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孝慈录】世人把父母丧制期间生育子女看作忌讳，士大夫尤其不愿让人知道，担心会被视为不孝。然而太祖在《孝慈录序》中，已经针对继承后嗣这一重大事情，曲意加以怜悯宽免。穆宗居于裕邸时生下长子，即宪怀太子；当时他的母妃杜氏去世还不到一年，世宗很不高兴。后来少詹事尹台引用《孝慈录序》为他解释，皇帝才释然。南朝宋文帝在谅阴期间生子，把这件事秘密隐瞒，直到三年后才下诏公布。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御制文集】历代帝王的御制文集，没有比赵宋更受尊崇的。每一朝都建一座阁来收藏它们，像龙图阁、天章阁以下的各阁，都是用来收贮御集的秘阁，并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职；如果这一朝没有文集，就空缺不设。即使徽宗播迁到偏远地方，南渡以后仍能广泛访求遗文，因而建立敷文阁，就是明证。本朝只有太祖高皇帝、宣宗章皇帝的御集被汇编刊刻，尊藏在禁中。我私下认为，也应当专门设置一阁，用来奉藏帝王如云汉般的文章，命久居待次的词臣充任其中的官员，以寄托后世圣主遵循前代典章的意思，这也是圣朝的盛大举措。至于历朝列圣，都留心翰墨，甚至世宗制定礼乐、改订祀典时所作的宏文大册，也都散布在人间。即使再往下说，诗余这类小技，如世间传说的武宗诸帝圣制，也无不天资纵横、多才多艺。即使有所散失，也可以多方搜集编辑，各自编成一集，建阁设置官员，让文学近臣轮流入内值班，希望礼乐明备的朝代不再有典章缺失的遗憾。考察宋朝最重视龙图阁，称学士为老龙，直学士为大龙，待制为小龙，直阁为假龙。如今只有礼部仪制司，使用大仪、中仪、小仪的称呼，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唐人又把谏议大夫称为大坡，把拾遗称为小坡，把散 骑常侍称为大貂，把补阙称为小貂，又把吏部尚书称为大天，把郎中称为小天，更加奇特。【访求遗书】国初攻克故元时，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收取故元秘阁所藏的图书典籍，全部运到金陵。又下诏搜求民间遗书。当时宋代刻本有一部书多达十几部的。太宗迁都燕山后，才命人取出南京所贮藏的书，每种书带一部到北方，当时是永乐十九年。起初藏在左顺门北廊，到正统六年才移入文渊阁中；这样一来，地点深邃而禁令森严，情况就和前代相同了。到了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南京所保存的内署各类书籍全都遭遇大火，宋、元以来的秘本，顷刻之间全部焚毁。此后北京所收的书，虽然放在高阁中，却饱受蠹鱼侵蚀，卷帙还大体存在。自弘治以后，阁臣、词臣都没有人过问，逐渐散失。到嘉靖中期，御史徐九皋上奏议论，想要查对历代《艺文志》的书目；凡是经籍不完备的，就到士民家中借取书本送交官府誊写，原本归还，并且加以优厚赏赐。他又请求皇帝驾临便殿，审阅奏章，处理政事，赐见讲读诸臣，辨析经书的旨意。当时夏贵谿任礼卿，议覆此事，认为御史所陈奏的意见很好，应当按照他说的详细开列书目，搜集并收藏；至于请求召见侍从、讲官，也应当体察皇上以圣学充实自己、备作顾问的意思。皇帝说：“书籍堆满屋子，学者不用心，也只是追求虚名罢了。如果能够亲身实行经书所说的道理，用它来治理政事，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这颗心不能用正道涵养，即使召见他们，也只是虚应故事。”于是下令把这些事情一概停止。大概皇上已经一心专注于玄教，早晚朝讲也逐渐稀少，于是连不定期赐见侍臣也不愿意；这已经违背圣意，所以连访求遗书的事也一并搁置不办了。可惜啊！考察古来搜求书籍的人，没有谁比赵宋更加殷切；献书很多的人，甚至可以获赐进士出身。即使故元起于沙漠，尚且设置经籍所，又设兴文署，用来编集经史、收贮刻板。处在这样国力全盛的时代，反而把这些看成迂缓而不急迫的事情。从嘉靖到现在又过了七八十年，其中腐败的有十二成，盗窃的有十五成，杨文贞在正统年间保存的文渊阁书目，也只徒然留下名称罢了。即使徐九皋的主张能够实行，也不过是供人抢夺而已。【赐百官食】太祖时期，百官退朝后，必定在朝廷赐给食物。大概虽然执法严厉，但驾驭臣下很有礼数；而且那时每天无论寒暑都赐见群臣，体恤他们的劳苦，也是应该这样做的。即使在年末，赐食也逐渐减少；只有每月朔日、望日，各衙门大小堂上官都有供应酒食的待遇，文帝、昭帝、章帝三朝历来都是如此。直到正统七年，光禄卿奈亨才上奏请求停止。只有元旦、冬至两大节日的筵宴，仍由礼部奏请举行。其他节令，如立春吃春饼，正月元夕吃元宵圆子，四月八日吃不落夹，五月端午吃粽子，九月重阳吃糕，腊月八日吃腊面，都由光禄寺提前奏报。凡是入朝参见的官员，按惯例都可以饱享天子的恩赐，这也是太平盛世宴饮欢乐的景象。至于万寿圣节、郊祀礼成，则有大型宴饮。太后圣诞、皇后令诞、太子千秋，都赐给寿面，又不属于这一类。近年来主上临朝已经稀少，筵宴大为减少。每逢节日，往往奉旨免办。虽然稍微节省了浮费，但祖宗的制度也逐渐湮没了。四月八日是释迦牟尼的生日，所赐的也是面食，名称叫不落夹，是沿用释氏的称呼。世宗厌恶佛教，把赐食日期改到四月五日，食物也改成新麦面；大概凡是属于释氏的东西，都要全部废除才觉得痛快。比如大慈恩寺，是先朝最兴盛的佛寺，宪宗、孝宗、武宗历朝的法王、国师居住在那里，人数达到万人，都依靠天厨供给。嘉靖初年全部革除，把众多番僧驱赶到别处。到嘉靖二十二年，终于下令拆毁它，一根椽木、一片瓦片也没有留下。如今这里就是射所。【国初实录】实录并不常见，只有唐顺宗的实录是韩昌黎起草的，所以至今流传于世，但也并不十分详细。到了宋代，实录就完备得多。《神宗实录》起初由黄鲁直、张文潜等人修撰，到绍圣年间又被章、蔡一派改写，把原稿全部收入宫内，以便抹去原来的痕迹，世间于是没有旧本了。后来依靠梁师成从秘府传出，才在人间流行，这就是所谓朱墨本。到南渡以后，又认为章、蔡所修的本子是诬妄不实，命令重新修撰，于是《神宗实录》一共三次开局修撰。本朝《太祖实录》在建文年间修撰，王景等人任总裁。后来文皇发动靖难，又命曹国公李景隆负责监修，总裁则是解缙，并把旧稿全部焚毁。此后永乐九年又认为修得不完善，再命姚广孝负责监修，总裁则是杨士奇；如今流传的本子就是这一版本。然而前两次修成的本子，已经无法看到了。国初的时事和变革，与宋神宗时期完全不同；但一部史书三次改修，古来只有两个朝代如此。

译李景隆等人进呈实录表，我偶然从其他书中得到，现抄录附在《太祖实录》之后。最初修撰、再次修撰时，杨文贞都任篡修官，因此前后三部史书，他都曾经执笔。是非究竟依据什么裁定？真是厚颜无耻。【监修实录】历朝实录的监修官，都是由功臣担任。只有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君刚即位，征召江西处士杨士奇担任实录篡修官，到建文元年正月才正式大规模开局。修撰《太祖实录》时，总裁是礼部侍郎董伦、王景彰，副总裁是太常少卿廖升、侍讲学士高巽志，篡修官是国子博士王仲汉、中府教授胡子昭、齐府副理审杨士 奇、崇仁县训导罗恢、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但谁担任监修者，却没有听说。到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也就是建文四年，文皇刚即位，因为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人修撰《太祖实录》时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便论罪处死并籍没家产；当年十二月才命令重新修撰。当时的监修者是曹国公李景隆、忠诚伯茹瑺。虽然文臣、武臣各一人，但都是功臣。永乐九年，又认为景隆、茹瑺等人心术不正、编纂不精，改命姚广孝、夏原吉担任监修，篡修则交给胡广等人。又命杨士奇、金幼孜辅佐他们，总裁则由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担任。这是国初尚未确定的制度。洪熙元年五月，修撰《太宗实录》，以英国公张辅、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担任监修；这样就是武臣一人、文臣二人，总裁则是杨士奇等人。这一年闰七月，又修撰《仁宗实录》，仍以英国公张辅、通山侯王道，以及蹇义、夏原吉共四人为监修；大概文臣、武臣各二人，篡修也仍是杨士奇等人。到宣德十年修撰《宣宗实录》时，才开始命令由英国公张辅一人担任监修官，总裁仍由辅臣杨士奇等人担任。从此以后，历朝相沿，遂成为定制，不再有文臣担任监修的事情。只有嘉靖年间修撰《兴献录》，以定国公徐光祚、吏部尚书廖纪、礼部尚书席书担任监修官，大概是采用祖宗初年的旧例，以表示对这部典籍的重视。书成之后，他们各自接受皇上的赏赐。然而实录本来已经属于僭越仿拟之作，即使想把它抬高到历代圣主之上，也只会被有见识的人讥笑，实在没有什么轻重可言。【避讳】古代帝王避讳非常严格。例如唐元宗名隆基，刘知几因此改名。宋钦宗名桓，连“嫌”“名”“丸”等字也要避讳，科举考试中押韵用“丸”字的，都被黜落。宋高宗名构，连“勾”字也避讳，甚至把“句龙氏”改为“缑氏”，大概因为同音就应当避讳，这也是臣子极其真挚的感情所自然导致的。只有本朝，这种禁忌稍微宽松一些。但也有极为奇怪的情况：懿文太子已经有了谥号，为什么少帝仍然取名允炆？大概当时已经改尊为兴宗康皇帝，所以还可以解释。而且建文年号的读音与御名相同，整个朝廷称用了四年，为什么竟没有稍加避讳？至于建文帝的两个儿子，长子名文奎，次子名文圭，读音又与“炆”字毫无差别，这又是为什么？难道是拘泥于太祖所规定的帝系相传二十个字吗？这似乎也应该变通。当时方孝孺、黄子澄等大儒都在任职，纷纷主张偃武修文，为什么没有人议论到这件事？至于后来所定的谥号，又触犯太祖的御讳，这就更加奇怪了！【玺文】自从秦朝的玉玺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作为玺文以后，后世都仿效它。