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卷一

译【圣祖兼三教】太祖精通印度佛教的学问，例如御制《护持朵甘思乌思藏诏》以及《明施修教诸论》，游览新庵、灵谷寺的各种记文，还有宋濂所撰《洪武四年蒋山佛会诸灵应纪》，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到了洪武七年，皇上亲自注解《道德经》，拿出来给群臣看。洪武十年，皇上同群臣讨论日月五星的运行，翰林臣傅藻等人都按照蔡氏《书传》的说法回答。皇上说：“天体向左旋转，日月五星向右旋转。朕自从起兵以来，已经同善于推算步天的人观察天象十三年了。天气清朗时，夜间观测一宿作为标准，便会发现太阴逐渐逼近东方，这就是向左旋转。历法家也曾这样讨论过。蔡氏说它向右旋转，这是儒家的说法；如果不加以辨析讨论，怎么能称为格物致知之学呢？”后来皇上便召集各位名儒考订增删，编成《书传会通》一书。皇上对于儒家以及释、道二教，都精心探究其中深奥的道理，即使专门的名家也有不及之处。然而，他崇奉佛教，却没有封帝师、西天佛之类的特殊典礼；讲论道教，却没有给道士们滥施孤卿、伯爵之类的恩宠；即使表彰圣学，也不琐细议论祭祀器具、舞蹈队列、进退升降以及改革公侯等事务。至于把三教合为一论、调和它们的异同，御制集中都记载得很清楚，尤其能够揭示幽微、抓住要旨，是万古不易的至理名言。他真是上天降生的圣人。【义惠侯】洪武十一年，皇帝下诰书封刘继祖为义惠侯，大意说：“朕在未显达时遭遇父母丧事，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墓地。你发自仁惠之心，慷慨地把自己的肥沃土地施舍出来。安葬皇考皇妣，这样大的恩惠怎么能够忘记！”于是赠给他侯爵，又追赠他的妻子娄氏为侯夫人，并写文章祭祀他们。所谓墓地，就是今天泗州的祖陵。不避讳皇帝潜居未显达时的事情，不忘记马鬣封坟的恩德，念及旧交，报答德施，圣人的孝道真是伟大，足以独尊千古了 ！刘继祖，字大秀。【里士社士】洪武十九年，皇上下诏说：《大诰》已经颁行，百姓服从我的命令，我的百姓乐于生存，已经渐渐形成风气。现在特意命令有关官府慰问高龄老人以及重病、残疾者；对于八十、九十岁，乡里都称赞为善人的人，要按时存问，供给酒肉、棉絮和丝帛。只有应天、凤阳二府的富民，八十岁以上的赐予里士爵位，九十岁以上的赐予社士爵位，同县官以平等礼节相见。他这样优厚礼待年高者和富裕人家。那年五月，因为嘉兴崇德知县毕辉、县丞齐抟执法严明，不容奸恶；那年七月，因为苏州知府王观、同知曹恒、经历王□把奸邪的府吏钱英用杖打死，都派遣行人携带专门的敕书前往宣谕，并用甜酒慰劳他们。他这样压制奸恶和吏胥，也是如此。一年之间，圣谕多次下达，没有一次不是替良民考虑。如今有关官府所做的事大多相反，有的以打击豪富为借口，唯恐富裕人家不贫穷；而那些市井恶徒和衙门蠹虫，却给他们加上羽翼，任其肆意吞噬良善，不知道按照圣祖的法令应当如何处置吗？考察里士、社士这些名称，非常古老。到第二年闰六月，皇上又下诏如前：富民所获得的里士、社士二等爵位，都允许戴冠带，并免除其家中的徭役，命礼部以朕的命令再次向他们宣谕。洪武十九年，苏州常熟知县成天奇因为府吏来到县衙，直接从中道走上公堂，成天奇大怒，把他拘捕起来。事情传到皇上那里，皇上赞许他的做法，派使者赐给敕书，并用酒慰劳他。今上丁酉年，崇德知县薛近兖因为一件事情杖责府吏；薛近兖到嘉兴时，府吏聚集起来侮辱他。薛向代理官印的同知陈文炅申诉，陈文炅竟然不治府吏之罪。薛近兖无法忍受，便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离去。上下关系颠倒到这种地步。【总裁永乐大典】文皇帝修撰《永乐大典》，这部书是古今第一部浩繁巨著，卷帙将近数万卷。嘉靖年间内宫发生火灾，世宗连夜三四次传旨把书搬出去，才得以保全。后来又命令重新抄录一部，以防意外，辅臣徐阶等人因此得到升迁和赏赐。不过当初编纂时，用人多不合常规：此前常州府武进县人陈济，字伯载，朝廷内外都推荐他的学问和品行，文皇帝召他到京城，任命为《大典》都总裁。书成后，授官右春坊右赞善。永乐十五年，命令他侍奉皇太孙，后来死在任上。他担任总裁时，原本还是平民。此外，“都总裁”这个名称，只有元代有，本朝从未见过，这也是一件奇事。如今人们只知道陈济曾任重修《太祖实录》的总裁。《大典》一书，起初文皇帝命令翰林学士兼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人编修，不到一年书就完成了。皇上赐宴，赏赐并授予恩典的共有一百四十七人，赐名《文献大成》，时间是永乐二年十一月。后来皇上认为记载仍有很多不完备之处，又命令重新修订，以太子少保姚广孝和解缙等人主持此事，翰林学士王景等任副总裁，另设纂修等官，在文渊阁开馆编纂。光禄寺每天早晚供给膳食，并命礼部选取四方博学的老儒充任编修。陈济被召入京，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到永乐五年十一月书成，共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合计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皇上又改名为《永乐大典》，亲自作序置于卷首。当时接受赏赐的，姚广孝以下共有二千六百一十九人，参加编纂校订的人数，比宋太平兴国年间多了不止十倍。这部书收藏在秘阁中。不久文皇帝迁都，行踪往来不定，而且频繁出兵远征，多从事马上征战，没有时间查阅；即使后来的历代皇帝，也没有听说有谁翻检展读过。只有世宗特别喜爱它，旃厦乙览，案头一定放着几十帙。近来李本宁太史说：这部书内容冗杂泛滥，令人厌烦，实在不值得观看，完全不能同《太平御览》等书相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四十七人、二年、十一月、五年、二千六百一十九人〕 大概当时是按照《洪武正韵》排列编成书帙，并没有剪裁整理、厘正订误的功夫。而且太宗曾谕令解缙等人说：要仿照韵府，做到像从囊中取物一样方便，不要嫌它卷帙浩繁。由此可知它的编纂体例了。【直谏奇刑】李忠文起初任侍读，因为上疏触犯皇帝旨意而被下狱。当时是永乐初年，直到永乐二十一年才获释，恢复官职。不久洪熙改元，他又上了两道奏疏，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其中一道请求把奏疏留在宫中。奏疏呈入后，皇帝召见询问，他回答时不屈服，皇帝命令金瓜武士殴打他，共打了十七下金瓜，肋骨断裂。他在恍惚中看见有个穿朱衣的人保护他，随后被拖出继续下狱。起初折断的肋骨向内弯曲，彼此没有接合，等用木挺扭断后，骨头忽然自行接上。宣德初年，他以学士升任国子监祭酒。正统年间，又因为触犯王振而戴枷，不久获释，请求告老还乡。这些事情见于李忠文的本传。宣德年间，还有刑部主事郭循，因为皇帝要扩建西内皇城、大兴土木，极力劝谏不可。皇帝命令把他用毡子裹着送到大内，询问他时他仍不屈服，于是用箭射伤他的头颅，鲜血流满脸面，被押入锦衣卫狱。正统改元时，遇到恩赦而恢复官职，后来做到广东参政，死在任上。这件事见于英宗史书。仁宗、宣宗两位圣明的皇帝在位时，两个臣子尚且不免遭受这样的奇刑。李忠文是安福人，郭循是庐陵人，二人都出自吉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一年〕

译【宣宗御笔】宣宗皇帝天生具有非凡的智慧，他所写的书法、所作的画，都不是臣下所能相比的。我年轻时曾见过一把御笔题画的扇子，上面画着折枝花和竹石，并且亲自在扇端题写六言诗：“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炎暑，招回天上清凉。”烘染设色，完全可以追及宋人。书法学习颜清臣，但略微带有沈度的姿态。今上的御书有几件胜过宣宗，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也曾留意绘画。宣宗这首诗，屡次见于御笔，想来是他得意之作。【宣宗击射】永乐十一年五月端午节，皇帝驾临东苑，观看击球、射柳，听任文武群臣、四夷朝使以及在京的老人聚集观看。此前已经命行在礼部议定，把击球的官员分为两队。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明朗，没有风尘。皇帝命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率领左队，宁阳侯陈懋率领右队，从皇太孙以下，诸王大臣依次击球射柳。皇太孙射击时，连续发箭都命中。皇上非常高兴，射毕，召皇太孙上前嘉奖慰劳。于是说：“今天华夏和夷人都聚集在这里，朕有一句话，你应当想办法对出下句：万方玉帛风云会。”皇太孙立即叩头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皇上非常高兴，赏赐名马、锦绮、罗纱以及番国布，并命令儒臣作诗，赏赐群臣宴饮。当时太孙侍奉皇上在北京。第二年皇上北征，仍然让太孙随军侍奉；等到传来大捷的消息，太孙劝皇上早日回师，于是七月班师。大概太孙神勇而不嗜杀，早已同文皇帝心照不宣。即使太子苦苦营救汉王，文皇帝也多次看着太孙，说：“朕不愿把祸根留给你。”可见谋划托付之深，祖孙二人的心意完全一致。后来乐安州发生叛乱，太孙一举挥动天子之兵，势如摧枯拉朽，真是上天所授，并非人力所能做到。如今京师端午节仍有射柳的游戏，都在天坛举行，参加者大多是勋戚和宦官贵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年、五月、七月〕 各边的文武大帅，按惯例也举行射箭和宴饮犒劳之礼；至于宫禁之中，则有骑骠骑马、划龙船两种游戏。皇上同宫眷到场观看，极为欢乐，命令词臣进献诗词和对联，赏赐十分优厚。近些年也逐渐减少了。【天顺初元盛德】英宗刚刚复位时，诛杀郕王府的人，除了于谦、王文等大臣以外，从内官到武夫，只要稍有一点嫌隙的，全都受到谴责，没有遗漏。也有不少人因为曹、石等人的私怨而被滥相牵连。到了这一年八月，皇上谕令户部说：“王竑本来是首犯，犯下原有阙字，据写本删，当死，朕不忍心杀他，已经把他遣送为民。现在念及他在漕运中有功，户部可以派官员把他送回原籍陕西安置。主管官府一定要以礼相待，不许欺侮。”王竑就是皇上北狩时，任给事中而用杖打死王振党羽、指挥马顺的人。皇上刚复位时，先以都御史身份把他贬为参政，又令他做平民；现在又念及他过去的功劳而安置他，并且命令以礼相待，想来是已经知道他受侮辱而不能忍受了。不久，他果然又被重新重用。十月，又命太监吴昱负责把建文帝的子孙、庶人送到凤阳居住，任凭他们自便，仍允许亲戚往来。这种心胸真是天地之心。当时徐有贞已经被远远贬谪，石亨也逐渐被疏远；这些仁厚之举都出自皇帝的裁断。唯独僧人道坚原本是西域僧人，景帝宠爱他，甚至召入宫禁中的缉熙殿亲自接受他的佛法；后来复辟时被贬戍，如今又召回任右阐教。又命令召回原礼部尚书、掌管太常寺的蒋守约，恢复他的旧职。蒋守约是直隶宜兴人，原为道士，按照郕王府旧臣的惯例被遣返回乡，到这时又重新起用。