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译【刘小鲁尚书】刘小鲁（一儒）是先祖父的同年进士，也是夷陵州人，和江陵相国有儿女姻亲关系。江陵权势熏天时，唯独刘小鲁退避，居于清冷闲散的职位。张居正认为他有意疏远自己，因此已经对他不满。他每逢遇到江陵执法严苛，或刑辱进谏的人，总是苦口婆心地规劝，于是两人的矛盾更加激烈，刘小鲁滞留南京任贰卿，多年没有升迁。江陵败亡后，言官纷纷上疏慰问推荐，他才晋升为南京大司空。不久自行免职离去，后来再次被起用，便不再出仕。他的长子名叫戡之，少年时容貌俊美，才华出众，受到岳父器重疼爱。将要参加省试时，江陵授意主考官录取他；刘小鲁听说后，便命令儿子称病，不参加考试。江陵大怒。后来戡之凭借任子得到官职，如今任户部郎。戡之字元定，和我交好。他的妻子是江陵的爱女，美貌如同天上的仙女。她不太肯说话和笑，整天只是默默坐着，有时暗中诵读经咒。问她诵的是什么经，她也不回答。嫁到刘家几年后，有一天她盘腿而坐，化去而死，仿佛脱去躯壳一般。她始终没有和丈夫同房，最后保持童贞而死。她和昙阳虽然显隐不同、行迹各异，但同样都是异人。【三诏亭】江陵把治理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客人有称赞他宰相功业的，他总是说：“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摄”这个字用在江陵身上当然不能说错，但千古以来只有姬旦、新莽两人，今天难道可以把他列为第三人吗？庚辰年春天，因为他的弟弟居谦去世，他决意请求归乡，但奏疏中不说“乞休”，而说“拜手稽首归政”，这样看来，皇上本来就俨然成了成王。江陵晚年也知道自己死后一定不能保全。他辞去楚地按察使朱琏为三诏亭题写的文章中说：“建三诏亭，用意十分深厚。但将来时势改变，高台倒塌，曲池填平，我的居所和器物都不能保有，这不过是五里铺上的一座接官亭罢了，哪里还能看出所谓三诏呢！” 骑在老虎背上的势头本来就很难中途下来，所以霍光、宇文护最终也都不能避免祸患。昙阳子称江陵为一代豪杰，太仓相公惊异而相信了，因此入京后不再收敛退让，反而更加替他周旋维护，也采用了“化女”所说的话。【宰相对联】江陵显赫时，有人送来对联奉承他，说：“上相太师，以一德辅佐三朝，功业光照日月；状元榜眼，二位难得的人两次登第，学问冠绝天人。”江陵公高兴地把它悬挂在家中的厅堂。此前华亭公罢相归乡，他厅堂上的对联是：“庭训尚在，年老了哪里敢忘记遵奉；国恩未报，归来仍然怀着惭愧惶恐。”虽然这是自我标榜，但言辞旨意谦逊收敛，比张氏那种夸耀自诩强得多。过去殷历城罢相居乡时，张江陵把宋诗写成对联寄给他：“山中宰相无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孙。” 其中一半是奉承，一半是嘲讽。近来沈四明辞职居家，便直接用了李适之的话：“避让贤者，刚刚罢去相位；以圣人为乐，姑且端杯饮酒。”如今相国福清公府邸中所贴的桃符则说：“只把欢乐供给衰弱的病体，没有丝毫功劳报答圣朝。”格调尤其浑厚雅正。其他宰相翟诸城、严常熟、申吴门等人厅堂上的对联，陈眉公已经记载过了。江陵公起初在乡里获赐宅第，皇帝亲笔题写厅堂对联：“志向秉持纯忠，正气流传万世；功劳如捧日升天，美好的光彩传播百年。”可以说是极其特殊、极其褒奖的典礼。到了癸未年籍没家产时，连宅第也不能保全了。但这副对联是皇帝亲自制作、亲笔书写的，不知道当时负责此事的人，究竟怎样处置了它？我曾在京城见过一个罢闲的中贵人，厅堂中写着一副对联：“没有儿子没有孙子，全都是别人的财物；有花有酒，姑且用来享受一年将尽的欢乐。”这又完全采用了南宋宰相乔行简词中的话。这类人也能懂得如此顺应人生、自我排遣。【为李南阳建坊】江陵公夺情起复时，被五位贤臣纠劾，并且拿已故宰相李文达（贤）作比较。一时间京城里争相传抄罗彝正过去的奏疏，以至于纸张价格上涨。江陵十分恼怒，追着骂道：“罗伦这个小子，他懂得什么？”不久他因为葬父经过南阳，便传檄当地抚按，为李文达建立牌坊，表彰他的宅里。这也像秦桧多次任用有官职的人为状元，以表明他的儿子熺并非侥幸得第一样，都是同一种心思。然而欧阳永叔和胡明仲，都是宋代的大儒。欧阳修在《五代史》中多次着意谈养子、家人的事情，以申明自己在濮议问题上的正当立场；胡寅作《读史管见》，每逢遇到母子之间的事情，也一定反复辨析论说。这是因为他们当年没有为生母服丧，被世人讥笑。古代贤人尚且如此，何况江陵公呢？【内阁称大人】先祖父在今上即位初年的冬天，任四川少参，服丧期满后进京求补官。当时江陵公刚刚掌握国政，以自己的地位和功业自负，对客人不交谈一句话。先祖父跟随众人到朝房拜见，张居正忽然问道：“哪一位是沈大人？”先祖父出来应答说：“就是我。”江陵于是再次作了一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便告别了。大概两人平素素不相识，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知道先祖父而这样发问。先祖父不久补任山东，后来转任陕西，最终归乡。江陵始终在任，对他也没有别的特别关注。近来我询问藩臬诸公，才知道如今政府官员之间款洽深谈，称呼对方为公、为丈的很多，却再也没有听说称人为“大人”的了。【貂帽腰舆】京师冬季，按惯例使用貂皮暖耳。每逢严寒，皇上通常赏赐内外臣工，第二天大家都戴着它入朝谢恩。只是近来皇上停止发布这种诏令，已经好几年了。百官出入官署，深以为苦，其中以入阁辅臣最为严重。因为清晨面向北方步行入朝，朔风吹在脸上，简直像霜刀一样；一路蹒跚跌撞，路程又有数里，等到了地方，身体已经冻僵了一半。赏赐貂皮的那一天，宫禁中按惯例要耗费数万缗钱，所以今上吝于这样做。不过，还有另一件事。张江陵主持国政时，因为服用饵房中的药物过多，毒发于头部，冬天便不戴貂帽。大臣从六卿到科道官，每次退朝后见到阁臣，必定亲手摘下暖耳藏起来，张江陵也不以为怪；这是已经接受赏赐却违背命令不用的情形。又在嘉靖中叶，西苑撰元的几位老臣奉旨可以乘用内府的马，这已经是特殊恩典。唯独翟石门、夏桂洲二位公，自制腰舆，抬着出入，皇上大为不悦。后来翟石门被削籍，夏桂洲竟遭极刑，那么这件事也是招致祸患的一个原因；这是尚未获得赏赐，却擅自违命使用腰舆的情形。宰相是百官的师表，却这样自行其是，功名怎么能够长久呢？四明闭门不出时，归德公已经年老。有一次他独自入阁，正值严寒，脖子系着回<孛页>，帽顶插着几支貂尾，眼泪鼻涕挂在胡须上，全都结成冰节，俨然像一尊晶莹明亮的琉璃佛，实在令人怜悯。况且四苑之间的道路本来就不远，从无逸殿的直庐到上斋宫，不过几步路；即使寒暑之时乘马也可以，何必使用腰舆呢？

