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

译当时于肃愍任兵部尚书，也称总督军务。罗通以右副都御史镇守宣府，也称总督军务。景泰七年，兵部尚书石璞征讨湖广铜鼓的叛苗，也把总督列入官衔。从此以后，两广、川、贵、陕西三边以及山西宣大，凡是以部院官衔出镇的，都称总督。到了成化年间，有个应颢以福建巡抚奉敕专办事务，也称总督海道，这是代拟诏令的人弄错了。正德年间，武宗南征宁庶，自称“总督军务镇国公”，于是臣下都不敢再称总督，改称总制。嘉靖中叶，又认为“制”字不是臣子所能担当的，于是仍称总督，并增设蓟辽、河道、漕运等总督，都恢复了旧称。然而士绅之间的称呼仍称“制台”，两广尤其尊重这种称呼。如今这种体制也逐渐衰败了。近年关白之事兴起，又认为总督的地位不够尊重，于是开始有“经略”之名。经略在祖宗朝也有，但权力远在总督之下，到这时才加以尊崇显赫。我曾见宋桐江（ 应昌）以少司马身份担任此职，他的敕书说：“凡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总兵以下，如有违反军令的，任凭自行斩首。”抄本把“斩首”写作“军法”。他的事权比先朝陆完、彭泽等人还大，可见文官统帅的权力到此达到了极点。隆庆年间，因为北虏修好，命兵部大臣每三年兼任宪职，巡视九边，可以举劾督抚直到总兵等官；这种权力的尊崇程度，几乎同旧日宰相杨文襄、翟文懿相等。后来大臣被罢免遣返，便把这些事务交给巡阅御史办理，体制逐渐降低。如今太平已久，各边也把三年一次的大阅看成例行故事了。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叛，皇帝命太监张永征讨，官衔署作“总督宁夏等处军务”。兵部说旧来没有总督太监使用的关防，皇帝便下诏铸造赐给；内臣担任总督军务的，只见张永一人。九年以后，他又总制宣大军务。嘉靖六年，因大学士杨一清推荐而起用，只掌管御用监、提督团营，不能再称总督了。正德七年，中原刘六、刘七等盗贼起事，命太监谷大用征讨；陆完以部堂官身份任文官统帅，只能称提督，而谷大用却称总督军务，大概是沿用了张永的先例。【巡抚之始】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太祖命皇太子巡抚陕西地方，“巡抚”这个名称由此开始出现。以后逐渐派尚书、侍郎、都御史、寺卿、少卿等官巡抚各地边疆和腹地，事情办完报告皇帝，便停止派遣；这种官职有时称巡抚，有时称镇守。后来镇守既有总兵，又有内监，因此文臣出镇不再称镇守，只称巡抚。专门负责军务的有提督、赞理，以及地位更高的总督；此外还有整饬边关、提督边关、抚治流民、总理河道等官职，都是因事特设，但事权相同。那些以部堂等官职出任地方长官的，与巡按御史互不统属，文书往来常有阻碍，难以办事，于是专门规定由都御史担任。景泰四年，镇守陕西的刑部右侍郎耿九畴改任右副都御史，仍旧镇守，这就是专门使用宪臣担任镇守的开始。以后凡是尚书、侍郎担任督抚的，都兼任都宪，以便办事，大概是想用堂官的身份来驾驭御史。起初还以属官礼节对待他们，后来改称晚生，见面时仍然陪坐；现在则彼此都称侍生，文书往来完全没有高下之分，相处如同同僚，巡抚反而要观察巡按的脸色，迎合他的意旨。天顺元年，总兵官 石亨上言，要求把天下巡抚全部革除。等石亨败落后，又照旧恢复设置。正德二年十一月，刘瑾专权乱政，召回天下巡抚；刘瑾被诛后，又照旧恢复。大概这种官职在开国初年可以不设，但如今如果没有督抚，怎么制约总兵的横暴？绝不可能一天废除。【参赞军务之始】如今天下所称的“赞理军务”，只有巡抚这一官职，且都在边地。这是因为挂印的总兵既然称总镇，所以把“赞理”稍稍降低称呼以居其下。例如正统年间，金濂以刑部尚书身份和宁阳侯陈懋一同征讨闽寇，还称参赞军务，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开国初年又有不同。洪熙元年，因为武官不熟悉文书，选派方面官、部属等官员，到各总兵处总理文书、商议机密，只称参赞军务，但其所寄托的事务并不如巡抚。此外还有参谋军务、协赞军务等名称。洪熙年间，命山东左参政沈固前往大同总兵郑亨处办理文书，则又在参谋、协赞之外。此后不再见到这种设置。到了景泰年间，大同有参政沈固，宣府有参政刘涟，山东有参议周颐，广西有副使刘绍；刘清等人又以郎中、给事中的身份称参赞军务。景泰四年，任命御史〔姓名原缺，抄本补作“纪”〕协赞陕西、延绥等处军务，看起来不过是统帅幕府中的佐僚，不知道当时他同总兵相处时，礼节究竟如何。景泰初年，又有在于谦、石亨军前整理军务的人，奉赐敕书前往；这些人是内臣兴安、李永昌，这就直接相当于唐代的观军容处置使了。【抚按重轻辽绝】弇州记载巡抚和巡按地位轻重的事，从正统到弘治共四件，却遗漏了一件最有关系的事：弘治十七年十月，巡按山东御史金濂同巡抚辽东都御史张鼐商议后上奏，皇帝把此事交给礼部、兵部、刑部会同议论。他们说，巡抚和巡按共同办理文书时，应各自遵守旧制：都御史正面坐，御史在旁边坐；都御史下发文书，御史则具文呈报。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当时两者的体制差别就是如此悬殊。【提督军务】开国初年，军务都交给都指挥使司办理；后来逐渐设置总兵，事权最重。如今天下以文臣担任巡抚的，都是后来增设的，并非开国初年的旧制，

译所以称赞理军务，不过是协助总兵官处理军事机要，正如京营兵部大臣称协理戎政一样。总兵中没有挂将军印的，也都是历朝增设的；他们同巡抚共同办事，巡抚才得以称提督军务。可见旧日官号还有些高低差别，但到今天所掌的事务已经相同。武臣以总兵官为最重要的职位，先朝公、侯、伯专门出征者，都排在尚书之上。自从设置总督以后，总兵要接受约束，即使是世袭爵位也不能免除入朝趋拜；后来逐渐用流官充任总镇，品秩更加降低。督抚刚到任时，总兵戴头盔、执兵器，叩首行礼而出；后来改穿冠带，恭敬拜见，才逐渐增加礼貌。嘉靖年间，即使周尚文位列三公，近来李成梁登上五等爵位，也都遵守这项规矩，不敢逾越。正德末年，皇帝自称大将军、总督军务，江彬以平虏伯任提督，连同各位义子和大宦官也称提督，武臣有提督之称从此开始。近年朝鲜战事中，宁远长子李如松刚从宁夏奏凯归来，又以大帅身份征讨倭寇，功名很盛，意气洋洋，不肯再向宋经略行俯伏之礼。宋经略无可奈何，只好议定加授提督军务，并列入官衔。两人相见时，采用边地官员拜见督抚的礼仪，只穿素服侧坐，原有的櫜鞬等礼仪全都废除了。武臣官衔中出现提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又据当时所见，李如松的官职只是左都督；提督这一称号，就像宪臣提督学政、部属管理差务、内臣奉敕办事、锦衣卫两司房管理官校一样，都可以使用，只是带有“军务”二字时地位更重。杨邃庵起初总领三边，王阳明再次起用后总领两广，杨次村节制援兵，也只称提督，但实际事权就是制府。至于武帅中地位最重的，除了提督之外，像今上初年戚继光在蓟镇，以总兵官加总理之职，专门负责训练，并且督抚部下的偏将、标兵都归他操练调遣，生杀大权掌握在手，文官都要仰其鼻息；这是江陵公特别优厚地授予他的权力，并非其他统帅能够相比。成化初年，任用赵辅佩带征夷将军印，统领都督和勇等征讨流寇。有关部门议论升任参政韩雍为佥都御史、提督军务，皇帝答应了，却把提督改为参赞，大概是严格遵守祖制。【张半洲总督】张尚书（经）以南京大司马兼任北方右都御史，督率军队征讨倭寇，所辖江南共六省，事权最为雄厚，眼看大功即将完成；却被赵甬江少保诬陷，逮捕下狱，死于西市，人们至今仍替他抱屈。不过他任职期间，也有 稍微任性处理事务的地方。有个张任，是吴地嘉定人，丁未年考中进士高第后入仕，授官郎署；不久因属于被贬官员的名籍，调任嘉兴府同知。他到外郡运粮，抵达嘉兴迟了半天，张督府正好出城，在瓮门内遇见他，便依军兴法要将他斩首。兵使者替他哀求，张督府才免去他的冠服，将他捆绑起来，杖打臀部六十下，命他回任自我效力。当时军民数万人相互惊视，先祖父还在公车署，亲眼看见这件事，也发出“可以杀，不可以辱”的感叹。后来张郡丞屡次升迁，以中丞身份巡抚西粤，建立武功，官至少司马后回乡。他的长子名叫其廉，字伯隅，以任子身份考中乙未年进士高第。【阮中丞被围】嘉靖甲寅、乙卯年间，倭夷侵扰东南，我浙江首先遭受祸害。当时巡按浙江御史胡宗宪升任佥都御史，督军有功，迅速升为右都御史，总制浙江、直隶、福建、江西四省；又把浙江提学副使阮鹗升任佥都御史，接替胡宗宪的职务。阮鹗喜欢说大话，但不太懂军事，胡宗宪轻视他，两人渐渐产生嫌隙。到了丁巳年，胡宗宪已经采用蒋洲、陈可愿等人的谋划，同倭酋汪直讲和；倭酋徐海却没有得到要领。徐海听说阮鹗躲在桐乡县城中，而且兵饷聚集在那里，便集合军队进攻。他用空漕船装满瓦石，冲撞城墙，城上的雉堞摇动得像扇子一样。胡宗宪幸灾乐祸地盼望阮鹗失败，不发援兵。阮鹗惊恐万分，躺卧不起，不能再出面。