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天顺元年之内，似乎对于新政不能不稍有损害，大概佛教、道教的影响深入人心，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月、十月〕 道士担任大宗伯，从蒋守约开始；后来有成化四年的李希安、弘治十七年的崔志端。以戴黄冠的道士担任掌管礼部的重任，想不到竟能在清朝看到这种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李文达、陈庄靖、刘文靖诸位公卿，难道能够推脱责任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十七年〕 【世庙改称】嘉靖十五年十月，皇上对礼部尚书夏言说：“以前把皇考的庙比作世室，所以命名为世庙；现在想来不太稳妥。而且如今分别营建宗庙，推 尊太宗，使他世世代代享受祭祀而不迁出，这样就可以了。恐怕皇考也想把尊位让给太宗。而且‘世’这个字，将来或许会有人用来加在宗号上；现在把它加在皇考身上，又不能称为世宗，只是徒有虚名，不如另行议定。”于是改称为献皇帝庙。大概这时皇上已经在为自己死后的谥号谋划，正好同邵经邦所说的、谥为世宗的意见暗中相合。难道是表面上谴责那个人，暗中却采用他的意见吗？何渊是个小人，曾经主张建立世室，不到几年就改了名称；当时张孚敬已经离任，桂萼也死了很久。到十七年，采纳丰坊的意见，尊献帝为睿宗，附祭太庙，并把太宗改称为祖。当时夏言拟定称号为烈祖孝皇帝，皇上改为成祖，同睿宗的神主一同入庙。大概皇上也担心后世以亲缘关系已尽为理由讨论迁祧，所以同时尊奉二祖。这样，皇上就成为有中兴功德的宗庙之主，永远享受祭祀；后来庙号果然没有错误，也多亏辅臣徐阶等人能够仰体皇上的遗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十月〕 【穆宗仁俭】穆宗在位时间不长，然而仁厚节俭已经成为本性。他曾经想吃果子饼，询问近侍，不一会儿尚膳监和甜食房各自开列采购松子、榛子、粮食、饴糖等物，价值数千金送上。皇上笑着说：“这种饼只需五钱银子，到东长安大街的勾阑胡同就可以买一大盒，哪里用得着这么多钱？”内臣都缩着脖子退下了。大概皇上在潜邸居住很久，熟知这些物品的价格。又有一天，皇上想吃驴肉，近侍请求把它增列到御膳中，皇上说：“这样一来，大官每天就要杀一头驴来供应皇上了。”最终没有答应。只有中宫偶然因为生病避居别宫，御史詹仰庇听说后，写了奏疏极力劝谏。当时中宫还没有儿子，而今上的生母已经是皇贵妃；詹仰庇恐怕有人迎合皇上，把先朝恭让后、孝恭后的旧事拿来作例子，所以预先劝谏，他考虑得很深远。皇上虽然发怒，却内心惭愧于他的正直，只批示“妄言，姑且不追究”。不久，皇上借另一件事命令廷杖，并把他贬为平民。从此对中宫的恩礼更加优厚，大概已经实行了他的建议。后来仁圣、慈圣两宫都享受天下的奉养，若说不是当年君主圣明、臣子正直的结果，恐怕不可能。这件事同近年王给事（德完）所上的“笃厚中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年〕 一疏，文辞和主旨大致相同，都对皇帝的圣德有很大帮助。可惜詹仰庇晚年才达到显要地位，受到世人轻视，最终没能保全美好的名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钱、一日〕 穆宗初年喜欢观看军事演练，当时江陵正任首辅，于是在条陈奏疏中特别列出一项

译说应当充实武备，请皇上每年秋天举行大阅，亲自前往校场操练。皇上非常高兴，称赞后准许实行，从此开始有内教场习射等事情。这位公卿善于迎合君意，就是这样。【禁殿更名】如今大内的建极殿，原来叫谨身殿。建文三年八月改名为正心殿，大概是因为方孝孺、黄子澄等人正在以格物致知的圣学教导少帝，所以改成了这个名称。【禁殿更名】如今大内的建极殿，就是过去的谨身殿。建文三年八月改名为正心殿，大概是因为方、黄诸公正用格物致知的圣学来熏陶少帝，所以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到文皇登上帝位，才恢复旧名。嘉靖三十六年，三座大殿全都被毁，等到落成时又改称建极殿，这一座殿的名称总共改了三次。建文三年九月，又把承天门改为皋门，把午门改为端门，把端门改为应门，把前门改为路门，大概是仿照成周的旧制，也是在靖难之后恢复原来的名称。当时辅政的几位老臣，只知道仰慕古制，却不知道这些制度是皇祖亲自制定的，无缘无故议论改名，也是变乱旧章的一种表现。比如金陵十五座歌楼中有醉仙等三楼，洪武年间遭遇火灾，到永乐八年，皇上命令重新修建，而且仍然保留旧名。这是因为先朝所建的事物，只要有一项就不废弃；即使一个教坊也还保留着这样的旧例。由此更加看出，建文年间的纷纷更改，只不过给燕王军队提供了口实罢了。【圣谕门工】嘉靖丁巳年，三座大殿和朝殿、朝门都遭了灾。当时皇上急于修建门楼，说朝会之地如果外观不雅观，想先赶紧建成奉天门楼。当时主持工部的是赵文华，他惊慌窘迫，想不出办法，只用含混的话回答，皇上发怒，把他赶走了，但门楼工程仍没有确定开工日期。皇上于是对大学士严嵩说：“昨天徐杲说，门楼不敢用杉木代替，深怕不坚固；想等木材运到，又担心拖延太久。昨天工部取得的门楼木料已经有了，所缺的只是殿宇木材罢了，今天他的说法又是这样。你们这些人只会摆弄纸笔、推托敷衍，哪里有能够担当君王事务的人？楠木本来就是坚固的木材。昨天运到的大木料，过了不到两天就毁坏了，和烧掉木材没有区别。工程长久还是近期完成，不是物料本身能够决定的，只要天神降下保佑，芦苇也可以用得长久。”于是门楼工程不到几个月就完工了。圣谕说得真切，“芦苇也可以用得长久”这句话，真是万世不易的至理，足以使历来营造高楼大厦、雕梁画栋的君主羞愧得汗流入地。到了辛酉年冬天，万寿宫遭灾，次辅徐阶亲自负责此事，仅用三个月就告成了。当时永顺致仕宣慰使彭明辅和他的儿子、宣慰彭翼南，各自进献大木材来救急，皇上非常高兴，晋升彭明辅为湖广都指挥使，赐给他蟒衣；彭翼南晋升为云南右布政使，赐给他飞鱼服。这两种服色，只有宠信的司礼监太监才能得到，后来才扩及辅臣，间或有特别赐给部院大臣的，把它作为特殊恩典。如今彭明辅、彭翼南父子两人同时得到，实在是最为特殊的典制，而且又不是军功所获的赏赐，更是特别的恩典，这与修建门楼时圣谕中所说的意思相差很远了。晋府交城王朱表柚，原先是庶出的旁支。他向原任辅臣严嵩行贿，冒充嫡系承袭郡王爵位。等到《宗藩条例》颁布，朱表柚成为滥封的首例，按规定应当革除爵位。于是他进献白鹿，自称是在平阳府藐姑射山的仙洞中得到的，还撰写颂文献上，这些话全都是假的。皇上大为高兴，赐白银一百两、大红金彩衮龙袍三袭。自古以来，臣下获赐服饰，以坐蟒袍为最高等级，当时还认为这已经接近皇上的规格；至于“衮龙”二字，非至尊者不敢称用。永乐年间才开始有把这种服饰赐给亲王和其他藩王的，认为是非同寻常的典制，但那些人都是皇上的亲弟弟或侄子。自英宗以来，偶尔扩大到疏远宗室的郡王，已经是最为滥施的典制，却没有人加以纠正。世宗是英明的君主，本来很应该立即整顿革除，反而用它来宠幸进献谀言、逢迎皇上的藩王；这件事发生在乙丑年，正是大小臣工相继进献祥瑞的时候。穆宗以后，藩府中得到这种赏赐的人就少了。赐给夷王的，只称蟒龙服。【圣学心法】永乐七年，皇上巡幸北京，赐给太子《圣学心法》四卷，都是皇上亲自编纂的。全书的纲目是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皇上亲自撰写的序文也有五千多字，并且把自己比作唐太宗的《帝范》十二篇，以表示仰慕追随之意。大概两位文皇帝都平定内乱、抵御外族，功德大致相同，所以著作也这样相互合拍。【文华殿】文华殿在奉天门的东北面，现今改称皇极殿的东北面。它的规制比其他殿略小，但制作更加精巧。这里是皇上曾经临幸的便殿，也是开设经筵的地方。殿中设置一对镀金的鹤，东西相向而立，鹤嘴衔着香，香的形状像细蜡烛，是外国进贡的。遇到开讲时，展书等官员站在鹤的下面；讲完后，主持经筵的大臣也从鹤下绕行出去。又在左顺门赐酒饭，左顺门如今改称会极门，在文华殿以北，实际上就是奉天门东面的廊庑。光禄寺的珍羞署、良酝署设宴，只有这里最为丰盛。讲官的家人以及所属的胥吏，也都可以跟随进入，把剩余的食物带回去。我的父亲过去每次从讲筵回到寓所时，我当时刚刚换牙，也能尝到这些食物。如今早朝和经筵已经很久没有举行，这种典礼也几乎断绝了。文华殿旁边是精一堂、恭默室、九五斋，都是世宗所建；殿后称为玉食馆，是皇上进膳的地方。再经过一扇小门向西北走，叫作省愆居；文华殿东西两侧的厢房，则称为左右春坊。宪宗第二次被立为太子时，在文华殿讲学，因为皇上频繁临幸，便避居在左春坊，就是这里。文华殿正对着几副对联：“念终始典于学，期迈殷宗；于缉熙殚厥心，若稽周后。”又有：“披皇图，考帝文，九寓化成于几席；游礼门，翔艺圃，六经道显于羹墙。”又有：“纵横图史，发天经地纬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将之益。”又有：“四海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万几清暇，瑶编披览惜三余。”又有：“西昆峙群玉之峰，宝气高腾册府；东壁耿双星之曜，祥辉遥接书林。”其他的我已经不能再记得了。这类对联，想来也是其他宫殿所没有的。文华殿原来覆盖青色琉璃瓦，嘉靖年间改换成黄色琉璃瓦。嘉靖二十八年，庄敬太子举行冠礼，按照旧例应在文华殿举行。到这时礼官认为使用黄瓦会避讳尊上，请皇上下令在文华殿门左侧设座，面向南方；但因为侍卫尚未配备齐全，只好暂时停止。太子加冠才三天就去世了，当时十四岁，还没有来得及登临殿门。今上的长子出阁读书，也在文华殿东边的楹柱处，不敢居于中央。【禁革斋醮】嘉靖六年秋天，正值皇上的诞辰，皇上对辅臣说：“朕想，每年朕生日，所有衙门都援引旧例，请求举行斋醮为朕祈求长寿。君主想长寿，并不是举行斋醮就能得到；如果真能敬畏上天，对一切损害身体、伤害性命的事情都谨慎防止，就一定能够长寿。现在把内廷的二处经厂和外廷的二处寺观，凡遇到圣诞初度，所有斋醮之事，一律禁止。

