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译【礼部六尚书】万历十五年壬戌，名义上列衔礼部尚书的，内阁是谢迁，掌管通政司的是元守，掌管太常寺的是崔志端，掌管鸿胪寺的是贾斌，张升则正式任职并主持礼部，南京方面是王宗彝，这大概是当时被称为宗伯的六个人。崔志端以道士身份、贾斌以监生身份取得这一职位，都是罕见的情况。到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北礼部尚书是费宏，南礼部尚书是王学夔，掌管通政司的是陈经，而陶仲文以真人身份，顾可学、盛端明以炼丹制药身份列衔南宫，合起来也是六个人。六人之中，只有陶仲文以少傅兼少保，官位最为尊崇，所采用的制度也最为特殊，并且是弘治年间所没有的。礼部官员应当敬慎清正的体制，败坏到这种地步。【尚书赠官】按照旧例，赠官时在原有官衔上加授一级，例如侍郎死后赠尚书，以及左右都御史死后赠尚书，就是这样。只有尚书死后赠官为太子少保，都是正二品，仍可说是以六卿的身份进升宫衔。如果左右都御史死后赠为尚书，那就太不厚重了。如果说这是因为西台官员可以正位六卿，那么六卿在世时多改任左都御史掌院，又是什么道理呢？似乎也应当用东宫少保这样的优厚赠官来对待。【臣下妾谥】正统以前，皇帝驾崩以后，妃嫔中随从殉葬的，都赐予谥号，称为皇庶母。藩王府中的国王、郡王有妾殉葬的，也可以向朝廷请求赐给谥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六人、二十五年〕 【尚书赠官】按照旧例，赠官时在原有官衔上加一级，例如侍郎死后赠为尚书，以及 左右都御史死后赠为尚书，就是这种情况。只有尚书死后赠为太子少保，二者都是正二品，仍然称作以六卿的官阶晋升为东宫官衔。至于左右都御史死后赠为尚书，那就太不丰厚了。如果说这是因为西台官员正好可以升为六卿，那么六卿在世时，又为什么多改任左都御史、掌院事呢？似乎也应该用东宫少保来优待他们。【臣下妾谥】正统以前，皇帝驾崩以后，随从殉葬的妃嫔，都赐谥号为“皇庶母”。藩邸中的国王、郡王若有妾殉葬，也可以向朝廷请求赐给她们谥号。这是天顺以前的旧例，至于臣下则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只有洪武年间，中书省平章政事李思齐的妾郑氏，获得了“贞烈”的谥号。李思齐原是亡元的大帅，归顺明朝后一直做到这个官职；他的妾得到这样的谥号，可见皇上借此使李思齐内心惭愧之意很深。又有燕山护卫指挥使费德的妾朱氏，费德死后被追赠官职，朱氏获谥“贞烈”。到宣德年间，安陆侯吴复的妾杨氏，也得到“贞烈”的谥号。吴复因平定西番和云南而封侯，但功劳并不十分显著，他的妾能得到这个谥号，已经很奇异了。可是都指挥使王俶的妾时氏，也被赐予这个谥号，又是为什么呢？宣宗以后，谥号不再授予妾媵，只有大同指挥使范安死后，他的妾杨氏自缢殉死，诏令追赠她为恭人，赐给诰命，却没有赐谥号。历朝都沿袭这一做法。至于文臣的妾，嘉靖年间，已故汀州知府张宁的妾高氏、李氏，因为没有儿子，张宁的妻子罗氏逼她们改嫁，她们不肯，于是特别赐予旌表，也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张宁过去在先朝英宗时任给事中，与岳正齐名，也是我的同乡。【封谥同本人名】谥号是用来改变死者名号的，因此过去翰林官都得到“文”字谥号。但林文任侍讲学士，却谥为“襄敏”。后来陈文谥“庄靖”，王文谥“毅敏”，这两人又都是殿阁大学士，都是为了避开与本人姓名相同的字，以保存厚道，于是成为惯例。只有尚书金忠谥“忠烈”，这说明当时的礼制还不完备。后来林文俊谥“文修”，陈文德也谥“文恭”，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受到皇帝特别优厚的恩宠，子孙不敢请求改谥；但礼部拟定谥号时，已经不再替他们避讳了。洪熙元年，英国公张辅因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的勋号已经沿用了很久，又加上“辅运”二字。虽然说是更加隆重，实际上却是直接用了他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宣德二年，英宗出生，册立孙氏为皇后，就是孝恭后；皇后的父亲孙忠进封会昌伯，他的勋号却定为“推诚宣忠翊运”。武臣竟然不避他的名字，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他是皇后的父亲地位尊贵，所以不敢称“宣力”吗？成化初年，周寿因为是皇帝的舅舅而封庆云伯，也仍然使用“宣忠”的勋号。从此以后，弘治年间的寿宁侯、正德年间的庆阳伯，虽然都是皇后的父亲，却没有一个敢称“推诚宣力”。此后“宣忠”二字，也连其他勋臣都不再见到了。隆庆初年，给已故新建伯王守仁颁发诰券时，勋号中也有“守正”二字，这是因为对“守”与“正”两个字都不偏避。【粗婢得封】夏文愍宠爱的妾苏氏，冒称是夏文愍续娶的妻子，向皇上请求后竟得到封号，当时人们认为夏文愍太过放肆。但先朝杨文贞杨士奇已经有过这种事。杨士奇的原配是严夫人，严夫人死后，他让婢女郭氏侍奉自己的起居。宣德年间命妇朝贺时，唯独西杨家没有女主人，太后于是命人召郭氏入宫；见她相貌丑陋、衣服破旧，便特意替她梳妆打扮，给她穿戴非常华丽的衣服首饰，并把这些全都赐给她，随即命有关部门依照惯例封授她，只是不许把这件事作为成例。这就是后来南太常少卿导的生母。当时陆容记载了这件事，而文徵明加以驳斥，说事情并不是这样。陆容的儿子陆粲又驳斥文徵明说：“郭夫人的制词，载在《文贞续集附录》中，怎么能说没有呢？大概是文徵明一时记错了。”

译【胡忠安】胡忠安（濙）福禄、地位和权势极为显赫，是本朝仅有的情况；但这个人只知道迎合皇帝、邀取宠爱，又沉迷于方术和旁门左道，完全没有大臣应有的气节。他平日的品行暂且不说，单说宣德元年时，胡濙还任礼部侍郎，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想求取龙虎山道士八十一人的度牒，却难以亲自上奏，便托胡濙代为请求。皇上说：“僧道度牒，祖宗已有固定制度，没有托人求请的道理。我不是舍不得张宇清，而是爱惜这项制度。你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作为胡濙，听到这话真应该惭愧而死了。不到一个月，吕震去世，胡濙立即代任礼部尚书。他还没有来得及提出其他建议，首先请求赐给贵妃孙氏宝册，他说：“贵妃如此贤淑，应当授予宝册，以彰明她的德行。”皇上大为高兴，立即命人铸造宝册，并命礼部准备仪注上报。本朝贵妃拥有宝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到了授册之日，命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吏部尚书蹇义担任册宝使。