；郑玄认为在《臣扈》之后，排第二十九。孔安国认为《咸有一德》在《太甲》之后，排第四十；郑玄认为在《汤诰》之后，排第三十二。孔安国认为《蔡仲之命》在《君奭》之后，排第八十三；郑玄认为在《费誓》之前，排第九十六。孔安国认为《周官》在《立政》之后，排第八十八；郑玄认为在《立政》之前，排第八十六。孔安国认为《费誓》在《文侯之命》之后，排第九十九；郑玄认为在《吕刑》之前，排第九十七。不同的原因是，孔安国依据壁中篇次的顺序和序言来行文，郑玄依据贾逵所奏的《别录》来排序。孔安国没有进入学官，因此有所不同。考论次序，孔安国的说法是正确的。】虞书疏【正义说：《尧典》虽然说的是唐尧的事，但原本是由虞舜时的史官记录，末尾说舜被尧举用，所以追溯尧的事迹作典，这不是唐尧史官所记录，所以称为《虞书》。郑玄说：“舜的美德事迹，在于尧的时代。”这是对的。考察马融、郑玄、王肃、《别录》的标题都叫《虞夏书》，因为虞、夏同属一类，虽然是虞时的事也连带夏时。这里只说《虞书》，原本没有《尚书》这个标题。考察郑玄的序认为《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语说：“三科的条目，五家的教化。”这是说虞、夏同属一类。孔安国在《禹贡》注中说：“禹称王是因为这些功绩，所以作为夏书的开端。”那么禹和夏是分别标题的。以上作为《虞书》，则有十六篇。又《帝告》、《厘沃》、《汤征》、《汝鸠》、《汝方》，在郑玄那里属于《商书》，而孔安国都归在〇征之下，或者认为是夏时的事，如同《西伯戡黎》，那么夏书九篇、商书三十五篇，这与郑玄不同。或许孔安国因为《帝告》以下五篇亡佚，都注在夏书下，不废弃它们仍属于商书吗？其他文献所引用的都说“《虞书》曰”、“《夏书》曰”，没有并说“《虞夏书》”的。又伏生虽然有一部《虞夏传》，但外面也有《虞传》、《夏传》，这就是应该分别的原因。孔安国依据虞、夏各自分别而保存。《左传》庄公八年说：“《夏书》说：‘臯陶迈种徳。’”僖公二十四年《左传》引用《夏书》说：“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用《夏书》：“赋纳以言。”襄公二十六年引用《夏书》说：“与其杀不辜，寜