译所谓节省一分，就能获得一分益处。只保留朝天宫的一次醮事，用来仿效春季祈祷、秋季报谢的礼仪，希望由此显示崇尚正道的意思。”皇上这道谕旨深刻通达天人之间的道理，杜绝革除滥行的祭祀，可以说是极其严正了。又过了十多年，斋醮之事兴盛起来，皇上移驾西苑，亲自奉行玄修。从旱灾、水灾、战争，直到吉凶典礼，都是先叩拜玄坛，后来再感谢玄恩。如果战争报捷，又说是仰仗玄威。这样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和嘉靖六年的圣谕相比，竟像是两回事了。【建吴二庶人】天顺元年十月，皇上命太监吴昱，把建文君的子孙、建吴二庶人以及他们的母亲杨氏，共十八口，送到凤阳居住。每月供给食米二十五石、柴三千斤、木炭三百斤，听任他们自行选择婚配，衣食用品允许出市交易。又命内使鲁传等看守门户，并下诏让在朝文武百官知道此事。考察这道诏书可知，是从京师送到凤阳；而《吾学编》说他们长久囚禁在中都广安宫，后来获赦，可以自由行动，这是错误的。王世贞也因此没有改正，又误以为他们是天顺四年从凤阳放出，也不对。建文少子文奎获释以后，不久便去世，最终没有子嗣。吴庶人去世于永乐十三年，也没有子嗣。懿文太子于是断绝了后嗣。吴庶人的妹妹被囚禁在高墙之内，直到成化二十一年才去世，享年八十六岁。皇上命令为她营造墓地，但没有听说她嫁给了什么人，大概终身以未婚女子度过。可悲啊！【大峪山用舍】献皇帝葬在承天的纯德山，后来尊称为显陵，尊贵至极。自从张、桂等人因议礼骤然显贵后，觊觎这种恩宠的人纷纷出现，凭空妄议，创立迁葬献皇帝的说法。最初是百户随全，后来有厨役王福等人，再后来有千户陈升、因事获罪的监生詹■等，多次请求却始终没有实行。直到听选官王维臣等受到重罚，这种议论才平息。到嘉靖十四年四月，皇上恭敬拜谒各陵寝，并在西山营造寿宫，于是京师便有了迁陵的讹传。当时顺天府儒士潘谦、锦衣卫军匠金桂，各自上疏请求把显陵迁到天寿山，大概是预先谋求恩宠的地位。诏旨下到礼部查议。尚书夏言等奏道：“从前千户陈升等曾经提出迁陵之说，陛下遵从慈训，已经停止了此事。如今因为皇上亲自拜谒七陵，预先营造山陵，便有人以为陛下有奉迁的想法，潘谦等人闻风进言，其中一定有奸人指使，妄想得到非分之利，应当重重惩治。”皇上深以为然，交给锦衣卫押送法司审讯治罪。于是议论迁陵的人更加明白皇上的意思，再没有一人提及此事。到了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章圣太后去世，皇上忽然下诏，将显陵的梓宫迁出改葬到北方。皇上亲自巡阅六次，在天寿山的大峪找到吉地。诏书说：“林木茂盛，草木繁密，山冈土阜丰厚平衍，另在各陵旁边。” 命太师、翊国公郭勋掌管山陵营建，总督工程，于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辰时开工。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人，各自编制献皇帝梓宫启行图以及奉迁仪注，上呈皇上。皇上忽然颁谕说：“先前奉藏遗体已经二十年，如今开启墓穴使其暴露于风尘之中，还要在远道上摇撼运送，朕心中不安。”于是严嵩等人又集会议论，顺从皇上的意思，停止启攒，三次使者都没有出发，另派锦衣卫指挥赵俊前往查看，迁陵之事因此中止。皇上命令第二年二月十五日把太后的梓宫向南附葬于显陵，选择日期发引，礼部已经移文有关部门遵照执行了。不久赵俊从承天回来，说显陵玄宫中有水，于是众人又纷纷说显陵应当迁往北方。皇上命令暂且停放梓宫，等御驾南行回京后再上奏。而皇上在二月初一册立太子、裕王、景王，当时车驾将要出发，工部郎中岳伦上言：“梓宫向南附葬，不能完全满足陛下孝敬母亲的诚意，请坚定北迁的主张，不要被群臣的议论迷惑。” 皇上大怒，命锦衣卫逮捕审讯，后来剥夺他的官职，永不录用。大概他还想用迁陵之说来讨好皇上，却没有料到反而违背了圣旨。到了十六日，皇上从京师出发；四月初一从承天回銮，皇上对行在的礼部说：“重新选择吉地，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纯德山中皇考的圣灵已经安宁妥当很久了。现在察看此地已经足够，行宫和道路都停止修治。”大概皇上的意思是想让皇考仍旧葬在原处，而把太后葬在大峪，所以这样表示意向。皇上又在途中得到御史谢少南请求恢复庆都尧母祭祀典礼的奏疏，便高兴地说：“尧的父母分葬异陵，是有依据的，合葬并非古制。谢少南才识可嘉，改任司直郎兼检讨。”四月十五日回到京师，十九日丙辰，皇上对辅臣说：“大峪的工程，玄宫已经建成；如果不早日奉送梓宫安葬，恐怕夏天的雨水会流进去，白白浪费人力。可以在五月三日子时发引，五日到达陵地，六日封闭玄宫，七日把神主送回京师。”这显然是坚决排斥南行的主张了。这月二十七日，皇上又亲自到大峪查看太后陵墓工程。看完后，召见礼部尚书严嵩，对他说：“朕南巡拜谒陵墓，如今又查看大峪山。山谷空旷凄清，哪里比得上纯德山完美？” 决定采用先前的议案，把太后的梓宫奉送到南方附葬，发引的吉日另行选择。”到这时，显陵合葬的议案才确定下来，而太后的梓宫仍然向南运送。几个月之内，陵寝这样的重大事情，时而说南、时而说北，时而实行、时而停止，反复更改多次，完全由皇上一人裁决。宰相大臣只是唯唯诺诺地奉行，不再提出一项谋划、发表一点意见，像受人牵引的傀儡一样，实在可恨，也可笑啊！大峪山刚开始动工时，御史陈让上疏，引用舜葬九疑山、二妃没有随葬的故事，说应当把睿宗的衣冠与章圣太后的衣冠合葬在大峪山，把章圣太后的衣冠与显陵合葬。如果一定要把显陵迁到大峪山，那么承天旧陵就将两位圣人的衣冠、几杖分别收藏，以此镇合荆襄的旺盛地气。皇上说：“同时营建两座陵墓，又用衣冠交错合葬，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事，更是显得荒谬悖理。”命令把陈让斥退为民。当时有关显陵营建的奏疏，只有这一封。但他的说法确实荒谬，正如圣上所说。章圣太后向南附葬显陵的事情已经办完，第二年五月，锦衣卫千户李拱辰上言：圣母向南附葬以后，灾异屡次发生，请求把两位圣人的梓宫一起迎到天寿山安葬。皇上斥责他狂妄悖逆、庸俗愚昧，交给镇抚司逮捕治罪。【大峪山再用】如今大峪山成为今上营建的寿宫。往年江、李等诸公说此地不吉，把责任归咎于首辅申吴县和原任宗伯徐嘉定，满朝聚集争论，直到惊动皇上再次亲自出行，事情才决定下来。想世宗是多么英明果断，起初说这里“丰衍”，后来又说“空凄”，尚且没有这样始终确定的见解，何况臣下书生凭主观臆测呢！

译太仆少卿李植讨论营建寿宫的事，只以大峪有石头为理由，却没有提到世宗曾经改选陵地的事情，大概是不熟悉先朝旧事。当时辅臣、礼臣难道不知道世宗曾再次查看而没有采用吗？只是轻信钦天监官张邦垣等人的话，才导致这番纷纷扰扰。也幸亏皇上没有因“皇祖空凄”这句话追问责难，否则各位大臣的祸患就难以预料了。后来训导庞尚鸿等人又说，大峪开凿时玄宫中有水，督工的大臣用火烘干，不让皇上知道。不知这话是否可信？但显陵派人查看时，赵俊也说有水，世宗最终却让梓宫向南迁葬，这是为什么呢？孝宗营建山陵刚开始时，吏部郎中杨子器也上言说石头中有水。当时由内臣主持此事，皇上不准照办，仍然严厉责备杨子器。【禁中演戏】内廷的各种戏剧都隶属于钟鼓司，演的都是世代相传的院本，沿袭金、元的旧制，因此其中许多事情与教坊相通。到了今上时，才在玉熙宫设置各种戏剧，用来学习外间的戏曲，弋阳、海盐、昆山等各家都有；演员人数大致以三百人为标准，不再隶属于钟鼓司。戏中颇多采纳外间听来的传闻，用来制造科诨，如成化年间阿丑一类，因此依仗皇上的宠爱，常常干预外廷事务。近来皇上渐渐察觉此事，进膳时安排戏剧，比过去大为减少，这些人也稍稍收敛了。又有所谓“过锦”的戏，听宫中宦官说，必须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关键全在结局有趣，就像人讲笑话，只要最后一句能使人发笑。大概这就是教坊所说的“耍乐院本”的意思。如今《实录》中说武宗喜好武事，遇到内操时，军队成群结队，穿着彩色衣甲，五色耀眼，也称为“过锦”。这似乎又是八虎以及许泰、江彬等人在军队营伍中的事情，就连王恭襄，即王琼，也在其中，并不是戏剧。【原文】【供御茶】开国初年，四方进贡茶叶，以建宁、阳羡的茶品为上等。当时仍沿用宋代制度，进贡的茶叶全都碾碎揉制成大小龙团。到了洪武二十四年九月，皇上认为制作龙团过分劳累民力，便停止制作龙团，只采摘茶芽进贡。茶芽分为四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设置茶户五百户，免除他们的徭役；又按照茶叶加进香料等物，捣成细饼，已经失去了茶叶的真味。宋代还有宫中绣茶的制度，更是饮茶祸害中的第一等祸害。如今人们只取刚刚萌发的精嫩茶叶，汲取泉水放入鼎中，煮沸一次便饮用，于是开创了千古以来饮茶的正宗。却不知道我太祖实际上首先创立了这种方法，真可说圣人早已先得我心。陆鸿渐如果有灵，一定会低头服气；蔡君谟在地下，也会咋舌退让。【年号别称】文皇帝发动靖难战争后，屡次进呈表章为自己辩白的情况暂且不论，即使是其他指斥对方的文书檄文，也都使用建文年号。直到建文四年六月登上帝位，才把下一年改为永乐元年。因为本年不宜再称建文，于是仍沿用洪武年号，称为三十五年，实际上并没有所谓革除建文年号的事。到了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反叛，起初想改元为顺德，因为李士实极力劝谏才作罢，改称己卯年，这样反叛的情状就很明显了，不久便失败。考察李煜被宋太祖进攻后，便废止开宝年号而不再书写，竟署为乙丑年，宁王宸濠大概就是采用了 这个旧例。我曾听故老说，开国初年的历书，在洪武以前，全都书写当年的干支，不使用元朝旧年号。民间的贸易文契也是这样，如吴元年、洪武元年，都用“原” 字代替“元”字。大概也是民间追恨蒙古，不愿书写它的国号。例如南宋书写“金” 字都写作“今”字。我曾见过宋代列位皇帝的御笔，以及妃嫔、皇后的手迹，全都是这样；这又是因为与蒙古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以上这些做法各有它们的说法，也各有根据，只是如今的人大多不知道。最初发现这些情况的人会觉得惊奇。一年之中使用两个年号，是本朝从未有过的事，只有景泰年间已经称到八年，而正月十七日英宗复位，于是改称天顺元年。【承天大志】所谓《承天大志》，是世宗追尊献皇帝为帝之后，更加致力于扩大这件事的声势，以显示自己得意，于是编写了《承天大志》一书。当时工部尚书顾璘正在主持显陵工程，便命令他总管此事。顾璘于是聘请楚地人颜木、王廷陈等人编纂。大概这些人都是声名很高却被废弃不用的人，想借此作为重新出仕的机会。书编成后，皇上的心意并不满意，于是宣布停止，不再议论。嘉靖末年，给事中邱岳又迎合皇上的意思，请求重新修订，于是命阁臣徐阶等人总裁，各位词臣分别负责。那时人们都说书成后必定会有特别的升迁，争相要求加入编修，以至于徐华亭和袁慈溪意见不合，瞿文懿和高新郑互相辱骂，都由这部书引起。等到进呈皇上审阅时，皇上认为书中有脱简，不再叙录他们的功劳，只各自赏赐一番，诸公大失所望；此时距离世宗去世还不到几个月。只有邱岳因为最初提出建议、创办此事，越级升为礼部右侍郎。第二年，穆宗考核京官，邱岳因事被降职调任外地。当时侍讲学士廖道南也编修《楚纪》来求取皇上宠幸。后来世宗南巡承天，他又献上《圣皇南巡江汉赋》，皇上把它交给史馆；他又献上《瑞应颂》四篇，皇上也命令留下阅览。后来朝见皇上时，廖道南正处于服丧期间，却穿着绯色袍服，皇上大怒，剥夺了他的官职。等到《楚纪》编成，始终没有再召用他。【原文】【今上史学】今上年纪尚幼便登上帝位，张江陵相公进呈《帝鉴图说》以劝导皇上讲习史学，书中列有“圣哲芳规”“狂愚覆辙”两项，用来寄托劝诫之意。皇上本来就是天资聪颖，因此更加勤奋学习历史，又命令进讲《贞观政要》。到十六年，阁臣进呈内阁所藏《太祖御札》共七十多通，皇上命令留在宫内恭敬收藏，因而又索取历朝实录进览。阁臣回答说，实录编成时，史臣都一起在芭蕉园焚烧了草稿，民间没有底稿。只有皇祖世宗特别建造皇史宬来收藏列圣的实录、宝训，只是册子的样式稍宽，应当缩减为书册，以便展开阅读；可以让中书官誊抄进呈，陆续上呈。皇上答应了。于是金匮石室中的收藏，全都被皇上阅览了。今上每次举动都以祖宗为法，从年幼时就有“小世宗”的称号；然而也由于《帝鉴》一书启发圣心，所以勤勉讲习，始终没有停止。宋朝的大儒，如王荆公把《春秋》说成残破的朝廷文书，不列入六经；程伊川又把阅读《资治通鉴》说成玩弄事物、丧失志向，禁止别人学习。难怪宋朝末世不能振作了。

