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按照旧例，太子出阁讲学，要在文华殿中设置座位。自嘉靖十五年改换黄色琉璃瓦以后，文华殿仍然是皇帝举行经筵的地方。嘉靖二十八年，庄敬太子举行冠礼并出阁，礼官认为这座殿重新修饰已久，皇帝宝座所在之处，礼制上应当避让尊位，于是皇上下令改在文华门左边，面向南设置座位。然而庄敬太子冠礼后二十天就去世了，连同文华门也来不及临幸。到今上为太子接受朝贺时，礼臣援引旧例请求，皇上又命令改在文华殿东廊，面向西设置座位。如今东宫尚未册立，太子却先出阁讲学，皇上命令在文华殿左室设置座位，礼遇规格超过前两朝。虽然储君之位尚未正式升定，但仪制规模已经仅次于至尊。后来福王读书，不过是在武英殿的廊庑中而已。弘治八年十月，南京太常寺卿郑纪向皇太子进献《圣功图》。这部书采集前代事例，从周文王开始，直到本朝，记载储君从童年、冠礼直到登基的一百多件事。前面用金碧色彩绘成图，后面记录出处，并附上郑纪自己的议论和判断。当时有人说，郑纪适逢任祭酒，因为不称职而被调到南京，到这时想谋求成为东宫属官，所以才有这一举动。到嘉靖十八年七月，南京礼部尚书霍韬、吏部郎中邹守益共同编成一册《圣功图》进献皇帝。他们说皇太子年幼，尚未出阁，不能用文章辞说来陈述；只有每天听到正直的言论、看到正当的事情，才可以成为培养正道的帮助。于是从文王作为太子开始，绘图表现十三件事，并且各有说明。皇上说图册中的言语多有曲折隐晦之处，借公事来诽谤，缺乏人臣之礼，下令礼部参看处理。后来命令宽宥霍韬等人的罪过，那部图册和奏疏也被废弃不行。到今上乙未年，皇长子出阁讲学，当时修撰焦竑在值班，任讲官中位列末席，也进献了一册《养正图说》，没有与同僚商议。后来事情逐渐传扬，郭正域以宫谕身份担任讲官之长，对此非常恼怒；次辅张位也十分愤怒。到焦竑丁酉年任北京副考官时，便借考场之事把他逐出。此后至今没有再被召用。前三朝共有四位大臣，都是因为向东宫进献忠言而受到怀疑、遭受谴责。像郑纪这样的人本来不值得一提；霍渭崖、邹东廓都是当时的名士，为什么也献上这种图册，而且书名还相同，实在非常可笑。至于焦弱侯，更是以博学广闻冠绝一世，难道没有听说前面两件事吗？还是只是承袭前例来做的呢？《易经》中的蒙卦，竟然能把人误导到这种地步。○霍、邹二人，不久都入朝担任宫廷属官。霍、邹二人不久都入朝任宫僚。【太子册宝】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初一日，世宗将要前往承天府，册立庄敬太子以及裕王、景王。裕王，就是后来穆宗在潜邸时的封号。这一天册立的大礼刚举行完，负责掌管册宝的内臣各自捧着所赐之物返回。但裕王的册宝误送进了太子宫中，太子的青宫册宝反而被裕王府收下，朝廷内外都惊骇奇怪。当时庄敬太子已经患病，十四岁便去世了。穆宗和景王出生在同一年，朝廷内外颇有怀疑人们各自偏袒一方的议论；然而册宝错置的征兆，早已在冥冥之中决定了。等到景恭王就藩才四年，也在封国中去世，虽然储君之位还没有正式确立，人心却已经大为安定了。己亥年二月册宝错置之事，难道是偶然的吗？册立那天，天空出现了五色云彩，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东宫的祥瑞；后来穆宗果然从裕王府即帝位。所谓吉祥的征兆，正在这里，而不在那里。【三王并封】围绕国本的争论，从自己酉年一直持续到癸巳年，达几十年之久。朝廷上争论喧沸，像蝉鸣一样，最终也没有获准，甚至有人遭廷杖，有人空着官署被罢免驱逐，却仍不能使争论停止。到了癸巳年春天，太仓相公从省观来到京城，当时空缺首辅之位，等待任命的人已经超过一年了。他一到京城，就预先告诫言官，不要涉及建储的事情，说内阁自然会全力承担。忽然有密旨送到太仓相公的私宅，第二天便得到“等待嫡长子”的旨意，并引用《祖训》作为依据，说现在暂且把三王一并册封。涂御史（杰）、朱寺丞（维京）首先对此争论，两人都被发配戍边。于是满朝都争论此事，而礼 部陈主事（泰来）直接攻击太仓相公，言辞过于严厉，于是奏疏全部留在宫中不予批答。太仓相公自己承认那道条旨有误，于是连同三王并封之事也一并搁置，涂、朱二人免去戍边，改为编民。并封诏旨下达时，许多人都不能谅解太仓相公。到了那年冬天，他再三极力请求，秘密奏揭上了二十多份，才开始命令皇长子出阁讲学。虽然还没有正式确立储君的名位，但人心于是大为安定了。后来从一两位名公那里听说：太仓相公从南方来，路上遇到请假回乡的诸仪部（寿贤），便问京城近来的情况，又谈到册立储君的事。诸仪部说：“皇上多疑，还不肯立即册立，有见识的人认为把三王一并册封较为妥当。”太仓相公还没有表示认同，又问：“赵定宇怎么说？”诸仪部回答：“赵定宇正有这个主张。”诸仪部是太仓相公丙戌年门下的学生，于是太仓相公便相信了这番话。到京后，他问赵少宰：“您果真主张这个意见吗？”赵少宰说：“众人都认为这样可行，不只是我一个人。”赵少宰起初和王氏略有嫌隙，不久已经讲和，所以没有料到这不是他的真心话。等到弹劾他的奏疏纷纷而来，才非常后悔。赵少宰也特意上疏为自己辩白，言辞十分刚直恳切。太仓相公这才明白两人是有意欺骗他，他已经被两人误导，只好隐忍而不敢揭发。到了秋天，发生了吴镇告发计赖婚的事情，赵少宰蒙受恶名而离职，议论者又说王相实际上是主谋，是为了报复东门之役。然而两位公卿都是当时的伟人，始终不敢相信事情果真如此。【立储仪注】辛丑年册立皇太子的仪注中，有太子接受册封后恭敬致谢皇贵妃的仪文。这大概是沿用宣德、嘉靖年间的旧仪制。不过考察太祖最初制定的制度，本来并没有涉及皇妃；当时懿文太子是中宫所生，自然没有其他需要致谢的人。到了宣德二年英宗被册立为储君，才改为在向皇上和皇后行八拜礼之后，再向皇妃行四拜礼。皇妃就是孝恭孙皇后，当时还只是贵妃；英宗是她所生，所以礼制自然应当根据这种情理创设。此后一百多年，到嘉靖十八年庄敬太子被册立时，也是在向皇上及中宫行礼完毕后，再向贵妃行礼，并且同样采用八拜礼。因为贵妃王氏也是庄敬太子的生母，拜礼已经一并提高了规格。如今册立东宫时，先拜谒并致谢皇上、中宫和先皇贵妃，然后再向皇妃致谢，全部行四拜礼。当时太子的生母恭妃王氏还没有进封，所以只能得到四拜礼。而贵妃郑氏只是因为位号尊贵显赫，竟排在恭妃之前，这是前代所没有的。礼官提出这样的创议，当时人们都认为不同寻常。不过既然这是当今皇上的意思，也许不妨顺从成全。只是英宗册立以后，太子生母接受命妇祝贺，此后又都进笺称庆，与太后及中

译宫的仪礼相同。如今却删去了这些礼节，想来也是受翊坤宫郑妃压制，实在是不得已。当时筹建储君的大典，人们盼望了二十年，一旦获准举行，朝廷内外都欢欣雀跃，所以礼官不敢再计较小节，以免违逆皇上的旨意。考察英宗册立时年龄最小，还不到百日；到了命名的期限，宣宗大概急于让孝恭皇后正式居于中宫之位，这就是所谓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如今太子年纪最长，接受册封时，睿龄已经二十岁。第二年纳妃时，早已远远超过了“摽梅”所说的婚嫁期限。两朝的大典，差异竟如此之大。【皇子追封】未满周岁的夭折皇子不穿丧服，也不追封，这是古今通行的规例，本朝尤其严格。比如高皇帝第二十六子楠，是葛丽妃所生，不满一个月便去世，于是没有举行封爵典礼。文皇帝第四子高曦，也因为这个缘故没有封典。到了纯皇帝的长子，是昭德万贵妃所生，将近周■岁便去世，既没有命名，也没有追封。当时万贵妃的宠幸震动天下，又有“一索得男”的祥瑞，却仍这样严格遵守祖宗的法令。到了肃皇帝第五子，出生仅一天便去世，却也赐名并追封为颖王，谥号为“殇”。这又是依据什么典制呢？不过还可以说他毕竟是皇帝的儿子。至于献帝的长子，出生在藩王府邸，也只活了五天便夭亡，事情发生在弘治庚申年；到嘉靖乙酉年，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却也追封为岳怀王，命首辅杨一清撰写墓碑。这岂不是太不合常规了吗？又到了庚申年，已经整整过了一个甲子，才赐名为厚熙。大概此前玉牒中还没有他的名字，也很奇怪。考察皇子在出生满百日时命名，而高皇帝第二十六子还没有到这个期限便已经先得了名字，大概当时制度尚未确定。