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按专其事，实为总裁；而外帘府县知推，自为分考官；所聘教官，虽刊名录中，分阅朱卷，毫不得干预试事；其知推各看墨卷，恣通关节，竞取所私。今宜痛革前弊，以京朝翰林科部诸官驰往典试，如先朝故事。若分考则尽用别省教官之有声者，倘不足，则间取本省一二知推佐之。奉旨准行，以今科乙酉为始，永为定例。其年之三月，将遣主考，巡按浙江御史王世扬，条陈科场事宜数款，其语俱关切可行，而就中一条，若预知今日之弊而先言之者，疏中所列二曰：“议革有司分考以杜私交。
臣查得往年同考试官，不论省直皆用教官，惟顺天乡试，则间以办事进士，或府佐及州县正官充之。此非有意如此，盖以其待选铨曹，随便择用。此虽以阅卷而取，彼非以阅卷而来，事不出于预期，人自难于早见，即欲作弊，安所措手哉！乃今谓教官识劣位卑，为人所薄。欲与前项官员相间取用，是诚补偏救弊之法矣。而不知今日之教官，非前日之教官也。前此就教者，类皆年力衰迟，今则多少壮矣；前此就教者，科不数十人，今则或千百矣；前此教官，多无志上进，今则成进士者接踵相望矣；前此充考多压于监临等官，今则随京考入帘，得专试事矣。此其识其官，尚可薄乎？即使果尔，亦宜另为酌处，不可遽及有司。何者？盖有司之在本省，属官也，其入帘则考官也。
将待之以属官，则考试之体不宜卑；将待之以考官，则上下之礼不宜紊。此犹其小者，臣闻甲科有司之在各州县，多有从之讲学作文者，其声口知之极真，其情好交之甚密，今一旦使之得典试事，则与前日外帘何殊？虽糊名易书，与看墨卷者不同，然岂能尽保无牢笼之意，如昔人所谓冒中三古者乎？革弊而反以滋弊，厘奸而重以为奸，似非计之得者，况平时考官，各省俱已聘定足数，欲减其数，则苦于时迫路遥；欲听其来，则不免徒劳无益，将若之何而可哉？臣以为分考各官，似宜仍用教
职，第速行各巡按御史，督同各提学官，将各学年资精壮教官，严加考选，一如类考生员之法，勿徇请托，勿庇私人，惟择最优者应聘前来。若辈既有志于功名，岂忘情于举业，以此程士，自无留良。若使拘拘于有司，则云贵川广有司，进士甚少，亦何贵于舍外省举人之教官，而必用本省举人之有司乎？此有司之分考，所以当革也。”疏上，下礼部，时宗伯为归德沈龙江，力主遣京考者，亦深是其说，但间用知推，乃其所建白，不欲自改前言，遂于覆疏中云教官之外，仍用知推一二人，但令按臣严核奸弊可也。自此以后，教官日减，知推日增，沿至今日，每科用聘来教官止一二人，亦有全不用者。本省有司，平日广辟门墙，入闱各收桃李，士子钻营日巧，径窦日多，取功名如寄。其京考官，视有司之高名迹资者，旦夕铨部台省，惴惴敬畏之不暇，间或驳回二三卷，则艴然盛怒，不复别呈。放榜期迫，京考惶惧，反卑辞谢过，仍求所呈卷，填榜毕事。较之壬午以前，幸门不啻倍蓰矣！
【乡会分考】自今上乙酉，命京朝官出典乡试，其分考属之知推以及迁谪官。后知推行取拜禁近，再入会场分考者，固不可胜数，然未有先会场，而下就乡试者。惟吴江李龙门（周策）以礼科都给事中，为壬戌会试分考官，后外谪，升山东兖州府通判，又为甲午科山东乡试房考，此则二十年来未有之事。
【科道争为主考】自乙酉以京朝官典乡试，行之已三科，而御史不甘文柄之见夺，每科必有争执。至癸巳冬，而纷纷互讦愈不休，上命礼部会官议之，因及主考两司，分考有司之便否，今录其略。礼部题覆，九卿科道会议曰：“臣等参酌《大明会典》前后诏令，窃谓国初之制，教官主考，慎选老成端方