译最初修撰《帝鉴》时，分派给各位翰林词臣编纂，江陵只是总领完成全书罢了。等到进呈皇上时，江陵竟然只用自己的名字单独上呈，皇上对他极力褒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其他大臣。一时间从事文书的人彼此对望，惊愕、愤怒、叹息；江陵因此失去后辈欢心，这也是其中一件事。近年焦漪园进呈《养正图说》，也没有告诉共同办事的人，最终遭到舆论指责，被列入贬谪名册。专擅这一个字造成的祸害，竟然如此。【重修国史】《太祖实录》在建文年间修过一次，永乐年间修过两次，大概是因为最初的本子和后来续修的本子都没有得到认可。然而真正的是非，反而更加无法追究了。此后一直到嘉靖元年，御史卢琼提出建议说：《孝宗实录》出自焦芳之手，贤能与否混淆，是非颠倒，请趁现在编修《武宗实录》时，同时命儒臣重新撰写。皇上说：《孝宗实录》虽然焦芳任意删改，但当时的重大政务、重大议论以及人才的忠奸，天下自有公论，不必重新修订。至于涉及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内容，就让纂修官根据事实分别辨明。大概典籍一旦确定，担心后来改写的人仍然沿袭前面的错误，再次凭个人私意处理；皇上的考虑实在长远。○宫闱 【仁庙殉葬诸妃】《会典》说：献陵有七位妃子，其中三人葬在金山，其余都随葬。考察仁宗去世后，宣宗给皇帝的庶母、贵妃郭氏、淑妃王氏、丽妃王氏、顺妃谭氏、元妃黄氏五人上谥号，又加上先前追赠为顺妃的张氏、追赠为丽妃的李氏，她们都属于潜邸旧人，追计共有七人，确实如此。然而在此以前，皇帝登基时所封的贵妃郭氏、贤妃李氏、惠妃赵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中，只有郭贵妃、王淑妃在殉葬之列，这是为什么？何况贵妃所生的有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三个朱姓藩王，按制度本来不应殉葬，难道是感念皇上的恩德，自行裁决随同皇帝到天上去吗？皇上驾崩前两个月，还曾册封张氏为敬妃。张氏是荣国忠显王的孙女，也是当今太师英国公辅的女儿，册文中的赞美十分完备，却也没有殉葬，大概是因为她的祖父、父亲有功于先朝，特别给予恩典。当时六宫之中只以贵妃为最高贵，比皇后低一级；到了宣宗朝，才加封孙氏为皇贵妃，不久又正式立为皇后。【妃谥】本朝典制规定，去世皇帝的尊谥为十七个字，去世皇后的尊谥为十二个字，皇妃、太子和太子妃的谥号都只用两个字。只有永乐年间，太祖惠妃崔氏去世，谥号为“庄靖安荣”，四字谥号从此开始出现。文皇帝的嫔妃，如淑妃杨氏谥“端静恭惠”，惠妃李氏谥“恭和荣顺”，丽妃陈氏谥“恭顺荣穆”，顺妃王氏谥“昭惠恭懿”，贤妃王氏谥“昭肃静惠”，贤妃喻氏谥“忠敬昭顺”，丽妃韩氏谥“康惠庄肃”，顺妃钱氏谥“惠穆昭敬”，惠妃吴氏谥“康穆懿恭”，这些人都死于永乐年间，也都获赐四字谥号，这是特殊的典制。不过文皇帝驾崩以后，随葬殉死的妃子，史书都没有记载，如今便无法考证。到了天顺七年，敬妃刘氏去世，皇上停止临朝五天，特别追赠惠妃，谥号为“贞顺懿恭”，大概是仿照文皇帝诸妃的例子。然而在此以前，天顺五年宣宗贤妃吴氏去世，皇上只停止临朝一天，谥号为“荣思”。这位妃子是景帝的生母，景泰年间景帝即位，尊她为皇太后；英宗复辟后仍降为贤妃，而丧礼只到这种程度，连敬妃待遇的万分之一也不敢奢望。皇上平素兄弟情谊深厚，只有这次举动似乎留下了遗憾。到了成化年间，惠妃王氏谥号为“端静安和”，德妃惠氏谥号为“恭庄端惠”，顺妃樊氏谥号为“恭和安靖”，安妃杨氏谥号为“庄僖端肃”，贤妃王氏谥号为“昭肃靖端”，宸妃万氏谥号为“靖庄安穆”，这些都是英宗留下的妃嫔，她们都得到四字谥号，按礼制也算恰当。后来一直到正德年间，英宗淑妃高氏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谥号为“庄靖安荣”；英宗丽妃刘氏去世，享年八十七岁，谥号为“安和荣靖”，也都是四字。这两位妃子对于皇上来说是庶曾祖母，大概又是仰体先朝遗意，以此安慰裕陵地下英灵。而且历来妃嫔长寿的还没有超过这两位的，这是英宗独有的见识；他禁止殉葬，使她们得以享有高寿，留下的恩泽实在长远。成化十一年六月，淑妃纪氏去世，特别赐谥“恭恪庄僖”。她是孝宗的生母，采用天顺年间刘妃的礼制，尊崇而赐四字谥号，并不过分。宪宗贤妃柏氏是悼恭太子的生母，直到嘉靖六年才去世；她对于皇上来说是庶祖母，大概也活了八十多岁，却只谥“端顺”，其他典礼也相应减省，似乎太过薄待。只有成化二十三年正月，皇贵妃万氏去世，停止临朝达到七天，谥号为“恭肃端慎荣静”，竟然达到六个字。这是本朝前所未有的情况，是皇上给予特别宠爱而加赐的。但与唐玄宗追谥贞顺武皇后、宋仁宗追谥温成张皇后相比，差别很大。这正是祖宗家法严谨之处，不敢逾越僭妄。嘉靖十八年□月，贵妃阎氏去世，追赠皇贵妃，谥号为“荣安惠顺端僖”，大概仿照成化年间万妃的例子，因为阎妃是哀冲太子的生母。三十年，庄敬太子的生母皇贵妃王氏去世，谥号为“端和恭顺□僖”，又采用阎妃的例子，可以说恩典和礼制都很周备。到了三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去世。杜妃是裕王的生母，尚书欧阳德等人援引先朝淑妃纪氏的例子，认为应当让裕王服斩衰三年，皇上没有同意；辅臣严嵩等人引用太祖《孝慈录序》作为证据，皇上又下谕说，应当避开君父的尊严，不应服斩衰三年，想采用贤妃郑氏的例子。幸亏欧阳德等人极力争辩，裕王才得以在王府中闲居服丧直到丧期结束；当时皇上只停止临朝一天。等到议定谥号时，只使用“荣淑”两个字，也没有追赠；并且把仪注改为“赐祭、赐谥”。行礼时，派遣的官员宣读祭文、颁读册文，都只是平身站立而不跪拜，因此压低礼制到了极点。皇上的意思是，先前已经有哀冲、庄敬两位太子，所以穆宗只是庶出的第三子；阎妃因此应从优厚待遇，杜妃则削减她的礼仪。然而宪宗朝纪妃去世时，皇帝的长子和悼恭太子也都已经先去世了，孝宗难道不也是庶出的第三子吗 ？宪宗虽然宠爱万氏，但对纪妃仍然礼数完备，没有多少削减，固然有赖几位辅臣匡正的力量，也因为皇上心中没有猜忌。不像嘉靖末年，动辄有长期等待、故意拖延的嫌疑，因而连对亲生母亲的礼仪也一并简略了。

译嘉靖四十五年，尚未册封为妃的杨氏去世，追封为荣妃，谥号为“恭淑安僖”，丧礼按照皇贵妃阎氏的例子减为四分之一；追赠她的父亲为骠骑将军、锦衣卫都指挥使，授予兄长廷美锦衣卫指挥佥事，杨妃仍然附祭于奉先殿。穆宗的生母康妃却不在其中。又有皇贵妃沈氏去世，谥号为“庄顺安荣贞静”。这位妃子没有听说生育过子女，但六字谥号竟然与阎妃、王妃相同，更是特殊。【宫词】嘉靖中期，皇上服用丹药取得了效果。到了壬子年冬天，命令京师内外选取八岁至十四岁的女子三百人入宫；乙卯年九月，又选取十岁以下的女子一百六十人，大概是听从陶仲文的建议，供炼制丹药使用。这种方法名叫先天丹铅，说长期服用可以长生。王世贞《嘉靖宫词》中所说的“灵犀一点未曾通”，以及“只缘身作延年药”，指的就是这件事。【万妃晚幸】史书说，万贵妃出生于宣德庚戌年，四岁时被选入宫，侍奉圣烈慈寿皇太后，也就是宣宗的孝恭皇后孙氏。又说她到了及笄之年，在青宫侍奉皇上。宪宗在正统十四年被立为太子，当时才三岁，而万妃已经二十岁了。后来到天顺元年，宪宗从沂王府重新恢复储君地位，年仅十一岁，而万妃已经二十八岁了。又说，皇上即位后便专宠万妃。这一年七月举行大婚，皇上十八岁，而万妃已经三十五岁；第二年，万妃生下皇长子，皇长子还未满周岁便去世，万妃晋封为贵妃。此后她便没有再怀孕，又晋封为皇贵妃，受宠专幸直到宪宗一朝结束。她在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初十去世，推算年龄大概已经五十八岁。而皇上在这一年秋天八月驾崩，享年只有四十一岁，那么万妃实际上比宪宗大十七岁。我私下认为这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许是史臣记载有误。然而成化四年秋天彗星出现，大学士彭时上疏，请求整顿宫闱以延续皇嗣，并且说专宠者年岁日渐增长，适宜生育的人所得到的恩宠却可能还没有达到，应当更新更换以挽回天意；又说凡女子年过四十，即使曾经生育，大多也不能再生育，大概是在说皇长子夭折之事，已经直接指明而不再避讳；这样看来，这一年万妃大概已经三十九岁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彭文宪称她年老，似乎与史臣的记载相互印证，史书也未必是在诬陷她。自古以来，妃嫔中承受皇帝恩宠最晚，却又最专一、最持久的，没有像她这样的。这样看来，夏姬曾有三位年轻的宠臣，也应当确实有其事。北周宣帝的天太皇后朱氏，是静帝的生母，也比宣帝大十多年，但并不得宠。【选江南女子】洪武五年，选取苏州、杭州二府愿意入宫的妇女四十四人，授予内职，并免除她们家中的徭役。其中三十人年龄不到二十岁，各赐白银，遣送回家，任凭她们自行嫁人。洪武十四年，敕令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以及浙江、江西的有关官府，民间女子年龄在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妇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没有丈夫而愿意入宫供职的，令各地发给钞钱作为路费，送到京师。大概年轻女子是用来充实后宫，而妇人则充任六尚女官。当时孝慈皇后正母仪天下，皇上对江南格外关注。此后天顺年间，命内臣选取南方女子和妇人，起源就在这里。【女官】宫中六尚的职官设置，开国初年共制定过三次，最后以洪武二十八年重新制定的制度为准。先前分设各局，称为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另有宫正司。宫正司的长官原为正六品，后来又升为正五品；最后官秩仍然如此，而属官的设置更加详细。尚宫所属有司纪、司言、司簿、司闱；尚仪所属有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尚服所属有司宝、司衣、司饰、司仗；尚食所属有司膳、司酝、司药、司饎；尚寝所属有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尚功所属有司制、司珍、司计。各司长官为正六品，堂属和佐贰官依次递减。宫正司、司负责纠察宫闱，地位相当于外廷的监察官。各局又各有女史六人或四人，如同外廷官署中的属吏。大概是斟酌周、汉、唐的制度后加以损益制定的。最初设置官员 时共有七十四人，后来大概增加了一倍。【采女官】天顺三年，皇上命镇守浙江太监卢永、江西太监叶达、福建少监冯让说：“宫中原先设置六尚女官，用来管理内廷事务，必须由识字的妇人充任。近年有许多人被放回家，另外年老、患病而不能任事的人也很多，因此缺少人手任用。敕令到达后，要秘密访察良家女子，年龄十五岁以上；没有丈夫的妇人，年龄四十岁以下；能够读书写字，并且熟悉算法的，选取四五十人，登记在册，等到明年春天派人和你们共同选拔，让她们的亲属送来。看这道敕令，就知道宫中急需女官。过去宫中嫔妃充满，都是北方出身的人，不通晓文字义理，所以命令到江南选取，不只是取其美貌，也因为她们聪慧敏捷，能够侍奉左右。