不过这八个字已经很少了，本朝各宝玺都是四个字：祭祀宗庙，就用“皇帝尊亲”宝；赐给亲藩，就用“皇帝亲亲”宝；赐给地方守令，就用“敬天勤民”宝；求取经籍，就用“表章经史”宝。又有丹符出验四方，另制一玺。以上玺文都是六个字，已属特殊。只有建文三年正月初一所接受的凝命神宝，最为特别！此前，建文皇帝还是太孙时，梦见神人传达上天命令，授给他一件重宝。他刚即位，就有使者从西方回来，得到一块青玉雪山，高度超过二尺，质地纹理温润坚实。建文二年，建文帝在斋宫住宿时又梦见仿佛有所见，惊醒后便命工匠把这块玉雕成大玺。到这时玺已制成，赐名凝命神宝，并告祭天地祖宗，向远近宣布。百官全部祝贺，在奉天门大宴文武百官和四方夷人。玺文是“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共十六个字。自古以来的印玺，从来没有这样繁复的称文。只有宋徽宗政和八年，在所用八宝之外又制作了一方玺，玺文说“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也是十六个字，命名为“定命宝”，与这方玺正好相合。靖康之祸时，各宝都被金人夺走，只有这一方独自留存下来。宋高宗带着它渡过长江，大概把它列为十一宝中的第十宝。因为它是蔡京书写的，所以被降等处理。如今建文的凝命宝，也被文皇帝斥弃不用了。这样看来，这两件重器都是不祥之物。但宣和年间，蔡京刚刚掌权，当然可能有这种夸诞的举动。革除建文年号时期，方孝孺、黄子澄等正直人士都在任，燕兵又一天天向南推进，国家危如累卵，竟然也用这样的虚文来粉饰，为什么呢？考察自古以来的印章，从没有大到直径一尺的。像这样笨重的东西，不知道建文朝究竟用在什么地方。而且宋朝的定命宝尺寸最大，也不到九寸。再说在此以前，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内人张超在一座毁坏楼宇的旧佛图中得到一方玉印，玺文说：“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玉色光润，雕刻精巧，当时人认为是神明所授，文成帝下诏天下举行大酺三日。古今共有三方十六字印。不过元魏得到的那一方，边长只有三寸，形制最小，仅是建文所制的十分之一，还保留着古代的式样。【园庙缺典】懿文太子的寝园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末，都派使者前去祭祀。祭文中也填写御名，但按照惯例，只派南京太常寺属官中的道官作为奉祀者行礼。至于哀冲、庄敬两位太子，他们的园寝在北京，却派都督等亲近大臣前往祭祀。从来人们心里颇为不满意，却没有人敢谈及此事。

译到了万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谢杰才上疏直言，议论这种做法不合礼制。朝廷下令有关部门详细议论，才改为派南京五府佥书官行礼，似乎使祭祀典礼稍微隆重了一些。但礼制仍不完备的地方，还有很多可以商议。考察弘治年间，台州人缪恭奔赴京师，上书陈说六件事，其中一件请求把庶人的后代封为王，以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大怒，说他这是求死，把他囚禁在兵马司，并将他的奏疏上报。皇上没有治他的罪。历代圣主相承，本来善于体察文皇帝心意中的事情，却无奈臣下沉溺于旧习、习以为常，没有人能够顺应办理。可惜啊！【陵寝之祭】历代皇帝的陵寝都在京师天寿山。位于金陵的，只有太祖孝陵和懿文太子寝园。太祖一年举行大祭共三次，而懿文园却有九次大祭，不知是什么缘故。或许是建文帝被追谥为兴宗时，加重了对其宗庙的尊崇，所以有这样繁重的礼仪。后来因循旧例，没有及时改正，而南京的年长大臣把它视为平常旧事，也没有一个人提起这件事。考察懿文园在孝陵东面，至今称为东陵。想来当日追尊建文帝的尊号时，一定也追改了陵名；既然后来革除了建文帝，这件事便无从考证了。但人们仍照旧称它为东陵，可见建文帝的恩泽还留在人心中。【建文君出亡】关于建文君出亡后再次归来的说法不一。陆文裕说，他从云南来到京城，有旧臣、太监吴诚认出了他，于是把他留在内廷，直到寿终，葬在金山。郑端简的说法也如此。只有薛方山《宪章录》说：正统十二年，广西思恩州捕获了一个异僧杨应能，于是把思恩州升为府，任命土知州岑瑛为知府。这个异僧就是建文帝。薛氏也以吴诚作为证据，起初并没有说这是冒充。《实录》则说：正统五年，有一个九十多岁的和尚从云南来到广西，对人说：“我是建文帝。张天师说我受了四十年的苦，如今期限已满，应该回国。”他到思恩自称建文帝，岑瑛把他送往京师。恰逢有关官员审问他，查明他的姓名是杨应祥，钧州人，洪武十七年出家为僧，游历过两京和云贵，后来到了广西。皇上下令把他囚禁在锦衣卫监狱，后来死在那里。与他同谋的十二名和尚都被发配边疆。总共有三种说法，彼此都不相同。弇州唯独把《实录》的记载当作真实，而薛氏所记与它较为接近。弇州又说：“思恩原来是府，没有听说哪一年把州升为府。”这就大错特错了。考察思恩原属元朝邕州，隶属于田州府路。本朝洪武年间，土官岑永昌归附，授任思恩知州，仍隶属于田州府。永乐初年，改隶布政司；岑永昌死后，其子岑瑛袭职。正统四年，岑瑛因诛杀贼人的功劳，升任田州府知府，仍然管理思恩州（升府之事，见正统四年十月《实录》，可以查到）。岑瑛想兼并田州，于是与田州知府岑绍交恶。总兵官柳薄提议把思恩升为府，并增辖各峒，皇帝下诏同意，不久改称军民府。岑瑛屡次升任参政，后来改任都指挥使。传到他的孙子岑浚时，岑浚又与田州知府岑猛交战并把他驱逐；后来岑浚战败，他的妾被收入官府成为婢女，这个妾就是已故宰相焦泌阳宠爱的人。到正德七年，才开始改用流官，此后一直如此。那么，思恩由州改为府是很清楚的。薛仲常说思恩是因为捕获和尚才改为府，当然错了；弇州认为没有改府这件事，则是错上加错。总的说来，少帝出亡的情况无法知道，他后来归来究竟是真人还是冒充，也不能凭空断定。但是建文帝生于洪武丁巳年，到正统初年不过六十岁左右，而杨应祥自称九十多岁，那么冒充的事实当即显现出来，不必等到审问就已经明白了。史官编撰《实录》，本来应当采用隽不疑捆绑成遂的故事，以维护国家体统。即使确实如陆文裕、郑端简所说，也不过是让他终享天年而已。英宗是圣明的君主，薛文清、李文达等又是贤相，这样处置似乎也应当如此。但懿文太子的祭祀没有废止，少帝却仍然如此。若敖的鬼魂，就要等待圣明的儿子和神圣的后代来处理了。采用故主事杨循吉的意见，以及近年庶子王祖嫡、通政司沈子木等人的议论，继续奉行祭祀，就像子产所说的那样；只要把祭祀归还给他，这就可以了。至于唐代隐太子、巢刺王立后的故事，我不敢轻易议论。近年陈南充提议设局修史，言官于是请求恢复建文年号；皇上下令，建文朝的事情都附在《太祖本纪》末尾，但不抹去建文年号。恰逢修史中途停止，最终没有实行。少帝是从地道出逃的，踪迹非常隐秘，所以文皇帝派胡滢以访求张三丰为名，实际上是怀疑他藏在其他地方准备起事。后来又派太监郑和渡海，遍历各国，最终也没有得到任何踪迹。这样看来，他虽然没有终身占有帝位，但保全自身的智慧也很值得称道。当时如果让旧臣跟随他，必然马上就会暴露。近来有人在这里刻印《致身录》，说他的祖先曾是建文帝的功臣，后来因侍从建文帝而秘密逃亡出家为僧，假称师徒，遍游国内，而且还几次到过他的家中。那时苏州、嘉兴两府逼近金陵，他怎么能够自由往来？又酬答诗篇、逍遥游览山水，难道没有一个人察觉吗？何况胡忠安公出使时，从丁亥到丙申，遍行天下，足足十年才回来复命。看《忠安传》中说：“穷乡下邑，没有不到的地方。”胡忠安是常州人，距离此地只有三舍，而且这里又是往来的要道，难道建文君臣能够使用某种远距离隐身法吗？所幸伪造这本书的人不懂本朝初年的典章制度，所说的官职品秩，都是开国初年没有的；而且胡乱编造俚俗故事，自己暴露出破绽。一时之间，不读书、不懂事的人偶尔被它迷惑；即使名士一流，也有明知它是假的，却因为怜悯作者乞求同情而替它作序评论的，实在令人惊骇痛恨！这段故事本来就是一个大谎言，又是从老和尚杨应祥冒充建文帝的事情敷衍演变而成的，流传于世后，对误导后学影响不小。又，《传信录》说：宣宗皇帝就是建文君的儿子，传到世宗，都是建文帝的后代。这种说法尤其令人惊诧。大概是把宋太祖留下柴世宗两个儿子，以及元末流传的顺帝是宋端王合尊的幼子这两件事附会在一起罢了。竟然不自量力，僭称此书为《传信》，这和近来编造所谓“二陵信史”的人有什么区别！平庸妄诞的人自称真实，别人又哪里会相信他呢？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本朝史官失职，才发展到这种地步。甲戌年，今上皇帝在日讲时，询问辅臣建文君出亡的事情。张居正回答说：这件事国史没有考证，只是相传正统年间，有人在云南驿站的墙壁上题诗，其中有“流落江湖数十秋”一句。一名御史觉得奇怪，便询问题诗的人，那人自称建文帝，想要回到故土安葬。于是朝廷通过驿站把他召入宫中供养，当时他已经七八十岁，后来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大概张居正也没有记得《英录》中有这件事。