之士，皆自远方聘至，不使本省一官得预其间。行之既久，法废柄移，则改而署事举人矣，又改而京官进士矣，又改而博选廷臣矣。并未有以较文归守土，如近议用两司者。盖事外之官，必立于耳目之表，而后可以专弹压；事内之官，必绝于嫌疑之地，而后可以操权衡。布、按二司，皆守土之吏，向用为提调监试，而不用为考试，杜请托，绝嫌疑，祖制之所当恪守者也。
译按专门负责此事，实际上就是总裁；外帘的府、县知府、推官，自行担任分考官；所聘请的教官虽然刊名于录中，但分阅朱卷，对考试事务没有任何干预；府县知府、推官各自查看墨卷，任意打通关节，竞相录取自己偏爱的人。如今应当彻底革除过去的弊端，像前朝旧例一样，派京城朝官中的翰林、科道、部属官员前往主持考试。至于分考官，则全部任用外省有声望的教官；如果人数不足，再间或选用本省一两名知府、推官协助。皇帝下旨准行，从今科乙酉科开始，永远作为定例。这一年三月，将要派遣主考官时，巡按浙江御史王世扬分条陈述科场事务数项，所说都切实可行。其中有一条，像是预先知道今日的弊病而提前说出；奏疏中列为第二条：“议论革除由有司担任分考，以杜绝私下交结。” 我查考往年同考试官，不论各省还是直隶，都任用教官；只有顺天乡试，间或以办事进士，或府佐以及州县正官充任。这并不是有意这样安排，而是因为他们等待吏部铨选，随时择用。这些人虽然是因阅卷而被选取，但他们并不是为阅卷而来，事情不在预料之中，人自然难以提前看出；即使想作弊，也无从下手。如今却说教官见识低劣、职位卑微，被人轻视，想和前面那些官员间隔使用，这确实是补偏救弊的办法。但不知道今天的教官，已经不是从前的教官了。从前担任教官的人，大多年老力衰；如今却有很多正当壮年。从前担任教官的进士，科数不过几十人；如今有时达到成百上千。从前教官大多没有志向上进；如今考中进士的人接连不断。从前担任考官时大多受到监临等官的压制；如今他们随着京考官一起入帘，能够专门办理考试事务。既然这样，他们的见识和官职还可以轻视吗？即使果真如此，也应当另行斟酌处理，不能仓促牵连有司。为什么呢？因为有司在本省是属官，入帘后却是考官。如果把他们当作属官对待，那么考试的体制就不应当降低；如果把他们当作考官对待，那么上下之间的礼制就不应当混乱。这还只是小问题。我听说甲科出身的有司在各州县任职时，往往有跟随他们学习讲学作文的人；他们对这些人的声名、口碑了解得最真切，与他们的交情也最亲密。如今突然让他们主持考试事务，与从前在外帘任职有什么不同？虽然糊名、易书与查看墨卷不同，但难道能完全保证没有包揽、罗织之意，像古人所说的冒充中三古那样吗？革除弊端反而滋生更多弊端，整治奸弊反而加重奸弊，似乎不是妥善的办法。何况平时各省都已经聘定足够数量的考官，想减少人数，就会苦于时间紧迫、道路遥远；想听任他们前来，又难免徒劳无益，那究竟应当怎么办才好？我认为分考官似乎仍应任用教 官，只需命令各巡按御史迅速行动，督同各提学官，把各学中年资足、精力旺盛的教官严格考选，完全按照类考生员的办法办理；不要顺从请托，不要袒护私人，只选择最优秀的人应聘前来。这些人既然有志于功名，难道会对举业无心吗？用这种办法来考选士人，自然不会遗漏优秀者。如果拘泥于有司，那么云、贵、川、广的有司中进士很少，又何必舍弃外省举人的教官，而一定要任用本省举人出身的有司呢？这就是有司分考应当革除的原因。”奏疏上呈后，交给礼部办理。当时宗伯是归德人沈龙江，他极力主张派京官主持考试，也深以为然；但间或任用知府、推官是他所提出的意见，不愿亲自改掉前言，所以在复奏中说，除了教官之外，仍可使用一两名知府、推官，只需命令按臣严格核查奸弊即可。