至于宪宗的长子，正月出生，到十一月去世，也没有赐名，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实在无法弄明白。【使长侍长】明朝开国之初沿袭元朝灭亡后遗留下来的习惯，臣下称呼亲王都叫“使长”，不知道这个称呼取的是什么含义。比如文皇帝登基后，问起建文帝旧将平安当时受困窘迫的情形，平安回答说：“那时只想活捉使长罢了。”如今已经听不到亲王有这种称呼了。至于“侍长”这个称号，现在各藩府的女子都有这种称呼。详细追问它是什么意思，就说是尊称她为 侍妾中的首领。甚至旁支庶出而身份卑贱、没有资格获得封号，并且任意做出非礼行为的人，也照例接受这个称呼，这对朱姓藩王府邸来说实在是极大的羞辱。如今《荆钗记》戏文中还保留着“怕触突侍长”的话，可见这个称号相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亲王来朝】永乐年间，亲王入京朝见的事情接连不断，大概是文皇帝为了纠正建文帝对宗室疏远猜忌的做法，格外增加恩礼。宣德年间，汉王高煦因谋反被诛杀，于是亲王入朝之事便废止了。只有英宗复辟后，因为襄献王是宣宗同母弟，曾上疏给章皇后，请求观察南城的日常起居；又上疏劝景帝到南内朝见。皇上感念他的忠诚，加上此前于谦等人曾以金符迎接襄王府，受到诽谤，皇上想借此安慰他，所以命令他入朝，给予的恩礼优厚，是前代无法相比的。他返回封国时，皇帝又亲自送到庐沟桥。还特意赐给他护卫，而当时护卫制度已经废置很久了。此后，亲王不入朝将近四十年。到了弘治八年，皇上又下诏召崇简王入京，因为圣祖母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年事已高，思念叔父崇王，想见他一面；崇王也是英宗的同母弟。当时倪文毅（岳）任礼部尚书，上疏抗辩，竭力劝阻，以黄河泛滥、中原大旱、三王封国物力不足为理由。皇上说：“你们说得对。不过朕承接圣祖母的意思，已经下旨派人去接崇王来了。” 最终也没有获准。不久忽然奉到中旨，免除崇王入朝之命。我回味倪岳奏疏的末尾，其中说：“太皇太后享有天下奉养，崇王是她亲爱而寄托感情的人，恩礼已经无以复加。如今奉命入朝，虽然可以暂时满足太皇太后一时想见他的心愿，但到了分别的时候，难免会有眷恋不舍的感情。他离开以后，太皇太后一定会更加忧思难忘。将来使皇上忧虑，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些话切合人情，正说中了皇帝心里的事，即使想不批准，又怎么做得到呢？这虽然是孝宗从中转圜，也是因为持这种意见的人言辞婉转而真切，能够打动皇帝。【亲王迎谒】天子出行，到了藩王封国境内，按例亲王要出城迎接拜见。祖宗朝只有永乐七年巡幸北京时，到了济宁州，鲁王肇辉前来朝见；第二年返回京城时也是这样。此后武宗巡游最为频繁，却没有听说亲王朝见之事。至于他在山西大同府驻跸更久，也曾到太原府巡幸，却起初没有听说代王和晋王怎样恭敬侍奉。正德十四年南征，经过临清州时，德王、鲁王都在境内，也没有说到行在迎见。只有嘉靖十八年，世宗前往承天府，才预先下敕，告谕封国疆域距离道路较近的诸王，让他们出城等候车驾，在道路旁跪迎。皇帝车驾到达行殿后，诸王行五拜三叩头礼。于是赵王在磁州迎接，汝王在卫辉迎接，郑王在新郑迎接，周世孙在郑州迎接，徽王在所封的钧州（今禹州）迎接，唐王在所封的南阳府迎接，都得到格外优厚的宴饮赏赐，朝见宗王的盛况达到了极点。按照旧例，亲王除迎接皇帝车驾和扫墓外，不准迈出城外一步。到了万历六年，故相江陵张公因为安葬父亲回乡，经过南阳时，唐王出城到郊外拜见，双方按照宾主之礼行礼，并互相答拜，设宴挽留款待。张公面向南坐，唐王与他相对，行平等的敌礼。到了襄阳府，襄王也仿照唐王的做法，丝毫没有不同。原来朝见、俯伏拜谒的礼制一概不讲了，亲王藩属反而把能够亲自听到张公声音当作幸事。僭越紊乱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败亡呢！张公还提前派人传牌说：“本阁部经过的地方，两司前来拜见，都要遵照拜见部堂官的礼节。”这其实是强令他们长跪，于是他们手持笏板弯腰行礼，和州县下属官吏没有区别。不过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两司，只有进入吏部时才行跪礼；到了张公私宅，仍然按照宾客之礼相见。江陵张公妄自尊大，连典章制度也不再顾问了。

译【赵王监国】永乐二年，皇上在京师（今南京），让第三子赵王高燧留守北京。永乐八年，改命皇长孙留守，而高燧仍然留在行在，当时皇长孙的睿龄已经十三岁。到了永乐二十一年，皇上在行在，因屡屡患病而不上朝，朝廷内外的事务全都命皇太子处理。当时仁宗英明果断，裁抑宦官，而内臣黄俨、江保等人尤其受到疏远斥退，于是每天在皇上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幸亏皇上圣明，没有让他们离间父子，但太子也很少能够进见皇上了。黄俨平素与高燧交情深厚，曾暗中为他谋划，捏造毁誉之言传播到外面，说皇上有意赵王；又暗中联络常山护卫指挥，命孟贤等人起兵，拥立赵王为主，进而图谋对皇上和皇太子不利。当时钦天监官王射成与孟贤交情深厚，秘密告诉孟贤天象显示应当更换君主，孟贤等人的谋划于是更加紧迫。他们命兴州后屯卫军高正等人联结皇帝近臣，到宫中向皇上下毒；等候皇帝驾崩，便劫取内库中的兵器、符节和宝玺，拘捕文武大臣，命高正伪造遗诏，交给宦官杨宝的养子，等到预定日期用御宝颁发出去，废黜皇太子，拥立赵王高燧为皇帝。当时常山护卫总旗王瑜，是高正的外甥，高正秘密把此事告诉了他，王瑜竭力劝阻，但高正不听。王瑜于是没有按照正常时机 便上报了变故。皇上看了伪诏后震怒，立即逮捕并斩杀杨宝的养子，下令急速捕捉叛贼，全部抓获后，召皇太子、赵王、勋臣、文臣等人一同到来，皇上亲自在右顺门审问他们。皇上回头对高燧说：“这是你干的吗？”高燧战战兢兢，不能回答。皇太子竭力替他解脱说：“高燧一定没有参与谋划。”皇上认为王射成借天象诱骗人，先把他诛杀。对孟贤等人则进一步严加审问，不让他们立即死去；不久连同他们的党羽全部诛杀。这件事在《实录》中记载得很详细，仔细考察起来，赵王的罪行实在不容赦免。郑晓《吾学编》叙述这件事时，没有说高正等人谋划弑君，实在失实。赵王在洪熙元年就藩彰德，宣宗征讨汉庶人高煦返回时，想趁虚袭击赵王，因杨士奇竭力进谏才停止，似乎是量刑失当。高正，有的记作高以正，后来历任官职至都督佥事。【杨东里议赵王】宣宗讨伐高煦时，回师后想袭击赵王。当时杨荣极力赞成，幸亏杨士奇竭力进谏才作罢。人们称赞杨士奇的功劳，直到今天仍没有衰减。不过士奇在赞善梁潜墓志中说：“永乐十五年，皇帝巡狩北京，皇上患病，两京相隔数千里，有支庶萌生异志，便在内廷结交权幸，制造欺诈之事进行离间，又有一两个进谗言的人在外面帮助他们。恰逢有个陈千户，事情牵连到梁潜，于是梁潜非正常死亡，时间是永乐十六年九月十七日。”所谓萌生异志的人，大概指赵王高燧；所谓权幸，就是内臣黄俨、江保。既然说赵王有异志，为什么又竭力保证他没有谋反？既然知道梁潜含冤，又为什么自文皇帝去世后，连续辅佐三朝，二十多年间，始终不替梁潜说明蒙冤的情状，使他得以在九泉之下昭雪呢？仁宗监国时，梁潜又与士奇同为侍臣的副职，这实在难以理解。梁潜曾主持永乐十三年会试，又主持永乐十五年应天乡试。【周定王异志】周定王橚，是高皇帝第五子，孝高皇后所生。起初封为吴国王，封地在浙江钱唐。后来改封为周王，建国于河南开封府。到了洪武二十二年，他自行放弃封国，逃往凤阳。皇上下令把他迁往云南，还没有出发便获得赦免而返回。建文帝即位后，周王的次子有爋告发周王谋反，周王又逃往云南。后来朝廷把他召回，留在京师。等到靖难军进入京城，周王出来拜见，文皇帝哀怜他，又恢复了他的开封封国。周王上书说汴城每年都苦于黄河 水患，皇上便为他在洛阳营建新宫，准备把封国迁到那里。不久，周王又说河堤逐渐坚固，请求仍修缮旧宫，以节省烦琐费用，皇上又听从了他。永乐十八年十月，护卫军丁奄三等人多次上报变故，告发周王谋反，皇上召他到京师当面诘问，把告发的文词给他看；他只是叩头称死罪，于是皇上革除他的三个护卫，放他回去。