译【龙潜旧邸】宋代，君主在尚未即位、作为潜邸之主时，所封的国在即位后按惯例升为府。例如我的家乡秀州升为嘉兴府，就是其中一例。文皇帝从燕地起兵，已经把北平布政司改为北京。肃皇帝从兴王府入继帝位，也已经把安陆州升为承天府，这最符合古代的制度。只有宪宗以沂王身份再次入居储宫，穆宗以裕王身份开始登上帝位；这两个地方一个在山东，一个在河南，都是著名的重要郡县，似乎也应该把州升为府，以表彰两朝潜藩旧地。天下有些事情看起来迂阔，却关系到国家体制，这就是其中一类。如今天下的大州，在中原没有比徐州更重要的；徐州处在四面交战之地，应当改为府。其他如山西的蒲州、泽州，地势险要坚固，它们所属的县邑都不服从约束，也应该改为府治，依照本省汾州、潞州的先例。又如四川的潼川州，宋代属于利州路，是四川四路之一；作为镇帅开设幕府的地方，最为雄盛。而且它所管辖的十县都是肥沃的好地方，尤其应该赶快升为府，以便加强控制。现在提出建议的人，不是拍掌谈论卫青、霍去病，就是板起脸来谈桑弘羊、孔仅，对这些事情全都置之不理。等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才开始议论改革，就晚了！另外，四川的眉州、邛州、嘉州、雅州四州，列在上川南道之中，各自统辖大县，却没有府治。这些地方在唐朝中叶曾另设一镇，任命节度使；如今也应该合并为一个大府，把各州隶属于它。其中嘉定州最为肥沃，而且统辖六县，即使设置两个府治也可以。【年号】自古以来，纪年年号有不少重复的。即使本朝也有这种情况，如永乐、天顺、正德，都是如此。文皇帝发动靖难时，解缙、杨士奇等投降归附的大臣匍匐求哀，圣意独断，料想没有人提出更改意见。英宗复辟时，石亨等人都是武将，只是选取美好的年号来彰显上天的眷顾，哪里能够仔细考察？孝宗驾崩时，并没有突然暴亡，为什么不详细审慎却这样决定？只有今上的年号考订得最新也最确切。即使现在皇帝在位年数长久，像河水奔流到来一样，这个年号也已经应验了。大概当时高拱、张居正两位宰相的学问胜过前人。至于先帝的年号，虽然前代没有用过，但兴王府已经有隆庆殿，后来改名庆源；宣府又有隆庆卫，后来改名延庆；襄府的隆庆郡王朱载鼎，后来改封郧城，也免不了多作一番更改。而宪宗的第六个女儿下嫁驸马游泰，也称为隆庆公主，这件事就来不及追改了。此外，如今四川的剑州，曾因宋孝宗的潜邸而升为隆庆府；金章宗的徒单皇后所居宫殿，也名为隆庆。这些都明明白白地见于记载，难道是一时来不及审订吗？此前如宣宗的宣德年号，虽然前代没有用过，但梁武帝起兵时曾使用齐宣德太后的命令；隋朝官制中有宣德郎四十人；五代钱氏曾把湖州称为宣德军；宋代正朝有宣德门，宋元丰年间官制中有宣德郎；本朝洪武年间有宣德侯；金朝兴元有宣德府，就是今天的宣府；看来也未能精心考察。世宗入继帝位时，起初准备以绍治为年号，但皇上没有采用。这未必是认为弘治不值得继承，而是继承帝位而不是继承皇嗣的意思，已经隐约存在于内心，只是辅臣没有看出端倪。何况“嘉靖”二字，王守仁已经称说它显示在所刻的文章中了。关于事先有所预兆的说法，确实不能轻易否定！又，“嘉”字，古代用来纪年的是不少，只有宋理宗的嘉泰年号，当时有人因朝廷政局离合而感到得势。世宗刚即位，张璁、桂萼等人因为讨论宗庙礼制而突然获得执掌政权的机会，把旧日大臣全部驱逐，这不是因为有权势又是什么？【太庙功臣配享】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有功臣陪伴享用祭祀。本朝只有中山王徐达以下十二人配享太祖。到洪熙元年，又增加清河王张玉、东平王朱能、宁国公王真、荣国公姚广孝，陪祀太宗。此后历代皇帝附祭太庙，都没有臣子陪享皇帝，这是本朝祭祀典制中最大的缺失，却没有人提出建议。只有夏文愍任礼卿时，曾上疏议论说，太祖、太宗两位皇帝所配享的都是武臣，不够妥当，请仿照宋代制度，改用文臣，但世宗没有听从。不过，他也没有来得及请求为历代皇帝配置左右侍臣。世宗订定祭祀典制时，把刘基安排在太祖身旁，却斥退姚广孝，不让他侍奉太宗。这不仅是圣明君主独到的见解，也是天下公认的意见。只有武定侯郭英滥列其中，是因为他的元孙以谄媚得宠而获得此位。户部左侍郎唐胄曾竭力争辩，认为这样做不可以，但皇上没有听从，只有这一点不合人心。我认为，太祖、太宗两庙陪祀大臣应当升用还是退除，关系到宗庙大事，不是今天敢于擅自议论的。只是从仁宗到穆宗，一共有八座帝庙，难道会少有像丙、魏、姚、宋这些前后相继的贤臣吗？可是这项长期废置的典制至今没有举行，实在令人不能理解。我曾考察宋朝十三位皇帝，只有钦宗没有配享大臣，其他皇帝都有侍臣：太祖是赵普、曹彬；太宗是薛居正、潘美、石熙载；真宗是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是王曾、吕夷简、曹玮；英宗是韩琦、曾公亮；神宗是富弼，后来斥退富弼而任用王安石，最后又斥退王安石仍任用富弼；哲宗是蔡确，后来斥退蔡确而改用司马光；徽宗是韩忠彦。以上人物中，只有曹彬、潘美、李继隆、曹玮是武臣，其余都是文臣。南渡以后，高宗任用赵鼎、吕颐浩两名文臣，韩世忠、张浚两名武臣，大概因为中兴再造与开国相同。孝宗用陈康伯、史浩，光宗用葛邲，宁宗用赵汝愚，都是纯粹的文臣。这样看来，夏贵谿的议论本来不能说是错误的。我曾经妄自推想，仁宗朝像黄淮、蹇义等人，宣宗朝有金幼孜、杨士奇等人，英宗朝有杨溥、李贤等人，景帝虽然没有入太庙，但当时也有于谦、王直等人；宪宗朝有商辂、彭时等人，孝宗朝有刘健、刘大夏等人，武宗朝有李东阳、杨廷和等人，世宗朝有张孚敬、徐阶等人，穆宗朝有高拱、杨溥等人，都是其中的合适人选。我这是草野之人的见解，不知道是否可以供采择？唐胄驳斥郭英时说，太祖亲自确定配享的功臣名单以后，又过了十六年，郭英才以偏将身份跟随大将傅友德平定云南，开始被封为武定侯；那么郭英能够封侯，凭借的是平定云南的功劳，而不是开国的功劳。其他说法辨析得更加详细，但世宗最终没有听从。【赐外国诗】永乐三年，满剌加国王派遣使者入京，请求册封该国的山

译作为一国的镇山。皇上嘉许此事，命令把该国西山封为镇国山。皇上亲自撰写碑文，赐给铭诗说：“西山连接大海，与中国相通；向上承受天恩，向下灌溉大地，亿万年长久如此。沐浴着日月光辉，景色和煦；两岸阳光显露，草木茂盛。金花宝钿生长其间，青红交映。在这里建立国家，享受和乐安宁。” 国王喜好善行和义理，心向朝廷，希望像内地郡县一样依从华夏风俗。出入时有仪仗引导，张开重盖；仪式礼文完备，衣服穿脱合礼而恭敬。皇帝的诏书刻在坚贞的石上，表彰你的忠诚；你国的西山永远封为镇国山。山神海神都欣然护从，皇考的神灵升降于那高天之上。上天长久监察，恩德越来越盛；你的众多子孙，万世享有崇高福祉。” 永乐四年，又因为日本国王源道义捕获海盗有功，赐给白银一千两、织金彩色币二百匹、绮绣衣六十件、银茶壶三把、银盆四个，以及绮绣纱帐、衾褥、枕席等物，还有海船两艘；并把该国的山封为寿安镇国之山。皇上亲自撰写碑文，赐给铭诗说：“日本建国在大海以东，船只往来频繁，与华夏相通。衣冠礼乐彰显华夏风俗，服饰器用精美华丽，考击钟鼓。饮食有鼎俎，居住有宫室；语言文字也都顺从。善良的风俗与羯、戎大不相同，万年的盛运正逢时和年丰。皇考的神灵在天上感通，监察天下，没有不恭敬的。你源道义能够建立功劳，远方岛屿上的小股盗寇，竟敢聚众作乱。那些像鼠偷窃、苍蝇叮咬一样的盗贼暗中活动，你奉行我的命令，把他们搜捕殆尽。战船如雷电般飞驰，向绝港中的余党发动火攻。水上火势交错纵横，把成群结队的奸凶全部擒获。他们戴着刑具、弯曲手臂，被卫士押送随行；献俘来到朝廷，低声喧言。朝廷内外都夸赞你的精忠，我回头询问太史：应当怎样评定你的功劳？有国之镇山，应当赐予封号；只有你为山增添了尊崇。宠赐铭诗，镌刻在坚石上，使它万世照耀扶桑的红日。”永乐六年，嗣浡泥国王遐旺返回本国，赐给镶玉金带一条、金带一条、黄金一百两、白银三千两、钱钞、锦绮、纱罗、衾褥、帐幔、器皿等物，并按等级赏赐给王母、王叔以下的人。此前，遐旺的父亲说：承蒙皇上恩赐爵位，国内疆土都归职方掌管；我国有一座后山，请求封为一国的镇山。到这时，他的儿子又请求皇上降旨，把长军镇国之山加以册封。皇上亲自撰写碑文，铭诗说：“炎热海域的荒远之地，是浡泥所在。受到仁德熏陶，渐渐归于义理；既然顺服，便不再迁改。恭敬谨慎的贤王，只仰慕教化。遵循象征恩泽的道路，远道前来奔赴朝廷。带着妻子儿女，兄弟和陪臣，一同来到宫阙之下叩头，有话要陈说。他说君主如同上天，赐给我们礼乐。” “一视同仁，并不偏厚或偏薄。只是回顾自身德行浅薄，实在配不上所说的这些。乘着海船、张起风帆，确实辛劳而恳切。考察古代远方臣属，他们顺服而来，违逆者便受到惩罚。亲自前来尚且艰难，何况还带着家室。国王的心意确实真诚，如金石般坚固。西南番国的首领，谁能与国王相比？高山耸立，镇护着国王的疆土。把铭文刻在石上，大力彰明国王的德行。” “国王的德行能够彰明，王国便因此安宁。直到万年，都仰赖我大明。”此前，浡泥国王麻那惹加耶率领他的妃子、兄弟姐妹、男女和陪臣来朝，皇上派遣宦官设宴慰劳，沿途经过的各郡也都设宴款待。等他们抵达京城，皇上亲自设宴款待，在三公府为他的妃子设宴。不久，麻那惹加耶在会同馆去世，皇上依照礼制致祭，把他安葬在安德门外，赐谥号为恭顺。皇上命令他的儿子遐旺承袭封爵，因此有了这次请求。又派遣官员和行人护送他回国。到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领妻子、儿女和五百四十多名陪臣入朝，皇上派官员前往慰劳，有司为他们在会同馆供应帐幕等物。皇上在宫门设宴慰劳国王、王妃和陪臣，像对待浡泥国王一样，赏赐也相同，但对王妃的赏赐更加丰厚。这大概又是封山赐碑以后的事情。永乐十四年，封柯枝国王可赤里为国王，并把该国的一座山封为镇国山。皇上亲自撰写碑文，其中附有铭诗说：“截取那高山，使它镇护海邦。吐出烟雾，生出云气，为国家形成宏大的屏障。使雨旸按时，使烦热消退。造成丰收，驱除妖邪之气。庇护这里的百姓，使他们没有灾祸。家家户户都庆贺，安闲地度过岁月。山是高峻的，海是深广的。刻下这篇铭诗，与山海始终相伴。”总计为外国的山作封号，凡有四次，都是出自皇上亲制的诗文，用来光耀夷狄之地。而且文辞意旨俊秀茂盛，决不是视草的解缙、杨士奇等诸公所能写成的。由此想到，唐文皇的兵力只能伸展到漠北，却在辽水被一个海上夷国挫败；像文皇帝这样威德远播，直接覆盖东南地区，古来从未宾服的国家，也以宏伟的文章彰显于云汉之间。这种盛况，恐怕是“万礻冀”以来所未有的。【释放乐工和夷妇】宣德十年，英宗即位，论及礼部时说：教坊乐工人数太多，应当挑选能够任用的酌情留下，其余全部遣散为民。于是释放教坊乐工三千八百多人。又有朝鲜国妇女，自宣德初年被带来，皇上怜悯她们思念故乡和父母，命宦官把金黑等五十三人送回本国，令国王遣送她们回家，不要让她们无所归依。宣宗励精图治，却仍不能免除声色方面的供奉，竟到了这种程度。英宗初掌政事，仁德已经遍及华夏和夷狄了。当时，各寺的法王、国师、剌麻等六百九十多人，也减去人数，只保留一部分，其余命令回到原寺居住。又释放添财库的夫役二千六百四十多人。又裁减猪、羊、鸡、鹅二万七千多只、子鹅二千只、羊三千只、牛三千头。又减少厨役六千四百多人。至于牲口的饲料，也减少粟四万石。宣德年间正值全盛之极，然而距离开国创业还不远，冗员滥费、破坏冒领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何况成化、正德以后呢！猪、羊、鸡、鹅共二万七千多只，子鹅二千只，羊三千只，牛三千头。此外，还裁减厨役六千四百多名。至于牲口所需的饲料粮，也减少粟四万石。这是因为宣德年间正处于极盛时期，但距离开国创业还不远，冗员泛滥、冒领侵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何况成化、正德以后呢！【赐图记】君主把印记赐给臣下，始于文皇帝赐给井泉、张泌等臣。到了仁宗朝，蹇义、夏原吉、三杨、金幼孜、黄淮等诸公都得到过。后来宣宗赐给蹇义、夏原吉、三杨以及胡滢、吴中。此后，景帝赐给胡滢、王文、孔宏绪。至于宪宗朝赐给李孜省等人，不过是赐给佞幸罢了。到了世宗朝，赐给杨丹徒、张永嘉、桂安仁、李任邱、费铅山、夏贵谿、顾昆山、翟诸城、方 南海、严分宜等诸公，甚至郭勋、仇鸾这类人，也都得到过。后来方四樵辞去相位回到南海，那年只有五十岁，是参与议礼的诸公中最早离职的。临行时，他交还皇上所赐的银印记，即所谓“忠诚直谅”的印记。刘铳恰好看见了，说先朝三杨宰相都带回家而没有交还，并随口背诵三位公卿的奏疏。方四樵听从了他，于是带着印记回去了。刘铳还嘱咐说：“在乡间如果有所见闻，可以立即用印记上奏皇上。”方四樵叹息说：“假如桂见山听到这话，也不会把印记交还了。”当时担任宰辅的诸公没有不交还印记的，只有西樵把它留在家中。今上只赐给张江陵一枚银印记，印文是“帝赉忠良”。此事发生在戊寅年张江陵归葬之年，皇上命令他在途中和家中都可以用它来上奏。可是张江陵还朝以后，没有听说他上奏交还；后来张氏遭到籍没，也没有听说这枚印记仍然交还了内帑。想来张氏的后代直到今天还把它珍藏着。