各位将领和官吏都说城池早晚守不住了；有人劝说胡宗宪，如果出了事故，依法应当连坐，他才派精锐前来援救。恰好和议也谈成了，徐海才奉命解除包围、停止进攻，不久便被擒获处死。阮鹗调任福建巡抚后离开。桐乡刚解除围困，阮中丞才出来处理政务。当时正值盛夏，各文武官员看见他庭院里平整得像镜子一样，连一根蔓草也没有，都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他躺卧时稍微起身行走，就亲手拔除杂草，用来消磨漫长的白日。阮鹗在我郡任职时，我家的老奴仆名叫恺，偶然入城，同他部下一个士卒争吵。士卒进衙申诉，阮鹗立即命令把老奴捆起来斩首。旗牌将要出发时，给事中汤日新来拜访，于是稍稍停下。汤日新一向熟悉这个老奴，同阮鹗交谈后便释放了他，最终既没有追问两人的是非，也从未亲眼看过这个老奴是什么样子。老奴第二天回到乡里居住，先祖父这才知道此事，出来拜见并道谢；阮鹗也茫然不知，已经完全想不起有过这件事了。他在福建时被人弹劾，说他把藩司库银贿赂倭寇，并有其他贪赃枉法之事，于是被罢官逮捕治罪；但实际上他是因为疏狂傲慢而遭到诽谤，事情的真相并不完全如此。【海忠介抚江南】海忠介在江南任职，一心整顿澄清，却不懂得顾全时务，常做不近人情的事情。例如，士绅升补官职或奉命出差，以及藩司、臬司入朝庆贺万寿，都带有勘合；原来配有鼓吹、旌旗的八个人改为一人，轿夫、抬夫二十四名改为四人，令人无法承受，有的雇人代替，有的绕道离开。他又下令郡县官员在庭院参见时不得低头，但属吏害怕他的威势，没有人敢抬头。我的乡里有个姓郁的人，以乙科出身担任他的属官、绩溪县令。他年纪很大，腹部肥胖，俯仰都很困难；入谒时只是起身、停止都比较迟缓，腰背却挺得笔直。海忠介非常高兴，认为这是第一等强项之吏，立即上疏特别推荐。新郑于是召他入朝任比部郎，根本不问他的政绩和资历。海忠介这是矫枉过正，也算贤者的一种弊病。海忠介在吴中开府时，人人都把告发别人当作事业。无赖书生和狡黠的懒惰农民，都抛弃经书、放下农具，专门从事刀笔讼事。后来王弇州替华亭谋划，起草匿名诉状，假称柳跖告发伯夷、叔齐二人侵占首阳山的薇菜田。海忠介明白其中的讽刺，才稍稍停止这种做法，不久又因言论被罢职。这种风气既然盛行，便成为惯例；直到今天，三吴小民的刁顽在天下首屈一指，正是庚午、辛未年间开始造成的。又如吴中士人的习气本来最为淳厚，偶尔有人带着娼女出游，也一定假托是普通百姓，把她藏在船中，不敢出来。

译自从丁亥年凌司马洋山（云翼）殴打诸生一事发生，极大地违背了众人的情感，吴地士人到宫门前申诉冤情。皇帝下严旨拘捕审治，凌云翼被削去官衔，任子被发配戍边，人心大为称快。然而从此以后，青衿诸生一天比一天放纵，动不动就用秦坑之事威胁上官；至于乡绅，则害怕他们如同害怕伥鬼。有时豪民带着美丽女子游宴，必定邀请一两个秀才安排在上座，以防发生意外。民间兴起诉讼后，又各自请熟识的儒生到公堂上替自己争辩，于是吴中相互侮辱，竟有了“雇秀才打你” 这样的说法。民间风俗和士人习气，都是由上面的人引导的，形成的原因已经很久了。海忠介下狱时，世宗震怒，满朝也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只有司务何以尚替他求救，也被下诏狱，几乎死去。到隆庆年间海忠介再次被起用，他抗疏弹劾高新郑，大概是替徐华亭谋划；何以尚也请求皇帝赐尚方剑诛杀高拱，以帮助海忠介。两人始终志同道合就是如此。万历内戌年，海忠介再次出任南京少宰，何以尚以部郎身份拜见海忠介，海忠介却把坐榻放在座位一角。何以尚毅然说：“如果只按名位来说，本来就应该这样；但当年我很惭愧曾受您的情谊，难道不能不用宾客之礼来对待我吗？”海忠介坚持不同意，何以尚拂袖而出，说：“不到黄泉，永不相见。”这话逐渐传遍当时。何以尚后来转任光禄寺丞，历升南京鸿胪卿，年老时辞职，诏令加授太仆卿，退休。海忠介不久升任南京总宪，死在任上。他以乙科出身任教官并主持考试，想参与评定文章；当时主考官执掌政事，不允许他参加，他发怒想离开考场，于是只允许他出一道题便作罢。后来他调任淳安县知县，再转嘉兴通判，才入朝任户部郎中，以直言进谏论罪绞刑。我郡的志书《名宦》遗漏了海忠介的名字。【海忠介被纠】海忠介巡抚江南时，立意打击压制豪强，到了处置徐华亭时更让人难以忍受；但因为一时声望很高，没有人敢议论。只有刑科给事中舒化首先弹劾他，措辞还比较缓和。到了吏科给事中戴凤翔，独自上疏参劾海忠介，甚至揭发海忠介任南京卿寺官时，妻妾相互争斗，二人同日自缢。海忠介的辨诬疏写得过于激烈，甚至诋毁满朝没有一个好人，于是吏科都给事中光懋、河南道御史成守节等人都十分愤怒，各自上公疏联合弹劾，海忠介这才离职。有人说徐华亭实际上唆使戴凤翔写这道奏疏，后来戴凤翔把女儿嫁给徐氏，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戴凤翔弹劾直臣固然过分，但他所指出的也都是事实，现节录如下：第一，滥受诉讼。皇上明察民间奸诈，已经颁行严禁，海瑞却不顾赦免以前的案件，任凭人们互相告发；又没有规定受理诉状的日期，告状的人接连而来，奏牍堆积上千纸，牵涉万人。他不能按情理曲直剖析是非，只凭个人的亲疏爱憎决定胜负，导致刁民不能安生，只想着构造诉讼；把小过错粉饰成极大罪恶，把虚妄之事捏造成真实情况，本来是户婚田土纠纷，却装成杀人和强盗案件；有的还没有正式告状，就先扬言要告来索取钱财；有的已经告状，又讲价钱求和。赵诉者不受笞打，诬告者也不受杖刑，律法被弃置一旁；罗织构陷成为风气，人心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大坏了！第二，田产分赎。祖宗时代也担心扰乱事端，规定期限为五年。海瑞却不管交易年代久远，一概违反条例审问判决，又不详细审查相关证人，随告随给，真假不分，情理全都违背。有的把明白写有中正契约的交易说成没有交易；有的把双方自愿的情形说成被迫献产，导致恶棍不再谋求生计，专门图谋夺取田产。辛苦开垦、重新经营的田地，竟按旧价直接回赎；已经耗尽家业的人，又要分割祖产。有的假称投靠来威吓人交还田产，有的说对方侵占隐藏来肆意夺取，简直是在剜壮民的肉，喂给饿虎吃。风俗败坏到了这种程度，已经达到极点！第三，道路上的公差。沿途冒用滥派的差役，本来应当革除，但正规的差役也不能一并取消。海瑞出京时，用夫三十多人，到了德州 以下，使用夫役一百多人。他自己说这是分内应有的，却不知道用这种标准要求自己，也应当用这种标准要求别人。何况去年奉差祭祀海神，假称奉敕访察民情，恐吓沿途官员，直到本乡。连柴火和蜡烛也都向有司索取，抬轿径直进入两司衙门中间的道路，致使轿夫和皂隶都被责打三十下。他仍不惭愧醒悟，动辄以圣人自居；他的条约中有“大圣人作为”等语，状词中还有“欺天玩圣”字样，竟全都批准施行。恐怕这样僭越盗用圣名太过分了。他又不懂民间习俗，妄自禁止百姓交足租税。租税不能收足，赋税又从哪里来？结果佃户依靠租谷生活，田产所有者却要赔补税粮，肥沃的田地荒废，国家赋税从哪里筹办？他又不遵守明定的条例，妄自禁止还债。债务如今不能偿还，以后借贷就无法流通；百姓日常生活虽急需钱财，却没有地方借贷，只能束手等死，危困之中如何自救？其他列举的事情还有很多，全都是违背时势、触犯民俗的行为。当时新郑以首辅身份掌管铨选，海瑞是他所任用的人，也很早听说海瑞不适合任职的情况，所以复核奏疏中有“器量小而容易自满，晚年不能成全”等话，命海瑞回籍听候任用。新郑当时正倚重海瑞，把他当作左右手来攻击华亭，最终却不能庇护他，大概是不能违抗一时的公论。高新郑虽然专断固执，但这次举动似乎稍微采纳了众人的情绪。海忠介颁布的条约说：“只知道国法，不知道有阁老尚书。”于是刁民纷纷起来，江南大为骚动，影响延及我浙江。不问年月远近，不论亲疏尊卑，以卑贱凌辱良善，以奴仆告发主人，弟侄强占兄长、叔父的产业，甚至借祖先遗产之名进行侵夺。从庚午年至今将近四十年，年轻的已经壮年，壮年的已经老去，却仍沿袭旧习，专门从事诬告弹劾。贤明的士绅反而谨慎躲避，以博取忠厚的名声。我曾听吴中杨震吴（成）太宰说：“近来地方长官逞强施威，动不动说不怕强御；然而强御就是我们这些人，难道不是可悲吗？”王弇州起草柳跖告发伯夷、叔齐的状子，海忠介看后才稍稍醒悟，真是所谓谈笑中的讽谏也能切中要害、化解纠纷。【李尚书中丞父子】丰城人、南京兵部尚书李克斋（遂），以中丞身份巡抚淮扬，正好遇到倭寇入侵，淮安被围，形势十分危急。他的儿子中丞见罗（材） 当时正在赴公车途中，身处被围的城中，便单骑出城激励将士和百姓坚守；他发放漕司的金钱，明确赏赐标准，又劝富户捐助兵械和军饷，昼夜凭城防守；暗中招募通州、泰州的海兵数千人，夜间冲破包围进入城中，又在夜里出城袭击倭寇，斩首五千，倭兵才撤退离去。李克斋因功升任现在的官职。这是我乡沈太史晴峰（懋孝）所记载的。当时沈懋孝正在李克斋的官署中，后来又同见罗一起考中进士，他所记的事情应当不会错误。见罗任南京兵部尚书时，正赶上振武营士卒杀害侍郎黄懋官之后，士卒更加惊悍凶暴、肆无忌惮。李见罗到任后，局面立即安静下来；他平定整治的谋略就是这样。