周定王是世人所称道的贤王，然而他的举动竟然如此。他起初面对有爋的流言时，还说是方孝孺、黄子澄谋划，后来又被再次告发，便只能服罪，无话可说了。难道不是窥伺皇帝多次出巡，又想重演壬午年的旧事吗？而且太祖在位时，他不等父亲的命令，擅自离开封国疆域。后来忽然请求迁往洛阳，却又留恋大梁，这样躁动不安是为什么呢！再次逃往滇南，最终还能保住俸禄和王位，已经算幸运了！【藩府再建】太祖第七子齐庶人就藩山东青州府，建文年间因涉嫌获罪而死，封国被撤除。太宗第二子汉庶人随即封在他的封地，但还未出发便改封乐安州。后来宪宗第七子又在这里建藩，就是衡恭王，一直传到现在的第八子潭王，封在湖广长沙府，后来因妃子的事情自焚，封国被撤除。仁宗第五子襄宪王又封在这里，到了正统年间迁到襄阳。英宗第七子又在这里建藩，就是吉简王，一直传到现在的第十二子湘献王，封在湖广荆州府；建文年间因涉嫌获罪而自焚，封国被撤除。成祖靖难时，把太祖第十五子迁到这里建藩，就是辽简王；传到隆庆二年，庶人宪节因获罪被废黜，封国无人承继。太祖第二十二子安惠王就藩陕西平凉府，不久因无子，封国被撤除。永乐年间，太祖第二十子封在他的封地，就是韩宪王；传到现在的第二十四子郢靖王，就藩湖广安陆州，因无子，封国被撤除。仁宗第九子封在这里，就是梁庄王，也因无子，封国被撤除。到了宪宗第四子献皇帝，又在安陆建立封国；世宗即位后，升安陆为兴都承天府。懿文太子的第四子衡王，永乐年间降封为怀恩王，在江西建昌府建立封国，不久被废除；后来这里成为仁宗第六子荆宪王的封国，封地又改到湖广蕲州。到了宪宗第六子又封在这里，就是益端王，一直传到现在。仁宗第十子卫恭王，封国建在河南怀庆府，还未出发便去世了。于是改由他的第二子郑靖王，从陕西凤翔府迁到这里建藩，一直传到现在。英宗第五子秀怀王就藩河南汝宁府，因无子，封国被撤除。随即又以第六子封在这里，成为 崇简王，一直传到现在。宪宗第五子岐惠王就藩湖广德安府，因无子，封国被撤除。随即又以第九子寿定王承袭封国，也因无子，封国被撤除。到了世宗朝，又以第四子封在德安，这就是景恭王；没过几年便去世，也因无子而封国被撤除。

译宪宗的第十一子汝安王，前往河南卫辉府就藩，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弘治年间，又在这里建立兴府，献王以逼近黄河为理由，请求改封安陆，皇帝答应了。到如今这里又成为潞王府；潞王是先帝穆宗的第四子，也是当今皇帝的同母弟，于万历十七年就藩。考察安陆的封国两次断绝，而兴王府由此开创，后来竟成为万世相传的丰镐之地。德安的封国两次断绝、两次续立，而景王又是世宗宠爱的儿子，几乎出现了夺取嫡位的征兆，最终却因为封地没有后嗣而断绝。看来封国的兴衰无不出于天意，并不全是地理灵气所致。考察太祖的第五子起初封为吴王，不久改封周王，大概是因为当时上等藩府刚开始设置，曾经用吴王作为纪号，所以很快改掉了。到了懿文太子的第三子允熥，又封为吴王，这是为什么？不能说不是方孝孺、黄子澄等人的过失。又如宪宗在景泰年间，随太子一起降封为沂王；英宗复辟、太子恢复身份后，沂王府也就是东宫旧邸，不应再拿来封王。后来泾简王是宪宗的第十二子，弘治十五年又前往沂州就藩。宪宗最初被废时，虽然没有进入沂王府，但景帝在位时，给事中徐正曾秘密上疏，想把太上皇和沂王送到沂州去。像这样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即使不封给宗室也可以。当时刘晦庵主持国政，李西涯、谢木齐辅佐，为什么没有商议到这一点？宗室中图谋叛乱的人，亲王有汉府高煦、宁府宸濠，郡王有安化王寘鐇，他们的罪状都很明显，诛灭全家并不冤枉。正德年间，归善王当冱被处死，人们还认为他死得冤。其他支系庶出的宗室，如代府充灼之类，更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只有罪情最明显、审讯最详细确实，却仍然能够活着死在家中的，没有比景帝初年处理岷藩事件更失于刑罚的了。岷府广通王徽炸，是太宗第十八子庄王的第四子。有武冈州百姓蒙能等人投靠他，成为他的家人，引导他做违法之事；又招来致仕后的后府都事于利宾，凭借相术去游说他，说徽炸有奇异的相貌，应当统治天下，于是谋划叛逆，准备在景泰二年五六月起兵，直奔南京，占据帝位。事先用金铸造“轰天王”之宝印，又用银铸造灵武侯、钦武侯等印，改年号为元武，伪造诏书，派蒙能、陈添仔等人带着财物和印章，赏赐给各苗族首领，约集军队大举进攻。军队还没有出发，事情就泄露了。皇帝派驸马焦敬、宦官李琮前去捉拿徽炸。当时他还没有军队，只好束手就道；到朝廷受审时，全部承认了谋反的事实。正好湖广督臣王来等也上奏说，陈添仔、蒙能等人新近招募苗族贼兵帮助徽炸；这时徽炸的军队已经出动，官军接连击败他们，使其大败。蒙能跟随苗兵逃回广西，并把徽炸颁发的伪诏一同送上来。景帝认为这件事关系到危害国家社稷，按法律不应宽恕，只是暂且屈法免除死刑，把徽炸贬为庶人，并将其家属禁锢在凤阳；只斩于利宾示众。又过了五年，即景泰乙亥年，蒙能藏在蛮族地区，自称蒙主，纠集、招引生苗三万多人，侵犯龙里等城。湖广镇守大臣把情况上报，皇帝命贵州、广西的文武大帅会同湖广军队合力围剿。当时蒙能已经攻破铜鼓等卫所，杀死都指挥汪迪，声势大振，巡抚尚书王永寿告急。兵部尚书于谦从京城赶来，主动请求前去征讨，皇帝不允许，只命总兵南和伯方瑛进兵。直到英宗复位后，才将蒙能消灭，共平定寨堡一百九十五处，斩首三千级，其他将领所取得的战果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件事前后持续了五年，黔地和楚地都受到骚扰。蒙能根本不值得一提，徽炸僭越称号、改定年号、伪造符节印玺，企图占据留都南京，他的罪行难道在寘鐇之下吗？他却还能保住首领，直到终老。政令和刑罚竟是这样，景帝不得善终也就不奇怪了。这件事在纪传中很少见到，喜爱藏书的人也没有保存相关记载，没有人知道，所以特意详细列出。如果拿它与近年楚府劫取贡物一事相比，后者竟至于论罪斩首、传首示众，真可以说是刑罚轻重完全颠倒了！晋定王济熺，是太祖第三子恭王的嫡长子。他继承王位后，到永乐十三年，被庶弟平阳王济熿诬陷，于是削去爵位并禁锢。当时太宗宠信济熿，就让济熿代替他封为晋王；后来济熿淫乱暴虐、违法乱纪，并诬陷兄长的事情逐渐暴露，仁宗即位后，恢复济熺的冠服和王号，把他迁居平阳，称他为“兄王”。宣宗即位后，提升称号为“伯王”。宣德二年，济熿与高煦勾结的事情败露，被削爵并禁锢在凤阳，而济熺仍旧居住在平阳。宣德四年，济熺请求回太原奉祀恭王，皇帝不许，命令在平阳修建宗庙。又下诏说明，太宗建都北京，就在北方建太庙，可以作为先例。此时晋国竟然长期空置，没有国王。到宣德十年济熺去世，他的儿子美珪才以平阳王的身份继承晋王之位，并回到太原。济熺被平反昭雪已经很久，最终却没有回到封国，也始终不能称为晋王，其中原因竟然无法知道。济熺先封为昭德王，后改封平阳王；他的妃子是曹国公李景隆的女儿，而济熺被废，李景隆出力最多。