从此以后，教官逐渐减少，知府、推官逐渐增加，沿袭到今天，每科聘来的教官只剩一两人，也有完全不用的。本省有司平日广泛招收门生，入闱后各自收纳门生故旧，士子钻营日益巧妙，门路日益增多，取得功名仿佛探囊取物。那些京考官看到有司中名声、履历、资历较高的人，早晚可能被铨部、台省任用，便惴惴不安、恭敬畏惧还来不及；偶尔驳回两三份试卷，他们就勃然大怒，不再另行呈送。放榜期限临近，京城考官感到惶恐，反而用卑下的言辞道歉，并再次请求取回所呈试卷，填完榜单了事。与壬午年以前相比，可以钻营的门路不止增加了一倍！【乡会分考】从今上乙酉年起，命京朝官出任乡试主考，其分考官归知推以及迁谪官员担任。后来知推经行取后拜为禁近之臣，再进入会试考场担任分考官的，本来多得数不清，但从没有先任会试分考官，后来又降任乡试分考官的。只有吴江人李龙门（周策），以礼科都给事中的身份任壬戌会试分考官，后来被谪贬外地，升任山东兖州府通判，又担任甲午科山东乡试房考官，这实在是二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事。【科道争做主考】从乙酉年起，任用京朝官主持乡试，已经实行了三科，但御史不甘心考试权被夺走，每科必然发生争执。到了癸巳年冬天，彼此纷纷互相揭发，争论更加没有止息。皇上下令礼部会同官员讨论此事，于是又涉及主考由两司担任、分考由有司担任是否便利的问题，现将大意记录如下。礼部题覆，九卿和科道官员会集议论说：“臣等参照《大明会典》前后的诏令，私下认为，国初的制度是由教官担任主考，慎重选择年老成熟、端正方正的人，全部从远方聘来，不让本省任何官员参与其中。实行久了，法令废弛，权柄转移，于是改为任用署理事务的举人，后来又改为任用京官进士，再后来又改为广泛选用朝廷大臣。历来从未有过将评阅文章的职权交给本地守土官员的情况，就像近来议论任用两司那样。因为在事外任职的官员，必须站在监察耳目的范围之外，才能专门负责弹劾和压制；在事内任职的官员，必须完全置身嫌疑之地之外，才能掌握评判权衡。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是守土官员，过去任用他们提调、监试，却不任用他们考试，正是为了杜绝请托、断绝嫌疑，这是祖制所应当谨守的。” 同考试官过去聘用教职人员，有人认为他们品评鉴别稍有不精，竟想改用本省甲榜出身的推官、知州、知县，这又违背了祖制中不用守土官的本意。况且前面所说的有司，在本省是属官，进入帘内就成了考官。如果仍按属官对待，就不应把他们与聘用的教职人员同等看待；如果一概按考官对待，那么对御史和布、按二司来说，彼此接近而发生请托就不方便防范。御史应当从邻省选取甲榜出身的府佐、推官或迁谪闲散之臣，大省酌量任用三四人，小省酌量任用二三人，以他们为首领；其余仍旧聘用教职人员，而有地方任职的知州、知县不得参与。一切科场事务，在外听任御史纠察弹劾，在内听任礼部、礼科参驳，不得阿谀徇私，应明定为永久条例。这样才可以使职掌统一，名义和实际不相混淆。”皇上认为他们说得对，下令永远遵行。只是没有多久制度就逐渐改变，以至于今日，渐渐变成由有司主持政务了。王世扬奏疏中的话虽然确切，但奉旨之后，还是稍微受到礼部的调停。
同考试官旧聘教职，或谓品鉴稍有未精，至欲改用本省甲榜推官知州知县，则又失祖制，不用守土官之意。且前项有司，在本省属官也，入帘则考官也。将仍待以属官，则取聘教职，不得一体；将概待以考官，则于御史二司，不便相临请。御史于隔省，聘取甲榜府佐推官或迁谪闲散之臣，大省量用三四员，小省量用二三员，以为领袖，其余仍旧聘取教职，而知州知县有地方之任者不与焉。一应科场之事，在外听御史纠劾，在内听礼部礼科参驳，毋得阿徇，著为定例。庶职掌画一，名实不淆。”上然其言，命永远遵行。盖未几而渐变，以至今日，则渐以有司为政矣。王世扬疏语虽确，然奉旨后，稍为部所调停。