译这是国史中的说法；但焦漪园太史却说，李见罗到南京枢密机构任职时，散发库银数十万来诱导叛乱士卒，这就是所谓的平定之策。焦漪园是金陵人，亲眼见过这件事，那么他说的也一定不是诬蔑。难道当时淮阴的功劳全都出于象贤的谋略，而等到他承担留钥重任时，施展的才能仅止于此吗？见罗后来任中丞，今上丁亥年巡抚郧阳，遭参将米万钟率兵逼迫，困窘到了极点，只得拿出库银赏赐，又厚加每月俸禄，才得以获释；不久逃往樊襄，听候考察后罢职回乡，后来又因云南之事被逮捕。同样是中丞，为什么在儒生身份下反而勇敢有谋，到了执掌兵权的职位却选择怯懦呢？实在难以理解。李克斋任中丞时，两次进献白兔，可见他本人也属于胡梅林那一类人物。后来李克斋的长子栻任御史，向朝廷请求，李克斋最终获得皇帝赐谥。【郧变】万历丁亥年，我已故外祖父王公会泉，名俸，以山东副臬调任湖广参政，分守下荆南，驻在郧阳。当时郧阳巡抚是李见罗，名材；他和我外祖父同榜考中进士，又同在郎署任职，最为知交，于是得到调任消息后十分高兴，写信催促他兼程赶来。他刚回到家就生病，几乎不起；病稍好后整理行装，又病发，于是上疏请求退休。奏疏刚发出，郧阳事变就发生了。李见罗自负文武才略，又以讲学闻名天下，竟拆毁参将公署，改建为书院；他替自己的部将米万钟谋划鼓动，让米万钟把李见罗禁在官署中不许出门；又亲自起草奏疏逼迫李见罗上奏朝廷，把罪责推给文官，并委曲替诸位武官、士卒解释。当时新任道臣是丁惟宁，刚到任时稍微用言语喝止他，立即遭到殴打和辱骂。丁惟宁原来有一把漂亮的长胡须，几乎被拔光，事情几乎发展到全军叛乱；幸亏守备王鸣鹤出面救止，丁惟宁才得以脱身。后来他虽然只是调任别的官职，但所受的侮辱已经极其严重。假如王公没有抱病并且前往任职，一定能够阻止书院的修建；即使发生事变，也自有应对方略，总比在家闲居安稳好。这大概也是命数吧？李见罗起初因听候勘问而离职，后来又因其他事情被论罪，几乎判处极刑；过了很久才获释，发配戍边。王鸣鹤是淮安卫世袭指挥，因这件事而知名，如今任广东大帅。【李见罗中丞】丰城人李中丞（材）以理学闻名天下，后来巡抚郧 阳，拆毁参将官署作为讲学场所，被士卒喧闹反对，遭受了极其窘迫的羞辱，不久因听候勘问而回乡。第二年，云南巡抚苏怀愚（酂）以他担任金腾道时冒功一事弹劾他，李见罗被逮捕下诏狱，拷打后论死。他的同年、我乡许司马（孚远）当时任应天府丞，上疏营救，因此被贬为佥事。同年申、王两位宰相也极力援救，却没有成功；李见罗被关在刑部六年，才得以编入军籍，发配闽中。他在狱中时，母亲在家中去世。人们都说，按常理他本应星夜赶回家乡服母丧；但因为名望很高，沿途迎接慰问、送礼拜访的人接踵而来，不免耽搁滞留，等到抵达我乡时已经过了半年。间或有人因此心中怀疑他，但因为他是名贤，没有人敢公开议论。到了福建，许孚远已经多次升任中丞，正在当地开府，亲自到郊外迎接。见到李见罗的仪仗侍从过于奢侈，远远超过许孚远，许孚远便出言规劝，李见罗的怒色立即显露出来。许孚远理解他的心意，又担心伤害长期交情，于是选择最宽敞的公署给他居住，命文武官员早晚巡逻守卫，一切按照巡抚的体例办理。李见罗每天两次开衙，接待宾客，收发文书，只是不鸣鼓吹、不放铳炮而已。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样仍不妥当。【许中丞】苕上的许敬庵司马，品行笃实，内心真诚，是古人中也少有的。他在吏部时被佞人篆所排挤，外调任佥事，后来逐渐升为南京兆，刚被重用，又特意上疏营救李见罗，再次被贬为佥事，因此名望震动天下。后来逐渐升任乡寺官，最后以中丞身份开府福建。他诚心爱护百姓，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如同寒士；只是偏好讲学，遇到一句话投合的人，便相信对方真是圣贤。狡猾的人便借机按照自己的方式欺骗他，地方上因此不免受到骚扰。恰逢李见罗从狱中减罪发配福建，两人同时成为一方重臣，文武官员如同发狂一般奔走依附，于是有“一省两巡抚”的谣言。吴中的缪仲淳又以经世才略自负，向来同许孚远交情深厚，也招请他前往。到了检阅操练时，他先让缪仲淳到教场比试武艺，随后亲自前往复核，因此部下渐渐心怀不平。一天，许孚远调兵前往漳南防守，正在宣布约束军队的命令，军中突然喧哗起来。许孚远惊慌急迫，不知所措，幸亏两位道臣用婉转的话替他解围。第二天，他查访最桀骜不驯的一百多人，割去他们的耳朵，又把其他士卒全部赦免，免除他们出征戍守，事情才平定下来。这件事发生在壬辰年，许孚远的同乡张御史（天德）当时巡按福建，亲口告诉我。到了甲午年，许孚远推升为南京大理寺卿。当时娄上的王相公刚刚辞职，我前去拜访，恰好邸报送到。王相公见到这件事很高兴，我说：“以中丞身份却得到南京这种清闲职位，似乎不是朝廷优待贤能的意思。” 王相公说：“不是这样。这 位兄长是古代君子，但用兵不是他的长处。如今倭奴正猖獗，海上多事，能够早些离开繁重的地方，对公家和私人都方便。”我又说：“那么许翁只是深通理学，而在推行于世方面稍有阻碍，难怪他同李翁相知。”王相公又提高声音说：“敬庵是真正的好人，而且老实，不弄虚头，哪里是见罗可以相比的？”他持论如此，必定是看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二李中丞】近年，潞河李中丞修吾（三才）因督运漕粮驻在淮阴，长垣李中丞霖寰（化龙）因总理河道驻在济宁。两位大人同籍、同乡，又志趣相投。潞河知道长垣一向节俭，故意想用这件事压倒他。一天，他派材官带着书信和礼物到济宁，并附送百金，说是托幕府替他买油、烟、脂粉供姬妾使用，因为那些东西是当地出产的。长垣知道他是想凭气势胜过自己，便叫来材官说：“我知道你主人后房女子很多，这一点脂粉不够使用；命令我的部下再买百金带回去，就当作我的回礼吧。”潞河打开书信后，知道自己反而被对方折服，只能干笑着把礼物搁置一旁，显得毫无用处，于是他的豪气也稍稍受挫。【李斗野中丞】李中丞名叫焘，是东粤人，以戊辰进士起家。长期在外任职，做到云南左布政，一向没有担任节钺之臣的希望。戊午年冬天入朝觐见，第二年春天考核官员的事务结束，恰好云南巡抚出缺，李焘设法谋得了这个职位。任命下达后，弹劾他的奏章纷纷而来，李焘急忙入朝辞行上任，刚出京城，罢免他的圣旨就下来了。李焘快马赶回云南，履行中丞职责，弹压文武官员，申明并严肃号令，昼夜处理政务，比此前几任官员更加勤勉。此事传到朝廷，弹劾他的奏章又蜂起，李焘仍然每天坐在公堂上，照常处理文书；再次接到严旨斥责，最终也不离职。直到接替他的人进入辖境，才交出印信和节钺返回。这样在任很久，他所得的陆贾式行装，已经多得不可计算了。圣主宽厚，最终从优宽免，真是奇事。

译【秦中丞】秦舜峰（燿）是无锡人，以辛未科庶常的身份出任琐垣，突然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再次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后来因被弹劾而调任，临行前取了读鍰羡余带回去。他的属吏、福建人沈介庵（鈇），任衡州府同知，上疏逐条列举了他的罪状。皇帝震怒，派缇骑将沈介庵逮捕，押入诏狱，追缴赃物并贬戍。沈介庵于甲戌年中进士，被授为广东顺德县令，以清廉严峻著称；入朝任郎官，出任郡守，都有声望，不久被贬任此官。既然因揭发上官而得志，意气更加舒展，很多人都畏惧并厌恶他。后来再次升任九江知府，在己未年的外官考核中，以“用人不谨慎”这一条被罢免。当时孙富平掌管铨选政务，议论者怀疑考功郎蒋兰若（时馨）有意报复旧怨，所以沈介庵和丁芍原（此吕） 两人都作为名士被冤屈罢黜。沈介庵与蒋兰若是同乡，素来互相仇视；丁芍原是江西人，原为蒋兰若的同年，蒋兰若曾为他乡里的漳州推官，而丁芍原又曾严厉裁抑蒋兰若。于是议论纷纷，秀水人沈司马后来也发表意见。孙富平把丁芍原的访单全部呈给皇帝阅览，丁芍原被逮捕审讯，几乎送命，最后只得到戍边的处分。富平和沈秀水互相揭发，结果都被罢职，蒋兰若也被废为编入民籍的平民。沈介庵回到福建后，以豪横闻名，后来被福建巡抚、巡按上奏，投入狱中。司法官查出他前后各项罪行，最终判处大辟，至今仍长期监禁。他难道是在做官时廉洁，回到乡里却贪黩吗？早一年，江西巡按祝大舟是他的旧属，被卢陵知县钱一本弹劾贪污；祝大舟以丁忧离任，而钱一本也已入朝任御史。皇帝特命刑部主事马犹龙奉敕前往查勘，查得事实全部属实，祝大舟也因贪赃被发配戍边。马犹龙不久因才干声望调入礼部，优先升为江西提学，没过多久进行大计考核，也因“不谨慎”被罢免。大概当时西台诸公痛恨他，于是被判永远禁锢。至今人们还为他惋惜，推荐他的奏牍不断送到公车；只是这一年主持考功的是赵梦白（南星），世人推许他为君子，因此有关马犹龙的申诉最终没有被提及。自从祝大舟、秦舜峰败后，一时之间各地巡抚、巡按人人自危，都说属吏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死命运，凡有取用赎罪钱财的事情，呈上的票文全都写着“缴回”。