译南海、严分宜等诸位公卿，乃至郭勋、仇鸾之类的人，也都得到过这种银记。后来方四樵辞去相位，回到南海，那年他才五十岁，是参与议礼的诸位公卿中最早离任的。临行时，他把皇上赐给他的银记缴还上去，银记上所刻的是“忠诚直谅”。刘铳恰好看见了这件事，说先朝三位杨相公都把银记带回去了，并没有缴还，随即当面背诵三位公卿的奏疏。方四樵听从了他的话，于是带着银记回去了。刘铳又嘱咐他说：“我退居林下以后如果有所见闻，可以立即加盖印记上奏朝廷。”方四樵叹息说：“假使桂见山听到这句话，也不会把银记缴上去了。”原来当时执掌揆政的诸位公卿，没有一个不把银记缴还，只有西樵把它留在了家中。如今皇上只赐给张江陵一枚银记，刻着“帝赉忠良”四字。这件事发生在戊寅年张江陵归葬之年，皇上命令他无论在途中还是在家中，都可以使用这枚银记上奏。可是他还朝以后，没有听说他上奏缴还此印；后来张家遭到籍没，也没有听说这枚银记被送回内帑。想来张氏后代至今还把它珍藏着。考察井泉、张泌二人，都只做到光禄卿；井泉又是厨役出身，而且二人都曾被免除死罪的诏令宽宥，这尤其奇异。【节假】永乐年间，文皇帝赐予灯节假期十天。大概是因为上元节游乐被视为太平盛事，所以假期反而多于元旦，这一做法至今沿袭为惯例。只有遇到考察外官的年份，吏部、都察院以及吏科的当事官员不得休假。因为外官到堂接受考察，正好在放灯之时，不能妨碍公务。近年有人上奏建议，于是便有人把灯节看作嬉 游娱乐的事情，作为臣子荒废职守、士民沉溺声色酒食的开端，主张议论禁止，真是不懂得体制啊！又，京师百官出城办事，夜间回来时，一定传呼红铺用灯火接送。这件事起于弘治年间。有一天孝宗夜间坐着，感到非常寒冷，问身边的人：“这时候百官中也有宴饮聚会后回来的吗？”身边的人回答：“有。”皇上又问：“天气这样严寒，天色又昏黑，倘若是清廉贫困的官吏，回去的路上没有灯火引路，怎么办？”身边的人回答：“也有这种情况。” 皇上于是传旨说：“今后京官夜间回来，无论官位高低，都命铺军拿着灯火接送。” 孝宗这样设身处地体恤臣下。近来言官上奏，想要裁减节省宴会，甚至连同僚、亲属之间也禁止酒食往来。像这样不近人情，难道是吴元济用来防备淮蔡三州百姓的做法，也应该在全盛时代出现吗？又在乙酉、丙戌年间，沈归德担任大宗伯，提出禁止奢侈、崇尚节俭的建议；他的主张很正确，论说也很详尽。皇上奉旨向天下颁示，甚至想连娼妓、优伶也一并禁止，只因议论者意见不同而停止。不必说两京教坊是祖宗设立的，即使藩王分封，也一定设置乐院，用来佐助宴饮和享庙，怎么能够全部废除呢！至于中宫、王妃的合卺礼，以及内廷庆贺，都要用乐妇供事；如果一概革除，这些庆典将怎么办？又如外夷朝贡时的赐宴、朝廷大廷元会以及各种大礼，都由伶官排演承应，难道可以全部废除吗？这些更不必说。即使四方优人聚集到京城，也是勋贵、缙绅在公务之余借来宴饮欢乐的；即使遇到会试之年的大比，宴请大小座师、庆贺新进士，也都是情理和礼节上不可缺少的。为什么竟想一并禁止呢？隆庆年间，山东葛端肃掌管西台时，也曾提出这个建议，穆宗同意实行，但最终还是不能革除。沈归德的建议则因为众人的喧闹反对而受阻。两位都是清正有名的臣子，但提出这样的建议，似乎还算不上懂得体制。【中秋无月诗】世间流传着中秋没有月亮时所作的词。相传永乐年间，皇上设宴，月亮被云遮住，命学士解缙赋诗。解缙于是当场创作《落梅风》进献，说：“嫦娥的面容，今夜应当圆满；放下云帘，不让我看见。哪怕今夜倚着栏杆不去睡，也要看看是谁经过广寒宫殿。”皇上非常高兴，又命他按照这个意思赋作长歌。半夜时月亮又露出来，皇上大喜说：“才子真可以说有夺取天工的手段啊！”考察这首词，虽然写得好，却不如金海陵炀王在汴京所作的《鹊桥仙》词：“停下酒杯不举起，停下歌声不发出，等待银蟾从海上出来。是谁把水晶宫遮得严严实实，设置了这样巨大的、通天的障碍？虬髯几乎要燃断，星眸睁裂，仍恨剑锋不够锋利。一挥剑斩断彩云的根部，好看清嫦娥的姿态。”这首似乎更加雄健爽快，令人喜爱。又听先祖父说，弘治癸丑年，庶吉士薛格在阁试中作《中秋不见月》诗，考列第一，其中有一句说：“关山有恨空闻笛，鸟鹊无声倦倚楼。”当时人们争相传诵，可惜整首诗并不相称。解缙进献的歌行，远不如这首词俊秀，不知道文皇帝为什么要称赏它。解缙进献的歌行，远不如这首词俊秀，不知道文皇帝为什么要称赏它。【先朝四骏】今上丙子年，取出内府旧藏的文皇帝靖难时所骑四匹骏马图，命辅臣张居正等恭敬题写。第一匹叫龙驹，在郑村坝大战中胸部中了一箭，由都指挥丑丑拔出；第二匹叫赤兔，在白沟河大战中胸部中了一箭，由都指挥亚失帖木拔出；第三匹叫枣骝，在小河大战中胸部中了一箭，后面两侧曲池穴又中了一箭，由安顺侯脱火赤拔出；第四匹叫黄马，在灵璧县大战中后面的曲池穴中了一箭，由指挥鸡儿拔出。以上四位拔箭者都是夷人姓名，是文皇帝从俘虏中收取的、号称骁勇的士卒，派来冲锋陷阵；他们大概不是盛庸、平安之流所能抵挡的，何况李景隆呢！郑村坝距离北平只有五十里，从此以后马头每日向南。一度抵达灵璧，便逐渐逼近京畿。当时阁臣所进的诗章，都不足以发挥文皇帝神武功业的盛大，也确实是才力有所限制。自古以来凭借战争亲手平定天下，能够与我文皇帝相匹敌的，只有唐太宗一人；当时唐太宗也有六匹战马，其中第一匹叫拳毛騧，黄马黑嘴，是平定刘黑闼时所骑，前身中六箭，背部中三箭；第二匹叫什伐赤，通体纯红，是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时所骑，前身中四箭，背部中一箭；第三匹叫白蹄乌，通体黑色，四只蹄子都是白的，是平定薛仁杲时所骑；第四匹叫特勒骠，黄白色，嘴部微黑，是平定宋金刚时所骑；第五匹叫飒露紫、紫燕骝，是平定东都时所骑，前身中一箭；第六匹叫青骓，青白相杂，是平定窦建德时所骑，前身中五箭。当时殷仲容为它们撰写赞文，欧阳询书写，赞文也不算十分相称，但书法确实极好！唐太宗和明太宗都经历百战之后享有太平。唐太宗用兵七年，但大多是在他居藩王府邸时；我太宗虽然只有四年，却没有一天不在军中，多次到了濒临危险之后才得以成功，因此进入金川门以后，他在孝陵痛哭，才登上帝位；由此可知其中的艰苦。

译这四匹骏马和六匹战马，承载着真龙天子，出入于刀枪矛戟之间；把它们画下来并用文字记载，和登上麒麟阁、凌烟阁有什么不同？然而昭陵举行葬礼之后，刻石制作六匹战马，排列在柏城中，像生前天厩的样子。后来天宝年间发生兵乱，石马全身被水浸湿，杜甫所说的“玉衣早晨自行举起，石马常常像出汗一样奔走”，大概就是记载实情。靖难四骏如果不是神圣后代加以表彰，几乎就要湮没而不传了。祖宗开创基业，与那些倒戈献浆的人完全不同，后世不应只赏识它们神骏奇异的外表，这一点应当明白。考察可知，成化年间刘文安定所歌咏的文皇帝战马，原本有八匹。郑村坝、白河沟之后，还有一匹马叫乌兔，在东昌府县大战中中箭，由都督童信拔箭；一匹叫飞兔，在夹河大战中中箭，由都指挥猫儿拔箭；一匹叫飞黄，在栾城县大战中中箭，由都督麻子帖木儿拔箭；一匹叫银褐，在宿州大战中中箭，由都督亦赖冷蛮拔箭。此后才在灵璧县交战。文皇帝靖难时每次作战都亲自冲在士卒前面，所骑御马全都受伤。当时既然有这幅图，不知道今上为什么只拿出其中一半。内府珍藏之物，绝没有遗失的道理；或许其中另有原因，也未可知。正如唐太宗的六匹战马，杜甫却只举出其中一匹拳毛騧，就是这个例子。【从龙诛赏迥异】潜邸旧臣从龙辅佐所获得的赏赐，宣宗以后紧接着就是景帝，凡是旧臣都受到恩典和任命。但两朝一时的厚薄，以及后来各人的荣枯，竟然截然不同。这方面没有比宣德一朝更明显的了。比如两位庶子陈瑛、张山，立即升任大拜并入阁，可以说是恩遇优厚了。但洗马戴纶以兵部侍郎身份出任交趾镇守， 中允林长懋出任郁林州知州；一个镇守夷方，一个被斥往瘴乡，这时受到的疏远和薄待已经到了极点。后来戴纶死于狱中，林长懋长期被禁锢；到英宗朝获赦出狱，也只能仍然担任郁林知州。曾听说林长懋因为侍奉皇上，皇上返回北京时取水路而行，触犯了圣怒；至于戴纶获罪的原因，则没有详细记载。如今看《立齐闲录》的记载，林长懋和戴纶担任宫僚时，多次苦口进谏、冒犯皇帝；遇到宣宗稍有不合意之处，就把事情报告给文皇帝，文皇帝对他们怀恨已经不是一天了。林长懋出任郁林知州后，又说了许多怨望的话，于是被投入锦衣卫狱；连同他的弟弟、刑部主事林遵节，也被调出京城担任庆远通判。又因林懋攀扯指认戴纶的罪行，于是把戴纶逮捕到京城；戴纶的叔父、河南守戴贤，太仆寺卿戴希文，以及全家人口都被籍没。戴希文的小儿子怀恩被施以腐刑，到成化年间做了司礼太监，这些都是非常规的处置。宣宗仁厚圣明，不应当追究旧事，却竟到了这种地步。想来是不是因为戴纶直言规谏，皇上担心他会像内臣江保、黄俨等人那样危及仁宗？至于景帝的长史仪铭，后来做到兵部尚书；审理俞纲、伴读俞山，都做到太子少保，而且在天顺改朝换代之际仍得到保全，恩礼没有改变。与宣德朝的戴纶、林长懋相比，差别何止天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怀恩在成化年间掌握大权、建立大功，是本朝贤能宦官中的巨擘。