译【谄附失利】戊寅年，江陵从京师回乡安葬，后来从荆州回朝，那些用特殊礼节侍奉他的人，无不立即获得尊贵显要的地位。只有真定知府钱普，因为以投其所好进献而得到重视，最合江陵的心意。他又制造了一种像斋阁那样的步辇，可以容纳童奴，并设置屏风和床榻，江陵十分喜爱。江陵将要用优异的官职酬答他，只是因为钱普资历浅，稍稍延缓了此事。钱普因丁艰回乡，等到服除应当授官时，江陵已经去世。第二年癸未，钱普因外讣，最终以行事不谨慎被罢斥，完全没有得到任何酬报。又在江陵起复夺情之初，南北大小官员上疏保留他，其中与江陵同年中式的陈瓒，是北直隶献县人，当时以左都御史掌管西台，打算率领九卿保留江陵。适逢他病势危急，便派人把自己的姓名传送给同僚，说一定会上疏。他还等待此事办妥后才瞑目，并特别嘱咐我说，要写明是献县的陈瓒，不是南直隶的陈瓒，因为当时有两人同名，且都担任常伯，担心弄错。不久，陈瓒因病离职，随即去世，获得谥号“简肃”。近年郭江夏提议削夺五人的谥号，陈瓒位列其中；虽然提议没有实行，但事情已经流传开来，使他的名字污损于史册之中。这样做又得到什么好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钱普有文学才华，做官时也没有污秽的行迹。至于献县的陈瓒，所到之处都以廉洁著称。一时的失策，使一生的名声全都丧失，实在太可惜了！【江陵始终宦官】江陵能够执掌国政，是依靠大宦官冯保的力量，海内之人都能对此公开议论。至于他前后享受的特殊礼遇，也都借左貂之手办理。只就夺情一事来说，皇上刚听到丧讯时，便派司礼监李佑到宅第慰问；两宫圣母则派太监张仲举等人赐给吊丧钱；近侍孙良、尚铭、刘彦保、李忠等人赐给酒食。江陵的儿子代替他回乡办理丧事时，司礼监魏朝一同进入楚地营地，赐给葬地。江陵本人获准休假回乡安葬时，皇上派司礼监张宏到郊外饯行，司礼监王臻携带皇帝赏赐的忠良银牌赐给他；圣母则派太监李用赐给路费牌子，派李旺赐给八宝，供赏赐他人使用。他回朝时，皇上派司礼监何进到郊外迎接慰劳。他的太夫人进京就养时，皇上先派魏朝陪伴她入京，又命司礼监李佑到郊外迎接；圣母则派谨柯、陈相赐给衣服、饰物和珍奇物品，又命太监李琦等人到郊外迎接。到江陵服丧期满除服改吉时，皇上派司礼监张宏引见他于慈圣、仁圣两宫，随后又派张宏侍奉赐宴。他任职满十二年时，又派司礼监张诚携敕书褒奖晓谕。他去世时，又派司礼监陈政护送灵柩回乡。总之，一切特殊恩典，都是经由宦官办理的。而他最后受到弹劾，直到家产被籍没，也同样交给司礼监张诚办理，难道这就是所谓“君主以此开始，必定也以此结束”吗？至于高新郑入阁为相，起初靠李芳，后来靠陈洪、孟冲；等到他败亡时，又是靠冯保。然而奏疏中还没有列举内臣姓名，江陵公刊刻文稿时已经算很完备了。做官如果没有宦官相助，还不如回家耕种，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相公投刺司礼】弇州《觚不觚录》说：江陵相公拜访司礼监冯榼，投递的是“晚生帖”。这种说法实在太荒唐，我不敢相信。冯保的势力虽然强盛，但始终只是听从江陵指挥；他们之所以亲密得像同一个人，仅仅是因为共同沟通慈圣这一条途径罢了，哪里会自居如此卑下！先人曾以史官身份在内书堂教习，冯保被逐后由张诚接替。两人往来都使用单红帖，彼此称“侍生”，由此便可以推知他们的地位关系了。【言官论人】张江陵亲自辅佐年幼的皇帝，自负建立了不世之功；他得罪名教，只是由他本人承担罢了。从前韩侂胄首次到金国时，完颜氏安葬了他，谥为“忠缪侯”，意思是说他忠于谋划国家，却错误地谋划自身。如今江陵的功劳和罪过，大致相当；他死后却一败涂地，言官把他当作奇货来攻击。例如杨御史四知，追究他的贪污，说他有银制火盆三百架，几位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只；这些事情究竟是谁亲眼见过？又说他回乡安葬时，沿途每隔五步凿一口井，每隔十步盖一座庐舍，这又是完全不合情理的说法。他生前虽曾加授上柱国的勋衔而没有接受，到死后却把它作为赠官，于是又说他生前曾经接受，以此坐实他有“无将”之罪，这是更加荒谬的说法。又有人说，今天皇子诞生，朝廷加恩于大臣；假如居正还在，一定会进封侯伯并加九锡。从来后宫生育皇子，没有恩惠施及宰辅的先例；如果有，这实际上是从江陵死后才开始的，有见识的人很以为不当。既然如此，杨四知为什么不明白地纠正当权的政府官员，却要追究这位已经朽骨的权臣呢？奏疏上呈后，籍没江陵家产的诏旨就下来了。杨四知因此依附于正人，历任几次巡方官，直到被授为大理寺左少卿。后来被给事中王希泉（德完）攻击，指为朱琏、王篆的余党，说他翻脸卖直，又牵连其他污秽行迹，调往外地。到癸巳年大计时，又因不谨慎被罢免，距离他上疏抗论已经十年了。又如戊申年，有一位礼部郎中，列举首辅朱山阴十二条大罪。他对事实的修饰夸张不必说，甚至说矿税中的恶棍，都是朱家的家人；他们得到的侵夺民财，全都归入朱家的私囊。这一点满朝都不相信。他又牵连朱山阴的座主李晋江，并暗中攻击他在翰林院的门生，以堵塞他们日后入阁拜相的道路。这也是有人在背后授意，但他的做法同样不可宽恕。这份奏疏刚呈上时，一时之间言官和耳目之官也觉得受到震动；后来渐渐被人察觉其虚妄，便受到弹劾。到辛亥年大计时，他也因不谨慎被斥退，距离上疏抗论只有三年。戊申年以后，新的人事咨命下达，瓦缶般的杂乱声音纷纷响起；攻击太仓、晋江二人的还没有停止，攻击昆山、湘潭二人的又四处而起，于是有了所谓“单打双敲”的说法。有人说他们在红庙设誓，有人说他们在关庙歃血，有人说他们抱着太仓的靴脚痛哭。这些事不但使圣主厌闻，邸报抄本传开后，彼此还拿来谈论，成为席间的话柄和酒中的笑谈。董思白太史把这种情形看作一部活的《水浒传》，确实如此啊！癸未、甲申年间，南给事中刘一相、御史丁此吕，指示词臣高启愚以“舜命禹”命题，高启愚因此被削职并夺去告身。丁此吕被贬离职，后来升到参政；乙未年大计时，又因不谨慎被斥退，孙富平再次弹劾他，最终被判遣戍。刘一相不久以原任知县降为典史，历任升到副使；庚戌年大计时，孙富平再次主持铨选，也以不谨慎将他罢免。

译【浙闽同时柄政】自今上乙酉年起用王太仓进入文渊阁，而此前任用申吴县、许歙县，三人同为南直隶人，这是最奇特的事情。不过后来想起王山阴，他却是晋地人。到丙戌年，王山阴因服丧离职，申、许、王三位大臣共同任事三年，王山阴才重新起用。此后到了戊戌年秋天，次辅张新建获罪离职，首辅由赵兰溪担任，次辅为沈四明，二人都是浙江人。共同任事不久，赵兰溪卧病在官邸，没有入阁办公。四明独自为相，但名义上仍列赵兰溪为元辅；每次进呈奏疏、揭帖，仍把赵兰溪列在首位。三年后，兰溪死于任上。又到戊申年冬天，首辅朱山阴去世，首辅由李晋江担任，次辅为叶福清，二人都是福建人，共同任事。但李晋江已经先迁居真武庙等待放还，不再回到住所。福清独自为相，他进呈奏疏、揭帖时，仍像从前一样把李晋江的名字列在最前面。五年后，晋江才获准请求退休。前后浙江、福建四位大臣，都是同乡、同年并相，但担任首辅的人都受到牵制，不能施展。大概他们仕途的途径和政治趋向本来就不相同，即使是同乡，也如同胡地与越地一样疏远。想要像乙酉、丙戌年间三位宰相同心共事，是不可能的了。【闽县林氏之盛】《州纪》记载盛事，说闽县有南京兵部尚书林瀚，林瀚的儿子是南京礼部尚书林庭机，林庭机的儿子是南京礼部尚书林燫；三代出了六卿，在本朝只有这一家。他们又都属于词林，都担任过祭酒，实在是极盛之事。后来林燫的弟弟林烟又被授为南京工部尚书，而林瀚的长子林庭昂又先担任过南京工部尚书。这样算来，三代兄弟共五人，都登上八座之位，长寿善终，没有受到公私方面的责罚，而且其中四人获得谥号，恐怕前代也没有过这样的事。