译起初，淮康王的世子见濂早年去世，谥号为安懿世子，没有儿子。康王年老后，请求让次子清江王见淀代理王府事务；见淀去世后不久也死了，谥号为端裕。他的长子祐棨成为淮王，并追封见濂为淮安王，见濂的妃子王氏为王妃。当时册文称见濂为安王，是祐棨的伯父，所以祐棨平时祭祀时称他为“王伯”，称清江王为“王考”。祐棨所居的宫殿，王氏仍住在原世子府内；而祐棨的生母赵氏则进入永寿宫居住。辅导官认为这样不合适，向淮王进言；淮王上奏说，祐棨出生在安王去世以后，从未作为安王的继承人，却想加重对生身亲属的尊崇。事情交给礼部处理，礼部又移交江西守臣勘查复核，最终认为，称安王为伯父，本来依据的是祭祀文辞；但只称清江王为“王考”，在道理上不相协调。按照礼制，诸侯的儿子成为天子的后嗣，就应当对所继承的天子称父，而不能对生身的诸侯称父；旁支之子的后代成为诸侯的继承人，如果其父是天子，就必须等追尊其父为天子的诏令已经公布天下，才可以称其父为天子；如果其父不是诸侯，就必须等追封其父为诸侯的请求得到天子批准，才敢称其父为诸侯。如今的亲王，就是古代的诸侯；如今的郡王，就是古代的别子；亲王所主持祭祀的先王，就是诸侯的祢庙之主。淮王既然没有继承他的伯父，就不是作为别人的后嗣。请求将清江王追封后纳入宗庙，与安王一同作为三世之穆，这样似乎两方面都能兼顾。又，生母赵氏还没有得到进封，却仓促地称为国母，先让她住进永寿宫，这也是不合名分的。因此礼部尚书刘春说：安王虽然没有受封就去世了，但如今已经追封为王；祐棨虽然出生在安王去世以后，如今既然已经入继亲王一系，实际上就是继承了安王的后嗣。这些都是朝廷的命令，并不是自己可以选择所承继的对象。现在却又想追封他的生身父亲，那么安王受封和定谥的诏命将置于何处？只想顾及自己的生身亲属，却不知道继承后嗣的重要性，事情的体统完全不同。何况安王既然已经追封入庙，列为三世之穆，清江王又想进封，那么一代之中有两个穆，难道合乎礼制吗？至于宗庙的称号和称呼，也不能以册文作为依据，只应当按照所继承的对象来称呼。清江王的祭祀，应当命令他的次子祐揆主持，淮王不得参与。所居宫殿，则应让安王妃迁入永寿宫，让清江王妃退居清江府；这样礼、典、法、令就都符合了。诏书认为 他的引证依据非常清楚，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件事由皇帝作出处理是在正德八年。考察此前江西守臣的议论，就是后来张、桂等人继承帝位而不继承嗣统、不是作为他人后嗣的说法。礼部尚书刘春的议论，就是在朝廷上依据公论力争，认为皇帝承继的是孝宗的嗣统，一代之中不能有两个昭、两个穆。让次子祐揆主持清江王的祭祀，就是后来进封崇仁王为兴王、奉祀兴王府的说法。至于生母赵氏退居清江郡王府，当时章圣蒋皇后尊居内宫，满朝没有人敢认为这样不对；当时的情势，又不是藩国的情况可以相比的。淮王这件事距离世宗议定大礼还不到十年，但取舍和采纳与否竟然如此互相矛盾、颠倒。不是天子就不能议论礼制，这话确实不错！后来嘉靖年间，见淀竟然又被加封为淮王，谥号为端。大概是议定礼制后新近得势的贵人，正好借此来伸张自己的主张。刘春的议论，到这时就被驳倒了！前朝亲王出阁时，按惯例选派两名翰林官侍讲、侍读。天顺初年，英宗听从李贤的建议，改用两名进士，授予翰林检讨。等到亲王前往封国时，就升任为该国的左、右长史。随行多年后增加服俸，而且终身不能调任其他职位，士人都以此为苦。弘治年间，十名进士被选中，甚至与太宰耿文恪互相辱骂，彼此称对方为畜生。嘉靖年间，吴秀水吴鹏掌管铨选，也因为选派藩府属官而受到中书刘芬的困辱；即使都受到重罚，也不肯罢休。到万历戊寅年，潞王出阁，辅臣才开始议定：既然已经授为史官，效劳多年，俸禄期满后就升为参议，得以外调。进士们才开始免除长期在藩府任职的忧苦，这是江陵公设身处地体恤人情的做法。当时先父的同年董樾、徐联芳，都因担任这种官职而外调为藩府属官，于是成为本朝创立的典例。但两人都没有得到振兴。到万历壬寅年，福王讲读官任用韩孙爱、陈翔龙，授为检讨，也遵循董樾、徐联芳的旧例，等待任满后升任参藩。然而他们在京城时，即使下人也称他们为“假翰林”，又完全断绝了跻身显要的希望，平日居处常常郁郁不乐。至于长史，都是在藩王封期将近时，吏部乘机奏请任用进士出身的部郎来充任；被选中的人，就像被长期流放安置一样，全家都悲痛哭泣。因此我想到，史官出任藩王属官，本来就会感到失意。永乐二十二年，仁宗的第八子滕王前往云南就藩，皇帝命左庶子姚友直升任云南参政，掌管滕府长史司的事务。虽然当时亲王身份尊贵，只是特意降低身份让宫僚担任辅佐官，但这种做法本身完全可以作为后世的制度。后世如果遵循这个先例，人们一定乐意

译前往任职。无论是史官还是郎官，都不会推辞。何况以三品大员统领八个属官，体制和等级分明，郡县官也无从相互干扰，这是最好的办法。姚友直后来做到太常寺卿。当时同时受封的有郑、越、襄、荆、淮、梁、卫七国。例如郑府左长史，由春坊左司直王沦升任，不久入朝任户部郎中，升任左侍郎，巡抚两浙，景泰初元去世；右长史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何源升任，不久入朝任文选司郎中，后来做到江西布政使，正统初年去世；越府右长史由刑部员外郎周忱升任，入朝任户部侍郎，巡抚江南，最终做到尚书，景泰四年去世，谥号文襄；襄府左长史由詹事府丞周孟简升任，到宣德五年庚戌年死于任上；梁府右长史由吏部郎中宋子环改任，后来改任越府，宣德八年死于任上；卫府左长史由春坊左司直金实升任，到正统四年担任会试同考官，死于京城；右长史由四川道监察御史杨黻升任，后来也死于任上。这些人都不幸早逝，没有能够调任别处。起初并不是要把他们禁锢在藩府。英宗、宪宗以后，才逐渐不是这样。长史中骤然显贵的，没有比世宗入继帝统时的张、袁二位更突出的了，他们都很快升入内阁。可是张景明担任左长史二十年后去世，距离皇帝登基还不到一个月。虽然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号恭僖，但他的际遇实在太差了。右长史袁宗皋也从兴王府来，任职二十年后，迅速拜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不到三个月就死在任上，仍然等于没有得到任用。难道设置的俸禄待遇和个人资质，都是上天所赋而各有定限吗？天顺三年十月，淮扬巡抚都御史滕昭上奏说：“建庶、吴庶都安置在凤阳，官军巡逻警戒、敲击巡更梆子的声音，传到皇陵附近。有些不法之徒如果突然发生意外事件，最终很难防范。请求把这两名庶人送到有军卫驻守的城池，或者就迁到凤阳原废置的中书省，严加防范。”皇帝说：“安置地点已经确定，不必移动。”到成化三年九月，南司礼监太监覃包等人上奏说：“建遮、吴庶自天顺初年安置凤阳以来，所带的帐幔和靴子都已经破旧不堪。又有家口十八人，每年供给布帛、丝绵和棉絮，如今死了五人，因此供给也减少了。所买的女奴六人，都没有衣服和布料，应当替她们修补。”皇帝下诏交给工部查验后供给。此时吴庶已经先去世，懿文太 子之后只剩下建遮一人；后来建遮获释后又去世，嗣统于是断绝。两朝皇帝仁厚，虽然给予优厚的抚恤，却无法救济他们像若敖那样饿死。像滕昭这样的人，身为掌握军政大权的重臣，只知道逢迎上意、希求宠幸，见识反而不如宦官，真是名教的罪人。本朝皇子幼年夭折，一般不追封、不追册。只有蔚悼王是孝宗张皇后的嫡出，破例追封，但当时也已经三岁了。至于岳怀王厚熙，是兴献王的长子，也是世宗的同母兄，出生仅五天就去世。嘉靖四年，诏令追封为岳王，谥号怀。当时章圣太后还在世，哀悼、思念长子，所以皇帝追尊他，以此承顺慈母的心意，也不失为孝行。然而他最终竟没有可以避讳的正式名字，直到三十九年后才追赐现在的名字，也很奇异。到了嘉靖十六年的颖殇王，出生仅一天就去世；嘉靖十六年的蓟哀王，出生仅半个月就去世，却也追加王爵，赐予上等谥号，这是为什么？我想起成化元年正月十九日，皇帝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是昭德宫万贵人所生；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当时万贵人宠冠后宫，吴皇后也因此被废；这个孩子是皇长子，而且已经满了几个月，最终却没有加封，也没有赐名。当时李文达主持国政，大概认为幼年夭折的皇子不足以承受储君地位的重大礼制，他的见识确实高明。到了世宗的长子，嘉靖十二年八月出生，十月去世，是阎妃所生，刚满两个月，死后却追赐名字，载入册籍，谥为哀冲太子，与宪宗朝的做法完全不同。当时永嘉张文忠第三次担任首辅。庆王是太祖的第十六子，最初前往韦州就藩，后来迁到宁夏，就在今天的镇城之中。传到王台浤时，先因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叛乱，守卫封国有功，特别赐给诏书予以慰问，并赐黄金三百、白金五千。不久，督兵太监张永、都御史杨一清弹劾他谄媚奉承寘鐇，称臣并卑躬屈辱，奉旨追回所赐诏书及财物。到嘉靖四年，又因违法获罪，被降为庶人，并派兵包围看守。只给禄米三百石，又迁到西安府禁锢。台浤传了四代，到了当今的庆王伸域；他于万历十九年袭位，二十一年遭遇刘哱之变，被叛军劫持作为人质，也谄媚依附乱兵，以求苟且保命。皇帝下严厉诏旨责备他。后来事情平定，他自己陈述受困受辱的情状，又有巡抚、巡按上奏说，庆献王妃方氏坚守节操，不肯受辱而死，获得旌表；朝廷还派官员前去慰问，赐金修葺宫殿。大概前一位庆王是先奖赏后惩罚，后一位庆王是先贬黜后褒奖；虽然他们所受的国法处置不同，但总的来说，变故都是意外发生，前后两次都屈节求生，褒贬升降交相出现，说起来都足以让人羞惭红脸！庆国建立虽然已有二百年，却把亲藩应有的体面全都丧失了，实在可恨，也可羞！

