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译大概陈瑛凶暴残虐的气焰已经广为人知，皇上也渐渐厌恶他了。到了永乐七年，新科进士王彦自己陈述家族同奸恶之外亲有牵连，说：“如今听说朝廷已经下令籍没臣本籍的家产，臣虽然中了进士，实际上却是罪人，应当前去服罪。”皇上说：“能够学习到考中进士，也算成材了。有罪而能自己陈述，值得怜悯，连同他的家人也一并宽免。”到了永乐十年，浙江送来奸恶之人郑公智的外亲、宋濂的孙子，请求依法治罪。皇上说：“宋濂是儒者，在先皇父亲开创基业时有功劳；他的孙子即使是奸恶之人的亲属，念在宋濂的份上也应宽免，可以遣送回家。”这时皇上已经醒悟到株连奸党的做法过于滥酷，都是陈瑛罗织罪名造成的；陈瑛不久也因罪被诛杀，因此皇上解开法网，仁厚到了如此地步。李鉴不久被召入朝任御史。他冒着重罪救下无辜之人，真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这样的义士；我们乡里应当立庙祭祀他。永乐初年，被发往教坊司和浣衣局、配给象奴，或送入军营奸宿的人，大多是黄子澄、练子宁、方孝孺、齐泰、卓敬等人的亲属，其他奸恶之人的亲属所受处置则稍轻。迎合皇上心意的事情，全是陈瑛一人所为，即使诛灭全族也不算冤枉。【热审之始】如今的制度规定，遇到暑月，刑部便请皇上下令，审查罪情较轻的囚犯，将他们释放；罪情稍重的则减轻等第，担心监狱狭小、人犯众多而导致疫病。这确实是本朝的圣明政举，前代没有这样的制度。文皇初年，当时只是释放轻罪犯，或者让他们出狱听候处理罢了。到了宣德二年七月，皇上谕告三法司：“如今正值盛暑，朕和你们身居清静之处，尚且觉得暑热难耐。罪囚被暑气蒸闷烦恼，怎么能不生病？应当进行检查，把他们所犯的罪状逐一具奏，不得长久滞留。”三法司刑部尚书金纯等人上奏请求疏决，皇上阅览后，共决遣二千四百六十五人。宣德三年五月，尚书金纯因病告假，皇上命太医前往诊视并送药。当时皇上因为天气炎热，敕令法司疏决滞留的囚犯。金纯没有放在心上，屡次参加朝廷权贵的宴饮。皇上听说后大怒，把金纯交给锦衣卫监狱审治。皇上于是亲自阅看狱囚，决遣五百零七人，但此后仍是隔一年举行一次。直到孝宗即位，才开始下令每逢夏月，凡监狱中罪情可怜悯、案情有疑问的犯人，都要上报，减轻刑罚，或者干脆释放。年年实行，从此热审成为成例，圣人的恩泽真如苍天一般深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七人〕 考察《会典》的记载，永乐以来，热审只使用三法司的官员；到正统末年，才开始由一名大珰会同审理。又到成化年间，规定五年举行一次大恤，命司礼监掌印太监主持，由内臣负责。出行时张盖列骑，正面坐在棘寺堂上，秋官卿以下都列队侍奉，于是沿袭下来不再改变，一直到了今天。又据王弇州的记载，认为此事始于英宗朝，派遣司礼太监金英主持，确实如此。但金英奉遣热审是在正统十四年，这一点《实录》有记载，与《会典》所记完全相合，他的说法似乎没有可疑之处。只有《王毅愍传》说：“正统六年，命大珰兴安会同王文审理重囚。”这样看来，热审既不是始于正统十四年，也不是始于金英。前朝的典章制度都只能交付后人存疑，难道不是史官的责任吗？【罪臣家口异法】叛臣的妻子、女儿赐给勋臣，这是国初的旧例，直到如今还在实行。例如永乐初年，把奸党方孝孺、黄子澄等人的妻子、子女配给象奴，发往教坊司，或发往浣衣局，这是文皇特意制定的处置，并不是律令中原有的规定。到了正统十一年，大理寺丞罗绮因为事情触犯王振，以及王振宠任的锦衣卫马顺，甚至被籍没家产，罗绮本人充军辽东广宁，家属送入浣衣局。后来虽然遇赦放回，所受惨辱也已经到了极点。天顺初年，兵部尚书于谦所爱重的将领都督范广，被曹吉祥、石亨罗织罪名害死，甚至把他的家属赏赐给投降的敌人；然而这些人都是被权臣陷害的。成化年间，福建指挥杨华，是故相杨文敏（荣）的孙子，因为杀人被逮到京城依法伏法。他的妾因逃跑，被捕后发往浣衣局，这也是按奸党之法处置。然而杨华的罪只涉及他本人，杨荣的功劳足以宽宥十代后人，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惨祸呢？弘治以来，再也没有听说过这类事情。正统十四年五月，御史柳华在福建捕盗时，把民夫编成甲士，制造兵器自卫，结果反贼邓发七便借此作乱，皇上下令籍没柳华的家产。柳华因此服毒自杀，他的妻子、子女都送入浣衣局，男子全部充军铁岭卫。当时王振肆意作恶，像这样滥用刑罚的事情很多。【国学儒臣荷校】正统年间，李忠文公（时勉）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被戴上三木刑具，天下人都痛恨王振的凶暴专横，至今提起仍咬牙切齿。然而忠文也有一点值得议论的地方。此前，正统七年，国子监丞汪宾因为贪婪暴虐，被戴枷锁在国子监门口示众。汪宾请求同僚上疏营救，忠文恼怒他把汪宾的事情写入奏疏，揭发汪宾在任时的罪行；此前任祭酒贝泰违法，玷污师儒名声，忠文又自行请求追究过去未能纠察贝泰的罪过。皇上把他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审议，汪宾最终被判戍守威远卫。考察起来，汪宾官职虽然低，也是儒臣；贝泰又是他的前任同僚，怎么能在二人获罪之后再落井下石？汪宾戴着枷锁时，王振窃据权柄已经很久了，此举本应上谏阻止，却反而用奏章助长他的气焰，不到一年自己也遭受这种刑罚。难道这真是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法外用刑】历代圣明君主以来，一向谨守太祖制定的制度，从不施用律令没有记载的刑罚。只有天顺元年正月，英宗复辟后，刑官奏报于谦等人的罪恶情由。过了两天，得到圣旨说：“于谦、王文、舒良、王诚、张永、王勤本应凌迟处死，现从轻发落，砍去他们的手脚；家属充军，妻子、幼小家人免除为奴，家产没收入官。陈循、江渊、俞士悦、项文曜免死，发往口外永远充军，家属随同居住。萧鎡、商辂、王伟、古镛、丁澄都发为平民。”大概朝廷议定于谦、王文等六人谋反，应处凌迟；陈循等九人知晓谋反而故意纵容，都应处斩，所以现在都各减一等。如今史书把于谦等人被砍去手脚的事抹掉不记，大概是担心牵累先帝的新政，所以删去了吧？不过极刑中虽有寸磔，却没有砍断手脚这一项；也许覆奏时皇上又删去了断绝手脚的条款。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译武宗朝，曾剥下流贼的皮来装饰马镫，出入时一定骑马踏在上面。进谏的人以太祖历来禁止此事为理由劝阻，皇上却不理会。太祖开国时，也曾下令把贪官剥皮，填入草料制成皮囊。遭受这种刑罚的人，就在他所治理的地方留下并收藏他的皮，给后来继任的官员看；听说如今郡县的库房中还保存着一些，甚至内官娶妻时也使用这种刑罚。太祖晚年全部废除这类严刑，并且训诫后世君主；措辞严厉而恳切，何况对臣下呢？嘉靖年间，新城知县吴瑗误听一名后妻控告儿子不孝，便下令将那儿子支解，被都御史金清弹劾，并且说明这个儿子并非不孝之人。皇上大怒，杖打一百，发往边邑戍守。下令将无罪之人寸磔，最后却不抵偿死罪，这是什么法律？不抵偿死罪，这是什么法律？【朝审主笔】审理案件专属刑部，只有朝审要请示皇上，按惯例由吏部尚书主笔，这就是所谓冢宰无所不统，最接近古制。到了五年一次的大审，派一名大珰主持，他高高正坐，刑官在左右夹侍，实在令人气短。如今人们都说这一制度起于成化十七年四月派太监怀恩主持。可是查阅故相《王毅愍（文） 传》，其中说正统六年辛酉，命中贵兴安审录两法司的罪囚；王文当时任大理卿，对招供中的情节、值得怜悯和可疑之处都能全部背诵，兴安赞叹佩服。如此看来，朝审似乎并不是始于成化年间。又在景泰六年乙亥二月，皇帝命太监王成会同三法司和刑科审录京城的刑狱案件，南京及各省也都如此。考察这一年既不是丙、辛年举行大恤的年份，二月也不是热审的时节，却让内官率领刑官办理此事，大概又是一项创举。不过，中官参与审理诏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三杨子孙】杨文贞（士奇）的儿子杨稷，淫乱凶恶，杀人后获罪被判斩刑，死在锦衣卫监狱中，这件事人们都知道。杨文敏（荣）的儿子杨恭，以尚宝司丞的身份闲居家中时，与人争夺田产，法司判处杖刑并削为平民；遇到赦免后请求恢复官职，英宗不允许。他的孙子杨泰任建宁卫指挥，和儿子杨华杀人，被西厂汪直告发，获罪斩首并籍没家产。杨文定的孙子、尚宝司丞杨寿，殴打家奴致死；这个奴仆是宗室赏赐给他祖父杨溥的。事情败露后，刑部尚书俞士悦说：“杨寿按法律虽应判徒刑，但这个奴仆是皇恩赏赐的，又是他祖父所宠爱的人；如今杨寿把他杀死，有损忠孝，请不要按通常的法律论处。”幸亏大理卿萧维桢据理力争，杨寿才得以免死。