而且当时孝庄钱皇后正居中宫，所以浙江仁和人钱皇后适宜追念乡土，特别关注南方人。只是不得知第二年选来的人，究竟有多少能符合皇上的心意。选取江南女子入宫，在洪武年间已经有过两次。【女秀才】各种宫女中，凡是曾接受内臣教习、读书并通晓文理的，先称为女秀才，逐级升为女史，再升为宫官，直到六局掌印，便属于清贵的内廷职务，和外廷显要官职相近了。但六局毕竟只是六品衙门，而太监也不过四品，女秀才又比太监低一级。然而掌管监局、在内廷当权的宦官，都有得到蟒服、玉带的赏赐，实际上使用一品官的章服，不知六局女官是否也有逐级加恩的情况。至于外廷士子，只有翰林院有秀才。先朝名臣如李西涯、程篁墩、杨石淙等人，都曾经担任过这种秀才，接受词臣教习，不是普通诸生可比；修撰实录等重大典礼时，也可以参与。然而没有考中进士、没有授官的人，最多只能得到鸿胪寺序班的出身，和铸印局儒士的出身没有区别，比女秀才差得多了！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诬告驸马梅殷和女秀才刘氏谋划邪事，可见“女秀才”这个名称已经存在很久了。嘉靖初年举行皇后亲自养蚕的礼仪，宫中赐给酒饭，以夫人、秀才为第一等，供事的命妇们反而排在后面。因为地点在宫禁深处，厨 役难以办理，便命尚膳监只负责接待。这样看来，女秀才与夫人并列，其尊贵亲近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译【亲王娶夷女】太祖的第二个儿子秦愍王，娶前元太傅、中书右丞相、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的女儿王氏为正妃。洪武二十八年，愍王去世，王妃以死殉夫，于是得以合葬。至于次妃邓氏，是功臣清河王耿愈的女儿，反而屈居正妃之下。当时，洪武十八年戊辰科状元是襄阳人任亨泰，他的妻子也是蒙古人，获赐国姓朱氏；任亨泰的母亲是乌古论氏，也是色目人。到文皇帝时，接受高丽进献的女子数人，其中一人是敬妃权氏（“权”字原缺，据《明史·列传一》补）。她随皇帝北征，回程时在峄县去世，于是营葬于此（抄本“藁”作“茔”）。大概当时还沿袭元朝旧俗，没有禁止属国进献女子。此后便再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了。自古以来，中国娶夷族女子为妻的，例如魏文帝的悼后郁久闾氏，是蠕蠕主阿那环的长女。魏文帝甚至废掉原配乙弗氏而娶她，后来又因为悼后善妒，命乙弗氏自杀。阿那环的次女后来又成为齐神武帝的皇后。可见中国仰仗这些人的鼻息来决定盛衰。等到突厥灭掉蠕蠕后，势力更加壮大，中国争相倚仗它作为援助。宇文氏和高氏本来都想求娶突厥女子为皇后，最终被周朝得到，并依靠她灭掉了齐朝。那么唐诗所说“安危托妇人”的情形，又不只是中国以和亲公主联姻了。本朝英宗北行被俘时，也先想进献他的妹妹，英宗毅然拒绝，直到最后也没能实行。圣主的英武气概，哪里只是使历代帝王感到羞耻罢了！【谷王反覆】谷庶人朱穗起初受封于宣府。适逢燕王府发动靖难之师，他逃回京师，建文帝命他守金川门。文皇帝兵临城下时，朱穗开门接纳燕军，因此受到特别宠信，超过诸王府。本年，他便改封到湖广长沙府。到达封国后，他诈造图谶，伪造妖言，图谋制造灯笼进贡，并暗中把壮士安置在御前。适逢属府崇阳王朱悦燇因事逃入长沙，朱穗邀请他入府，谎称建文帝其实没有死，这就是原来的主人回来归附了，想奉他起兵。崇阳王不答应。蜀王朱椿是他的同母兄长，听到这个阴谋，派遣使者劝止他，但他不悔改，于是把此事报告朝廷。于是太宗派兵捉拿朱穗。朱穗仓促之间来不及发动，便被捕送到京师，禁锢在西门内。当时是永乐十五年。那时建文帝的两个弟弟中，只剩庶人朱允熥一人还活着；自从朱穗发动这件事后，这一年便以讣告报告朱允熥去世。大概皇帝担心有不安分的人再次想借此干犯法纪，所以不得不除掉他。朱穗起初想仿效刘濞、杨谅的举动；然而他先是背叛靖难义师，后来又献出都城，完全像司马消难、刘知俊那样的举动。皇上虽然奖赏了他的功劳，却已经怀疑他的心思了。即使建文帝果真从民间再次起兵，谷王辅佐他，收拢残余势力，也不过是成就将帅的功名罢了。金川门之战时，曹国公李景隆与谷王一同开启城门接纳靖难义师，都受到文皇帝的重赏。李景隆甚至成为班列首位的重臣，功劳列在淇国公、成国公二位功臣之上。永乐四年，他因被怀疑而遭幽禁，并被举族禁锢（原作“与”，据抄本改）；他的子孙直到正统年间才获释，恢复自由。大概李景隆最终是因冻饿而死，太祖的神灵在天上，也把他同谷王一起诛灭了。【主婿遭辱】今上丙戌年正月望日以后，驸马都尉侯拱宸夜间回府，遇到一个人傲慢无礼到了极点，便抓住他鞭打。不久，有个叫赵祚的中使，借着酒意闯入府中，揪住侯拱宸，极尽窘辱之事。询问后才知道，被鞭打的人是侯家的家奴，而赵祚则是永宁公主的仆役。侯拱宸十分愤怒，上疏申诉。诏令下来，只把赵祚笞打一顿，却仍告诫侯拱宸不要惹事。侯拱宸所娶的寿宁公主和永宁公主，都是今上的同胞妹妹；而永宁公主已经守寡很久了。小宦官横行放肆到了极点，而处分却只到这种程度。假如是在江陵掌握国政的时候，必定不会有这种事；即使发生了，也一定会受到严厉惩处。侯拱宸事件之后，到戊子年冬，驸马万炜上奏，指控司宫老婢沈银蟾和内使李忠盗窃金银等物，反而遭到辱骂。皇上大怒，说这使圣母蒙受羞辱、受到烦扰亵渎，于是把他们的蟒袍、玉带全部革去，并夺去万炜所掌管的宗人府印，送到国子监学习礼仪三个月，另行上奏；但对宫婢、内使盗窃并辱骂人的事情却不予追问。【公主下嫁贵族】本朝公主，都是选取平民子弟中相貌美好的人来娶，不允许文武大臣的子弟参与选配，考虑得十分深远。不过也偶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例如高帝的长女下嫁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次女宁国公主下嫁汝南侯梅思祖的儿子梅殷；第五女汝宁公主下嫁吉安侯陆仲亨的儿子陆贤；第八女 福清公主下嫁凤翔侯张麟的儿子张龙；第九女寿春公主下嫁颍国公傅友德的儿子傅忠；第十一女南康公主下嫁东川侯胡海的儿子胡观；第十二女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的儿子郭镇；第十五女汝阳公主下嫁都督佥事谢彦的儿子谢达；懿文太子的长女江都公主下嫁长兴侯耿炳文的儿子耿璿。这些人都是开国功臣，因为结成姻亲，而且当时禁令还没有确定。到文皇帝时，长女永安公主下嫁都督袁洪的儿子袁容；第三女安成公主下嫁西宁侯宋晟的儿子宋琥；第四女咸宁公主下嫁宋晟的儿子宋瑛。宋氏兄弟都娶了公主，也都是靖难功臣。到正统年间，禁例已经完全确定；宣宗的第二女常德公主下嫁薛桓，即鄞国公薛禄的儿子。以上虽是贵臣子弟，但都属于右列。英宗的长女重庆公主下嫁周璟，即参政周颙的儿子；第二女嘉善公主下嫁王增，即靖远伯王骥的孙子；第四女崇德公主下嫁杨伟，即兴济伯杨善的儿子。周颙后来升任鸿胪卿，却不掌实事；两位伯爵都是以文臣身份起家，后来被封为五等爵位，能够与皇室结为姻亲，也是一件奇事。此后，宪宗的长女仁和公主下嫁齐世英，是尚宝卿齐佑的儿子；齐佑也升任鸿胪卿，奉朝请，沿用了周颙的旧例。后来公主出嫁，按例都是平民子弟，直到今上的长女荣昌公主选定驸马都督杨春元为丈夫。杨春元是已故太仆卿杨维璁的孙子，也是正德辛巳科状元，这才又恢复为士大夫家族出身的人。荣昌公主是中宫王氏所生。【尚主见斥】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到了及笄之年，选取宫中适宜婚配的人，选中了陈钊，但陈钊已经被仇家揭发而罢免了。皇上命令重新选人。大概公主是兴献帝的第四个女儿，皇上格外怜爱她，一定想为她找到佳偶。当时高中元相公十六岁，随父亲少卿高尚贤住在京城府邸中，风姿骨相秀美奇异，因此被选中。按照旧例，三个人入宫，只有内廷可以从中选择。

译当时宫中嫔妃和宦官都看中了高中元，章圣太后却选中了河南人谢诏；谢诏与高中过元是同乡。高中元娶公主的第二年，就凭《礼经》考取了本乡第一名。公主出嫁后，因为谢诏头发稀少，受到当时人的嘲笑，心里已经不高兴；后来听说高中过元才华出众、相貌英俊，又尚未娶妻，并且考中了贤书，不免心生爱慕。又过了几年，高中过元高中进士，名列前茅，在翰林院任职而有盛名，公主更加耿耿于怀，表现出后悔和叹息。谢诏害怕没有办法，便假装以好话向公主进言，想借着同乡关系邀请高中过元来举行宴会。公主欣然答应。等到高中过元来到，公主从青琐门中窥看他；这时高中过元已经身材魁伟，胡须浓美，俨然是一个河北粗人，再也没有少年时的姿态，公主早先的爱慕顿时消失，夫妻关系反而更加深厚。人们说谢诏能够凭一点小聪明扭转天意和人心，也不是普通的庸碌粉侯所能做到的。○勋戚 【武定异封】武定侯郭勋，因为元世祖的母亲永嘉大长公主请求赐谥，世宗答应了，赐谥号为“贞懿”，已经是特殊的典制。等到郭勋进拜太师兼太子太傅，又请求追赠他的始祖郭英，世宗也答应了，下令赐给诰命，追封郭英，所授爵位与郭英生前官职相当。这是古今从未有过的事情。【国公文臣】国公的爵位虽然极其尊贵，但历朝的勋臣封号都称为武臣。只有太祖朝，韩国公李善长生前在疏封时得以称作文臣。到太宗时，姚广孝死后追赠荣国公，也被称作文臣；以一个身穿黑衣的僧人获得与开国元勋同等的尊荣，也很特别。本朝国公中只有这两人，至于通侯则没有文臣。伯爵中称作文臣的，就多得数不清了！【朱勇恤典】成国公朱勇，从宣宗时期起就统领禁兵，已经将近二十年。后来英宗北征，朱勇随驾出征，担任大营总兵官。军队返回宣府时，敌军骑兵逐渐逼近，朱勇率精兵四万人担任前锋，大败而死，没有一匹马能够回来。两天后，皇帝的大驾便在土木陷落。景泰元年，他的儿子朱仪以父亲为国事而死为由，请求祭祀和安葬。景帝说：“朱勇身为大帅，丧失军队、使国家蒙受耻辱，以致皇帝的车驾陷落，难道还可以按公侯的礼仪来礼遇他吗？”于是斥责此请，不予允许。英宗复辟后，却追赠朱勇为平阴王，谥号武愍。朱勇统兵失败，他的事情与英国公张辅等人不能相比；景皇帝的话严厉正直，哪里只是斧钺之威！可是英皇反而把他追封为真正的王，还为他改换谥名，比开国、靖难功臣所受的待遇更优厚。不仅使忠义之心瓦解，赏罚无章也严重到了极点。朱氏总共追赠了三位王，最后一位是定襄王朱希忠，事情发生在今上初年。此后有人说，这是江陵公接受贿赂、私自授予的，破坏了祖宗的典制，最终追夺了王爵。朱希忠虽然没有战死疆场的功绩，却也避免了尸体载车而回的凶祸；而且他与陆炳一同在行宫火灾中救出世宗，这份功劳难以抹去。至于朱勇，他的罪过比邱福还要大十倍；假如当时在文皇帝时期，一定会夺去他的公爵并绝其嗣。后人只知道现在、不知道过去，大多如此。当初追封朱希忠为王时，援引武宗朝英国公张懋死后获封宁阳王的旧例作为依据。后来言官追论朱希忠、要求夺去他的王爵，于是连张懋的宁阳王爵也一并追夺，真是池鱼之殃。然而张懋生前担任宿卫的微小功劳，比朱希忠差得远。【国公文臣】国公的爵位虽然极其尊贵，但历朝的勋臣封号都称为武臣。只有太祖朝，韩国公李善长生前在疏封时得以称作文臣；到太宗时，姚广孝死后追赠荣国公，也被称作文臣。以一个身穿黑衣的僧人获得与开国元勋同等的尊荣，也很特别。本朝国公中只有这两人，至于通侯则没有；伯爵中称作文臣的，就多得数不清了。【陆炳恤典】陆炳以三公兼三少，死后追赠忠诚伯，谥号武惠，确实是过分优厚的典制。但世宗追念他在卫辉行宫担任护卫，以及揭发仇鸾谋逆的功劳，恩恤不免过于优厚。到穆宗朝，按照夺爵、夺谥的法令处理，也就到此为止了。