译【二郡王建白】嘉靖初年，襄府枣阳王祐楒上疏请求追尊兴献王，意见与张璁、桂萼相同；同时提到宗室长期被禁锢、困苦贫穷，想要开放四民所从事的行业，使贫困宗室得到安置，也可以节省禄粮。皇帝下旨褒奖了他关于兴国的议论，但宗室一事没有准许实行。三朝以来，提出这项建议的人以及谋划此事的策士，往往都谈到这个问题，最终总是意见不合而搁置。直到当今皇帝才决意下令：宗室一律可以充任诸生参加科举，出任内外官职，使天潢宗室被压抑了二百多年的郁气才得以舒展。又在嘉靖九年，礼部因复议庆府丰林王台瀚的奏疏，皇帝亲自写信给各位亲藩，想把应当封王的皇子都停止封为亲王，只封为郡王；亲王的次子则一律封为镇国将军。皇帝先把信拿给少傅张璁看，张璁说：“如果果真这样，天下人将会认为皇上对宗族根本薄情，不符合亲亲之道的盛大礼节。不如节省他们的岁禄，像京朝官那样本色、折色兼支，这才是便利的办法。”皇帝于是把这件事搁置不下发，减禄的议论也被搁置。到嘉靖末年，才制定《宗藩条例》一书，于是减少了禄米，而各藩王也自称这是通过削减俸禄来缓解百姓的困苦，遂成为成例，一直延续到今天。我私下认为，世宗这一举措可以说尽善尽美：天子的儿子人数有限，而藩王的支子却没有穷尽；皇子封为郡王，正如靖江王府的先例，体制上并没有降低；如果他们的王子都封为镇国将军，那么册立世子、册立王妃、营建府第等费用，连同仪仗、卫士、宫属，甚至细小到校尉、乐户之类的开支，都可以省掉；而且身份体制不会过于尊崇，也不至于同地方长吏争礼而互相诟骂。何况奉国中尉以下，旧制本来不降爵；这项议论如果实行，还可以逐级降到七八品。它对国家财政的裨益非常大。永嘉当国时，肯承担劳苦和怨言，唯独这件事不能顺从皇帝的旨意，使宗藩人数无穷而毫无限制。百姓的生计日益困窘，潜在的忧患正在扩大。可惜啊！【郑王直谏】郑王厚烷在嘉靖十年向朝廷进献两只白鹊，皇帝非常高兴，命令把它们献入宗庙，又让它们在两宫传看并展示给百官；各部门的朝廷官员大多献上赋文，以彰显皇帝的 德行。当时太常卿兼管国子监祭酒许论，进献《白鹊论》；司业陈震进献《圣德感灵鹊颂》，尤其受到皇帝的嘉许和采纳，皇帝命令交给史馆。这是进献祥瑞禽鸟的开始。到嘉靖十八年，厚烷又奏报境内温县产出祥瑞之麟，这大概又是继各地巡抚、巡按进献祥瑞之后的事。到嘉靖二十七年，他又上疏劝皇帝修养德行、讲求学问，并进献《四箴》和演绎连珠体的诗文十首，用来规劝皇帝简慢礼仪、怠于政事、粉饰错误、厌恶进谏以及沉迷神仙和土木营造。皇帝大怒，亲手批示他的奏疏说：“你探听到宗室中有人诽谤讥刺，所以也来仿效。他勤熨不过是一个无赖之徒罢了，难道你真是今天的西伯吗？”不久，因为郑王上表时错误地没有自称臣，于是被削去爵位，禁锢在高墙之内。所谓勤熨，是过去周府的镇国中尉，也在这一年先上疏讥刺皇帝举行斋醮、兴建工程，并且拿秦始皇、汉武帝、梁武帝、宋徽宗作比，皇帝已经斥责他为庶人，把他禁锢在凤阳。郑王的奏疏紧接着而来，气势也非常强烈。不过，他先向皇帝进献谄媚之言，后来又严厉进谏，似乎有借此博取名声、猎取奇异声誉的意图。史书称他喜欢做诡异激烈而不合情理的事，并非诬蔑。隆庆初年，恢复他的爵位，赦免他返回封国，并增加禄米四百石；他长寿而安康，直到当今皇帝辛卯年才去世。嘉靖六年，河南灵宝县黄河有五十里河水变清，郑府盟津王长子祐橏献上《河清颂》。皇帝高兴，赐敕书褒奖，郑王厚烷却把敕书藏起来，不让它下发。祐橏上疏申诉此事，皇帝命令厚烷赶快归还，他仍然吝惜不给。皇帝大怒，下达的斥责谕旨十分严厉，他这才把敕书归还盟津王。到嘉靖九年八月，河南怀庆府产出祥瑞麦、祥瑞瓜和嘉禾，郑王厚烷又奏报说：“这是知府王得明的善政所感召的。”皇帝命河南守臣写明情况，晓谕并表彰王得明。他这样无耻地献媚，已经不是一天了。当皇帝沉迷玄修时，又有驸马都尉邬景和，娶兴献帝第二女永福公主为妻；公主先去世，邬景和因外戚大臣身份被召入西苑，供奉并撰写玄教文章。他上疏极力推辞说：“臣不懂玄理，不敢奉行诏命。”皇帝震怒，夺去他的爵位，发回原籍充当编氓。景和本是直隶昆山人，于是流寓吴中。多年以后，因为公主坟墓南北相隔遥远，不能奉行祭祀，他悲哀地请求返回，皇帝怜悯而答应了他；直到穆宗登基，才恢复他的爵位。他同当时的驸马京山侯崔元相比，贞正与邪曲真是天地之别啊！【郑世子让国】郑世子载堉，是郑王厚烷的嫡长子，喜欢读书，通晓历法，长期担任世子，按理应当继承王位。他不愿接受爵位，自万历辛卯年起，多次上疏辞让，都没有得到准许。到了乙巳年，他的辞疏仍未停止。礼部议定，让载堉终身保有世子爵位，而命令他的儿子世孙翊锡代为管理王府事务，等待日后承袭郑王爵位。皇帝已经准许施行。载堉又上疏极力辞让，说庶子承袭封爵，违背祖制，而且同近来钦定颁布的要例相冲突。又说自己年已七十，衰老多病，不能胜任，应当命载玺承袭盟津王，代理王府事务，日后入继亲藩的宗统；自己和儿子则退居到庶子承袭郡王的成例之中。皇帝嘉许他的淡泊谦让，褒奖得非常优厚，特意准许了他的请求，并且命令他父子二人都以世子、世孙的身份终老，听任他的孙子承袭郡王爵位。考察载堉的世系，他本是郑国最初受封的靖王瞻埈的六世孙。靖王传给简王祁锳，简王生有十二个儿子，第四子东垣王见氵贡，就是载堉的本生祖父。简王传位给康王祐枔，康王没有儿子，按次序应由简王第三子见■的儿子祐橏入继；但见■先因罪被废，于是改由见不知其长幼次序的儿子祐■进封为郑王，这就是懿王。懿王去世后，儿子厚烷即位，也就是载堉的父亲。厚烷因为进谏世宗的玄修之事，被禁锢在高墙之内；穆宗将他释放回国，恢复王国并增加禄米，到当今皇帝辛卯年才去世。而载堉本应继立，等到让国的议论兴起后，便把东垣王原有的封爵归还给他。

译传了三代便断绝，祐橏入继，后来又追赠他的父亲见氵贡为定王；到厚烷时，作为君王统治也已经历三代了。盟津王既因罪被斥退，到载玺时也已经是第四代称为庶人，再没有人敢以宗族伦序来争辩。载堉一旦放弃大国而接受郡王封爵，似乎有矫饰感情之嫌。仔细考察，嘉靖六年，祐橏作为被革去盟津王爵位的长子，撰写《河清颂》进献，皇帝非常高兴，赐敕书褒奖其非同寻常；但厚烷把敕书藏起来，皇帝多次下诏责问，他才将敕书归还。后来祐橏又请求恢复父亲的爵位，皇帝不准许，因此更加猜疑怨恨厚烷。厚烷上表时偶然误称弟而不称臣，又上抗疏劝止斋醮，皇帝的怒意转而更加深重。祐橏于是揭发厚烷谋反，厚烷也揭发祐橏擅自杀害良民。皇帝命令审查核实此事。复审奏报送到后，认为谋反一事全属诬陷，但厚烷规劝、切责至尊，依法应当首先论罪；祐橏纵容恶行、传播灾祸，也应当治罪。于是厚烷被废黜并禁锢，祐橏也受到重罚。大概两支宗室的仇怨，已经积累多年了。载堉自己估量，如果一旦接受郑国封爵，父子世代承袭，过去的嫌隙就会越结越深而难以化解；他既不忍明说先王之间互相揭发而遭祸的情状，又不愿再次争讼盟津父子被革爵的缘由，只是依据宗法世次，亲自请求退让王位，把郑国归还给祐橏的子孙，既遮盖了父亲生前争忿竞逐的过失，又杜绝了载玺日后报复的念头。他考虑深远、谋划长久，实在是仁人孝子的一番苦心。吴国的季札、契丹的李赞华，哪里值得过多地谦让呢？而礼臣不能详细考察往事，对这一篇苦心之作，只以仁德谦让加以褒奖，不过请求皇帝赐敕书表彰而已，可惜啊！在此以前，厚烷逃亡并被禁锢，载堉于是就在王宫门外结庐，铺藉草席，吃粗蔬，独自居住了十九年；等到厚烷返回封国，他才回到王府。此后又侍奉父亲二十五年，最终决定辞让王国，连续上章申诉，又过了十五年才获准请求，真是天潢宗室中的奇异人物啊。【景恭王】景恭王是世宗的第四子。当时哀冲、庄敬两位太子先后去世，景王与穆宗同年出生，只小一个月。景王的母亲是靖妃卢氏，受到皇帝宠爱，几乎出现夺取嫡长子继承权的趋势；他与穆宗在同一天被封为王。后来到封国仅四年就去世了，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他的王妃仍然回到京城，居住在恭王旧邸，直到今天还在那里。