至于父子都做宰相的，有南充陈文端（以勤），以及他的儿子陈文宪（于陛）。本朝只有这一家，这也是弇州没有来得及记载的事情。近来，余姚人孙燧以副都御史死于事，死后追赠尚书；孙燧的儿子孙升任礼部尚书，孙升的儿子孙鑨任吏部尚书，孙铤任礼部侍郎，孙錝任太常寺卿，孙鑛任南京兵部尚书，也足以同林氏的盛况相媲美。【沈四明同乡】沈四明任职时，本来就与西北籍的官员关系不融洽，对同乡尤其刻薄。当时，浙江的名臣中只有沈继山（思孝）最为著名，只因他与孙富平发生争执，长期没有出仕。壬寅年冬天，沈归德任次辅，刚到任时，两人的交往还没有破裂；有一天，他对四明说：“像沈继山司马这样，既是您的同乡，又是贵同年，应当赶快起用。我的同乡门生吕新吾（坤），也应当让他出仕。”四明恼怒地说：“吕新吾应当起用，不必说；至于沈司马，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事情于是作罢。原来吕司寇受到孙富平厚待，曾与沈司马争任太宰，二人一同被罢免。四明当时正想与西北籍官员交好，所以压制沈司马来抬高吕司寇。结果沈司马被排斥，而四明仍然没有得到西北籍官员的支持。“构”字原文如此，此人已经很久没有出仕。壬寅年冬天，沈归德担任次揆，刚到任时，两人的交情还没有破裂。有一天，他对四明说：“像沈继山司马这样，既是您的同乡、又是您的同年而如今显贵的人，应当赶紧任用。我的同乡门生吕新吾（坤），也应该出来做官。”四明愤然说：“吕新吾应当起用，这不用说；至于沈司马，我不敢接受您的吩咐。”这件事于是作罢。原来，吕司寇受到富平的厚待，又和沈司马争夺太宰之职，两人同时被罢免；四明当时正想同西北方面结交，因此压制沈司马来抬高吕司寇。结果沈司马被排斥，而四明仍然没有得到西北方面的支持。当时，四明最亲善的人，如蜀人钱给事（梦皋）、张御史（似渠）、齐人康御史（丕扬）；浙江人中则有陈宫允（之龙）、姚给事（文蔚）、钟给事（兆斗）、贺吏部（灿然），都与他关系亲密。然而这些人是因为声气相投、互相引荐推重，并不是因为同乡关系。【李温陵相】丁未年，阁臣只有朱山阴一人，还不能称为首辅。皇上起用旧相王太仓，召宗伯于东阿于家，召叶福清于南京礼部，又因李温陵正在任上担任晋太常卿，便让他们一同入阁。当时王太仓没有出仕，叶福清尚未到京；于东阿入京朝见三天便去世，只有李温陵立即到内阁办事。此前推举他入阁时，言路中攻击李温陵的人多如猬毛，没想到皇上违背众议任用了他。他一旦与朱山阴二人共同任事，众人更加愤怒和害怕，诋毁得更厉害。不久叶福清到达，李温陵闭门请求退休；朱山阴也死于任上，李温陵应当成为首辅，攻击他的箭石又纷纷袭来。李温陵于是决意不出任，而由叶福清独自为相。议论者还担心皇上对李温陵的宠爱没有衰减，便更加急切地要排挤他。李温陵于是迁居演象所的真武庙，把家属全部遣走，以表示自己一定离去。从戊申到壬子，寄居五年，才获准请求退休。由于他既没有依附特殊势力，也没有掌握大权，寒暑之中闭门不出，竟没有一个人窥视他的庭院。即使是他主持考试时首先录取、已经在词林中进入馆局的人，也当着众人讥讽辱骂他，以表明“大义灭亲”。李温陵平素性情褊狭，到这时却安然处之，并不认为奇怪。有一个同县的晋江士人，经县令推荐征召，任工部郎中、管理厂务，平日受到李温陵提携不少。正值酷暑，真武庙地势低洼狭窄，李温陵向他索取厂中剩余材料，搭起一顶席篷遮日。事情办完出门时，他偶然遇到旧友；旧友见状惊惶失色，哀求他千万保守秘密不要说出去。由此便可以看出当时人心的趋向了。自古以来，宰相受到侮辱的也很多，但从来没有人名列首辅，身居破败房屋，几乎满两次考察期，沦落到如此无聊困顿的地步；这种情形也是史册上从未见过的。那位工部郎中后来改任台员，出任巡察淮■，因为贪污受贿而丢官并被遣戍。晋江公住在破庙五年，请求归乡的奏疏上了将近七十篇；每篇都有一番议论，起初并不重复，而且文辞和义理都灿然明白，真是文章老手。可惜当时只是草草看过，没有把它们记录下来；从中也可以看尽文章变化的形态和才士的用心。【东西王李】宣德初年，三位杨相公同在内阁。杨士奇是泰和人，号称“西杨”；杨荣是建安人，号称“东杨”；杨溥是石首人，号称“南杨”。不久，两个王姓官员同时在词林任职，共同掌管制诰，并都升任尚书。王英是江西金溪人，号称“西王”；王直是江西泰和人，号称“东王”。这些称号大概是根据他们所居宅第的位置而来，不过是京城人所指称的名称罢了。到了今上乙酉年，两个王姓官员同日被大用。锡爵是南直隶太仓人，号称“东王”；家屏是山西山阴人，号称“西王”，也是根据地域来说的。不必说民间俗称，就是皇上在宫中对大宦官和女侍说起二人时，也这样称呼他们，可以说太过分了。穆宗潜邸时的正妃李氏，是直隶冀州人，先已去世；隆庆年间进封尊号，就是孝懿皇后。她家住东城，人们称她为“东李”。今上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是山西翼城人，以皇贵妃身份进封尊号为太后，因此因东李而入宫，两家关系非常友好。京城人称她为“西李”。

译【太仓相公】在今上身边的辅相中，按我所知道的，操守清白、嫉恶如仇，没有人能比得上王太仓相公。甲申年，他从守禫制期间被起用入阁，尚未成行，有个叫席平的人连续考中三元，是辛未进士，曾任吴地常熟县令，写文章祝贺他。文章说太仓是“元圣”，封王公的父亲爱荆为“启圣”。王太仓大怒，立即想公开上章弹劾他，因弇州公极力劝止才作罢。王太仓刚到京城，又有蒙阴人、淮安府同知杨一扬，原为己未进士，任郎署官时屡次受挫，到这时上疏陈述意见，却又写私信托请，并且请求怜悯。王太仓把他的私信一并呈上，同知杨一扬因此被斥退，一时百官都感到凛然，认为差不多有了杨绾、杜黄裳那样的风范。后来又因寿宫一事弹劾三位少卿，逐渐与各位上疏建言的人关系不合。到了戊子年，他的儿子辰玉考中发解，高饶事件发生，议论纷纷。原来长洲的一位少宰，因与我乡的宫詹争夺进用主试之人，捏造事实构成此案，以此驱逐宫詹。辰玉的才学确实很高，复试时仍在同批人中名列第一，而宫詹还在任。于是言官纷纷起来攻击，连总宪以及支持宫詹的人也受到恶意指责。然而太仓与宫詹实际上关系并不亲厚，颇有人知道其中情形。只是当时吏部都谏一职空缺，按资历俸次应当属于泽州张元冲（养蒙）；浙江的一名给事中位次在他之后，声望远不如张元冲，却因为是太仓甲戌年分考时首选录取的士子，便用诡计取得了这个职位。张元冲补任工科都给事中，第二年又出任河南参政。张元冲也是太仓丁丑年庶常馆教习的门生，又是吴门大主考的门生，因此有人说太仓偏袒自己的私人关系，故意压制并排斥张元冲；双方的怨恨于是再也无法化解，还牵怒到首辅吴门。张元冲负有众望，是西北诸位君子的领袖，不久便从参政升为冏卿，直到佥都御史、副司农，主持政论十多年。即使富平、新建两人交结首相为仇，也是从司农公张元冲开始显露出来的；这场祸患一直蔓延到今天，真是纠葛不休。太仓公公开揭发杨一扬受贿，固然可以说是嫉恶如仇，但我私下认为做得太过分了。后来接连有人仿效这种做法而被察觉，渐渐不再有正直之人出面，更让人觉得太仓多此一举。如今刊刻《文肃公集》，没有收录这篇奏疏，而且在行状中也没有记载这件事，想来太仓在世时已经删掉它的稿本了。【亲自书写奏章】世宗亲自书写的札子送到内阁的最多。