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注疏卷十四
尚书注疏卷十四
尚书注疏卷十四考证
召诰》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传：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故成王居焉。○【臣召南】按：宅洛之意，始于武王。《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言：「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有河，粤▯洛伊，母逺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又有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以《左传》臧哀伯言「武王迁九鼎于洛邑」、王孙满言「成王定鼎于郏鄏」证之，似确有此事。其初曰迁，其后曰定，次第秩然。但《史记》言「营周居」，其说可疑。若武王已有成规，周、召二公何须再卜乎？杜预曰：「武王迁九鼎时，但营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营雒邑，谓之王城。故传曰『成王定鼎于郏鄏』。」可谓确解。《正义》曰：「戎衣大定之日，自可迁置西周，乃从九鼎处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为都。」则尤确矣。惜颖逹不移彼疏以解此传也。疏：故称九鼎，其实一鼎。○【臣召南】按：既曰九鼎，岂一鼎乎？颖达疏桓二年《左传》，谓其鼎有九，故称九鼎，何其同说一事，而彼此矛盾也！
王朝歩自周○【臣召南】按孔传但训歩为行，《周本纪》注引郑康成曰：「歩行也，堂下谓之歩。丰镐异邑而言歩者，告武王庙即行，出庙入庙，不以逺为父恭也。」是歩为歩行之歩矣。
三月惟丙午朏○《汉书·律厯志》引此作「惟三月丙午朏」，疏：「《周书·月令》云：『三日粤朏』。」○【臣照】按：王应麟曰：「《律厯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顔注曰：「说月之光采。」愚以《书正义》考之，采字疑当作令。今按令字无义，此当从《律厯志》改，不当防此以改《律厯志》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疏：凡发丰至洛，为十四日也。○顾炎武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营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师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纣，癸巳自周，戊午师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汉志》以为三十一日，误。
厥既得卜，则经营。传：经营，规度城郭、郊庙、朝市之位处。疏：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臣召南】按：洛邑规模，《逸周书·作雒篇》畧载其事，言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繋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凑。《后汉·州郡志》注引《博物志》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一十里。」数稍不同。至《周礼·典命》原无明文言王城十二里，惟《考工记·匠人》则「营国方九里」，凿凿言之。郑注《天官序官》「体国经野」，即引司农「营国九里，九经九纬」之说，是固以《匠人》为正解矣。至注《典命》则曰：「公之城盖方九里。」盖者，疑辞，故不直言王之城十二里也。
太保乃以庶邦▯君出取币，传王与周公俱至，文不见，王无事。○朱子曰：「以下篇告卜事观之，孔传恐不然。」又曰：「公至洛皆书日以谨之，不应详臣畧君如此也【臣召南】按朱子说是。若王与周公并以乙夘日至，则书王更重于周公，且丁巳之郊、戊午之社，王当身临，何云王无事也？若王以郊社之后至，尤当书某日王至于新邑。庶邦▯君觐王，召公作书，当直诰于王，何必取币锡周公而言旅王及公哉？孔传此义一误，下文遂不可解。孔疏于下篇告卜，已疑成王之必未至，乃于此文则不复紏正传违。
用顾畏于民碞，传碞，僭也。疏碞即岩也。○苏轼曰：「碞，险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物无险于民者矣。」
用乂民【句】○古读如此，蔡沈▯用乂【句】民字连下若有功读。