然而她孤寡困顿憔悴，几乎无法维持生活。景王的乳母年纪已经很老，到了在街市中乞讨的地步。我小时候曾经认识她，她详细讲述当年章华、兔园的繁盛，以及恭王骄奢淫逸、贪恋女色的情形，每每说到这里便潸然流泪，使听的人也感到惆怅。【藩王献谄】嘉靖初年，朝廷议论追尊兴献王；那些因议论得志而取得富贵的人，如张璁、桂萼等人不必说，即使亲藩中，也有楚王荣诫进献谄媚之言表示附和，只得到皇帝赐敕奖赏，此外没有其他褒赏。郑府枣阳王祐楒也歌颂大礼，不久因罪被削爵；他援引参与议礼的功劳，才得以恢复原来的封爵。楚府仪宾沈宝也因为议论大礼而加赐一品服俸，后来因诬告楚王显榕谋反，被勒令充当编氓。到嘉靖中叶以后，世宗正在西宫修习斋醮；当时方士如邵、陶之流，士人如顾、盛之流，都不值得一提，而亲王中如徽恭王厚爝，以及他的儿子庶人载埨，则相继附会玄教之事，都被赐给金印，并封为真人。辽庶人宪节仿效他们，也得到金印并获真人称号。两位王都依仗皇帝的宠爱，在封国内横行，不久都因淫乱暴虐、行为不合道义而犯法，被废黜削爵；徽、辽两位先王都没有得到祭祀。以天潢贵胄、藩国亲王的身份，竟向下同谄媚邪佞之徒一起逢迎，能得到多少好处？但灾祸很快就接踵而至。楚王本人虽免于祸患，他的儿子愍王却被世子杀死，后来又牵连到他的孙子。于是才有今天华奎冒充王爵而受到勘问的事，唉，真应当引以为戒啊！【赵王缢死】民间俗称，夜间睡觉不能独居一室，因为担心有鬼物侵扰。又传说房间里如果有人上吊，就一定要找另一个人来替代，死者才能托生，因此告诫人们不要独自睡觉。这些都是民间俗语，不值得相信。然而有一件极其奇异的事：赵康王厚煜是文皇帝的六世孙，读书而礼贤下士，平素很有好名声。晚年隔绝妃嫔，独自居住在一座楼上，入夜只有一个小童侍奉就寝。一天夜里偶然起身摸索王的脚，发现王吊在床下，惊叫起来；妃张氏和王的第四子成皋王载垸进来看时，赵王已经气绝很久了。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去世的。赵王在正德十六年承袭王位，在嘉靖三十九年去世，共在位四十年，享年六十三岁。赵王一生没有过失，不应当受到鬼物窥伺。只是他性情仁厚柔弱，缺少决断；在去世前几天，侍女中有人见到赵王喃喃自语，像是有所怨恨。有人说事情是张妃和成皋王所为，而长史等人害怕获罪，于是把罪责推给通判田时雨；皇帝下诏把田时雨用刑具押到彰德府王府封国内斩首。王府建有高楼，必定不会没有人上吊；即使有，赵王也一定会避开而不居住，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想来其中或许另有暧昧情由，只是无法知道罢了。赵王的世子、世孙都先去世了，只有曾孙常清在世，世孙夫人于是上奏，请载垸代理王府事务。于是人们更加怀疑赵王的死，认为完全是张妃和成皋王所为，说他因惭愧和愤恨而自缢。【徽王世封真人】嘉靖年间，徽王厚爝的封国在钧州，他生性喜爱琴，因为同知州陈吉争夺斩琴之事，便到朝廷诉讼。皇帝因此杖杀巡抚都御史骆昂，把州守陈吉和巡按御史王三聘发往边地戍守，当时舆论认为皇帝没有公正对待徽王。徽王内心不安，于是用重金贿赂皇帝宠信的真人陶仲文，让陶仲文说徽王忠诚恭敬、奉行道教。皇帝很高兴，封徽王为太清辅玄宣化忠道真人，铸造金印赐给他；徽王死后谥为恭王。他的次子载埨继承王位，任用南阳人梁高辅，制作房中药，取红铅梅子，同妇女生产男孩而尚未啼哭时口中的血配合，称为“含真饼”，服用后果然见效。于是把药进献给皇帝，又派梁高辅通过陶仲文进献。皇帝又很高兴，封梁高辅为通妙散人，仍封载埨为清微翊教辅化忠孝真人，赐给他的金印同其父一样。后来梁高辅在京城替皇帝取得梅子，但没有得到，于是写信向载埨索取他过去所储藏的梅子。载埨不答应，梁高辅开始发怒，皇帝也同时怀疑梁高辅和载埨。过了很久，皇帝对载埨越来越厌恶，载埨害怕了，派仪卫官纪旻携带红铅送给陶仲文，请他转献给皇帝。当时梁高辅已经同陶仲文有嫌隙，探查得知此事后便上奏。皇帝用密札告谕

译陶仲文，密札中有“不要管徽王的事”这样的话，载埨的势力于是更加孤立。恰逢其封国内百姓耿安等人上奏，告发徽王抢夺子女、侵占田宅，案件交给当地审勘；审勘官们因为其父当年斩琴一事祸及巡抚、巡按，怀恨未消，便附会罗织，酿成大案。诏旨下达，削减徽王三分之二的禄米，并追夺真人金印。载埨更加危急，想佩带最初封为庄王时所得的金符进京自行辩白。巡抚、巡按于是把传闻中的诽谤之语写入供词，诏旨下来，将载埨的王爵革除为庶人，押送到高墙禁锢，废除他的封国。载埨听到命令后先行自缢；他的正妃沈氏等十六人，不久也上吊而死；次妃林氏等人取绢帛殉死，前后五十多人。事情上报后，皇帝允许草草葬在城外；他们的子女全部送到会城周府收管，不许为他们请求婚配和封爵。事情发生在嘉靖三十五年，到隆庆初元才赦免他们返回。因为一件争夺琴的细小事情，祸患延续两代，覆灭了像磐石一样稳固的宗族；载埨虽然有罪而遭祸，也不应当达到这种地步，真可悲啊！正德年间，淮王祐巳也曾因为琴同宁庶人宸濠争执，几乎使自己陷入覆国之祸。那张琴名叫“天风环珮”，是淮王先世传下来的奇异珍宝。钧州因触犯当今皇帝的御名，已经改名为禹州了。徽王最初受封时，封主是庄王见沛，在成化十七年。到弘治二年，徽王请求把州升为府，当时王端毅（恕）主持议论，没有同意。到嘉靖五年，厚爝又提出先前的请求，最终仍以不合旧例为由没有准许。既然这样，两位王只是因为藩封尊贵，想把郡升为府以显示尊崇；可是宪宗封沂王、穆宗封裕王时，两州都没有人议论升为府，这是为什么呢？【辽王封真人】辽废王宪节喜欢方术，性情淫乱暴虐。当时世宗奉行玄教，他也假借尊崇、侍奉道教之名，向皇帝请求，得到赐号清微忠孝真人，并赐金印以及法衣、法冠等物。宪节每次出行，总是穿戴所赐衣冠，前面排列着诸神免迎牌和拷鬼刑具，已经足以令人惊骇发笑。甚至进入平民百姓家中替人举行斋醮，自称高功索取酬谢，尤其是个无赖。后来又用符咒妖术，想要得到活人的头颅，恰好街上有个醉汉顾长保，被割去首级，满城都惊骇诧异。他其他违法的事情尤其多。到穆宗登极的第二年，被巡按御史陈省、礼科给事中张卤弹劾，夺去真人金印。又被巡按御史郜光先揭发十三项大罪，皇帝派少司寇洪芳洲前去审勘。洪芳洲推究审讯严酷苛刻，又同道臣施笃臣一味罗织深文，导致宪节的王国被废，本人被禁锢。后来江陵公获罪败亡，他的母妃还在世，便把罪责归咎于江陵，要求恢复封国。朝廷议论归还原来庶人的尸骨，让其归葬，但不准恢复封国。议论的人把这件事当作江陵的罪过，实在可笑。于是洪氏的儿子说，朝选不听从江陵的指使，所以才丧命；又说劳道亭（堪）中丞因为谄媚前任宰相而陷害洪氏致死。洪氏得以恢复官职，劳道亭被发往边地戍守，满朝没有人替这件事辨明真相，尤其令人感到可悲可叹。微、辽两王，都凭借旁门左道来邀取皇帝宠爱；一个连同他的儿子，另一个连自身也没有保住，最终都遭到灭亡。这固然是他们自取其祸，但当时负责审勘的各位臣子，又各自按照私意把亲藩陷入极刑，严重损害了国家对宗室的恩典。【辽废王】江陵刚刚去世时，皇帝还没有打算深究他的罪，只是对冯榼长期横行十分愤怒，心中非常痛恨他。张蒲坂已经主持国政，于是授意同乡门生李御史（植）弹劾惩治冯保，以及掌管家务的内官张大受、书记徐爵，用来迎合皇帝的心意；起初奏疏中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江陵。等到皇帝严厉下旨把冯保驱逐到南京，众言官知道皇帝的心意已经转变，才纷纷上章弹劾这位前宰相；台中江东之、羊可立最先上疏。皇帝不久晋升这三人为少卿，以表彰他们揭发奸恶的功劳。于是原辽府母妃也公开上章申诉冤屈。接着籍没家产的诏旨就下达了。原来，废王宪节淫乱暴虐、行为不合道义，巡按御史陈省弹劾他的罪行，并没有冤枉他。中丞因为谄媚故相，陷害洪氏使其获罪至死；洪氏后来得以恢复官职，最终却被劳烦到遣戍，满朝没有人替他辨明这件事，尤其令人深为叹息。微王、辽王二人，都因为旁门左道而求取皇上的宠爱；一个牵连到自己的儿子，一个连自身也不能免除，最终都遭到灭绝。虽然这是他们咎由自取，但当时负责审理的诸位大臣，各自出于私意，把亲藩陷入极刑，实在严重地伤害了国恩。