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注疏卷十
尚书注疏卷十
尚书注疏卷十考证
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传：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欧阳修曰：「此妄说也。西伯中间不宜改元，而反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皆妄说也。学者知西伯生不称王，而中间不再改元，则《诗》、《书》所载文、武之说，粲然明白矣。」或曰：「序曷称十一年？」曰：「六经无明文也。十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年耳。」程子曰：「序称十一年，经称十三年，必有一误。」又曰：「观政之说，必无此理。」朱子曰：「旧有人引《洪范》『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则十一年之误可知【臣召南】按：汉儒因《武成》有「文考诞膺天命，惟九年大统未集」，与《泰誓》「肃将天威，大勲未集」之文相合，则遂谓文王改元称王者九年；又因《泰誓》首言「十有三年春，大防孟津」，而小序乃先言十一年伐殷，誓中则又有「观政于商」数语可以附防，则遂谓十一年观兵，退以示弱也。文王一生并未称王，即武王十三年以前亦未尝称王也。故《戡黎》之篇载在《商书》，而称曰西伯。武王十三年克商，始追王三后。若十一年先有观兵之役，《武成》何得言「一戎衣，天下大定」哉？此则以经证经，可以信其必无者也。孔子称文王服事殷为至徳中庸》言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岂有异论哉！
疏岂得殷纣尚在而称周王哉？○【臣召南】按：颖逹此疏，一扫诸儒之谬。其引《礼记·大传》追王之文，尤为明确。乃《毛诗·大雅·文王》郑笺谓受命而王天下，颖逹不昌言以辟其诬，又复广引防纬以曲证之，何也？
泰誓》○王应麟曰：「古文作《大誓》，开元间卫包定今文始作『泰』，其实《大誓》与《大诰》同。」
惟十有三年春，传此周之孟春，疏建子之月也。○【臣召南】按：注疏甚确，蔡沈谓是夏正建寅之月，非也。孔传、汉志即属后人推测，而《周语》伶州鸠谓武王伐殷，歳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前，星在天鼋，则其为周正建子之月明矣。
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冡君，观政于商。传谓十一年自孟津还时。○林之竒曰：「汉儒以观政为观兵，附防于小序言十一年，而为周师再举之说，考之于经不合。」
同力度徳同德度义。疏：与纣无者为敌，虽未交兵，揆度优劣，胜负可见。○【臣照】按：「与纣无者为敌」句必有舛讹，顾无善本可从，今仍之。
予有乱臣十人，疏郑元等皆以十人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刘敞曰：「子无臣母之义，盖邑姜也。」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传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臣召南】按：此传甚明，而何晏《论语》注引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同出安国一手，而所说判然，何也？
罔或无畏。○林之竒曰：「此篇孔壁续出，孔氏为▯古定，其间必有不能晓而以意増损者，故与孟子不同。」
牧誓》序：虎贲三百人。○【臣召南】按：《孟子》言三千人，疑此序误。然孔传觧戎车三百两，既云「戎车百夫长所载」，解此句又云「皆百夫长」，则小序自作三百人，与《孟子》异，非字画讹也。
疏。正义曰：「○此文监夲误刋后标目之下，今改正。」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疏武成云：「癸亥夜陈未毕而雨。」○【臣召南】按：《周语》伶州鸠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之。」武成无此文也，疏误引耳。
武成序识其政事，传记识殷家政教善事以为法。○【臣召南】按：孔传误解序意，经中虽言反商政、政由旧，而篇名《武成》，自以武功告成为义。此篇记言甚少，叙事最多，故序言之。刘敞谓：「史官具记武王克商所施行之政。」是也。
武成疏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壊壁
译尚书注疏卷十
尚书注疏卷十考证