等到高新郑重新起用，又唆使言官弹劾陆炳的罪状，抄没他的家产，并且说应当剖棺戮尸，只是暂且宽免。大概高新郑与陆炳没有大的仇恨，只是因为陆炳与华亭故相结为姻亲，想诬陷他把赃物寄存在那里，并把两家一并抄没。当时，高新郑在王俊民补荫、唐枢复官的事情上，抗疏极力争辩，说当年掌权的大臣，凡是先帝斥责过的，都被重新褒奖显用，几乎等同于周武王反商，想借此把华亭的悖逆定罪。那么陆炳难道不是先帝所褒奖显用的人吗？为什么一定要戮尸抄家之后才痛快？专横恣意、诬陷欺骗到这种程度，即使没有遇到张江陵、冯保，难道能不败吗！○内监 【封朝鲜】朝鲜是一个恪守礼义的国家，朝廷对待它也和其他夷族国家完全不同。然而建国初年册封朝鲜，多任用宦官。成化年间，宦官郑同、翟安二人一同出使，言官纠弹其不当，此事才被停止。此后多任用文臣，也有内官、外臣兼用的。到嘉靖年间，大宦官按例不再派遣。隆庆元年，才又命中官姚臣与行人欧希稷一同前往吊祭朝鲜，并册封其侄、代理国事的李昖为王，即现在的朝鲜国王；后来朝鲜被日本侵略，几乎亡国。当时华亭掌国政，不应有这种事情。到今上时期，多次派使者前往朝鲜，都是由词臣和使署官员充任，使制度和体统才恢复正常。【内府诸司】内宫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都在禁地内，只有浣衣局在皇城外，是个例外。又有宝钞局，如今称为司；此外还有鞍辔局、内承运库、供用库、司钥库、赃罚库、甲乙丙诸库，以及内灵台、御酒房、弹子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甜食房、汉经厂、道经厂、盔甲厂、王恭厂。又有洗白厂，另名绦作，是织造兜罗绒的地方，不许外人窥视或把消息传出去。干清宫内则有汤局、荤局、素局、点心局、干炸局、手盒局、冰膳局、饣膳局、面斤局、冻汤房、司房、管库房，又有御药房、弓箭房、御茶房、猫儿房。这些机构都由大宦官主持，所役使的人将近数万人。除此之外，还有鹰房、豹房、百鸟房、御花房、虫蚁房之类，名目最多，役使的人一天天增加，费用也一天天繁多，无法查核。大概宦官相互承袭，根基深固，即使世宗初年新都相严加清理，以及今上初年江陵相严厉整顿，也无从下手。国家财政的匮乏，这是第一大漏洞。【孔庙内臣降香】太祖废除天下神祇、王公等称号，却独自保留孔子“文宣王”的尊称和塑像，大概有深意。到世宗采纳张璁的意见，把“王”改称为“师”，毁掉塑像改用木主，儒者至今仍引以为恨。只有太祖最初制定的制度，每月朔日、望日派遣内臣到孔庙降香，历朝都遵行，也直到嘉靖九年才停止；这也是张璁独到的见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内廷拳畜】宫中除了自己饲养虎、豹等奇异野兽外，又设有百鸟房，海外珍禽无所不备，实在足以令人心惊目眩。至于御前又特别看重猫，皇上所怜爱以及后妃各宫所饲养的猫，甚至给它们加授管事的职衔，而且称呼更加奇特：母猫称为某丫头，公猫称为某小厮；已经阉过的，则称为某老爹；再进一步有了封号，直接称为某管事，只是跟随内官的名额一同领取赏赐。这不过是左貂之流借机填满自己的欲壑罢了，但难道不像高齐时代给猫授予郡君、仪同的做法吗？猫的性情又最喜欢跳跃帷幕，宫中刚出生、尚未长成的皇子，偶尔遇到猫彼此争斗、相互诱引嚎叫，往往会受到惊吓抽搐而成病；他们的乳母又不敢明说，许多皇子因此不能成长。这些都是内臣亲口说的，似乎也不是虚妄。我还曾见过内臣家所养的阉猫，其中高大的超过普通家犬；而狗又以小型品种为贵，最小的如波斯金线犬之类，反而比猫小几倍，每只包裹起来放在袖中，呼唤它便自己出来，能够顺从人的心意，叫声十分雄壮，低沉得像豹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译【劾大珰子弟】武宗朝刘瑾败亡后的第二年，礼科给事中陈鼎弹劾河南乡试第七名廖铠，说他是镇守太监廖堂的侄子、锦衣卫指挥使廖鹏的儿子，本来是福建人，却冒充河南籍参加乡试并中式，请求命礼部从试录中删去廖铠的名字，按例审问革除功名，并治有关科场人员的罪。皇上命令革去廖铠的名字，却宽免了主持试院的人。随后河南巡抚都御史邓洋又上奏说，河南盗贼兴起，都是镇守太监廖堂和他的弟弟廖鹏搜刮、逼害有产者造成的，请求按法典严惩。诏令把廖鹏降两级，改任指挥佥事，闲住南京，并仍然出售他的私宅。廖鹏十分窘迫，想向朱宁求救；想到没有什么宝物能满足朱宁的心意，于是让后房中受宠的女子出入朱宁家，朱宁便把她留下，因她的兄长上疏辩解，廖鹏也恢复了官职。当时逆瑾虽然已经被诛杀，但八党正盛；陈鼎只凭一句话，便革去了权宦侄子的功名。至于贼人朱宁当时冒用国姓，自称皇帝的庶子，也只能使廖鹏的官秩受到损失，而邓洋的奏言，起初并没有人认为不对。后来陈鼎因议论政事触怒皇上，内批说陈鼎依附刘瑾、估价隐匿（“匿”字下疑脱“报”字），将他下到诏狱；这固然是权幸为廖鹏报仇，但由于吏部尚书杨一清营救，陈鼎得以释放，罢职归乡。【弹劾大宦官的子弟】武宗在位时，刘瑾败亡后的第二年，礼科给事中陈鼎上疏弹劾河南乡试第七名廖铠，说他是镇守太监廖堂的侄子、参随锦衣指挥使鹏的儿子，本是福建人，却冒充河南籍参加乡试并考中，请求命令礼部从试录中删去廖铠的姓名，依例审问并革职，同时治罪那些参与主持科场的人。皇帝下令革去廖铠的姓名，却宽免了主持试院事务的人。随后，巡抚河南都御史邓洋又上奏说，河南盗贼兴起，都是镇守太监廖堂和他的弟弟鹏搜刮有势力之人所造成的，请求依法处以正典刑。诏令将鹏降职二级，改任指挥佥事，令其在南京闲住，仍准许他出售自己的住宅。鹏十分窘迫，想向朱宁求救，但思来想去没有什么宝物能合乎朱宁的心意，于是让后房中受宠的人出入朱宁家中，朱宁便将她留了下来，并借她哥哥的奏疏为鹏申辩，使鹏恢复了官职。当时，逆臣刘瑾虽然已经被诛杀，八党正盛，而陈鼎仅凭一句话，就突然革去了权势宦官侄子的籍。况且朱宁当时正冒充国姓，自称皇帝的庶子，也只能阻止廖鹏的〔锈秩〕；至于邓洋所说的事情，起初并没有人认为不对。后来陈鼎因进言触犯圣旨，内批说陈鼎依附刘瑾并〔估价匿〕；“匿”字下面按理或许脱漏了一个“报”字。于是陈鼎被下诏狱，这本来是权贵宠臣为廖鹏报仇；但由于吏部尚书杨一清的营救，陈鼎得以获释，罢职回乡。大概当时公道 还只是有少数人保存着，此后就渐渐不是这样了。万历初年，弹劾惩治江陵公的人还不少；到了冯珰掌权时，却没有一句话提到他。即使是他的侄子都督冯邦宁，以及他门下掌事的大宦官张大受，也没有人指斥他们。等到冯珰将要败亡时，最初发言的人也不过是借司房徐爵牵连到他罢了。不久以后，追究议论他的人连篇累牍，正如俗话所说的“打死老虎”，由此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了。冯邦宁是冯珰保的侄子，靠恩荫历任左都督，依仗冯保的势力在长安横行，没有人敢与他抗衡。有一次他遇到江陵府中一个名叫姚旷的长班，便呵斥侮辱他。姚旷不服，两人因此争斗，冯邦宁的随从和车夫下手稍微过重。姚旷回去向主人申诉，主人立即派人把事情告诉冯珰。冯珰召冯邦宁来，打了他四十杖，剥去他的冠服，不许他入朝参拜。当时江陵曲意逢迎冯保，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宠幸，但他能够这样折辱冯保的侄子；冯保因为江陵一句话，便毫不为难地杖打侄孙来谢罪，这似乎也是其他内官做不到的。冯邦宁又遇到大司寇刘应节，刘应节没有避让道路，便呵斥他下马。如今六卿未必还会有这样的事了。【内官定制】太祖制定宦官制度，也经过五次变更才形成定规。最初吴元年，内史监中甚至有正三品官员；洪武四年降为正五品，其长官称令；十七年又把其长官降为正六品，大概其爵秩低于女官六尚；到二十八年才确定为十监，以太监为长官，品秩为正四品，此后不再更改。十监分别是神宫监、尚宝监、尚膳监、尚衣监、司设监、内官监、司礼监、御马监、印绶监、直殿监；又增设御用监，共为十一监。到三十年又增设都知监，掌管内府各监之间的公文往来以及一切关支、勘合事务，所设官员和品秩与各监相同。如今通常合称为十二监。又设六局，分别是兵仗局、内织染局、针工局、巾帽局、司苑局、酒醋面局；先前设置的皮作局、司牧局、颜料局废止，不再见到，想来都并入其他衙署了。三十年又增设银作局、宝钞局。库有三座，分别是司钥库、内承运库、内府供用库；司有两处，分别是钟鼓司、惜薪司。如今宦官们通常称为二十四衙门。然而如今又有浣衣等局，以及混堂诸司，不知道属于哪一类。司礼监现在是十二监中的第一衙署，其长官与首辅共同掌握机要；佥书、秉笔以及掌管文书房的人，职权相当于次辅。它的僚佐和小内使，都自命为内翰，像外廷翰林词林一样，连日常服饰也略有不同。那些在其他衙署任职的宦官，见到他们一定叩头，称为上司；即使是年幼的内使，也自居为清流，安然不行礼。内官监原本监督吏部，掌管升迁、选任、差遣等事；如今虽然仍称为清贵要职，但权力都归于司礼监了。御马监虽是最后设立的，但所掌管的是御厩、兵符等事务，与兵部有关。近来内臣中稍微涉及兵权的人，都争相改挂御马监官衔出任，像督抚兼任司马、中丞一样，也十分僭越。内廷官职中，只有钟鼓司最为低贱，甚至不被内廷看重，称为东衙门；听说进入这个司的人按例不能再升迁，像外藩王府的官员一样。然而正德初年，刘瑾却从钟鼓司进入司礼监；又传说先朝曾召教坊司的幼童入宫侍奉，因而阉割他们，让他们担任这个司的长官。因此同辈人把它鄙视为倡优的窝巢，不屑与之排列班次，不知是否确实如此。近来又听内臣们说，只有都知监是下等衙门，不得再升迁。如今内府所称的十二监，与以前没有不同。十二监之外，又把浣衣、银作算作八局；钟鼓、惜薪二司之外，又加上宝钞、混堂，合为四司。这就是二十四衙门，与建国初年的制度略有不同，不知是什么原因。