然而怀恩自己说是吴人，而戴纶却是山东高密人，难道是当时有所避讳吗？还是另有一个怀恩？【赐讲官金钱】宫中八局里，有一个叫银作局的，专门负责制造金银豆叶以及金银钱，重量轻重不一，历朝都用来赏赐宫女和内侍。当今皇上年幼时，常把钱和豆叶钱乱撒在地上，任由这些人捡取；还观看他们跌撞争夺，把这当作笑乐。不过，其中有一件奇异的事：李古廉任侍讲学士时，宣宗到史馆，便从袖中取出金钱赏赐各位词臣，众人都争着从地上捡取，唯独李古廉站着不动。皇上把他叫到面前，用袖中的钱赏给他。这大概只是偶尔以此戏弄、宠异儒臣罢了。景帝初年，开设经筵，任宁阳侯陈懋、阁臣陈循和高谷主持经筵，任阁臣商辂等为讲官。每次讲完，便把金钱撒在地上，让群臣争着捡取。唯独高文义年老，不能俯身拾取，因此一无所得，同列便替他捡来送给他。我私下认为，经筵不是争夺财物的地方，宰相也不是抢金钱的人，景帝又是英明之主，似乎未必有这种事。【广寒殿】大内北苑中有一座广寒殿，旧时传说是耶律后的梳妆楼，我朝成祖命令保留下来，作为后世的鉴戒。宣宗曾为它作记，可见当时皇帝和群臣还把它作为游览之所。后来日渐倾塌毁坏，再也没有人登临。然而，故老相传，直到贵臣、大榼，以至隶人，都众口一词说它是辽后妆台。想来文宗、章宗二位圣主也未必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座殿虽然长期颓废，直到当今皇上己卯年端阳前 一天，残存的材料全部倒塌，在梁上得到金钱一百二十文，原来是用来压胜的物品。钱文写着“至元通宝”。这个年号是元世祖的纪年，由此显然可以看出它不是契丹人所建。这时，阁臣张江陵首先得到金钱的赏赐，并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张氏文集晚年才刊出，人们来不及看到。而且此事涉及宫廷，世人尤其喜欢谈论。因此，如今吴越一带灵岩的西施脚迹、我乡的苏小小墓，也都属于这一类。又传说金章宗和李妃坐在这座台上，章宗出了一句对联：“两人土上坐。” 李妃对道：“一月日边明。”一时之间，人们惊叹为极其奇妙。不知道这其实是本朝国号的谶语。【蟒衣】如今内阁各位公卿大多获赐蟒衣，而最受皇帝优厚恩宠的人，多数得到坐蟒衣。这种衣服正面绣有完整的蟒身，竟然像皇帝所穿的衮龙服一样。从前只有司礼监首领太监常能得到，到了华亭、江陵诸公以后，得到它的人就数不胜数了。查正统十二年，皇上在奉天门召见工部官员，说：“官民服饰都有确定的制度。如今有人织绣蟒、龙、飞鱼、斗牛以及违禁花样，工匠处斩，家属发往边卫充军。穿用这些服饰的人，犯重罪而不予宽赦。”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上奏禁止蟒衣，说：“品官从未听说有蟒衣这种制度，各种字书都说蟒是大蛇，不属于龙类。蟒没有脚和角，龙则角、脚都具备。如今蟒衣全都织成龙的形状。应当命令内外官员中凡有受赐蟒衣的全部缴进，内外织机房不许织造。违犯者依法治罪。”孝宗认为他说得对，把这写入法令。可见皇上的禁令本来确实十分严厉。只是赏赐一再增加，完全同诏旨相矛盾，又怎么能够禁绝呢！

译【天顺年号】景泰七年秋，有个叫李珍的妖贼，是浙江钱塘人，做火居道士，听说苗贼作乱，便前去投奔他们。在路上遇到武当山道士魏元冲，对他说：“我有奇异的相貌，你跟随我，将来应当富贵。”于是两人一同到了苗贼的执银寨，李珍对他们说：“我是唐太宗的后代，出生时有紫气连续三昼夜。如今听见空中有人说话，命令我率兵征讨天下，所以我和魏元冲一同来到这里。”苗贼都顺从了他。他们筑台，假称李珍为皇帝，书写“天顺”年号，封苗贼首领等人为侯以及都司等官，率领军队二 万人到达天柱，被都指挥湛清擒获，押解到京城后处以磔刑。几个月后，太上皇复辟，恰好也使用这个年号。像这种用芦苇符信起事的小贼，竟然同圣主使用相同的年号，可见其中的机兆也不是偶然的。不过，“天顺”二字，辽穆宗已经自称为徽号。金宣宗时，有个叫杨安儿的，也僭称“天顺”。至于故元泰定帝去世后，他的太子阿速吉人即位于上都，也以天顺为年号。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中。当时石亨一类武人不值得责备，徐武功也实在太不学无术了！【英宗即位日期】英宗在位，前后共二十二年，前十四年，后八年。先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壬戌，皇帝车驾北行巡狩，直到第二年八月十五日丙戌才回到京城，蒙尘在外恰好一年，一天也没有差。从此居住南宫七年，于天顺元年正月十七日壬午复辟登极，直到天顺八年正月十七日己巳驾崩，前后也一天不差。难道这是时运和机缘偶然相合，还是果真如术士所说，是星命注定的数理吗？查吴越国的钱俶，在八月二十四日四更出生，享年恰满六十岁，也在这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四更去世；而且同他的父亲钱元瓘共用一个忌日。南唐国的李煜在七夕出生，也在七夕去世。这两人都是偏据一方而后降服的君王，不能拿来同真正的君主相比，但也很奇异。至于南济王奂的妻子殷氏，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名叫融、琛，四月二日出生，又都在四月二日被处刑，死于市中。另外，唐宰相乔琳也生于七夕，后来因投降朱泚而被诛杀，也是七月七日；那一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宋代蔡京的父亲、祖父和蔡京本人，都在七月二十一日去世，三代共用一个忌辰，更加奇异。【复壁诛赏之滥】天顺元年正月，南内夺门之变的功劳，赏赐过分滥施，已经不必说了。甚至没有眼睛的人刘智，也被授予漏刻博士。以至于教坊司乐工高钅监升任司乐，这些都见于明白的诏旨，难道不是严重辱没了这件盛举吗？因此，朝天宫道士朱可名、大兴隆寺僧本金，都凭借诵经祝祷而请求授官。山西按察司俞本，也因为曾在关羽庙祈祷保佑皇上回到京城，并抄录祝告神灵的诗文进献 了。像于谦、王文这样的重臣，即使说他们得罪了皇上，杀戮本人，永远戍边其子孙，也就够了。何至于抄没他们的家产？自祖宗以来，除非是叛逆，从未使用过这种刑法。此时已经残酷过分。至于阁臣岳正，仅仅因为泄露圣上的话，罪罚只到戍边，却把他的住宅和所有家具全部赏给通事达官李铎，岂不是更加过分吗？甚至都督范广，战功同石亨相当，只因为是于谦所喜爱的将领，被曹、石一党憎恨，就处以极刑，并把他的宅第以及妻子儿女赏给降虏皮儿马黑麻，这更是本朝的怪事。一时之间，诛杀和赏赐不遵循祖制，也不合人情，竟到了这种地步。成化二年，范广的妻子宿氏申诉冤情，宪宗怜悯地说：“范广骁勇善战，是当时众将之首，却被朝廷内外的奸臣用计杀害。”于是命令他的儿子范升仍然承袭世职，并归还原先没收的家产财物。这样看来，范广的妻儿被匈奴人侮辱已经十年了。后来那些忠于义理、报效国家的人，难道能不因此丧失志气、自我沮丧吗？【景泰初赐边臣敕】正统己巳年八月十五日，皇上北行巡狩，未能回来。十七日，消息传到京师；十八日，景帝奉太后之命监国；到二十八日，令旨 告谕镇守居庸关的内臣潘成、都指挥孙斌、员外郎罗通：“如今得到镇守大同等官员的报告，说虏寇包围拥挤着一个人到了城下，声称是至尊，众官都出城朝见，并给他银两、缎匹，赏赐众人等事。这些没有谋略、没有见识的人听信了他的欺骗诱惑，已经派人去责备他们，不许再犯从前的错误。谕令到达后，你们只按照前面的谕令办，不可像他们那样轻易相信。中国只知道把社稷放在首位，你们守将只知道为国家守关放在首位。今后如果遇到这种不能辨别真伪的情况，千万不可听信虏寇的诱骗。务必谨慎，务必谨慎！”因此，诏书上盖有郕王的印玺作为凭证。当时景帝监国才十多天，却有“只按照前面的谕令办”这句话，可见此前派去传达意旨的，不止一次。又说“不许再犯从前的错误”，又说“不能辨别真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已经明白表示，睿皇帝如果再次来到边关，一定应当拒绝他回来。至于“以社稷为重”这句话，早已布告给边将。因此，监国登极以后，自然完全用这句话来挫败虏寇的谋划。可是后来却单独把罪责归给肃愍、王毅愍二人，难道不是冤枉吗！罗通不久升任右副都御史，总督军务并获赐敕书，于是地位反而排在内官潘成之前了。罗通初次出仕时任交趾清化知府，后来被贬为广西河泊所官，途中遇到异人，异人授给他兵书，说：“己巳年的灾难，需要依靠公才能得到重用。”后来这话果然应验了，也很奇异。

译【宪孝二庙盛德】宪宗在东宫时，景帝废黜他，降为沂王。等到他登极后，有个训导高瑶上书建议，请求追复郕王的尊号。黎文僖黎淳当时任庶子，上疏弹劾高瑶，说他有两条死罪。皇上批示说：景泰年间的过失已经过去，朕不放在心上。显然是献媚邀宠，这些建议都不必施行。几年后，景皇帝终于获得追崇。黎淳既然受到这道批示，本来应当引退，可是此后仍在侍从之列，历经成化二十多年，直到孝宗弘治四年，才以南京大宗伯的身份退休。这难道不是脸皮太厚了吗！孝宗即位初年，臣下想追究原锦衣卫都指挥使万喜等人的罪，并抄没他们的家产，皇上不允许。不过，万妃当日如果果真向纪妃进鸩毒，按照天理人情，即使追究并洗雪这桩怨毒，也不算过分。而孝宗因为事情经过尚未弄清，又担心伤害先帝在天之灵的心意，始终没有采纳。此事虽然显示孝宗的圣德超过古人，也有赖于刘博野等阁臣从中调护。孝宗关注外戚，想使他们富贵，却不能如愿，只追封孝穆皇后的父亲福斌为都督而已。后来有两个自称是国舅的人，又有太监陆恺，也附会说自己是皇亲，都授予金吾官职，接受丰厚赏赐。并且在孝穆皇后原籍的祖坟设置一个巡检司，负责守护。后来冒充欺诈的事情败露，他们都依法处置。皇上仍命令派官员到粤西寻找真正的外家，但始终找不到，于是下令撤销所设置的巡检司，寻访之事也随即停止。原来起初误报纪氏为李氏，所以冒充者纷纷出现。孝穆皇后去世的情形既不显明，她的宗族又没能享受到恩泽，真是命运多么薄啊！查孝穆皇后相传是广西桂林人，实际上是平乐府贺县人。又据《双槐岁抄》说，孝宗曾将皇后父亲李公封为庆元伯。既弄错了他的姓，又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似乎不够确实。