这两人是文武大臣之首，是按照册立皇后的礼仪办理的。又过了一年，恭让胡后被废，贵妃代替她成为中宫，这就是孝恭 后。这些事情都是胡濙启奏促成的。册立贵妃的第二天，胡濙又上疏请求把真人张宇清进封为大真人，掌管天下道教，皇上答应了。当时胡濙已经深深取得宣宗的信任，于是得以实现自己的请求。这些都是宣德元年内发生的事。此后他荐举方士、推荐左道之人，以至于家门遭受非议，大概都是一时靠柔媚谄佞取得权势的结果。而且他曾接受文皇帝秘密派遣，暗中出使天下十年，又能为仁宗在青宫时受到的诬陷辩白，所以始终没有失去皇帝的恩宠和礼遇。宣德三年，册立孙氏为中宫，他又奏报秦王朱志洁的贺表文字简略、不够恭敬，应当治罪，皇上却不允许。可见他谄媚奉承，大多如此。后来他又请求庆贺白乌、白兔、驺虞、景星以及外国进贡麒麟，十年之间，没有一天不进献媚上的奏贺，皇上都谦逊推让而不接受。到了英宗即位，他所主张的这些做法却全都实行了。【礼部三失印】胡忠安（濙）最受文皇帝宠爱。宣宗初年，他就正式担任礼部尚书，前后达三十多年，十次主持礼部贡举，这种荣耀和恩遇古今少有。然而，他任职期间丢失本部印信一共三次，前两次都蒙受皇恩宽免，最后一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印信偶然找到了，原来是礼部小吏偷走的，皇上才宽宥了他。他又长期把持礼部，达十五年之久，直到英宗复辟才退职。人们只知道他长久享有高位，活着时拜为少傅，死后追赠太保，却不知道他也曾遭受耻辱。又有一个道士叫蒋守约，是胡濙的同乡，因为胡濙推荐他入朝，历任官职也做到礼部尚书、掌太常寺。胡濙与他同列多年，又一同致仕。史书还称，有个江西南城人龚谦，擅长妖术，能够诱惑妇女，自称掌握张神仙的法术。孙氏因受这个人诱惑的妇女曹氏，被胡濙知道；当时胡濙正掌管礼部，便把龚谦举荐为天文生，给他改名为益之。后来龚谦冒用胡濙的名义，诈骗他人财物，事情败露，司法部门判决应处徒刑。皇上大怒，下令把他发配充任铁岭卫军。龚谦经常出入胡濙家中，关系十分熟悉，因而颇有丑闻，士大夫舆论以此为耻。到了景泰年间，胡濙又上奏说：“道士仰弥高，通晓熟悉阴阳之术，精通兵法。我见他讲论军事机略、绘制列阵图，确实很有精妙的道理。如果让他协同守卫边境，运筹谋划、剿灭贼寇，一定能够宣扬声威、震慑敌人，建立拨乱反正的功劳。请命兵部会同宦官对他进行试验，委任他承担责任。这样对下可以减轻军民征战和转运的劳苦，对上可以辅助国家达到和乐太平的治理。”这件事交给兵部后，召仰弥高会同有关官员进行考核，结果并不像胡濙所说的那样。皇帝因为有大臣保荐，仍授予他道官之职，任右元义，到宣府等边地协助守边。史书说仰弥高起初 没有别的长处，只是经常出入胡濙家中，所以胡濙极力称许他。不久，仰弥高上奏称自己身在宣府，正在运筹谋划、协助守边，请求让朝天宫道士朱可元代替自己主持道观。胡濙又上疏请求批准他所推荐的人，于是礼科弹劾仰弥高结党妄为，应该治罪。皇帝命令仰弥高接受巡按御史审问，朱可元也送交刑部拟定罪名。胡忠安到了这种地步还厚着脸皮不肯离开，实在是顽钝到了极点。胡忠安出生时，头顶和头发洁白，一个多月后才变黑；他的母亲梦见僧人进入屋内，因而生下了他。不久果然有个僧人来求见道观，胡濙一见到这个僧人就笑了。僧人说：“这就是我的师父吴中天池高僧。当时师父曾嘱咐我把笑作为凭证。既然如此，那么胡忠安或许就是史弥远死后成为觉长老一类的转世吧。” 【改谥】本朝文臣谥号为“忠文”的只有两人：一人是翰林待制、追赠学士王祎，另一人是国子祭酒、追赠礼部右侍郎李时勉。但王祎在建文初年最初谥为“文节”，正统年间改谥；李时勉在景泰初年最初谥为“文毅”，成化年间改谥。二人都不是最初的谥号。此外，景泰初年，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直内阁、追赠少傅、吏部尚书、文渊大学士曹鼐，最初谥“文襄”，天顺年间又改为“文忠”。景泰四年，南京礼部尚书王英去世，谥“文安”，后来改为“文忠”。此后文臣没有改谥的了。直到嘉靖初年，大学士石珤谥“文隐”，这是因为议论大礼时，他在两种意见之间犹豫不决；他死时，正好他的门人张总掌握内阁大权，心中十分怨恨，所以用“违拂”之意给他定了这个不好的谥号。嘉靖末年，大学士张治也谥“文隐”，这是因为他直率地撰写斋宫青词，心情郁闷不乐而死，皇上记恨他，所以用“怀情不尽”的意思给他定谥。二人到隆庆年间，石珤改谥为“文成”，张治改谥为“文毅”。又到今上壬午年，大学士殷儋在家中去世，谥“文通”，这是因为新任首辅张四维平素与他不和，所以得到这个较低的谥号。后来殷儋家属向皇上请求，也得以改谥为“文庄”。文臣改谥的，只有这七位公卿；但他们都出身词林，这实在是最奇异的事情。而且本朝文臣有谥号，也始自王祎。【提学宪臣革复】提学宪臣这一官职，历朝都没有。大概是因为建国初年最重视教育职官，一切儒生的考核和升降，都由学官主持，因此其威势可以施行于一方，地位甚至高于监司。后来这种选任日益被轻视，但学校中生员的进退、褒贬，仍然由他们专门掌管，当时人们都对此感到忧虑。于是

译正统元年五月，才开始增设提学宪臣，首先采用大臣推荐的人选，任命御史薛瑄为山东提学按察佥事，随后各省、直隶也依次设置。景帝景泰元年全部裁撤，大概是因为太上皇北巡被俘，战事正在兴起，不再重视儒学科举；而且这也是采纳礼臣周洪谟的意见。到天顺六年，英宗才下令恢复旧制，直到现在；这就是说，提学宪臣废除十三年后才恢复。考察元朝人最轻视文教，即使两度停止科举，却仍设置各路儒学提举，来统领教授等官。明朝八十多年后，才用提学宪臣督察学政。当时三杨同时在政府中，制定了这一良好制度，却无缘无故地全部裁撤。当时陈泰和主持国政，本来就不值得说；至于高文义、彭文宪都在内阁，也应当承担这一责任。【任子再荫】任子中很少有做到三品京堂的，偶尔有这样的，多数也不能任满考核期限，因此从未听说有人再次获得荫叙。只有宣德年间，高密人仪铭，因为父亲礼部左侍郎、谥文简仪智的荫庇，被授为礼科给事中，不久改任翰林修撰，后来又因郕王府旧日的恩遇，历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襄。这已经是任子中极其荣耀的了。仪铭死后，景帝念及他，又荫仪铭的儿子仪泰为礼科给事中，是最特殊的恩典。但这并不是三代同朝，只是父亲死后留下的恩泽。只有穆宗即位时大规模施恩，元辅徐华亭因为辅佐拥立的大功，把先前应记录的功劳改为后来记录的功劳，这自不必说。而他的儿子太常卿、掌尚宝司徐璠，也以三品京堂的身份，使儿子徐肇荫入官，成为官生。当时父子二人同时在朝班任职，更是奇异的遭遇，确实是本朝从未有过的事。【尚书久任无赠官】尚书任职九年可以升为一品，这是已有的成例。成化年间，鄞县人陆瑜以刑部尚书致仕，死后谥康僖。陆瑜在天顺二年正式担任刑部尚书，到成化二年获准致仕，前后担任六卿之一共十六年，大概已经任满四次考核了。