【辽废王】江陵刚去世时，皇上还没有打算严厉治罪，只是对冯榼长期横行十分愤怒，心中非常憎恨他。张蒲坂已经执掌国政，于是授意同乡门生李御史（植）弹劾查办冯保，以及他的掌家内官张大受、书记徐爵，用来迎合皇上的心意；奏疏起初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江陵。等到严厉的诏旨把冯保逐往南京后，各位言官知道皇上的心意已经转变，才纷纷上章弹劾故相，而台中江东之、羊可立最先上疏。皇上不久晋升这三人为少卿，以表彰他们揭发奸人的功劳。于是，原辽府母妃也公开上章申诉冤屈。接着，籍没家产的诏旨下达了。至于已被废黜的辽王宪节荒淫暴虐、行为不合道义，巡按御史陈省弹劾他的罪行，这些都没有冤枉他。江陵起初并没有深究的意思。当时朝廷派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往查勘，他查得辽王杀人的种种事情，便错误地加以夸大修饰，而且用尽心力罗织罪名，于是辽国就此覆亡。不过事情发生在隆庆二年，张居正当时只是次辅，他的气焰还没有炽盛，也不能说灭亡辽国完全是张居正一人主张的。这一年洪朝选回朝，第二年己巳年，就因大计考察被弹劾而致仕；他又上疏为自己辩解，朝廷命他闲住。洪朝选回到福建以后，被巡抚劳堪弹劾在家乡违法，最终瘐死狱中。洪朝选的儿子、官生洪竞到宫门前申诉辩白，说劳堪是为江陵效力、替他报仇，才导致自己的父亲死亡。诏令恢复洪朝选原来的官职，劳堪获罪被发遣戍边。但辽国最终也没有恢复。劳堪既然因迎合上意而获罪，然而洪朝选办理辽王狱案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做得太过分，反而因为触犯权势而得到昭雪，这也是不合情理的事情。洪朝选最初巡抚山东时，听说章邱人李少卿先芳家中富有藏书，向他借阅而没有得到，于是便制造大案，抄破毁灭李家，李先芳因愤恨而死。等到洪朝选死于非命，有人说这是天道报应。东阿《笔尘》只记载洪芳洲任少司寇时，逼死故都御史杨顺，以讨好华亭，却不知道还有章邱李中麓这件事。洪朝选与李中麓是同年进士，因此尤其鄙薄他。辽王贵烚的罪恶：辽王宪节被废黜，事情发生在隆庆初年，直到今天还有人替他喊冤，大概是把罪责归于张江陵，认为他有意灭绝辽国。却不知道辽王的罪恶早就足以被废黜了。辽简王朱植是太祖的第十五子，他的庶弟二人中，通川王贵烚继承了辽王爵位，在位十五年，多次被巡抚、巡按以及科道官员弹劾查办。英宗每次下诏书告诫他，他仍不改悔。到了正统四年，事情全部被揭发出来。起初，他与江陵、沪溪两位郡王淫乱，又奸污、私通千户曹广等人的妻女几十人；因非理奸淫而死的有十多人；又杖杀长史杜述，擅自鞭打荆州知府刘永泽；借进贡为名，夺取彝陵、江陵等州县军民的柑橘，征发民夫，逼死了三十人；把军人许俊赏赐给仪宾刘亨为奴，又把许俊的妻子赏给仪宾周英璧，与她通奸；其他罪行更是数不胜数。皇帝召辽王到京城亲自审讯，并把各项弹劾奏章给他看，辽王认罪服输，无话可辩。于是命令把他遣送回去，革去王爵，降为庶人，派人伴守祖坟，仍然支给每年一千石俸禄，并让他的庶弟兴山王贵燰承袭封爵。看来贵烚确实罪有余辜，足以丧失封国。当时距离封国建立还不久，内阁三杨等人不敢轻易把同姓的大国迁移或撤除，所以只从轻处罚。又过了两代，王恩■为王，他因私人怨恨，一天之内杀死宗室镇国将军恩鑡等八十人；没过几天长子就死了，不久王也因背部生疽而死。又过了一代，宪节终于使祭祀宗庙断绝；一再积累不善，遗祸竟到了这种地步。

译贵烚的儿子豪显仍承受贵烚最初所封的郡王爵位，直到今天封国仍未被废除。而宪节的儿子都被革为庶人，迁到楚府加以钤束。考察隆庆二年刑部侍郎洪朝选所上奏的宪节罪状，记载得十分详细，而且全都是发生在赦免之前的罪过。议论的人反而说洪朝选不肯阿附江陵，想保存辽国才获罪，真是说梦话了！楚宗劫掠杠夫一案，起因是道臣周应治上报反叛，后来由巡抚赵可怀用刑具锁拷而办成。后来对他们的处分确实过重，但他们劫掠财货，又无缘无故杀死一位巡抚尚书，怎么可以从轻减免呢？案件定罪后赐死也就够了，至于身首异处，已经觉得太过分；最后竟在显陵行刑，就更加荒谬了。显陵是兴邸旧日的园陵，与太祖的子孙有什么关系？难道还要在那里祭告吗？起初是地方各位大臣贪图功劳，妄报说他们起兵谋反。一时间那些喜欢生事的人，例如郧阳巡抚胡心得等，在边境上调集军队，上疏请求会师，把事情大肆夸张，以致 采用了这种重典。如今攻击故相的人，甚至说楚宗根本不该判死刑，这种议论也不确切。当时的贤臣只是想为江夏洗雪冤屈，却把四明的罪责说得过重，未免矫枉过正。总的说来，前一个案件失之严酷，后一个案件失之宽纵，都是时局造成的，并不是可以普遍适用的公论。袁中郎有诗说得好：“国体藩规俱不论，老臣涂血也堪怜。”把道理全说尽了！英燿弑逆的缘由：楚愍王显榕被杀，事情发生在嘉靖二十四年正月。相传世子英燿因为愍王宠爱方三儿，便把他安置到宫室中；英燿害怕父亲废掉自己，于是产生了叛逆的图谋，与逆党约定在上元节观灯时起事。到十八日，他邀请愍王赴宴，先奉上鸩酒但没有奏效，于是用铜瓜把愍王打死。随后假称愍王因中风突然去世，把讣告送到各宗室。当时巡抚、巡按已经先把实际情况上报，世宗便给英燿戴上刑具押送京城处死。历来案卷和史书的记载都是这样。然而听说事情的起因并不是如此。在此之前，愍王在自己的封国中暴虐，内外都不能忍受，人心已经离散；而英燿患有足疾，行动不便，他的父亲又宠爱次子英佥，想把王位给他，多次对英燿说：“你苦于脚有残疾，为什么不放弃名位爵禄，去学习长生之术呢？” 英燿因此怨恨恼怒，决意采取冒顿那样的行动。后来英佥果然继承王位，死于隆庆五年，谥号恭王；他的儿子就是当今的王华奎，也就是近日宗室所控告、说他是被抱进来的那个人。废长子而立幼子，从来没有不失败的，如袁绍、刘表就是这样。如今幸而还没有出事，只是因为他的儿子年幼罢了。楚府前后遭遇变故：楚王是太祖的第六子，传到愍王时，被世子英耀弑杀。英耀伏法后，由庶子英佥继承王位，这就是恭王；他在位很久却没有子嗣。议论的人喧传他没有生育能力，就像晋海西公晚年为了身后之计而秘密安排继承人一样。他曾多次向自己宠信的藩府僚属暗示，但他们都害怕招来祸患，不敢承接此事，于是恭王便与宠幸之人谋划，因而有了孪生二子的事情。英佥去世时，儿子还年幼，便由武冈王显槐监国。武冈王熟知这件所谓生子的内情，把前代所收藏的珍奇宝物和财货全部取走；封国的人害怕他揭发往事，不敢责问他。如今的楚王承袭爵位已经三十年，宗室成员不再接受他的约束，楚王还想用法律制裁他们，于是发生了华越等人上疏讦告的事，朝廷议论不能决定。郭江夏代理礼部事务，向来对这件事不平，极力主张发文查勘，因此被罢去官位，祸患牵连缙绅，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考察王世贞所记，只说东安王显梡管理府事。大概是因为显槐监国时淫乱贪婪、违法乱纪，擅自杀了许多人，被巡抚、巡按弹劾，这才改命显梡管理。王世贞偶然漏记了显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年〕 英耀在嘉靖二十四年弑逆；嘉靖三十五年，微王载埨因为夺取田宅和子女；嘉靖四十二年，伊王典楧因为淫乱暴虐、违法乱纪；不久辽王宪节又因为酗酒横暴、杀害人命；这三人都被削去爵位、撤除封国，禁锢在高墙之内，子孙也都降为庶人。这三个封国，不过是放纵贪暴、失去正道，尚且都到了废爵禁锢的地步。英耀亲自犯下大逆之罪，罪恶超过商王杀害臣下的事情，只应当污辱并封闭他的宫室，保留郡王爵位，听任邻近藩王依照旧例加以节制；为什么还要让他保有完整的封国，以致使恭王留下像李道儿那样的疑问呢？这样看来，愍王的两个儿子，一个因刀刃而生，一个亲自斩断了自己的宗祀，都是天地所不能容受的。当时执掌国政的是夏、严二位公，他们最后的表现竟然还不如新郑、江陵，实在令人郁郁不平。$$$$王世贞所记，只说东安王显梡管理府事。大概是因为显槐监国时淫乱贪婪、违法乱纪，擅自杀了许多人，被巡抚、巡按弹劾，才改命显梡。王世贞偶然漏记了显槐。楚宗室华越等人讦告楚王时，起初沈四明执掌国政，心里不想揭发此事，于是命通政司阻止奏疏上达。后来主张讦告楚王的，是郭江夏；当时他代理礼部，直接揭发沈四明扣压奏疏的事情。