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卷二

译人到内暖阁，商议陵寝合葬之事。大概自十三年以后，又隔了四期。二十二日又召见他们答对，是为了在奉先殿祭祀孝穆皇后。史臣说：“自庚申年召见以后，已经五年没有接受召见，这时才连续获得顾问，实在是幸运。”这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皇上因为虏境逃回的人口，又召三位阁臣到暖阁入对；七月十五日，又召三位阁臣到暖阁入对，是为了边疆上的用品和字坑之事。自九月三日起，每天举行日讲，又召三位阁臣进入暖阁答对。又过了半年，到十八年四月十六日，皇上再次召刘健等人到内阁，商议吏部、户部的事情；从此便患病不起，直到病势危重。所以《孝宗实录》记载召对一事时，只记内阁三位辅臣；而刘华容任兵部尚书、戴浮梁任都察院都御史，他们被召见答对的次数是三位辅臣的十倍，史书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由此可知总裁阁臣的用意了。孝宗临终凭几所下的遗诏，只命三位辅臣接受遗命，没有涉及刘、戴二位公，这正是内外亲疏的区别。两位公尚且不能见机行事，刘华容被远戍，祸根就在这里埋下了。只是孝宗朝最讲究宫廷与外廷一体，而阁臣的密奏和皇上的密谕，上下传达时必定要经过几次内臣转递，才能让皇帝看到，可见隔阂的端倪早已出现。孝宗虽然能够屏退旁人，与刘、戴诸公秘密谋划决断，却免不了被执掌政务的人所忌恨。到了今天，内阁的权力一天比一天轻，叩拜百次也未必能得到一次答复，更何况部院长官，哪里敢希望在白天得到皇帝接见呢？【儒生保护辅臣】嘉靖九年八月，桂萼被给事中陆粲上疏弹劾，与张璁一同罢职，以尚书身份退休。不久张璁就被召回，而桂萼仍居家，史馆儒士蔡圻揣测皇上的心意，上疏称颂桂萼的功劳，请求召他回来。皇上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赐给桂萼敕书加以奖励慰谕，催促他上路。到了十二月桂萼还没有到，听选监生钱潮等人。又上疏请求派使者催促大学士桂萼回朝，与张璁共同辅政。当时距离去年年末封印放假只有三天。皇上大怒，说大臣的进退应由朝廷决定，钱潮等人竟敢轻率狂妄地上奏扰乱，而且这件事是蔡圻首先倡议的，于是将蔡圻一并交给司法机关逮捕审讯，当时人都以为痛快。当时桂萼还在家中，本来应当坚决推辞；不久他却到了宫阙，但已经和张璁有了嫌隙，不能施展，心情郁郁不乐，过了几个月仍以退休离去，后来便死了。这些人大概把患得患失两种心态都占全了，蔡圻、钱潮两个书生，又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假画招致祸患】严嵩权势炽盛时，因为各种珍宝已经多得溢出，兴趣又转向书画古董等雅玩。当时鄢懋卿任江淮总理盐政使，胡宗宪、赵文华任吴越督兵使，都迎合严嵩的心意，竭尽全力搜求古玩。据传有一卷宋代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已故宰相王文恪的嫡孙君家中。王家财产巨万，难以用金钱打动，于是托苏州人汤臣前去设法得到。汤臣以擅长装裱闻名，寄居严嵩门下，也同娄江王思质中丞有往来，于是劝说王思质购买此画。王思质当时镇守蓟门，便命汤臣出高价求购；既然买不到，便委托苏州人黄彪临摹真本来应命。黄彪也是画家中的高手。严氏得到这卷画后，把它珍藏为奇宝，用来压在诸画之首，置酒邀请各位贵人观赏。有一个嫉妒王中丞的人知道此事，直接揭发说它是赝本。严世蕃大为羞惭愤怒，顿时怨恨王中丞，认为他是故意欺骗自己，祸根便由此形成。有人说，这就是汤臣因为怨恨弇州王氏兄弟泄露事情始末，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仅仅因为书房中的清雅玩物，竟引起一场大狱。严氏的罪过当然应当诛杀，但张择端是南宋画苑中的人物，与萧照、刘松年等人齐名，为什么声价突然变得如此高，而且还造成这样的祸患呢？如今《上河图》的摹本最多，我所见到的也有好几卷，至于真迹，不知落在了哪一家手里。当年宋高宗南渡后，追忆汴京的繁华，命各位画工分别凭想象把旧日游乐的情景画成图，并不只是张择端一人。就像《瑞应图》，描绘高宗出使河北、脱险以及中兴等情景，也不止一位画家创作；如今流传的只有萧照的作品。不过萧照的画也有好几卷，我全都见过。【弘治召对】弘治十年三月，经筵结束后，孝宗召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商议如何处理奏章。史书说，宣召大臣入内咨询，从这时才开始。前一天，刑科都给事中庞泮等人、监察御史黄山等人，上疏论救内臣何文鼎。何文鼎一向以狂直著称，请求皇上宽宥他的罪过。皇上下达严厉的诏旨严加责备，说事情发生在内廷，你们怎么会知道？命他们回奏。第二天，四位大臣被召见，却不敢提及这件事。召对的第二天，礼部主事李昆、吏部主事吴宗周又分别上疏竭力营救何文鼎，皇上只答复说知道了，四位辅臣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原来何文鼎的奏疏正是在纠弹张鹤龄兄弟扰乱宫闱之事，而中宫皇后正在盛怒之中，必定要杀掉他，因此大臣们都闭口不言。何文鼎最终死在廷杖之下。这样的辅臣还要来做什么呢？他们辜负孝宗的恩宠和礼遇，实在太严重了。【桂文襄受赂】云南巡抚傅习，是少保桂萼的同乡、进贤人。他在云南任职时，派仆人带着两罐金银珠宝送给桂萼，请求调回京城任职，礼单上题写着“黄雀银鱼”。当时桂萼正掌管铨选，收下后对仆人说：“告诉你的主人，这里来不了，去南京吧。”过了一个月，傅习果然被提拔为南京大理寺卿，走到镇远就死了。这是嘉靖戊子年的事，当时有人作了一首绝句记载此事：“黄雀银鱼各一罂，长安陌上肆公行。” “如果让冢宰主持公道，怎么会得到南京大理卿的职位呢？”云南人直到今天还能够讲述这件事。过去传说桂萼见到山中有洁白如素丝的节操，实在是错误的。【阁臣奉使】辅臣奉命出使，世人只知道嘉靖年间杨文襄督理关陕、翟文懿巡视九边，却不知道在这两人以前，景泰五年，朝廷曾命太子少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江洲前往山东、河南，抚慰安定军民。当时江洲因故相任，服满后到京。朝廷又命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翰林学士王文前往江南各地，抚慰安定并赈济救恤百姓。当时王文正任三揆，从内阁中出发。两人都获准便宜行事，这与改任兵部官员、巡视边疆而失去内阁官衔的情况又不同。不过在江洲、王文之前，还有永乐十年担任谕德的杨荣经略甘肃；他虽是阁臣，也是因为边疆事务，这一点与嘉靖年间相同。

译【阁臣夺情奉差】阁臣是百官的师表，若因夺情而不服丧，拿什么向天下人作示范呢？成化年间的李南阳，以及当今皇上的张江陵，都因此受到严厉指责；然而在前朝确实有这种事。永乐年间，杨荣先遭父丧，继而遭母丧，两次都被夺情起用；黄淮母丧、胡广母丧，也都因特别诏旨而夺情；宣德初年，金幼孜母丧、张瑛父丧、杨溥母丧，也都遵照皇帝眷顾挽留的诏旨起用，没有服满丧期。这里面只有张瑛没有什么建树，其他诸公都是杰出人物。因为他们是皇上所倚重的心腹，不忍心让他们离去，所以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但从未有人借助内阁的地位而乘车出任使者。只有景泰年间，阁臣江渊因父母丧请假服丧，景帝把他留下；几个月后，正逢江淮遭遇大灾荒，便奉诏前往赈济。当时一同出使的还有阁臣王文，他也因夺情前往江南赈济，两人同时复命。又过了两年，英宗复位。江渊出任工部官员后只被贬戍，而王文却在西市被处死。辅臣身披苴麻丧服，却在下面充任赈济使者，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吗？这是景泰四年的事。这一年，巡按陕西御史王越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没有等候新任御史戚宁来交接，就被右都御史罗通弹劾，朝廷下令宽宥他。王威宁一生只有这一件事，可见人的品行本来就不能简单衡量。至于李南阳刚被罗伦弹劾，就手持符节册立皇贵妃万氏；张江陵刚被吴、赵等人弹劾，就手持符节册立当今皇上的中宫王氏。姑且不论这对国家的吉祥典礼是不祥之兆，他们又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同一衙门中提出建言的三位词臣呢？与江渊、王文相比，岂不是更加奇怪吗！【成化三相之去】宪宗在位中期，自首辅商文毅离职以后，万眉州接替他，最为无能。次辅是刘寿光，即刘珝；三辅是刘博野，即刘吉。两人的贪婪险恶虽然稍逊于万眉州，但同样庸碌无能。三人从成化十三年同时执掌政务，一直到成化二十年刘寿光才离职，成化二十三年万眉州也被驱逐；当时距离宪宗去世只有一个月。只有刘博野在孝宗朝主持国政，一直到弘治六年才离开职位。然而，刘寿光因为接受德王所赠的名酒，万眉州因为冒认万贵妃同族并进献淫药，都在宪宗末年被摒弃。孝宗初年亲政后，天下人都为此感到痛快；刘博野却因为替寿宁侯张峦撰写诰命时拖延而违抗圣旨，正值政治整饬最严明的时代，反而获得好名声而离职，真是小人的幸运。【正德三相之去】自三杨以后，阁臣逐渐形成真正宰相的体制，任用和罢免都按礼节办理。只有天顺初年，王千之、陈芳洲被杀或流放，是最重的处罚；不过那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情形不能一概而论。此后，万眉州被斥退时，狼狈不堪。到了孝宗一朝，对辅弼大臣的礼遇更加隆重。正德初年，逆阉窃取权柄，像焦芳、刘瑾、曹吉祥之流，本来就是卑劣下等的人才，品格尤其在万眉州之下。然而泌阳侯焦芳作恶最久，他的败落却在逆瑾之前；虽说是辞官退休，实际上毫无礼遇。钧州李东阳入阁仅三天，也被张彩排挤，借口祭扫祖墓离开；不久之后，刘瑾被诛，二人也受到削职夺爵的牵连。曹含山最后拜为宰相，不到三个月就离开职位。他自知是刘瑾的亲信旧交，上疏请求赦免自己的罪过，做一个太平时代的百姓，于是被斥退为编户平民。这三个人，即使仆役也以称说他们为羞。然而内阁辅臣的体制，已经糜烂殆尽。后来发展到嘉靖中叶，贵溪夏言被押送入京；当今皇上初年，郑羸车又受到谴责，都已经在这里开了先例。至于往年翟诸城被削去官籍，是被同僚排挤所致；近年张新建被令闲住，是内廷指出来的。两人虽然都踉踉跄跄地上路，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其中的缘故。【隆庆七相之去】穆宗刚开始执政时，处在内阁职位上的一共有六人：江陵张公是末位辅臣；次辅是新郑高公。他已经与首辅华亭徐公失和，南北各地的言官接连上奏章攻击他。张公原是徐公的门生，便在中间为他们调解，又怂恿高公辞去职位。三辅是安阳郭公，他与新郑高公是同乡，关系亲厚，也不受徐公喜爱，张公同样帮助徐公把他赶走。不久，徐公这个首辅被人弹劾，张公又与大宦官李芳密谋，叫他回乡。兴化李公取代徐公主持政务，更加受到张公轻视，于是张公向高公卖人情，起用郭公回朝，并让他兼管吏部。次辅南充陈公与兴化李公都受到张公和高公厌恶，先后被驱逐。最后入阁的是内江赵公、历城殷公。赵公当时很有声望，常常凌驾于高、张二公之上；殷公的声望处于中下，又与高公有嫌隙，张公便乘机排挤他。赵公也与高公争权，张公便与他共同谋划排挤高公。到穆宗临终凭几发布遗诏时，只有高、张二公接受遗命。而仁和高公入阁不到两个月，就因郁郁不得志而死在任上。隆庆一朝前后共六年，和江陵张公共事的共有八人，全都被他用计依次驱逐。新郑高公起初与张公是刎颈之交，最终也没有避免严厉的谴责。这位张公的才干和权术，确实不是前后各位辅臣所能相比的。【阁臣赐蟒之始】蟒衣是仿照龙形制成的服饰，与皇帝所穿的御袍相似，只少一只爪子。正统初年，朝廷开始把它赏赐给被俘的虏酋。至于赏赐给司礼监大宦官，不知道始于什么时候，想来一定是王振、汪直等宦官开始的，而阁部大臣本来还没有得到过这种赏赐。弘治十六年二月，孝宗长期患病后恢复健康，正好遇上大祀天地、临朝视事和举行誓戒。当时内阁大臣是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都拜受了大红蟒衣的赏赐，辅弼大臣获赐蟒衣便从此开始。后来又赏赐坐蟒服，更加是僭越礼制。嘉靖、隆庆年间，阁臣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接受赏赐，有的达到三次、四次，沿袭至今，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至于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等级低于蟒衣，古代也从未听说过；如今却把它们颁赐给六部大臣、出镇视师的大帅，甚至各王府中称为承奉的内臣。这些人的官秩只有六品，但只要得到王府的保奏，也能获得赏赐。这种赏赐泛滥到了极点。大帅获赐蟒衣，始于尚书王骥。正统六年王骥南征麓川，第二年就获得封拜。这虽然属于边疆战功，实际上是皇帝的恩宠，而且出自王振之手，不足以作为后世的准则。