然而他却没有升一级，似乎是被皇上厌恶、轻视；但他归乡后既然获得了改易名号的谥典，为什么最终又没有追赠官职呢？接替陆瑜的是董方，任职才两年多，就死在任上，却得到追赠太子少保。当时彭文宪主持国政，为什么处理得这样不同，其中一定有缘故。【赠礼部尚书】自弘治、正德以后，北方的礼部尚书都由词臣拜任，偶尔 有从外任官员中入朝担任的，嘉靖年间只有席书，万历年间只有徐学谟两人。至于外任其他部门的侍郎，得到追赠礼部尚书的，前朝偶尔有，到了本朝则完全没有。只有孙忠烈（燧） 因为殉节而得到追赠，这是特别的恩典。后来许忠节（逵）也援引孙燧的先例，得到追赠礼部尚书。近来吴疏山（悌）以南京刑部右侍郎的身份，直接追赠为礼部尚书，这是历朝少见的事情。吴悌清正自守、著有声望，而且讲习理学，担任礼部尚书也并不辱没春官之职。但他得到这一破格恩典时，他的儿子原任选官的吴继疏（仁度）正要起任清贵之职，而他的孙子吴富平掌管铨选，又与吴悌过去同属一个官署、彼此相知，所以给事中的覆奏说：“吴悌的品德声望与黄孔昭相同，应当优待，授予礼部尚书之职，但不要把它作为成例。”后来吴仁度又请求赐谥，署理礼部侍郎翁正覆奏说：“吴悌既然追赠官职与黄孔昭相同，那么改易名号也应照例办理。何况他理学造诣深厚，又加上文才，确实应当如此。”内阁票拟圣旨说：“吴悌准许赐谥，谥号用‘文’字。”皇上于是批准施行。这种抚恤性的恩典，百年来从未有过，当时的言官也没有人敢于议论。【谥号】大臣去世后所赐的谥号，本朝都使用十六个字。有人认为这样过于泛滥，是前代没有的做法，其实这是没有考察清楚。唐朝使用谥号，虽然起初只限七个字，到肃宗时已经增加到九个字。到了懿宗时，又给宣宗加谥为“元圣至明成武宪文睿知章仁聪明懿道大孝皇帝”，竟达到十八个字，这是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宋太祖的谥号“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也达到十六个字。只有宋太宗减为六个字，稍微称得上接近古制。可是宋真宗去世时，又恢复使用十六个字；从此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位皇帝，没有不是十六个字的。徽宗大观年间，又给神宗加谥为“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达到二十个字，更是前所未有。只有钦宗减为六个字，而南渡后的高宗仍使用十六个字，直到孝宗、光宗、宁宗、理宗，都沿用这一做法。说起来，词语太多、称号繁复，确实属于过分赞美。然而，以臣子微薄的忠诚，把美名归于君父，即使尽力加以赞扬，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还有前代的成例可以仿效呢？议论者竟说唐宋都没有这种做法，正是因为没有仔细考核。若一定要以远古为标准，那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只得到一个字的谥号，两个字就已经多余了，难道颜清臣在唐朝还能得到这种标准吗？嘉靖十七年，给太祖加上尊谥，也达到二十个字。【辛丑二宗伯】嘉靖辛丑科，词林中有两位礼部尚书，一位是乌程人董浔阳（份），一位是华亭人陆平泉（树声）。吴地和越地相邻，两人的住处相距不到三舍。董份先显贵，世宗朝受到的宠爱和恩遇极为隆盛，后来因为违背皇帝旨意，被削去官籍，回乡居住。又过了十八年，陆树声才正式登上礼部尚书之位；这时今上即位，江陵想拉拢陆树声以增强自己的声势，并暗示只要入朝就可以进入内阁，还准备让他主持甲戌会试。陆树声知道江陵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取得登进士的机会，多次上疏请求，才获准回乡，于是终身没有再出仕。戊子年，陆树声八十岁，巡抚、巡按替他向朝廷请求，获准派人存问，并加授太子少保。董份第二年己丑年也年满八十，巡按御史蔡系周也替他请求。当时申吴门主持国政，王太仓任次辅，两人都是董份在壬戌科会试、廷试中取中的第一名，事情已经获得批准。但御史万国钦驳回此事，详细列举董份在朝为官时奸邪谄佞、居乡时违法乱纪的各种事情，于是已经下达的命令被搁置。

译这一年，董份的儿子给事中董道醇在家中去世；而陆树声的儿子陆彦章恰好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回乡省亲，两家的情形大不相同。又过了七年，即乙未年，董份的长孙、礼部郎中董嗣成在朝任职，次孙董嗣昭考中进士，却死在京城寓所，董宗伯悲痛不已，不久便因病去世。礼部郎中董嗣成也因为家中变故，愤懑成疾而死，年纪也不到四十岁。又过三年，即戊戌年，陆树声九十岁，皇上派中书舍人柴大履到他家中存问。当时申吴门、壬两位公卿都以首辅身份居住在乡里，一同带着羔羊和雁前往祝贺，行晚辈拜见长辈的礼，侧身坐在一旁，屏息侍立，旁观者都以此为荣。董份八十岁时，两位大臣的门生正当权办事，而且又遇到万国钦的弹劾奏章，更不可能有这样盛大的举动。又过三年，即辛丑年，陆树声同乡的张以诚考中状元，恰好相差一个甲子，陆树声非常高兴，便以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名帖投赠给他；虽然带有戏谑意味，但实在是清朝少见的景象。陆树声后来又两次得到皇帝派人存问，九十七岁去世，临终装殓、追赠、赐谥等典礼都十分完备，更不是董份敢于奢望的。两人的品行，世人都看得很清楚，我不再置评。这里只记载他们同榜登第、同在词林担任大官、同为高龄退居乡里的老人、同处三吴一带，但前后荣枯却如此不同。万一愚侍御弹劾董宗伯的奏疏，开头引用我的祖父、父亲曾遭受侮辱的事情，说道：‘沈某父子曾经跟随大夫之后出游，偶然因为外出游玩，没有来得及避开；身披铠甲的武士突然大声呼喊、群起而来，几乎未能活着回来。’ 这实在是传闻造成的错误。先父奉命出使归来，在膝下侍奉时，曾游览吴地的光福山，正好去整治董氏的墓地。当时给事中道醇任行人，也因省墓来到那里；给事中原来是先父同乡、同年的朋友。偶然间船夫发生争斗，他所带的随从很多，不免稍有纷扰，不久便调解完毕，各自离去，彼此相忘已经很久了。万历年间，我长期在公车任上，游学吴越一带，常见董氏各家奴仆的所作所为而厌恶他们，因此一入台就首先上疏。恰好听说我家有一件小小的失误之事，便拿来作为确凿证据。听说宗伯很不高兴，心里以为寒舍也参与其中。那时先父已经早逝，我还在襁褓之中，怎么会知道台臣的弹劾奏疏是从哪里来的呢？给事中的小儿子斯张，年少而有才华，和我交好。【董伯念】董伯念是给事中的长子。先给事中考中进士后，壬辰年因上疏议论国本，被斥退为编氓。当时，宗伯的田产财物过于丰厚，乡里怨声载道。伯念想稍微把这些财产分散出去，以此笼络人心。宗伯认为不可，但伯念仍按原来的想法实行，拿出旧契券给百姓看，有的只收一半价钱，有的允许日后赎回，各项都安排得有条理。