这样看来，三杨的后人都不能继承祖先的基业了。难道只有杜荷、房遗爱才值得千古叹息吗？胡广的儿子胡种，也因杀人获罪抵偿死刑。【遣使审恤之始】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派遣所属官员，分赴各地审理天下监狱中的囚犯，这件事起于正统年间，但时行时止。到了成化元年十一月，南京户部左侍郎陈翼因灾异上疏陈言，请求像英宗朝那样，派刑部官员审录各省直隶的重犯，予以宽宥怜恤，以招来和气。当时廖恭敏（庄）任刑部左侍郎，认为年成歉收、百姓贫困，差遣官员难免扰民，不如只命巡抚和按察司自行清理刑狱，派官审恤的事等到丰年再议。当时大司寇陆瑜认为廖恭敏是先朝有重望的正直大臣，不能驳倒他。到成化四年，又奏请实行此事，但只涉及两直隶。到了成化八年壬辰，才开始命刑部派郎中、大理寺派寺正，各自奉敕前往两直隶各布政司；遇到重罪中值得怜悯的，便奏请宽免，于是五年一次的恤刑差遣制度就确定了。当时陆瑜仍任刑部尚书。这一制度使用丙、辛年，不知道始于何时；有人说是取金火明烈的象征，也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如今恤刑的年份，三法司的重囚都奉旨命一名大珰捧敕主持，完全像热审的制度，实在是个弊病。考察陈翼这道奏疏，对狱中囚犯造福不浅，为什么当年却被搁置不行？虽然他的主张一时受阻，最终却成为后世永久的制度。仁厚之人的话，利益真是广泛啊！廖恭敏一向是铁一般的人物，这次举措似乎过于苛刻，第二年也死在任上。凡是曾奉命审录案件的内臣，墓舍中往往在墙壁上向南绘画像；法司堂官在旁边侍立，御史和各曹郎官带领囚犯在下方听命，把这当作荣耀的景观。【恤刑】五年一次的恤刑，是成化以后形成的成例，事情关系最为重大。从前大多选任刑部资历深、任正郎且有声望的人担任，因为出使时可以同各省抚台行平等之礼。所要释放的人，在审理时就剖开长枷，等待皇上命令释放；文书一经发出，抚按不得妨碍他们的权力，嘉靖、隆庆年间还如此。近年来才有派副郎出使的，如我乡孙云衢（成泰）任宪副就是其中一人。他初到江西，减免宽贷了许多人；当时按察使嫌他过于放纵，遇到一两件稍有不当的案件，便在审判文书上严厉驳斥，还说：“仍然要一面通知恤刑官，准备查照。”孙氏大怒，上疏援引旧例争辩，当时舆论多认为按臣不对。第二年事情办完后，孙氏升任江西饶州知府；当时那位直指仍在任，他又上疏说明有嫌疑，请求辞避，于是改任福建邵武。如今这种差遣只听凭司官根据案情请求，是否符合资历俸禄，堂官不再过问。甚至有人任主事才两三个月，就奉命出任恤刑使。旧例规定：境内各知府都称为属官，手持笏板，穿白色丧服，入庭参见时只免除跪礼；府同知以下官员，一律在庭中趋行弯腰。到了这时，他们也不肯完全遵守旧礼，于是发展到彼此争吵辱骂。恤刑官所宽宥的案件，也不完全像原先拟定的那样，只能略微施行一些宽政。大概新进的书生既不熟悉狱讼刑名之事，难免任意定罪轻重，老吏反而能够借此用深文苛法讥讽指责他们。这种差遣一出现就是两三年，凡是热衷进取、想改任其他部门的人，往往不愿接受；因此堂官反而说他们安于退让、没有竞争之心，把这种冷清差事请给他们，他们却欣然答应。至于有多少沉冤得到平反，已经很久没人追问了。

译【吏役参东厂法司】孝宗时号称治理极好，彻底整顿成化年间积累的弊病，东厂、锦衣卫不敢再肆意妄为。然而那时也有不比今天少的弊政。此前，彭城卫千户吴能有个女儿名叫满仓儿，托张媪把她卖掉；张媪私下把她卖给乐户，乐户也姓张，却假称是周姓宦官的后代。张媪带她到临清，转卖给乐户焦氏，又转卖给袁璘，袁璘也是乐工。当时吴能已经死了，他的妻子聂氏在娼楼找到女儿的踪迹，但女儿当着母亲的面不肯相认，于是聂氏和儿子吴政强行把她夺回。袁璘愿意出钱赎回，聂氏不答应，并且到官府诉讼。刑部郎中丁哲憎恨这件事，笞打袁璘稍微过重，袁璘没过几天便死了。袁璘的妻子于是向东厂太监杨鹏申诉，杨鹏逮捕审治，竟然完全颠倒供词，说吴氏女儿是自己卖给皇亲周氏的，这个女子原本就是张媪的妹妹；又说丁哲故意杀害无辜，应当处死，于是具奏皇上。皇上下令把案件交锦衣卫镇抚司审问，结果又按照东厂拟定的说法处理。皇上认为事情关系伦理纲常，命三法司会同锦衣卫一定查清实情。于是到长宁伯周彧家中索取这个女子。周彧说自己起初从未买过聂氏的女儿，皇上才开始怀疑，又命巡抚、户部、科道等许多官员在朝廷上审问此案，张媪和聂氏的女儿这才吐露实情。群臣会审后认为丁哲的罪应判徒刑，满仓儿及其母聂氏的女儿都拟判杖刑。当时满朝都认为此事不公平，却没有人敢说话。刑部典吏徐珪独自上疏为他们申辩，说：“丁哲审理案件是恰当的，但杨鹏的侄子与聂氏的女儿通奸，于是图谋报复，想陷害丁哲于死地。镇抚司官员彼此蒙蔽，制造证据坐实这桩案件；皇上命法司会同审查，他们又畏惧东厂，没有人敢辩明，直到在朝堂上审问，才无法隐瞒。聂氏的女儿自行诬陷母亲，罪不容诛，却只判杖刑；丁哲无罪而被诬陷，却被判徒刑。官员依据厂卫的供词，不敢擅自改动一个字，我希望陛下革除东厂，杀掉杨鹏叔侄，将镇抚司官员永远发往边地戍守并革除世袭，让丁哲等人晋升一阶，这样太平就可以实现了。” 皇上认为徐珪的言辞荒诞，便将他赎出徒刑而革除差役；丁哲削为平民；满仓儿杖打完毕后送入浣衣局，这桩案件才得以结案。当时只是一个低贱乐妇的案件，却烦劳皇上亲自裁断，经过三四次审讯才最终定案。孝宗圣明，竟不嫌事情琐碎而如此处理；虽然不能完全让人称快，但同嘉靖初年李福达一案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不过徐珪以一个胥吏的身份，弹劾东厂、锦衣卫，也弹劾法司，讥讽贬斥满朝公卿，而罪罚仅止于此。不到一年，清宁宫发生灾变，刑部主事陈凤梧奉诏陈言，为徐珪洗雪冤屈，请求恢复他的旧职，并酌情授予一官以示劝勉。皇上被他的话感动，下令授徐珪正八品职衔。吏部复奏，授徐珪为浙江桐乡县丞。徐珪不过是何等卑贱的差役，士大夫却公开上言营救他，圣主又特别下旨批准，他也因此得以起用，重新进入仕途。假如处在今天，他早已死在东厂手中了。【矐仇人目】弘治年间，前御史何舜宾是浙江萧山人，因事获罪，戍守广西庆远。遇到赦免后回乡，他所做的事多不合法；恰好县令邹鲁也因前任御史的身份被贬到这里。邹鲁贪婪暴虐，以迁客自居，狂妄傲慢而无礼，与何舜宾结怨，日久便成了深仇。邹鲁同狡猾的胥吏谋划，选派几名健壮的差役，假称是西粤派来追捕逃亡士卒的，将何舜宾捆绑上枷押解，同时把何氏子弟全部抓来下狱。何舜宾被押走后，邹鲁又命心腹胡纪等十二人追到衢州，用沙袋堵住何舜宾的嘴，将他压死。何舜宾临死前同儿子何竞写信说明事情原委，当时已经七十二岁。何竞后来设法逃到苏州，日夜谋划报仇。过了很久，邹鲁被提升为山西佥事，正要赴任。何竞窥伺他出行，带领亲友拦截袭击，把他从车中拖下来，用石灰弄瞎他的双眼，再反绑着渡江，连续押解到浙江按察司入狱。浙江省把事情上报，皇上派给事中李举、刑部郎中李时前往审勘，判邹鲁屏退他人、不供给饮食，因而导致何舜宾死亡，依绞刑论处；但又认为何舜宾本来患有重病，应另行论处。何竞因殴打本管五品以上官员获罪，发往口外充当平民。何竞的母亲朱氏击登闻鼓申诉冤屈，于是皇上再次命大理寺正曹廉复查。到这时，押解何舜宾的人任观等才吐露过去的实情，于是改判邹鲁谋杀人罪斩首，随从人员判绞刑，何竞为亲人报仇应判徒刑。皇上裁决时，法司认为对何竞的拟判仍然太轻，改判戍守；后来遇赦回乡，当时舆论都感到痛快，称何竞为 孝子。邹鲁任御史时，负责在内殿主持岁贡考试，面向南方而坐。后来因事被贬到萧山，竟把县衙改名为“寄豕堂”，他的可笑就是这样。【梁文康子杀人】梁文康（储）的儿子梁次摅居住乡里时，为争夺田地杀死三百多人，屠杀灭绝三十多家。这件事发生在正德八年，按法律应处极刑，但他的父亲当时正任宰相，法官只拟判发往边卫服役、立功五年，之后仍然恢复官职罢了。梁次摅先用银子取得锦衣卫冠带舍人的身份，不久又冒领湖广军功升任百户，回乡后发动叛乱；梁文康曲解法律庇护他，满朝没有人敢说话，甚至命人撰写威武大将军敕书，实际是梁文康亲自起草的。而高氏《岱鸿猷》极力赞美梁文康，说他以死力谏，把罪过推给杨新都，这是因为同乡关系而曲笔掩饰。薛方山《宪章录》也沿袭了这种说法。如今后辈传述此事，以及乡试、会试的传策中，常常滔滔不绝地称颂梁文康的坚定正直，好像众口一词。讹传到了这种地步，恐怕就是这两部书造成的祸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叛臣妻女没官】正德初年，广西田州土官岑浚的妾因为属于叛逆家属，依法应没入官府。当时焦泌阳（芳）任宰相，探知她容貌美丽，便贿赂主管官员把她弄到手，宠爱她，专门安置在内室。这名妾厌恶焦氏年老，暗中同焦氏的儿子、编修黄中来往。焦氏父亲知道后，在室内争斗，当时传为笑谈。但按旧例，这类女子只应赏赐给功臣做奴婢；焦泌阳是文臣，为什么却能把她赏给自己？