译【阁臣横恩之始】阁臣参与边疆功劳，始于正德初年；不过说是有帷幄谋划之功，还算有理由。到了嘉靖中叶，适逢万寿圣节，皇帝加恩于阁臣，例如夏贵溪加授宫衔，严分宜由礼部尚书进入内阁。后来拜为上柱国，以及徐华亭的儿子被授为进玺卿，也都是因此得到的。严嵩虽然为了压倒夏言而极力推辞上柱国，但他的儿子严世蕃也因此升为太常卿。至于其他人在圣节时升官加俸，以及徐华亭年年接受恩命，就更加不合常规了。皇帝举行婚礼，和臣下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嘉靖十三年册立孝烈皇后时，首辅张永嘉由少傅升为少师；次辅方南海、李任邱以及礼部尚书夏贵溪，都由宫保升为少保。到了当今皇上戊寅年大婚，次辅吕桂林由少傅升为建极殿三辅，张蒲州由宫保升为少保；首辅江陵虽然极力推辞，却在服丧期满的那一天获得补偿，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到了壬午年，当今皇上的长子出生，首辅蒲州公由少傅升为少师，次辅吴县公由宫保升为少保，三辅鄞县公由尚书升为太子太保，俨然与外戚和大宦官一起接受恩命，这是本朝尤其从未听说过的事。【译文】【隆庆七相之去】穆宗刚开始执政时，处在内阁职位上的一共有六人：江陵张公是末位辅臣；次辅是新郑高公。他已经与首辅华亭徐公失和，南北各地的言官接连上奏章攻击他。张居正原是徐阶的门生，便在中间为他们调解，又怂恿高公辞去职位。三辅是安阳郭公，他与新郑高公是同乡，关系亲厚，也不受徐阶喜爱，张居正同样帮助徐阶把他赶走。不久，首辅徐阶被人弹劾，张居正又与大宦官李芳密谋，让皇上下令他回乡。兴化李公取代徐阶主持政务，更加受到张居正轻视，于是张居正向高新郑卖人情，起用郭安阳，并让他兼管吏部。次辅南充陈公与兴化李公都受到张居正和高新郑厌恶，先后被驱逐。最后入阁的是内江赵公、历城殷公。赵公当时声望很高，常常凌驾于张居正和高新郑之上；殷公的声望处于中下，又与高新郑有嫌隙，张居正便乘机排挤他。赵公也与高公争权，张居正便与他共同谋划排挤高公。到穆宗临终凭几发布遗诏时，只有高新郑和张居正接受了遗命；而仁和高公入阁不到两个月，就因郁郁不得志而死在任上。隆庆一朝前后共六年，和张居正共事的共有八人，全都被他用计依次驱逐。新郑高公起初与张居正是刎颈之交，最终也没有避免严厉的谴责。张公的才干和权术，确实不是前后各位辅臣所能相比的。【阁臣赐蟒之始】蟒衣是仿照龙形制成的服饰，与皇帝所穿的御袍相似，只少一只爪子。正统初年，朝廷开始把蟒衣赏赐给虏酋。至于赏赐给司礼监大宦官，不知道始于什么时候，想来一定是王振、汪直等宦官开始的，而阁部大臣本来还没有得到过这种赏赐。弘治十六年二月，孝宗长期患病后恢复健康，正好遇上大祀天地、临朝视事和举行誓戒。当时内阁大臣是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都拜受了大红蟒衣的赏赐，辅弼大臣获赐蟒衣便从此开始。后来又赏赐坐蟒服，更加是僭越祖制礼法。嘉靖、隆庆年间，阁臣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接受蟒衣赏赐，后来一直沿袭至今，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至于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等级低于蟒衣，古代也从未听说过；如今却把它们颁赐给六部大臣、出镇视师的大帅，甚至各王府中称为承奉的内臣。这些人的官秩只有六品，但只要得到王府保奏，也能获得赏赐。这种赏赐泛滥到了极点。大帅获赐蟒衣，始于尚书王骥。正统六年，王骥南征麓川，第二年就获得封拜。这虽然属于边疆战功，实际上是皇帝的恩宠。而且还是王振所促成的，不足以作为后世的准则。【阁臣横恩之始】阁臣参与边疆事务，始于正德初年；不过说是有帷幄谋划之功，还算有理由。到了嘉靖中叶，适逢万寿圣节，皇帝加恩于阁臣，例如夏贵溪（夏言）加授宫街，严分宜（严嵩）由宗伯进入内阁。后来拜为上柱国，以及徐华亭（徐阶）的儿子被授为进玺卿，也都是因此得到的。严嵩虽然为了压倒夏言而极力推辞上柱国，但他的儿子严世蕃也因此升为太常卿。至于其他人在圣节时升官加俸，以及徐华亭年年接受恩命，就更加奇怪了。皇帝举行婚礼，和臣下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嘉靖十三年册立孝烈皇后时，首辅张永嘉由少傅升为少师；次辅方南海、李任邱以及礼部尚书夏贵溪，都由宫保升为少保。到了当今皇上戊寅年大婚，次辅吕桂林由少傅升为建极殿三辅，张蒲州由宫保升为少保；首辅江陵虽然极力推辞，却在服丧期满的那一天获得补偿，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到了壬午年，当今皇上的长子出生，首辅蒲州公由少傅升为少师，次辅吴县公由宫保升为少保，三辅鄞县公由尚书升为太子少保，俨然与外戚和大宦官一起接受恩命，这是本朝尤其从未听说过的事。

译【赠上柱国】弇州记述了几项特殊的恩典：大臣生前拜受上柱国的，是夏贵溪（夏言）；死后追赠的，是张江陵（张居正）。考察生前拜受上柱国的确实只有夏言一人；但死后追赠上柱国的，还有江阴侯吴良。他在洪武年间以开国公身份去世，获追崇为上柱国；他生前的勋号是“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爵位只传袭一代，到永乐年间失去侯爵。又有太子少师姚广孝，他因靖难功劳在永乐年间去世，获追赠为“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荣禄大夫上柱国少师荣国公”；他生前没有开列五等爵位，且没有儿子，所以爵位不能袭承。这样看来，死后获得上柱国的共有三人，一文臣、一武臣、一僧人；但他们的后人都默默无闻，也是一件奇事。吴良追赠上柱国一事，见于吴伯宗撰写的神道碑；姚广孝追赠上柱国一事，见于文皇帝亲自撰制的神道碑。【内阁失印】文渊阁的印章有一枚，用银铸成，印文采用玉箸篆，是宣宗所赐，只准阁臣用来进奏，不得用于外廷。历代相传，珍重保管。到了万历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夜里，忽然被不知什么人连同装印的箱子一起盗走。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上疏请罪，皇上下令彻底追查、严加治罪，但最终一点踪迹也没有找到。皇上不得已重新铸造印章赐下，现在使用的就是这一枚。从此内阁的权力逐渐减轻，宫廷与外廷日益隔绝；到了今天，皇帝近在咫尺，辅臣却不能一睹圣颜。有人说这是因为失印造成的，恐怕也只是揣测之说。失印时，典籍吴果负责此事，只被罚俸两个月而已，明白事理的人认为处罚太轻。吴果是杭州人，后来加官至太仆卿。考察这次失印之事，与唐代裴度丢失中书印的事情相类似，只是裴度很快找回了印章，而这枚印章最终没有找回。嘉靖十一年，大学士李时把皇上所赐、图记上写有“忠敏安慎”的印章收藏在内阁。这枚印章也被盗走，李时具疏上报，皇上下令有关部门到处搜捕查找，但同样没有找到。【阁臣长期任职】自永乐以后，阁臣才专门担任辅弼。任职时间较长的，如胡吉水（广）在内阁十七年，杨建安（荣）在内阁三十九年，杨太和（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金新建（幼孜）在内阁三十年，这些是担任辅政时间最长的人。其次是杨石首（溥），两度入阁，实际在内阁十六年。正统以来，则有陈太和（循）十四年，却免不了被戍边；彭安福（时）两度入阁，实际在内阁十八年；高兴化（谷）十三年；商淳安（辂）两度入阁，实际在内阁十九年；李南阳（贤）十年；万眉州（安）十九年；刘寿光珝十一年；刘博野（吉）十八年；徐宜兴（溥）十二年；刘洛阳（健）二十年；李荼陵（东阳）十八年；杨新都（廷和） 两度入阁，实际在内阁十六年；费铅山（宏）三度入阁，实际在内阁十二年；谢余姚（迁）十二年；再次出任，任期只半年；梁南海（储）十二年；翟诸 城（銮）两度入阁，实际在内阁十三年；张永嘉（孚敬）三度入阁，实际在内阁十年；夏贵溪（言）两度入阁，实际在内阁十一年；严分宜（嵩）二十一年；徐华亭（阶）十七年；张江陵（居正）十六年；申吴县（时行）十四年；王太仓（锡爵）十一年，如今再次被召，还没有出任。明朝初年真正担任宰相的有李善长。他从高皇帝设置元帅府时担任都事，历任参议、参政、司马，直到丞相，共十七年。胡惟庸从参政到担任丞相共十一年，但两人都因谋反而伏法。此后废除丞相，设置四名辅官，只实行了三年，便改设大学士，一直到高帝去世。建文帝即位后，又废除大学士，改由各卿辅佐并参与国家政务。文皇帝重新设置阁臣，一直延续到现在。【宰相前世是僧人】前代的宰相，如房次律、张天觉一类，据说由比丘转世而成为大官的人，多得无法记载。南宋杭州有位觉长老，因为看见史浩的姬妾环绕侍奉而动了心，于是投胎成为史弥远，以偿还自己淫逸奢侈的欲望，这正是佛家所说的一念之间堕落。本朝杨文襄公（一清）本是云南安宁州人，后来迁居丹徒，最终在那里终老。他自己说，前生是安宁州的一名老僧，修行熏习了很久，本来应当证得小果；但因为欲念仍然炽烈，被罚转生为士人，出生便是天阉。虽然他出将入相，享尽富贵，仍不过像内廷的一名大宦官罢了。若论现世的福分，杨一清超过史弥远百倍；但史弥远转世后纵情渔色，杨一清转世后却断绝了淫欲之根，这是慈氏菩萨用来警醒杨文襄并成全他的方式，不能说不是特别厚重。杨一清自号石淙，大概取自安宁的胜景，以表示不忘根本。杨一清出生在滇地，是楚人。他又曾寄居巴陵，晚年才定居南徐。杨一清担任提学时，年纪刚满三十岁，就立侄子为继承人，大概早已对自己不能生育安然处之了。世间传说，他的夫人晚年有人劝她蓄养妾媵、生个儿子，夫人笑着说：“我这个老太婆还仍然是个女儿身呢。”人们这才知道杨一清的隐宫之事；但这其实是妄传。【辅臣兼掌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就是汉代的御史大夫，号称“亚相”，如今是掌管风纪的重要大臣，负责纠察百官，从来没有由阁臣兼任的。整个本朝，只有嘉靖六年丁亥的张永嘉、隆庆四年庚午的赵内江二人。张永嘉起初因为“大礼”事件而骤然显贵，后来又制造大狱来讨好郭勋，于是以侍郎、学士身份兼掌西台，把三法司官员刑部尚书颜颐寿等，以及原先审问此案的山西巡按御史马录等人下狱，彻底推翻张寅、李福达一案。案件办成后，被戍边、斥退的人有一百多人，张永嘉因此凭功劳兼任文渊阁大学士，随后又晋升尚书，仍然掌管都察院事务；第二年晋升少保，才回到内阁。赵内江是因为高新郑把持吏部，想要不按时考察科道官员，又怕人们议论，于是让赵内江掌管都察院来共同办理此事。然而举行考核时，赵内江多有抵触，高新郑在考察结束不到一个月，就指使门生、吏科都给事中韩楫弹劾他庸碌而专横。赵内江在辩解的奏疏中直指高新郑的阴谋，说：“专横不是庸人所能做到的。我确实是个庸臣；像高拱才可以称为专横之臣，而且还有韩楫做他的心腹羽翼，日后将无法控制。”他的言辞很有辨析力，但最终还是斗不过对方而离职。两人兼任都察院事务，虽然各有前因后果，但总的说来都不合制度。