于是郡县官再也没有可以被人抓住的短处，只能束手听命，不敢有一句违抗的话。两位公虽然受到重罚，但实际上对后人有很大益处。按：乙未年大计时，湖州人吴平山（秀）因贪污被削籍，尤其冤枉。吴秀素有清廉声望，从山中被起用为扬州知府，却被当地乡绅憎恨而遭到中伤。吴秀平素交游很少，又是辛未科第三名，曾由王太仓举荐；王太仓当时已离职，人们还有所避嫌，于是没有人能够替他申辩。【经略大臣设罢】近年朝鲜告急，朝廷派侍郎宋应昌前往援救。当时认为总督的职权还不够尊重，特意加上“经略”的名号。后来接任的是顾养谦、孙鑛、邢玠等大臣，于是这个职位便都沿袭下来。倭寇之事发生时，宋应昌一向没有威望，舆论中没有人认为他可以统筹边外事务；一旦被特别提拔，议论者便纷纷而起，还说他的事权过于隆重。不知道此前 乙丑、庚寅年间，郑洛以尚书身份任经略，统辖七镇。当时虏情难以预料，正把郑洛当作最后的办法，所以没有人指责他。赞画万世德、梁云龙也是一时的精选之才，都凭边疆才干显达。至于宋应昌所带的两名赞画主事，也特赐四品服以表示重视；但两人都潦倒迟暮，不久便因被论劾罢职，也不是万世德等人的同类。丁酉年，杨镐因倭寇之事任经略辽东，因战败身亡被斥退；到戊午年，杨镐又因边境警报再次起任经略辽东，最终导致三路军队覆亡，这罪过即使将他寸磔，也不足以赎罪。此前嘉靖庚戌年，因虏兵来到京城附近，派都御史商大节经略京城内外，更是古今没有的事。不久又设置三辅经略，以王忬、翁万达、许宗鲁充任，前后四年都被革职。后来河南巡抚章焕请求设置经略中原，皇帝非常不高兴，章焕也因其他事情被驱逐。这样看来，“经略”这个名号，不是文官统帅容易担当的。【任邱大僚】任邱人李次溪（汶），在乙未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官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同乡田东洲（乐）巡抚甘肃，受他节制，这一年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戊戌年，两人都因大军恢复大小松山而受到忧劳。李由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升为东宫太傅，田由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并荫封子弟为世袭锦衣卫官员。这一年田正式担任掌管兵部的本兵，而李仍旧督理四镇。到辛丑年，李加少傅，田加少保，两人同为三孤，已经是不同寻常的事了。第二年壬寅，田因病请告。到乙巳年，李入朝任戎政，又加少师；徐理斋（三畏）则以甘肃巡抚、右都御史加兵部尚书，接替李次溪。徐理斋也是任邱人。徐虽未升到一品，但向来以边疆才干著称，将来的功名实在不可限量。一个小县城里，一时之间出了这么多大官，共同治理一方，开拓雄边，建立制府，接连位居公孤，子孙延受赏赐并充任环卫之职，这也是近代少有的事。隆庆年间蒲坂的杨虞坡、王鉴川，也就不值得一提了。【巡抚久任】巡抚这个官职最为重要而显要，长期任职最为适宜。因为对地方的利弊已经熟悉，官吏也习惯了，百姓也安于其治理。但如果不是任期一长就必然升迁，就是因为想要谋取这一职位的人太多，不能长期处在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也是事理使然。近年申报升迁的文书长期滞留，往往超过期限；其中任职最久的，没有超过陈毓台（用宾）巡抚云南，从癸巳年到戊甲年，共十六年。

译他的官职由右佥都御史升到右都御史，领取从一品俸禄；期间经历己亥、乙巳两次大计考核，科道官员的拾遗弹劾都已经上报，最终仍未离职，后来因武定府失事被逮到京城，死在狱中。其次是李修吾（三才）巡抚江北，从己亥年到辛亥年，共十三年；官职由右佥都御史升到户部尚书，因聚众弹劾而被免职归乡。魏见泉（允贞）巡抚山西，从癸巳年到乙巳年也是十三年；官职由右佥都御史升到右副都御史，因请告离任。黄钟梅（克缵）巡抚山东，从辛丑年到壬子年共十二年；官职由右副都御史升到兵部尚书，被召入朝担任南本兵，这是其中最著名的。其他如李次溪（汶）督理三边十一年，戴凤岐（燿）督理两广十年，刘用斋（元霖）巡抚浙江九年，类似事例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事情几乎如同先朝周文襄、于肃愍的旧事，只恐今后未必能再有。黄钟梅巡抚山东时，正逢陈毓台被逮捕治罪，朝廷议论适用“将帅没有设防而导致城寨失陷律”。黄钟梅上疏极力营救，并且说：自己任寿州知州时，陈毓台以御史身份巡行部内，曾受到他的知遇，并且把他列在推荐奏章的前列；如今却反而夺去他的官职来逃避罪责，这就像郭子仪为李白洗雪冤屈一样。黄钟梅的奏疏上呈后，遭到不少抨击，但陈毓台的案件也因此稍有转机，最终得以长期监禁。有人说黄钟梅稍稍接近古人的道义。【列营举炮】近年京内外负责兵务的官员，早晚升堂都要鸣炮；只有巡按御史巡视部内时不鸣炮，离开后才恢复。弇州记载此事，认为不雅。但这件事本来不是旧有制度，避让巡按御史也应当如此。若是总督军门，身份尊贵、地位重要，使用盛大的军容礼仪，本来就是分内之事。邢昆田少保在蓟辽任职时，遇到巡关御史巡视，也命令暂时停止鸣炮，各道争论而不能改变，御史喜出望外，以为这是尊重自己，后来上疏推荐时措辞极不合情理。又有涂镜源宫保（宗浚）任宣大制台时，与巡按御史宴会；遇到公事，巡按御史必须独自出来会见，换衣服时衣领稍有偏斜，涂宗浚亲手替他整理。这位御史还亲自把此事告诉别人。两位公都在边疆建立了功勋，品行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他们为了成就功名而隐忍，也如同胡襄愍（梅林）屈从于赵甬江少保一样。涂宗浚在宣大任职时，正逢虏妇三娘子再次与虏长婚配。当时这名虏妇已经年近稀龄，涂宗浚替她准备了几十车嫁妆和脂粉，甚至房中所用的淫药、所谓“揭被香”，也准备了百瓶。这种驾驭和笼络手段，也是兵家所有的手段，而且西部边疆因此安宁了几年。可是议论者却讥诮他，也未免太不宽容了。○司道 【方印分司】太祖平定天下后，分设十二布政司；洪武十五年增加云南，并设按察、都指挥等司。下至府、州、县，都授予方印；此外每省又划分分巡道，共四十二道，也使用方印处理事务，事权尤其重大，官衔都列在按察使之下。后来废除北平，增加贵州、交阯，也是这样。至于分守，虽然也称为道，却没有钦赐的方印。我还记得正德、嘉靖年间，内地的分守官尚且刻用私印作为凭记。如今外藩大臣，没有不使用钦赐关防的。这是事势所应当如此，但并不是建国初年的定额设置，也没有改为颁给方印。只有都转运盐使司，其属官有同知、副使、判官，各自分管辖地，也可以使用方印。大概太祖特别重视盐政，因为它关系军国大事，不同于其他官职；也像宋代转运副使，可以与长官地位相等共同处理政务，称为漕司，这种遗意还保存着。如今运司地位降到州郡之下，成为二司官，任用知府考核成绩较差的人担任；它的属官则都由资财出身的郎官和其他流品中潦倒不堪的人充任，盐政因此大坏。近来才开始议论整顿，以两淮盐课来说，它在天下盐司中居首，于是特别提高其地位，选拔品级和才能最高的人任职。又特意劳烦圣旨说明要让他按照道臣的体制办事，并给他专敕；但运司旧来毕竟是属吏，一旦超居与上级相等的地位，各方仍要求他像旧例一样长跪伏地拜见，甚至有人因此弃官不赴任。这就连圣旨森严，也还被轻慢而不遵守，做运使的怎么还能施展作为呢？又如行太仆寺苑马寺，它的体制与京卿相当，却也被视为闲散机构，用来安置藩、臬官中有过失的人。后来因为属官不服从约束，特意加授兼按察佥事的职衔，而州县对它的支配仍旧不变。近来因为人们厌弃轻视，全部革除，只由分巡、兵备道兼管，天下只剩下平凉一处苑马寺了。盐政、马政，都属于国家最紧要、最重大的事务，却荒废到这种地步；如果贾生还在世，哪里只是叹息而已。【宪臣笞属吏】宣德十年，英宗刚即位。曾任四川按察副使的朱与言因捕盗到了郫县，因恼怒知县孙祥没有设法缉捕盗贼，杖打他二 十下。过了五天孙祥死去，巡按御史请求追究朱与言的罪责，皇帝说：“朱与言的职务专门负责捕盗，因为盗贼的缘故杖打孙祥，并不是出于私意。”最终宽免了他。这还是很久以前的事。到嘉靖年间，巡按直隶御史蒋旸因小过失杖杀真定知县丛芝，被丛芝家属告发，后来查明只将蒋旸降级。御史虽然尊贵，但县令的性命也不应当被轻视到这种地步。至于刘宇掌管都察院时，常常因为琐事笞打侮辱御史，那是正德年间的事；御史为什么又卑贱到如此地步呢？嘉靖十年，广东提学副使萧鸣凤也曾任御史，刚愎任性，因为肇庆知府郑璋屡次违逆自己，无法忍受愤怒，便在公堂上杖打他。郑璋于是上疏自劾离职，巡按官将萧鸣凤逮捕治罪。众人都认为萧鸣凤做得不对，两京科道官员交相上疏弹劾，萧鸣凤因此降级调任。萧鸣凤、郑璋各自上疏为自己申辩，皇帝命令逮捕审问；审理结案后，两人都送交吏部另行任用。郡守负责教化一方，不是可以杖打的官员；况且副使只比郡守高一个等级而已。当时郑璋为什么甘心受辱，而朝廷最终竟把两人的处分判得相当，实在难以理解。弘治初年，山西按察司曾杖打郡守伊珍，已经见于第五卷。伊珍被杖打一事在本卷“郡守被笞”一则中也有记载；这里却说见于第五卷，足以证明刻本并非原本的卷次。【藩臣笞属吏】正统五年，陕西参政郝敬因公务到了华池驿，叫驿丞张耕野，张没有来，郝敬把他杖打至死。按察审问后，判处郝敬赎罪、服徒刑并恢复职务。皇帝说：“郝敬因为一点小小的愤怒杀死驿丞，实在太不仁了！不能拘泥于通常的法律。”命令把他编入军籍，发往大同戍守。此事与朱与言相似，而且同在英宗朝，但处分已经完全不同。