难道正是因为宦官刘瑾窃取权柄，扰乱了典章制度吗？近年平定播州，杨应龙的儿媳田氏按例应没入官府；田氏也有美艳的名声，许多勋臣、外戚争先恐后地请求得到她。当时申元渚（用懋）任职方郎中，主管此事，于是设置阄签让人拈取，惠安伯张氏拈中。后来父子二人也一同宠幸她，老父亲因精髓耗尽而死。叛逆之家美貌的女子，陷人于聚麀之乱，前后都是同样的结果。【赵麟阳司寇】赵麟阳（锦）任司寇时，起初以云南清军御史的身份弹劾严分宜父子，世宗大怒，将他逮捕到京城，拷打审讯定罪。严分宜恨他至深，拟定圣旨杖打一百、削为平民。皇上删去了“杖一百”三字，只令削籍归乡。隆庆初年，诏令起用他的原官，历任中丞，巡抚贵州，路过袁州。当时严分宜已经死了数年，草草葬在道路旁，赵氏悲伤不已，便向当地监司请求，在墓地设置守墓人保护坟墓。万历初年，赵氏任南京冢宰，和江陵稍有抵触，江陵便唆使亲信弹劾他罢职。江陵失败后，赵氏被起用为北都察院都御史。朝廷正派大臣到楚地籍没张氏家产，赵氏又上疏请求宽免张氏，因此使张氏获得稍许宽缓。他就是这样不因私人怨恨而行事。当时邱月林（橓）任刑部侍郎，是负责籍没江陵家产的使者。邱氏素有清望，但性情偏激乖戾；他任给事中时，楚中巡抚方廉曾送给他五金，他立即上疏揭发此事，方廉因此罢官。江陵认为他不近人情，后来让他以副都御史归乡；屡次推荐他也不肯起用，这是江陵在为难他。等到邱氏奉命进入楚地，东阿于宗伯（谷峰）借此发泄怨气，写信给他，十分恳切地请求宽解。到籍没财产时，邱氏用刑过于严酷，导致江陵的长子峻修自缢，之后才稍稍放宽。邱氏升任南京太宰，不久去世。

译诏旨判处他杖打一百下，贬为平民。皇上删去了“杖一百棍”四字，只改为削除官籍、遣返回乡。隆庆初年，下诏起用这位旧官，历任中丞，巡抚贵州，途经袁州。当时分宜去世已经数年，草草葬在道路旁，赵某对此十分悲伤，便向当地监司请求，在墓地设置守豕人以加以保护。万历初年，他任南冢宰，和江陵稍有抵牾，江陵便唆使自己的亲信弹劾他，使他被罢免。江陵失势后，他被起用为北总宪。当时正派遣大臣前往楚地查抄张氏家产，赵某又上疏请求从宽处理，因此使张氏的处境稍稍得到缓解。他不因私怨而徇私，便是如此。当时邱月林（橓）任刑部侍郎，担任查抄江陵的使者。邱月林素有清正的声望，但性情偏执暴戾；他任给事时，楚中抚臣方廉曾送给他五金，他立即上疏揭发此事，方廉因此被罢免。江陵厌恶他不近人情，后来他以贰卿身份回乡，多次被推荐却始终不肯出仕，这是因为江陵使他困厄。等到他奉命进入楚地时，东阿于宗伯（谷峰）[原文“此”处疑有缺字或串句]借此发泄愤恨，并写信为江陵求情，言辞十分恳切。到查抄家产时，邱月林用刑过于严酷，以致江陵的长子峻修上吊自尽，这之后他才稍稍缓和。邱月林晋升为南太宰，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儿子云章考中乙丑进士，早年夭折，没有儿子，便以侄子云肇作为后嗣；云肇考中戊戌进士。赵、邱两位公都是一时的重望之士，一个解除仇怨，一个修复旧怨，彼此差别竟如此之大。赵氏是浙江余姚人，邱氏是山东诸城人。另有一个赵锦，是正德丁丑进士，北直隶良乡人，官至兵部尚书，在嘉靖三十年被论罪戍边而死。【告讦】嘉靖己亥年，世宗南巡回京后，有任丘籍的罢闲进士王联，被御史胡缵宗以违法行为弹劾，于是反过来告发胡缵宗作诗诅咒皇上，把皇上比作舜巡狩苍梧之事，甚至将胡缵宗逮捕下狱拷问。后来胡缵宗只被编管，而王联最终依法抵罪。到了丙辰年，赵少保因怨恨李太宰（默）没有推举他担任兵部尚书，便告发李默在考核诸生的策论中写有汉武帝、唐宪宗屡次变更祖制的话，称这是诽谤讥刺。皇上大怒，逮捕李默下狱。刑官说没有相应的律条可以比附，皇上竟批示说：自古没有臣子辱骂君主的法律，意思是这种事本来不可能发生；如今既然发生了，就着令判处斩首，候命执行。王联、赵文华这两人的举动，哪里还可以列入士人之类？到了万历甲申年，御史丁芍原（此吕）追究侍御高启愚在南场出的舜禹题，认为这是江陵谋反的张本；而冢卿杨梦山（巍）等人又弹劾丁氏，说他以暧昧之事陷人于族诛。这是 沿用了前朝王联、赵文华的故智。御史们不肯接受，反过来相互攻击，因此太仓相公上了八道不平疏，其中说：“这又错了，怎么能用禽兽的法律来对待人！”确实如此。当时同丁御史一起弹劾高启愚媚事张江陵、为其谋反制造条件的，还有北给事中刘一相、南给事中王亮。嘉靖初年，又有锦衣卫革任千户王邦奇，为迎合皇上的心意，追究故大学士杨廷和、兵部尚书彭泽等人的罪过。皇上逮捕杨廷和的儿子、女婿审讯治罪，杨廷和的女婿、编修叶桂章自杀身亡。嘉靖九年，故太监张永家的奴仆朱继宗，告发阁臣杨一清接受其主人张永等人的贿赂，又说杨一清盗取宁王府库中的金银。杨一清因此致仕离职，第二年被夺去官职。嘉靖十年，江西刁民王荣告发同乡、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夏良胜刊刻自己上奏的大礼议疏，以及告发夏良胜厚待的江西参议、知县等官员。皇上下令逮捕夏良胜，流放到极远的边地充军；参议等官则贬官降职。大概告讦的风气一旦兴起，此后便逐渐发展到无法禁止。【刘东山】京师人刘东山，狡猾多智，擅长文书，同时熟习刑狱方面的术语。起初因被指控射杀父亲而判死刑，后来得以脱身。他一向是昌国公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的门客，二张把他当作心腹。二张平日横行放肆，都是刘东山替他们出谋划策；于是刘东山暗中把他们历来所犯恶行的事情和日期记下，丝毫不差。世宗即位继承帝位后，张氏失势，刘东山多次拿这些事情要挟他们，得到的贿赂不可计数。最后因为要挟张延龄、想夺取他的宠妾没有得逞，便上报变乱，告发二张谋反。皇上震怒，商议诛灭张氏全族；幸亏永嘉任首辅，同方南海极力抗争，张氏才稍稍得到宽免。锦衣卫指挥王佐一向知道刘东山奸邪作恶，竭力替张氏辨析，并且把刘东山平生所犯的各种罪状详尽揭发出来。皇上这才醒悟，依法论定刘东山的罪。给他戴枷示众后处死。张鹤龄被夺爵贬往南京，不久又被逮捕到京，死在诏狱中；张延龄被判斩首，长期关押在狱中。京师人没有不因刘东山伏法而感到痛快的，也都佩服王佐秉持正义，甚至称他为王青天。近来江陵败亡，言官也有人上疏，以谋反罪指控他；当时刑部尚书潘季驯、侍郎陆光祖等人竭力说明并非如此。皇上虽然没有采纳言官的奏疏，却下旨说“本来应当砍开棺材戮尸”，潘季驯也 被削籍，贬为编户平民。不要说锦衣卫指挥不敢说一句话，就连政府中也没有永嘉这样的人了。当时掌管锦衣卫的麻城人刘守有，原来是江陵扶植庇护的人，逐渐升到显贵地位，正战战兢兢地担心受到株连波及；而言路官员又因为江陵一党之人突然受到特别擢升，争相把他们当作故相留下的奇货，结果遭祸的惨状几乎同真正谋反的人一样。《实录》记载刘东山始末，错误很多。【嘉靖大狱张本】世宗朝李福达一案，张璁、桂萼等人因为结交郭勋，陷害了许多官员，天下人以及后世都知道这是冤案。但这件事的端倪早已在席书那里显露出来了。此前，湖广长沙的豪强百姓李鉴和父亲李华以抢劫为业，甚至拒捕并杀死巡检冯琳；李鉴的儿子春震到朝廷申诉，李华被逮捕后死在狱中。李鉴又因盗窃罪名，烧毁良民房屋，被判斩首后逃走，诏令紧急捕捉他。长沙知府宋卿四处追捕，当时新近显贵的席书还在巡抚湖广，便借机弹劾宋卿，并把李鉴的事情说成是为故人出头。皇上派大臣前往审勘时，李鉴已经被捉拿归案，认罪服法，请求处死；宋卿审理的结果并没有冤枉。皇上又命令把李鉴逮捕到京城再次审讯。此时席书已经入朝担任礼部尚书很久了，于是上疏说：“因为我在议礼问题上触犯了朝臣，所以楚地的审问官便释放宋卿的罪责，把罪过归给无辜的李鉴。