译张寅就是妖贼李福达，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撰文辨明此事的人也很多。后来蔡伯贯在蜀地被擒获，他的审讯供词中记载得十分详细。虽然张永嘉凭一时的私意，又取得皇帝的命令，刊刻《钦明大狱录》来钳制天下人的议论，但是非终究不能被抹杀，李福达的孙子后来仍因谋反被诛杀。庚午年，高拱、赵贞吉共同办事，当时被斥退、贬谪的台省官员，如魏时亮、陈瓒等数人，后来都先后被起用，官至六部尚书，成为人们所称的名臣；这样看来，阁臣兼领都察院，也未必就值得看重。【弹劾高新郑的奏疏反复变化】徐阶、高拱两位宰相互相倾轧时，御史齐康弹劾徐华亭；六科的陈瓒等人、十三道的凌儒等人，各自上奏疏攻击齐康，说齐康是他的座师高新郑指使的。六卿也各自上疏，吏部杨襄毅准备以太宰身份列名奏疏之首；到了户部的公疏，葛端肃（守礼）应当列在首位，却极力推辞不肯这样做。左侍郎刘自强和高新郑是同乡，平素关系亲厚，突然代替他列名上疏；他弹劾齐康和高新郑的主要意思，与台省官员相同。齐康已经被重重贬谪，高新郑离开职位，葛守礼也请求告老还乡。又过了一年，徐华亭再次被给事中张齐弹劾，六卿又上疏挽留，仍然由杨襄毅列名为首。徐华亭离职后，左都御史王廷就揭发张齐营私牟利，张齐因枉法受贿被判遣戍。到了第三年，高新郑再次被起用，兼任吏部事务；这时刘自强已经担任南京吏部尚书。高新郑最终因为乡亲旧交，不忍立即将他驱逐，而且召他担任北都察院都御史；到任后却当面数说他的罪过，斥骂得非常严厉，过了很久才释放他。刘自强于是替张齐申辩，称王廷迎合当权者的意图，牵强比附而制造案件，张齐所被定的罪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皇帝 下令为张齐平反，补授州佐，不久又升为京堂；刘自强仍像从前一样受到高新郑的亲近。到了第六年，高新郑被给事中曹大野以十大不忠的罪名弹劾。当时穆宗正特别信任高新郑，众人都认为他一定不会离职，于是九卿和科道官员又反过来弹劾曹大野，像当初保护徐华亭那样保护高新郑。当时杨襄毅再次被起用，以太宰身份兼领兵部，仍然列名奏疏之首。高新郑、徐华亭的相业以及奏疏本身的是非暂且不论，但前后态度竟背离到这种地步，刘自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像杨襄毅这样的人，前后竟也判若两人，真是可惜、可叹！【译文】【弹劾高新郑的奏疏反复变化】徐阶、高拱两位阁臣相互倾轧、勾心斗角。御史齐康弹劾徐华亭（阶）、六科的陈瓒等人和十三道的凌儒等人，他们分别上疏攻击齐康，说齐康是高新郑指使的。六卿也各自上疏，吏部杨襄毅准备以太宰身份列在奏疏之首；到了户部的公疏，葛端肃（守礼）应当列名第一，却极力推辞，认为不可以。户部左侍郎刘自强是高新郑的同乡，向来关系亲厚，突然代替他列名上疏；他们弹劾齐康和高新郑的主要意思，与御史台相同。齐康已经被重重贬谪，高新郑离职，葛端肃也请求告老还乡。又过了一年，徐阶再次被给事中张齐弹劾，六卿也上疏请求留任，杨襄毅仍然列名为首。徐阶离职后，左都御史王廷就揭发张齐营私牟利，枉法受贿，张齐因此被遣戍。到了第三年，高新郑东山再起，以辅臣身份兼任吏部；当时刘自强已经担任南京吏部尚书。高新郑最终因为刘自强是同乡旧交，没有立即驱逐他，而且召他担任北都察院都御史。刘自强到任后，高新郑当面数说他的罪过，骂得非常厉害，过了很久才把他释放回来。刘自强于是替张齐申冤，认为王廷迎合当权者的意图，牵强比附制造案件，张齐所被定的罪责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皇上 下令为张齐平反，补授州佐，不久升为京堂；刘自强仍然像原先一样受到高新郑的信任。到了第六年，高新郑被给事中曹大野以十大不忠的罪名弹劾。当时穆宗正特别看重高新郑，众人都认为他一定不会被罢职，于是九卿和科道官员又弹劾曹大野，像当初保护徐阶一样力保高新郑。当时杨襄毅再次被起用，以太宰身份兼领兵部，仍然列名奏疏之首。高新郑、徐华亭的相业以及奏疏的是非暂且不论，但是前后的态度竟背道而驰到这种程度，刘自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像杨襄毅这样的人，前后也判若两人，真是可惜、可叹。【江陵议论分开祭祀天地】夏贵溪提出分开祭祀天地的主张，本来是世宗的圣意，又因为张永嘉稍微透露了世宗的意旨，于是夏言独自上疏请求实行，满朝没有人能够抗拒。到了隆庆初年，就有人说这样做不对，其中太监李芳尤其竭力支持。当时礼部尚书高仪认为这项议论是由宦官推动的，因而加以阻止。到了今上即位的第三年，张江陵主持国政，深深认为分祀是错误的，想恢复太祖合祀天地的旧制，于是上呈《郊礼图考》一书。书中先叙述分祀、合祀沿革变化的原由，接着详细列出坛壝、陈设、规制等事项，分为两册，呈给皇帝阅览，书名叫《新旧考》。书的末尾以自己的意见作结，大意说：臣等考察，国初分开祭祀天地，到洪武十年才确定合祀的制度，于正月上辛日在南郊大祀殿举行；这一制度实行了一百六十年，到世宗时才按照《周礼》的古文，分别修建南郊、北郊的坛而不建屋，南郊在冬至祭天，北郊在夏至祭地，另外又有孟春祈谷、季秋大享，这样共有四郊祭祀。隆庆初年，议论者请求停止祈谷、大享两祭，恢复在南郊合祀天地；先帝深思三年之内不改变旧制的原则，只停止祈谷、大享两祭，而分祀暂且仍按旧制，大概是有所等待。冬至时天气极寒，却要在星光露天下举行裸献；夏至时暑气正盛，却要在炎热蒸腾之中奔走行礼，一年之中，皇帝的车驾要两次出行，这在时令和礼义上都是不合适的。况且文皇帝重建天下，功劳与开国相同，配享太庙一百多年后却被停止。因此，世宗虽然分别修建了方坛、圆坛，但在中期以后竟然没有亲自举行祭祀；虽然开始举行大享之礼，但每年按时举行的禋祀只在内殿进行。这种礼制在当时已经窒碍难行，何况后世呢？臣认为应当遵循高皇帝确定的制度，每年举行一次合祀天地的礼仪，并让二祖一起配享，这样才合乎时宜，也顺应人情。现在不敢轻率议论，等待圣明之主从容裁断。

译这道奏疏呈上不到一个月，就有御史刘台弹劾此事，张江陵后来也因循不再谈论。考察合祀这一主张，最为确当；如果让张江陵长期掌握政府大权，他一定会恢复旧制，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张江陵死后，攻击他的人寻弊索瑕，把功劳说成罪过；如果这个主张得以实行，将来一定又会以违背皇祖、无将大不道的罪名给他定为第一等大案。承担政务实在难以说清啊。【侮辱宰相的使者】我的宗族中有位少河公，名元华。万历年间，他任银台的任期届满，应当升迁。当时申吴县主持首辅事务，派人去询问少河公，说京堂官员中有左都御史、大理寺卿的缺额；但廷尉一职清苦，恐怕不适合您。少河公把这个人捆在柱子上，鞭打后赶走，并回复说：“我家世代守持清白，官位清冷，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事。”申时行也没有怪罪他，于是他转任南京大理寺卿。申时行和少河公是同年，所以没有责罚他；但少河公担任廷尉十年，最终没有因申时行做宰相而再次升迁，申时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讥讽之意。【朱成国和张真人】成国公朱希忠去世，皇帝下诏追赠他为定襄王。朱希忠多年担任宿卫，谨慎厚道，没有过失，但从来没有军功，忽然得到异姓王的封号，朝廷内外都感到震惊，却没有一个人敢明确指出来，这是因为张江陵这位宰相支持此事。又说龙虎山张真人，自隆庆初年起，朝廷革去他的正一品官衔，降为提点，天下人都为之称快。万历初年又恢复他的原有品秩，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张江陵专擅权力的事不必说，如果说这两件事不是因为受了贿赂，我是不敢相信的。壬午年以后，追究弹劾张江陵时，搜罗细小过失，不遗余力，却仍没有人举出张真人这件事来作为张江陵的罪证；朱希忠也是到最后才有人说应夺去他的王爵。然而张江陵的罪行并没有因此增加，张真人的爵位最终也仍然照旧，这样看来，孔褒的议论至今仍得到验证。【天启年间皇帝的圣聪】近来，自乙巳年大典以后，四明秘密上揭，挽留科道诸臣，因此不被朝廷舆论所容，闭门不再出仕。当时次辅归德代为主持政务，众多贤士聚集在他的门下，末相山阴只是拱手听命而已。归德既然掌管政务，也毅然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凡是各种不便施行的政事，多次上揭争辩。皇帝有时同意，有时不准，后来渐渐因他频繁进言而感到厌烦。归德没有办法，于是在内阁中堂设置一块木牌，上面横写“天启圣聪” 四个字，下面细写六项内容：一是恢复皇帝临朝讲学，二是批发章奏，三是补用臣僚，四是考选科道，五是起用被遗弃的人才，六是停止矿税。木牌面向南放置，每天早晨进入内阁，他总是恭敬地拜伏叩头，并且说些祈求的话，希望挽回皇帝的听闻和决断，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内廷宦官一向憎恨他的权势，又嘲笑他的迂腐，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四明便趁机从中离间。皇帝的心意开始渐渐恼怒，说：“这个粗鄙的家伙，竟然公开诅咒我！”他所提出的纠正和建议，就像把水泼到石头上一样，十件中也不能被采纳一件。丙丙字据《明史·列传》补，午年春天，二沈一同离职，大概皇帝的心意早已决定；而皇帝给予他们的恩礼厚薄，也于是显出很大的区别了！【归德离开朝廷】归德获准辞职却还没有动身时，有人传说他穿着皇帝所赐的蟒袍游览西山，观看山川形胜；又有人传说他还没有回乡，而且绕道南行，去拜访关系亲厚的人，准备借助缇骑把他迁入禁廷。归德非常忧虑，写信极力为自己辩解。信的开头写着：“甫仁乡兄”。不知道这究竟指的是谁；有人说，这就是归德门下的士人，伪造了这封诽谤信和这封辩解书，以坐实四明勾结内廷、驱逐归德的罪名；但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的，还不知道。【致堂胡氏】胡致堂名寅，字明仲，是胡安国的长子，即使是刚刚留发的儿童也知道这个人。孝宗有一天在宫中阅读《通鉴纲目》，看到其中有“致堂胡氏”的断语，却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于是拿出御札交给内阁，询问他的来历。那时洛阳刘文靖等人在内阁，都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如实说明情况以谢罪。等出了内阁，他们翻阅旧籍才查到此人，便详细写成揭帖回复皇帝，并以自己学识浅薄引咎，皇帝也没有责罚他们。当时李长沙担任次相，以博学典雅著称，难道会不熟悉这些吗？或者是担心庇护刘文靖，所以故意隐藏才学、表现得笨拙？胡寅所著《读史管见》等书，本来就不是秘藏之书，想来刘文靖也从未看过，难怪邱仲深笑他说家里满是成串的钱，却没有一枚散钱。后来马端肃说过“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 这句话，大概所指的也不只是正德年号这一件事。【荫补玺丞】按照旧例，首辅给儿子求得荫任，可以授予尚宝司丞，这对在京堂上官来说是极其荣耀的事。次辅即使是一品官，通常也只能荫补为中书舍人，偶尔有人能够荫补为尚宝司丞，那是皇帝特别的恩典，不能作为常例。只有世宗时期，桂萼、席书等人都以参与内阁议政而得到这种荫补，所以参与议礼而显贵的人，也并非没有先例。只有泰和伯陈万言，因中宫之父的身份荫补儿子陈绍祖为尚宝司丞；后来秉一真人陶仲文，以一品官任满六年，荫补儿子陶世恩为尚宝司丞。一人是外戚，一人是方士；一件发生在嘉靖初年，一件发生在嘉靖末年。起初泰和伯接受恩典时，还有人上疏劝止；到了陶仲文时，满朝竟没有一个人非议他。陶仲文考核任期时，甚至加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并兼支大学士俸禄，完全采用了正式宰相的待遇，尤其是前所未有的创例。（陶仲文原名典恩。）在此以前，致一真人邵元节已经荫补儿子邵启南为太常寺卿。【两人都做过州同】张江陵遭遇夺情时，翰林词臣中除了吴、赵二人抗疏外，张新建、赵兰溪也都提出了不同意见，因此在辛巳年大计中被贬为州同知。后来辛卯年，这两个人一同被起用并拜为宰相，当时人改写宋诗嘲笑他们说：龙楼凤阁九城重，新筑沙堤走相公；我贵我荣君莫羡，十年前是两州同。【宰相下狱】自古以来，宰相被捕入狱而能够保全性命的，汉代只有萧何、周勃，出狱后又恢复原职；唐代则有狄仁杰、魏元忠，都曾受到重贬而后来再次担任宰相，这大概是多疑猜忌的时代所造成的。本朝永乐年间的阁臣，解缙不在此列，只是被贬谪至死；只有杨士奇曾两次下狱，又两次入相，最终以功名善终。黄淮被禁锢在狱中共十年，到仁宗时才获赦出狱，也十分危险。天顺元年，徐有贞下狱，差一点像王文那样被诛杀；后来获免死罪，戍守金齿，仅仅得到赦免归乡，最终死在窗下。嘉靖年间，夏言以少詹事身份与张孚敬互相攻讦，被捕入狱后获赦出狱，不久又拜为宰相；后来三次被驱逐，三次被召回，再次下狱后便在西市处死。本朝二百多年中，受到皇帝特别宠信却又遭受极刑的宰相，只有夏言一人，王文不值得一提。○翰林词林 【吉士考试的变例】吉士一年举行两次考试的，是永乐年间的甲申年和嘉靖年间的壬辰年；一年举行三次、四次考试的，是宣德年间的癸丑年；