到了西苑时，值班大臣每天都承接亲笔诏书，数量大概有数□。各位臣下的回奏，也都亲自书写。比如嘉靖辛丑年，夏言因左迁削职后重新起用，在谢恩疏中有涂改字句，因而受到皇上的诘责，这是事实。不过，这大概只是特意撰写供元老大臣侍奉皇上的文书才如此，外臣却不是这样。只有胡宗宪在浙江时，每篇奏疏都亲自书写，前后一贯。后来他最终获罪被判死刑，皇上还称赞并提到这件事，于是他得以获释回还，这也算是曲意谨慎所得到的效果。近年故相王锡爵的密揭，也是由他的小孙子抄写的，所以窃取后开启的人不敢擅自改动，得以将初稿送到御前；否则，灾祸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王文肃密揭泄露】丁未年，娄江公的密揭，都说是从淮上抄录传出的。即使李修吾最后写的揭帖中，也承认是自己传播出去的。最近见到陈眉公，他又说，这件事实在太冤枉了：原来是王吏部冏伯贿赂文肃的干仆，盗取钥匙私下抄录，并且增删改动其中的言辞，以激起言官们的愤怒，例如加入“重处姜士昌”等话，寄给南中的段黄门等人，实际上并不是李中丞所为。起初，冏伯没想到言官们竟会聚集起来攻击文肃，心中很惭愧沮丧，于是把罪责推给李中丞。当时，作为中丞的李中丞既然没有盗箱取物的最初谋划，就应该直接辩明这是诬陷；可是他却冒充揭发奸邪、首立功劳的人，以取悦当时的名流，把这当作获得拥戴、进入内阁的资本。这两个人，都不是君子应有的行事之道啊！冏伯是文肃的世交子弟，朝夕往来，本来没有一点仇隙。只是因为己丑年馆选时未能入选，便因此恨之入骨，终身不能释怀。然而这一科入选的只有二十二人。当时王宇泰（肯堂）是文肃最亲密的朋友，已经位居馆元；董思白（其昌） 名声冠绝一世，自然不可能被遗漏；唐完初（效纯）是荆川先生的嫡孙，父亲凝庵太常又是新安次辅最得意的门生，必定会竭尽全力谋求入选。这样一来，江南四府已经用了三人，绝不可能再增加一人。当时松江的陆伯达也很有声望，他的父亲宗伯平泉却飞书极力阻止他，苦口叮咛，伯达于是没有赴考，当时人们都佩服他的恬淡。冏伯的才名和家世并不低于唐、王二人，因此一直愤愤不平，每逢文肃有重大举动，便一定暗中侦察，向四方传播，而文肃始终没有察觉。直到密揭泄露这件事，我过去只记得有此事，最近才知道是王吏部所为。不过，娄相一心倾向淮抚，以及淮抚厚待并挽留娄相的仆人，都是确有其事的。【元旦诗】申文定相公与王伯縠是同乡、同年出生，做史官时就彼此友善。等到申文定罢相归乡后，每年元旦一定作一首七言律诗送给王伯縠，王伯縠随即作诗唱和答复。两首诗很快一起贴在墙上，一直到除夕才撤下。第二年元旦，申文定又作诗，王伯縠又唱和，并把诗张贴在书斋屏风上，旧诗才除去。从辛卯年文定回乡起，到壬辰至壬子，共二十一年，年年如此。这一年伯縠去世，过了一个甲寅年，文定也去世了。想来他们在地下修文时，遇到新年唱和，一定也会像生前一样丝毫不减兴致；至于还会不会把诗贴在屏风上，就无法知道了。分宜任首辅时，有个山人叫吴扩，作了一首诗，题为《元旦怀介溪阁老》，也把诗张贴在书斋中。有朋友取笑他说：“你在新年的第一天怀念当朝第一官，如果按官阶逐级往下怀念，怀念到我们这些人时，只怕已经到除夕，还未必见得到呢。”这说法似乎也差不多。

译【五七九传】近来有人作《五七九传》，大概都是指当今首辅江陵、吴县、太仓三位相公的用事奴仆。七名叫游七，名守礼，署号楚滨。江陵相公掌权时，他很能作威作福，也曾捐资进入赀为幕职，后来戴上进贤冠，与士大夫往来宴饮。后来他与徐爵一同被论罪判斩，徐爵已经死了很久，听说游七至今还在狱中。他势盛时，只是那些无耻之人才会屈节与他结交。江陵驾驭下属最严，听说游七娶妾，并与两个姓李的黄门结成姻亲，大怒，鞭打他几乎打死，两个李姓黄门也都被驱逐了。吴县掌权时，他的声势已经不及江陵的百分之一。所谓九，本姓宋，名徐宾，是跟随吴县时才改姓的，署号双山主人。他一向驯顺谨慎、害怕惹祸，他的仆人也能守法；只是经常同边将往来，互相通送贿赂，例如李宁远父子，都以你我相称，亲密交往，也有一两个缙绅把他留在座旁。后来他被授为纳京卫经历，又因覃恩而使父母得到封赠。因此舆论把这些事归咎于主人，这确实是吴县糊涂的过错。但徐文贞掌国时，他的仆人徐实等，已经冒领功劳做了锦衣卫百户。九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已经极其贫困。五名叫王佐，署号念堂。娄江掌国最晚，任期也最短，门庭向来严肃，没有人敢带着财物同他交往。只有五与弇州的仆人陶正是密友，因此染上了陶正玩赏古董的癖好，收集了不少书画、铜器、窑器之类，府邸中的游荡无赖也时常去找他。他还曾买下京城的名妓冯氏为妾，这很触犯娄江的家法，那名妓也终于被赶走了。五比九更加小心，见到士大夫便伏身恭避。如今把他们三人列举出来，连同前面两人也都黯然失色了。这篇传记出自东省一位词林大官之手。当时他与吴县的地位相当，因为一点小嫌隙与吴县失和；后来他没有被推荐入阁，辛卯年冬天又遭到弹劾，拟定诏旨时也没有坚决挽留他。因此，他借描写宋九来落实对主人的攻击，而五、七则是牵连其中的犯人。【阁臣致仕情形迥异】宰相的进退关系到国家大体，他如何自处，以及君上如何对待他，都是有礼制的。先朝的情况姑且不论，今上登极以后，像高新郑、张新建被驱逐，出自内廷诏旨，这不必说。起初吕桂林上了四道奏疏便退职，申吴门受到皇上宠爱，直到上了十一道奏疏才获准；后来王太仓尤其受到宠信，也是一上疏便得到允准；至于许新安、王山阴，稍微违背圣意，许新安上了三疏，王山阴上了五疏，都获得了准许。到了赵兰溪卧病在府邸，当时已经历时三年，共上奏八十多道，最终仍死在任上。有人说是他的子弟们贪恋权位，阻止父亲致仕，才造成这样。沈四明告归才满一年，辞职奏疏也多达八十道；有人又说他想带着归德一同回去，所以迟迟不离任。这时宰相的体面已经荡然无存了。后来李晋江在内阁任职不到两个月，却在真武庙住了整整六年，上谢事章一百多道，才获准放归。简直像囚犯被长期拘禁、野兽被关在笼子里罢了，还能说这是宰相的体面、君主的恩宠吗？【元老堂号相同】宋代朱紫阳号晦庵，而本朝刘文静也号晦庵，但古今两人并无关系。有人说朱紫阳署作“晦”，与刘文静的本号不同。又如宋朝宰相吴育号容斋，南渡后洪学士迈也称容斋。洪迈学问广博，为什么竟要沿用前辈的别号呢？世宗朝夏文愍营建白鸥园，有一座堂名为赐闲，于是便用这个名称刻印自己的诗集，至今仍在流传。近日吴门申瑶泉相公致仕归乡，也建造别业，取名赐闲堂，所刻图记以及署名的诗文都使用这个名称。同为首辅，相隔还不到几十年，为什么会雷同到这种地步？想来或许只是偶然忘记了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两月、六年〕 【古道】古人交朋友，以先交往而结成的情谊为重，不论后来地位高低贵贱。例如魏野对于王旦，邵雍对于文彦博、司马光，都是如此。近来逐渐失去了这种情义，但仍有保存这种古道的人。例如松江陆平泉宗伯与徐华亭相差二十年科第，徐华亭已经官至大宗伯，陆平泉还只是史官，二人仍按平等礼节交往，这是词林前后辈中最不拘泥于俗套的。又如今上丙戌年，王太仓在内阁任职时，海盐举人王文禄因参加公车来到京城，太仓让他坐在上席，王文禄也不谦让，像平常一样坐在客位上。