又有人自称是孝穆皇后的亲兄长，户籍却是无为州巢县人，同广西相距万里，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君相异禀】宪宗皇帝的声音略有口吃，但临朝宣布诏旨时，却响亮流利，像珠子贯串一​​样。近年新安许文穆公的头总是阵阵摇动，遇到进讲、接受圣旨时，却直立不动，出来后又恢复原状。由此可知，君主和宰相的天赋禀性，本来就不是常人可以相比、通常道理可以测度的。又有丙戌年进士、浙江人罗应斗，平素强健无病，但每次坐在公堂上，总是眩晕得像要死去。起初，他由起部郎升任陆郡守，后来辞职回乡；再次被起用后，病情仍像从前一样，刚到任便 离去了。这大概是福分浅薄所致。【贡鲊贡茶】楚地进贡鱼鲊，始于成化初年，大概是镇守内臣私自进献。数量不过一千斤，后来逐渐增加到数万斤，改由布政司负责，贡船增加到十二号。孝宗仁慈宽厚，仍命令归属中使管理，减去船十双，历朝都沿袭这一做法。当今皇上壬辰年，因为楚地进贡的鱼鲊粗劣，甚至夺去左方伯的官职，使他成为编氓。这件事大概又归属藩司办理，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年改的。这类事情都成为职贡的成例，一旦形成这种弊端，遗留下来的拖累竟无穷无尽。由此又想到宣德六年，常州知府莫愚上奏说：本府宜兴县原来进贡茶叶的定额只有一百斤，逐渐增加到五百斤，近年竟达到二十九万斤，陈茶缴纳后还缺少九万斤，请求皇上施恩免除。皇上说：没想到茶叶造成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于是命令欠缺的部分免于进贡，仍在二十九万斤中只进贡一半。当时距离太祖、太祖庙的时代还不远，而且宣宗圣德，也不免把旧额增加到数十倍。即使说减去一半，数量也仍然不少。何况后世只知道增加，不知道减少吗！【召对】孝宗留心政事，优厚礼遇大臣。每次赐予召见对答，几乎如同古代一天之内多次接见大臣。这是本朝最为兴盛的时期。此前，宪宗因为说话声音略有口吃，所以很少召见大臣对答。有一天，他召阁臣万眉州、刘博野、刘寿光等入内，询问当前政事，他们都不能回答，只是叩头高呼万岁。当时有“万岁相公”的嘲谑说法。当今皇上沉默多年，从庚寅年元旦召吴门、新安、太仓、山阴四人入内对答，此后又过了二十五年，到乙卯年四月，因为张差闯入宫禁一事，召方德清、吴崇仁两位宰相入内商议。方德清只是叩头连声答应，不能再说别的话；吴崇仁则闭口不言，不再发声。等到皇上发怒，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皇上厉声命令把他拿下，群宦官哄然而聚，将他殴打。事情发生得十分仓促。吴崇仁惊恐害怕，辗转僵卧在地，甚至大小便都失禁了。皇上回到宫中后，几名隶役扶着他出去，他像一个土木偶人一样，过了几天，视力和听力才恢复。这真可以说是天威显现在人的面容上。假使温峤也无法容忍而谢罪，更何况吴崇仁自从登第以后，还没有拜见过穆宗温和的容貌，一旦身居执掌政务的职位，竟然惊慌失措到这种程度；同宪宗朝的万眉州等人相比，又更加不如了。【重修会典】《会典》这部书，大概是仿照《唐六典》而编写，并且更加详备。太祖最初撰成《诸司职掌》，到英宗复辟时，又命令词臣纂修《倏格》，接续在《职掌》之后。大概《会典》的权舆已经在这里了，只是还没有编成完整的书册。直到弘治十年丁巳才开始创立编修此书，书成于弘治十五年，赐名《大明会典》。进呈那天，孝宗驾临奉天殿接受此书，在礼部设宴款待总裁刘健等人，命英国公张辅陪宴，典礼极其隆重。当天孝宗亲自撰写序文为它作序，但还没有来得及刊行。到正德四年，删削润色后刊刻上板。又到嘉靖八年，世宗再次命令词臣重修，已经有了头绪。嘉靖二十四年春，阁臣严嵩等又请求续补新的条例，以编成全书，皇上同意了。到嘉靖二十八年才完成。起初由张永嘉、桂安仁、夏贵谿等人主持政务，因此像宗献王、分郊、四禘以及改定冠服制度等，都详细记载新制，反而对旧仪记载简略。又，礼部仪司所列大行皇太后的丧礼一项，把兴献王的章圣蒋后反而排在太祖孝慈马后之前。后来又都由严分宜担任总裁，只知道讨好皇上，混乱礼制、逾越法度，到了极点。进呈供世宗阅览以后，世宗把它留在宫禁之中，不作序，也不发布刊行，圣意深远。到当今皇上在位第四年，又命辅臣张江陵等会同史臣重修，到第十五年才完成，现在刊行的就是这一部。这部书虽然经过四次修订，但民间流传的刻本，只有正德和万历两部而已。【弘治中年之政】番僧尚师答巴坚参，被封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宏妙大护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这是成化年间的事；到孝宗登极时，这些封号已经革除了。

译弘治九年，又下诏晋升灌顶大国师答巴坚参为西天佛子；道录司左正一王应琦等三人，也恢复真人、高士的原职。到弘治十年，又赐给真人王应琦、陈应循等真人印和诰命，而言官竟没有能力纠正这件事。此前，成化年间僧人继晓、李孜省凭借旁门左道得到进用，后来都依法伏诛。到了这时，太监李广 又用烧炼丹药、服食丹药的事情蛊惑孝宗。看弘治十年大学士徐溥所上奏的谏疏说 “炼成的是什么丹？炼制的是什么药？”给事中叶绅弹劾李广时说：“一是以烧炼为名欺骗陛下，进献不合经义的药物；二是为皇太子设立寄坛之名，却有拖延疏远之说。”李广这种旁门左道、欺骗荒诞的行为，也不亚于继晓等人。弘治十一年，清宁宫发生火灾，吏部员外郎张彩又上疏劝谏，说：“太监汪真、梁芳扰乱国家典制，若能免于万死之罪，已经是侥幸了！陛下为什么还要再次召回他们？”这是因为李广虽然已经死了，但汪真、梁芳又重新得以进用。弘治十二年五月，五府六部上奏说彗星出现，并说：“近年通过传升、乞升而升任的文职官员达到八百四十多人，武职官员达到二百六十多人，这是成化末年的一倍。又，进献到内库的银两本来都有定额，近来却额外征取三次，收进太仓宫的银两达到一百三十万两。”弘治十四年，皇帝命御用太监王端把齐玄武神像送到武当山，使用黄色围子的快船八十多艘。科道官以及吏部尚书倪岳、兵部尚书马交升，都极力劝谏，但皇帝不听。又，太监孙振的侄子孙汉请求恩准送入国子监读书，皇帝答应了；这是历朝仅有的事情。又，尚膳监奉御赵瑄把雄县等地的闲置土地献作东宫官庄，皇帝命官员前去踏勘。户部竭力说明这样做不可以，皇帝说：“既然已经派官员去了，就姑且等候结果。”当时霸州等地有仁寿宫皇庄，是仁寿孝肃皇后居住的地方；她当时被称为太皇太后，是皇帝的祖母。因为被给事中周旋等人弹劾，皇帝下令退出这些牧马地。唯独东宫献地一事得到批准，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武宗即位后，皇庄遍布京城附近，难道不是由于这件事有了先例吗？以上几件事，都是宦官们为了讨好皇帝而做的。虽然这对孝宗的圣德没有丝毫玷污，但同弘治初年的政治相比，似乎稍有不如。宦官对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影响就是这样。考察张彩以曹郎身份抗疏直谏，不能说他不是正直之臣；但后来却位列逆党。嘉靖年间的赵文华也是这样。【进献玉玺】关于秦玺的始末，我已经借也先的傲慢书信辨析过了。本朝初年，对秦代遗物并不在意；但弘治十三年，巡抚陕西都御史熊翀上奏说：鄠县百姓毛志学得到一方玉玺，宽一尺四寸、厚二寸，上面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皇帝把这件事交给礼部办理。当时传闻文穆瀚任尚书，认为这是后世仿照秦玺所 刻制的，绝不是真品，只应暂且收藏在内府。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只赏给毛志学白银五两，对巡抚等人没有另加赏赐。考察秦玺不过四寸，就是雍州玺。所谓蓝田玉玺也只有六寸，至于元阳桓所进献的也只有四寸罢了。现在这方玉玺竟大到一尺四寸，它不是真的，根本不必辨析。圣明君主的明察，礼臣的守正，远远胜过宋代元符年间的君臣。【御膳】君主的御膳使用素食，只有孝宗朝最为严重。每月必有十多天斋戒。不过，这些斋食都是光禄寺卿削减旧例后进献的，而宫内厨房自行供给。又因为给事中徐昂进言，仍把膳银发给光禄寺，用来补充供膳的不足。到了世宗长期居住在西内，奉事玄教、设坛醮祭，不吃荤食的日子很多。光禄寺负责大规模烹饪的地方既远，所准备的食物又不精良，所以把烹饪全部交给大宦官们办理。听说所进的蔬菜中，都用荤腥的血和清汁调和后进献，皇帝这才觉得甘美，所花费的钱财无法计算。这样实行了整整三十年，直到先帝以及当今皇帝，仍然作为旧例沿袭。况且斋戒的日子少了，珍贵食物却更加丰盛。从司礼监掌印太监以下，轮流值日。常常看见一个中贵人卖掉一座大宅，只够供应皇上一天的饮食，往往皱眉流泪却不敢说。大概因为先朝横加赏赐没有定数，受赐所得又很多，用余力办理这些事并不困难。但当今皇帝驾驭臣下最为严厉，连每年按例的赏赐也削减了，掌管御膳的人平时没有办法，只能把吏部、兵部当作外府，从中间取得的收入，一半用来充作精美膳食进献。于是大臣执法不能完全听从他们，大宦官便恼怒，往往借皇帝的中旨加以责问，有时甚至发生冲突，使大臣无法安居其位。真是令人感慨啊！【先朝藏书】自祖宗以来，藏书都在文渊阁，大体上宋版书占了一大半。文渊阁的位置既幽深隐秘，建筑制度又低矮狭窄，窗户昏暗，即使白天也必须排列火炬。因此抽取查阅非常困难，只是掌管这件事的都归典籍官负责。这些人都是凭资财幸进的官员，虽然不懂书，却盗取藏书拿去牟利的很多，历朝已经丢失了一大半。到了正德十年乙亥，也有人上诉说应当由有关科道官办理，于是命中书胡熙、典籍刘祎、原管主事李继先查对整理。由此反而被李继先窃取了其中精华，损失更多。过去一直传闻，都说杨升庵因为他的父亲担任宰相，偷偷进入文渊阁盗取藏书，人人都相信这种说法。但乙亥年，新都公正因为父亲去世而在四川守丧，杨升庵怎么能够闯入禁地呢？至于今天，藏书已经十之八九丢失；再过几十年，文渊阁恐怕要变成结绳记事的时代了。