译只选取江、浙、闽、蜀、南直隶，而其他省一个人也没有的，是永乐年间的戊戌科；只选取中原、江北、四川，而南方士人一个也没有的，是正统年间的戊辰科；只选取两直隶、江、浙、闽、蜀，而中原以及楚、秦、两广、滇、黔一个人也没有的，是景泰年间的辛未科；不经考试而由中旨传令改选的，是正德年间的戊辰科；已经改为庶吉士，却没有一个人留任史官的，是嘉靖年间的丙戌、己丑两科；临近考试拟定了题目，已经进呈却又停止考试的，是嘉靖年间的壬戌科；正卷已经确定并呈皇帝御览，但馆元被斥退、不准录取的，是万历年间的辛丑科。这些都是词林中的奇异之事。至于吉士的人数，文皇帝初定为二十八人，本应遵循这一例制，但没有多久就大不相同了。例如永乐乙未科达到六十二名，正统戊辰三十名，成化丁未三十名，弘治乙丑三十名，正德辛未三十三名，正德丁丑三十四名，嘉靖乙未三十名，嘉靖辛丑三十三名，隆庆戊辰三十名，隆庆辛未三十名，这些都是超过定额的。至于未达到人数的，二十名以外的不再细说：永乐丙戌十四名，永乐辛卯十一名，永乐壬辰十七名，永乐戊戌十六名，永乐辛丑十五名，永乐甲辰六名，正统丙辰十三名，景泰甲戌十八名，天顺庚辰十五名，天顺甲申十八名，成化乙丑十八名，弘治癸丑二十名，弘治丙辰二十名，弘治壬戌二十名，正德戊辰八名，嘉靖丙戌二十名，嘉靖己丑二十名，万历壬辰十八名，万历乙未十八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吉士在内阁考试作诗】嘉靖壬辰科的庶常王梅，是我们郡平湖人。这一年选拔改授后，第一次进入翰林院，赴内阁考试，作《长安新秋感兴》七言律诗说：鳷鹊楼高灏气横，尧蓂商律又敷荣。六龙扶日明华衮，五凤搴云薄太清。西北烽烟新入警，东南民力未忘情。青袍际遇浑无补，退食迟迟愧友生。当时认为是第一名，后来授官只得到主事；他是少年中的俊秀人才，请假回乡。不久，天气发生变化，他没有儿子，姓名于是没有流传下来，连问当地人也没有知道他的。这一年翰林院选拔共举行了两次，后来选中的人改入翰林院，王梅前后两次都参加了，共二十一人。馆元是吕怀，授官给事中。这大概是沿用了前两科袁袠、唐顺之的例子。末名两次都是郭希颜，反而留在史馆；当时留馆的有七人，而授主事的达到九人，这都是首辅张永嘉的意思。首甲状元林大钦，二十二岁授官，不久因酒色而死。第二名孔天胤，因为是皇亲，出任提学佥事，最终成为外任官。第三名高节授官编修，却不能免于遣戍。吉士中受到极刑的有两人，一人是胡守中，另一人就是郭希颜。下一科是乙未科，吉士三十人，留馆的达到二十人，授主事的只有一人。名次排在前十二位的人，都因为廷试策论得到皇帝批示，不经考试就改授庶常，后来散馆时都授为史官，只有任瀛一人出任给事中。当时李任邱担任首辅。虽然圣主有意抑扬取舍，但当权者立意的偏厚偏薄，也大致显露出来了。王某在辛卯科为浙江第七名，廷试列三甲，与绍兴人沈炼同榜；戊戌科列三甲，同邑的冯汝弼、赵伊也在榜中，乡试、会试一同登第，冯保为会试会魁。【乡绅的特殊做法】成化初年，罗一峰以修撰身份弹劾首辅李南阳夺情，虽然因此被贬到外地，但名声震动天下。不久恢复官职，请求告假居乡，制定乡约来整顿风俗，执行得非常严格，没有人敢不遵守。只有两个强横的人不服，多次违犯教令，于是罗一峰命令他的门徒共同把他们捉住，投入水中；罗一峰不久也去世了。乡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主管官员，他的门徒几十人都按照谋杀罪从犯的法律定罪，受到重刑。如果罗一峰还活着，不知道当时将怎样回答审问？罗公的品格当然不能非议，但这种做法实在太过分，连累了很多人，难道也是学术修养还不纯粹造成的吗？此前，章枫山听说罗一峰施行乡约，写了一封长信，用严厉的措辞极力劝阻他。等信送到时，已经来不及了。另外，崔后渠在《洹词》中说，罗一峰施行乡约而杀戮族人。说的或许就是这件事，还是另有一件事呢？○吏部 【大计中增加“浮躁”一项】旧例中，考察官员时，除了老病、贪酷之外，原有“不谨”和“罢软”两项，凡属此类一律罢斥，没有降级调用的。后来认为立法过于严苛，疏放的人似乎可以说是不谨，迟缓的人似乎可以说是罢软，如果一概弃置，未免可惜，于是创设“浮躁浅露”“才力不及”两款作为次等处分，京官降一级调任外地。若是外官考察，则都以贪酷等项罢斥，没有降级调任的先例。成化丁未年，太宰李裕首先上奏设置“才力不及”一项，按原品级调任。嘉靖年间，才力不及者都降一级；后来逐渐有降二级、三级调任的，这项制度实行已经很久了。到了今上辛丑年外察时，延津李太宰、三原温御史主持此事，于是建议说，外任官员难道就没有才力不足而轻浮急躁的人吗？也应该增加“浮躁”一项，作为“不谨”的次等处分，降级程度也应根据罪过大小区别轻重。皇帝同意了。如今于是遵照实行。有人说，这一年有才士遭人嫉妒，难以用“才力不及”来处置，所以才制定了这个例子，但不知道是否属实。这一年拾遗时，就以浮躁罪名处分李本宁宪使，降了一级。【外察及大京兆】三年举行外计，六年举行内计，起初并没有固定期限；到了宪宗朝，逐渐形成定议，内官、外官的考察也截然分为两种制度。只有成化二年丙戌年，应天府尹王弼因年老多病被罢免；堂堂大京兆却屈居于普通有司官员之列，这已经很不寻常了。第二年丁亥，按规定应举行内计，却没有举行；到第五年己丑，只应进行外察，但南京吏部考察郎中潘孟时等共十六人，却和外任官员一样被斥退贬谪，这是为什么呢？第八年壬辰，内外考察结束后，第二年癸巳本应举行内计，却又没有实行。外计结束三年后，又不按时派遣侍郎等官员巡行考察；当时府同知毛琼曾对此提出意见，皇帝却没有理会。这大概是对外任官的考评自古严格，对内任官则宽松，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士绅的怪癖】缙绅中有些人的性情癖好很可笑。例如周洪谟成化年间担任祭酒，非常厌恶鸱鸮的叫声，于是悬赏监生，谁能捕捉鸱鸮就给谁假期，人们便把他称为“周鸱鸮”。近来陈经济担任湖州太守，非常厌恶乌鸦叫声，偶然听到乌鸦叫，就一定狠狠鞭打他的差役，于是人们便称他为“陈老鸦”，这也和郑鹧鸪、袁白燕等人的怪癖相类似。

译所以又有人把他称作“陈老鸦”，也和郑鹧鸪、袁白燕等人的名号一样奇特。【二胡骤然显贵却不得善终】世宗所提拔任用的人，后来大多没有好结局，其中没有比两位胡姓御史更奇异的。胡守中以庶常身份担任刑部主事，凭借翊国公郭勋的力量改任御史，随从皇帝巡幸承天，因为办理膳食器具等事务精细周到而得到特别宠信，改任春坊司直郎，不久升为佥都御史，又升为副都御史兼詹事府丞；从他考中进士到这时，不过才八年。适逢皇帝恼怒郭勋，准备彻底追究他的奸恶，胡守中害怕被牵连，于是极力罗列郭勋的罪状来为自己解脱，当时人们既嘲笑他又厌恶他。当时朝廷商议设置重臣经略蓟州，皇帝特意升胡守中为兵部侍郎派往那里，亲自赐给他飞鱼服，勉励他努力，说将要重用他。胡守中却贪暴违法，被言官弹劾，逮捕下狱，判处斩刑。又过了两年，他与建昌侯张延龄一同在西市被处死，年仅四十岁。后来胡宗宪以御史身份巡按浙江，因幸臣赵文华推荐，破格升任佥都御史，负责防御倭寇；不久因功升为副都御史、侍郎、右都御史、兵部尚书兼太子太保。言官弹劾他贪婪淫乱，逮捕下狱定罪；皇帝因他进献祥瑞有功而释放他回乡。又过了三年，严世蕃、罗龙文因犯法获罪，言官再次弹劾胡宗宪，说他与同乡逆贼汪直勾结，又与同乡罗龙文一起向严氏行贿；胡宗宪再次被下诏狱，朝廷先斥退他为编户平民，又交刑部审讯，最终死在狱中。这两个胡姓官员都是因权奸推荐而被任用，也都因才能受到皇帝知遇；两人都骤然显贵，却不得善终。胡守中起初受到郭勋厚待，自称擅长彭祖御女之术，郭勋信任宠爱他，让他出入内寝，因此他与郭勋的妻妾通奸。胡宗宪在江南也纵情声色，自负有嫪毐那样的性能力，甚至在总督府中拥抱多个歌妓，与幕僚公开淫乱；他乘醉调戏御史衙门的差役，直到下令杀死旗牌官，又和健步徐子明的妻子通奸，纳乡官洪楩的女儿为妾。大概这两个胡姓官员的功劳和罪过略有不同，但他们以放纵淫欲而触犯法网这一点是相同的。嘉靖初年被破格提拔的人，如参与议礼的那些大臣，因为结党依附最深，按惯例能够保全功名。其他如夏文愍以侍讲学士兼任都给事中，与胡守中以都察院官兼任宫僚相类似，但都不得善终。胡梅林的升迁，与王思质没有不同，后来遭遇灾祸也相同。只有赵文华以侍郎身份告发他人，便升为尚书，加太子太保，等于从三品直接升到一品；他在胡宗宪之前败亡，这个人就更加不值得一提了。君主的恩宠如同早晨的露水，确实如此啊 ！夏文愍以都谏身份兼任其他官职，虽然非常特殊，但以从五品官兼带正七品官衔，还算可以理解。天顺年间，商文毅推荐林庄敏（聪）以春坊司直郎兼任吏科都给事中，这是以宫臣的从六品官职兼带侍臣的正七品官衔，自古以来从没有这样的体制，实在是一时的特别恩典，也成为省垣中的佳话。【后辈侮辱前辈】嘉靖年间，皇帝不拘常格任用人才，朝廷官员中有很多人骤然显贵，往往凌驾于前辈之上，处处压过他们。例如嘉靖初年，张璁弹劾杨廷和而得志，后来与杨一清、费宏等人共同办事，又从各方面侮辱他们，使他们无法安居职位。但张璁仗恃皇帝的深厚宠信，虽然多次被斥退，却又多次被召回，没有遭遇祸患。接下来的是夏贵溪，他和严分宜是同乡。夏言考中丁丑科后骤然显贵；严嵩考中乙丑科，比夏言晚十二年，但官职却总是紧跟在夏言之后。夏言故意肆意欺凌严嵩，严嵩假装谦让，夏言却没有察觉，最终反而被严嵩陷害，在西市处死。甲寅、乙卯年间，王思质（忬）因抵御敌寇有功而骤然显贵，以右都御史兼任兵部侍郎，督理蓟辽。当时唐荆川（顺之）正在乡间，被起用为职方郎中，巡视各边；他和王思质同为吴人。唐顺之考中己丑科，王忬考中辛丑科，相差也是十二年。王忬官位已经很高，把唐顺之视为自己的属官；唐顺之则倚仗自己前辈的声望，刚被起用时，公卿都对他很谦下，于是恼怒王忬简慢傲慢，又在奏疏中讥讽王忬，说他连一个士卒都没有训练好，结果触怒皇帝，不能免于极刑。这件事虽然有严嵩的险恶、唐顺之的偏狭，但两人也都是自取其祸。到了世宗末年，袁慈溪入阁，与徐华亭一同担任宰相。袁慈溪考中戊戌科，徐华亭考中癸未科，两人相差十五年；袁慈溪又是徐华亭任督学时的学生。袁慈溪倚仗皇帝的恩宠，遇到事情总是专断决定，丝毫不肯谦让；徐华亭故意表示赞叹，说自己远远不如他，袁慈溪对此深信不疑。任职半年后，袁慈溪因病离职，最终死在途中。徐华亭积存先前的怨恨，只给了他一个较低的谥号。徐华亭虽然没有严嵩那么恶劣，但也足以作为欺凌前辈的警戒。【汪、徐的九件事】汪雅堂名在前，是歙县人。嘉靖末年，他以诸生身份侍奉父亲汪炎，担任崇德县丞。他的父亲胡明经性情迂腐怪僻，和同僚关系不合，被同僚在上级官员那里进谗，于是获罪。汪雅堂便把诉状递交给嘉兴知府徐必进。徐必进平素也厌恶他的傲慢，存心罗织罪名；审讯那天，汪雅堂本应受笞刑，便匍匐哀哭，愿意代父受刑，还自称生员。徐必进更加恼怒，立即出题考他的文章；汪雅堂写成后献上，徐必进又呵斥辱骂，说文章文理荒谬，自称儒生一定是假冒的，命人狠狠鞭打，县丞衙门的属吏也都跟着凌辱他。汪雅堂回乡参加乡试，竟在这一年列入贤书；第二年春天戊辰科考中进士，初次授官便得到嘉兴府推官一职，徐必进已经感到惊恐。汪雅堂带着父母来到官署，徐必进以隆重周到的礼节接待，馈赠供给没有间断，汪雅堂也假意与他周旋。时间久了，徐必进自以为已经忘却旧日嫌隙，两人也已经和好。徐必进有做官办事的才能，但缺少清廉的声誉。汪雅堂暗中窥察他的财物账簿，默默记录日期，一点也没有差错；等到负责狱讼的官员和衙役办事时，他把侦察详情全部记录下来，交给巡按御史，由巡按御史用弹劾官员的奏章检举他。当时高新郑、高文襄兼领吏部，正格外着意惩治贪官，接到皇帝命令提审并追缴赃物时，徐必进已经升任福建海道副使赴任了。于是便从福建把他逮回对簿审讯，所定罪行全都属实；他被禁锢在浙江按察司狱中，过了很久，赃物追缴完毕后才发遣。徐必进是庐州府六安州人，与汪雅堂同乡；汪雅堂最初任县丞时，两人本来并没有什么交情。汪雅堂报复东门之役，人们也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汪雅堂后来按常规调任，只转任南京刑部郎中而离开；到了今上辛巳年，在考察中被罢官。这个人性情聪慧、才华很多，只是没有完全得到施展；到了晚年，他还没有忘记再次出仕。