这就是故交不因贫困或显达而拘泥礼套的例子。至于先是同年，后来仕途上的显达与困顿突然不同的；以及曾经同席同砚，后来却出身于同一门墙的，礼制就完全不肯宽容了。王弇州任藩臬官时，江陵掌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王弇州与江陵是同年，写信时不写官衔，也不称“晚生”，最后竟被迫改掉。我的外祖父曾任山东宪使，给同年王太仓相公写信时，却写上官衔，落款仍写“年眷弟”，太仓也不认为这是冒犯。如今即使写得蝇头那么小，手持青面手板，也没有人敢写到“年”字了！只有京城和乡里之间还保留这种称呼。侍郎称“年晚生”，尚书则只称“年侍教生”。近年申吴县七十岁时，萧岳峰大司马与他同年，当时申吴县久居林下，萧岳峰已经晋升为三孤，仍在祝文中称“侍教”，其他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既然如此，赵司马鉴对首辅费铅山称“年晚生”，以至于被讥笑为神童，现在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座主、门生等关系，尊卑等级更加森严，不论平生的交情，一概要执弟子礼。比如顾泾阳吏部对孙柏潭少宰，虽然在公开场合承认师生关系，但宴饮会见时还稍微通融一些。听说两位后来都有话说；两人都是真正有品格、有真交情的人，尚且免不了俗套，何况其他人呢？可见古道被世俗礼法阻塞，已经很久了！王文禄也是学问广博的士人。丙戌年进入京都时，年纪已经接近八十岁。这一科恰好由太仓主持考试，发榜后，太仓搜取他的落卷来阅读。首篇题目是“君子名之必可言”，结尾一句是“无所苟而已”。王文禄的结语中，两个小比相对说：“由哉苟也，苟哉由也。”太仓常常拿出来给人看，把它当作笑柄。【不顾拜相】今上登极后，把陆平泉宗伯从家中起用。陆平泉是江陵公的前辈，一向受到敬重。江陵准备授予他入阁，让他与自己共事，并暗示他依附自己。陆平泉假装没有察觉，竟以疾病为由请求归乡。江陵恼怒他不肯同道，也没有坚决挽留。等到陆平泉回乡后，便不再出仕，天下人都称许他。然而，已有比他更早这样做的人。李文敏蒲汀（廷相）在武宗时以史官身份在讲筵侍讲，仪表高大魁伟，声音洪亮，皇上回头注目于他，于是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当时钱宁、江彬等人立即前来道贺，并借机向他示好。李文敏惊惧之下极力推辞却不能获准，只好借助权术，托人带着另一个酒器和隐晦的言辞恳切请求，才得以免除。当时责怪他的人说：“功名已经到手才是真的，为什么还要故意作态？”后来他的门人张萝峰、翟石门、严介溪，以及门人的门人夏贵溪，相继成为首辅，而李文敏始终没有做成宰相，李文敏也不后悔。李文敏在世宗朝以正任户部尚书兼任翰林学士，这是本朝仅有的情况。等到考满，又以正

译二品的身份加授太子宾客，却只得到三品的待遇，这也是旧例中没有过的。此前景帝朝，侍郎俞山、俞纲等人都加授东宫三少，属于在三品官职上兼任二品官职，正好与此相反，都是特殊的典制。陆公以林下退居之身进加太子少保，更是圣朝优待老臣的盛事。两人都以完美的名声老于林下，比起在黄扉之中忍受诟骂，胜过太多了。正德年间，吕泾野（柟）因为与刘瑾同乡，突然升任亚卿，刘瑾也想引荐他入阁。吕泾野于是拒绝同他往来，几乎被刘瑾陷害；刘瑾失败后，他才得以免祸。今上在位第十年，潘新昌是冯保旧日受业的老师，在乡里时通过故相的推荐，以宗伯身份起用为武英殿大学士，任职途中便被论罪罢免，他所受的羞辱更加严重。过去严挺之宁可不做宰相，也不肯去见牛仙客，真是卓异啊！【宗伯大拜】今上壬申年即位，首先选拔礼部尚书吕文简（调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任次辅。初元以后，只有戊寅年马文庄（自强）再次以宗伯身份入阁，刚过半年便去世。到壬午年，张江陵推荐潘新昌（晟）以原任礼卿身份进入武英殿，但尚未正式任职便被论罪罢免。此后入阁拜相的人，都是以侍郎身份得到这一职位。直到辛丑年九月，沈归德、朱山阴都以原任宗伯的身份从田间起用，进入东阁。自吕文简以来，恰好三十年了。因此有人便把春卿看作迟钝无用之物。壬辰年以后，罗康洲（万化）、范含虚（谦）、余云衢（继登）三位大臣相继死于任上；辛丑年八月，冯琢庵（琦）按资历升任此职，但非常不高兴。不到一个月，沈、朱二人就拜相；冯琢庵长期怀有入阁的愿望，又因为现任南宫而不能得到这一职位，自认为必定绝望了，因此更加怏怏不乐。刚任职一年多，也在府邸中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五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岁、九月、三十年、八月〕 【太宰推内阁】通过传奉诏旨升官，本来就不是太平政治中的好事；至于通过传旨擢升大臣，更是不合体制。先朝正德年间的情况不必说，即使成化、弘治两朝号称盛世，也不能免除这种做法。例如倪文僖（谦）任南京大宗伯，王端毅（恕）以尚书身份巡抚南直隶，屠襄惠（滽）得到太宰之职，徐宫保（琼）得到宗伯之职，都是这样的例子。至于辅臣凭内旨进入内阁，先朝虽然都有，唯独世宗朝最多，而臣下不敢议论。今上辛卯年，申吴县致仕，皇帝以中旨任用赵兰溪、张新建二人入阁，实际上是申吴县在揭帖中推荐的。当时陆庄简刚入主铨选，特意上疏规劝，认为斜封墨敕是末世扰乱政治的做法，何况辅弼近臣也没有在半夜传旨任命的先例，不能让这种风气逐渐滋长。他的言辞非常严厉，皇上宽容地答复了他。后来有旨意再次推选阁臣，主管铨选的陆庄简在会推奏疏中列出几名可以胜任的人，并把自己的名字列在首位，这些人都是众望所归。奏疏久久没有批下，皇上忽然批示说：“你先前上疏想要恢复会推旧制，如今果然把自己列在首位，足可见你请求会推的用意。”陆庄简惶恐谢罪，说自己不敢，于是闭门请求罢职。给事中乔胤迎合皇帝的意旨弹劾他，陆庄简被逐出。陆庄简最初治理县邑时很有声望，宗人陆炳窃取权柄时，想引荐他进入言官之列；陆庄简苦苦请求担任刑曹郎，陆炳又想引荐他为吏部郎，他便请求改任南礼部以求离开，陆炳失势后才得到起用。后来他与江陵交情深厚，等江陵掌权后，又借故触怒江陵而离去，从此声名重于一世。到了晚年，他热衷于内阁地位，终于受到圣主讥诮。真所谓天已晚而路还远啊。【宰相朝房体制】宋代宰相居住在政事堂，接受百官参谒，都坐着受拜，不以礼相待。只有两制及侍从以上的官员来，才稍微加以接待。本朝既不设置宰相，也没有政事堂，凡是阁臣，只把朝房作为接受拜谒的地方。然而朝房署名翰林院，原本并不是各曹各省的公署。过去一般官员到朝房求见或询问事情，大多站着交谈。到了我乡里的陆庄简（光祖）任卿寺官时，江陵公掌国，气势压倒群公，与客人站着交谈，说不上几句话就打发他们离开。陆庄简到后行礼完毕便进去说：“今天有公事应当详细商议，需要有一席之地让我侍坐，才能把我的愚见说尽。否则我就告退，从此再也不敢期望见到您的清光。”他强行压住江陵的气势，江陵才命人让他坐下接见。从此便沿袭成为惯例，即使一般官员也可以在旁边坐下了。江陵骄傲倨傲，唯独这一件事被称为能够折节待人。陆庄简与他交情深厚，所以敢直言，不至于触怒他。