敢以王之雠民百君子▯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苏轼曰：「雠民殷之顽民欤？即与三监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殷周之贤士大夫也。」薛季宣曰：「雠民先于友民者，作洛以镇静商人为先也。」王应麟曰：「商之泽深矣，民之思商不衰。梓材谓之迷民，召诰谓之雠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盖皆商之忠臣义士也。」
洛诰》序：「使来告卜。」▯疏○疏二
译尚书注疏卷十四
尚书注疏卷十四考证
《召诰》序言：成王在丰邑，想要营建洛邑作为都城。传文说：武王攻克商朝后，将九鼎迁到洛邑，想把它作为都城，所以成王居住在那里。○【臣召南】按：营建洛邑的想法，始于武王。《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的话说：“南望三涂山，北望岳鄙，回顾有黄河，越过洛水，不远离天室，在洛邑营建周人的居所然后离开。”又有成王派遣召公再次营建洛邑，以符合武王的意愿。用《左传》臧哀伯所说的“武王将九鼎迁到洛邑”、王孙满所说的“成王在郏鄏定鼎”来证明，似乎确实有这件事。起初说“迁”，后来又说“定”，次序井然有序。但是《史记》说“营建周人的居所”，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如果武王已经有了成规，周公、召公为什么还要再次占卜呢？杜预说：“武王迁九鼎时，只是营建了洛邑，还没有都城。到了周公才最终营建洛邑，称为王城。所以传文说‘成王在郏鄏定鼎’。”这可以说是确切的解释。《正义》说：“戎衣大定之日，自然可以迁置西周，却从九鼎处于洛邑，所以知道本意是想把它作为都城。”这就更加确切了。可惜孔颖达没有搬用那里的疏文来解释这里的传文。疏文说：所以称九鼎，其实是一鼎。○【臣召南】按：既然说九鼎，怎么会是一鼎呢？孔颖达在疏解桓二年《左传》时，说那鼎有九个，所以称九鼎，为什么同一件事，前后说法矛盾呢！
成王从周出发步行。○【臣召南】按：孔传只把“步”解释为行走，《周本纪》注引用郑康成的话说：“步是行走，堂下称为步。丰镐是不同的城邑，却说步行的原因，是告诉武王庙就出发，出庙入庙，不因为路远而怠慢对父亲的恭敬。”这是把步解释为步行的步。
三月丙午日，月亮初现微光。○《汉书·律历志》引用此句作“惟三月丙午朏”，疏文说：“《周书·月令》说：‘三日称为朏’。”○【臣照】按：王应麟说：“《律历志》引用古文《月采篇》说：‘三日称为朏’。”颜师古注说：“解说月亮的光采。”我认为根据《尚书正义》考证，“采”字疑当作“令”。现在查“令”字没有意义，这里应当依据《律历志》改正，不应当因为这里的错误而改动《律历志》。
过了三天戊申日，太保早晨到达洛邑。疏文说：从丰邑出发到洛邑，共用了十四天。○顾炎武说：古代吉行每天走五十里，所以召公营建洛邑，乙未日从周出发，戊申日早晨到达洛邑，共十四天；军队行进每天三十里，所以武王讨伐纣王，癸巳日从周出发，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共二十五天。《汉书·地理志》认为是三十一天，是错误的。
既然得到了吉兆，就开始营建。传文说：经营，规划度量城郭、郊外宗庙、朝廷市场的位处。疏文说：匠人营建的王城方圆九里，如同《典命》的文字，又因为公城方圆九里，天子城方圆十二里。○【臣召南】按：洛邑的规模，《逸周书·作雒篇》大概记载了这件事，说城墙方圆一千七百二十丈，外郭十七里，南面连接洛水，北面依托郏山，作为天下的汇聚之地。《后汉书·州郡志》注引用《博物志》说：“王城方圆七百二十丈，外郭十里。”数字稍有不同。至于《周礼·典命》原本没有明文说王城十二里，只有《考工记·匠人》明确说“营建都城方圆九里”。郑玄注《天官序官》“体国经野”，就引用郑司农“营国九里，九经九纬”的说法，这本来是以《匠人》为正解。至于注《典命》则说：“公的城墙大概方圆九里。”“盖”是表示怀疑的词，所以不直接说王的城墙十二里。
太保于是率领众邦国君出来取币，传文说：成王与周公一起到达，文中没有记载，成王没有事。○朱熹说：“从下篇告知占卜之事来看，孔传恐怕不对。”又说：“周公到达洛邑都记载日期以表示谨慎，不应该详细记载臣子而简略记载君主如此。”【臣召南】按：朱熹说得对。如果成王与周公都在乙卯日到达，那么记载成王应该比周公更重，而且丁巳日的郊祭、戊午日的社祭，成王应当亲自临祭，为什么说成王没有事呢？如果成王在郊社之后到达，更应当记载某天成王到达新邑。众邦国君朝见成王，召公作书，应当直接向成王训诰，何必取币赐给周公而说旅见成王和周公呢？孔传这个意思一错，下文就不可解了。孔疏在下篇告知占卜时，已经怀疑成王必定没有到达，却在这里不再纠正传文的违误。
因此敬畏民众的险恶，传文说：碞，僭越。疏文说：碞就是岩。○苏轼说：“碞，险恶。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没有比民众更险恶的了。”
用来治理民众【句】○古读如此，蔡沈把“用乂”【句】“民”字连下读作“若有功”。
敢以王的仇民百君子，说民众在下，从上面匹配他们。○苏轼说：“仇民是殷商的顽民吗？就是与三监叛乱的人。友民是周朝的民众。百君子是殷周两朝的贤士大夫。”薛季宣说：“仇民排在友民前面，是因为营建洛邑以镇静商人为先。”王应麟说：“商朝的恩泽深厚，民众思念商朝不衰。《梓材》称他们为迷民，《召诰》称他们为仇民，不敢有忿恨疾恶之心，大概都是商朝的忠臣义士。”