译【朝廷官员隐瞒父母丧事】永乐七年，御史方恢的父亲去世，他没有回家服丧。太子说：“御史是掌管朝廷纲纪的官员，他既然不孝，又凭什么纠察百官？”于是把方恢押送到皇帝行在治罪。永乐十四年，刑科给事中丁钰，本是淮安府山阳县的百姓，以喜欢刁钻告发他人而出名。因为乡里举行赛社，他诬告乡人聚众作妖，因而被判死刑的共有几十人；司法官却上奏称赞他忠诚，特意授予他现在的官职。后来他为母亲服丧尚未期满，就随众人到斋宫参加大祀，被御史弹劾。当时皇帝也巡幸北京，便把丁钰逮到行在，以大不敬罪判处戍边。正统元年，礼部司务范继先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隐瞒不报，皇帝命令把他降为边远地区的杂职。正统五年，博兴知县梁吉、襄阳训导马坐，都因隐瞒母丧而被罢为平民。正统十四年，给事中王汝霖的父亲王永和死于土木之变，他不知道悲哀，仍和平常一样嬉笑，被刑部侍郎耿九畴等人揭发。嘉靖九年十二月，吏部侍郎董钺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却不离开官位，御史胡明善揭发了这件事，皇帝命都察院查勘。后来都御史王廷相说，御史所奏并非虚妄，交给有关部门复议，命令革职为民，永远不再叙用。方恢、丁钰、王汝霖都属于台省官员，范继先也在礼部任职，其余人也是读书的士人，竟敢悖逆到这种地步，实在可怪可恨。董中峰以会试会元、鼎甲身份负有一代重名，却做出这种丧失良心的事情，已经没有脸面活在世上；后来他凭什么能够得到平反、恢复官职，死后又被尊崇追赠为大宗伯、赐谥“文简”，实在难以理解。穆宗即位初年，滥施恩典，这也是其中一例。【不向部院长官下跪】吏部和都察院是维系百官纲纪的部门，京官除了堂上官、词臣和科臣以外，到公署拜见长官时，没有不行庭参、长跪礼的；至于外任官员，上至藩臬长官，下至一般官员，全都行跪礼，不敢稍有不同。只有正统初年，江西提学副使王钰考核任满到都察院，却不下跪。左都御史陈智恼怒他失礼，呵斥得非常严厉，王钰于是借口生病辞官回乡。杨文贞（士奇）是王钰管辖地区的百姓，看重他的气节，作诗为他送行，称赞他的正直之道。当时杨士奇正担任首辅，却也无法挽留王钰。弘治初年，原任行人司副的庄某，因被举荐而起用，到了京城拜见吏部，也只是作三个揖而不下跪。当时耿文恪（裕）任冢宰，因为庄某早有声望，留他喝茶，并让司官送他回去。邱文庄（浚）最厌恶他，说他是背叛朝廷。后来庄某转任南京吏部郎中，恰逢京察，倪文毅（岳）任南京冢宰，便以他年老多病为由将他罢免。倪岳和庄某都是应天府人，大概也是嫉恨他的傲慢。上下之间本来就有等级威仪，即使下跪，也是屈服于官位，并不是屈服于个人。两位公卿以傲岸自持，甘愿被罢退；说他们保持品节还可以，说他们懂得礼体就不对了。【考察科道】高新郑再次起用后，以首辅掌管铨选，追恨台省官员聚集弹劾自己，于是从中构陷，取得皇帝手诏，说朝觐考察即将到来，纠举弹劾应当公正，先把科道官中奸邪不称职的人严加考察。距离隆庆己巳年京察才刚刚一年。当时言路官员都听任考察，不敢发言。赵内江正以次辅身份掌管都察院，特意上疏劝阻，说恐怕主管官员迎合旨意，处理过于严厉，难免忠臣和奸邪一并被斥退；又引用汉、唐、宋钩党之事作为鉴戒，并且说了‘从来没有把数百人一网打尽’这样的话。奏疏末尾又说：‘臣兼管都察院，也有考察诸臣的责任。与其在下面调停营救，哪里比得上向上陈述忠心，哀切恳求呢？’赵氏的意思专指高新郑。高新郑明白他的意思，担心事后必定会被驳斥纠正，不如引荐他一同主持考察，以堵住他的嘴，于是又请求与都察院会同办事。奏疏中还引用阁臣李本掌管吏部考察，而都察院却没有参与发言，以此来试探皇帝的意向。皇帝命赵氏一同前去考察。于是高新郑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意图，只斥退了不谨慎者九人，以前给事中魏时亮为首；斥退浮躁者八人，以前给事中陈瓒为首。这些人都是过去弹劾高新郑严厉苛刻的人。事情办完后，高新郑怨恨赵氏始终不肯屈服，便把奏疏交给门生都给事中韩楫，弹劾赵内江，使他离职。刚过一年，皇帝驾崩，高新郑被逐出，韩楫也因考察被斥退，而魏时亮、陈瓒等人又分别从废籍中被召用，逐渐升到卿贰之职。看来，考察法仍不足以永远禁锢人，而韩楫却成为世人极其诟骂的人，再也没有振作起来。高新郑一生，大概很像桂安二：才锋和气魄相同，嫉妒、残忍、专断、固执相同，受到皇帝宠信和知遇也相同，所以都能乘权而行其意志到如此地步。近来今上乙巳年考察，却又不是这样了。当时沈四明主持台省，台省官员寥寥如晨星；吏部上报应当降谪的几个人，都被皇帝亲自批示留用。当时考察长期没有举行，沈四明秘密上奏，以言路缺少人才为理由，所以皇帝下达了这道旨意。这是嘉靖年间，在彭泽、赵文华等人之后仅见的一例。沈四明估量当时的时势，认为不是可以采用强硬刚烈办法的时候，于是另用这种手段来笼络言官。正如韩平原攻击道学而失败，贾秋壑接着这样做，自己估计一定不能取胜，便厚加宠命，以博取他们的赞誉；事情表面上相反，但作用却是一样的。【星变考察】成化四年彗星出现，考察南京御史杨智等、给事中朱清等，弹劾章纶之外，又涉及刑部侍郎王恕，说他到任半月，就托本部郎中黄绶，娶已故刘指挥的妻子文氏为继室；身为大臣，却娶失节之妇为妻，应当加以斥责。皇帝一并命令叶盛等人审查治罪，也查得属实，皇帝又以革职为处罚，姑且宽宥了他们。按章恭毅、王端毅两位公，都是一代名卿，一生没有污点，尚且不免因为家庭亲情和闺阁私事受到一时的指摘，感情亲密之事竟然如此难以割舍吗？然而细小的瑕疵终究不能损害完整的美玉，足以说明他们的大节光明，昭然于天下人的耳目。【辰巳考察】朝觐时，辰、戌、丑、未年考察外官，巳、亥年考察京官。这是成化以后形成的惯例。但也不完全如此，例如弘治九年丙辰年朝觐，罢免布政使叶萱等人就是这样。到了三月底，皇帝又命令考察在京五品以下的堂上官数人，按惯例让他们退休或闲住，却没有涉及普通属官，这已经是异常情况了。到了十年丁巳年，正值考察京官的大计之年，吏科都给事中李源又请求考察浙江布政使雍泰等人、十三道御史徐昇等人，奏议也照此办理。事情结束一个多月后，才开始考察京官。这些都是难以解释的事情。当时徐文靖（溥）主持国政，刘梅庵、李西涯、谢本斋任辅佐。

译【宫臣词臣兼吏科】永乐年间，李准以太子宾客兼任吏科都给事中；景泰年间，林璁以春坊司直郎兼任；嘉靖年间，夏言以侍讲学士兼任。李准起初只是凤阳府照磨，却得以升任太子宾客，这大概是因为从九品的闲散小官升为三品宫僚，尤其是奇异的事情。其他如翰林词臣与言路官员互相改换官职，例如金达、李昊等人由检讨改任给事中，储懋由吏科给事中升任翰林修撰，仪铭、耿裕、刘夔、张思、许诰由给事中改任检讨，御史许瓒改任编修，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徐晞三代遭际】吏员徐晞在开国初年入仕，到正统年间官至兵部尚书，退休回乡。以非科举正途而担任六卿，是世人共同羡慕的事；但人们不知道，他的子孙所遇到的事情更加奇异：徐晞的儿子徐讷，以荫补授后军都督府都事，因养病回乡。到天顺元年恢复任职后请求升迁，皇帝命令升为尚宝司丞，这实际上是按首辅任子来对待他，已经是奇事了。徐讷的儿子徐世英，因为擅长书法进入中书科，书写诰敕，被授予中书舍人，积累功劳后升至通政参议，又升任南京左通政。成化九年退休回乡，弘治三年去世，按惯例赐予谕祭。他既不是吏员，也不是任子，竟以白身升到九卿之列，这些待遇都是清流官员不敢奢望的。唉！徐晞究竟修了什么德，才能得到这些待遇？【施舍乞丐】喜欢施舍固然是天性，也是积阴德的事，但其中也有完全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我小时候在京城，见到故相许新安，每逢冬月便让人背着钱跟在车轿后面，遇到寒冷饥饿的人就给他们钱。每次出行，都有成百上千个穿着破衣的人围绕在他左右；有时钱不够，他们就争抢喧闹，甚至辱骂，以至于只好命令车轿赶快离开。当时首辅申公、三辅王公等人，认为这样不合体统，劝他停止。许新安仍然照做不改。近些年南京一带，李九我宗伯、丁敬宇廷尉也这样做。贫穷的乞丐没有满足的时候，每逢得到一次施舍，往往有三四个人甚至冒用假名来骗取钱财；天街拥挤不堪，有时把道路堵住而无法前进。也听说有人劝阻他们，但他们始终不接受。三位公卿都有菩萨一样的慈悲行为，哪里顾得上世人的议论？如果能够向朝廷请求，如唐代设置病坊、宋代设置施药慈幼局那样，在京城施行，那么恩惠会更加广泛。诸位公卿难道见识不到这一点吗？想来只是受到时势和物力的限制，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罢了。○户部 【安南户口】古今户口最兴盛的时候，达到一千万户就到极限了。永乐六年，平定交阯后，新平侯张辅上奏说，安抚了人民三百一十二万多户，俘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多人，总共得到华夷户口五百多万。这样一块弹丸之地，竟相当于汉、唐极盛时期天下户口的一半。又有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也有二十三万五千九百多头，这些数字都过于充盈，恐怕不可信。【江南白粮】江南征解白粮造成的祸害，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吴中士大夫也皱眉相对，却没有办法向上申诉。只有先朝詹事霍韬曾上疏陈述时弊，其中一条说：成化以前，粮户解送白粮和所需的各种物料，户部、工部委派官员会同科道官验收，然后运送到内府，粮户不与内臣接触，所以内臣不能多取，小民也不致受损。弘治以后，部官为避嫌，不肯验收，责令小民运送到内府，因此白粮每一石，增加到一石八斗，才有可能交纳。各种物料，有的被索取四百多两银子，才能得到批回。虽然有法律禁止，小民难道敢和内臣抗争吗？虽然有人号哭申诉，但皇宫深远，朝廷万里之外，始终没有人为他们上达天听。请求敕令各部改正旧法，使贪暴之人不能肆意苛虐，小民不至于更加困苦，或许可以稍稍革除弊政，稍稍平息民怨。奏疏递入后，皇帝命主管官员议论上报，但弊病仍旧。到了隆庆二年，苏州知府蔡国熙上奏说：民间运送白粮到内官监，白熟细米每石增加损耗一斗；供用库的白熟粳米、酒醋局的白熟糯米，每石增加损耗五升。至于铺垫等费用，每石酌情议定为三分，与光禄寺禄米仓收纳白糙米一样办理，监收者不得超出规定索取。户部复奏同意他的请求，皇帝命令准许实行。大概两朝也都知道白粮的祸害，所以批准了两位臣子的奏议。然而当时已经未必能够实行，拖延到今天，增加的损耗已经达到原额的十倍，内臣的索取也一天比一天多，没有止境。江南承担这一差役的人，家产立刻就会破败。额定征收白粮一十八万八百六十多石，由南直隶的浙江地区苏、松、常、杭、嘉、湖六郡征解。苏州府则由长洲、吴、{山昆}山、常熟、吴江五县和太仓一州承担，嘉定县不承担；常州府则由武进、无锡、宜兴、江阴四县承担，靖江县不承担；湖州府则由归安、乌程、长兴、德清、武康五县承担，安吉州、孝丰县不承担；松江府则华亭、上海、青浦三县都有；嘉兴府所辖七县都有。【贡害】如今南直隶江阴县进贡鲚鱼，始于洪武年间。太祖驾临江阴侯吴国兴的宅邸，吴国兴用鲚鱼供奉御膳，皇帝称赞味道好，命令每年进贡一万斤，成为全县的大祸害。到了隆庆二年，因光禄寺卿赵锦进言，才减去一半。吴国兴就是吴良，当时还没有改名。松江府进贡的大红云布，至今仍是巨大祸害。这样繁重的差役，相传他的乡人钱文通（溥）任翰林时，穿着这种布进讲，被英宗特别注目，问明产自松江后，就命令每年供作御服。又如太仓州的白苎布，本来是乡里平民穿的，不足以供给宫廷；偶然有人把它送给寿宁，寿宁穿着它侍奉内廷曲宴，孝宗和孝康皇后极力称赞它好，便命太仓州每年进贡六十匹。当时州治刚刚建立，军民尚未安定，抚臣彭礼极力争辩，才得以稍微减免，过了几年又停止了。大概圣明的君主都无意于残害百姓，无奈奸邪之臣加以引导诱使，祸害一方，终于到了这种地步。【岁入】如今天下每年收入的各项库金，总数不到一千万；但是正常赋税收入存入太仓的，不满四百万。