译请求敕令法司会同审勘，以辨明是非。”皇上下令刑部会同御史苏恩、评事杜鸾审讯此事。三法司合疏说：李鉴杀害官兵，抢劫他人财物，焚烧他人房屋，从前众多证人已经使案件定罪。如今亲自审问，他又无言可辩，而席书想要坐实宋卿弹劾李鉴的奏疏，竟替死囚辩护，并且把议礼作为理由。大礼本来出自圣意，席书不过因为偶然说中了一句话，就援引此事来要挟陛下，以压服满朝大臣，只有皇上深加察辨。于是刑部尚书颜颐寿等请求派往湖广再次审勘。皇上说：“李鉴的案件既然已有席书为他申理，其中必有冤屈，不必再审。”命令免李鉴死罪，戍守辽东。当时席元山虽然刚愎凶狠，也不敢立即坚持此案，仍请求复核。然而世宗独断专行，径直认为议礼而新近显贵的人所昭雪的案件，即使是盗跖、庄蹻也一定曾被史官证明为贤人，于是把前后的爰书全部一笔勾销。这是嘉靖五年六月的事。没过几天，山西巡按马录弹劾张寅、郭勋的奏疏就传了出来。如今人们只知道李福达一案，却不知道此前还有席书、李鉴两案，同在这一时期，所以记下它们的大概。在此以前，给事中升任佥事后，被递解为民；陈光的妻子郑氏因奸情与他离异，她的儿子陈桓因杀人被判死罪，席书替他申说冤屈。席书说，云洸因为议礼而受到嫉恨，有人罗织文饰他的罪名，请求皇上稍加宽宥。皇上命令免去云洸递解之罪，免除郑氏离异之事，陈桓免死，改为戍守边地。这一案件也没有再次审讯，最终凭皇帝中旨宽释。这是前一年发生的事。大概是把议礼当作护身符，把非议议礼的人作为反坐治罪的案件，情形十分容易看出，皇上心里也知道确实如此。只是担心从前考察孝宗遗诏的旨意，会乘机再次被采用，借此钳制天下人的言论罢了。【嘉靖丁亥大狱】张永嘉突然显贵，武定侯郭勋首先依附他，因而得到皇上特别的宠信。妖人李福达一案，世宗怀疑御史借机倾陷郭勋，所以命令总督总理军务，以兵部侍郎身份代理都察院；命吏部侍郎桂萼代理刑部；命少詹事方献夫代理大理寺。这些人都是因议礼而新近显贵的人。三法司的长官都被投入狱中审讯。当时刑部尚书颜颐寿平素轻视总督总理军务和桂萼，到这时总督总理军务便命人给他上拶刑，还笑着对他说：“你今天服气了吗？”颜颐寿受不了刑罚的苦痛，叩头撞地说：“爷，饶了我吧！”当时京师流传《十可笑》的歌谣，其中一首说：“某事真可笑，侍郎把尚书拶得叫。”参与此案的大小臣僚都被治罪，而张寅和李福达于是被判定为两个人。皇上大喜，赐总督总理军务二品服色，任命他为宰相，仍掌管都察院，并把张寅一案汇编成书，名为《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从此皇上轻蔑臣僚，动不动就用中旨决定案件，罗织罪名越来越严密，告发攻讦之事纷纷兴起。外戚张延龄因谋叛被治罪，都御史胡缵宗则因诽谤被治罪，他们都是文武大臣中的尊贵亲近之人，却都被拷打得濒临死亡。以至于谏臣杨允绳、沈炼、杨继盛等，死在市集上；马从谦、杨最等将近二十人，死于杖刑。到了丁汝夔一案，代理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都在宫殿前遭受杖打，仍被降俸、罢官，皇上把他们当作奴隶一样对待。不再有优礼大臣的体统，大概是采用了颜颐寿等人的先例。到了嘉靖末年，夏相公伏法、李太宰死于狱中，只是其中尤其严重的例子罢了。在此以前，嘉靖丙戌年，刑部尚书赵鉴请求告老还乡，皇上因为他的言辞恳切，答应 了他，赏赐驿传让他回乡，每年供给仆役和廪禄。等到赵鉴入宫辞行时，皇上特意亲自写了一首五言古诗，亲笔书写在龙笺上，以此荣耀他的出行，大概满朝大臣都没有这样的奇遇。而颜颐寿以左都御史代替赵鉴，后来竟遭受拶刑拷打的酷刑；他离开赵鉴任职之时，仅仅相隔一年。知道满足、知道适可而止，这句古话确实值得品味。至于李福达、张寅本来是同一个人，已经在穆宗朝蔡伯贯一案的招供词中得到证明（赵鉴当初考中进士，因为年纪较大，投奔费宏门下，世人称他为神童）。【再证李福达事】李福达就是张寅，直到隆庆年间四川叛贼蔡伯贯一案才开始明确，是都御史庞尚鹏上奏后得到圣旨确认的。如今看伍少参《袁萃漫录》所记，又得到一个确切证据，书中说：“丁丑年参加计偕考试到京城时，同住处有一个等待选用的老上舍，是徐沟县人。”我问他李福达的事情，他回答说：“这个人年轻时亲眼见过此事：县里有个大侠张钺的儿子张宾，喜欢结交奸邪之徒，又因为和权贵交通，所以没有人敢告发他。李福达逃亡时带着两个儿子投奔张钺，张钺喜爱他的才能武艺，便替他改名换姓为张寅，让他与张宾以兄弟相称，给他的两个儿子取名大仁、大礼。张宾没有儿子，就把大礼收为儿子。不久张钺、张宾相继去世，张寅独占了他们的财产。两个儿子用钱粮取得进入国学的资格，而大礼年轻貌美，受到武定侯郭勋的宠爱。同乡韩良相也崇尚侠义，和张寅友好，后来因为争买美妾而结怨，首先把他告发给巡按御史马录。檄文下达后，张寅逃到武定侯家藏匿，托武定侯写信请求解除追捕，巡按御史于是连郭勋一起弹劾。经过内外许多官员审勘，都说事实确凿，没有冤枉，供词又牵连到武定侯。当时武定侯因为迎合议礼而受到皇上宠信，又和张永嘉相互勾结结党。张永嘉因此竭力替郭勋辩护昭雪，公论于是受挫。韩良相被判死罪后，便把自己争来的美妾送给张寅；张寅托武定侯求情，因而免死改为戍守边地。后来张寅死去，家道逐渐贫困衰败。大仁选任幕职，迁居河南；大礼仍用妖术迷惑人，有一天带着妻子儿女离去，再也没有回来。等我任贵溪县令时，曾向江中丞（潮）的儿子询问此事，他说当时掌管给事中事务的舍人（泰），也竭力证明张寅就是李福达，和那位老上舍说的一样。根据这些，李福达就是张寅，不必再说了。”江中丞当时也因张寅一案受到重罚，他儿子的话一定不会错。然而最初告发张寅的人名叫薛良，只是韩良相为此作了证明，伍少参的记载也略有错误。考察李福达一事，本来不必追究其真假。当时君主和宰相做主，为郭勋昭雪，明发的旨意已经颁布，而且还屈尊让皇帝亲自审讯；由于杨一清极力进谏，说审理案件不是天子的事，这才停止，命三位受宠幸的大臣分别掌管三法司。正如于谦谋逆的罪状，有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证明就足够了。还喋喋不休地声称冤枉，真是愚蠢。

译【权臣述史】嘉靖六年，妖贼李福达一案，因议礼而显贵的张、桂等人主持政务，竟把已经定成的案件全部翻转。当时刑部尚书颜颐寿、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卿汤沐、御史马录等，有的被杖死，有的戍边，有的贬斥，全部记载在《钦明大狱录》中，不必再叙述。到了嘉靖四十四年，四川妖贼蔡伯贯反叛，攻陷合州等七州县，自称大唐，建元大宝元年。直到隆庆三年被擒，审讯得知他以山西李同为老师。四川抚按官把文书移送山西，逮捕李同下狱。李同自己供认是李五的嫡孙，大仁、大礼都是他的祖师，世代学习白莲教，聚集徒众倡乱，这与《钦明大狱录》中的姓名没有不同。抚按官判李同同罪处斩；李福达则剖棺戮尸。当时世宗已经去世很久了。总理屯田、监军的都御史庞尚鹏上奏说：根据李同一案，李福达的罪行更加彰明，而当时受其流毒牵连的缙绅，达到四十多人。郭勋世代受到国家恩宠，却竟与叛逆贼寇结党，陷害缙绅；枢要大臣又都看人脸色行事，颐指气使，竟到了这种地步。万一他们暗中蓄谋叛乱，人人听命，那造成的祸害怎么能忍受？请求追夺郭勋等人的官爵，以便留下鉴戒；对马录等人特别加以优待和褒奖，以伸张忠良之气。奏疏呈上后，穆宗认为有理，交给有关部门议处。当时郭勋早已死在狱中，罪责无法再加。而马录以及颜颐寿、聂贤等人，都已经因穆宗登基的恩典追复原官，并且获得了恤典。其他参与此案而获罪的人，也都被昭雪，大狱的冤屈这才大白于天下。当时即使不再追加郭勋的罪责，总督总理军务、桂萼等人欺君结党、蔑视法律、滥施刑罚，他们的罪行也多得无法诛尽。然而身居揆地的诸公始终顾及故相的体面，不再议论此事，已经让他们漏网。到了隆庆四年九月，此事早已昭然揭示于天下，高拱以次辅兼掌吏部，又驳斥主事唐枢复官一事，想要倾陷旧辅徐阶。奏疏中又说：大逆案中获罪的诸臣，难道没有一个人应当承担那样的罪责吗？他们都是先帝所罢黜的，即使加以褒扬显用，还把周武王推翻商朝的做法作为比喻，希望激起皇上的怒气。幸亏皇上宽仁，只停了唐枢的官职，没有再追究其他人，高拱的 计谋这才受阻。然而他的倾陷危害和奸险，颠倒是非，也已经到了极点。到了万历二年《穆庙实录》进呈时，张居正掌握国政，实录全由他评定，竟把穆宗为大狱昭雪以及庞尚鹏的奏疏删去不载，反而把高拱的奏疏全部记载下来。大概张永嘉、桂安仁、高新郑的专横刚愎，都是他所效法的；在《世庙实录》中，他常常褒扬张、桂。至于高新郑，虽然是被张居正驱逐的，但在先朝时，两人同心协力铲除前辈，同僚之间又相互助力，交情如兄弟，所以取舍竟如此。大狱一案，是千古奇冤，他却想删削抹灭，使其踪迹消失，横暴专擅到了这种地步。他日身后遭受惨祸，说不是自取，也不可能。李福达是山西五台人，又名午，又名五；因谋逆获罪，最后减免死刑，改为戍边，不久逃亡到陕西洛川县藏匿。正德七年，他又图谋作乱，都御史蓝章将其击破，李五败逃藏匿。到了嘉靖五年，他改名张寅，用钱买得太原右卫指挥使之职。他的儿子名叫大仁、大义、大礼，都出资进入太学，投奔武定侯郭勋门下。因为烧炼丹药、役使鬼神而受到郭勋知遇，后来被仇家告发；当时马录任山西巡按，审讯查明后判处死罪。这些都是李同供出的。近来王弇州《首辅传》中，还说张寅是否就是李福达，始终无法弄清。当时王弇州刚刚出仕，在外任小官，想来对邸报不太留心，所以偶然记错了。【罪臣孥戮】国家旧例，大臣伏法以后，妻子儿女都流放逃窜；先朝有过这种做法，后来都随着宽政而停止了。只有世宗朝戊申年，辅臣夏言、督臣曾铣，因为触犯交结近侍官员、紊乱朝政的法律，本人处斩，妻子流放一千里，这是宰相严嵩主持议定的。庚戌年，枢臣丁汝夔、督臣杨首谦，因为触犯失误军机的法律，本人处斩，妻子流放三千里，儿子发往铁岭卫充军，这是严嵩欺骗他们，而皇上的愤怒仍未消解。癸亥年，督臣杨选，因为触犯接引奸细的法律，未经正常审判便处斩并枭首示众，妻子儿女流放二千里，这是皇上因蓟镇失事而迁怒于他，刑官黄光升迎合皇上旨意，重新加重拟罪。以上五位大臣，并非没有罪，但祸及骨肉，似乎稍微过分了。