译【御辂】大朝会所用的仪仗，是设置在大朝会丹陛前的，有大凉步辇一乘、步辇一乘、大马辇一乘、小马辇一乘、玉辂一乘、大辂一乘、板轿一乘。至于皇帝到郊外祭祀以及到附近巡幸，只乘步辇，其他车辇只是为了陈列观美而准备。考察古代有五种辂车：金辂、革辂、象辂、玉辂、木辂。现在玉辇和大辂由象来负载，而革辂、木辂的名称不显。想来木辂就是板轿；至于革辂，大概是在征伐时使用，武宗正德十四年亲征宸濠时，曾乘革辂，最符合古礼。玉辂则用于亲耕籍田，其他辂车不知道先朝是否也曾乘用。我小时候，正值乙酉年五月，当今皇帝因为旱灾亲自到南郊祈祷，从宫中开始徒步走入天坛，我亲眼看见他和穆宗相似的容貌；他穿青色苎布袍，系黑色角带，步行矫健，群臣没有人比得上。四位阁臣都随侍左右，当时山阴王家屏是最后一位，走到半路便中暑，靠人扶拉着回去。潞王也在皇帝左右随从，直到午后皇帝才骑马回宫，步辇也没有乘坐。至于皇帝在宫禁之内游幸，只使用稷轿，这种轿子轻便快捷，轿辇数量也比过去少了好几倍。至于古代的五副车、金根车、豹尾车、云母辇，以及踏猪车、阘虎车之类，它们的制度大概早已失传了。【武宗游幸的开始】武宗乘八骏出游，始于宣府，事情发生在正德十二年八月。但在前一年丙子年的元旦，以及仲冬初一，礼仪已经先出现不合规矩的情况。元旦朝会结束后，御史程起充进谏说：“近来正旦这个节日，文武百官和四夷百蛮，等候报时入朝祝贺，直到酉时礼仪才完成；等到散朝时，漏刻已经过了很久。腹中空空的人群奔跑赶回家，前面的人跌倒，后面的人绊倒，彼此踩踏。有个将军赵朗竟然死在宫禁门前，其他臣僚有的丢失簪笏、毁坏冠冕，以能活命相互安慰。午门左右，官吏寻找自己的上官，儿子呼喊父亲，仆人寻找主人，喧闹得像街市一样，听到的人都感到寒心。如果仓促之间发生变故，将用什么来抵御呢？”皇帝没有醒悟。这年仲冬，皇帝视察祭祀用的牲畜，入夜后才回来。边兵争着进门，把宫门内挤得水泄不通，踩踏而死的有很多。当时杨新都因忧患离职，梁南海代替他担任首辅，本应以死力谏，最终却没有听说他伏在宫阙前苦苦劝谏。第二年丁丑正月举行郊天大礼，皇帝竟又到外面打猎，半夜才回来。到了三月传胪，状元舒芬等人一直等到深夜，殿上点灯传呼，事情才得以办完。这是把夜间当作白天使用，逐渐成为惯例。从此期门军随从皇帝微服出行，便无法再追究了。到秋天皇帝出居庸关，巡行上谷，一直到太原、榆林，都由此开始。元旦的时候，即使政务官员能够撞破头颅叩击玉阶，也未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奏疏一封接一封，都没有得到改悔，后来便只顾保持俸禄而默默不言了。这样的宰相还要他做什么！现在的人娱误信《鸿猷》等记录，动辄称梁文康为社稷之臣，这是错误的！后来吴廷举因为不进谏而责备蒋全州；蒋全州在正德年间任三位辅臣之首，到嘉靖初年才主持国政。【武宗假托的名号】武宗南征时，假托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后军都督府等名号，并领取俸禄。出发时有赐给敕书，回来时有张旗设帐庆贺，这些都是人人知道的。至于他崇奉佛教，自称大庆法王，番僧便借此上奏请求田地百顷，作为大庆法王的下院。当时礼部尚书傅珪假装不知道，上疏驳斥说：“法王是什么人？竟然与皇上的尊号并列，实在是大逆不道，应当诛杀。”皇帝下诏不予追究，而设置下院的说法也就停止了。考察这件事，其实就是嘉靖年间奉祀玄教、屡次加封真人、帝君等名号的开端。正德五年，武宗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并赐给金印、玉轴诰命。这是弇州已经记载过的奇异典制。又据《宝录》记载，大庆法王印列为天字第一号；而镇国公这一爵号，也命人刻制牙牌，和参加朝会的官员没有区别，更是奇事。又，宸濠叛乱时的檄文指斥皇帝说：“自己佩戴都太监牙牌”，这句话似乎不太可信。【武宗再次进封爵号】武宗最初出征时，以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为官衔，率兵出行。后来亲征应州凯旋，又加授了官号。他给兵部的敕谕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自统率六军，剿灭虏寇，扫除腥膻，使百姓安定、众人得到保护，雄威远播。边境肃清，神功圣武，应当加封显贵爵位，以报答他的功劳。现在特加封为威远大将军公爵，给以俸禄，仍命吏部、户部知悉。”这是到此时又把威武的名号改成了威远。到了本年九月，便晋封为镇国公，在后军都督府带俸，领取五千石俸禄，制作镇国公牙牌，并赐给诰券。又因为他自称总督，于是把天下的总督官都改称总制。第二年春天，又加封太师。不久南征宁王，重新使用原来的官衔，仍称威武大将军，率兵南下；安边伯许泰任前锋，悬挂威武副将军印。许泰因此敢于当面对人称皇帝为同僚。到正德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到京城，提督赞画军务、平虏伯朱彬上疏称：奉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指授方略，擒获宸濠逆党申宗远等十五人。皇帝下优诏答复。此前题奏虽然有人称镇国公，却还没有人敢直呼其姓名；到朱彬才直呼其名上奏，于是干脆把他当作同列看待了。威武这个称号，古代没有这样的官职，虽然宋代将领曲端曾任威武大将军、泾州防御使，后来死于狱中。这并不是一个吉祥的名号。【君主的别号】古代以来的帝王，没有听说有别号。只有宋高宗把自己的居室题作“损斋”，想来这就是别号了。本朝只有武宗自号锦堂老人，但他去世时圣寿刚刚超过三十岁，为什么突然称作老人？世宗自号天池钓叟，当时在京的词臣都作诗，只有兴化李文定一时最合皇帝的心意，就是现在流传的“拱极众星为玉饵，悬空新月作银钩”这一联。又，嘉靖二十三年，宫廷向外施药，药上有“凝道雷轩”的印章，传闻“雷轩”是皇帝的道号。又有人说世宗号尧斋，后来穆宗号舜斋，当今皇帝也因此号禹斋，所以己卯年“应天命禹”这一题目，是暗中歌颂两朝，并不是谄媚江陵。不知是否可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五千石、十五年、十二月、十五人〕 【帝后别号】武宗南征时，自称总兵官、镇国公，这是把至尊之位降为戴盔披甲的将领，但仍然寄托在朱寿这个名字上。至于奉行天竺佛教，自称大庆法王，则与西番入贡僧人所受的封号相同，这已经很奇怪了。至于世宗奉事玄教时所加的道家名号，大体上与宋徽宗的名号相同；又给孝烈皇后追封为妙化元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

译【帝后别号】龙虎山张真人的母亲和妻子，按惯例都可以得到元君封号；后来有人想改封为一品夫人，严厉的诏旨却不允许。这样一来，天下人的母亲却被降格为异端教徒的夫妇，怎么向后世交代？佛、道二教迷惑人，即使英明的君主也不能避免。嘉靖年间，真人邵元节、陶仲文的妻子，都封为一品夫人，不称元君。【皇帝赐给故相的诗】杨文襄在正德末年，以次辅、少傅的身份居住在丹阳。恰逢武宗南巡，以征讨宸濠、宁庶人为名，临幸他的宅第，停留车驾，前后总共去了三次。皇帝作绝句十二首赐给他，杨文襄也作绝句称颂皇帝的圣明武功，数量同样是十二首。又有应制律诗若干篇，刻成两编，名为《车驾幸第录》。吴中人王文恪 作诗四章夸耀这件事，最后一首律诗说：“漫衍鱼龙看未了，梨园新部出西厢。”想来当时文襄在南山设宴，命伶人演出崔、张传奇来佐餐，王文恪的诗大概记载了真实情形。杨文襄当时特别承蒙皇帝宠爱，只把招致皇帝亲临作为荣耀，却不能竭力劝皇帝回銮，只是进献《册府元龟》等书，似乎违背了旧日辅弼之臣的情谊。不过，如果他能阻止皇帝巡行苏、浙一带，那么功劳也足以称道。如今世宗即位，召他起复并再次任相，尚且还采用词臣润色诏令的旧例，却没有听说他匡正皇帝的心术。大概此公兼用权术，逢迎和救正各占一半，所以应当被张、桂等人轻视。【忌讳穿白服】白色是凶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汉高祖时三军穿缟素就是明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章〕 晋代妇女一时间都在头上插白柰花，传说天女死了，她们便以此服丧。不久太后去世，人们怀疑这是灾异的征兆。但南朝天子闲居时都戴白帽，如宋明帝戴乌纱帽，刘体仁便立即改戴白纱帽就是这样。武宗征讨宸濠凯旋进入京城时，旗帜仍然用白色；凡是江西跟随叛藩的大小官员，直到前吏部尚书陆完、左都督朱宁，都赤裸上身、反绑双手，头上插着白旗。那些已经伏法的叛徒，就把首级悬挂在竿上，也用白旗标明姓名。从东安门穿过大内而出，几十里之间白色连成一片，像下了雪一样，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当时已经临近除夕了。第二年壬午春天，皇帝就在豹房去世。既然如此，那么国家仪容、军队仪容，即使排除白色也可以；何况俘虏押到朝廷献俘，按惯例不是应该戴红巾、穿红衣吗？【禁止宰杀猪】宋徽宗崇宁年间，范致虚任谏官，说皇帝生于壬戌年，生肖属狗，民间不应杀狗。徽宗同意了他的建议，下令严禁屠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这是古今最可笑的事情。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当时武宗南巡，到了扬州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抄录奉到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钧的帖文，查得养猪、宰猪本来是平常事务。但因为猪与爵位的本命生肖相同，姓和名又音同字异，而且食用猪肉还会引发疮疾，实在很不方便，因此晓谕地方：除了牛羊等不禁止外，猪一律不许饲养。至于改卖和宰杀，如果故意违犯，犯人本人以及同房家属和子弟，都发往极边地区永远充军。这样看来，范致虚的说法又在本朝实行了。古今各种怪事可以相互对应的，还有什么没有呢？王侍郎名王宪，当时随从皇帝亲征叛乱的宸濠，后来得到世宗的知遇，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康毅。范致虚随宋高宗南渡，也曾任宰相。【禁止屠宰的怪事】古今禁止杀牛，除了郊祀之外一直都有严禁；只有边塞地区不能完全遵守，这也是情势所决定的。内地两京却天天享用整牛，虽然有皇帝明旨也不能制止。于是禁止屠宰还有更可笑的事，例如正德己卯年，武宗南巡时禁止宰猪，民间便把所养的猪无论大小都杀掉腌藏。到了庚辰年春天祭祀孔庙，本应使用猪牲，仪真县学竟然用羊代替。