译到正统六年，浙江左布政使黄泽又鞭打盐运司丁鎡，被丁鎡上奏弹劾；丁鎡还揭发黄泽在考核期满、出巡各县时，向百姓敛取银三千两，用来补偿官物。于是两人都被投入狱中，司法官拟议分别赎罪、服徒刑、恢复职务；皇帝认为黄泽擅自鞭打三品官，又横征重敛，不能胜任，命令罢职为民。三品的方面大员也竟然受到鞭打，这件事与萧鸣凤的情况相似。况且黄泽贪赃很多，却只与丁鎡同罪，情理和法律都不公平；皇帝独断处理，是合理的。当时还有山西左参政王来，杖死知县张彬等十人，司法官议定因公应判徒刑；不久又因三殿工程完成而遇恩赦，只调任广东布政司。这样看待属官的性命，真如同把草芥当作人命。罪罚只到服徒刑，已经不合于法律，却还按原官调任，更是怪事。天顺七年，浙江右参议高崇因事情鞭打衢州知府唐瑜，唐瑜上奏列举高崇贪婪残酷的 几件事，于是交给巡按御史审讯治罪。以上都是英宗朝的事。也许那时的官制与今天不同；只是萧宪副杖打李郡守、蒋御史杖杀县令两件事，距离今天并不遥远，更令人震惊。如今的人听到这些，未必肯相信。【方面官淫纵】正统十年，福建左布政方正诱骗并纳福州中卫指挥单刚的妻子马氏为妾；按察使谢庄诱骗并纳福建左卫指挥张敏的女儿为妾；又在百户陈亮家挟持娼妓饮酒。事情败露后，交给巡按御史审问，查明属实，发往大同戍守。这一年，辽东苑马少卿黄琰又娶其属下定辽卫千户萧成、翟广的女儿为妾，往来饮酒淫乐。吏部、都察院拘捕治罪，命令降为行太仆寺主簿。同样是淫乱放纵，同在一年之内，处分却差异如此之大。况且方面大员竟然在自己治理的地方公开宣淫，也是从未有过的事。【藩臣被笞】工部右侍郎霍瑄先以参政身份掌管大同府镇守事务，右少监韦力转恨霍瑄，把他送到都御史年富家中，众人杖打他十多下。直到霍瑄升任亚卿，才上奏揭发韦力转的多项违法行为，皇帝命令逮捕治罪韦力转。这也是天顺元年的事。宦官竟敢杖打方面大员，实在更加奇异。后来韦力转得到皇帝宽免，霍瑄也没有追究。霍瑄起初镇守大同时，虏兵拥着太上皇来到城下，当时城内戒备森严，不敢开城门；霍瑄从水道出城，匍匐叩拜马前，痛哭着进献饮食、靴袍等物，又拿出府库的金银犒劳虏兵。皇帝感念他的功劳，刚刚复辟，就召他入朝辅佐冬官。霍瑄早已得到英宗的知遇，只是难道不能稍稍压制韦力转，以伸张自己的愤怒吗？【王吉死廉】王吉是浙江余姚人，以进士起家，初任刑部广东司主事，他所署理的分区管辖锦衣卫。当时门达仗恃宪宗宠信，又兼领镇抚司，势力非常嚣张。王吉每遇事情都加以裁抑；遇到门达的缇骑作奸犯科，就加重审讯治罪。门达非常恨他，暗中侦察他的罪过，却很久没有找到。正好王吉突然患病，误了朝参，皇帝按惯例把他送进狱中。门达挑选强健的狱卒狠狠捶打他，王吉几乎死去。等到恢复职务时，人们以为他已经被折服，但他执法反而更加严峻。后来出任广东佥事，又因功升为副使；不久他所辖的惠州、潮州盗贼再次兴起，王吉亲自 出兵时，有一千金的犒军费用，实际只用了十分之三。主管此事的人叫余文，怜悯王吉贫穷、没有回乡的行装，便把剩余的钱全数送给他的仆人。当夜，仆人的妻子忽然出来坐在公堂上，叫来差役，模仿王吉的声音大喊：“赶快替我把夏宪长叫来！”恰好胡佥事的官署稍近，听到异常声音，先赶到了。他突然瞪眼说道：“不是。”不一会儿夏宪长到了，仆妇才起身作揖说：“我即使死了，受到国家深厚的恩典，也没有什么遗憾；只是遗憾余文不知道我的心意，竟把剩下的官府钱财送给我家。即便这里没有办法查核，我难道能在地下接受这种污辱吗？”说完便倒在地上，再没有别的话了。他就是这样廉洁刚劲，大概是上天把这种性情植入了他的本性。至于世上的贪官污吏，即使死后做鬼，也一定还会收受贿赂。【藩臬官兼两省】近来两畿增设司道官，多由邻近京畿的两司官员兼带官衔，这在情势上似乎是不得已的。只有弘治九年，湖广右布政司陶鲁因功升为本省左布政，同时兼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兼管广东岭东道。以楚中官员兼任粤省分巡道，这种官制前所未有，事务上也不方便；此前此后，都没有见过相同的例子。当时正是治理极好的时代，必定不是扰乱旧章，其中一定另有缘故。天顺初年，顺天府学教授邵玉升任云南提学佥事，兼管贵州学校；当时贵州士人还依附云南省参加考试。【整饬兵备之始】兵备官的设置，始于弘治十二年。当时马端肃（文升）任兵部尚书，建议创设这一官职；刘文靖（健）在内阁，却暗中极力认为不可。马文升坚持上奏，态度更加坚决，这年八月才开始设置江西九江兵备官一员。因为九江既负责江防，又总管鄱阳湖防务，所以特意用专敕命按察司官员兼领。随后湖广九永、广西府江、广东琼州、四川威茂，也都增设兵备官，大概都是边方，多属夷地。当时这些事务本来就很重要，此后逐渐增设。正德年间流寇刘六等起事，中原各地都设置了兵备官。到嘉靖末年，东南倭患日益紧迫，于是江、浙、闽、广之间，凡任分巡道的官员无不兼带整饬兵备的官衔。起初是想提高他们的权柄，以约束武臣、训练士兵、防备意外，用意不能说不好；但承平日久，他们仍然只是守土官吏，没有标兵可以训练，也没有军饷可以支用。虽然天下都说设有兵备官，但问他们整饬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即使在任官员也茫然不知。【尹宪使】嘉靖戊戌年进士尹纶，是山东齐河县人，骑射武艺在当时首屈一指。后来罢去宪使、在家居住时，他的儿子秉衡从军，历任官职做到总兵，按制度应当给尹纶加封恩典，尹纶便接受了儿子的封诰，改穿犀带狮补的官服，出门拜访宾客。先祖父大佼当时在当地任分藩，尹纶多次与他往来。秉衡后来成为大帅，多次建立战功。

译【徐方伯死事】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贵溪夏相公因恢复河套的事情伏法，天下人既为他悲哀又嘲笑他。第二年庚戌，他的同乡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元江徐方伯的事。徐方伯名叫樾，也是贵溪县人，年轻时才名与夏相公相当。他历任官职，做到云南右布政司。当时元江府土舍那鉴倡乱，杀死其上司知府那宪，夺取官印，聚集叛徒，攻打劫掠各州县。巡抚、巡按胡奎林（应箕）和总兵沐朝弼不能抵御，便越级上报变乱，皇帝命令上下交给兵部议处，召集军队讨伐。沐朝弼于是与新任巡抚石简调集武定、北胜、亦佐等地的土、汉官兵，分五路进剿。那鉴假装服从命令，派遣他先前拘捕的经历张维，伪称奉监军佥事王养浩之命招降；王养浩怀疑有诈，不敢前往。恰好徐樾押运军饷来到军中，听到这番话，便请求前去，想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功劳。起初约定第二天就捆绑自己出城投降，众人都极力劝阻，说这是骗局，不可信；徐樾更加愤怒，坚决不听，按约定前往。等到他到达元江府南门外，那鉴没有出来；正斥责之间，象兵、马兵和伏兵一齐出动，徐樾及其左右随从全部战死。姚安府土官高鹄奋身救援，也战死了。从此双方交战多年，始终不能消灭那鉴。后来恰逢那鉴死亡，各部首领悔过，愿意献纳大象赎罪；世宗也厌倦了长期用兵、使西南疲敝，于是停止用兵。有诗吊念徐樾说：“可怜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条。”其中既有惋惜，也含有讥嘲。徐樾平素讲习道学，在仕途上也享有当时的声誉；但他贪求功劳、喜欢生事，与夏相公同科。一人沉溺于封爵，一人觊觎节钺；有的横尸都市，有的死在行军途中，而且都发生在同一县、同一时期，足以成为后来庸人的妄想之戒。徐樾号波石，自称是王文成的高足弟子，兼有文武才干，直到今天仍有人称道他。【王大参馘倭】乙卯年，倭寇到了禾郡，劫掠漕运士卒，剥下他们的衣服，把精锐藏在空船里，让会说闽语、熟悉道路的人背着木板牵船，众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倭寇。等到了王江泾，距城已经三舍，那里聚落繁盛，倭寇便弃船换衣，拿刀焚烧抢掠。居民四散奔逃，老弱妇女和士兵的尸体满眼都是，甚至有全家被杀的。我的外祖父王会泉大参独自守着房屋没有离开，藏在隐蔽处，窥视倭寇来往的踪迹。等倭寇吃饱将要离开时，众人都先出发，只有一个强悍的倭寇殿后，躲在空屋里，把刀解下放在身旁。大参突然跃出，夺过他的刀刺杀他。倭寇头颅受伤，仍然奋力起身又扑倒；他圆眼小口，皮肤像黑漆一样，真是个首领级的贼寇。