至于壬子年，咸宁侯仇鸾，因为通敌叛虏而被戮尸，首级传示九边，父母 妻子儿女都被处斩，妾、女儿以及孙子，则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虽然谋叛之事并非事实，但仇鸾罪恶深重、凶暴至极，天下人共同痛恨他，所以不认为这是滥用刑罚，远近人们都称快。近来枢臣石星因为东边的战事失败，皇上说他谄媚倭寇、误国，判处极刑，妻子儿女也被判流徙，这是几十年来仅见的事。嘉靖辛丑年，翊国公郭勋获罪，法司拟定判决：本人处斩，家产籍没，妻子儿女发给功臣之家为奴，大概是采用叛臣的先例。奏疏送入后被留中不发，大概是皇上认为法官承接夏言的意旨，苛刻地定罪。第二年郭勋死于狱中，于是没收的财产和充奴之事都免除了。【宫婢肆逆】嘉靖壬寅年，宫中婢女互相勾结，实施弑杀皇帝的行动：用绳子勒住皇上的脖子，用布翻卷后塞住皇上的嘴，又有几个人坐在皇上腹部绞绳，皇上已经垂危。幸亏这些宫婢不懂打绳结的方法，绳股松弛没有收紧，门外听到咯咯的声音，孝烈皇后带领众人进去解救，立即把参与弑逆的人捆绑起来押赴法司。当时皇上刚刚苏醒，还没有恢复知觉，一时的处置全由孝烈皇后作主，其中不免有平日所憎恶的人乘机被滥加进去。又有宁嫔王氏是谋划弑逆的首谋，端妃曹氏当时虽然没有参与，但起初也曾有谋划，这些都记载在《实录》中。故老相传，曹妃受到皇上宠爱，孝烈皇后嫉妒，才把她牵连进去；实际上她并没有参与谋逆。然而宫禁中的事情秘密，无法查明。如今《实录》所载的姓名略有一两处不同，偶然得到当时的底案，便抄录其姓名，并把刑部奉旨的文书附在后面。曹端妃没有列名于奏疏中，想来是在宫禁中正法了。曹氏原本是端嫔，因为生下皇帝的第一位女儿，到嘉靖十四年晋封为端妃。这天夜里皇上睡在端妃住处，宫婢张金莲把变故报告给中宫。大概她原先一同谋划，事情败露后才告发。刑部等衙门上奏，奉圣旨说：“这群叛逆宫婢杨金英等人，以及王氏等，各自结党，谋划在我的寝处害死朕，凶恶悖乱，极其违背天道，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们既然已经审问明白，不分首犯和从犯，全部拿去，依律凌迟处死。剉尸

译枭首示众，依法处置。各人的族属，不论户籍是否相同，都要逐一查出，由锦衣卫押送法司，依律处决；财产抄没入官。艾芙蓉因为是姐姐，曾加以阻拦，免予追究。钦此。钦遵。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该司礼监张佐等传示说：“臣等恭敬地到迎和门，接受并发下前项奏本，以及谋害皇上所用的黄花绳一条、黄绫抹布二方。臣等随即会同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陈寅等，将重犯杨金英等共十六名捉拿捆绑，押赴市曹，遵奉明旨，全部依法凌迟处死，剉尸、枭首示众，已经题报完毕。除将前项黄花绳、黄绫抹布封存收进官库，以及交给锦衣卫，捉拿各犯亲属，届时依律审问处决，另行提审办理外，谨将上述司礼监题奉钦依本一本，亲自赍送缴纳，谨具题报。” 现列出官婢犯人十六名：杨金英、杨莲香、苏川药、姚淑 翠、邢翠莲、刘妙莲、关梅香、黄秀莲、黄玉莲、尹翠香、王 槐香、张金莲、徐秋花、张春景、邓金香、陈菊花。这是法司处决囚犯以后，回奏皇帝的奏疏。后来捕获她们的亲属，处死十人，发给功臣之家为奴二十人。然而宫婢作乱，本来发生在内廷，和外人有什么关系？那么对她们的亲属似乎可以从轻处理。当时，政府方面是贵溪刚刚离任，诸城掌握国政；刑部方面则是闻端简刚刚接任。王弇州又说，宫婢构逆伏诛以后，次辅分宜入阁才一个多月，仍然掌管礼部。他上疏特意请求把这件事布告天下，皇上同意了。宫廷内的谋逆幸而没有成功，本来就不是圣朝的好事，却还要颁布给四方知道，对国体的伤害太大了。这话也没有说错。行刑时大雾弥漫，昼夜不散，整整三四天。当时人们说这是有冤屈，大概指的是曹妃等人。郑端简《今言》说：嘉靖壬寅年，西苑宫人发生变乱，皇上的身体十分危险。工部尚书兼掌太医院的许绅，使用桃仁、红花、大黄等各种能使血下行的药，在辰时进给皇上。未时，皇上忽然发出声音，起身排出数升紫血；申时便能够说话，又服了三四剂平息气机、活血化瘀的药，皇上的身体于是安定下来。许绅因功晋升太子太保，改任礼部尚书，封荫四代为一品，并荫其子。第二年许绅因为用药时惊忧成病而死，皇上哀悼惋惜，赐给的恤典十分优厚，谥号为恭僖。考察这件事，当时皇上遭遇变乱，已经濒临死亡，如果没有许绅几乎不能救治成功；而许绅实际上是冒死进药，并且对端简说：‘我自己料定这药未必有效，如果无效，我一定先自尽。’”可见许绅也不能保证皇上一定痊愈。幸赖宗社神灵，借医官之手，又使圣明延续二十五年的太平之治；与晋孝武帝对张贵人、唐宪宗对陈宏志相比，差别何止万万，不能说不是上天的幸运。许绅因功晋升太子太保，改任礼部尚书，封荫四代为一品，并荫其子。第二年许绅因使用药物而惊忧成病，最终病死。皇上哀悼惋惜，赐予极厚的恤典，谥号恭僖。考察这件事，当时皇上遭遇变乱而濒临死亡，如果没有许绅几乎不能救治成功；而许绅确实冒死进药，并且对端简说：‘我料定我的药未必有效，如果无效，我一定先自尽。’”可见许绅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治好。幸亏有宗社神灵，借医官之手，又延续了圣明二十五年的太平之治。与晋孝武帝对张贵人、唐宪宗对陈宏志相比，差距何止万万，不能说不是上天保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剂〕 考察壬寅年，方士邵元节刚死，陶仲文接替了他。两人都挂着大宗伯的官衔，进献的药物是红铅和含真饼子；所谓含真饼子，就是婴儿刚出生时口中的血。医家认为父母胎毒、痘疮夭折，大多与此有关，不知当时为什么把它称作上等药物。陶仲文死后，盛端明、顾可学接替他，两人都考中甲科，也都拜为礼部尚书；他们炼制的又是秋石等物。到了嘉靖末年，王金等人进献燥热的药物，以至于损害皇上的身体。如果许绅还在，未必会造成这种结果。【冯益枉死】浙江慈溪人冯益，字损之，有人说他本来是山阴人。他先任陇西教谕，因犯法被遣送戍边，后来逃离军伍，在京师游荡，得以出入昭武伯曹钦的门下，并因军功授任锦衣千户，常常进献秘密计策，曹钦很喜爱他。等到曹钦谋反伏诛，冯益被曹钦的妾贺氏牵连出来。起初冯益斥责贺氏，说仿佛与她并不相识，希望能够免死逃脱；贺氏后来斥责他说：“你曾和我丈夫商议大事，我丈夫还怀疑你是宦官的后代。你说，‘曹公孟德不是中常侍的孙子吗？’我丈夫十分高兴，还命妾侍陪你饮酒，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冯益这才认罪，无话可辩。当时曹钦的族人党羽都已经被屠杀，只有贺氏还活着。法司按法律应当把她发给功臣家为奴，皇上认为贺氏促使曹钦迅速谋反，情节和罪责加重，特意命令将她在市集上处以磔刑，于是和冯益同时伏法。当时又有一个冯益，字谦之，也是浙江鄞县人，因行医来到京城，又能表演杂技，在各个大户人家谋生。最初捕人者先抓到了他，认为他是真正的叛逆同党，立即押到市集。他刚刚大声呼喊争辩说自己不是那个人，首级已经落地了。第二次搜捕才抓到慈溪人冯益，因此详细追问，才知道第一个同名者确实是白白送了性命。由此可知，袁绍诛杀宦官时，没有胡须的人也被滥杀；冉闵杀胡羯时，高鼻子、长胡须的人也都不能幸免。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慈溪人冯益曾有诗说：“年老了精神仍须勉强振作，闲暇时写文章不要多加思量。”当时很受人称道。【剧贼遁免】建文初年，广东贼首钟均道在南雄州起兵，横行岭表。太宗即位后赦免了他的罪，并且用官职招抚他，但他最终没有出来。嘉靖末年，有个徽州人罗龙文，平素以侠义闻名。他能够潜伏在水中一昼夜，而且家境一向富足，擅长鉴定古物。胡梅林少保征讨倭寇时，以同乡的厚礼相待，请他招抚汪、徐等首领，确实出了力。因叙功，得以任中书舍人并进入内阁，和严东楼关系亲密；严东楼还让他品评所得的江南各种珍宝玩物，他进入严东楼幕府后，几乎朝夕不离。后来他和严东楼一同败落，一同被遣戍，又一同逃离军伍。听说林御史再次参劾，便先逃走。后来按照叛臣的法律被杀的，其实是罗龙文的族子，并不是真正的罗龙文。他的儿子罗六一，后来被御史王汝正弹劾，说他将要逃入日本，和汪直的余党一起入侵。皇上下诏立即逮捕他，他也逃亡江湖，改用假名王延年。虽然言官多次弹劾他，皇上也奉严旨多次下令缉捕，幸亏没有仇家告发，如今仍在江南自由往来。钟均道确实聪明，罗龙文父子则能预先安排多个藏身之处，以免遭受并处杀戮。由此可知，黄巢后来出家成为雪窦禅师，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话。【岭南论囚】沈司马又对我说，广东一带用法严厉，凡遇到劫盗，立即在市集上判处斩刑；只要接到巡按御史的檄文，即使县令也要出来监临行刑，如同北方捕获响马贼的例子，起初不必上奏朝廷。这大概是穆宗末年，殷石汀（正茂） 以司马身份督理两广，专门负责征伐，又因为是首辅高新郑的知交，所以能够如此越格办事。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被以擅自杀人的罪名治罪。沈司马又说：每次处决囚犯以后，看见市民大多用手提着肝肺，拿回去吃。起初以为是羊、猪的内脏，后来才知道是劫盗的五脏。那里接近夷方，竟残忍到这种地步，想来近年一定没有这样的事了。