译前元朝向百姓征取最轻，这固然不能作为法则；但考察宋朝，却完全不是这样。太宗至道年间，年收入一千二百多万；到天禧末年，达到三千六百多万；神宗熙宁初年，竟达到五千六十多万；天禧末年达到六十多万，共二十四字，据摘抄本补入，已经令人惊骇，但仍然是天下全盛时期的收入。南渡以后，宪宗朝年收入竟达到六千多万。凭偏安一隅之地而得到这样的数目，固然属于横征暴敛；但以此供给军费，抵抗强大的蒙古，苦战五十多年后才灭亡，也不能说不是财力充裕。当时百姓还没有告病，掌管财政的人远胜今日万万倍。【茶式】饮茶精致洁净，没有超过近年的。讲究已经完备，烹煮也有一定方法，而且采摘、焙制都只用嫩芽嫩梗，不必经过碾造的劳作，却能完全显现真正的滋味，大概始于本朝。然而宋代已经有了，只是把散片茶列为下等，所以士大夫都不看重。宋代贡茶有三等：第一等叫团茶，有小龙、小凤、大龙、大凤，以及加香、不加香的区别；这就是蔡君谟开创的。第二等叫片茶，把茶蒸制后装入模具，串联成形，名称有石乳、的乳、白乳，属于狭片；头金蜡面、头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等，属于阔片，这些都是福建所产。其他还有进宝、双胜、宝山，产自兴国军；仙芝、嫩蕊、福金、禄合、运合、庆合、指合，产自饶州、池州；泥片产自虔州；绿英、金片产自袁州；玉津产自临江军、灵州、福州；先春、早春、华英、来泉、胜金产自歙州；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产自潭州；大拓枕产自江陵、大巴陵、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产自岳州；双上绿芽、大小方产自岳州、辰州、澧州；东首、浅山、薄侧产自光州。这些共三十六个名称，分为两浙以及宣州、鼎州所产的上、中、下第一至第五号。散茶有太湖、龙溪，末号产自淮南、岳麓；草子、雨前、雨后产自荆湖；清口产自归德州，共十一种。然而供给皇帝的茶只重视碾茶，所以相差得很远。宋代专卖茶叶的制度最为奇特，徽州最初的茶利达到五百万缗，大概始于唐代贞元年间，到宋代崇宁年间达到极盛后才停止。宋代闽漕郑可简制茶不用香料，名叫胜雪。不仅名称雅致，事情本身也很美好。但不特 本朝贡茶也以福建所产最多，建宁府达到二千三百多斤，庐州次之，只有三百斤；宜兴茶只有一百斤，长兴只有三十斤。这两地所产的，都是今天所珍爱的茶。其他地方最少的，甚至只进贡一斤。本文原来只有标题而没有正文，据摘录本补入。○礼部 【郭宗伯论谥】近年郭宗伯（明龙）上疏，议论补谥和夺谥，冒着触犯众怒的危险而毫不顾忌，天下人都称赞他的勇气。然而其中也有不确切的地方。以我所知道的为例，嘉靖年间户部左侍郎唐胄，正直忠诚，按法理应当补谥，却没有议及；又如吏部尚书汪鋐，邪佞狠毒，世上无与伦比，按法理应当夺谥，却也没有议及。难道这是聪明人千虑中的一失吗？【文庙不祀周公】唐代以前的文庙，都祭祀周公为先圣，面向南而坐；以孔子配享为先师，面向东而坐。到开元二十七年，孔子才得以和周公同样面南而坐。后来又以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如今的制度只尊崇孔子，固然十分恰当；但颜子尚且可以降居四配，而周公这样的上古圣人，却只在文华殿东室祭祀。五帝三王之后的圣贤，虽然可以与孔子东西南北相向而坐，却不能再享受大祭，这也应当加以讨论。【议革张浚祀】南宋宰相张浚，众口一词地被称为圣贤。朱晦翁晚年深深悔恨自己轻信张浚之子张拭的家传稿本，仓促撰写行状，以至于天下人都不相信。明朝安阳人崔铣极其憎恶张浚，言论见于《洹词》中；又有长洲人祝允明的《罪知录》，深深讥刺张浚的过失。近来娄中人王衡极力诋毁张浚，这些都是千古痛快的议论，但都没有上达朝廷。直到万历十六年十一月，才有马比部的一道奏疏；现在摘录其中大意，只占全文的十分之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刑部署员外郎马贯上奏，为议论革除滥祀前代宰臣之事，以端正大典。臣认为，国家设置帝王庙，帝王的辅佐中有功劳的人列在旁边，都符合祭祀典制，没有什么可以议论的。唯独宋臣张浚也列入其中，他与其他诸臣的贤能与否相差悬殊，不能一概而论。宋高宗不能中兴，难道只是因为秦桧主张议和而遭到破坏吗？张浚作为将领，对中兴事业造成的损害也很多。张浚受到宋朝重任，三次被任命为将领，三次都遭遇败绩。

译大概是因为他气量狭窄，果断地只按自己的意见办事，不能听取劝谏；军事谋略昏暗，不善于任用人才。建炎初年，张浚奉命出兵，集合熙河六路四十万兵、七万匹马，击鼓前进，并派人告诉曲端。曲端说：‘对方将士精锐，依靠从我方取得粮食，我反而成了客军，不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占据险要，扰乱他们的耕种收获，使他们不能耕作，必然要到河东取粮，那时我们就是主军了。这样过一两年，他们必定困顿疲弊，然后才可以图谋。’张浚认为不对。王彦劝说道：‘陕西兵将的情意还没有相通，如果作战不利，五路都会丧失。不如暂且驻扎在利州、阆州、兴州、洋州，以巩固根本。敌人进入境内，就发布檄文召集五路军队来援；万一不能取胜，也不会遭受重大损失。’张浚又不接受。吴玠、郭浩劝谏，张浚仍不接受，却认为东南局势正紧急，不得不这样做，于是驻军富平县。娄室率军突然到来，各军都溃败，从此关陕再也不能收复。这是富平之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万人、七年〕 岳飞说：‘王德和郦琼一向互不服气，一旦把王德压在郦琼之上，必然会争斗。吕尚书不熟悉军旅之事，不足以使众人服从。’张浚又问张俊、杨沂中怎么样，岳飞说：‘张宣抚是我的旧日主帅，但这个人性情暴躁而缺少谋略；杨沂中与王德相当，哪里能够驾驭这支军队呢？’张浚愤怒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非太尉不可。’岳飞与张浚意见不合，当天上奏请求终服母丧，徒步回到庐山。张浚发怒，上奏说岳飞蓄意在于兼并兵权，奏疏请求离职，实际是想要挟君主，于是任命吕祉为都督，王德为淮西都统制，郦琼任副职。郦琼和王德交相上状互相控诉。郦琼带领部众叛变，投降刘豫；吕祉因此死去。这是郦琼的第二次叛变。高宗即位后，任命张浚为江淮都督，总领李显忠、邵宏渊二位将帅。李显忠和邵宏渊互不相容，而李显忠 竭尽忠诚报效国家，邵宏渊却怀有私心，图谋危害国家。张浚不能辨别，于是让他们共同作战。金将孛撒率军来攻，邵宏渊按兵不动，李显忠独自率领所属部队奋力作战，又用克敌弓把敌军射退。邵宏渊却对众人说：‘正值盛夏，摇扇坐在清凉处还觉得难受，何况在烈日下穿着铠甲苦战呢？’人心于是动摇，再没有战斗意志，诸将各自逃走。张浚不能声讨邵宏渊的罪，却让他照旧任职，反而把李显忠安置起来，使他怀恨而死。这是符离之败。可是他筹划经营不善的地方，不只是这些。富平之战时，李纲还在，张浚嫉恨他而不能任用；淮西出兵时，岳飞在军营，张浚厌恶他，听任他离去而不能挽留；符离之战时，虞允文远在川、陕，张浚虽听说他贤能，却不能举荐他来辅佐自己。这样看来，宋高宗不能中兴，秦桧是首要原因，而张浚是帮凶。然而张浚的罪过又不止这些。以曲端的将帅才能，完全可以辅佐岳飞收复中原；张浚却不听他的谋略，听信谗言把他远远贬谪。已经贬谪后，又假设曲端的旗帜来迷惑敌人，却不知道事情已经泄露，于是导致大溃败。张浚因溃败而感到惭愧，又谋划起用曲端，却再次听信吴玠的诬陷，把曲端陷入狱中。曲端仰天长叹，指着战马说：‘上天难道不想收复中原吗？’眼泪流下数行。张浚又一定要置他于死地，随即让康随把他关进铁笼，用烈火逼迫他，一时之间七窍流血而死。这与秦桧杀岳飞有什么不同？岳飞被杀，百世以后，即使妇女儿童也知道怜惜他的冤屈；至于曲端被杀，以及张浚屡次失败，史册中的事实都难以掩盖，但其中也不免有所粉饰。因此不说他杀害忠良、败坏国事，反而说他能够雪仇复土，错误地把中兴之功归给他。后世儒臣不加详细考察，误将他列入帝王的文词，使他享受我祖宗的祭祀；即使古代帝王和忠良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以与他同列为羞耻！奏疏上呈后，皇帝下旨交礼部议论上报，最终因众议不同而停止。马贯的奏疏虽然正大，但所说的都是世人共同传闻的事情。例如富平之败，张浚把罪责归给赵哲并将其斩杀。大概讨伐苗刘时，赵哲立下首功，张浚想把功劳全部归到自己一人身上，所以嫉恨并杀了赵哲；这正如把正三岁儿僭越即位的罪责归给太子旉并将其杀死，都是为了夸大自己的复辟功劳。符离战败后，他在赏赐诸将的奏疏中还说‘杀伤相当’，却私下派使者到金国请求议和，孝宗才大怒，把他驱逐。近来有朋友说：张浚以游谈惑世，像王衍；自以为是、固执不改，像王安石；不懂军事却妄谈兵事，像李元平；擅自封拜、专断生杀，像王浚；掩盖败绩说成战功，像鲜于仲通；厚待结交幕 僚、抗拒胁迫朝廷，像王敦；创设小使向敌人输送情报，像王黼；为报答私门恩情而不惜损害公家，始终庇护黄潜善，像张全义；嫉妒贤能、结党排异，巧言诬陷李纲、岳飞，又像元载、李逢吉等人。事情难道真是这样吗？考察高宗驾崩、将要附祭太庙时，史官杨万里、宰相周必大等凡是号称理学大儒的人，都想让张浚配享；只有翰林学士洪迈认为应当让赵鼎、吕颐浩陪祀。朝廷中支持张浚的臣子纷纷起来争论，孝宗最终采用洪迈的意见，祭祀赵、吕二臣，张浚始终不能配享。这说明张浚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定论。哪里有在本国被排斥，却在异代受到尊崇祭祀的道理？马比部的议论，百世之后也不会改变。马贯字具泉，是吴郡人，与祝枝山、王辰玉同乡。三位君子不约而同地见解一致，真是卓越的见识啊！张浚杀害太子旉，并把乳母一同埋葬，这件事与朱全忠杀害故太子德王极其相似，只是张浚没有反叛而已。如今却说宫人碰撞金香炉发出声响，导致旉受惊而死。这是李煜太子的故事，张浚的党羽妄自移用它来粉饰张浚的罪行；正如把韩琦处置元昊刺客的事情也移到张浚身上，说张浚在秀州遇到苗刘行刺一样，都是梦呓般的说法。

译【孔庙礼乐】弘治九年，孔庙举行春祭，太常寺上奏祭祀先师孔子，已经采用天子礼仪，增加为八佾之舞；只是乐器的数量还采用诸侯规格，不相称，请求增加文庙乐器和乐工人数，达到七十二人，按照天子制度办理。礼部又请求在天下通行，并让南京国子监一体遵行。皇帝认为所说很对，命令按所拟办理，以符合自己恭敬奉祀先师的心意。过了五天举行丁祭，便照此实行。当时太常寺卿是崔志端，原本是道士；到了嘉靖初年，大学士张孚敬迎合皇帝的意旨，把八佾改为六佾，乐器也逐级减少。这样一来，孔子的弟子反而背弃老师，还不如老子弟子中有人懂得尊师。可惜啊！【孔庙尊称】孔子的徽号早已有固定称呼，即使增加到一百字，也不足以赞扬他的功德。然而弘治年间，讨论增加美称时，有些建议很可笑。例如刑科给事中吴世英，请求加给孔子‘文祖大成至圣’的称号，已经不妥。到了弘治十三年，常熟知县杨子器又请求加给孔子‘配天广运大成至圣万世帝王宗师’的称号，虽然褒扬更加尊崇，似乎却更加枝蔓繁衍。当时这些建议都被搁置，没有实行。这也是一种不合礼的礼制，正如唐、宋时期君主的尊号，竟达到二十多个字，极力罗列古今最美好的词语，总之都是多余的。这类建议，恐怕孔夫子听到后，也未必高兴。景泰三年，国子助教刘翔请求尊孔子为帝，并把乐舞增加为八佾，事情交给礼部办理。当时胡濙任礼部尚书，不予批准。然而关于八佾的建议，到成化年间竟然实行了。成化年间，周宏谟请求给孔子增加‘广运圣神’的称号，会议没有批准；当时周宏谟正任礼官。【考察官议礼不纳】嘉靖四年，《大礼集议》编成，给礼部尚书席书加授太子太保。席书于是上言：在臣等五人提出正式议论之外，附议者六人，其中有参议熊浃等；能够端正国是、安定人心的一人，是侍郎胡世宁；请求把姓名附在礼书上的两人，是百户聂能迁等；请求附祀太庙的一人，是署丞何渊；帮助大礼的一人，是原任给事中陈洸。陈洸因议论礼制而被认为是入内嫉妒作恶，诬陷他的妻子郑氏通奸而离异，又诬陷他的儿子陈柱杀人，判处重刑；他请求为其开释，皇帝下旨照议办理，陈洸免于解职为民，郑氏免于离异，陈柱免死。于是人们都想求取荣进，请求升迁、恢复官职的人，都照所请批准。此时，因考察被罢闲的御史虞守随，沿袭百户随全的说法，撰写数千字的《皇陵正议》进呈。皇帝认为陵寝是重大事务，虞守随先前任言官时没有听说献过议论，如今因被罢免而妄加议论、迷惑众人，有希求进用之心，便交给御史审问；又命大学士璁、萼秘密商议。璁说，朝廷臣子认为太祖不迁皇陵、太宗不迁孝陵，都是正当的议论，应当遵从。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到了嘉靖七年，礼部祠祭郎中毕廷拱因考察被贬为知州，请求保留原有官衔退休，并说章圣皇后拜谒世庙时，侍郎刘龙坚持认为不可，是臣竭力争辩而没有成功。近来听说正在编纂礼书，如果在圣母拜谒宗庙的条目下，大书特书礼臣昧于礼制、违背诏令的过失，并把臣的名字附在后面，那么臣的心迹就清楚了。奏疏递入后，皇帝没有省察。大概世宗对考察法典严肃谨慎，不肯轻易破坏成例就是这样，本来不必等到丰坊献媚而不予收纳了。【命名禁字】宇文周的天元帝喜欢自我尊崇，下令臣下的姓名不得有‘高’ ‘上’‘天’‘大’等字，甚至把高祖改称为远祖，后世对此加以非议。宋代政和年间，给事中赵野上奏说：‘陛下敬奉高真，世俗中以“君”“王” ‘圣’三个字作为名字的人，都应命令改正；还有以‘天’字为称呼的，也应当禁止约束。徽宗依从了他的奏议。本朝正德初年，刘瑾窃取权柄时，也假传诏令，禁止官民姓名中有‘天’字的人，全部改正。这些总的来说都不是太平盛世的事情。只有避讳这一件事，古今都最为重视，而本朝却最轻忽。太祖旧名单中的一个字，以及后来皇帝名讳下面的一个字，当时就不避讳；宣宗、英宗庙讳下面的一个字，宪宗潜邸旧名中的一个字，以及再次册立东宫时所改新名下面的一个字，士民至今仍然使用，没有一个避讳，这才是奇异的事情！【尚书被嘲】施纯是顺天府东安县人，由庶吉士任给事中，选任鸿胪寺少卿。当时宪宗因为患病而口吃，每次奏答时，舌根发音说出‘是’ 字十分艰难。施纯于是秘密上奏，请求改用‘照例’两个字。皇帝同意了，皇帝的声音于是变得清脆流畅，大为高兴，立即提拔施纯为侍郎，后来升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当时距离他登第才十年。时人因此编话说：‘何必写万言书，只要两个字就能做尚书。’又有顾可学，是常州府无锡县人，由进士任布政参议，罢官回乡将近十年后，用财物贿赂辅臣严嵩，严嵩举荐他说有奇药，皇帝立即赏赐金帛，并派人到他家召他进京。顾可学没有其他方术，只会把童男童女的尿液炼成秋石，说服用后可以长生。世宗服用后认为有效，顾可学于是升官至礼部尚书，加授太子太保，甚至命令他撰写进士题名记，享用辅臣的恩例。吴中人因此编话说：‘千场万场尿，换得一个尚书。’大概吴地人把‘尿’读作‘书’，两个字同音。两人同由甲榜登第，同任掌管礼仪的官职，但所受恩宠都不是正当途径，因此被当时人如此轻视。○科场