王会泉把他的首级拿去献给胡督府。胡督府大喜，立即任命他为裨将，但他坚决不接受，只领取赏赐回乡。后来他考中甲第，谈论者都赞美他的胆略勇气；他总是脸红而不回答，仍然告诫后辈说：“不要学我去捋虎须。” 【布按二司官】祖宗朝最重视布政司、按察司两司的官员。知府一旦有空缺，必定由大臣保举部、寺、科、道中有才干声望的人担任。因此天顺以前，布政司、按察司官员入朝觐见时，都排在京官二品、三品官的末尾；如今则明确降为比原品级低一级的位置。过去他们都坐轿，前面有持棍开道；现在却由骑马的差役引导，手拿尺子一样下垂的鞭子，马眼蒙着纱布，和京师幕僚没有什么区别了。还记得今上初年乙亥年，如今的司马宋桐江（应昌）当时以吏科左给事中升任济南府知府。那时先祖父以济南守道身份入朝祝贺万寿，宋应昌到官邸拜见，行礼非常恭敬；同时到任后，也没有丝毫恼怒之色。第二年丙子年，如今的太宰李对泉（戴）以礼科都给事中升任陕西参政，自己抚摸着弇花金带给人看，说：“我有什么德行，竟能承受这个职位？”当时还保留着古人的道义。如今言官把外调任职看作长期流放安置，动辄变色争论，还凭借这种态度来判断掌管铨选之人的正邪。己丑年，如今的司徒张元冲（养蒙）以户科都给事中升任河南参政，也不免稍稍显露不满之色。这位先生并不是计较官爵的人，只是重视内职而轻视外任，形势和表现自然如此。辛丑年，御史赵文炳因升任副使而郁郁死去；乙巳年，给事中钟兆斗因升任参议而上疏自我辩解，纷纷多次陈说，也就不必再提了。【畿辅分道】今上戊子、己丑年间，南直隶四府中，位于江南 的地方只有一名兵备道官，而南北两京来的巡按御史共有七人；每次都要派道官陪同巡视，昼夜不得休息，更没有空闲处理本道事务。有人建议分为两道，又怀疑京畿不便割裂，犹豫不决，最终没有实行。恰好申王两位相公身居内阁，为桑梓之地极力承担此事，才开始把本地分为两道。竟然不知道太祖时早已有旧例。洪武二十九年，把天下划分为四十二道，而直隶占其中六道：一为淮西道，辖凤阳、卢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以及太仆寺、中都留守司；一为淮东道，辖淮安、扬州二府，六合县和两淮运司；一为苏松道，辖苏州、松江二府；一为建安徽道，辖池州、安庆、徽州三府；一为常镇道，辖镇江、常州二府；一为京畿道，辖太平、宁国二府，广德州以及句容、溧水、溧阳三县。可见祖宗制度划分区域是这样明确完备。洪熙元年，又在北京设置行都察院，设卢龙、恒南、冀北、广平四道，每道设置监察御史三员。当时划分南北两都，比外藩更加详密。这两朝的旧事，如今提出建议的人或许还没有完全知道。当时交阯还没有失守，都察院有十四道，另外又设置四道，总共有十八道御史。如今的人只知道十三道御史。【宪臣罪谪】士人获罪，被编管为戍卒的很多，却从没有把他们降为夷人那样的奴役。建国初年也有时把获罪士人充任小吏以羞辱他们，但不久就常常重新收录任用。永乐年间，江西按察使周观政获罪，被贬为河间府驿夫；正德年间，巡按徐淮御史薛凤鸣因与武官饮酒投壶，被贬为他所辖徐州的弓手。宪臣受到的羞辱，没有超过这种情况的。即使他的罪过是自取的，也不符合对待士人的体制。【龙君杨少参】宣城人沈翰撰，字君典（懋学），因进谏劝止夺情而触犯江陵的意旨；但江陵内心又为自己的做法感到惭愧，加上吴、赵两位门生已经背叛他，赵、张、习等词臣又因发表违逆之言而被贬，担心馆僚们怨恨自己，于是多次让他的儿子编修沈嗣修 写信慰问沈懋学，催促他回朝。沈懋学也■■未决，恰好有宣城狂生吴仕期，起草了一封想要规劝江陵的信，遍示所知之人，众人都替他担心；但他实际上只是想猎取奇名、炫耀自己，起初并没有把信投到京城官邸。与此同时，又有一个无赖读书人王制，也是被贬的官吏，伪造海

译中丞海瑞的奏疏，丑诋江陵，刻印后到处出售，这不过是想谋取酒食钱财罢了。当时操江胡都御史（槚）得到此事后大喜，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奇货，便逮捕吴仕期入狱，胁迫他招认说这些文字是沈懋学所作，再转交给吴仕期的人。审问此案的官员是太平府江防同知龙宗武，他平素与沈懋学交好，极力向胡中丞辨白，却不能使他改变。胡槚于是先请示江陵，说一旦公开揭发此事，沈懋学也会被牵连而无法解脱。江陵回信中有“姑且杖毙”几个字，胡槚便命令把吴仕期在狱中打死，沈懋学才得以免罪。后来吴仕期的妻子贡氏鸣冤，胡槚被发配贵州；龙宗武当时已经由湖广参政罢归，也被论罪发往粤东戍守。此前吴仕期死时，就有人议论龙宗武；沈懋学感激他曲意保全自己，遇到人便说明事情并非如此，并且多次向当权者申诉他的冤屈。恰逢沈懋学先病逝，事情未能昭雪；龙宗武最终老于军籍，如今还在。龙宗武与罗匡湖给事中是姻亲，又与邹南皋吏部关系深厚。两位公都是正直之人，不是肯随便交结的人。【冯仰芹大参】辛卯年顺天乡试，冯宗伯琢庵（琦）当时以谕德身份任正主考，正是他取得陈祖皋的《春秋》试卷并录取他的。那时，冯琦的父亲仰芹（子履）以山西参政身份负责易州兵备，正与管厂工部主事项元池（德祯）宴饮融洽，恰好京城有人来，冯琦寄来了试录和家信。冯子履刚拆封读了几行，就大声呵斥辱骂，并且欢喜又愤恨地说：“冯家从此以后没有祭祀了！”项元池奇怪地询问原因，冯子履说：“我儿来信，说因为避嫌，把陈先生的卷子列为榜首；如果他只是为自己谋求功名，那这个儿子的功名还要它干什么？”于是不断地叹斥，随即停止宴饮告别。不久，冯子履也因病辞去官职。这些话是项元池亲自告诉我的。【盐运使】天下有六个转运使主管盐政，其中两淮盐课占五个运司的大半，事务和权力最为繁重，先朝极其重视这个官职。永乐年间，平凉知府何士英因循良考核第一，特意升任两淮运使，由此可知这个官职的重要。后来耿清惠曾以原都转运使身份转任侍郎，仍然出任主管盐法的官员；历朝都特意派都转运使主持盐务。嘉靖年间，清廉的有庞惺庵（尚鹏），贪浊的有鄢剑泉（懋卿），两人都以中丞身份到任。因此上下相安，没有造成大的决裂。隆庆初年开始，不再派遣大臣管理盐务，而把重任归给巡盐御史和盐法道，于是运使的权力一天比一天削弱，地位也一天比一天降低。并且把这个官职作为安置知府考核成绩较差者的地方，出身于胄子、乙科的人往往得到此职，人们也不再自重，盐政便日益败坏。，盐政因此日益败坏。今上采纳言官的建议，下令提高运使长官的权力，并把他的地位提高到与藩、臬官相当，使他能够与盐法道官平等行礼，特意选拔廉吏石楚阳（昆玉）担任。石楚阳过去任苏州知府、绍兴知府时，以清廉冠绝海内。石楚阳到任后，侍御、道臣不向他行礼，反而命令他像旧仪一样长跪在庭前参拜。石楚阳愤恨之下辞官离去，继任者更加低头伏地拜见，地位越发卑下。辛亥年，我乡有冯桂海（盛典），辛丑进士，由彰德知府升任此官；同郡一位大参以漕储道身份来到扬州，责怪冯桂海拜见时没有行属官礼，便呵斥他出去；此事转而被巡抚、巡按弹劾，冯桂海于是被贬离任，一时众人都感到震惊。运使长官受盐法道管辖，称为属官还说得过去；但漕储道与盐课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也要如此苛责呢？近年丁巳年，户科给事中商等轩（周祚）提出建议，特意重视盐政，选户部郎中袁沧孺（世振）管理此事，并以按察副使的官衔上疏，主管盐法、掌握运使的印信，把盐道和运长合为一官。袁沧孺这才得以实行自己的主张，两淮盐政的困弊稍稍得到缓解。袁沧孺本来是有才干的官吏，与石楚阳都是楚地黄州人；石楚阳如今以中丞身份请假在家。【乡绅见监司礼】弇州说，乡里的士大夫拜见巡抚、布政司官员以及府、州、县官，应当按照部民的礼节，从旁门进入，走东阶；拜见巡按、按察司官员，则应从中门进入，走甬道，因为守土官和掌管宪法的官员本来有区别。然而当时已经不能实行了。近年以来，巡抚、巡按的事权没有差别，而布政司、按察司官员十有九人又都是彼此兼任的，谁还分得清哪些是守土官、哪些是巡按官，各自应当行哪一种礼呢？即使像弇州所在的苏州，只有一名兵备道官，按理应当以宪臣的礼节区别对待他；但当地兵备使一职空缺时，却由苏州知府代理。这时如果一时之间同时拜见两位官员，就会在道署前奔驰甬道，却反而在府衙前趋拜，也是情势上难以通行的事。有些事情古代可以实行，今天却一定不能实行，这就是其中一例。又如漕储道虽然辖有七省，却只管理漕运事务，其他事情都不参与。辛亥、壬子年间，我乡有一人担任此官，暂时经过乡里，便命令府县按照属官礼节行礼。于是本府管粮通判长跪，各县管粮丞叩头，其他官员按半属官的礼节入庭参拜，他还怏怏不乐。这种器量狭小、容易自满、妄自尊大的行为，不值得奇怪。又如嘉靖丙辰、丁巳年间，慈溪赵少保以视察军务的身份到了浙江，坐在公堂上接受两司 以下官员伏地拜见，不必说了；同乡的乡绅还压迫他，让他从旁边趋行。当时武林高文端（仪）以史官身份在家，唯独从中间穿过他的甬道。赵少保虽然十分愤怒，却无可奈何。总之也只是个器量狭小的人罢了。○府县