陆庄简先任选郎时，拜见都察院三堂，只作长揖而不下跪，双方争执礼节，陆庄简争不过才屈服。后来任少宰，又命庶吉士避道，甚至遭到辱骂。只有这一次他取得了胜利。过去翰林院的编修、检讨都要避让太宰，自嘉靖年间万镗执掌铨选后，史官才开始与太宰平等交往。至于庶吉士抗拒少宰，则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冢宰避让内阁】向来六卿都要避让内阁，只有太宰不避。自分宜权势张扬后，冢宰也开始引身避让，于是成了惯例。陆平湖首先改正了这种做法，但事先嘱咐轿夫，曲折绕道，不让自己与内阁相遇，因此直到任期结束，阁臣与冢宰之间都没有发生争礼的嫌隙。后来孙富平只是沿用陆平湖的旧例，却没能把意思交代给抬轿的人。抬轿人终于遇到张新建，便下轿想行礼，张新建用扇子遮住脸，不理睬地离开了，于是两人结下了仇隙。大概两家交战自有更大的政治局势，但这件事也是其中使孙富平切齿痛恨的一端。孙富平再次出任时，福清独自为相，因此号称声气相通；孙富平认为福清是前辈、声望很高，未必会处处居于自己之下，于是鉴于前次的事情，独自引身避让，唯恐再出差错。福清喜出望外，所有批答公文，都配合得像埙篪合奏一样。时间一久，孙富平的威福既已形成，羽翼也越来越多，政府反而要仰其鼻息。适逢孙富平考满加一品，福清有一条珍贵的玉带想送给他，又担心他拒绝，便让门客胡给事（忻）先去暗示。孙富平慢慢说道：“这也是后生们喜欢多事，我怎么忍心拒绝，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胡忻才敢把玉带献上。可见权势所归，即使是独自为相的大贤，也只能听从它了。

译后来，孙富平只是按照陆氏旧例行事，却不能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抬轿的轿夫。轿夫遇到张新建，便停轿下来准备作揖；张新建却用扇子遮住脸，不予理会而离去，于是两人结下了仇怨。两家之间发生争斗，自有更大的全局原因，但这件事也是他们彼此痛恨的一个端由。孙富平再次出任官职时，福清正担任独相，所以两人声气相通；孙富平认为，福清作为前辈和享有重望的人，未必就会屈居自己之下。孙富平吸取了前次的教训，主动退避，唯恐落后于人，福清对此大为高兴。此后一切批答之事，两人都配合得像埙篪合奏一样和谐。时间一久，孙富平的威势和权力已经形成，羽翼也更加众多，政府反而要仰仗他的鼻息行事。恰逢孙富平考满后加授一品，福清有一条珍贵的玉带想赠给他，又担心被他拒绝，便让他的门客胡给事（忻）先去传达自己的意思。孙富平慢慢说道：“这也是后生们喜欢多事，我怎么忍心拒绝，又怎么好推辞呢？”胡忻这才敢把玉带作为礼物献上。大概权势所归，即使是大贤担任独相，也将不得不听从他了。考察张居正当政时，吏部尚书不过是一个主管书办的小吏罢了。到了申时行任首辅时，能够通商议政、裁决可否，权力大半仍在内阁。到陆光祖任吏部尚书时，虽然要从内阁取得职位，却能自行掌握铨选大权，王弘诲也完全听任于他，所以内阁和吏部被称为相处融洽。王锡爵从家乡入朝任首辅时，孙矿已经先任吏部尚书，受到诸位君子的挟制，多次与王锡爵抗争，于是有了癸巳年京察重处功郎的事情。此后，孙矿与许国各自结交强援，彼此攻击，如同胡人与越人一般，而内阁和吏部也成了两个相互争讼的场所。李廷机与沈一贯稍稍和洽，后来上饶杨时乔接任，也受到名流们的控制；他与沈一贯各有一套做法，但整体局面还没有完全破裂。朱赓患病，大半时间住在宅第中，不能干预铨政，但铨选方面也不忍忘掉他。到了叶向高独任首辅时，他把孙矿从家中起用，虽然是顺应人望，也是因为与前辈同道，希望得到他的辅佐而称心如意。等孙矿到任后，却拥戴他的诸公，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各自把功劳归于自己，以求偿还在秦中的旧怨。身处言路的人又不能用正道从旁协助，于是黜陟的大权，内阁不再能够干预。吏部尚书的一颦一笑，便决定着首辅的毁誉和去留。据说叶向高也十分悔恨，无奈他们的羽翼已经丰满，又没有金翅鸟吞食神龙那样的力量，反而事事对内阁颐指气使，与张居正当政时相比，真是主客位置颠倒了！虽然后悔也没有办法，因为那六根羽翮已经长成，又没有金翅鸟吞食神龙那样的力量，反而事事都听凭内阁发号施令；和江陵当时相比，真是手足的地位颠倒了！辛亥年的京察，词臣中被削职贬谪的，都是掌院王弘诲一人主持处理，叶向高丝毫不能作主。这本来是翰林院的事务，却把首辅轻视得像个多余的赘瘤，这就是叶向高也感到不愉快的原因。【内阁与吏部权势的轻重】六部中文武两方面的权柄，政务上是最重要的。它们权力变轻，始于嘉靖初年张璁尚未任首辅之时。他先代理都察院事务，刑辱大臣，以此张扬威势；等到掌握权柄并得到皇帝信任后，便钳制天下。方献夫、桂萼是他的同道，王琼是起用枯骨、使其复生的人，汪鋐则受到他的庇护而像奴仆一样侍奉他。这四人先后在铨选部门任职十多年，与张璁始终相互呼应。张璁离去后，夏言掌权，他受到的宠信不及张璁，但气焰和横暴却超过张璁，很快升迁，又很快被夺职，和部臣之间的势力时有高下。等夏言被诛，严嵩当政，前后掌国政十九年，把吏、兵二部当作自己的外府，稍不合意，便有人被诛杀或斥退；两部官员侍奉他，如属吏对待长官，只是负责奉行文书罢了。严嵩被逐后，徐阶主持政事，没有专擅的名声，却能笼络、诱导并取得他们的欢心；掌管东西两部铨选的人，不知不觉都落入他的权术之中。先帝独用高拱这个新郑人，以首辅身份统领协调各方面，这便是古今一大变革。而且他的才能足以独自处理政务，把其他卿佐看得不值一提。到当今皇帝年幼时，张居正因接受遗诏而担任阿衡之任，宫廷与政府合为一体，百官随风而从，首辅权力之重，本朝少有可比者。部臣拱手接受既定结果，比起面对威严的君主和严厉的父亲，还要更加如此。张居正死后，政事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申时行用柔和的办法治理天下，当时杨巍这位老臣掌管铨选，处事和平而庄重，内阁安然相处了十年。杨巍离任后，宋纁接替他，想要大有振作，却来不及施行。申时行也解下了首辅印信。陆光祖原来就与首辅相知，当时王锡爵继任当国，但因称病在籍尚未到任，陆光祖尤其把他看作心腹和知交；暂时主持内阁的是王弘诲，他与陆光祖一见如故，关系友善，铨政几乎恢复了旧日的样子。不久两位大臣都离开朝廷，王锡爵回朝，孙矿、陈有年先后任吏部尚书，二人同为浙江人，又是同乡，恢复陆光祖时期的旧例，渐渐显露出触忤内阁的端倪。大概王锡爵并不是扰乱吏部的人，却不能不惋惜内阁的体面日益被轻视；孙矿、陈有年也不是侵犯内阁权力的人，却不能不怨恨吏部权力尚未完全恢复。那些机巧而喜欢生事的人，又从旁挑拨。于是便有了意见相左的说法，但王锡爵也从此急于引退。赵志皋名义上是首相，却因庸碌无能而受到轻视。张位代替他处理政务，便与吏部尚书孙矿结党相互攻击，先后离职，祸乱变故不断蔓延，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此后沈一贯接任内阁，任吏部尚书的，先是李廷机，现在是杨时乔，以吏部左侍郎代理事务的时间最长。去年一次考察、一次京察，内阁和吏部的意见，大体都可以看出来了。