此则九列与两衙门会议，乃满朝公论，今上已著为令，不旋踵而置高阁，虽圣主亦无如之何矣！先是辛卯春，御史刘会，请罢京考，仍用台臣监试，礼部覆奏：“监临而亲校阅之事，倘有奸弊，谁为纠察？即京差不便，总必归重内帘。当使甲科就教者，复以行取，以备主考；举人就教者，宽以三科，以备分考。”疏上议行，台臣不敢复争。然而不用本省有司如故也，其如臣下之不奉行何？
【太座师】乡会座主，体严自难假借，至座主之师，则少杀矣。是以有“看马不避马，隅坐不随行”之说。盖士登甲榜，便有太座师三十六人，势不得以居尊概之。况大廷会议，公事
纠弹，有难以引嫌者。往年惟甲戌科杨御史（四知），认太座师许新安相公为师，凡进谒俱踵弟子之后，已为一时谈柄。近日亓靖初（诗教）给事用事，有江西祝给事（耀祖）与之同垣，其认师弟极称亲切。盖祝之乡座师为于泰常（伦）光禄，而亓则于之座师也。人薄其趋时，讥之云：“不父其父，而祢其祖。”相传以为笑。
【李京山门生】古人以门生门下见门生，为绝盛奇事。本朝固时有之，然如近日京山李翼轩（维祯），则异极矣。辛未科，李以编修分考，得陈大参培所（长祚），陈之门生为癸未叶相国（向高），叶之门生为戊戌顾榜眼邻初（起元），顾之门生为甲辰杨状元昆阜（守劝），一时同列禁近，无在家者。
至癸丑会试，叶以首揆主考，得周延儒等一榜，尤为极盛。李尚以右辖起家，仕途中最为迹薪，而衣钵之传，则向来未有绵远如此公者。
【荐主同咨】士人当重座主，无论乡、会皆然。若作外吏，遇台剡举荐，虽称相知，然恩地轻重，相去日远。数十年来，特重荐师，待以异礼，几出乡会座师之上。盖房考座师，日后升沉不可问，而荐主西台烜赫，且可藉以为援，势使然也。以故近世建言诸公，参劾会试大座师者屡见，则大座师已癸揆席，次亦要地，可借以博直声，而参荐主者无一人焉。其向背最为易见。至于中行知推同时行取者，向号同咨，不过以咨文并列，初无谱牒之谊。自戊戌一咨，候命辇下者五载，青袍角带，鳞集都城，匹马过从，靡间朝夕。而西北大老，有位望气力者，时携壶榼作黄梅授衣故事。于是一时风靡，论议如出一口，敦讲年谊，情以埙篪。是时沈四明、温三原方水火，次年楚王妖
书诸事起，沈遂为公议所共弃。间有异同一二人，旋以扫门入幕，受指目矣。二十年来，同咨之好，更胜同榜十倍，其子弟修通门之敬亦加严，然戊戌以前无此也。今同年往还投刺，俱称年弟，然先人丁丑榜中，惟同馆数相知称之，其余皆年侍生也。闻一榜尽称年弟，始于乙未科，不知然否，要之后日名位稍异，其贵者或执旧礼，而冗散庶僚，自称年晚生，至有竟署衔名，不复敢书年字矣。恶睹所谓年弟哉！
【乙丑会试题】高中元主乙丑会试，孟题有二“夷”字，犯上所讳，赖首揆徐存斋力解而止，人皆能言之。然实以首题为“绥之斯来”二句，则下文有“其死也哀”。为上深怒，谓有意诅咒，忽问徐此题全文，令具以对，徐云：“臣老耄健忘，止记上文有臣名与字，犹天之不可阶而升，差能记忆耳。”上意顿释，不复治。使其具述讳语，高无死所矣。是年海忠介从郎署抗疏，指斥上诸过举，上必欲杀之，亦赖华亭诡辞，如“王生达生长富贵，正复一往之苦”云云，因得长系。上即以是年冬上宾，又二年徐谢政，而高再起柄用，海抚江南，所以苦徐者万状，幸两公先后去位而事寝。徐之施恩出无心，而报者反是，不可谓非两公之薄也。
【甲辰科首题】今山阴朱相公主甲辰试，首题为“不如命”