湖州的风俗向来强悍，到这时百姓不但不认为这是恩惠，反而一起攻击董氏，直说这些产业全是白白霸占来的，想徒手全部夺走；每天喧闹叫嚷的人有成百上千。伯念也不免心中后悔。御史彭鲁轩（应参）来浙江巡按时，彭在任县令时就以清正刚劲闻名，在西台任职时也是铮铮有声的人物。他巡行地方进入苕溪一带后，那些仇视董氏的人争先恐后投递诉状，挤满道路街巷，并且牵连到原祭酒范屏麓（应期）。彭接受两家的诉状，都交给郡县办理，追捕拘拿纷纷展开，两家掌管家务的人全都被关进监狱。祭酒承受不住，竟上吊而死，范家的案件才稍稍缓解。伯念日夜遭祖父怨恨咒骂，于是同吴江一名姓周的斥生谋划，唆使祭酒夫人上疏申诉冤屈。范氏在今上初年曾充任讲官，皇上看了奏疏后大怒，给事中孙鹏初（羽侯）等人又联合上疏弹劾彭鲁轩横暴，御史被逮捕押走，巡抚王洪阳（汝训）也被罢职归里。董氏的事情逐渐平息下来，但伯念和宗伯都因忧愁劳苦成病，相继去世了。伯念有才名，志向和事业都不平凡，不幸被富贵牵累，以致早死，可惜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王中丞先前任光禄少卿时，因弹劾浙人、吏科都给事中陈隅阳（与郊）而不能取胜，被调往南京任职；到这时接受了浙江巡抚的任命。陈隅阳已经从太常寺罢官，住在乡里。有人以为王中丞想要报复旧怨，又担心陈托熟人向王中丞说情来试探他。王中丞毅然正色说道：“往日在朝廷时，彼此议论不同，那是国事。如今我奉命治理此地，他就应当履行部民拜见长官的礼节，我也应当尽拜访居所的敬意。如果还把过去的事情放在心上，就不是人了。”陈隅阳于是前去拜见，宾主相处十分欢洽。直到王中丞任期结束，也没有人拿陈氏的事情向他递交一纸诉状，人们都说王中丞是位长者。【下谥】谥法中，恩宠俸禄显赫盛大称为“荣”，这本来是下等谥号，得到它的人大多不是名望卓著之士。不过，嘉靖年间这种情况最多。世宗刚登基时，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袁宗皋，谥号为“荣襄”；他原来只是长史，因为拥立皇帝有功而快速升迁，在位不过几个月。此后是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邵元节，谥号为“文康荣靖”；少师兼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陶仲文，谥号为“荣康惠肃”。这两人都是真人，官衔中又特意加上四个字，更不合典制，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至于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顾可学谥号为“荣僖”，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盛端明谥号为“荣简”，两人都由甲科出身，盛端明又出自翰林院，却得到这类谥号，是因为凭炼药受宠进用，不是士人可以相比的。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因为正直地在斋宫奉事玄帝，也谥为“恭荣”。此外，定国公徐光祚谥“荣僖”，镇远侯顾士隆谥“荣靖”，成国公朱奉凤谥“荣康”，会昌侯孙果谥“荣僖”，安昌伯钱承宗谥“荣僖”，安平侯方锐谥“荣靖”，昌化伯邵喜谥“荣和”，瑞安侯王源谥“荣靖”，这些人还都是勋戚之臣。世宗初年受宠的汪诚齐（鋐），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的身份，又依附张永嘉，受到皇帝格外宠爱，却只得到“荣和”的谥号。到了晚年，世宗宠信用袁元峰（炜），袁几乎超过徐文贞；袁以少傅、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的身份请致仕，死后赠太傅，也只谥为“文荣”。大概汪诚齐死时，正值张永嘉刚刚离职，而李任邱接替他，所以没有得到好的谥号；袁元峰死时，徐文贞正为此感到快意，于是也给了他一个下等谥号。又如礼部尚书盛端明死于庚戌年，也谥为“荣简”，盛端明同样受到皇帝宠爱。又如“至所眷也”共二十二字，据写本补。世宗对这些大臣，生前宠信的声势何等隆赫；可是等他们死后，即使依照改换谥名的旧例办理，也不过相当于给一顶帷帐、一具棺盖的恩典。他们一生的品行和心术，早已全都被皇帝洞察了。肃皇帝的“肃”，确实可以相信啊！

译【南礼部恤典】世宗在位时，大臣死后获得恤典，最不容易。湛甘泉（若水）以理学闻名天下，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享年九十七岁；他死后，吏部为他请求恤典，皇帝大怒，说湛若水是伪学乱政之人，并把太宰欧阳必进的孤卿官衔也一并夺去，罢职归里。其他如阁臣石珤、张治，都因为稍微触犯皇帝，谥为“文隐”。石珤因违逆而不能成事，被说成有义；张治因徇私而未能尽职，也被说成有义；这些都是皇帝亲自确定的，大概是借褒奖之名表示贬斥。只有南礼部尚书章懋，按二品官待遇起赠，最终赠太子太保，特谥“文懿”；邱宝、孙升、江澜、顾清、杨廉都曾任南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特赐谥号：邱宝“文庄”，江澜“文昭”，顾清“文僖”，孙升、杨廉“文恪”。这五人的官职同湛甘泉，而名望还在他之下，却给他们加官改谥，把身后之典办得如此完备，难道湛甘泉果真有什么遗失的品行，被皇帝暗中看出来了吗？又如南礼部侍郎中赠礼部尚书者，王瓒谥“文定”，崔铣谥“文敏”，陈升谥“文僖”，都是三品官。其他部曹中赠礼部尚书者，南吏部侍郎罗巳谥“文肃”，南工部侍郎黄孔昭谥“文毅”。又如南吏部侍郎林文俊，死于嘉靖丙申年，任职尚未满考，却获得赠南礼部尚书；赐谥时，礼部拟定“文良”，又拟定“文恪”，皇帝都不答应，亲笔特改为“文修”。得到这个谥号的，本朝只有林文俊一人。世宗对待大臣的权衡，必定有他的道理。湛甘泉到隆庆年间才补赠，谥为“文简”，这是因为讲学得到徐文贞的厚待。当时幸新郑、江陵任次辅，如果他们身居首辅，湛甘泉最终就得不到这种待遇了。【四字谥】臣下得到四字谥号的，只有宫中的贵嫔受到宠爱，或者生了皇子的人才有，其他人没有这种情况。世宗在位时，方士邵元节、陶仲文都得到四字谥号，这是皇祖特别施予的恩典，不久也被追夺了。今上庚子九月，佑圣夫人徐氏去世，赐予谥号，阁臣拟定“勤敬”和“荣安”两个称号上报，皇帝都点选采用。阁臣以这不合旧例为理由进谏，皇帝说：“徐氏奉事三朝，所以特意给她这样的谥号，以后不作为先例。”这件事是古今从未有过的。考察夫人称号中带有“圣”字的，都是至尊的乳母；如今说她奉事三朝，难道是皇祖的什么乳母吗？为什么一直留存到今天呢？如果说穆宗皇帝的乳母，那自然是奉圣夫人柴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羽流恩恤的泛滥】按照旧例，文臣一品官，才可以获得九坛祭祀。