【大臣退居乡里的体统】庚寅年，吴县人申时行申相公正在主持国政。当时江南发生大饥荒，皇帝命给事中杨东明带着专门的敕令出京赈济，驻节吴中。他每次经过申时行家门，总是让车马随从停在一旁，徒步进去，因为申时行是杨东明丁丑科会试的座师。当时人们认为他的礼节过于恭敬。到了壬辰年，申时行已经辞去首辅印信回到乡里，当时吴江县令黄似华（凭才干）新近调任，也算是申时行门人的门人；他进郡城拜访申时行时，却让仪仗喝道直到门前，穿着彩服坐在上座，申时行以生病为由不出面相见。当时人们又认为他的礼节过于傲慢。两位都是申时行的门人。然而申时行与当地官员往来时，遵守与郡民相处的礼节非常谨慎。我的同乡沈继山却不是这样，他一生绝不与郡守、县令交往；如果对方一定要来求见，他就穿着便服相对。近来丁酉年，他以右都御史身份告老还乡，嘉禾兵使刘庚是他的同年，首先前来拜访，他总是戴葛巾、穿草鞋出来，自称因病不能出门，送客到中庭便停止，也不回访致意。刘庚大怒，斥骂不止，想要兴起大狱罗织罪名；有人拿东西相劝，他才作罢。我惊讶于沈继山做得过分抗礼，私下问他说：“陆庄简公任吏部尚书时，平生行为虽很龌龊，但铨选任期结束回家后，我亲眼见他亲自走到县衙门口，为什么你不稍微效法他，降低身段呢？” 沈继山说：“陆光祖和我是生死之交。他晚年置办产业太多，几个儿子又没有一个能继承他的事业，因此免不了向后人屈服。我没有田产，也没有儿子，有什么可顾惜的？那就姑且按自己的心意行事罢了。”

译【文华、武英两殿的两房中书】文华殿原本是皇帝与东宫讲读的地方，相当于唐代的延英殿、宋代的集贤殿；那里最为亲近，不像武英殿是各种杂流聚集的地方。因此自永乐以后，辅臣被授予大学士时，无论华盖殿、谨身殿，位于正殿之后的殿阁，都把这些殿名系在官衔之中。唯独文华殿作为偏殿没有列入，是因为它地位幽深而亲密。其中文书房入值的人，称为天子的近臣，负责文翰事务。比如阁臣王文通（一宁），以永乐甲榜翰林修撰身份，供职于文华殿。宣德年间，沈度已经正式授任翰林学士，沈粲已经任右春坊右庶子，却仍然把文华殿书办列在官衔中。李应祯由乙科入仕，任太仆寺少卿时，官衔也如此。到了正德、嘉靖年间，两房的事务地位已经高居文华殿之上。周惠畴以儒士身份入仕，官至工部尚书；谈相也以儒士身份入仕，官至工部左侍郎，但二人仍照旧称为文华殿书办。然而自正德以后，科举正途出身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屈就此职，因此这个官职一天比一天轻贱。近年来鬻爵之事兴起，文华、武英两殿的中书舍人，都允许纳资直接授职，不再考核才艺，人们便把他们看作异流。而且他们白白耗费国家俸禄，并不从事熏陶学习。即使在一座殿中，也已经自行分成两条道路，互不往来。东西两殿之间也不再有高下之分。至于制敕、诰敕两房，如今成了阁臣的属吏，只相当于唐、宋宰相手下主书负责堂后事务的职位。不过，永乐初年设置内阁，本来就是主管制诰的；后来逐渐让中书官入值，仍有唐、宋两制官的意思。宣德年间才专门设置西房来安置他们，而阁臣本人居于东房，因此有“两房”的称呼，并不是专指中书官。后来制敕、诰敕又分开，于是两房便归中书官管辖，称为阁臣的属吏。但他们的职位自称文渊阁书办，也有人称内阁书办，专门随辅臣出入；一切票拟、条旨和答复奏揭，都可以预先听闻，首辅有时也把他们当作耳目使用。他们的选拔本来并不轻，而且可以授任翰林院典籍、侍书，以及司经局正字等官职，与翰林院官员同列。他们还可以参与修实录、修书史，担任誊写、催促编纂、收藏等事务；甚至东宫出阁讲学时，也能供职于讲筵。他日皇太子即位，还能一起沾受恩典，有的可以荫封儿子，这些都是文华殿诸人不敢奢望的，更不用说武英殿的那些人了。从此他们便忌讳称作书办，改把官衔署为办事。于是两房的同僚中，偶尔也有甲科名士任职其中，如徐学谟以吏部主事身份入内供事，吴国纶后来出任吏科给事中，严杰出任御史，归有光则入任太仆寺丞并供事。至于乙科出身的人，不是才干很高、力量很强的，不能进入其中。不愿久留的人，都凭郎署官职外调为藩、臬等大官。那些由监生、儒士选入的人，也能积累资历，带着官衔升至卿寺、部堂以上的尊官。穆宗朝，高拱在新郑时首先建议，两房人员不得授任卿贰，两殿官不得超过四、五品，皇帝同意了，下令把它写入法令。然而没有多久，这些规定便全都被逾越了。两房的地位又日益尊贵，甚至两殿官中有人愿意登上翰林院的行列，不惜倾尽钱财、耗尽家产，想求改入两房却不能如愿。以今天两类中书官彼此相看，几乎有天上泥下、泾渭分明的差别。不过，在成化以前，只有武英殿稍显混杂，而文华殿与两房之间，似乎也没有太大的高下区别。太常少卿程洛，就是宣德年间中书官程南云的儿子。他先任尚宝司丞，在内阁主管诰敕；成化乙酉年，被选入文华殿东耳房任书办，一直做到现在的官职。由此可以知道中书官的旧例。程南云官至太常卿，还曾充任廷试读卷官。【书办】“书办”是主管文书者的通称，因此秘殿、内阁中凡是带有中书科官衔的，都把它列入官衔，本来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比如辅臣被正式授予大官，奉旨时就称为“入阁办事”；甲科出身、在各衙门观政期满而尚未授官的，称为“某部办事进士”，因为这些人都是从政务产生的。至于两殿各有侍直房，内阁又有制诰两房，所负责的不过是笔墨文书。如今两房中资历较深的人，忽然自我尊称官衔为“掌房事”，其次称“办事”，即使效劳的人也称“供事”，以此区别于书办；两殿官员也因而仿效。于是“书办”这个名称，便专门属于各级曹署中掌管案牍的胥吏了。如今胥吏书办的权力，已经超过本官之上；而吏、礼、兵三部的权力，又超过各类书办之上。恐怕带有中书官衔的人，也没有这样炙手可热的权势。【仁智等殿的官员】仁智殿在元代时位于内苑万岁山的半山，是皇帝游幸的地方，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本朝武英殿后面另有仁智殿，是中宫接受朝贺以及历代皇帝、皇后去世时举行发丧的地方。武英殿东北面是思善门，是百官和命妇临吊的地方。凡是凭技艺入仕的各种杂流，都隶属于仁智殿，处在文华殿、武英殿之外。我曾见过吕纪画的翎毛，技艺极其精妙，远远超过他平生所受的文翰熏染；画下题着“仁智殿办事、锦衣卫试百户王某”。大概当时各种技艺的人都集中在那里，与工匠为伍。即使是如今武英殿那些人的前辈，内府各监、局、寺、观中也都有这类人，抄写小说和杂书，是最为卑贱的。成化年间，像周惠畴这样后来官至尚书的人，起初也是以大慈恩寺书办的身份列入官衔；但此后他便自列于武英殿，不再称为仁智殿书办。至于文华、武英两殿，本来各有区别。文华殿由司礼监提调，负责人与提督本殿的大宦官相见时，只行师生之礼；武英殿的中书官，先朝本来没有设置，如今则归御用监管辖。本监刊刻书籍、书写篆字，以及屏风、帷帐、椽角、鞭子、扇子、陈设、绘画等事务，全都交给他们办理；他们见到大宦官时，礼节很严峻。成化初年，太监傅恭传达旨意，把技术士、文思院副使李景华等人升为中书舍人、御用监书办。从此贩夫、奴仆之类通过传奉升官的人不断增加，几乎不可□，清近之班。