译【永乐补试再试】永乐元年癸未三月，礼部说，科举旧制应在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去年因战乱仓促，有些地方来不及举行，请在今年秋八月，命应天府和浙江等布政司都补行考试。北京的郡县学校近来因战乱几乎废弃，应当暂时停止，等到永乐三年仍按旧制举行乡试。皇帝下制说可以。同年秋八月，命侍读胡广、编修王达担任应天府考官；次年甲申举行会试，录取四百七十二人，这是本朝少有的盛况，大概是补行癸未年会试，而且仿照洪武乙丑科的例子。到永乐四年丙戌举行会试，才成为正常科举，只录取二百一十六人。放榜后，廷试已经取林环等三人为一甲，按制度授予史官之职。又命乙榜举人参加廷试，取周翰等三人，待遇如一甲，授予翰林官，这是特殊的典制。到永乐七年己丑会试，录取陈璲等八十四人，人数更加少。当时文帝驾临北京，来不及赐予廷对，皇太子命令授副榜第一名孔谔为左中允，竟然赐给出身。虽然采用丙戌年的成例，但正榜许多士子尚未考试，却先把乙榜举人授为官僚，尤其是特殊的宠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六人〕 适逢御史弹劾试官侍讲邹缉等人出题错误荒谬，被下狱，皇帝命令让落第者重新考试，录取熊概等十多人，都等到辛卯年皇帝从行在回来后，一同参加廷试。大概这几年间的乡试、会试事务，都是平常没有的情况。试官王达，先以编修身份主持应天府乡试；下一科乙酉年，又以侍读学士身份再次主持应天府乡试；次年丙戌，又以读学身份主持会试，连续三次主持文衡，前后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熊概等十多人后来大多官至亚卿、中丞等职。考察洪武十八年乙丑会试，录取四百七十二人，大概是因为科举停办已经十五年，不妨多录取一些。文皇靖难后重新开科，与开国时没有不同，所以录取人数也相同。又，洪武十七年甲子，应天府乡试录取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这也是乡试中绝无仅有的数量，只是不知道永乐壬午年乡试人数如何。廖孟瞻后来登进士第，任承敕监庶吉士，因受贿罪被判斩刑。【乡试怪事】正统六年辛酉，江西主考官礼部主事林璧、湖广岳州府通判林文秸，同考官浙江鄞县致仕教谕钱绅，录取举人胡皞。胡皞所治的是《易》，刊刻程家《人卦》的卦辞、彖辞和义理时，把‘九五阳刚’误作‘六五柔顺’，被御史邱俊弹劾；邱俊又说，湖广试录中擅自增加知贡举官两人，也都有罪。胡皞应当斥退，回去继续学习；三名考官应当治罪；像湖广这样做的，也应当禁止革除。皇帝同意了。开国初年，外省考官都任用教职，到了弘治年间才间或任用京官，不久又废止。为什么英宗初年就有京官主持考试？而且副考官林文秸，是永乐乙未科庶常，虽说是名士，却是邻省有司官员，为什么能够与人并列，还分任考官？教官难道少了人，竟让退休者来充数吗？又，会试才开始设置知贡举官，难道乡试中得到的名次也可以僭越称为知贡举吗？当时的典制，实在无法弄清。即使各种记述此事的书，也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只有宣德己酉年，编修董璘主持浙江乡试；正统丁卯年，修撰许彬主持福建乡试，都是奉皇帝特遣出任，也还不是固定制度。又，正统十二年山西乡试录中，《诗经》题目‘维周之桢’因为‘桢’字触犯楚昭王的名讳，被礼部纠察，皇帝宽宥了他们，只命令罚俸。如果现在一概按例回避，将会没有题目可以出。又景泰五年，山西乡试录刊载《中庸》义理文章一篇，考官徐霖批语说：‘文章与别人相同，道理却与别人不同。’宣府巡抚都御史李秉弹劾他说：如果按徐霖所说，那就是因袭雷同的文章，而且违背旨意、背离道理；如今这篇文章并非如此，应当追缴徐霖所得的彩币入官。景帝听从了。这样的批语也是常见的事情，何至于吹毛求疵到这种地步。【科目别举】开国初年洪武三年开科，到洪武六年停止，不再举行。洪武十三年正月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丞相官职，不再设置，另设四辅官，命天下举荐山林隐逸之士。科目有聪明正直、孝悌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术数，入选者共八百六十多人，各自授予官职，其中甚至有最终成为方面大员的。然而杂科选举到此为止。名称最繁多的没有超过唐朝，其次是 宋朝。唐朝设置的科目，除进士科之外，从高宗显庆二年到文宗太和二年，名目都可以记载下来，其中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词殚文律科、岳牧科、词标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素科、临难不顾徇节宁 邦科、长材广度沉迹下僚科、文艺优长科、绝伦科、拔萃科、疾恶科、龚黄科、才膺管乐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经邦科、贤 良方正科、抱器怀能科、茂才异等科、文以经国科、藏名负俗 科、文经邦国科、藻思清萃科、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道 侔伊吕科、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直言极谏科、哲人奇士逸沦 屠钓科、良材异等科、文吏兼优科、文儒异等科、博学通识科、文词雅丽科、将帅科、武足安边科、高材沉沦草泽自举科、高才 未达沉迹下僚科、博学宏词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谋将帅科、文词秀逸科、风雅古调科、词藻宏丽科、乐道安贫科、讽咏主 文科、文词清丽科、经学优深科、高蹈邱园科、军谋越众科、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识洞韬略堪任将 帅科、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才识兼通明于体用科、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军谋宏达才任将

译相科中有“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甚至还有像郭子仪那样的上勋上相；又有“翘关负米科”，可见记载仍有不完备之处。不过，考功的办法也十分详细繁密。流内官员按“四善”考核：一是德义有闻，二是清廉谨慎、声名显著，三是公平可称，四是恭谨勤勉而不懈怠。四善之外，还有“二十七最”：一是能进言劝谏、补正过失，为近侍官之最；二是选拔衡量人才、任用尽是贤能，为选司之最；三是褒扬清正、抑制贪浊，褒贬必有考核，为考校官之最；四是礼制仪式，举动都合乎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是音律和谐，节奏不失，为乐官之最；六是裁决不拖滞，取舍合乎情理，为判事官之最；七是统率部属有方，警戒守卫没有过失，为宿卫官之最；八是训练士兵，军装军备充足，为督领官之最；九是推究审讯得其真实情况，判决公平允当，为司法官之最；十是校勘精细审慎，明于刊正，为校正官之最；十一是承受诏旨、陈奏政事，传达应对明白敏捷，为宣纳官之最。十二是训导有方，使学生学业有成，为学官之最；十三是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军之最；十四是礼义兴行，使所管辖地区清肃，为政教官之最；十五是详细记录典章，文辞和义理都完备，为文史官之最；十六是访察精细审慎，弹劾举荐都恰当，为纠正官之最；十七是明于勘验复核，查考过失没有遗漏，为句检官之最；十八是职掌事务整治妥当，供职办事有力，为监掌官之最；十九是各项功课都完成，丁夫和工匠没有怨言，为役使官之最；二十是按时耕种收割，收获达到规定标准，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是谨慎保管收藏，明白出纳，为仓库官之最；二十二是推算盈亏，探究道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是占候、医药、卜筮，效验多而显著，为方术官之最；二十四是查察检验有方法，使行旅不受阻塞，为关津官之最；二十五是市场不受扰乱，奸诈滥行不能发生，为市司官之最；二十六是牧养牲畜肥壮，繁殖增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是边境清静严肃，城池防御设施修整，为镇防官之最。这些规定已经极其明白完备了。宋代的制科，最初称为贤良方正、与茂才异等。后来又增加博学宏词科；建隆年间增加书判拔萃科；开宝年间又增加孝弟力田科、奇材异行科、文武材干科等。到了仁宗天圣七年，斟酌旧制，确定科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 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 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才任边寄科，共六科。又设置书判拔萃科，用来等待候选官员；又设置高蹈邱园沉沦草泽科、茂才异等科，用来等待被举荐的平民。司马光任宰相时，又奏请设置十科：一是品行道义纯正坚定，可以作为师表科；二是节操方正，可以充任进谏纳言科；三是智勇超过常人，可以充任将帅科；四是公正聪明，可以充任监司科；五是经学精通，可以充任讲读科；六是学问广博，可以充任顾问科；七是文章典雅华美，可以充任著述科；八是善于审理讼狱，完全公正而查得实情科；九是善于治理财赋，使公私都便利科；十是熟悉法令，能够作出清楚判决科。崇宁三年，又设置八行科。等级上，孝、弟、忠、和为上等，睦、姻为中等，任、恤为下等。假如具备八行，就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生，脱去布衣后优先升迁。然而当时人轻视这项制度，后来终于没有实行。宋代最受重视的没有超过制科，考中者不到十年就能做到卿相。不过它屡次废止、屡次恢复，南渡以后尤其受到重视，设有博学宏词与词 学兼茂两科，大概就是本朝馆选的意思。太祖自洪武十八年再次开科取士，此后直到现在都沿用这一制度，其他入仕途径全被废止，不能再通过别的途径进用了！【不求闻达科】宋代除诸科之外，还有律科、明法科。后来废除明法科而设置律学，又有日应百篇科，就是一天作成一百首诗。最终只有赵百昌一人取得资格，但也只写成几十首，大多没有什么可观之处，宋太宗特意下令赐予他进士及第，后来没有继承此科的人。又有不求闻达科，但不是主管官署敢于举荐的。本朝陈静诚、吴康斋、陈白沙都由此科出身，很快升任侍从官，这是最盛大的典例。此后荐举和征辟逐渐增多，也逐渐变得轻率，授官也逐渐平常了。【场题成谶】建文元年己卯，应天乡试的首题是“可以托六尺之孤”这一节。当时燕王府发动靖难的军队已经逐渐行动，考官是有意借题责备方孝孺、黄子澄诸公吗？还是偶然无心写出的呢？即使说是无心之举，既与当时政事暗中相合，也实在太不吉祥了。【场题犯讳】世宗在位时，章奏触犯忌讳，按例都要受到重罚。到了中期，乡试、会试的试录中，触犯忌讳的地方尤其多。不过也有不完全如此的。例如世宗刚即位时暂且不论，嘉靖十六年丁酉，顺天乡试第二题是“天地之道博也”这一节，便犯了御名的第一个字。次年戊戌会试，出了“博厚所以载物”这一节，又犯御名。嘉靖十九年庚子，福建出了“至诚无息”五节，共四次犯御名。但当时仍没有逮捕治罪考官。到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浙江题为“博厚配地”这一节，也犯御名；这一年山东以“无为而治”为题，程文中有涉及讥讽的话，便逮捕按巡御史叶经，叶经死在杖刑之下。为什么唯独不追究浙江呢？到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四川出了“博厚所以载物”两节，便两次犯御名。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山西、云南、贵州都出了“征则悠远”三节，便三次犯御名，却都置之不闻。到嘉靖四十年辛酉，顺天、山东都出了“久则征至，博厚则高明”，湖广出了“征则悠远”一节，都两次犯御 名，以上各处都没有见到诘问。虽说两个名字不必一概避讳，但张永嘉的嫌名也已经奉诏改掉了，为什么诸位大臣不顾及这一点？大概当时皇上正在修治祈年永命的旧典，臣下争相进献谀词来求取宠幸，所以“至诚无息”一章反复出现，起初根本没有顾及御名的第一个字。拿唐宋臣子连同音字也避讳的情形来衡量，相差何止千里。