《洛诰》序言：“派遣使者来告知占卜。”〇疏〇疏二
洛诰》○【臣浩】按：王安石谓《洛诰》多阙文，有不可解者；苏轼谓「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即有脱简，在《康诰》；朱子谓「王曰」两段阙公荅文，其最著者；陈栎谓「王在新邑」之上，必有「某月某日，王至于新邑」之文也。然孔传、孔疏顺文解之，并不云有脱简。
朕复子明辟，传言我复还明君之政于子。○程子曰：「犹言告嗣天子王矣。」叶梦得曰：「复如《孟子》『有复于王者曰』之复。」自孔氏以此文为归政，古今儒者从之，独王荆公谓不然【臣召南】按：周公摄位之说，自战国以来即有之，《明堂位》盖鲁陋儒所作，汉则伏生《大传》、司马氏《史记》并详其事。即解「复子明辟」为还政，亦不止于孔▯。刘歆不见古文，而《三统歴》言周公七年复子明辟之歳，则今文训解本同，无怪新莽引此文以借口也。但周公始终为臣，成王自防为主，本非摄，何言复耶？王、程之解是也。
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今洛阳也。将定下都，迁殷顽民。○【臣召南】按：以洛邑对镐京言，洛为东，镐为西，平王以后称东周者，洛邑王城也。以王城对下都言，下都为东，王城又为西，敬王以后称东周者，下都成周也。成周在王城之东四十里，汉为河南郡所治雒阳县，王城汉为河南县。
疏武王定鼎于郏鄏，已有迁都之意。○【臣召南】按：文应作「迁鼎于洛邑」，不当用成王事也，此系临文之误。
王肇称殷礼。▯言：「王当始举殷家祭祀。」○王安石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
其往》○金履祥曰：「《后汉书》引此文作『慎其往』。」
惟以在周工【句】○古读如此。蔡沈传连下「往新邑」为句。命公后，传：命立公后。疏：使公子伯禽为国君。○蔡沈曰：「后，犹后世留守、留后之义。先儒谓封伯禽，非是。考《费誓》在周公东征时，则伯禽就国盖已久矣。」
考朕昭子刑○李光地曰：「昭子当是武王，对文考言则曰昭子，又曰对成王言武王，则曰乃光烈考，周公自称武王，则曰朕昭子。」
乃命寜【句】○古读如此，蔡沈《传》连下「予」字为句。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歳。○【臣召南】按：《周颂·清庙》之诗作于此时。《诗序》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明证。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疏故史于此总结之。○史字监本讹安，今改正。
尚书注疏卷十四考证
<经部,书类,尚书注疏>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注疏卷十五
汉孔氏传》，唐陆徳明音义，孔颖达疏。
周书 【多士 无逸君奭】
序。成周既成，传：「洛阳下都。」迁殷顽民。传：「殷大夫士，心不则徳义之经，故徙近王都教诲之。」周公以王命诰。传：「称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音义【不则如字，或作测，非。近，附近之近】疏【正义曰：成周之邑既成，乃迁殷之顽民，令居此邑。顽民谓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谓之顽民。民性安土重迁，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语此众士，言其须迁之意。史叙其事，作《多士》。▯正义曰：周之成周，于汉为洛阳也。洛邑为王都，故谓此为下都。迁殷顽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为成周。经云「商王士」、「殷遗多士」，皆非在官，谓之顽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经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经云「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将任为王官，以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总号，故言士也。「心不则徳义之经」，僖二十四年《左传》文，引之以觧释顽民之意。经云「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是言徙近王都敎诲之也。《汉书·地理志》及贾逵注《左传》，皆以为迁邶、鄘之民于成周，分衞民为三国。计三国俱是从叛，何以独迁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众矣，非一邑能容。民谓之为士，其名不类，故孔意不然】多士。传：「所告者即众士，故以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