译李景华后来升至通政司，但传旨时仍称御用监办事，大概那时即使是武英殿，也还不允许把它列入官衔。然而文华殿的体制还保留着，大概从宣德年间开始，设置若干名中书舍人，在文华门东廊供事，准备接受皇帝召唤，书写门联、年帖之类，官衔署作“文华门耳房书办”。他们本来是皇帝亲近的翰墨之臣，到了成化年间，也都凭传旨升秩，地位和声望逐渐降低，于是被并称为两殿官。其中供事的人都是凭技艺入仕，有的向大宦官进献诗词，也能得到这个职位，于是科举正途的清流士人没有愿意参与其中的。宪宗朝，刑部主事郭宗因太监覃昌传旨，升任尚宝少卿，在文华殿当值。郭宗由进士出身，擅长镌刻印章，因为受到宦官引荐，便与市井小人奔走无异，惭愧悔恨，最终成病而死。正德初年，逆臣刘瑾掌权，当时有工部主事徐子熙，也出身进士，带着书册与杂流一同参加考试，得以升为光禄少卿，在文华殿中书房供事，士林轻视他，认为他不配列入缙绅之中。此后，纳资得官的郎官和白身之流充斥其中；他们虽然自命为清流，轻视武英殿，不屑于与其并称同僚，但当时舆论并不这样认为。然而自成化、弘治以后，中书官凭传奉升官的弊端清除了八十多年，而两殿又重新开放纳资入官的例子。两殿官虽然有所区别，但考核授官的规定没有不同。由监生入仕的人，经过三年便授任中书舍人；如果满九年，便升为带有部、寺官衔的官员。以儒士身份起家的人，只能得到鸿胪寺序班之职，满九年后才得升为从八品，再过九年，才授任中书舍人；他们的仕途就是这样曲折迂回。此后按任职年限递加升迁，郎署和卿寺之间便没有区别了。若是近年通过纳资取得品级的人，又不是这样。还记得从前，松江潘云龙以监生身份考选授为武英殿试中书；乐清 赵士桢因皇帝特旨召用进入文华殿，但以儒士身份当值二十年，仍只是鸿胪寺主簿；休宁黄正宝也以儒士身份进入武英殿，最后只是鸿胪寺司宾署丞。这三人都是其他仕途上有名望的人，当时纳官的规定还没有开放。●卷十 ○词林 【翰林权力很重】内阁辅臣都出身于翰林词林；直到当今皇帝即位处理政务时，仍然在翰苑，所有公文都用翰林院的印章发布。有人认为词臣权力偏重是不对的，却不知道这正是太祖时期的旧例。洪武十四年十月，太祖命法司把囚犯拟定罪律后上奏，先由翰林和春坊会同拟议，做到公平妥当，然后再复奏定罪处决；这样看来，关系生杀的大事，实际上由词臣掌握了。到了十二月，又命翰林、编修、检讨、典籍、左右春坊、司直、正字等官，考核驳正各部门的奏启并上报。如果认为公平妥当，便在文书署衔时写作“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再由某官某人列名书写后进呈；这样一来，也兼有了唐、宋平章、参政的职掌。洪武十五年废除四辅官，于是设置华盖等殿阁大学士，任用邵质等人担任。洪武二十三年只称学士，但职责仍和过去一样。只有建文帝不设置学士，而永乐帝仍设殿阁大学士，其品秩本来就高于史官。这样看来，春坊、局署怎么能不承担掌管禁密事务的职责呢？议论此事的人纷纷发表意见，只是没有考察这些典故罢了。【选拔庶吉士的开始】如今会试以后考选庶吉士，人们说这是始于文皇帝永乐甲申科，当时选取二十八人来对应列宿，这种说法流传已久，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自太祖洪武四年开科取士，到洪武六年癸丑，又应当举行会试，太祖下诏命令停止会试，特意选取河南举人张唯等四人、山东举人王琏等五人，都授任翰林院编修，并命赞善大夫宋濂、桂彦良等人教习他们。这就是选拔庶常的开端。到了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一甲三名丁显、练子宁、黄子澄，都授任翰林院修撰；这是鼎甲出身者进入词林的开始。这一科还有庶吉士杨靖，在吏科任职考试，不久出使归来，便升任户部侍郎，那么遴选考核庶常，似乎是在这一年创始的。然而读《大诰》，又记载承受诏令的庶吉士廖孟瞻因收受贿赂被诛杀，事情发生在洪武十八年，这说明并不是始于乙丑年。又据《徐孟昭传》说：徐孟昭考中洪武乙丑进士，授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入朝任礼科庶吉士。这篇传记是梁用之所作。还有户部尚书、追封汤溪伯的郭资，也是乙丑科翰林庶吉士。到洪武二十一年戊辰，解缙也任中书庶吉士。从戊辰到甲申，又经过七科；文皇帝沿袭太祖旧例，一甲的曾棨、周述、周孟简三人，都授任修撰，又选杨相等二十八人为吉士，加上挨宿周忱，便是二十九人罢了。以往记述此事的人，实在没有仔细核查。三人都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这就是鼎甲取得词林身份的开始。这一科还有一名庶吉士杨靖，在吏科试任，不久出使归来，随即升任户部侍郎；这样看来，遴选考取庶常，似乎是从这一年开始的。然而，读《大诰》可知，书中又记载了承敕庶吉士廖孟瞻因收受赃物而被处死，此事发生在十八年，那么庶吉士制度就不是始于乙丑年了。又据《徐孟昭传》说：徐孟昭考中洪武乙丑进士，被任命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入朝后任礼科庶吉士。这篇传记是梁用之撰写的。户部尚书、追封汤溪伯郭资，也是乙丑科的翰林庶吉士。到了二十一年戊辰，解缙也任中书庶吉士。从戊辰到甲申，又经过七科；文皇帝仿照太祖旧例，第一甲的曾棨、周述、周孟简三人都授予修撰，又选杨相等二十八人为吉士，加上挨宿周忱，共二十九人而已。以往记述此事的人，实在没有认真考核。考察洪武十八年的状元，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花纶，见于《永平志》；又有一种说法认为邓伟奇是榜眼，见于《楚纪》；关于这一科的会元，有说是黄子澄的，也有说是邓伟奇的。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都无法确定。【遍历四衙门】如今世人把翰林、吏部、科、道称为“四衙门”，因为这些都是极其清贵显要的职位，但从来没有人全部历任过。本朝只有江西乐平人徐旭，字孟昭，考中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授任河南道御史；入朝后任礼科给事中，因违忤圣旨降为涿州训导；后来升任凤阳教谕，擢升为安王府纪善；因被荐举升任知州，又入史馆值任，出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太宗即位后，升为郎中，参与编修《太祖实录》；升任国子祭酒，又降为云南参议；改任翰林修撰，奉命编修《永乐大典》，不久去世。他大概把四衙门中清贵的官职全都任遍了。除此之外，他还两次任教官，出任过一次王府僚属，主管过一个州，任过一方的参议，并且曾经正任国子祭酒，三次主持著述事务。晚年终于六品史官之职，按制度本来不能得到抚恤，于是文皇帝派礼部主事端礼前往宣谕并祭奠，又命官员供给棺材为他殓葬，始终恩礼周备，也实在是罕见了！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徐旭担任永乐四年丙戌科会试同考官，死在考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