译【预传考官】各省改由派遣京官主持考试，始定于今上乙酉年，到辛卯年已经举行三次。当时山东乡试，事先传闻将由吏科左给事李周策、户部主事杨凤二人分别任正、副主考。当时巡按山东御史何出光写信给同僚李以唐，告诉了这件事，李以唐没有立即发出。等到派遣考试官的奏疏上报，果然是这两位大臣，李以唐才上疏说：“臣在六月初八日收到何出光的揭帖，已经说主考是李、杨二臣。直到现在七月十三日，礼部上题，与此前传闻完全相符。这实在是尚书于慎行的罪过。”这是因为于慎行是山东人，李以唐认为他有所偏私。于慎行上疏极力辩解，李周策、杨凤二人也各自上疏辞谢，于是改派刑科给事刘为楫、吏部主事蔡应麟。不久何出光也上了弹劾疏，指斥于慎行抗拒违背明旨、蒙蔽皇上、玩弄权术。当时于慎行正深负时望，早晚将要入阁拜相，却因这件事受到诘责，不到一个月便获准退休回乡。于慎行并不是进行奸邪作弊，只是有不够缜密的地方；然而被弹劾奏疏指责后，也就难以解释了！第二年壬辰会试时，李周策已经升任礼部都给事中，充任同考官，大概是补偿他没有赴山东任主考的差事。又过一年癸巳年，他因京察被降职，稍后调任兖州府判，又分考山东。当时有人讥笑他辞去主考却接受分校的职务，而且两次都在山东，似乎脸皮很厚。于是他又因外察获罪，被贬回乡，从此再未出仕。【士子谤讪】武宗初年，貂珰宦官窃取国柄的事情暂且不论，就连科场也受到讥笑。正德三年戊辰科，少傅大学士王鏊、吏部尚书兼学士梁储任主考。放榜以后，因为取舍不合士子之心，流言传入宫禁。宫中演戏，演员表演主考官问答的情状，有人讥讽他们不公平，便回答说：“王良是天下最卑贱的工匠，哪里会得到好文章？”这是把“梁”说成了“良”。这一科又有人传说，刘瑾用一张纸写着五十个人的姓名带入考场，主考官面有难色，刘瑾特意增加五十个名额；这件事未必是真的。刘宇的儿子刘仁、焦芳的儿子焦黄中，都凭奸党关系冒列高等；又传说黄中等八人被特旨授为庶常，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事情，士子放肆嘲笑也就很自然了。正德六年辛未科，少傅大学士刘忠、吏部左侍郎兼学士靳贵任主考，首题为“德行颜渊”这一节。程文破题用了“十哲”的字面，忽然有人向内阁和吏部投状，内容说：诉冤人颜渊，为请求皇上施恩改任官职；我蒙受历朝圣恩，长期列为四配，忽然降到十哲之列，使四配空出一个位置，又使子张没有地方安置，请求为我辨明，恢复原职。想来也是不得志的人编造的。这一科，会元邹东郭、状元杨升庵，确实没有辱没科名，这些诽谤的话哪里足以损害主考官？不过言官曾弹劾靳贵在京口的家人收受贿赂、出售试题，奏疏上报后没有得到答复；当时刘瑾虽然已经被除掉，但“八虎”正肆意横行。天顺七年会试，考场遭遇火灾，烧死士子九十多人。国子学正阎禹锡请求赐给他们进士称号，英宗严厉责备并不答应。后来还是依从了他的请求，全部赐予进士出身，英宗亲自撰文祭祀，收敛他们的遗骸，筑成六座大冢，葬在朝阳门外，题名为“天下英才之墓”。到了弘治十七年，南礼部主事王伟上奏说，他的父亲王照也是这一年会试被烧死的九十多人之一。如今墓地没有人主管看守，年年也没有祭祀，各家子孙路远不能前往省视，以致居民侵占毁坏，请求命有关官府修筑，并建祠坛祭祀。皇上下令顺天府修葺墙垣，题写门匾，又建祭亭三间，奏请刻下英宗亲制的祭文，派人看守，禁止砍柴放牧。两朝圣上对士子如此厚加恩典。年久以后，事情逐渐湮没，渐渐无人过问；到嘉靖末年增筑外城时，连同六座墓冢的遗址也都夷平为陆地了。这样岂不辜负英宗圣上亲制的文章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人、八人、六年、四人〕 【建文庚辰榜】建文帝在位时，只在南京举行过一次会试。这一科是庚辰科，以礼部左侍郎兼学士董伦为主考，太常寺右少卿高逊志为副主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十七年、一人〕 知贡举官为礼部尚书陈迪、礼部侍郎黄观，监试御史为王度、俞 士吉，同考试官为右拾遗朱逢吉，以及编修吴勤、叶惠仲、赵友士、徐旭、张秉彝。录取的士子有崇仁吴溥、吉水王艮、庐陵胡靖、新 淦金幼孜、常熟黄钺、武进胡濙、莆田陈继之、建安杨子荣、石首杨溥、太康顾佐，都在当时很有名望。金幼孜后来官至大学士、少保，谥文靖；东杨改名杨荣，官至大学士、太师，谥文敏；南杨杨溥官至大学士、太师，谥文定；顾佐官至左都御史。吴溥是这一科会元，二甲第一名，特授翰林编修。虽然他的官位不显赫，但他的儿子与弼是大儒，享受孔庙加倍祭祀，也十分荣耀特殊。只是状元胡靖，原名胡广，建文帝赐名改为胡靖。后来文皇帝即位，又恢复他的原名胡广。他虽然官至宰相、少师，谥文穆，但一味逢迎附会，当时人把他比作汉代的胡广。胡濙受到文皇帝知遇，任礼部尚书，三十多年后官至太保，谥忠安，也因循谨慎而做到高位。以上诸人的品格各不相同，但都由建文帝栽培，后来用来辅济后世，也是奇事。不过榜中诸公都因投降归附而出仕进用，只有王艮一人能够坚守节操。知贡举的两位大臣、监试的两位御史，也都因死难而受到称誉，这才是值得珍贵的。高逊志本是徐州萧县人，后来因元末战乱迁居我的家乡，于是成为嘉兴人。洪武年间，他以平民身份被征召修撰《元史》，授编修，做到现在的官职，却没有故老能够举述他的事迹，因此把当时参与此事的众人一并记载下来。起初胡广答策，极力谈论藩王的蛮横，并提出晁家令那样的谋略，所以建文帝喜爱他，把他列为第一名。此后他在永乐年间竭力效命，极其勤劳困苦，以此取得皇帝的信任，脸皮也实在太厚了。高逊志字士敏，靖难之后隐姓埋名，不再出仕，最终躲过灾难，而且保全节操、善终。与那些为国殉难的贤人相比，他的忠节稍逊，但他的智慧却很值得称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 庚辰科一甲三人，第一名胡靖，是江西吉水人；第二名王艮，也是吉水人；第三名李贯，是庐陵人，三人都是同一郡的人，实在是奇事。永乐初年开科时，一甲三人也都是吉安人，更加奇异。董伦前序又说，这一年参加考试的有一千多人，比洪武辛亥会试已经多了五倍。【勋戚司文衡】建国初年，任命左都督李文忠兼掌国子监祭酒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又让驸马都尉梅殷殷字原缺，据明史公主列传补，主管山东学政，如今的人有的还知道此事。到洪武二十九年，国子学正吴启上言：国子生的文学优劣，分属六堂，近来都没有甄别，高下不分，应当进行考核排列。皇上命嗣魏国公徐辉祖和翰林官一同前往考试，又命吏部尚书杜泽按次录用；这样一来，他又兼任了冢宰衡量选官以及翰林院校文的职责。大概圣祖亲自消灭群雄、颠倒安排豪杰，所以纵横任用他们，以显示皇帝心意不可测，并不是偏爱武人。

译【陈尚书陪所】陈陪所（长祚）尚书的父亲名叫陈瑞，原是张江陵癸丑科的房考门生。陈陪所巡抚楚地时，正赶上张封公去世，便穿着麻衣哭号，前往拜见太夫人，突然升到户部尚书，因此被世人讥笑。陈陪所又是江陵公辛未科会试的主考门生，父子两代都是其门生，进入其门下没有间隔。癸未年，他以兵部职方郎中分考南宫；如今的首辅叶福唐、如今的冢宰张汉阳，都是他录取的士子。陈陪所官至参政，因病告归。他这个人属于下中之才，居住乡间共二十四年，没有一个人慰问推荐过他，更不用说启用他了。到了万历戊申年，叶福唐已经入阁执政，张汉阳以都谏转任太常，成为西北正直之士的领袖，于是被起用升任按察使，做到布政使。等叶福唐离职，张汉阳便因被弹劾而回乡。又过七年，叶福唐再次起用执政，张汉阳又因正统问题被起用原官，后来升为清卿，辅佐六部，直接拜为大司空。当时舆论于是厌恶鄙薄他，但因为他是两位门生的老师，没有人敢指责他。两代尚书都是靠扫门求见而得到，又凭师生关系屡次跌倒、屡次起复，最终都显贵通达，难怪当时人热衷谋求主持考试的差事，甚至争相攻击同僚，完全不顾廉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年〕 陈瑞曾任苏松巡按御史，在吴地虎丘有一座祠堂，长久以来已经坍圮无迹；近来因为他的儿子任大司空，又重新修建得高大华美。吴地士绅中有人想毁掉它，不知道能否做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年、正人、七年〕 ●补遗卷三 ○兵部 【武庙】唐高宗上元初年，封太公为武成王；开元年间，才设置亚圣和十哲陪祀，不久又增加七十二弟子。宋太祖刚即位，就下诏修建武成庙，使它与国学相对。不久亲临武成庙，因为白起杀害降兵，下令把白起从配祀中 हट除。到宋徽宗宣和年间，又提升张良在配享殿配祀；殿上以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绩面向西，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面向东，作为十哲；两庑则以白起、吴起各居首位，共七十二人。南渡以后，又把管仲、郭子仪升入殿上，并增加曹彬一人。到了本朝洪武年间，礼部请求照前代旧例设置武学，并建武成庙。皇上说这样就把文、武分成两套了，只把太公放在帝王庙中陪祀，废除武成庙，武学也不设置。建文四年正月，才开始建立京卫武学，设置教授等官。景泰三年废除武学，天顺二年恢复。成化四年，采纳国子监丞阎禹锡的意见，古代学校必有庙，请把武学剩余的房屋改建为庙，使人懂得先礼后勇的道理。皇上准许了，但仍像以前一样不祭祀太公。【武庙】唐高宗上元初年，封太公为武成王。开元年间，开始设置亚圣、十哲陪从祭祀，不久又增加七十二弟子。宋太祖刚即位，就下诏修建武成庙，使它与国学相对而立。不久，宋太祖亲临武成庙，因白起杀害已经投降的人，下令将白起的牌位撤去。到宋徽宗宣和年间，又提升张良配享殿上，并以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绩面向西，以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面向东，作为十哲；东西两庑则以白起、吴起各居首位，共七十二人。南渡以后，又把管仲、郭子仪提升到殿上，并增加曹彬一人。到本朝洪武年间，礼部请求按照前代旧例设置武学，仍然修建武成庙。太祖认为这样就把文、武分成两途了，于是只让太公陪祀帝王庙，并废除武成庙，武学也一并不设。到建文四年正月，才开始建立京卫武学，并设置教授等官。景泰三年，废除武学；天顺二年，又恢复设置。成化四年，采纳国子监丞阎禹锡的意见，认为古代学校必定有庙，请求把武学剩余的屋宇改建为庙，使人懂得先讲礼义、后尚勇力的道理。皇上准许了，但太公仍然不得入祀，和原来一样。神应王扁鹊、仓公淳于意、张机、华佗、王叔和、皇甫谧、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十人〕 朴子葛洪、巢元方真人、孙思邈药王、韦慈藏启玄子、王冰、钱乙、朱厷、刘完素、张元素、李杲、朱彦修十八人，在两庑从祀。殿名为景惠，门名为咸济，祭牲使用太牢，祭器使用笾、豆、簠、簋，于仲春、仲冬的上甲日派遣大臣行礼，并把这些规定写入法令。这样几乎可以与文宣王庙并立。至于武成庙，直到嘉靖十五年四月，兵部才议论说武学太狭窄，请求扩展规模，改建在大兴隆寺旧址。皇上命令礼部、工部会同商议，众人都说应当仿照唐制建立武成王庙；配享者增加尉缭子、黄石公、李广、赵充国，宋代将领增加韩世忠、岳飞，本朝则以徐达、常遇春、张玉、汤和配享。每年夏、秋举行祭祀，到仲冬请求皇上亲临武学的讲武殿，举行大阅。皇上同意了，随即命令拟定方案图说上报。这样，文庙、武庙和医王庙三座大型祭祀场所，就鼎立于京师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人、十五年、四月〕 如今鄚州建立药王庙，专门祭祀扁鹊，大概因为扁鹊原是鄚州人。神庙建成塑像后，慈圣祈祷获得灵验，于是重新修建，香火兴盛，成为畿南第一。然而扁鹊独居正位，三皇反而在旁边受祭，颠倒得太厉害了。【武臣刺背】嘉靖末年，任用故将杨照为辽东总兵官。杨照感念皇上的知遇之恩，在背上刺了“尽忠报国”四个字。他同巡抚侯汝谅、户部管饷郎中何东序互相攻讦，被调回卫所；过了很久又重新起用。他因感愤不平，发誓要以死与敌虏交战，后来因此战死。他没有儿子，只有母亲，家中贫困，不能免于饥寒。巡抚王之诰把情况上报，皇上下令每月给米三石，并免除他家的徭役。这是历朝少有的典制，但用来激励各边将士，也并不过分。考察刺背这件事，始于宋代岳少保岳飞。元顺帝末年，杭州巡检胡仲彬起兵，他的部下都在背上刺“赤心报国，誓杀红巾”。到了本朝正德年间，锦衣卫工匠余刁宣自称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字，皇上发怒，命本卫杖责后把他发配岭南。嘉靖初年，南京礼部侍郎黄绾受到弹劾，也在自陈疏中说背上有“尽忠报国”几个字可以验证。皇上虽然没有治他的罪，但天下人至今还在嘲笑他。算上杨照，这已经是第五个人了。割股、剖肝，固然是极尽孝道的美事，但不断仿效，也就成了老套。胡仲彬、刁宣还不值得说，可惜黄绾、杨照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石〕 【请武举殿试】成化十四年，宦官汪直专权，正致力于边功，崇尚武人，于是上疏请求武举设科，也采用乡试、会试、殿试，全部按照进士的恩典办理。皇上下发他的奏疏给兵部。当时余肃敏任大司马，不敢擅自决定，请廷臣集议，于是会同英国公张辅、文武诸大臣以及科道官讨论。众人知道不可行，却不敢违逆汪直，便分条上奏大略：选武臣嫡子到儒学读书习射；乡试定于九月，会试定于三月；第一场考试射箭，第二场考试论，第三场考试策；四月初一举行殿试，赐予武举及第出身，恩荣次序和刻录立碑等，都完全依照进士制度。当时万文康执政，心里知道此事不对，又怕阻止它而获祸，必须设法缓办，于是秘密奏请皇上以内批发出：武举是重大事务，不容易立即实行，应令兵部行文天下，教养数年，等有成效后，由巡按、提学具奏，选送入京，事情才得以停止。万文康一生靠阿谀奉承取得宠幸，只有这件事处理得最妥当。然而到弘治年间，武举毕竟实行了，只是不举行殿试。孝宗亲近礼待儒臣，四方清平安宁，尚且免不了为武臣破格；如今南北多事，武夫都有跃跃欲试之心，将来或许会有人议论殿试，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