译起初岭外局势不安，连年用兵却始终不得要领。当时高新郑宰相正兼管铨选政务，于是任用殷正茂为统帅。有人说殷正茂贪污，恐怕会败坏边防事务，高新郑说：“不是这样。寒士见识狭小，给他几十万，他就满足自己的欲望了。如今广东每年的军饷，难道只有几十万吗？况且这个人挥霍钱财，能够用丰厚的赏赐收拢士卒之心。我只求他办成剿贼的事，何必一定要曾参、太史公那样的人呢！”后来果然如同他的谋划，奏报成功。高新郑离职后，殷正茂又受到江陵的器重宠爱，改任户部尚书，他贪财更加厉害。但他常常用岭南珍宝贿赂江陵，于是能够长期任职；他的才干手段也确实过人，能够在两位宰相水火不容时同样与双方交好，没有一点不同。起初沈司马任吏部选官时，每次来拜见，高新郑都从人群中向他招手，让他进入火房交谈，并且说：“您将来一定会成为正直敢谏的大臣，而且会升任显贵官职，希望您努力并珍重自己。”他识人的能力就是这样。【王大臣】王大臣本名章龙，是浙江宁波人。他小时候做娈童，稍长大后做优伶，平素往来于大宦官门下。过去小宦官曾把他带入各位大宦官的值房，他偷窃珍宝财物已经不是一天了。他仓促之间遇到皇上，事情出于意外，难免惊慌失措。皇上回头看见他，心中怀疑，随即将他拿下，送到东厂拷问幕后主使。当时冯保恨高新郑入骨，所以决意把他治成灭族之罪，实际上并不是江陵的意思。如今《病榻遗言》却说这是张居正指使的，不对。冯保又憎恨原司礼监掌印陈洪，想把他一并治罪，而且陈洪和高新郑素来交情深厚。王大臣下狱以后，冯保命令办事人员中俗称“夥长”的人和他淫乱亲近，教他诬指高新郑、陈洪，并许诺千金为赏，使他直接冒犯皇帝。外界议论纷纷，怀疑江陵和宦官共同制造了这场阴谋。江陵和亲近的人商议，大家都说不可这样做，却无法说服冯保。当时掌管锦衣卫的是太傅朱希孝，他虽是江陵的幕客，却向来和高新郑交厚，心中怜悯，竭力营救，还拿出数千金送给各位大宦官。宦官中也有亲善高新郑的人，在慈圣太后面前竭力替他解脱。恰逢再次审讯时，突然大风冰雹齐作，冯保和各位审问官都惊恐失色，于是把王大臣送交法司。当时江陵已经决定替高新郑昭雪，担心审理时王大臣仍坚持说高新郑是主使，事情便难以收拾，于是和刑部郎郑汝璧谋划。郑汝璧说：“这事不难，我自有办法。” 于是郑汝璧秘密把囚犯带到隐蔽处，钩住他的舌头剪掉。第二天会审追问时，王大臣因口舌残缺，只能含糊其辞，再也不能说话，于是把他弃置市曹。《中元遗言》中说给他灌了哑药，也是错误的。又说这个人是跟随总兵戚继光来的，这也不对。郑汝璧过了几天就调任仪郎，随后又调任吏部，如今任少司马，总督宣大。【忧危竑议】癸卯年冬天，出现了一本妖书，书名叫《续忧危竑议》，内容非常怪诞荒谬。事情发生时，正赶上楚地审勘刚刚停止、郭江夏刚离开朝廷，言路中的奸佞之人借此向首辅献媚，于是怀疑是郭江夏所作。当时人们都为郭江夏感到不平，但最终也不能把罪名加在郭身上。后来公论大为畅达，揭发此事的人，奏章充满公车；但它的根源其实始于戊戌年的妖书。戊戌年那本书名为《忧危竑议》，也指斥储宫之事，所以癸卯年借这个名字续作。戊戌年妖书刚出现时，御史赵之翰竟只因礼部主事万建昆和给事中戴士衡等人获罪，就把万建昆列为次要人物，张建新是万建昆的同乡，戴士衡又曾任张建新的县令，于是把这些关系牵扯到一起，想使张相陷入不可测的祸患。幸亏皇上圣明，戴士衡只被遣送戍边，万建昆削籍，张相也因东边的事情被勒令闲住，后来又被贬为民，皇上没有深究此事。当时张居正正受到西北正直人士的群起攻击，所以没有人敢公开说话为他辩护。近来议论此事的人，只知道替郭江夏申诉冤屈，却几乎不再记得戊戌年的妖书。前后不过六年，赵御史倾陷危害张居正，却寂然没有人指摘，只是因为当时的风气和趋向造成的。赵之翰是陕西邠州人，以壬辰年庶常的身份起家。东宫的册立，皇上的心意早已确定；自太子出阁讲学以来，朝廷大臣也安心拱手听从，不再强行喧扰。庚子年春天，刑部主事谢廷赞在外戚郭氏家饮酒，听到宫中秘密传出的皇上旨意，说早晚将要册立太子。郭氏喜形于色，泄露了这句话，谢廷赞于是想借此建立功劳，起草奏疏，在宫阙下跪了三天，把获得批准作为期限。皇上震怒，罢免谢廷赞的官职，册立的命令也因此推迟。到了第二年，忽然传出特别旨意实行册立，朝廷内外欢呼，更加责怪谢廷赞猎取奇闻、妄自发言。《竑议全书》已经载入前编。【乙卯闯宫】乙卯年四月，张差闯入宫禁的事情发生了。一种说法主张从轻按疯癫处理，以安定储宫；另一种说法主张彻底根究、从重惩处，以断绝祸乱根源。是非曲直不敢断定，而争相构陷的事情纷纷发生，各人互相用恶毒言语辱骂，推测他们不断寻找事端，争论确实还没有停止。有一位审理此案的刑部郎官 有一天遇到郑宫庶方水（以伟），谈起往事，并且因意见不合而感到苦恼。郑方水说：“现在暂且不讨论这件事应当怎样处分，但凡事情牵涉亲王，都应当会同文武府、部、科、道各衙门共同审勘，听候皇上裁决。今天的事情何等重大，诸位却让西曹的郎官和吏员擅自凭空臆断，这与古代制度相距太远了。难道还值得争论谁的意见更精确吗？”刑部郎官听后恍然自失。于是想起往年癸卯妖书一事给朝廷官员造成了不少祸害，后来偶然遇到一位因失德而被赶下山的豪门少妇，她在客座上陪酒，谈到妖书作祟，这个妇人忽然说：‘这都是当时的大臣和两衙门中没有学问、没有见识的人造成的，所以惊慌到这种地步。难道没有看到国家的法令吗？凡遇匿名文书，都应当立即烧毁，其中的话一概不执行。当年只要照这样办理，片刻之间就消散了。何必让满朝纷纷扰扰呢？’我听到她这番话，深深感叹这一类人中尚且有人能有这样的见识，何况词馆中的儒臣呢？【廷杖】当今皇上宽厚仁慈，古今少有；然而廷杖一事却屡次出现。例如丁丑年杖打五位贤臣，是江陵宰相大为震怒、冯保等大宦官主持的，并不是皇上的本意。此后几十年没有使用廷杖；到了丙戌年，卢礼部（洪春）因上修省疏违逆旨意而受杖刑；戊子年，给事中李沂因弹劾宦官张鲸而受杖；壬辰年春天，孟给事（养浩）

译因请求建立储位受杖一百；又过了几年，到庚子年，王给事（德完）因请求优厚对待中宫，也受杖一百。这些事情都关系到国家朝廷的纲常，对名教有功；这些人虽然在殿廷上受到羞辱，但朝廷士大夫看待他们，仿佛他们已经登仙。我想到这种风气是金、元的夷俗，而本朝沿袭了它，赵宋时期并没有这种事。然而成化以前，诸臣受杖时，都穿着衣服、裹着毡毯，不伤及皮肤肌肉，但仍会内伤，困卧数十天才能起身。脱去衣服接受笞打，则始于逆瑾刘瑾掌权之时，许多名臣因此死亡，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这对于圣朝明主来说，应当念及“可以杀死，不可羞辱”的宗旨，赶快停止。士人受杖，古代很少见。只有后汉显宗时，撞郎药松，不过是皇帝亲手杖打他，但这已经不合礼制。《六朝则》南齐《陆澄传》中有这种事，说郎官、吏员累计受杖达到数千下，情形像是对簿受笞之类，未必就是廷杖。北朝则元魏时有这种刑罚；这是索虏的鄙陋习俗，宇文氏、高氏于是沿用了它。隋文帝也曾在殿廷上鞭打人。到了唐代仍然如此，例如李邕被杖死在朝堂上，已经是最严重的情况了。但姜皎、裴伸等前辈，因为曾经做过大臣，还能免受这种羞辱，可见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会损害国体。本朝因进谏停止南巡，以及大礼、大狱而受杖的人，多的有几十人，甚至有人再次受笞打而死；只有当今皇上在位时，诸位贤臣都保全性命。而且当时受杖后仍然供职的人，大臣中也有，例如左都御史屠侨、刑部侍郎彭黯等；当今皇上则把他们斥退为编氓，让受笞打的人悠闲地养伤，不必带着羞惭之色来处理政务，而且不久又相继得到复职。这种保全士节的做法，比前朝更好。我的家乡郑端简（晓）和他的儿子光禄少卿（履淳），父子都因进谏而受廷杖，留下刚直的声名，也是本朝仅见的事。进谏劝阻江陵夺情起复而受杖的几位贤臣，听说吴赵所受的刑罚稍轻，但创伤也很重。第二份奏疏是沈艾所上，刑罚更加重了。最后邹氏的奏疏送入，杖打最为狠毒。我曾听沈继山先生说：“受杖那天，我把右腿交叠压在左脚上，因此只伤到一半。出去后剔掉腐肉，割取黑羊的腿肉，敷在臀部，再用药物缝合包扎，才得以重新生长。后来奉命戍守东粤，徒步翻越山岭，血仍然不断流下。”邹南皋先生对我说：“每逢阴天，骨头里面就隐隐作痛，因此晚年不能行深揖礼。”