译洪武四年，命吏部制定内官散官品秩：正四品为正中大夫，从四品为中侍大夫，正五品为中卫大夫，从五品为侍直大夫，正六品为内侍郎，从六品为内直郎，正七品为正奉郎，从七品为正卫郎，正八品为司奉郎，从八品为司直郎。当时还没有太监这一官名。后来以四品授予太监，于是太监便成为中官中的最高品秩。大概“太监”这个名称起源于金、元，本朝沿用，一直到现在。唐朝制度中，宦官的官阶与朝廷大臣相同，是最不合体制的做法。宋朝另设勋阶，神宗曾说：“祖宗制定这个名目，是有深意的。”到徽宗时改变了这一制度，后来竟发展到宦官建节。本朝内臣都由吏部管辖，大概沿袭《周礼》中冢宰统领阉人的制度。到永乐年间，才开始把这件事归给内廷，而史书对此有所隐讳。【内臣罪谴】内臣获罪，祖宗时期都交给司法部门处理；近代以来，多由内廷批示发落。罪轻的批示说：“降为奉御，在私宅闲住。”这仍然是六品官。又有降为奉御的，或说“发往南京新房闲住”，或说“前往凤阳祖陵司香”。罪重的降为小火者，发往南京孝陵司香，这样便没有官职了。再重的则说“降充净军，发往南京孝陵卫种菜”。更严重的，甚至说“夹四夹”“拶四拶”“打一百，发往南海子常川打更”，这实际上是暗示要杀掉他，十个人中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听宦官们说，种菜的到了南京，守备大宦官坐在正堂上，喝令道：“把职事带来！”于是净军肩扛一只粪桶、拿着粪勺从堂前快步经过再离去，即使司礼监的首领宦官获罪也是这样处理。他们白天黑夜都住在菜圃中，除非遇到赦免，连一步也不能越出。【禁自宫】永乐二十九年，仁宗刚即位，长沙府有百姓自行阉割，想求得内侍职位。皇上说：“这些人游荡懒惰、不孝父母，忍心自行断绝身体，怎么可以留在身边？”于是把他们发往边疆充军。不久，兴州左屯卫军余徐翊上奏说自己的儿子自行阉割，如今成了内竖，请求把儿子从军籍中除去。皇上说：“父亲应当教育儿子，儿子应当奉养父母。你有儿子却不教育他，使他自行伤残身体、背弃父母的恩德、断绝做人的常道，这些都由你造成。把你的儿子发出，让他代替军役。” 皇上又告谕刑部尚书金纯等人说：“今后有自行阉割的人，一律处死，不得宽免；如果有人施行宫刑，朕也厌恶这种做法。宫刑仅次于死刑，必须严加禁止。”于是回头对学士杨士奇等人说：“这件事必须用诏书推行。”这就是关于禁止自行阉割以及禁止宫刑的规定。然而洪熙元年，宣宗即位，赦书中又说：在京工匠犯罪受刑，已经剜刺而成为残疾的，立即免除其差役。这一年，行在工部上奏，过去被阉刺的银匠周阿佛等七十六人，自称年老多病，请求免除劳役。皇上说：“受过刑的人，所说年老多病一定不是虚假。”命令他们免役闲住。这样看来，太宗朝仍未废除肉刑。同年又有军民任本等数人自行阉割，想求得任用。皇上说：“皇考在位时，有自行阉割的人都发往交趾戍守，这些人竟然还敢这样做吗？”于是仍按旧例发遣。这是前后两朝两年中的事情。不久，宣宗又把太仆卿 戴希文的儿子怀恩，以及前翰林庶吉士成敬送入蚕室，难道只是禁止自行阉割，而腐刑仍在使用吗？宣德以后才开始废除腐刑。英宗禁止自行阉割尤其严厉，犯法者都发往极边。正统十三年，江西鄱阳百姓樊侃、陕西盩厔百姓李回汉自行阉割，谎称是患疳病，或说是坠马受伤后想求任用。皇上认为他们故意违反禁令，便都发往辽东铁岭充军，并把这条规定明载为法令。景泰三年七月，景帝告诉礼部尚书胡濙：“听说民间自行阉割的人很多，可以张榜告谕，敢于犯法的人以及投奔王府、权宦之家的，都按旧例以不孝论处。”然而天顺二年七月，命令宫监徒四十四名、女子八十人送往浣衣局，又是为什么呢？此后不再使用宫刑，但禁止自行阉割的规定更加严厉。弘治六年五月，军人马英的妻子罗氏，阉割了自己的幼子马五。事情被发现后，按法律罗氏和实际下手的人都应当处斩；刑部郎中王嘉庆等三人改议杖刑。皇上大怒，把王嘉庆调到外地，罗氏仍按法律判处死刑。孝宗以仁慈宽厚著称，却对这件事痛恨到这种程度。正德二年九月，又申明加严禁止自行阉割的规定，只要有人私自留在京师，就判处死刑。当时宦官受到宠信，愚民纷纷阉割自己的子孙以求富贵，有的村子竟多达数百人，即使严禁也无法制止。当月审录重囚时，有十二人因自行阉割而获罪，拟议认为情有可原；皇上说他们年幼，姑且拘禁起来，不予释放。到正德八年三月，又严格执行对自行阉割者判处斩刑的法律。武宗最信任内臣，却也这样极力禁止。嘉靖、隆庆以后，自行阉割的人越禁止越多。他们入宫与宫婢配偶的事不必说了，甚至出宫后肆意游荡于狭邪之地，连妓女也愿意同他们结交，倡家所说的“守死哭嫁走”之类，无不出现。过去南宋的大宦官陈源，娶宫人菊部头为妻，高宗又把她召入宫中，陈源因此怀恨而死，难道这是这类人的先例吗？古人认为阉人可以守卫宫禁，如今即使阉割也不足以制止淫乱了。我认为，京城阉人在坊曲间喧闹，江南阉割女子混入闺房，违背男女的本性、改变交合的器具，真是天地间两大妖孽。其中如果还隐藏着引诱和奇祸，那么阉割女子的毒害尤其猛烈。关于禁止自行阉割，只有今上壬辰年处理云南事务时依照法律条文办理。此前，黔国公沐昌祚因为纵容属下贪婪残暴，被巡抚、巡按弹劾；奏文中提到有人私自阉割男子，名叫李时。皇上下令立即处斩李时。杨用修考证说，黔国公府旧有内使二十人，名字都列入罪案。【中官荫胄子】内臣以恩荫让弟弟、侄子担任锦衣卫官员，历朝都有；但让他们的子弟入仕，却很少见。弘治十五年，太监庄旺去世，他名下的尚膳太监王安等人，以庄旺侄子的身份援例请求恩典，送入国子监读书。给事中倪仪弹劾王安故意违背成法，擅自请求，应当治罪。礼部也说过去没有这种先例；近来太监孙振的侄子孙汉得到批准，所以王安等人援引为例。礼部便把孙汉遣返回去，皇上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从此以后，宦官再也不敢为子弟请求这种恩典。天顺三年，左顺门正忽思忽上奏说：“臣是海西女真人，自洪武年间进入内廷；有个侄子叫佟预，在京城长大，粗略懂得文字。故乡相距万里，无家可归，想图报效国家，却没有出身进仕的门路，请求进入国子监读书。”皇上答应了。这样看来，这件事也并不是从孙振开始的。当时曹吉祥的侄子曹钦刚刚被封为昭武伯，正在掌权，又何必在意一个内臣子弟呢！

译【考察内官】弘治十七年，因为西部灾异不断传来，吏科给事中许天锡上奏，请求制定京官考察制度。他说，十年一次的大考察，应当改为六年一次；又说辅导皇帝的大臣不能引咎辞职，如今即使不能像古代那样罢免三公，也应暂时革去文武大臣所兼的公、少官衔，等天意恢复后再复职；还说内府二十四监局中，掌印、佥书太多，请求敕令司礼监会同内阁，对各内官、内使进行考察，严格裁减革除，南京的监局也一体考察。皇上说：“这份奏疏深切指出了当前弊病，应当详细议论后报告。”后来吏部复奏：京察六年举行一次，永远作为定制。兼有公、少官衔的大臣，只有英国公张懋、大学士刘健等共六人；是否革去或保留，只听皇上命令。皇上赞同吏部的意见，只免于革去公、少官衔。但是考察宦官一事，吏部没有复奏，内阁没有支持，连言官也不再请求，于是给事中直言的奏疏，被付之东流。当时掌管铨选的是马端肃，主持国政的是刘文靖，又正值孝宗这样的圣明君主，却仍阻滞到这种程度，难道是因为连路上的马都不该靠近吗？何况因循到今天，哪里还敢再纠察宦官呢？令人长叹。许天锡在都察院任职时提出的建议最多，而且都切中要害。正德二年，他任工科都给事中，被刘瑾憎恨，刘瑾想罗织罪名陷害他；许天锡于六月初一日自缢而死，大概是害怕横祸和凌辱，甘愿死在沟渠之中。许天锡是福建闽县人，弘治癸丑科进士。【镇滇二内臣】太监钱能是女真人。成化年间，他和四个兄弟都受到宠信；其中名叫喜、福的先后掌权而死。钱能号称“三钱”，出任云南镇守太监。他依恃宠幸而骄横傲慢，贪婪好色、奢侈暴虐，是古来所未有的。当时有两件事最可作为笑谈：云南有个富翁患癞病，他的儿子很孝顺。钱能把他叫来，说：“你父亲的癞病传给军士很不方便，而且又老了，现在准备把他沉入滇池。”那儿子非常害怕，拿出大笔钱财才免于此祸。又有一个姓王的人，靠卖槟榔致富，人们称他家为“槟榔王家”。钱能便抓住这个人说：“你是平民，竟敢迷惑众人，僭用‘王’这个字作为名号！”他把所有财产都交出后才获免。后来继任的人虽然贪求无厌，但听到这些事没有不失笑的。钱能后来任南京守备，弘治末年老死于京师；正德初年赐葬最胜寺，人们怀疑天道无凭。他在云南时年幼收养的钱宁，晚年让他专掌门禁。钱能生病后，钱宁贪图他的财产，便给他进毒药，使钱能死去。钱宁起初名叫福宁儿。他本是李姓巡检家的儿子；这样看来，钱能的恶行也没有逃脱报应。钱宁后来受到武宗格外宠爱，获赐国姓；他授予刺杀公卿的权力，直书为皇帝庶子朱宁。后来因与宁王朱宸濠相交通，被同类江彬揭发，夺爵下狱。到世宗即位，钱宁因罪被判寸磔。他的儿子永安，任后军都督府右都督，当时才八岁，也被判处斩刑。报应之说似乎也并非虚妄。弘治年间，内官吉庆出任金齿路守官，选了一批京城恶少随行，搜刮百姓财物，连一丝一毫也不放过，势头像抢劫一样。他所搜得的货物都是宝石，挑选最珍贵的装入匣中随身携带，又登记封锁在一间屋里，日夜看守。众多随从眼馋却得不到，天天谋划如何杀死吉庆。适逢吉庆患口渴病，众随从禁止给他水喝；医生来后私下贿赂他，给吉庆进服金石药。吉庆燥渴到了极点，叫亲信打开装宝石的匣子，拿宝石换水救命；得到宝石的人又立刻跑掉，不再顾及他。吉庆突然倒地哀号，头发焦灼、皮肤裂开而死。随从们各自装载财物逃走，尸体生蛆超过一个月，官府才替他掩埋。成化年间的事情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孝宗朝号称治理极好，而宦官横行竟到了这种地步，只看云南一地，全国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归根究底，都是被权势和贪欲毒害的结果；难道藏有这么多财物，竟能使人招致杀身之祸到这种程度吗？世宗初年执政，毅然全部革除这些弊政，真是千古卓绝的见识。今上二十六年，又派中使杨 荣到云南，开采各处矿产，借机搜取宝石，欺诈骚扰各夷族，土司们都蠢蠢欲动，谋划叛乱。若不把他撤回，西南的忧患就不会停止。至于天津的马堂、福建的高寀、辽东的高淮、徐州的陈增、湖广的陈奉、广东的李凤和李敬、通湾的张烨、湖口的李道、仪真的暨禄、两淮的鲁保、山西的孙朝、陕西的梁永、江西的潘相、宣大的王虎、河南的胡滨，几乎遍布天下；他们传播的毒害，都和杨荣兄弟一样。【请内官体访考察】正统五年，南京御史魏淡因为堂官右副都御史朱与言论其年老多病，请求退休，便上疏说南京各司中，富有的人结党营私，贫穷的人孤立无援；如果依靠监察官进行考察，或许能够稍微符合公论。守备太监刘宁忠诚正直、公平无私，请求命令他实地考察。皇上不答应，连同他的奏疏也不施行。景泰二年，镇守福建的刑部尚书薛希琏上奏，请求会同右监丞戴细保，考察文武方面官员。吏科弹劾他说，考察之职历来不交给内臣，薛希琏竟借此讨好权宦，严重失去体统，有负重任，请求治罪。皇上下诏仍按旧例考察，宽免薛希琏不问。正统初年，王振已经窃取权力，魏淡想借此逢迎以求复职，但他的计划没有实现。景帝对宦官最严厉，薛希琏献媚，甚至想把黜陟大权交给宦官，他的罪行正合于结交近侍、扰乱朝政的法律。可是景帝最终没有发怒，薛希琏福建任满后，又改任山东镇守。英宗复辟，又召他入朝任南京刑部尚书，最后死在任上，都是无法解释的事情。【老儿当】武宗初年，选取内臣中相貌俊美的人来充当宠幸，称为“老儿当”，意思仍是同辈之人。当时都任用年轻人，却称作“老儿”，大概是反话。后来又有“金刚老儿当”，这些人都是掌权的大宦官，如张忠一类都在其中。可是弹劾奏章中又出现这个称呼，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了。正德末年，京城内修建镇国府以及老儿院等大型工程，大概又是想让它们与皇宫并列；这些建筑都在嘉靖初年拆毁了。