至于杂流人员，则不在此例。本朝只有嘉靖年间，邵元节、陶仲文以方士身份获得一品官的恩典，这是最为滥行的典制，不久便被削夺了。近来癸卯、甲辰年间，龙虎山真人张国祥因为长期在京师主持斋醮，他的母亲也跟随住在京邸，病死后请求恤典，皇帝特赐九坛祭祀，几乎是按照文臣一品官的待遇办理。然而妇人即使贵为一品夫人，也只能得到一次祭祀。公侯的母亲、妻子则得到两次祭祀，即使各藩亲王的正妃也只得到四坛祭祀。况且真人的母亲、妻子都称为元君，又不是普通夫人可比，而滥施恩典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扼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 考察邵元节挂着宗伯的官衔，而陶仲文又兼任礼部尚书和三孤，所以陶仲文的妻子又先被封为一品夫人；他们僭越比拟文臣，还勉强有理由。张国祥列在黄冠道士的品秩中，官衔名称不载入仕籍。而且今上初年，因他的服饰奇异、不雅观，不准他入朝班参拜。如今竟得到这种恩典，礼官也没有听说有人坚持反对，这是为什么呢？此前辛巳年，皇帝命令修缮张真人府，言官都认为不合适，上疏劝谏，皇帝不听。有人向江陵公询问此事，江陵说：“这是圣母慈圣太后的意思，即使皇上也无法阻止。”当时人们都认为确实如此。不久，宫中传旨收回先前下达的诏旨，并派内臣把它取回，最终没有修缮。就连政府也不知道其中原因。张国祥就是隆庆年间被革去爵位、降为上清宫提点的那个人；今上初年恢复了他的真人称号，近来又蒙受了这样的恩典。【非旧例而获封】文臣任职满三年考核，才可以按照自己的官职封赠父亲。只有军功人员有时可得到特别恩典，但终究不能作为通常的制度。前朝也有任职未满考核年限而获得完整封赠的，近代则没有。只有嘉靖初年，吏部侍郎温仁和因父亲河南参议（玺）年满八十，担心来不及等到父亲受封，便以实情请求封赠，皇帝特许了他。接着詹事董巳因父亲云南知府（复）年满八十三岁，援照此例请求恩典，也得到许可。此后就再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到了万历二十四年，礼部侍郎冯琦因父亲山西参政（子履）生病，请假回去探望，也请求特别恩典为父封赠。皇帝命令依照他的请求办理。不过，冯琦任三品官还不到一年，而他的父亲年纪只有六十岁，尤其属于特殊的典例。三位大臣当时都是名望卓著的人，他们的父亲也曾任地方方面官，理应获得特殊赏赐。其他遗漏未记的还很多，但总的说来，都是禁近儒臣，所以先后都能得到这种恩典，不是其他卿佐可以指望的。【协理关防】京营的制度，自嘉靖二十九年恢复建国初年的三大营以来，由文武两位大臣共同主持。武臣称总督，文臣称协理，印章称“戎政之印”，由总督专门掌管，因此文臣不敢独断专行。像咸宁侯仇鸾，就凭借皇帝的宠信，把协理视同奴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仇鸾失败以后，文臣稍微能够施展自己的意见，但最终仍不能自行决定，直到今上己亥年，王怀棘（世扬）以大司马身份兼领协理，才请求另外铸造一枚关防，以便处理事务，皇帝答应了。从此协理大臣才得以和掌印勋臣拥有同等的事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年、一年〕 此外，五城巡视御史过去没有关防，也是近年上奏请求后才开始铸造颁给；南京五城的台臣也获得了关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年、二人〕 【大臣补荫的泛滥】嘉靖末年，朝政混浊紊乱，任子制度被任意陈请，贿赂一经送入，往往便能破例得到恩典。今上初年，才规定大臣死后五十年，概不准再办理补荫，并且永远遵守。当时正是张江陵开始励精图治之时，所以竭力堵塞侥幸求恩的门路。后来又逐渐泛滥起来。例如吏部尚书倪岳死于弘治辛酉年，到今上甲辰年，他的曾孙翰儒请求补荫。吏部复奏说：“近来的条例虽然有亲属年代久远、亲缘已尽，不准补荫的规定，但倪岳是先朝名臣，翰儒还在君子五世以内，其他名望和德行不如倪岳的人不能援此为例。”皇帝答应了他的补荫请求。考察倪文毅去世到这时已经一百多年，历经五朝皇帝，谁能辨明其中真假？而且文毅隐居任官时没有儿子，当时已经立侄子为继嗣，到了翰儒这一支，关系更难考查了。当时四明掌政，本来就不足为怪；但言官竟没有一人加以纠正，难怪第二年大计时，就有钦留科道官员的事情了。此前隆庆四年，故相梁文康（储）有一个获得荫职的儿子次挹早死，其孙梁纹请求补荫。穆宗因年代已久不准许，并且命令从今以后一律禁止，明文定为法令。当时高文襄（拱）以辅臣身份掌管铨选，认为梁纹的请求与滥行乞求恩荫不同，请求准许梁纹；但从此以后都要坚决禁止。皇帝于是答应了。高文襄这道奏疏虽然是为了维护辅臣的体面，也是在为自己将来留下余地，但梁文康去世是在世宗朝，尚未超过五十年；次挹又是凭父亲一品官任满九年而获得荫职，原本不是滥施恩典，却还被吝惜而不肯轻易给予。大概初年录用故臣子孙的人稍微多了一些，有见识的人颇为认为不妥。穆宗皇帝到这时才更加谨慎珍惜，确实是有原因的。

译【宗伯坚持原则】天地分开祭祀，是出自世宗的主意，夏贵溪迎合此意以求取富贵；有见识的人很不以为然。隆庆初年，议论纷纷，都说应当恢复旧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四年〕 大宦官李芳于是向皇帝请求，想像祖宗时期那样合祀。当时高南宇（仪）任大宗伯，竭力坚持不可。有人问他：“合祀果真不对吗？”高南宇说：“我暂且不讨论分祭、合祭哪一种是对是错，只是朝廷最重大的典礼，竟然不经过廷议，而由宦官上奏提出；将来政事权柄旁落，又怎么办？”人们很佩服他的远见。龙虎山张真人有违法之事被皇帝听闻后，高南宇又请求革去他的真人称号，降为六品提点，天下人都佩服他的公正。穆宗末年才下令让他大规模拜官，他刚刚接受凭几之诏，便突然去世，士人舆论都为之惋惜。谥号为“文端”，确实当之无愧。合祀的主张，在当时由内臣提出，便不可行。到了今天，如果有言官上奏提出恢复太祖的规制，也仍然是继承先祖制度的第一要义。万历初年，张提点请求恢复原来的真人称号；当时同州司马乾庵（自强）任礼部尚书，也坚持上奏不准许。但江陵主持国政，最终还是凭皇帝内降的旨意恢复了真人称号，同州便无法坚持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年、九年〕 【赠谏官的错误】隆庆登基时，颁布恩诏抚恤录用已故大臣，把因进言而被杀作为第一等。因此故中允郭希颜竟同员外杨继盛并列。后来郭希颜被赠为翰林院光禄，这只是因为按照翰林院的旧例；而赞善罗洪先、修撰杨慎，只得到光禄少卿。郭希颜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要排在罗洪先、杨慎之上吗？