至于卢东麓先生，先父和陆葵日宗伯竭力替他周旋，所以没有受到重伤。我又问孟五岑给事，他也说自己所受的杖刑最为狠毒，只是偶然没有死罢了。听说王希泉给事因皇上震怒，执杖的人不敢留情，也濒临死亡。听说邹氏的奏疏送上时，江陵阅读后也有所感动，叹息说：“这个人不怕死，真是奇男子！”心里想最终宽免他。冯保却独自怨恨，不肯答应，因此邹氏不能免罪，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这样。又听沈继山说，他任郎官时曾和曾确庵司空相识。曾确庵当时任左司马，凡是武官出征、卫所任职，都由兵部亲手注拟；曾确庵把沈继山注拟到广之神电卫，并且表示说：“我在广东做官，知道神电是个好地方。”而且沈继山治理番禺，有恩惠爱民之名，门生很多，和曾确庵关系接近，可以依靠他们自给。沈继山十分感激他的好意；如果是沈艾、邹氏，他们就都被发往贵州荒远边地了。沈继山很感激他的好意；如果是沈艾、邹氏，就都被发往贵州荒远边地了。【立枷】三木囊头，自古就有，大概是像枷锁一样用来显示羞辱。到了唐代酷吏手中，才出现“凤凰晒翅”“猿猴献果”等名目，也只是用来进行一时的拷问。本朝给人上枷示众，开始逐渐滥行；如正统年间王振、正德年间刘瑾这两个宦官窃取权柄，才开始用重枷示威，后来甚至施加到士大夫身上，但还没有听说立枷的说法。近来厂卫多使用重枷来拘押犯人。头号重枷重达三百斤，期限长达二月，受刑者已经百无一全。而最为残酷的是立枷，戴上这种枷的人不到十天一定断气；偶尔有稍微延迟死亡的，命令把枷降低三数寸，便会立即死亡。按我亲眼见到和听说的，死于此刑的人数不胜数。大体上都是因为罪名较轻而实情严重，特意设置这种刑法来使人死亡；或者是得罪了宫廷，根本没有活命的道理。只有壬辰年乐新炉以及诸龙光所受的立枷，确实出自皇上的意旨，命东厂迅速把死讯上报，大概是痛恨那些游荡无赖之徒的诽谤。然而自古没有这种惨刑，即使五代时的立钉、坐钉，也没有比它更残酷。我曾听京师人说：如果不是厂卫特别注意，或者犯人有仇家，那么仇家夜间偷偷雇乞丐，用背部承托犯人的臀部，使其稍微休息脚力；每天吃一只活猫，也可以苟延性命。不知道究竟是否如此。凡是枷刑期限未满便死去的，守看的人只掩土埋藏，等期限满了再请示，才上奏报告并领取埋葬费用。如果正逢炎热天气，那么留下的只有空骸骨罢了。所以谈论此事的人说，这种刑罚比斩首还残酷。（嘉靖初年），神棍刘东山告发外戚张延龄兄弟谋大逆。锦衣卫指挥王佐竭力证明这是诬告，反过来治刘东山的罪，给他上大枷三个月，发往边地戍守，不久便死了。刘东山受到恩惠却反过来加害恩人，他的罪大概比诸龙光还重，当时人心大为畅快。王佐因此在缙绅中获得声望，但也没有说给刘东山用过立枷。【江南讹传】壬辰、癸巳年间，关白事件发生，娄江有一位士大夫为了桑梓乡里，重金招募勇士，训练骑射，准备水师；仰慕义气的人便相继来和他谈论武事。这位先生家世代位列九卿，享有肥沃富足的产业，负有当时的声名，起初并没有封狼居胥那样的想法。一时他的子弟都是轻薄放纵的少年，和同乡的纨袴子弟一起，突然见到驰马、射箭、搏击等事情，便以此为乐，更加致力于招集健壮之士与自己同住，甚至把亡命之徒、胥吏、场伶、市井无赖也招来，不免混入其中。每次出行，都有弓刀侍卫，车马鲜明华丽，人们本来已经对他们侧目而视。恰好有一个游士，平素以意气侠义著称，也列在这些公子之中；他偶然向福建游客某人夸耀说：“这些人是世家子弟，能够报效国恩；小则有保障一方的声誉，大则有勤王千里的声誉。”许敬庵是老成之人，心中独自怀疑，也暗暗担忧，便写信给江南巡抚朱中丞鉴塘，名鸿谟，请他查访实情。大概许敬庵是湖州人，担心有不法之徒乘机偷偷起事，成为吴越的忧患，起初并不是说这些公子蓄谋叛乱。朱鸿谟平素喜欢惹事，收到信后大为高兴，便想把这件事当作功劳，和幕僚、丁忧武官、偏裨将领等谋划。那些人长期受到公子们轻侮，便极力夸大其说，并且说变乱就在旦夕之间；如果不先下手，江左必定不能保全。朱鸿谟立即上奏朝廷，直说他们勾结倭奴，谋反的形迹已经具备，并且先行逮捕了这些公子。

译当时我的朋友王房仲（士骕），王世贞最疼爱的儿子，被戴上刑具，像俘虏一样，看来将因不合时宜地触犯法律而获罪。奏疏递上后，满朝无人知道其中的缘故。首次二位阁臣又都是吴越人，惊愕得不知如何处置，只拟定诏旨，让巡抚、巡按会同勘问。当时皇上的心意又难以揣测，幸亏内阁竭力坚持，才得到稍稍宽缓。许国看到奏疏后才大为悔恨，但事情已经来不及挽回了。朱国祯不久升任南京刑部侍郎离去，许国第二年入朝任大理卿，事情也逐渐得到缓解。王房仲因被判充作胥靡而削除荫籍，其他被判死罪的还有几人，后来都死在狱中。房仲早逝，这件事始终未能昭雪。吴中有获昭雪的人，恢复了他们的任子资格，如今甚至已经授官了。这件事起因于世家子弟亲近坏人，扩大于游氏好用纵横权术，促成于文帅借机邀功；那些公子没有遭到灭族，只能说是侥幸罢了！实在令人痛恨，也实在应当引以为深刻的警戒。【冤狱】锦衣卫带俸指挥周世臣，是已故戚畹庆云侯（寿）的孙子，住在东城的一条小巷里。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便和婢女荷花同睡同起；有个奴仆王奎负责开关门户。隆庆六年九月十一日黄昏，世臣带着荷花，手持火把关门，忽然有几名盗贼用斧头劈门而入。世臣拿着武器抵抗，仆人被杀；群盗合力攻打他，他战败后被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荷花躲在屏风后偷偷斜眼窥看，不敢抬头。盗贼打开箱笼，取走一百五十两金子，留下少许金子；荷花带着这些金子去告诉王奎。当时先帝的梓宫将要安葬到山陵，内外戒严，指挥张国维奉兵部命令负责巡逻，而在自己巡察区域内竟有盗贼杀害国戚，害怕受到谴责，便骑马赶去搜捕盗贼，没 有捕到，便来到王奎的房间，见荷花拿着金子哭泣。恰好邻居卢锦来索取肉钱，巡逻士卒也正好到达，卢锦躲到床下。张国维把他拖出来，审问得知他是屠夫，便抓住这个机会诬指他与荷花长期通奸，捏造淫夫杀人的逆案。卢锦经受不住酷刑，便诬认服罪。周世臣的族中长老听说盗贼来过，前来查看，也说事情确实如此，并骂荷花说：“主人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竟反过来害他，真该把你剁成万段。” 张国维很高兴，更加相信这是真事，便下诏交给法司审讯。荷花起初称冤，而且没有证据，于是请求移交其他衙门重新审理。当时署理刑部侍郎翁大立赞同这一说法，只是心中痛恨大逆之罪，又先入为主，便想赶快把他们凌迟处死；他唆使另一位署理郎官和吏员定成此案。那位郎官竭力坚持，不肯答应，翁大立更加恼怒，急忙命令上奏，获准依照拟定的罪名办理。到万历四年，王奎、卢锦、荷花都被依法处死，人人都称快。可是那群盗贼却在市中观看行刑，暗自发笑。群盗达到目的后，更加横行放肆，专门从事杀人埋尸，穿着华丽衣服，骑着骏马，以游侠自称。他们的首领朱国臣，起初也是屠夫，蓄养两个盲女妓，教她们弹唱词曲来赚取钱财，夜里则让她们侍酒；朱国臣常常喝醉后辱骂她们，还狠命鞭打。两个女妓不能忍受，便泄露了他杀害周皇亲以及其他流劫的事情。兵部将他逮捕，他和同党刘汝成、刘五等七人全都被捆缚收押。京城人都为荷花的冤屈愤恨不已，这些话传入宫廷，恰逢刑科也追究评论此事，皇上悲悯地为之伤感，便给朱国臣戴上刑具押到刑部。他们全都吐露实情，详细列举了抢劫掠夺的情状。这才知道，周世臣曾多次受到朱国臣的注意，朱国臣怀疑他会凭相貌辨认自己并搜捕，便决意杀掉他。刘汝成刺穿了他的胁部，刘五砍伤了他的胸部；刘汝成又亲自陈述作案经过。不久，他生下的女儿胁下长出一处大创伤，和周世臣死时的伤口一样，因此已经知道这伤是历来如此的。这时距离平反冤狱已经过去两年。刑部尚书严恭肃（清）担心当初审问此案的诸臣会获罪，便和首辅江陵公商议。江陵公说：“只须把真实情况上报皇上，不得有任何粉饰，而且首先挑起此事的人尤其不能逃脱罪责。”这话说的就是张国维。严恭肃按照江陵公的意思向皇上上疏，皇上认为拟定的罪罚过轻，命令重新拟定。于是把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处的郎官贬到外地任职；翁司寇已经正式任职南京兵部尚书，便被夺去官职，遣返回乡；张国维最终被论罪发往戍所。当时人认为处罚过于宽纵，也有人说张国维有很强的势力，结交了强有力的援助，所以得以得到较轻的刑典。【冤亲】接近癸巳年，吴地阊门有个姓宋的人，以贩卖川中贵重的秘器为业，就是俗称的“沙板”。他家世代积累钱财，被称为素封之家。他有五个儿子，请来一位余姚塾师教他们；他的妻子已经四十多岁，放荡而凶悍，和塾师通奸，于是谋划杀害 丈夫，几个儿子也有不少知道这件事的。有一天，他们以暴病死亡的讣告通知亲友，但这项阴谋大家早已熟知，事情传到官府，验看尸体后确实如此。