译这次是九卿和两个衙门共同议定的意见，乃是满朝公论，今上已经明定为法令，却转眼就被搁置一旁，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对此无可奈何啊！在此以前，辛卯年春天，御史刘会请求罢除京官主持乡试，仍由台臣监试，礼部覆奏说：“监临考试而又亲自校阅，如果发生奸弊，谁来纠察？即使派京官不方便，也总应把重任归给内帘官。应当让甲科出身而任教职的人重新通过行取，以备担任主考；举人出身而任教职的人放宽到三科以后，以备担任分考。”奏疏上报后，议定实行，台臣不敢再争。然而仍旧不用本省有司，这又能把不奉行的臣下怎么办呢？” 这件事是九列官员和两衙门共同议定的，代表了满朝的公论。当今皇上已经把它制定为法令，却没过多久就把它束之高阁；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对此无可奈何了！此前辛卯年春天，御史刘会请求停止京察，仍由台臣监考。礼部覆奏说：“如果由监临官员亲自校阅试卷，一旦发生舞弊，谁来纠察？即使京察派员有所不便，责任最终也必然会集中到内帘官身上。应当让甲科出身而任教职的人，再通过行取选拔，作为主考官的候选；举人出身而任教职的人，则放宽到三科之后再行取，以作为分考官的候选。”奏疏上报后，朝廷议定施行，台臣也不敢再争辩。然而，像过去一样不任用本省有司的做法仍未改变；至于臣下不奉行，又能怎么办呢？【太座师】乡试、会试的座主，身份尊严，本来就很难随意攀附；至于座主的老师，关系便稍微疏远一些。因此有“看马不避马，隅坐不随行”的说法。大概士人考中甲榜，便有太座师三十六人，不能把所有人都一概视为尊长。何况在朝廷大廷会议上，处理公事、纠察弹劾，有些时候难以避免嫌疑。往年只有甲戌科的杨御史（四知），承认太座师许新安相公为老师，凡是进谒时都跟在弟子之后，已经成为一时的谈资。近来亓靖初（诗教）给事中掌权，有江西人祝给事（耀祖）与他同在一垣，认作师弟，关系极为亲密。原来祝的乡试座师是于泰常（伦）光禄，而亓是于泰常的座师。人们鄙薄他趋附时势，讥讽说：“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却把祖父称作父亲。”这句话流传开来，成为笑谈。【李京山的门生】古人把门生的门下又收作自己的门生，视为极其盛大奇异的事情。本朝固然时常有这种情况，但像近日京山李翼轩（维祯）这样，却奇异到了极点。辛未科，李以编修身份担任分考官，取中陈大参培所（长祚）；陈的门生是癸未科的叶相国（向高），叶的门生是戊戌科的顾榜眼邻初（起元），顾的门生又是甲辰科的杨状元昆阜（守劝）。一时之间，他们同列禁近之臣，没有一个闲居在家的。到了癸丑年会试，叶向高以首辅身份担任主考，录取周延儒等人，这种盛况尤其达到极点。李翼轩后来又以右辖起家，在仕途中经历颇为坎坷，而这种衣钵相传的关系，从来没有哪位公卿像他这样绵延久远。【荐主与同咨】士人应当尊重座主，无论乡试、会试都是如此。如果后来出任外官，遇到御史荐举，即使彼此称为相知，但恩遇关系的轻重，日子久了便相差很远。几十年来，尤其重视荐举自己的老师，对他们以特殊礼遇相待，几乎超过乡试、会试座师。因为房考座师日后的升沉无法预料，而荐主在西台显赫有势，还可以借助他们作为援助，形势自然会造成这种结果。因此近世那些上疏议论的官员，弹劾会试大座师的屡屡可见；大座师已经进入宰辅职位，次等的也身居要地，可以借此博取直声，但弹劾荐主的却一个也没有。他们的亲疏向背最容易看出来。