《泰誓》序言：“在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传文说：“周朝自从虞、芮两国以周文王为仲裁而信服，诸侯纷纷归附，便以此作为承受天命的年份。到了第九年，文王去世。武王守孝三年期满，在孟津检阅军队，以试探诸侯讨伐纣王的决心。诸侯全都赞同，武王于是退兵，以此显示自己的弱势。”○欧阳修说：“这是荒谬的说法。西伯（文王）在位期间不应当改换年号，却反而改换了年号；到了武王即位，应当改换年号，却反而不改换年号，这都是荒谬的说法。学者如果知道西伯生前不称王，且在位期间不再改换年号，那么《诗经》、《尚书》中关于文王、武王的记载，就清晰明白了。”有人问：“序言为何称十一年？”回答说：“六经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十一年，是指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程颐说：“序言称十一年，经文称十三年，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又说：“所谓‘观政’的说法，一定没有这种道理。”朱熹说：“以前有人引用《洪范》中‘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的话，那么十一年之误就显而易见了。”【臣召南】按：汉儒因为《武成》篇中有“文考诞膺天命，惟九年大统未集”的话，与《泰誓》中“肃将天威，大勲未集”的文意相合，于是便认为文王改元称王是在第九年；又因为《泰誓》开头说“十有三年春，大防孟津”，而小序却先说十一年伐殷，誓辞中又有“观政于商”几句话可以附会，于是便认为十一年是观兵，退兵以示弱。文王一生并未称王，即使武王十三年以前也未曾称王。所以《戡黎》篇记载在《商书》中，而称文王为西伯。武王十三年灭商，才开始追尊三代先王。如果十一年先有观兵的战役，《武成》篇怎么会说“一戎衣，天下大定”呢？这是用经文证明经文，可以确信一定没有这回事。孔子称赞文王服侍殷商是至德，《中庸》说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难道会有不同的说法吗！
疏文说：难道殷纣还在位，就称周王吗？○【臣召南】按：孔颖达这篇疏文，一扫诸儒的谬误。他引用《礼记·大传》中追尊先王的文字，尤为明确。然而《毛诗·大雅·文王》郑玄笺注说文王受命而王天下，孔颖达不直言驳斥其诬妄，反而广泛引用谶纬之说来曲意证明，这是为什么呢？
《泰誓》○王应麟说：“古文作《大誓》，开元年间卫包确定今文才开始写作‘泰’，其实《大誓》与《大诰》相同。”
“惟十有三年春”，传文说这是周朝的孟春，疏文说即建子之月。○【臣召南】按：注疏非常准确，蔡沈说是夏正建寅之月，是不对的。孔传、《汉书·律历志》即属后人推测，而《国语·周语》伶州鸠说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前，星在天鼋，那么它是周正建子之月就非常明白了。
“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冡君，观政于商。”传文说这是指十一年从孟津返回时。○林之奇说：“汉儒把观政解释为观兵，附会小序中说的十一年，从而形成周军两次举兵的说法，考察经文并不相符。”
“同力度徳，同德度义。”疏文说：与纣王为敌的人，虽然还没有交战，衡量优劣，胜负就可见了。○【臣照】按：“与纣无者为敌”这一句必定有错讹，可惜没有善本可以依据，现在仍然保留原样。
“予有乱臣十人”，疏文说郑玄等人都认为十人是文母、周公、太公、召公、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刘敞说：“儿子没有称母亲为臣的道理，大概是邑姜。”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传文说纣王的至亲虽然多，不如周家少有的仁人。○【臣召南】按：这个传文很明白，而何晏《论语注》引用孔安国的话说：“亲近但不贤良、不忠诚，就诛杀他们，管叔、蔡叔就是例子。仁人指箕子、微子，他们来就任用他们。”同出自孔安国一人之手，而说法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罔或无畏。”○林之奇说：“这篇是从孔壁中续出的，孔氏为之古定，其中必定有不能理解而凭意思增删的地方，所以与孟子不同。”
《牧誓》序言：“虎贲三百人。”○【臣召南】按：《孟子》说三千人，怀疑这个序言有误。然而孔传解释戎车三百辆，既然说“戎车百夫长所载”，解释这一句又说“都是百夫长”，那么小序自己就说三百人，与《孟子》不同，不是文字讹误。
疏文。正义说：“○这段文字监本误刊在后标目之下，现在改正。”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疏文说《武成》篇说：“癸亥夜布阵未毕而下雨。”○【臣召南】按：《国语·周语》伶州鸠说：“王在二月癸亥夜布阵未毕而下雨，用夷则的上宫来结束。”《武成》篇没有这段文字，疏文误引了。
《武成》序言“识其政事”，传文说记载殷家政教中的善事作为法则。○【臣召南】按：孔传误解了序言的意思，经文中虽然说到反商政、政由旧，但篇名《武成》，自然是以武功告成为义。这篇记言很少，叙事最多，所以序言这样说。刘敞说：“史官详细记载武王克商所施行的政事。”这是对的。
《武成》疏文说，或者在最初收藏时已经失去了原本，或者坏壁
得之始有脱漏。○【臣召南】按：古文脱误，此篇为最。颖逹疑之，是也。至谓不得大聚百官，惟诵祷词，义理甚确。
译获得此篇之初，已有脱漏之处。○【臣召南】按：古文中的脱漏错误，这一篇最为严重。孔颖达对此产生怀疑，是正确的。至于说不能大规模聚集百官，只是诵读祈祷之辞，其义理非常确凿。