沈钅柬也曾论述严嵩，因被杀而死，和杨继盛都只得到光禄少卿；而给事中钱徽等十多人，因为其他事情被削籍，悠闲退居山林，反而得到太常少卿。凡是超出本品七级的，又是什么道理？当时列为被杀第一等的，除杨继盛、郭希颜、沈钅柬三人外，还有给事中杨允绳，只有四人。考察杨允绳之死固然冤屈，而且他上疏弹劾寺丞胡膏时，牵引出内臣杜泰诬陷先前的少卿马从谦盗用大官食物，想援照此例把胡膏按死罪处理。胡膏怨恨发怒，反过来进行反咬，因此获罪。杜泰是凶恶的宦官，进谗言害死马从谦，死有余辜；他的唾余，难道是士大夫可以捡来使用的吗？杨允绳说出这番话，不能说不是失言。【牙牌】唐宋时期的士人，除了腰带以外，还悬挂鱼袋，有金制、银制之分，用来区别等级威仪。本朝在京师的朝官都佩戴牙牌，但大小臣僚使用的颜色样式相同，只有刻写的官号不同。例如公、侯、伯使用“勋”字牌，驸马使用“亲”字牌，文臣使用“文”字牌，武臣使用“武”字牌，伶官使用“乐”字牌，只有内臣另有一种样式。后来工匠等官员虽然不是参加朝参的官员，但因为出入内廷，难以查考，于是制作“官”字牌给他们。像英宗、世宗两朝，都有王府仪宾在京师，他们能够悬挂牙牌，想来毫无疑问都使用“亲”字牌。只有道官，如协律郎、奉祀之类，也可以使用“文”字牌，似乎属于僭越比拟，应该用“道”字牌来加以区别。又如文臣的章服，各按禽鸟来确定品级，这是本朝独创的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以前听说教坊官员的绣补都是圆形的，其实是正方形，和朝臣没有不同。而且他们也穿着绣有练鹊的服饰，和士大夫一样；这更应当改用其他禽鸟，以免混淆清流官员。进入内廷的人员，难以查考核实，于是制作“官”字号牙牌发给他们。像英宗、世宗两朝，都有王府仪宾在京城，能够悬挂牙牌，想来无疑都使用“亲”字牌了。只有道官，如协律郎、奉祀之类，也可以使用“文”字号牌，似乎属于僭越仿拟，应该用“道”字来加以区别。又，文臣的章服，各以禽鸟纹样来确定品级，这是本朝独创的制度。以前听说教坊官的绣补都是圆形的，其实是正方形，与朝臣没有不同。而且他们也穿着绣有练鹊的服饰，和士大夫一样；这更应当改用其他禽鸟纹样，不要与清流混同才是。【笏囊佩袋】古今制度中，有些是一时创设，后来沿用而无法改变的，例如前代的笏囊和本朝的佩袋就是这样。凡遇大朝会，百官都穿朝服、佩玉，在殿阶之间行走时，声音十分悦耳。嘉靖初年，世宗登殿，尚宝卿谢敏行按照旧例捧着宝玺走近御前，佩带忽然和皇上的佩带纠结在一起，幸亏宦官才得以解开。谢敏行惊惧伏罪，皇上特别宽宥了他，下令从今以后普遍使用佩袋，用红纱制成袋子。虽然朝廷内外都称便，但宽阔宫阶间清脆悠扬的声音却减少了。只有郊天大礼不敢使用佩袋，登坛时只有太常侍仪官进献爵酒，中涓等人都不得跟随。万历内戌年，今上举行南郊祭祀时，寺臣董宏业所佩的佩带忽然被鼎耳钩住，皇上站在那里等了很久，礼仪才得以完成。然而祠官不使用佩袋的做法，至今仍然如此，大概是因为敬天而特别重视这一点。按郊天时不让宦官侍奉，最符合古礼。可是如今太庙祭祀时，大宦官们都穿着法官祭服，站在皇上左右。这大概起于中叶宦官专横之时，并非祖制。又，先朝太常卿多由道士充任，如蒋守约、崔志端之类，甚至列入宗伯的官衔。也是因为这些人熟悉科仪，进退举止合乎节拍，而儒臣有时反倒仓促失措。嘉靖以后，才罢除道士任职，官职只到寺丞，专门供礼仪奔走使用。像董宏业本来就是由道士起家的，尚且失礼到这种地步，那么不熟悉礼仪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又，尚宝卿所捧的宝玺，是御前第一玺，玺文写着“皇帝奉天之宝”，这是高皇帝制定的。如今正殿正门全都削去了“奉天”的名称，这又是什么缘故呢？【三世得谥】弇州记载，父子都获得谥号，已经被认为是盛事，但还没有三代都获得谥号的。如今在余姚孙氏看到了这种情况：第一代是右副都御史、赠礼部

译尚书，谥号忠列（燧）；第二代是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恪（升）；第三代是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号恭简（鑨）。这样说来，国朝二百多年来，天下只有这一家而已。而且这一家门第显贵兴盛，世代都以忠孝清白著称；鑨的兄弟四人，都做到卿相一级的官职，名声品德没有瑕疵，真是熙朝的盛事。【父子得谥】弇州记载，父子获得赐谥的有十五家，父子同谥为“文”的只有一家，就是倪谦和倪岳。此后，南充陈文端因勤劳而获谥，其子于陛又谥文宪相继，这已经是今上二十四年的事，距离弇州去世也有几年了。十五家中，像父亲仪智，从未做过翰林，却得到文简的谥号；儿子铭曾任修撰，反而没有得到“文”字谥号，而谥为忠襄，似乎难以理解。但仪智是以儒士身份被荐举起用的，铭则是凭任子入仕，后来做到卿贰。仪智以侍郎身份起赠太子少保，铭以太子太保越级赠太师；二人都不是通过科举，却同受两朝特别恩典，这实在是值得惊异的事。【却千里马】唐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得到一匹奇异的马，高九尺，把它献给武宗，武宗不接受。刘从谏大怒，杀掉了这匹马，于是更加负固跋扈；他的儿子刘稹后来叛逆，实际上就是由此埋下根源。今上乙亥年，天方国也进献千里马，当时的大宗伯是万文恭（士和），他没有上奏，竟然用礼部公文加以拒绝。当时江陵公掌握国政，还故意矫饰振作，不肯用奇异物品来开启皇上的奢侈之心，大概是拿汉文帝拒收千里马的事作比较。然而古今情势不能拘泥于一例；例如唐太宗时，各夷族纷纷进贡珍奇，甚至命阎立本绘成《职贡图》，至今还被传为佳话。假如天方国因此发愤，不再修行臣下之礼，那么在安抚远方国家这一原则上，过失就太大了。【先朝进马】先朝进献马匹的事，例如洪武四年，伪夏主明升进献良马，其中有一匹最为神骏，高达九尺，身长一丈一尺，腿也高七尺，身上有肉状的隆起，从胸部到尾部像龙鳞一样。皇上命典牧高敬襄用四百斤沙袋压在它身上，才可以骑着它行走。皇上举行夕月礼，登上清凉山时，这匹马一尘不动。皇上十分高兴，赐名 飞越峰，画下它的形貌收藏起来，宋濂作了赞文。永乐十八年，山东诸城人崔友谅进献青苍色的马驹，胸前像麒麟，身上有虬龙般的纹理，形体奇异，皇上赐名龙马，群臣上表祝贺。到了宣德四年七月，撒马儿罕国进贡苍龙驹，记载说马高八尺的叫龙，这就是这一品种。它产于西方极远之地，鬃毛如风、鬣毛如雾，青苍色仿佛云彩，体质洁白，骏异非凡。但礼部尚书吕震等上表请求祝贺，皇上却没有答应。宣德九年，甘肃镇进献名马，有所谓瑶池骏、银河练、照夜璧、飞云白、碧玉桥、白玉驯、玉鳞飞等，颜色全是纯白，尤其罕见。正统四年六月，撒马儿罕又派使者进贡马匹，马身纯黑，蹄子和额头都是白的，赐名瑞驎，又下诏让画史画下它的形貌，阁臣少师杨士奇等各自作诗，有的还献上颂文。可见祖宗盛时，对这些进贡都不拒绝。何况各属国，如安南、瓜哇等夷族，都有每年定额进贡马匹的惯例；以至川、贵、云南各土司，也都被要求进贡马匹。