译【阉割幼童】英宗朝对私自净身的禁令最为严厉，但臣下不奉行禁令的情况却时常发生。比如正统十四年麓川之战，靖远伯王骥、都督宫聚上奏征讨思机发，擅自使用阉割之刑，以进献御用为名，实际上是留下供自己使用，被四川卫训导詹英弹劾。英宗因为王骥有功，姑且宽恕了他。到天顺四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院让阉割东苗俘获的幼童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奏报此事后，病死了三百二十九人，他又买来一些补足数目，仍然将他们阉割。事情传到朝廷，英宗下旨严厉斥责院让，也责备巡抚都御史白圭，只是责备他们不能纠正此事。这两件事还可以说是用兵讨伐叛乱、剪除叛逆的后代。至于正统年间，福建总兵宁阳侯陈懋进献净身幼童一百零八人，朝廷收下了；又如正统四年，云南三司从黔国公沐斌家中挑选阉人福住等十六人，他们年幼而堪用，英宗命令送到司礼监；再如景泰年间，镇守福建右监监丞戴细保送来净身小民陈石孙等五十九人，景帝命令送到司礼监。这些人又都是没有罪过却遭受刑罚。难道闽中是唐、宋两代宦官聚集的巢穴，到今天仍然如此，正是古人所说的“私白”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八人〕 又如景泰五年七月，永兴王志濮擅自收留阉人十四名，诏令宽免他的罪过，将这些人收入司礼监。这又是勋臣和藩王府违禁阉割人口，不追究其罪，反而收留这些人，可见皇上已经把法律置之高阁了。想要整治这种积弊，不是很难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内臣侮辱朝臣】成化二十一年，尚宝司丞许浣在路上遇到太监邓才濩，没有避让，邓才濩便让人用棍棒殴打他，打碎他的牙牌。事情传到朝廷，许浣和邓才都被押入锦衣卫监狱，后来又送到司礼监审理。许浣受杖刑三十，恢复原职。弘治二年，掌尚宝司□政□溥被尚宝监奉御姜荣殴打，鼻子被打破，流了血。事情传到朝廷，皇上大怒，杖打姜荣三十，降为小火者；又因为□溥忍受侮辱而不说，并且有损朝廷官员的体面，命他戴着冠带闲居。这样一来，内官反倒得了便宜。后来到了隆庆二年，又有内官许义诈骗他人财物，事情败露，巡城御史李学道没有等候上奏请示，竟然直接将他笞打。宦官们群起怨恨，第二天聚集在左顺门殴打李学道。皇上大怒，杖打李学道一百，首领发往烟瘴之地戍守，其余人全部发往孝陵充任净军。又到万历三十年，礼部侍郎敖文桢经过宣武门，遇到三个醉酒的宦官骑马冲撞而过。这三个宦官无缘无故肆意辱骂，还逞凶殴打，打碎了他的扇子和轿子。敖文桢躲到门官郭成家中，等锦衣卫官校赶来解救时，郭成也被殴打。有人说这三人是郑妃宫中的内侍。第二天，敖文桢上疏向朝廷控告此事，神宗也大怒，严厉惩治这些宦官，将他们斥退充任净军。这两件事都算是维护了朝廷体统。然而近些年负责矿税的那些宦官，凌辱压制督抚大臣，轻视藩司、按察司和监司，弹劾、提拿郡县长官，给士大夫造成的惨祸，更是多得无法记载了！【内官被弹劾而受到重谴】嘉靖二十六年，南京守备司礼少监邱得请求恢复守备厅的各项差役，科道官雷贺等人弹劾他，说邱得是江彬的余党，过去充任孝陵净军，后来又凭借关系重新起用，已经是侥幸了。如今圣旨明令清理差役，邱得却故意违抗禁令强行请求，应该依法治罪。世宗立即命令革除新增的军丁，邱得仍充任净军。历来弹劾大宦官，从没有像这样立即处理、令人痛快的，肃皇帝真是圣明英武。又有内臣侯章的母亲，杀死侍女后将尸体肢解藏起来，事情败露后拟判绞刑，世宗命令立即斩首。又在己亥年，世宗亲自巡幸承天返回，献皇后的梓宫向南启程。御史刘士逵弹劾内官监丞阎绶、锦衣指挥赵俊，说他们奉命整理梓宫，但阎绶凶狠暴戾，赵俊贪婪污秽，请求皇上裁决。世宗说：“赵俊多次被差遣，没有听说过像这样。一定是跟阎绶相互影响而做了坏事。”命令赵俊改过后继续任事，阎绶则逮捕押解到京师治罪。世宗抑制中官，就像这样。【内臣获赐私人印章】前朝常常赐给大臣印章，从蹇义、夏原吉诸公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大宦官。世宗朝，凡是文武贵臣和受宠幸者都有赐印，唯独没有听说赐给大臣的。如今皇上即位初年赐给冯保的印章，刻着“光明正大”“汝作舟楫”“尔惟盐梅”等语，简直把他当作宰相对待了，不再是前朝所刻“金貂贵客”那种印章可比的。又有一方印上刻着“鱼水相逢日，风云会合时”，大概也是封联。冯保的印都是用象牙刻成的。不久冯保被籍没，不知道这些印章是否也收入内府了。冯保最初获罪时，只降为南京孝陵司香的奉御。后来过了几年，冯保名下的某位官员上疏，请求皇上施恩召冯保回京，皇上这才把冯保贬为净军，发往孝陵种菜。冯保的别号是双林。【记述内臣】自古以来的史书，从范蔚宗开始记载宦者传，后代撰述史书的人沿袭了这种做法，但从来没有专门写成一部书的。只有唐末退休的枢密使严遵美，写有《南北司治乱志》。严遵美在宦官中被称为贤者。当时称朝士为南司，宦官为北司，因为他们掌握军队，居住在禁城北部。所谓左右神策两中尉所居之处，大概仍然是把枢密使、左右神策中尉与宰相并称，并不专指中官。邱文庄在前朝曾上呈《大学衍义补》一书，孝宗嘉奖并采纳，历朝都将它置于讲席之中。不过当时有人讥讽书中唯独没有内官一条，认为这实际上是在迎合宦官，因此得到皇帝宠信；也有人认为这样的评论未免过于苛刻。近来在当今皇帝在位二十年时，四川佥事张世则上呈自己撰写的《貂珰史鉴》。这部书专门指论权贵宦官，采集各种典籍，有评、有考、有论，又作赞、箴和诗，其中详细列举善恶，并将各篇上下编排后送交礼部。当时礼部复核时极力称许，说内书堂应当进用张世则所进的这部书，与《忠鉴录》一同列入课程，使宦官们口诵心思，能够迁善改过。皇上命令留下阅览，但没有听说交付史局，民间也没有刻本，恐怕最终会湮没失传，实在可惜可叹！【王振所受恩宠】正统己巳之变完全是由于王振，英宗被幽禁在南内七年，也实在受尽苦楚。英宗复辟后的当年冬天十月，就采纳太监刘恒等人的意见，命令招魂安葬王振；第二年又把广西参政罗绮交给司法机关拘禁。罗绮是磁州人，因为被仇家告发；他的本州同知龙约从京城回来，传言说当今皇帝又宠信宦官，有人雕刻香木制成王振的形象来安葬。罗绮听说后笑了起来，于是皇帝下达了这个命令。龙约和罗绮都以妖言罪论斩。又过了一年，智化寺住持僧然胜再次上奏，说已故太监王振有功于社稷，朝廷已经赐给祠堂“旌忠”的名称并在祠前立碑，请求再追赠谥号，以此作为万世劝诫。皇上命令礼部议定此事。

译到天顺六年，然胜又上奏说，智化寺由太监王振建成，过去曾获赐经书和敕谕，但在正统十四年散失殆尽，请求仍旧颁赐，以安慰王振于幽冥之中。皇上又答应了。王振的罪过上达于天，但英宗对他的宠爱无论生死都没有改变，正如唐德宗在奉天围困解除后，还想着任用卢杞一样。王振的塑像还保存在智化寺中，直到今天香火仍未断绝，真是奇怪啊！天顺七年，河南裕州百姓告发知州秦永昌贪婪暴虐，皇上命锦衣卫官校查核，将他逮捕到京师审问，抄没其家产，在市集斩杀秦永昌。当时是五月上旬，并不是行刑的时令；而且因为属下百姓告发州官，竟然判处死刑，这在古来是奇事。当时曹钦、石亨虽然已经被诛杀，但告密之风反而更加炽盛。起初掌管锦衣卫的是逯杲，他以酷烈暴虐激使曹钦叛乱；逯杲被杀后，门达接任，残酷程度更加严重，所以整个天顺一朝，刑戮竟到了这种地步。【陪臣穿飞鱼服】正德初年横加赏赐，例如武官从参将、游击以下，都获得飞鱼服，这是刘瑾崇尚武力所造成的，已经属于滥施恩赏。湖广荆州知府王绶，贪婪暴虐于一方，在朝觐时，都察院给他的考语是：“两司害怕他的威势压制，考核言语欺骗上天；百姓苦于他的诛求，怨声震动大地。”当时人认为这是实情，但王绶受到刘瑾厚待，最终也不敢罢免他。王绶自称有捕盗之功，请求恩赏，皇上命令赐给他飞鱼服，使他每天穿着坐在公堂上，他的暴虐更加肆无忌惮。一个郡守得到这种赏赐，真是奇事。当时日本国使臣宋素卿入朝进贡，向刘瑾行贿黄金千金，也获得飞鱼服；本朝对外夷陪臣从未有赐服，这尤其是奇中之奇。宋素卿本名朱缟，原是浙江鄞县人，到嘉靖年间，终于引发倭寇入侵的祸患。●补遗卷二 ○内阁 【阁臣任事】太祖高皇帝因丞相胡惟庸谋反，废除中书省，设置四名辅官，品秩为从一品，用来代替丞相。到洪武十五年，因为王大中败事，废除四辅官，设置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刘仲质任华盖殿大学士，吴伯宗任武英殿大学士，宋讷任文渊阁大学士，吴沉任东阁大学士，都称为大学士。洪武十八年，朱善又任文渊阁大学士，大概太祖朝所任命的大学士只有这些人。建文朝，让尚书和各寺卿参与国家政务，方孝孺只是文学博士，也参与政务，但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号。成祖即位后，才开始让词臣解缙等七人入值文渊阁。此后历代辅臣以保傅、尚书身份入任殿阁大学士的，不过称作“直文渊阁”，或称“直内阁”，或称“入阁办事”，实际上都是宰相。徐有贞甚至以“掌文渊阁”列入官衔，可见阁名的重要性确实始于永乐初年。直到今天，称为执掌政务的诸公，以及诸公自称，也仍然称作阁臣。洪熙元年正月，仁宗开始设置弘文阁，大概取法太祖时的弘文馆，只是改了阁名。他对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说：“你们各自都有职务，朕想选几位端庄谨慎的老儒来备顾问。”于是铸造印章，命翰林学士杨溥掌管阁事，亲自把印交给他，并对他说：“朕把你们任用在身边，是想广泛了解民间事务，作为治理国家的帮助。如果有什么建议，就用这枚印封好后进呈。”这种委任和寄托，几乎超过了文渊阁。当时杨溥还不是辅臣，而杨士奇以少师身份进任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以少保身份进任谨身殿大学士。因此又将侍讲王进以及儒士陈继等三人改授官职，来辅佐杨溥。仁宗去世后，宣宗继位，杨溥于是交还弘文阁印，皇上命令杨溥进入内阁。辅佐政务，王进等人各自回到原任。人们只知道阁臣有文渊阁，却不知道弘文阁所拥有的权力和职责是如此重要。【阁臣儿子去世获赐丧仪】本朝阁部大臣听闻丧事而获赏赐的，如仁宗朝的夏原吉直到当今皇帝时的张四维，都曾得到恩恤；至于卑幼去世的丧事，则从未涉及。只有弘治十四年，大学士李东阳的嫡长子兆先早夭，李东阳正在守制，皇上命太监甯诚赐给丧葬费白银五十两，并特别加以慰问，命令丧事办完后立即入阁办事。这是前代没有的典例。后来长沙公李东阳接受孝宗末年的遗命，辅佐拥立嗣皇帝，正逢逆瑾八党造成的各种变乱，想来他也会追念这类恩遇。到嘉靖十八年，大学士李时的儿子、光禄少卿李坦去世，皇上也命令赐给丧葬费三十金，大概是沿用长沙公的先例。【内阁密封的制度】弘治十二年九月，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昨天太监陈宽传达圣旨：‘今后凡有票拟文书，你们都要亲自书写、亲自封缄后秘密进呈，不许让别人代写。’” 由此可以看出，皇上把内阁当作心腹任用，并有意防止泄密。不过内阁事务确实秘密。在祖宗朝，凡是有所咨询，有时皇帝亲临内阁，有时召见到便殿，屏退左右，促膝秘密传谕，这已成为常制。例如宣宗多次亲临内阁，当时阁臣如今不敢坐在中间。英宗不时召见李贤，宪宗也召见李贤、陈文、彭时。皇上有密旨，就用御前之宝封好传示；臣下有奏疏，就用文渊阁印封好进呈，直到皇帝面前才拆开，这些都是臣等亲眼见到的。如今除了朝参、讲读之外，再也不能见到皇帝的面容，甚至司礼监也很少到内阁来。皇上有命令，必定先传给内侍，内侍再传给文书房，文书房再传到阁臣等人这里；臣下有陈奏，也必须像这样曲折转达，才能送到皇帝面前。如今皇上如果有所咨询，请求仍照祖宗旧制，或者召臣等当面传谕，或者亲笔写几个字封好传下，或者派太监秘密传达圣意，这样才可以避免泄密。”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大概从弘治十年三月召见一次以后，到这时已经相隔两期多了。皇上虽然采纳了这个建议，直到第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才召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位阁臣到平台，当面商议英国公张懋请求辞去兵权的奏疏。五月初三日又召见他们，也是为了勋臣请求解除兵权的事情，此后便不再召见了。到弘治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因为圣慈太皇太后去世，又召辅臣刘健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