译失不经。」这两篇都在《大禹谟》、《皋陶谟》中，应当说是《虞书》，却说是《夏书》，是因为事情关系到大禹，所以引用时归为《夏书》。如果《洪范》被归为《周书》，是因为箕子到了周朝，这是商人陈述的内容，而传文引用它时就称为《商书》。考察壁中所得、由孔安国作传的那部《尚书》，共有五十八篇，分为四十六卷。其中三十三篇与郑玄注本相同，另外二十五篇是郑玄注本所没有的。这二十五篇分别是：《大禹谟》一篇、《五子之歌》一篇、《汤征》一篇、《仲虺之诰》一篇、《汤诰》一篇、《伊训》一篇、《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一篇、《旅獒》一篇、《微子之命》一篇、《蔡仲之命》一篇、《周官》一篇、《君陈》一篇、《毕命》一篇、《君牙》一篇、《冏命》一篇。但是孔安国所传的这部书，正值巫蛊之祸，未能施行，直到西汉末年。众儒生知道孔安国原本有五十八篇，却没见过孔安国的传注，于是有张霸之类的人，在郑玄注本之外伪造《尚书》共二十四篇，以凑足郑玄注本的三十四篇，成为五十八篇。篇数虽然与孔安国本相同，但篇目却有不同。孔安国本是在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中，没有古文《泰誓》，除去序言还有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盘庚》两篇、《康王之诰》，成为三十三篇，增加二十五篇成为五十八篇。郑玄本则是在伏生二十九篇中，分出《盘庚》两篇、《康王之诰》，又有《泰誓》三篇，成为三十四篇，再增益伪书二十四篇成为五十八篇。所增益的二十四篇，就是郑玄注《书序》中的：《舜典》一篇、《汩作》一篇、《九共》九篇、《大禹谟》一篇、《益稷》一篇、《五子之歌》一篇、《汤征》一篇、《汤诰》一篇、《咸有一德》一篇、《典宝》一篇、《伊训》一篇、《肆命》一篇、《原命》一篇、《武成》一篇、《旅獒》一篇、《冏命》一篇。用这二十四篇作为十六卷，因为《九共》九篇合为一卷，除去八篇，所以是十六卷。因此《汉书·艺文志》、《刘向别录》说：“五十八篇。”《汉书·艺文志》又说：“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了这些书，用古文又多出十六篇。”篇就是卷，也就是伪书二十四篇。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都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见过孔安国的传注。刘歆作《三统历》论述武王伐纣，引用今文《泰誓》说：“丙午日进军。”又引用《武成》说：“越若来三月五日甲子，全部诛杀商王受。”都与孔安国本不同，也是因为没见过孔安国的传注。东汉初年，贾逵上奏《尚书疏》说：“流为乌。”这与孔安国本也不同。马融《书序》说：“经传所引用的《泰誓》，《泰誓》中并没有这些文字。”又说：“逸失的十六篇，完全没有师说。”这是马融也没见过孔传。服虔、杜预注《左传》“乱其纪纲”，都说“夏桀”。当时服虔、杜预都没见过孔传。郑玄也没见过，所以注《书序·舜典》说“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说“避乱于洛汭”，注《汤征》说“汤征，是臣子的名字”，又注《禹贡》引用《汤征》说“厥篚荏黄，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说“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宝》引用《伊训》说“载孚在亳”，又说“征是三朡”，又注《旅獒》说“獒读曰豪，谓是酋豪之长”。又古文有《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存在，却说亡佚；那《汩作》、《典宝》等十三篇确实亡佚，却说已逸，这是没见过古文《尚书》。考察伏生所传的三十四篇，称为今文，就是夏侯胜、夏侯建、欧阳和伯等三家所传的，以及东汉末年蔡邕所刻的石经。孔安国所传的，就是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所传的。郑玄《书赞》说：“我的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也喜欢这门学问。卫宏、贾逵、马融二三君子的学业，则雅才好博，已经宣扬了。”又说：“欧阳氏失去了本义，现在痛恨这种蒙蔽，仍然疑惑未改。”这是郑玄的意思是以孔安国学说为师祖，传授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的学问，而轻视夏侯、欧阳等。为什么郑玄注《尚书》亡逸，都与孔安国不同，篇数却与三家相同？又刘歆、贾逵、马融等都传孔安国学说，说十六篇逸失，与孔安国不同的，实在是因为孔安国注之后，其书散逸，传注不行，因为庸生、贾逵、马融等只传孔安国学说的经文三十三篇，所以郑玄与三家同认为古文。而郑玄承其后，所注都同贾逵、马融的学问，题曰《古文尚书》，篇目与夏侯等相同，而经文文字多有不同。夏侯等书“宅嵎夷”作“宅嵎夷昧谷”曰“柳谷”，“心腹肾肠”曰“忧肾阳”，“劓刵劅剠”云“膑宫劓割头庶

译“剠”字，这是郑玄的注解与之不同。三家之学中传承孔子学术的，《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安国传授给都尉孔朝之子孔俊，孔俊传授给胶东的庸生，庸生传授给清河的胡常，胡常传授给徐敖，徐敖传授给王璜和涂恽，涂恽传授给河南的桑钦。”到了东汉初年，卫宏、贾逵、马融也传承孔子的学术，所以《书赞》中说“自从光武帝兴起东汉，卫宏、贾逵、马融这二三位君子的学业”就是指的这个。所传承下来的，是三十三篇的古文经，也没有那五十八篇，以及传说完全没有流传下来的。到了晋代王肃注解《尚书》，开始似乎窥见了孔安国的传注，所以他把“乱其纪网”注解为夏朝太康时期。又《晋书·皇甫谧传》记载：“皇甫谧的姑母之子、外甥梁柳在边境得到了《古文尚书》，所以皇甫谧撰写《帝王世纪》，往往记载孔传五十八篇的内容。”《晋书》又记载：“晋太保郑冲用古文传授给扶风的苏愉，苏愉字休预，苏预传授给天水的梁柳，字洪季，就是皇甫谧的外甥。梁柳传授给城阳的臧曹，字彦始，臧曹传授给郡守之子、汝南的梅颐，字仲真，梅颐又担任豫章内史，于是他在前晋朝奏上这部书并得以施行。”当时已经丢失了《舜典》一篇，晋末范甯作解时已经无法得到了。到了南齐萧鸾建武四年，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并献上了这篇，议论的人认为是孔安国的注本。恰逢姚方兴有罪，这件事也随之被搁置。到了隋朝开皇二年，朝廷悬赏征集散佚的典籍，才得到了这篇。然而孔安国的注本之后，历经直到东汉末年，没有人解说。到了晋初，尚能保存的，虽然未列入学官，散落在民间，事情虽然久远，所以尚能保存。【孔氏传：传就是注，以传述为义。旧说汉代以前称传】疏：【正义说：因为注解的流派众多，所以说某氏以区别各家，或者当时自己题署孔氏，也可以由后人来辨别】