惟一月壬辰。疏《汉书·律厯志》引《武成》篇云云。○朱子曰：「以孔注《汉志》叅考，大抵多同，但《汉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与丁未、庚戌先后小不同耳。葢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则二月之死魄后五日，且当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为甲子，此《汉志》之误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闰推之，则《汉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当为二十二日，而经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后，则恐经文倒也。歴法虽无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过先后一二日耳，不应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庙内事，日用丁巳，《汉志》乃无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庙，则为刚日，非所当用，而燎又非宗庙之礼。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庙，则六日之间三举大祭，礼烦而数，近于不敬，抑亦经文所无，不知刘歆何所据也。顔注以为今文《尚书》，则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无此篇，顔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据也。」
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疏于文次，当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臣召南】按：《武成》本非完书，其脱简既无可考，错简尤先后不伦。孔颖逹此疏已开宋儒考定之先矣。刘敞、王安石、程子各有订正。至朱子以《汉志》日辰及经文前后细推移，「四月既生魄」于「丁未祀周庙」之前、「惟臣附我大邑周」之下，义始通顺。蔡沈作传，爰载考定《武成》一篇，然后儒犹未惬也。今畧载刘敞、蔡沈及后儒之说于左。
刘敞曰：「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此下当次以『厎商之罪』至『万姓恱服』，皆在纣都所行之事也。次以『厥四月哉生明』云云，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庙』云云。至『其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诰未终，当有百工受命之诏，计脱五六简矣。然后次以『偃武修文』云云，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
蔡沈考定《武成》，自「惟一月」至于「征伐商」，次以「厎商之罪」至「罔不率俾」，次以「惟尔有神」至「无作神羞」，次以「既戊午」至「万姓恱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示天下弗服」，次以「既生魄」至「受命于周」，次以「丁未祀于周庙」至「大告武成」，次以「王若曰」至「其承厥志」，次以「恭天成命」至「用附我大邑周」，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归有光曰：「余所考定《武成》，只移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势既顺，亦无阙文。汪玉卿尝疑甲子失序，葢先儒以《汉志》推此年置闰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无可疑也。自『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次以『王若曰』至『万姓恱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受命于周』，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
李光地考定《武成》：「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次以「既生魄」，至「万姓恱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
尚书注疏卷十考证
<经部,书类,尚书注疏>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注疏卷十一
汉孔氏传，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
周书 【洪范】