为什么偏偏到了天方国却加以斥拒？江陵公最熟悉本朝典故，难道唯独没有考察这件事吗？【吴悟斋夺谥】仙居人吴悟斋（时来）作为先朝直臣，任左都御史，掌管西台。正逢戊子北场事件发生，复试中录取的有八人。当时原来的参阅官、礼部郎高凤翥（桂）也一同评阅，想要斥退其中两人，以证明自己的说法。吴时来独自竭力为他们辩解，想把他们全部保全下来，最终却没有做到。高凤翥的奏疏实际上出自景素（孔兼） 所授意。高凤翥被贬斥后，对吴时来的怨恨更加深了。吴时来从此接连遭到几十份奏疏攻击，皇上用温和的诏旨安慰挽留他，不久他在任上去世，获赐谥号忠恪。过了一年，于仪郎根据职掌上言，说吴时来晚年改变节操，不应当冒受上等谥号，不久便交给礼部复议，最终得到诏旨追回并剥夺谥号。当时东阿于谷峰（慎行）任大宗伯，实际主持这件事；因为复试时他曾经偏袒高凤翥的祖父，而仪郎又曾当面与吴时来争辩，所以不便亲自写具复议意见。他刚离任，于仪郎的奏疏就上呈了。当时申、许两位宰相都罢职归乡，太仓王相回乡省母后正在返回途中，内阁中只有山阴王相一人，竟然批准了这项议议。代替于宗伯的是李棠轩（长春），他与东阿是关系极厚的同年。悟斋晚年的操守确实略有可议之处，然而今上所追回的谥号只有两位大臣：前一位是江陵文忠，后一位是仙居忠恪；二人都遭受死后的大辱，人们都说吴时来的罪行还不至于遮蔽法律。后来郭明龙（正域）代理礼部，也议论追回几个人中不相称的谥号，但因为内阁正好意见不一致，留在宫中没有 下发诏令；这样看来，仙居被追回谥号，也是时势和事情的机缘促成的。嘉靖初年，赠太保、工部尚书李鐩被追回恭敏的谥号，是因为杨一清私下与他有交情，大概是议礼时的新贵要压制他。穆宗初年，追回陶、邵二位真人以及顾、盛两位尚书的谥号，则是公论认为痛快的事。

译【吴仙居夺谥（再见）】万历十八年八月，左都御史吴时来病逝，他的妻子尹氏请求抚恤，皇上将此事交给礼部办理。当时礼部尚书是东阿于慎行，他在复议奏疏中说：“根据谥法，考察本官操守端正耿介、体察国家而忠诚；登上琐闼便抗论权奸，刚直的节操曾经甘愿冒死；总领宪台而主持风纪，使清正之风大大振作于群臣之间，确实是昭代的贞臣，足以符合士林的美好期望。改换名号、赐予谥号，确实符合舆论。”皇上于是赐给他忠恪这一上等谥号。当时吴门掌权，许、王位居其后，吴门一向与身居揆地的人交情深厚，因此于宗伯虽然心中怨恨吴门，褒扬赞美却十分过分。不久吴门、歙县离开朝廷，娄江尚未来任，于景素（孔兼）当时任仪曹副郎，便上疏请求追回谥号。大概是于宗伯授意留下的计策，以便伸张他早年的志愿。谥法是祠司所掌管的事务，与其他部门无关。当时礼曹没有人愿意出面上疏，于景素便承担了这件事，也因为过去的嫌隙而长期与吴时来相互对立。此事我曾经记载过，现在又加以补订。起初，己丑年春天，复试戊子年顺天举人时，东阿于慎行以左侍郎身份代替朱大宗伯主持监试。东阿一向不喜欢主持考试的人，认为屠大壮的试卷文理不通，应当斥退；吴仙居极力争辩，才使屠大壮被列入“亦通”之中，后来又奉旨一并准许入试。然而最初批判并判坏那些试卷的人，正是于景素，当时他还只是主事，所以于景素和于仪郎二人都对仙居恨之入骨。于仪郎请求追回吴时来的谥号时，在奏疏末尾又提出应当补赐已故御史杨爵的谥号。杨爵是世宗朝的直臣，被关押七年，最后仅仅死在窗下，实在应该补赐谥号。但他借褒扬杨爵来贬抑吴时来，可以看出褒贬恰到好处，真可说是用心良苦的高手。【邱侍郎献谀】嘉靖末年，黄冈人、礼科都给事中邱岳请求修撰《承天大志》。此前顾中丞璘曾请求修志，书成后却报罢；到了这时，邱岳 又把这件事作为请求提出。皇上非常高兴，等到志书完成进呈时，修书的人都没有得到赏赐，只有邱岳因传奉而越级升为礼部侍郎。没过几个月穆宗即位，他被降一级调往外任，邱岳愤恨而不肯赴任。到了江陵掌权时，邱岳才出任补官，江陵也答应让他恢复原职。邱岳于是用自己的姓名作了一副对联献上：“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江陵十分高兴，准备越级提拔他，却因病请假后去世了。邱岳最终又因为在外藩任职而被斥退。大概他两次献媚，都没有得到丰厚报偿；世人说君主和宰相能够造就人的命运，也未必完全如此。【不识方印】本朝印记，凡是祖宗朝按定额设置的官印，都是方印；未入流的官员则使用条记。后来因事情需要增设官职，便赐给关防以办理事务，即使督抚大臣以及总镇大帅也是如此。都可以佩带印绶，所以称作印也可以。近年有一位嘉定县令，以癸丑进士起家，原籍南方，世代享有绫罗绸缎。刚开始任事时，所属有两个巡司，其中一个巡司向县令递交申文，在年月上使用了钦降的方印。这位县令看后大怒，批道：“什么卑微官员，竟敢轻视上级衙门？私自使用方形关防，依法应当严加追究。”巡检惊恐害怕，赶来道歉承认过错，并且申诉说：“这枚印是国初颁发下来的，凡是向抚按各台递交申文都这样使用。如今老爷责怪，以后再也不敢用了。”县令内心惭愧，表面上仍责骂一番把他打发走。凡是关防中没有方形的，这种人的学问见识，不仅可恨，也实在可悲。【恩诏冠带之滥】内外两次大计，是弘治以后的一项大典，凡属恩赦范围的事项，其中都明白列出，不许一概恢复。后来渐渐不是这样了。王弇州说，这种情况始于今上壬午年，赦文删去了“朝觐考察”的字样，以致贪污残酷、祸害百姓的人也列入授予冠带之列，大概是把罪过归给张蒲坂以市恩取宠的做法。他的说法确实有道理。但那时距离穆宗朝还不远，庚午年考察科道官的一案，完全出于高新郑的私意。高新郑失势以后，凡是被列入废籍的人，公论都一致推举他们。去年辛巳年的京察，则连艾穆、沈思孝等人也被附列在永远禁锢之中；当时故相刚刚去世，诸位君子势必将被起用，所以这次举动大概是有意而为。可惜的是，没有把真正的原因明白写出来。至于近日辛亥年的考察，当时舆论共同为七人的冤屈昭雪，于是有些列在“不谨”条目中的人，也登上了荐举名单，真是破天荒。将来连贪污和残酷这两项也有希望，那么还谈什么冠带呢？按先朝惩治贪污残酷的官吏极其严厉。例如弘治十一年清宁宫发生火灾，恩诏规定：凡诰敕已经批准发给而尚未领取，后来因事情被降职调任、并非贪污淫乱或施行酷刑的人，仍然发给诰敕。世宗即位时，为两宫上徽号，凡两京文官任职未满一考的，发给诰敕；其中因事情被降职调任、并非贪污淫乱或施行酷刑的人，也仍然发给。可见降职调任本来并不等于永远禁锢，而贪污残酷之人尚且不能沾受恩典，何况在大计中被削籍的人呢？【朝班】朝班本来有固定的排列方式，如今上长期不临朝，朝班的次序也就没有固定规则了。癸卯年忽然有台臣和部属互相争论先后次序。当时蔡虚台（献臣）任仪郎，应当主持议论，便稍微依据旧例加以折服。御史们互相辱骂，聚在一起吐唾沫，因而调停提出常朝和大朝的区别；总之并没有成规。由此想起往年沈晴峰太史（懋孝）曾对我说，王太仓相公任宫允时，朝班的次序尚未确定，吏科都给事韩元川越次前进，想和自己交厚的人接谈，王太仓把他提下来，说：“这里不是权相的厅堂，韩楫也敢争先取便吗？”韩楫原是高新郑的私人，王太仓一向嫉恨他的为人，所以借朝班次序来折辱他。退朝后，韩楫到朝房申诉，高新郑非常愤怒，正气势汹汹地等待王太仓，而王太仓随后到了，他的斥责声几乎听不清。高新郑仓促之间无法回答，急忙派人邀请马乾庵（自强）相公前来，马乾庵把二人都斥责了一番，事情才得以解开。原来王太仓和韩楫都是马乾庵早年收取的门生。当时沈懋孝正在词林，亲眼看见这件事，因此很高兴王太仓不屈服；而高新郑出乎意料之外，竟还能叫来自己的座师平息争斗，也算是急中生智。