译《舜典》第二，音义：王氏注相承说：“梅赜进献《孔氏传古文尚书》说：‘《舜典》是一篇。’当时因为王肃的注颇类似孔氏传，所以采用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作为《舜典》，用来接续孔传。徐仙民也为这个本子注音，现在依旧按照他的注音。”

《大禹谟》第三，音义：徐仙民说：“原本《虞书》总为一卷，共十二卷，现在依据《七志》、《七录》分为十卷。”

《皋陶谟》第四。

《益稷》第五。

《夏书》

《禹贡》第一。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商书》音义：共三十四篇，现存十七篇。

《汤誓》第一。

《仲虺之诰》第二。

《汤诰》第三。

《伊训》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盘庚上》第九。

《盘庚中》第十。

《盘庚下》第十一。

《说命上》第十二。

《说命中》第十三。

《说命下》第十四。

《高宗肜日》第十五。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周书》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牧誓》第四。

《武成》第五。

《洪范》第六。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诰》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康诰》第十一。

《酒诰》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召诰》第十四。

《洛诰》第十五。

《多士》第十六。

《无逸》第十七。

《君奭》第十八。

《蔡仲之命》第十九。

《多方》第二十。

《立政》第二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君陈》第二十三。

《顾命》第二十四。

《康王之诰》第二十五。

《毕命》第二十六。

《君牙》第二十七。

《冏命》第二十八。

《吕刑》第二十九。

《文侯之命》第三十。

《费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尚书注疏原目》

《尚书注疏原目考证》

《虞书音义》共十六篇，十一篇已亡佚，五篇现存。○【臣浩】按：这段音义，监本刻在《尧典第一》之下，是不对的。《尧典》只有一篇，怎么会有十六篇呢？这是总计《虞书》，从《尧典》、《舜典》到《九共》九篇，共十六篇罢了。现在改正。

《尧典》第一疏：“《禹贡》完全不是君王的言论，对照后代，不应该收入《尚书》。”○【臣召南】按：孔颖达的疏特别错误。左史和右史分别记录言论和行动，《尚书》重在记录言论，这大致说来是这样，但在古人那里原本没有一定的体例。而且疏说《甘誓》以下才开始多有言辞，右史所书从此开始，这又错了。《武成》、《金縢》不专门叙事吗？

《虞书》疏：“不是唐史所记录，所以称为《虞书》。”○顾炎武说：“我私下怀疑古时有《尧典》没有《舜典》，有《夏书》没有《虞书》，而《尧典》也是《夏书》。《孟子》引用‘二十有八载’而称之为《尧典》；《左传》所引用的《虞书》，都称之为《夏书》；《国语·周语》内史过引用‘众非元后何戴’两句，也称之为《夏书》。那么后来将其标目为《虞书》的就是多余的了。为什么呢？记载这本书必定出于夏朝的史官，虽然传说来自唐尧，但润色成文无疑有待于后人，所以篇首说‘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确不是当日的记录。历经三位圣人，事迹同属一家，用夏朝的臣子追记两位帝王的事业，不称为《夏书》又是什么呢？”

又疏按：墙壁内所得孔氏作传的共五十八篇。○顾炎武说：汉朝时《尚书》今文与古文分为两类，而古文又自有两类。《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颜师古说：“孔安国奉诏作传，引用序文各自冠于篇首，定为五十八篇。”郑玄序赞说：“后来又亡佚一篇，所以是五十七篇。”《汉书·艺文志》又说：“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两家，欧阳经三十二卷。”颜师古说：“这二十九卷，是伏生传授的。”这是今文与古文分为两类。《汉书·儒林传》说：“世间所传百两篇的，出自东莱张霸。成帝时寻求古文者，张霸因为能作百两篇被征召。用中书校对，不是真的。”这是孔氏古文与张霸的书分为两类。《后汉书·儒林传》说：“孔僖，鲁人。从孔安国以下，世代传授古文《尚书》。”又说：“扶风杜林传授古文《尚书》，杜林同郡的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从此古文《尚书》于是显扬于世。”那么孔安国所传直到孔僖的，竟然没有流传；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不见孔安国传，却为之作训、作传、作注解。那么孔、郑的学问又应当分为两类，而无可考证了。【臣召南】按：张霸的百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