序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传不放而杀，纣自焚也。武庚，纣子，以爲王者后，一名禄父。以箕子归，作《洪范》。传归镐京，箕子作之。音义【胜，商证反。父，音甫。范，音范。镐，胡老反，本又作鄗，武王所都也】疏【正义曰：武王伐殷，既胜，杀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后。以箕子归镐京，访以天道，箕子爲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范》。此惟当言箕子归耳，乃言杀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顾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殷」，故此言胜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杀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顺上下也。传正义曰：放桀也。汤放桀，此不放而杀之者，纣自焚而死也。《殷本纪》云：「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斩纣头，悬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残」，则志
译只有正月壬辰日。《汉书·律历志》疏引《武成》篇说……○朱子说：“用孔安国的注与《汉志》参看，大致相同，只是《汉志》说二月既死魄，过了五天是甲子日，这推算得太快了，而四月既生魄与丁未、庚戌的先后顺序稍有不同罢了。大概根据上文‘一月壬辰’是旁死魄来推算，那么二月既死魄后的第五天，应当是辛酉或壬戌，而不能是甲子，这是《汉志》的错误。又根据一月壬辰、二月甲子以及闰月来推算，那么《汉志》说四月既生魄过了六天是庚戌，应当是二十二日，而经文把‘生魄’放在丁未、庚戌之后，恐怕是经文颠倒了。历法虽然不存在四月都是小月的道理，但也不过相差一两天，不应该像这样相差这么多。宗庙内的祭祀，日用丁巳，《汉志》却没有丁未，而用庚戌在周庙燎祭，庚戌是刚日，不应当使用，而且燎祭也不是宗庙的礼仪。况且接着第二天辛亥祭祀天位，又过了五天乙卯在周庙祭祀割下的敌首，那么六天之内举行三次大祭，礼仪繁琐而频繁，近乎不敬，这又是经文所没有的，不知道刘歆依据的是什么。颜师古的注认为是今文《尚书》，那么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来就没有这一篇，颜师古的说法又不知道依据的是什么。”
到了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在商都郊外陈列军队，等待上天的休美之命。疏文在文辞次序上，应当承接在‘周于征伐商’之下。○【臣召南】按：《武成》本来不是完整的书，其脱落的简册既然无法考证，错乱的简册更是先后不合条理。孔颖达的这篇疏文已经开启了宋儒考定的先河。刘敞、王安石、程子各自有订正。到朱子根据《汉志》的日辰以及经文前后仔细推演，将‘四月既生魄’移到‘丁未祀周庙’之前、‘惟臣附我大邑周’之下，文意才通顺。蔡沈作传，于是记载了考定后的《武成》一篇，但后来的儒生仍然不满意。现在略载刘敞、蔡沈以及后世儒生的说法如下。
刘敞说：“‘惟一月壬辰’直到‘征伐商’，这下面应当接着‘底商之罪’到‘万姓悦服’，都是在纣都所做的事情。接着是‘厥四月哉生明’等等，又接着是‘丁未祀于周庙’等等。到‘其承厥志’，这下面武王的诰词还没有结束，应当有百官受命的诏令，估计脱漏了五六片简册。然后接着是‘偃武修文’等等，又接着是‘列爵惟五’等等。”
蔡沈考定《武成》，从‘惟一月’直到‘征伐商’，接着是‘底商之罪’到‘罔不率俾’，接着是‘惟尔有神’到‘无作神羞’，接着是‘既戊午’到‘万姓悦服’，接着是‘厥四月哉生明’到‘示天下弗服’，接着是‘既生魄’到‘受命于周’，接着是‘丁未祀于周庙’到‘大告武成’，接着是‘王若曰’到‘其承厥志’，接着是‘恭天成命’到‘用附我大邑周’，接着是‘列爵惟五’到‘垂拱而天下治’。归有光说：“我所考定的《武成》，只移动了‘厥四月’以下的一段，文势既通顺，也没有缺漏的文字。汪玉卿曾经怀疑甲子日失序，大概是因为先儒根据《汉志》推算这一年闰月在二月，所以四月有丁未、庚戌，本来没有什么可疑的。从‘惟一月壬辰’直到‘征伐商’，接着是‘王若曰’到‘万姓悦服’，接着是‘厥四月哉生明’到‘受命于周’，接着是‘列爵惟五’到‘垂拱而天下治’。”
李光地考定《武成》：‘惟一月壬辰’，直到‘征伐商’；接着是‘既生魄’，到‘万姓悦服’；接着是‘厥四月哉生明’，到‘大告武成’；接着是‘列爵惟五’，到‘垂拱而天下治’。
尚书注疏卷十考证
<经部,书类,尚书注疏>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注疏卷十一
汉孔氏传，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
周书 【洪范】
序：武王战胜殷商，杀死受，立武庚。传：不流放而杀死，是纣自焚而死。武庚，是纣的儿子，让他作为前朝王者的后代，一名禄父。因为箕子归来，作《洪范》。传：回到镐京，箕子作了它。音义【胜，商证反。父，音甫。范，音范。镐，胡老反，本又作鄗，是武王的都城】疏【正义曰：武王讨伐殷商，既然战胜，杀死受，立他的儿子武庚作为殷的后代。因为箕子回到镐京，向他咨询天道，箕子为他陈述天地的大法，叙述这件事，作《洪范》。这里只应当说箕子归来，却说了杀死受立武庚，这是序文互相照应成文。上面《武成》的序说‘武王伐殷’，所以这里说战胜它；下面《微子之命》的序说‘废除殷的命，杀死武庚’，所以这里说立他。序文这样说以顺应上下文。传正义曰：流放的是桀。汤流放桀，这里不流放而杀死他，是因为纣自焚而死。《殷本纪》说：‘纣兵败，纣逃入，登上鹿台，穿着他的宝玉衣，投火而死。武王于是斩下纣的头，悬挂在太白旗上。’就是这样。《泰誓》说‘取彼凶残’，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