于是判塾师死刑，妇人寸磔，五个儿子都以弑逆罪论处，但其中两个小儿子其实并不知道此事。案件上报朝廷后，他们未经正常时日便被处死。行刑那天，两个儿子大声呼喊冤屈，监刑者认为定案难以更改，只是默默怜悯，假装没有听见，朱氏一家因此全被灭绝。当时我的朋友王房仲因流言被拘押在请室，市井中讹传他将被处死，王房仲惊恐心悸，几乎想要自杀。等到宋氏一家伏法后，他惊惧的心情才恢复过来。【大侠遁免】今上丁丑、戊寅年间，有个叫曾光的妖人，不知来自哪里，能发表夸大的言论迷惑众人。他经常游走于湖广、贵州的土司中，教他们兵法，图谋大事，又编造《大乾启运》等妖书，纠集众人倡乱。当地大吏合谋要除掉他，却被宣慰使彭龟年骗过，连同他的党羽一起将他绑捕。两省把这项功劳上报朝廷，黔抚何起鸣等、楚抚陈瑞等以及彭龟年都得到优诏和厚赏。然而曾光竟然逃走了。皇上下令把妖党全部处死，严密缉捕曾光，以平息祸乱的根源。当时有江西永丰人梁汝元，以讲学自称，聚集徒众，讥讽抨击时政。江陵公夺情一事发生时，彗星出现在互天，梁汝元便借机指责此事，说当时的宰相蔑视伦理、擅自专权，实际上招来了天变。他和邻县吉水人罗巽异口同声地倡导，说将要进京主持正义，驱逐江陵使其罢职，彻底更新时局。江陵恼怒，示意地方官查找他们。各官正把这事当作奇货，恰好曾光案发生，便把两人的姓名偷偷加入其中，说他们将要跟随曾光谋反。梁汝元先被捕来，拷打致死；罗巽也死在狱中。曾光既然长久没有捕获，而此事已经被夸大，便不能半途停止了。楚地巡抚于是诡称已经捕获曾光以及罗巽、梁汝元二人，把案情串联编成审判文书，呈报朝廷。江陵也假装没有察觉，把案件交给刑部定罪，三人都从轻发配遣送，不过是姑且粗略粉饰，以蒙蔽耳目罢了。至于曾光，也列在判决文书中发配遣送的人员之内，但始终不知道他的踪迹究竟在哪里，真是游侠中的豪雄。至于罗巽、梁汝元这两个读书人，不过是因言语惹祸，大概只是何心隐一类的人罢了。近来李卓吾竟说梁汝元就是何心隐假托的姓名，这当然是荒诞之谈，不足凭信；不过何心隐也是吉安人。在这以前捕捉曾光时，曾画下他的相貌，悬挂在各处四通八达的大路上，并拿出重金悬赏缉捕。他身材高大，胡须很长，眉目异于常人，果然不是寻常人物。曾光案件形成于庚辰年春天，而楚地秘密搜捕他的行动，一直到江陵去世才停止。他的身材高大，胡须很长，眉目异常，果然不是寻常人。曾光案件形成于庚辰年春天，而楚地秘密搜捕，一直到江陵去世才停止。

译【逃脱囚犯依法处死】江陵执掌国政时，执行法律并不稍有宽假，例如盗窃钱粮四百两以上的，都未经正常时日便处死。吴中有个银匠管方洲，私自使用官府库银一千金，事情败露后被判斩刑。奏请皇上下旨后立即正法，暂时把他拘押在苏州卫镇抚司的监狱中。当时负责看押的是王百户，正是管方洲女儿的姻亲；他防范稍微松懈，听任管方洲出入。一天夜里管方洲忽然叛逃，台省官员震怒，立即把主管看守的人替他治罪收禁。王百户家原本富裕，便出重金招募人手，四处搜捕。主管此事的人也怜悯他的困苦，督促捕役非常急迫。隐约听说有人乘船渡海，行踪可疑，于是一路南下到福建、广东近海各地，无不遍行搜查，却杳无消息。捕役们心意已经懈怠，准备收拾行装回去了。一天到了香山坳，忽然听说有一艘逃往海外的破船漂来，姑且前去查看，只见桅杆、舵都没有了，寂静无人声，只有火舱里还剩下一两个奄奄一息的人，其中竟有管方洲。众差役大为高兴，骗他说：“我们这些人也要到南夷去做买卖，如今既然这样危险，已经决定回去了。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你的事情已经遇到大赦，不必忧虑。”于是把他拉回吴地。这时赦免的诏旨已经下达，王百户只差三天就要被押赴市曹处死。等管方洲到达，便立即把他释放了。吴地人惊骇感叹，天纲竟然巧妙到这种地步。【亲手杀死叛逆奴仆】王邑令（仰）在万历己丑年考中进士，是湖广崇阳人。初任广东新兴知县，因大计考核进京时，把他的仆人王守真等三人留在县衙中。他们时常向县佐说情请托，又偷盗官府的纸张、赎底和籍货，换成银两瓜分。王县令有一名妾的父亲也在衙署中，完全知道这件事；等王仰告诉他后，心中怀恨但没有发作，而几个奴仆已经察觉了。广东一带原来是瘴疠之乡，毒草很多，王守真等人偷偷采集毒兰藏在袋中，被同伴名叫继仔的人看见。继仔追问他们要这些东西做什么，他们说自己不能承受拷打，准备拿来服食自杀。王仰不久调任福建闽县，途中看见几个奴仆侍奉在左右，便瞪裂双眼，愤恨地辱骂他们，于是他们的叛逆阴谋更加紧迫。王仰到达闽县才几天，正忙于应付各种杂务，夜里起草公文，告诉家人自己饥饿。王守真等人把藏好的兰草放进饭里端给他，家人都没有察觉。等他进入外斋休息时，身边只有几个奴仆，毒性发作，随即死亡。到天亮他们才进去告诉他的家人，众人一同呼喊着取药救治，但医生都说他中毒已经死了很久，无法救治。同僚前来查看，只见七窍都在流血，便审讯惩办几个奴仆。继仔先陈述了以前的事情，几个奴仆也经受不住严刑，全都吐露实情。当时案件在城隍庙会审，王仰的儿子廷试手持利刃来到神像前，亲手剖开他们的心，用来祭祀父亲。许多官员怜悯他，也无法阻止，便把事情上报朝廷。理官下令共同议论，认为律文虽没有记载这种情形，但实情值得怜悯。皇上也认为廷试是被父仇逼迫，虽然不合律令，却是人子的极度悲痛，应当施行宽大政策，于是免罪不问。【齐韶冤死】刑部侍郎齐韶在西市被斩时，是正统十三年七月上旬；他的罪行并没有掩盖他的罪过，行刑时节也不合时宜，天下人直到今天仍为他感到冤屈。大概因为此事牵涉王振及其两个侄子，所以激怒了皇上，才有这样异常的处分。不过其中还有隐情。据锦衣卫指挥马顺的审判供词说，百户史宣的女儿已经被皇上选召入宫，后来获赐归家。齐韶托请兵部侍郎徐琦、驸马都尉赵辉，逼迫他们把这名女子娶来为妻；后来徐琦、赵辉两位大臣自己承认，是齐韶逼迫他们取来选剩的女子为妻，那么齐韶又有什么话可以辩解呢？大概皇上大婚时，从内廷选妃后放出宫的女子，本来就是皇上所中意的。皇上的宠意尚未忘却，齐韶很快招来灾祸，也就不奇怪了。近年有一位吏部郎，也用高价买下今上所选、在宫中受赏后退回的女子，格外宠爱她；皇上听说后没有发作。后来此人出任地方官，被白简弹劾，最终因刑案获罪，多次判处死刑，特别由中旨下令论斩，至今仍拘押未获释放。臣子竟为争夺一名美妾而同君父相争，兴致固然豪放，却不能说是懂得天命。【弟子毒杀老师】扬州兴化人宗名世，因工部郎官的身份在吏部考核中获罪，退居乡里。他的长孙已经二十岁，整日游荡而懒于学习；祖父却希望他继承家业，于是请丹徒名士陈肖来教他应举学业。陈肖管教督责过于严厉，打板子从不宽贷，宗名世的孙子积下怨恨，发出怨言。陈肖听到后大怒，鞭打得更加厉害，便产生恶念，买来砒霜混入饭菜中给他吃。夜里他狂躁喊水，别人阻止不能让水进嘴，终于死在私塾里。他的儿子、诸生宗观阳到官府控告。广陵的士绅百姓早已都知道事情经过，却没有人出面诉说。江都知县姚祚端，是个强干的官吏，便依法召来伍伯检验尸体。先把一片银子放进尸体口中，过了一会儿，银子变得像被墨染过一样。当时宗工部已经花了很多钱疏通关系，两家也已经议定了和解。姚祚端痛恨这件事，竭力坚持不能这样处理。他把审理文书上报给巡抚、巡按，二者都按照拟定的罪名判处抵偿。这是庚戌年的事情。如今宗工部还健在，而他的孙子仍被关在狱中，千方百计向下台官员求情宽免；但舆论坚持此案，最终也没有获准。【崔鉴孝烈】唐代严武小时候，因为父亲严挺之宠爱妾元英，对他的母亲无礼，严武便夺过槌子打碎元英的头，这是古今令人惊叹的事情。而嘉靖中叶，有山西保德人崔玘，十四岁时，因为父亲私通邻家女子魏氏，斥逐了他的母亲，崔鉴愤怒难忍，便亲手杀了魏氏。事情上报后，皇上认为他年幼却能激发义愤，特意免除死罪，发往附近充徒役三年。谁说古今之人不能相提并论呢？严武虽然还是婴儿，但出身世家，确实早已熟知节烈之义；崔鉴生长于市井，毫无知识，却发于至诚，比较起来更为难得。●卷十九 ○工部 【裴侍郎履历】裴琏是湖广监利县人，洪武年间以太学生身份授任剑州知州，升任浙江按察佥事，后来改任江西按察佥事；因牵连获罪，贬为兴州官员，召入朝廷任北京道御史，升任河南按察副使；又因牵连获罪，贬到武清，后来经推荐起用为广东道御史。仁宗在东宫时一向了解他，提拔为春坊中允，改任大理评事；又升任刑部主事，因事获罪，降为易州同知。洪熙初年，凭旧日东宫臣属的身份升任工部侍郎，改任北京行部；又因事获罪，降为涪州知州。而他的儿子裴纶，先在永乐十九年考中一甲第三名，任翰林编修，按例应当貤封父母。裴琏于是放弃自己的官职，接受编修文林郎的封赠。他这个人，大概三次任方州正职，两次任御史，三次任外台宪臣，两次成为流人，一次任官僚，再次担任法司属官，又两次任两京贰卿，最终以封公身份退休回乡。他仕途中的升降变化，和他家先世裴伷先有什么不同呢？裴琏在宣德十年死于家中，大约做官将近五十年，获得“封公”称号又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