译《洛诰》○【臣浩】按：王安石认为《洛诰》多有缺漏的文字，有无法解释的地方；苏轼认为“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就有脱落的简册，在《康诰》之中；朱熹认为“王曰”两段缺失了周公回答的文字，这是最显著的；陈栎认为“王在新邑”之上，必定有“某月某日，王到达新邑”的文字。然而孔安国的传、孔颖达的疏顺着文意解释，并没有说有脱落的简册。
“朕复子明辟”，传解说：“我归还明君的政事给你。”○程颐说：“这就像说‘告诉继承天子位的王’。”叶梦得说：“‘复’如同《孟子》中‘有复于王者曰’的‘复’。”自从孔氏将此文解释为归还政事，古今儒者都跟随他，唯独王安石认为不是这样【臣召南】按：周公摄政的说法，自战国以来就有了，《明堂位》大概是鲁国浅陋儒生所作，汉代则伏生的《大传》、司马迁的《史记》都详细记载了此事。即使将“复子明辟”解释为还政，也不止孔氏一人〇。刘歆没有见到古文，而《三统历》说周公七年复子明辟的那一年，那么今文经的训解本来相同，难怪王莽引用此文作为借口。但是周公始终为臣，成王自始至终为主，本来不是摄政，何来归还之说呢？王、程的解释是正确的。
我又占卜瀍水以东，也适宜在洛邑居住。〇即今天的洛阳。将要确定下都，迁移殷商的顽民。○【臣召南】按：以洛邑相对于镐京而言，洛为东，镐为西，平王以后称为东周的，是洛邑的王城。以王城相对于下都而言，下都为东，王城又为西，敬王以后称为东周的，是下都成周。成周在王城以东四十里，汉代是河南郡治所雒阳县，王城汉代是河南县。
疏解说武王在郏鄏定鼎，已有迁都的意思。○【臣召南】按：文字应作“迁鼎于洛邑”，不应当用成王的事，这是临文时的错误。
王开始举行殷礼。〇意思是：“王应当开始举行殷家的祭祀。”○王安石说：“殷，是盛大的意思，如同‘五年再殷祭’中的‘殷’。”
“其往”○金履祥说：“《后汉书》引用此文作‘慎其往’。”
“惟以在周工”【句】○古时如此断句。蔡沈的传将下文“往新邑”连在一起断句。命公后，传解说：命令确立周公的后嗣。疏解说：让公子伯禽做国君。○蔡沈说：“后，如同后世留守、留后的意思。先儒认为封伯禽，是不对的。考察《费誓》在周公东征时，那么伯禽就国大概已经很久了。”
“考朕昭子刑”○李光地说：“昭子应当是武王，相对于‘考’字而言则称昭子，又相对于成王而言武王，则称乃光烈考，周公自称武王，则称朕昭子。”
“乃命寜”【句】○古时如此断句，蔡沈《传》将下文“予”字连在一起断句。
戊辰日，王在新邑举行年终大祭。○【臣召南】按：《周颂·清庙》这首诗作于此时。《诗序》说：“清庙，是祭祀文王的。周公建成洛邑后，朝见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这是明显的证据。
只有周公大力保佑文武受命，疏解说所以史官在此总结。○“史”字监本误作“安”，现在改正。
尚书注疏卷十四考证
<经部,书类,尚书注疏>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注疏卷十五
汉孔氏传，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
周书 【多士 无逸 君奭】
序。成周已经建成，传解说：“洛阳下都。”迁移殷商的顽民。传解说：“殷商的大夫士，内心不遵循道德义理的常道，所以迁徙他们靠近王都教诲他们。”周公以王命告谕。传解说：“称引成王的命令告谕他们。”作《多士》。音义【不则如字，或作测，不对。近，附近的近】疏【正义说：成周之城邑已经建成，于是迁移殷商的顽民，让他们居住在此城邑。顽民是指殷商的大夫士跟随武庚叛乱的人，因为他们无知，称为顽民。民性安于故土，重视迁徙，有的会有怨恨，周公以成王的命令告诉这些众士，说明必须迁徙的意思。史官叙述其事，作《多士》。〇正义说：周的成周，在汉代是洛阳。洛邑为王都，所以称此为下都。迁移殷商顽民，以成周之道，所以将此城邑命名为成周。经文说‘商王士’、‘殷遗多士’，都不是在官职的，称为顽民，知道是殷商的大夫士。经文只说士，而知道有大夫，因为经文说‘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是说将任用为王官，作为大臣，不只是告诉士而已，所以知道有大夫。士，是在官职的总称，所以说士。‘心不则德义之经’，僖公二十四年《左传》的文字，引用它来解释顽民的意思。经文说‘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是说迁徙靠近王都教诲他们。《汉书·地理志》及贾逵注《左传》，都认为迁移邶、鄘的民众到成周，分卫国民众为三国。计算三国都是从叛，为何唯独迁移邶、鄘？邶、鄘在殷商畿内，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民众众多，不是一个城邑能容纳的。民众称为士，其名不类，所以孔氏的意思不是这样】多士。传解说：“所告谕的就是众士，所以以此命名篇章。”
只有三月，周公初次在新邑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