译【旧制一废难复】太祖旧制：内臣出外时，除非跟随亲王、驸马以及文武大臣，凡遇到朝廷尊官，都必须下马在道路旁等候，等对方过去后才能前行。如今小火者遇到部阁大臣，都扬鞭径直冲入道路中间。旧制规定：文臣三品以上，才可以乘舆。如今凡是在京的大小官员，都乘舆出入；起初还像女子乘的轿子那样遮着帷幕，不用人喝道清路，如今却掀起轿帘向前，和南京相似了。旧制规定：给事中要回避六卿。嘉靖年间，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径直冲入尚书刘应龙、潘珍两顶轿子之间，双方发生争论，皇上下令恢复祖制，但最终还是没有改过来。如今南京六科、六部同席举行公会，俨然像同僚朋友；在路上相遇，双方还要下轿作揖。太庙陪祀，只使用五品以上的尊官。自吏科都给事中夏言以加四品服俸请求陪祀，皇上下发讨论，礼部复议不许之后，如今不知从什么时候、什么人开始带头，六科都给事中都跟随班次在太庙中奔走行礼了。这些都是轻视、抛弃旧规遗制到了极点。然而一旦改变之后，就再也无法改回去了。其他如藩臬台与按臣原本是同僚朋友，如今却穿着素服行半属礼。参将、游击也是方面的重要职任，如今却叩头、披执，与士卒无异；这也都是因为权势地位已经极重，必定很难恢复原状。至于制诰两房的中书官，起初本是内阁的属官，如今已经被降为属吏，而且大半不是科目出身的清流，甘心充当役使，没有一句怨言。只有新辅臣到任时，两房中书入谒之后，新辅臣也到两房回揖，还保留着过去的旧例。至于吏部的选官见到都察院不肯行跪礼，而五部尚书到吏部时，反而向四司郎官作揖，这是最失体统的事。到了嘉靖末年，张永明任左都御史，才开始纠正，一直到现在。只有这一件事还保留着一点旧制的遗迹。【礼部官房】李晋江相公任少宗伯时，节省衙署中的余款，置办官房；从三堂、四司到司务厅，都有安宁宽敞的房舍，礼部才免除了租赁居所的费用。这件事是他任南京礼部时先实行，后来推广到北部；这个办法非常好，各部门都应当仿效办理。但李晋江能够耐心处理琐碎事务，任凭别人怨恨讥讽，有陶士行的风范；其他人或许办不到，也不屑于去办。又，礼部官员到任、升迁、转任等所需的公费，全都出自教坊司，似乎不够雅正，这项制度确实应当赶快革除。南京礼部堂官和属官，都要交纳教坊司的茶钱，无论私寓游宴，每天都是这样，隶役因此借机索取诈骗；这也是一种弊病，北部却没有。又有琴弦等费用解送内府，这样猥亵不堪，似乎都应当迅速停止。从前许新安任次辅时，喜欢用钱施舍乞丐，每次出行，满路都是穿着破衣的人围拥轿子叫喊，有见识的人都非难他。近来晋江也这样。而南方有一位大司空，除了犒赏钱之外，遇到寒冷时又有赐给棉袍的做法。即使确实有所救济，也不过是像溱水、洧水边的施惠罢了。【乡贤】学校祭祀乡贤，是最为隆重的典礼。如今乡绅本人身居显赫尊贵之位，他的父亲一定会被列入俎豆祭祀。甚至有人生前多次受到胥靡之刑，暴行昭著于耳目之间，也堂而皇之地参加春秋两祭。在学校里，于是借公议推举之名来谋求厚重贿赂，这种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以至于子孙 衰微之后，所列的木主便被搁置在高阁之间，拿去供斋役烧火做饭了。大概是地方狭窄而木主太多，终究难免发生被当作柴薪的旧事。由此想起罗念庵（洪先）看见他的父亲遵善（循）的木主在祠堂中，感到羞耻，不愿与不相称的人并列，于是哭泣拜谢，奉着木主回去了。吉水是理学渊薮，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地方呢？嘉靖初年，清议还被看得很重，尚且已经如此，何况今天呢？神主牌位供在祠堂中，因以与不类之人并列为耻，于是哭泣着拜祭，奉神主牌位回去了。吉水作为理学的渊薮，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地方呢？嘉靖初年，清议还很受重视，尚且已经如此，何况今日呢？【褐盖】旧制规定：官员做到四品、腰间佩金鱼袋以上，才可以张设褐盖。未到四品的，只有状元因为曾经奉赐京兆尹卤簿，回到府第时仍可使用，其他人都不能这样。我还记得先父，任翰林检讨考选后回乡，以及转任修撰请假回乡时，都使用青伞，和其他官员一样。后来翰林词林中六品、七品官，忽然都使用黄线伞，并由银瓜仪仗在前面引导，这已经是越过本分了。不久，庶常馆官员也这样做。乙科出身而任待诏、孔目的，赀郎出身而任典籍、侍书的，又比他们更加讲究。甚至詹事府的主簿、录事也使用这种仪仗。这是什么道理呢？词林官转任五品的，只有侍读学士；侍读学士本班列在三品末位，而且在京城出行时开棍，像大僚一样；至于庶子、谕德、洗马以及讲读学士，在京城也张设大金扇，所以从来都可以使用黄伞。十年前，有一名御史转任通政司参议，忽然使用黄伞，大家都觉得十分奇怪。近来连光禄寺、尚宝司的丞官，也都僭越使用褐盖，驿递迎送也采用这种仪仗，于是竟成了风俗。十年前，有一名由外官行取入京的官员，把青伞改成天蓝色，郎署以下的官员争相仿效，于是再也改不过来，尤其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近来事例泛滥，一切徒隶之流，都可以用白银买得勇爵，穿金紫服，戴黄盖，挤满道路，却没有办法制止。于是我想起近年京城有一件令人痛快的事：已故驸马许从诚娶世宗的女儿嘉善公主为妻，有个庶子名叫显纯，以太学生身份纳赀，远授指挥佥事。此人拥有很多金钱，自负有一点小聪明，又学习诗画，因此能够结交士大夫。一天，他带着骑卒，乘坐小轿，经过正阳门所谓的础盘街时，下轿遇到巡城御史穆天颜，两人互相谦让作揖。分别后，穆天颜问他是什么官，随从一向憎恨许显纯，回答说：“这是纳资取得官阶的武职。”穆天颜大怒，把他追回来，在路旁剥去衣服鞭打，路人没有不嘲笑他的。今年查看武举名录，他已经列入锦衣卫籍，考中武进士了。以前我看见锦衣卫奉命出使的人，都坐八人轿，覆盖褐盖，即使是参加考试的百户也是如此，不知道这种做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溧阳人蒋文兴，是史元秉家中世代相传的奴仆。史元秉任锦衣卫指挥使后，蒋文兴因冒领功劳而做了百户，奉差到浙江捉拿人犯，也使用 这种仪仗。这是今上庚子年的事，我亲自在杭州城中见过。若是内官奉命出行，无论官职尊卑、身份真假，竟然没有一个使用青伞的。总之，这些人不可理喻，也不值得深究。许显纯后来成为魏忠贤的鹰犬，就是所谓五彪之一，士大夫遭受他的杀戮，最为惨酷。●卷十四 ○礼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