郭江夏因此被给事中钱萝皋、杨应文等人弹劾，离开官位，楚王一案也得以停止查勘。这年冬天就发生了妖书案，钱萝皋、杨应文和御史康某等人竟想把主使罪名加在江夏身上，因而牵连到次辅沈商邱；至于缇帅王之桢，则想把罪名加在自己的仇人、同僚周嘉庆身上，幸亏大榼陈矩据理力争才作罢。各位言官说江夏的父亲曾被楚王鞭打侮辱，他是借机报仇，又拿楚国故相废除辽国的事情作比喻。他们不知道江陵已经是被冤枉的，这件事更是冤中之冤。当楚恭王壮年时，我乡里有个沈樟亭，姓名已经记不清了 他担任楚府纪善，与恭王相处得像鱼和水一样融洽。一天，恭王忽然拿出春申君、吕阳翟的两篇传记给他看，沈樟亭明白其中的意思，宁死也不敢接受。恭王的心意于是改变了，把这件事搁下不再提，而另有安排。不久传出将有生男孩的祥兆，沈樟亭害怕祸患牵连到自己，便借此把事情交卸出去，告老回到杭州。沈樟亭就是冯祭酒的岳父，他亲口对我说过这件事，并且高兴地说：“郭明龙太憨直了。这件事关系重大，一旦及时查办，必定要杀死数百人。四明不愿执行，也是老成持重的见解，只是那些迎合的人把郭明龙骂得太厉害了。”妖书案平息后，郭明龙仅仅得以免罪。过了一年乙巳年，钱给事等人因为京察本应被贬谪，后来却奉中旨留任，大概是当权者酬谢他们弹劾郭明龙的功劳。然而这些人最终也没有安稳保住官位。保存楚国：癸卯年楚国的事情兴起，当时主张保留楚国、主张查勘的人意见不一，其中各有各的用意，主张保留楚国的人更多是出于私心。当时只有赵南渚司徒最被称为清正，也主张免除查勘。

译这并不是说郭江夏的主张不对，而是因为事情关系重大，应该依法严惩的人很多。而且事情已经过去很久，牵连逮捕会使一方骚动，确实不是谋划国家的长远策略。当权者正憎恨江夏，便向自己亲近的人示意，让言官一起猛烈攻击他。有人甚至说郭江夏的父亲曾被楚王鞭打侮辱，郭江夏因此挟仇报复。他们不知道郭江夏的父亲是以孝廉身份出仕的，曾经任职大州长官，楚王怎么能鞭打他呢？郭江夏刚离开京城，妖书案就发生了，给事中钱萝皋等人于是直接把主使罪名加在江夏身上，并且牵连归德次辅。人心这才大为不平。当时赵司徒正代理铨部，非常认为这种做法不公，便想把钱给事调到外地。首辅四明大怒，拟旨把钱给事留在京城；赵司徒所掌的印信，也随即被夺去，交给杨少宰署理。赵司徒并不是依附四明的人，只是在保存楚国一事上偶然与他意见相合，而两人的内心抱负则完全不同。提出建议的各位大臣并不了解赵司徒的平生，便一概把他看作四明的党羽，有见识的人难道会轻易相信吗？蔡虚台辨疏：癸卯年楚府议论查勘，郭江夏因此离职，随即又因妖书案被陷害，几乎丧命，这是人们长期以来都愤恨的事情。近年来事情逐渐明朗，四明辞去政务后，江夏的声望更加提高。一时之间，凡是与郭江夏意见不同的人，多数遭到弹劾，有的还借别的事情陷害他；仪郎蔡虚台（名献臣）就是其中之一。己酉年冬天，朝廷将要进行第二年的外官考察，当时蔡虚台已经历任并升为按察使，负责常镇兵备；南御史汪怀德在他的管辖下巡江，于是上疏公开弹劾他，拟以‘不谨’的罪名处分，奏疏中列举了许多事情，也牵涉楚府一案。蔡虚台于是上疏据理力辩，说明其中缘由，并说明自己过去与堂官关系不合的原因，尤其详细辩说楚府一事。如今这份奏疏已经找不到了，我偶然记得末尾几行，概括起来颇为准确，因此记录如下。总的记载当时参与此事的各位大臣：始终想查勘楚国的，是郭正域；始终想保存楚国的，是赵世卿；内心想保存楚国，口头却不敢明说，姑且把事情推给朝廷大臣会议，却暗中使事情时缓时急的，是李廷机；接受楚王重贿，一会儿主张查勘，一会儿又不主张查勘，等待内里自行罢休的，是赵可怀；楚国巡抚、巡按的覆奏送到后，仍坚持查勘已经办结之说的，是我和张问达。张问达有揭帖，我有奏疏，都可以覆按查考。大概主张查勘楚国的 人，是出于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之后的真实心意；而通常主张保存楚国的人，也是老成持重的稳妥计策。只是保存它容易，查勘它困难罢了。郭正域慷慨任事，上天应当保佑他。赵可怀首鼠两端，上天应当诛罚他。只是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拥戴之臣希求借光、依附声势，把所谓山中的宰相奉为驱逐奸邪的主盟；将来他一旦出山，恐怕不免稍稍减损福力，这恐怕也不是郭正域的本意。先臣王用汲说过：“迎合君主的恶行，罪过还小；迎合宰相的恶行，罪过就大了。” 我则说：“迎合宰相的恶行，罪过还小；迎合将相共同的恶行，罪过就更大。”等等。按照旧例，大计考察通常不许辩解，辩解的人有严厉的禁令。奏疏上报后，人人都替蔡虚台感到危险；等到审察处理时，只降了三级官阶，也是因为他的言辞正直。蔡虚台如今也已经重新起用补官了。王尧封上疏申诉蔡虚台受到的冤屈，于是他与汪御史一同调任外地。废齐王的横行：齐王是太祖的第七子，建文年间因获罪被废黜，靖难之后又恢复封爵。后来又因谋反被撤除封国，禁锢在南京；他的子孙全都降为庶人，只领取庶人粮食，没有正式封爵。如今宗室支属逐渐繁多，在留都横行霸道，廊下各铺、院中的妓女，动不动就出票索取。拿了东西不还钱，强行荐枕也不损耗钱袋，甚至僧寺也遭受他们的祸害。偶尔有能够自爱自守的人，但并不多见。尤其可笑的是，做小买卖而不得志的人，竟设一张几案面向北方下拜，自称谢恩；第二天便穿着击金带、服象龙，向宾客行礼，家中还接受人们的拜谒祝贺。实在不知道这种章服是从哪里来的。京城中的百官看惯了这些事，把它当作常规，不再追问，也照例与他们往来。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宗室从事四民之业：本朝对宗室有严格禁令，不知道始于何时；既断绝他们做官，也不许他们学习士、农、工、商四种职业，把他们禁锢在一座城中。至于皇亲，也不许担任京官，尤其没有道理。能够出仕的，最高只到布政使；例如嘉靖壬辰年的探花孔天允，殿试之后被选为陕西提学佥事，当时才二十岁左右，不久任浙江提学副使，后来官至左辖而退休。类似的人多得无法尽数。过去各位名公，如王世贞之辈，多次议论解除这种禁令，却没有人敢承担责任。近来册立皇太子的诏书中，直接允许宗室学习儒业、进入学校、参加乡试和会试榜选。这样一来，天潢宗室不至于永远没有希望，开始有了入朝做官的希望。这是二百年来最令人畅快的事情，沈四明实际上起草了这道诏书。而且东宫初立，普遍舒展了天下长久郁积的希望；即使这是圣心早已默默决定的事，并不是出自臣下的赞成裁决，也只是恰好遇上了这个时机。只是四明不被当时的舆论所赞同，于是没有人称赞他的功劳；换作其他宰相，恐怕免不了把上天的功劳贪归自己。只是四明不被当时的舆论所赞同，于是没有人称赞他的功劳；换作其他宰相，恐怕免不了把上天的功劳贪归自己。宗室姓名：如今皇帝的世系，以及各藩府的姓名，第一个字由太祖预先规定，第二个字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相传。宗室请求赐名时，由礼部仪制司的官员拟定名字后赐给他们。年代久远、人口众多，名字难免重复，于是竟创造出一些不雅的字，再把金、木、水、火、土附加在其中，这最为可笑。甚至有人读到这些名字时，当代人会捧腹大笑、笑倒在地。由此想到宋人也有把戏谑寓于宗室赐名之中的，例如士羯、士芑、士昆、士绥之类，大概是因为这四个字与“揭起裩尿”谐音。刻薄而无礼，大概古今都是一样的。●卷五 ○公主 公主追谥：本朝公主去世，按惯例没有谥号。只有仁宗即位后，追封第四女为德安公主，谥号悼简，作为创例。但太祖早先已经有过这种做法。洪武元年，太祖即位，皇姐嫁给李贞的那位先去世，册封为陇西公主；李贞为驸马都尉，不久封恩亲侯；公主谥为孝亲公主，丧礼仍葬在先祖坟地。后来李贞封曹公，才把陇西公主改称曹国长公主。到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因为受到皇帝宠信，便请求追谥他的远祖郭镇所娶的永嘉公主为贞懿；永嘉公主是太祖第十二女。事情隔了九朝，历时将近二百年，无缘无故追尊，于是成为不合礼制的做法。公主获得谥号，始于唐德宗朝的唐安公主，赐谥庄穆。在这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