译【知府赐敕】如今人们传说：“苏州知府况钟以吏员起家，出任郡守，奉宣宗皇帝的敕书，得以便宜行事，作为特殊的典例。”这种说法确实如此，但当时不只是况钟一人。宣德三年，皇帝听说郡守全都按资历选任，很多人并不称职，恰好吏部有九个知府职位空缺，便命令部院大臣举荐廉能的京官任用。于是吏部尚书蹇义等人举荐礼部郎中况钟等九人，全都升任知府，所任郡府分别是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温州和苏州，都是重要地区。内御史何文渊得到温州府，后来被重用为名卿。当时九人都赐给敕书，其中不过说：“公差和人役违法害民的，立即把事实具奏上报；所属官员作奸犯科、危害百姓的，立即提解到京。”并不是如今传说的那样，凡是他们的同僚都可以逮捕审问。况钟到任第二年，奏报吴县县丞赵浚昏庸无能，起送到京。吴县一千八百多名百姓向巡抚侍郎成均周忱申诉，说赵浚守法奉公，爱护百姓、办理事务，都有善政；只是本府经历傅得有所求没有得到满足，又向粮长索取粮物，赵浚禁止不给，于是傅得愤怒地向知府进谗，才有了这次诽谤。忱把这些情况一并上报，皇上命按察使核查，果然如百姓所说，于是命浚恢复官职，并依法处置得。都察院请求治钟妄自上奏之罪，皇上说：“这是钟被得欺骗了，只是失于察访罢了，姑且记下他的过错。”仍告诫钟今后要更加谨慎。这样看来，钟本来就是一个轻信而急躁妄动的人。吴地人因为他是由异途出身而又强干的官吏，能够抑制豪强，一时对他的称誉超过了实际情况，这种传说流传至今仍未衰减罢了。正统八年，苏州知府李从智也曾获赐敕书。【一县两个县令】广西庆远府忻城县，是宋代旧县，元代任用土官莫保掌管八仙屯千户所。本朝洪武初年，设置流官知县，罢免掌兵官莫氏，令其迁居忻城边界。宣德以后，猺、獞不安定，知县苏宽不理政事，而獞族老人韦公秦等人保举莫保的元孙莫敬诚为土官，皇帝下诏授予莫敬诚特袭知县之职，于是一个县有了两个县令，权力彼此不相统属。继任苏宽的县令更加无能，政事大权全落入土官手中，流官只是拿着印信住在府城。弘治年间，督臣郑廷宝上奏请求革除土官，但土目韦涓等人当时正是镇守太监的私人，于是最终只任用土官，一直延续到今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户〕 一个县本来没有两个县令的道理，不论应当任用流官还是土官，都必须专任一人，这才是正确的。然而如今的政制有更加奇怪的情况。单说云南一省，省会云南府所属的安宁州，就有土、流两个知州；曲靖府所属的沾益、陆凉、罗雄三州，丽江府的巨津州，以及直隶的北胜州，也各有两名知州；临安府的宁州，有土、流两名知州；峨山、蒙自二县，也各有土、流两名知县；又如大理府，是滇中第一等重要地区，山水珍宝甲于天下，而所属邓川州有一名何姓土官，与流官同任两名知州；云龙州也是如此，云南县的知县，又与杨姓土官同任知县。其他省份尚未来得及考察的，还很多。近来又有土官立功，由巡抚、巡按上奏请求，加授土知府的虚衔，专管巡捕，而该府的政务全由流官知府掌管。这正好与弘治年间忻城县的情形相反。如今云南各州县大多如此，从政体上衡量终究是悖乱的，难道可以轻视边地而不加以整顿吗？嘉靖末年，倭寇祸患正盛，有个叫章焕的光禄官，上奏请求每县增设数名知县，世宗没有同意。滇地僰夷后裔归附或叛乱反复无常，因此同时设置土官、流官，是一时权宜之计，已经不是常制；竟至于东南财赋要地，也想仿照这种例子来扰乱地方。像这样上奏建议而没有受到圣主谴责，也算幸运了！土官府、州、县的衙门，如果只是由一名土人担任正官掌印，而流官担任佐贰及首领，他们都领取俸禄，不得参与政事。只有云南武定府往年尚未改为流官治理时，印信归流官同知署理掌管，而知府不过负责巡捕事务。嘉靖年间，女土官瞿氏上奏请求改正此事，经皇帝和有关部门议定，土知府才得以掌印。又如广西奉议州革除土知州以后，由流官州判掌印，治理夷民，至今没有改变。【一府两个推官】本朝各府的佐贰官同知、通判没有固定员额，而推官只设一名，大概天下都是这样。只有直隶永平府兼有蓟辽各镇理刑的职衔，因此多设两三名推官；陇右的临洮、巩昌二府，偶尔遇到有事时，也在督府驻扎的地方各设一名推官。但这些推官都随着幕府听取裁决，从未在郡城同时设置，何况内地更绝无此事。只有成化二十二年，江西吉安知府张锐上奏请求，因为江西大户结党作恶，吉安尤其好打官司，监狱里的犯人多达几千人，官员太少不能详尽审断，应该增设一名推官，皇帝同意了。这一举措确实是创举，后来不知何时才废止。【郡守被鞭打】南户部尚书雍正庵，即雍泰，是成化年间的名臣。他最初任吴县县令时，就有神明般精干的名声，后来历任西台官职，两次出任郡守。弘治元年任山西按察使时，因为恼怒太原知府伊珍稍微晚了一点给他让路，便把伊珍抓来鞭打。伊珍向朝廷申诉，又揭发雍泰违法，雍泰只被降为湖广参政。知府的官阶已经很尊贵，没有可以鞭打侮辱的道理，而且雍泰本人曾任过这个官，不知当时他与山西按察使究竟如何相处。何况太原是省会之地，那里的伍伯竟敢亲手鞭打上官，也完全不合情理。这件事记在雍泰的墓志中，又出自他的同乡吕仲木，即吕楠的笔下，并非凭空传说。后来雍泰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又用大杖鞭打参将李杰，被言官弹劾罢职；这件事也见于墓志中。想来雍泰为人廉洁而刚暴，是毫无疑问的。【金元焕】松江府青浦县举人金元焕，迁居苏州盘门以内。他的家人与徽州人争买一件小物，互相殴打致伤，徽州人回去后因伤病死，他的家人便以人命案告发金元焕。当时郡守是楚地人石楚阳，即石昆玉，和金元焕一同参加应天府己卯乡试，同年关系本来并不深厚；金元焕认为事情没有实据，又以为同年同籍的人在办此案，一定会为自己主持公道，便毫不在意。徽州人都狡猾善于谋划，反而扬言太守收受同年重金，为金元焕疏通关系。石楚阳平素以廉洁严峻自重，于是决意把金元焕按作主使。县令知道太守的意图，竟判金元焕抵命偿罪，判词上报郡府，又上报兵备道，都照原拟判决，不久又上报按察使。

译当时御史正在金坛巡按，金元焕贿赂押解他的差役，把他带到盘门宅中，与妻妾告别。差役起初不肯，后来请求一同前往并一同出发，这才答应同行。刚到那里，金元焕就摆上酒菜丰盛的筵席，叫一位老人陪着差役饮酒，自己进入内室，等天亮便启程。老人诙谐善饮，众人用大酒杯不断灌他，使他醉倒。天亮后呼叫金元焕没有回应，急忙进入他的房间，才发现家属已经一个不剩，财物也被搜刮一空，连陪饮的老人也无影无踪了。石楚阳大怒，派人四处缉捕，却杳无踪迹，押解的差役代替金元焕被判死罪，不久又相继病死在狱中。起初金元焕逃走时，有人说他进入日本投奔关白，有人说他在太湖做了盗匪首领，还有人说他逃到西南土官那里，夺取了土官的职位。又过了十多年，才知道他在楚地应城陈应虹，即陈蕖司徒家中做塾师，不久又与陈家结成儿女亲家，至今还安然无恙。【刘际明太守】陈留人刘际明，即刘芳誉，由癸未科进士出身，因任御史时间较久而出任太守，后来改任畿南广平府太守。他为人洒脱，不太拘泥于小节。适逢莱阳人高孩之，即高出，二十岁时考中戊戌科进士，授官曲周县令。他相貌不出众，却富有才情，和刘际明一见如故，于是不再拘守上下级之间的礼节。每逢宴会，必定投骰藏钩，酣饮喧闹，连日连夜，甚至用市井间淫秽猥亵的话互相戏骂，也不计较。遇到公家的宴席，刘际明就邀请府中属官一同饮酒，对高孩之的戏弄也和往常一样。有一名由明经出身的别驾，偶然因为酒令和高孩之争辩，于是两人各自拿出揭帖互相攻击，高孩之和别驾都因被弹劾而调任离开。到了甲辰年考察外官时，刘际明因为浮躁被降四级任用。刘、高清都是名士，但作为一方的太守、县令，上下之间自有体统，怎么能放纵到这种地步？按照功令加以惩处，也并不冤枉。传闻广平府的别驾是个粗野悖逆的人，他对高孩之的待遇反而不如对太守刘际明那样不拘礼法，高孩之已经厌恶他了。一天酒席间，别驾提出一个酒令，规定以字形相近的字作酒令，不能完成的受罚。他先说道：“左手相同绫绢纱，头上相同官宦家，不是这官宦家，如何用得他许多绫绢纱？”这话实在粗俗，高孩之更加憎恶他，于是接着说：“左手相同姊妹姑，头上相同大丈夫，不是我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许多姊妹姑？”别驾大怒，骂着席上众人站起身来。刘际明接着说：“左手相同糠秕粝，头上相同尿屎屁，不吃这些糠秕粝，如何放出许多尿屎屁？”意思大概是想让两人都下台阶。但别驾更加不服，最终两人互相揭发，一同被调走，不知是否确实如此。【县令处理人命案件】吴地风俗最为喧嚣，动不动就把人命案件写入状纸，追查起来却毫无结果。当地任职的官吏也把这看成寻常旧套，随便准许立案，又随便听任其撤销。然而那些温饱无忧的善良百姓一旦遭受这种祸害，必定要到家破人亡才算完。有时状纸递行了很久，才去寻找尸骨来证实原告的诬告。戊戌年近来，粤人邓云霄任长州县令，熟知这种弊端。凡是控告人命案的，状纸上必须写明某日打伤、某处某时死亡、尸体停放在哪里、距离城有几十里；如果虚假，甘愿受责打几十板。凡来告状的无不准许，立即亲自前往检验；路远的限定时刻，抬着尸体来听候检验；属于诬告的，立即按数严厉笞打，一下也不宽免。这样实行半年，控告人命案的事情便绝迹了。邓云霄任职七年，这个弊病顿时断绝；他刚离任，刁诈的风气又盛行起来。