近年因为天旱而禁止屠宰，给事中胡汝宁于是请求连捕捉青蛙也一并禁止。考察《周礼》，蝈氏负责供应御膳，所说的就是今天的青蛙。汉代霍光也曾上奏，说丞相擅自减少宗庙祭祀所用的蛙和羔羊。既然君主生死都要用到它，给事中怎么因为好生之心，连这种水族也要禁捕呢？这和武则天时因为狼咬死鱼而加以禁捕有什么区别？与成化年间御史请求禁止驴骡同车、弘治年间给事中请求防止马鬃被偷相比，那些还可以原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十二月〕 至于买卖和宰杀，如果有人故意违犯，违犯者本人以及同一户中的家小，都发往极边之地，永远充军。这样看来，范致虚的说法又在本朝实行了。古今怪事，能够彼此相提并论的，真是什么都有。王侍郎名叫王宪，当时随从武宗亲自征讨逆濠，后来被世宗知遇，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康毅。范致虚跟随宋高宗南渡，也曾任宰相。【禁杀怪事】古今禁止杀牛，除了郊祀以外，一向都有严厉的禁令。只是边塞地区不能完全遵守，这也是形势所决定的。内地则两京每天都宰杀整牲享用，即使有明旨也无法制止。可是，关于禁杀还有更可笑的事情：正德己卯年，武宗南巡时下令禁止宰杀猪，于是民间把所养的猪不论大小全部杀掉，腌制收藏。到了庚辰年春天祭祀孔庙，本应使用猪作为祭牲，仪真县学竟然用羊来代替。近年因为天旱而禁止屠宰，给事中胡汝宁于是请求连捕捉青蛙也一并禁止。考察《周礼》，其中的蝈氏负责供应御用食物，这就是现在所说的青蛙。汉代霍光也曾上奏，说丞相擅自减少宗庙祭祀所用的蛙和羔羊。既然君主生前和死后都要使用这些东西，给事中为什么出于爱惜生灵，连这种水族也要一并禁止呢？这和则天后时期狼咬杀鱼有什么不同呢？与成化年间御史请求禁止驴骡同车、弘治年间给事中请求防止马鬃被偷相比，还算可以宽恕了。【坝上马房】朝廷内外各种大小祭祀典礼，都由祠部和太常寺主管。唯独坝上马房没有隶属机构，也不列入祀典。遇到祭祀日期，光禄寺准备祭祀用的牲畜和食品，派宦官前去祭祀。不知这项安排起于何时，必定是后世增设的，并非祖宗旧制。如今本房所需的草料粮食极其繁多，由户部一名郎官主管，耗费不计其数。此前，成化十八年，宦官梁芳进献白水牛一头，每年支出的费用达一千多金；历经孝宗直到武宗，已经二十多年。到这时，言官上疏说：“坝上八处，所养的只有牛，最为浪费，数量无法计算。先 前帝朝时，给事中许文锡提出意见，认为应当把它送到牺牲所和光禄寺，已经得到圣旨同意，却因内臣黎春进言而被阻止。现在应当按照这个意见办理，以节省冒滥的开支。”武宗同意了。但坝上马房至今仍照旧供应草料和放牧费用。国家这种不合常规的开支，往往都是如此。【伶官干政】武宗宠爱优伶，几乎与高齐和朱耶氏末期相同，甚至赐给他们飞鱼服等禁服。不过官职品秩还算有所节制。唯独臧贤以教坊司右司乐的身份上疏请求休假，说自己患病，不能侍奉左右。皇帝下优厚的诏书挽留他，又升任他为本司奉銮，继续供职。他所受到的礼遇超过朝士，已经是异常了。后来，中书官、光禄卿周惠畴因聚众弹劾，皇帝同意他离职；他又托臧贤向皇帝恳求，说家乡遥远，难以回去，请求暂时留在京师。皇帝下诏恢复他的职务，这仍可说是走了另一条途径。编修孙清，弘治壬戌年考中一甲第二名，却因士大夫舆论不齿而离职；后来又因臧贤推荐，被起用为山西提学副使。当时丹徒人杨文襄任太宰，对人说：像孙清这样的人，如果不让他担任一个官职加以约束，将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希望借此平息一时的毁谤议论。伶人竟然横行到掌握文学词臣进退的权力，即使不等到他与钱宁勾结、参与朱宸濠叛乱，也应当将他寸磔处死。可是他最终只被赐杖并发配戍守，落得凶恶的结局，世人认为这还没有完全抵偿他的罪过。

译此前，臧贤奉命祭祀碧霞元君，所经过的州县，他傲慢地坐着接受拜谒，乘肩舆时还让人呼喊清道，官吏们听到风声便迎接跪拜。到了济南，三司官员出城到郊外慰劳他，完全按照宾主之礼行事。后来臧贤被发配到广西驯象卫，因为案件供词牵连到钱宁，钱宁害怕谋反之事泄露，暗中派人把他在张家湾杀死。●卷二 ○列朝 【世宗入绍礼】世宗从兴王府入京继承皇位，最初到京城外时，驻跸在行殿，礼部拟定仪式，按照皇太子即位的礼仪办理。皇帝对长史袁宗皋说：“遗诏说的是让我继承皇帝之位，并不是让我以皇子的身份即位。”辅臣杨廷和等请求让他从东安门进入，住在文华殿，等待群臣劝进。皇帝不准许。辅臣们没有办法，只好以慈寿皇太后的令旨，命内外臣民就在行殿上递进笺表，举行三次劝进礼。可见皇帝关于继承皇统而不是继承皇嗣的说法，早已在心中确定了。张璁、桂萼等提出意见，不过是暗中窥探他的意图罢了。这年九月，章圣太后从安陆来到京城，礼部拟议从崇文门进入东华门，皇帝不准，命令重新议定。礼部又议从正阳左门进入大明东门，皇帝仍不接受，命令再次议定；群臣又坚持原来的意见，皇帝于是亲自确定仪式，从正阳中门直接进入，直到其他宫门和大内都如此办理。圣旨下达后，大臣们不敢再违抗，于是礼部拟定迎接圣母凤轿和仪仗的礼仪，请求按照旧例使用王妃礼。中旨批示下来，竟然命令办理母后车驾仪仗的注籍，已经都称作圣母了，又何必等到嘉靖三年才称她为本生皇太后，直到嘉靖七年才直接称为圣母皇太后，然后才确定名分呢？群臣纷纷哭泣进谏，伏在宫阙前请愿。这些人不过是自取罪责罢了；但侍奉君主，本来就应当这样。【引祖训】世宗入京继承皇位时，采用武宗遗诏说：“先皇孝宗的亲弟弟兴献王的长子，聪明仁厚孝顺，按照伦序应当即位。遵照《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立即派官员迎接他来京，继承皇帝之位。”据考，“兄终弟及” 《祖训》所说的兄弟，是指同父的兄弟，正如孝宗与献王的关系。至于世宗与武宗，只是同堂的伯叔兄弟，怎么能援引这条规定说成亲兄弟呢？当时起草这道诏书的人是杨文忠杨廷和。他既然错误地引用《祖训》，后来张璁、桂萼提出议论时，又改口援引宋代濮安懿王的故事来拒绝他们，立论前后不坚定，最终不能取胜。嘉靖二十一年，册立太子的事情长期没有定下来，皇帝忽然拿出御笔手札，提出等待嫡子的意见。当时王太仓王锡爵刚从乡里起用而主持国政，拟定两道意见上奏：一道是确定册立日期；另一道说中宫年纪尚轻，姑且等几年，日后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长子，以遵守《祖训》，现在先同时册封三位王子来等待结果。皇帝最终颁出等待嫡子的旨意，于是满朝哗然。群臣认为《祖训》所说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藩王继承爵位的例子，并不是天家的制度。皇帝虽然震怒，王锡爵自己承认拟定这道条旨时偶然有误的罪过。皇帝说：“你既然认罪，把朕置于什么地位？”不久，同时册封三王的事情也搁置了。等待嫡子的主张，沈鲤任商邱宗伯时，也曾私下提出过；但王锡爵把《祖训》作为依据，就是错误。王锡爵是在仓促之间姑且凭臆测应对，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也有其道理，杨廷和当时也是如此。皇帝已经长期身体不适，反复筹划推敲，本来不应再有多余的疑义，却仍然免不了出现这样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两位都是一代名臣，起初并没有因此降低声望；但他们给后来的年轻人留下了谈论的把柄，以致后辈互相讥讽。由此可见，通晓当今事务的困难，胜过博览古事。【世室】世宗即位后，张璁、桂萼又提出提高兴献王尊号的议论。当时附和的人还很少，而且兴献王已经安葬并奉祀在观德殿。嘉靖元年九月，听选监生何渊继张璁之后上言，极力请求追尊兴献王为皇帝，加上帝号，并在京师建立世室，不应让它远在安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令群臣会议，却没有一个人响应。当时朝廷大臣厌恶何渊，便选任他为陕西平凉县主簿，让他离开京城。他多次被上官鞭打，自己申诉请求改任京职，于是被授为光禄寺珍羞署丞。当时已是嘉靖四年春天，献皇帝被称为皇考已经很久了。何渊到京后又上疏，请求建立世室，在太庙祭祀献皇考。此事交礼部议论。当时席书任礼部尚书，是支持大礼的重要人物，极力说明不可行。皇帝不准许，命令会同众官详细议论后上报。当时张璁、桂萼都任学士，各自上疏极力阻止，请求停止会议，也没有得到准许。到了礼部再次议议时，朝臣都有不同意见。皇帝又命令重新议论。张璁、桂萼等再次争辩，奏疏只得到“知道了”的批复。皇帝命令席书再会同文武大臣和科道官员议论，没有一个人认为可行。皇帝命令内臣传达旨意，表示一定要把献皇帝附祭于太庙以后才罢休。席书上密疏劝阻，皇帝才命令停止议论建立世室的事情。于是何渊又上《祢庙正议》，皇帝也把它交给礼部。礼部大臣于是议定在京师建立庙宇，另行祭享，也没有什么不可，并引用汉、宋的旧例作为依据。皇帝亲自确定庙名为世庙，命令在太庙左右调节安排，择日动工。当时礼部奏疏中说：等献王服丧期满之日，与孝宗一同附祭于太庙。皇帝于是又派内臣传旨要求重新议论，礼部回复认为此事应当等到百年之后，由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自行决定。皇帝又不高兴，命令另行议论。礼部于是议请在世庙另建一室作为祧庙，皇帝不接受，说：“既然另立庙宇，就与太庙不同；以后子孙应世世代代奉祀，不得迁毁。”事情就这样定了。参与议礼的大臣，如黄宗明、黄绾，都上疏请求迅速治何渊提出错误议论的罪，只得到“知道了”的批复而已。等到庙宇工程开工后，何渊又上疏说，新庙通往神位的道路曲折遥远，应当另开道路，与太庙共用一个门。于是群臣议论说，改开另一条道路需要拆毁墙垣、砍伐树木，会惊扰宗庙。皇帝大怒，责令何渊陈述理由。于是张璁、桂萼等又上疏争辩，认为应当按照最初的议定办理。皇帝于是命令拆除神宫监对面的房屋，打通道路。可见何渊如此蛮横放纵、谋求荣宠；张璁、桂萼等人也已经厌恶憎恨他了。何渊因《大礼集议》一书编成，升任上林右监丞。这年十二月，何渊又上疏，指责席书阻挠关于世室的各道奏疏，请求把前后的奏疏增入《重修续编》。皇帝又把此事交给礼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