【县令地位的轻重】本朝初年极其重视郎署官员，凡是御史，任职九年而称职的，才升为主事。后来台省官员的地位逐渐提高，有大臣保荐的人，能够和部属一同出任藩臬、知府，而给事中、御史大多由新进士直接授予。由于这个缘故，外任官地位极低。正如程篁墩所说：“国家起初用其他途径出身的人担任县令，到宪宗时才开始重视治理百姓的职任，于是任用三甲进士担任县令，但长期沿袭重视内官而轻视外官的说法。自己承担劳苦，又承受别人的挫折，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内心大多不能承受。”罗一峰说：“人一旦考中进士，上等的希望进入翰林，次等希望做给事中，再次希望做御史，再次希望做主事，得到这些职位便十分高兴。他们看待州县长官，就像鸾鸟看待腐鼠一样；一旦得到州县长官的职位，便魂消魄散，面对妻子儿女都变了脸色，甚至在深夜哀求以求免任。”当时县令地位之低，大概就是这样。自从考选法兴起，台省两地的官员，如果不是评事、博士、中行舍人以及外任知府、推官，就不能进入，于是外任官骤然受到重视，其中县令尤其成为人们乐于就任的职位，因为做官所得的钱财可以用来结交权要、博取上官称誉。近年乙酉科以后，县令们又都充任本省同考官，门生故旧遍布，各自建立强有力的援助关系。三年考核成绩最好，回到台省后，台省便把他们当作两个衙门的人才对待，降低身份屈尊相待，反而祈望日后由他们陶铸提拔。而二甲进士担任主事的，按资历等待升迁，不过只能做到两司或郡守，才弯腰捧着手板，仰望台省官员如同身在云霄。想走清贵显要这条道路，只有改调铨曹，但一定要深深博得台省官员的欢心，靠交游吹捧、排挤夺取，才能得到这个职位。至于三甲进士，带着墨绶出京任官，同年的人反而羡慕他们如同登仙，由此也可以看出世态的变化了。【立碑】如今世上立碑太滥了，其中为离任官员立“去思碑”的尤其严重。凡是长官因为政绩好而离任的，都能得到高大的石碑，碑文不过是乡绅不切实际的赞誉，立碑的钱不过是霸道儒生强行捐敛来的。后来上任的官员又为自己日后留下地步，替他们作序文、写募捐疏文，以此奖赏劝勉。如今上奏建议的奏疏充斥公车，却没有一句提到这件事，为什么呢？《南史》记裴松之说：“世间私自立碑，往往违背事实。”他认为凡是要立碑的人，都应当先上报，得到朝廷议论批准，然后才允许立碑，这样或许可以防止没有根据的事情，彰显真实事迹。宋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普遍禁止私立碑刻。如今国家统一而强盛，难道反而不如义熙年间吗？这本来应当首先加以禁止。

译【避讳姓名】前代做官的人，常常避开与人名相同的字，如宗如周、韩皋、元绛等人，偶尔触犯而被讥笑的，都记载在典籍中。本朝这项禁忌稍微放松了，但还没有人在任官之地直接触犯这种姓名禁忌。当今皇帝初年，我的同乡戴春雨，即戴凤翔，以嘉靖己未科甲榜出身，由行人升为吏科给事中，因内计被降补为陕西凤翔府郿县县丞。人们都怀疑负责此事的人有意侮辱他，认为他应该弃官离去。戴春雨竟然到任，逐渐历任郎署官职，后来出任太守，又得到凤翔府知府的职位，在郡中任职三年，才转任陕西苑马寺少卿，后来又因外计被斥退回乡。知府享有五马的荣耀，固然值得羡慕，但官吏百姓对他的称呼，以及上下公文往来，每天都亲眼看见他的名字，又如何面对世人呢？大概是因为戴春雨曾经上特疏弹劾海忠介，当时人情轻视他，屡屡加以困辱。而戴春雨本来是个朴实诚厚的人，舍不得放弃这份职位，始终不能决断。这两次都处在铨选任用的地方，前后都刻薄而巧诈。近年己丑年，王弇州出任南京大司寇，当时南京御史王仁荣上疏弹劾他，说王弇州的父亲因犯法被判极刑，不应接受秋官卿的任命；又说里巷名为胜母，曾子都不进去，不知王世贞还有什么脸面再坐在这个衙门里。王弇州上疏申辩，言辞悲哀而苦楚，像王仁荣这样的御史，实在更加不肯宽恕人了。●卷二十三 ○士人 【唐伯虎】弘治年间，唐解元唐伯虎因为被牵连误判而罢黜，一生困顿。他听说这件事是同乡都冏卿元敬，即都穆，揭发出来的。都穆也以博学多闻闻名，平素和唐伯虎友善，却因为唐伯虎曾经轻视他，常常怀有报复之心。恰逢程篁墩事先泄露考试题目，于是都穆借此陷害唐伯虎。唐伯虎被罢归乡后，发誓不再和都穆交往。一天，都穆窥见唐伯虎独自住在楼上，便暗中前去探望；刚登上楼梯，唐伯虎回头看见他的脸，立即从屋檐跳下，坠地后几乎摔死。从此两人断绝交往，直到终身。听说都穆的子孙很少，也许是报复仇怨的报应；但唐伯虎后来也没有听说有贤能的后代。这种说法是吴中故老传下来的。【徐文长】徐文长，即徐渭，晚年游历京师时，我还年幼，却还大略记得他的相貌：身材高大，面色白皙，眼睛像初升的星辰。他性情放纵不羁，不受拘束，寄居在同乡张阳和太史，即张元汴家中，只要有一句话稍不合意，便大声辱骂，骑马回去。后来张元汴去世，徐文长已经衰老，仍然扶杖匍匐前往哭祭，悲哀感动路人。他一生把知己看得最重，丝毫不以亲疏来区别厚薄。徐文长起初因为起草《白鹿表》，得到胡襄愍、梅林，即胡宗宪的赏识。戊午年浙江乡试时，胡宗宪嘱咐按察使赶快录取他。徐文长本来才华很高，即使考取第一等也是理所当然的。按察使搜得他的试卷后非常高兴，把它交给自己所亲善的县令，让县令用朱笔批改。这个县令原来就被徐文长轻视，怀恨入骨；按察使刚一离开，他便拿起笔把试卷涂抹得乱七八糟，等按察使回来查看时，满纸都是涂削的痕迹，几乎无法辨认。从此徐文长便患上狂易之病，怀疑自己的继室有外遇，无故将她杀死，被判死罪，在狱中关了几年，也多亏张阳和及诸位卿大力营救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他郁郁不得志，更加愤懑自伤，有时用竹钉穿过耳朵，竹钉从左边进去、右边出来，他却安然不觉疼痛；有时拿铁锥刺自己的阴部，把睾丸刺得破碎，最终也没有出事。谈论者有人怀疑是鬼祟附身，有人怀疑是被冤死的妻子附着在他身上折磨他，这些都无法确定。然而徐文长为人高傲刚直而清白自守，对人从不低头迎合。他的诗文长期受到袁中郎推崇，袁中郎认为其成就超过王弇州，这自有公论。他所作的画尤其不拘旧有格式，题款署名则假托田水月等名号，如今已经有人出钱购买。徐文长自负才华冠绝一世，很少有他认可的人，唯独特别看重汤义仍，写诗给他并与他订交，推重到了极点。汤义仍当时还在赴公车应试。我后来遇到汤义仍，问他徐文长的文章价值如何，汤也称赞不已，但话中有不少微词。大概汤义仍正想把王世贞、李攀龙一派的文章一扫而空，又哪里会真正看重徐文长呢。【张幼予】吴中的张幼予，即张献翼，是个奇特的人。嘉靖甲子年，他和哥哥张凤翼、字伯起，以及弟弟张燕翼、字浮鹄，一同参加南畿乡试。主持考试的人认为三人同榜稍有嫌疑，于是裁去一人，被裁掉的就是张幼予。回家后他愤愤不平，于是喜好怪诞之事来消解心中的不平。晚年更加严重，羡慕新安人的富有而又嫉妒他们，命令自己所亲近的一群小人称他为太朝奉，甚至连衣冠也改换了，身穿彩绘荷花菊花的衣服，头戴绯红头巾，每次出门，儿童都聚集围观，把这当作乐事。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敉”。我偶然经过伯起那里，便委婉地讽刺他说：“次公说怪话、穿怪衣服，想来不是您能够劝止的。只是红帽子是俘虏囚犯所戴的，若有人把它献到宫阙之下，就会被押到市曹处死，这实在不是吉祥的征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伯起说：“哪里只是这些？他新改的名字也像‘杀’字，我正深深担心这一点。”不久发生了蒋高支一案，张幼予遭遇横祸，和他一同死去的有六七个人。伯起流着泪对我说，先前的狂言果然应验了。此前张幼予厅堂之间挂着十多块牌子，题写着“张幼予卖诗”或“卖文”，以及“卖浆” “卖浆”、“卖痴”、“卖呆”之类的牌子。我感到很奇怪，便问伯起：“这是什么意思？”伯起说：“我还担心他会再挂出一块牌子，写着‘幼予卖兄’，那我就危险了。”我说：“如果他果真再挂一块写着‘卖友’的牌子，那我们这些人又怎么办呢？”我们相互拍掌大笑。同时，吴中还有个刘子威，即刘凤，是文坛的老前辈。他穿着大红色深衣，衣服上偏绣着群鹤和獬豸，穿着它去拜见当地长官。刘凤曾任御史，后来调任外台而归，所以不忘记绣斧的服饰；各位使君因为他是年老的名士，也就听任他这样做罢了。这些都可以说是一时的服饰怪异。张幼予遭难是在辛丑年。当时有个虎丘僧人省吾，嗜好饮酒，忽然有一天醉死了。那名孝廉和他的姻亲家相邻而居，偶然间家中发生重大财物损失，有人怀疑孝廉与盗贼勾结，于是将他逮捕治罪，死在狱中。当时税务之事再次兴起，市民葛成倡导义举，遍拆各富户的房屋，有人被殴打致死，负责此事的官员按死罪处置。恰好张幼予又因妓女而丧命。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两个月内，吴地人于是把它们凑成“酒色财气”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