至于中行、知推中同时被行取的人，过去称为“同咨”，不过是把咨文并列在一起，起初并没有谱牒般的情谊。自戊戌年发出一咨后，等待命令留在京城的人达五年之久，穿着青袍、束着角带，密集聚集在都城，骑一匹马彼此往来，没有早晚间隔。而西北地区的年长大臣中，那些有地位、声望和势力的人，还时常带着酒器，仿效黄梅授衣的故事。于是风气一时盛行，议论好像出自同一张口，专门讲求年谊，感情亲密如埙篪相和。当时沈四明、温三原正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第二年楚王妖书等事情发生，沈遂被公议共同抛弃。间或有一两个意见不同的人，不久便因扫门入幕而受到指责。二十年来，同咨之间的交情，比同榜关系强过十倍，他们的子弟来往、表示通门之敬也更加严密；但戊戌年以前并没有这种情况。如今同年之间往来投递名帖，都称“年弟”；可是先人丁丑榜中，只有同馆且彼此相知的人才这样称呼，其余都称“年侍生”。听说一榜之中全都称“年弟”，始于乙未科，不知道是否确实。总之，后来彼此的名位稍有差异，地位尊贵的人有的还遵守旧礼，而闲散的普通官员则自称“年晚生”，甚至有人署写官衔姓名时，竟不敢再写“年”字。哪里还看得见所谓的“年弟”呢！记述这些事情的文字一出现，沈氏就被公议共同抛弃了。间或有一两个意见不同的人，很快也因为替他扫门、进入他的幕府而受到众人指责。二十年来，同咨之间的交好，超过同榜关系的十倍；他们的子弟前来通门致敬，礼数也更加严格，但戊戌年以前并没有这种情况。如今同年之间往来投递名帖，都称对方为“年弟”；可是先人丁丑榜中，只有同馆且彼此相识的几个人这样称呼，其余人都称“年侍生”。听说一榜之中全都称“年弟”，始于乙未科，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总之，到了后来，彼此的名位稍有差别，地位尊贵的人有时还遵守旧礼，而那些闲散的普通僚属则自称“年晚生”，甚至有人最后只署官衔姓名，再也不敢写“年”字了。哪里还看得到所谓的“年弟”呢！【乙丑会试题】高中元主持乙丑会试时，孟子题中有两个“夷”字，触犯了皇上的忌讳，幸亏首辅徐存斋竭力解说，事情才作罢，这件事人人都能说得出来。然而实际情况是，第一题为“绥之斯来”两句，后文有“其死也哀”。皇上因此非常愤怒，认为这是有意诅咒，忽然询问徐存斋这道题的全文，命他全部回答。徐说：“臣年老昏聩，健忘，只记得上文有‘臣’的名和字，像‘犹天之不可阶而升’这样的句子，勉强还记得。”皇上的怒意顿时消解，不再追究。假如让他详细说出触犯忌讳的话，高中元就无处可逃了。这一年海忠介从郎署上疏抗议，指斥皇上的种种过失，皇上一定要杀他，也幸亏华亭用诡辩之辞，说了“王生达生长富贵，正复一往之苦”等话，于是只把海瑞长期监禁。皇上就在这一年冬天去世；又过了两年，徐存斋辞去政务，而高中元重新起用掌权，海瑞则任江南巡抚。徐存斋因此遭受了种种苦害，幸好两人先后离职，事情才停止。徐存斋施恩出于无心，而受到的报答却反过来如此，不能说不是两位公卿薄情。【甲辰科首题】如今山阴朱相公主持甲辰科考试，第一道题是“不如命”
章。初命题即约同事：必三段平做，不失题貌，始可抡元；若违式即佳卷亦难前列。同事皆以为然。既揭榜，则元卷殊不然，朱氏子弟俟其出场暂憩，漫叩曰：“大人遴择榜首，何以竟违初意？”朱惊起取卷读之，欢曰：“我翻阅时殊不觉也。”盖识神似为鬼物所掩矣。朱婿张兵部亲为予言之。又杨表中“天何言哉，民力竭矣”二俪语，亦梦中先授之者，及阅二场，皆
击节欢赏，谓为成语确对，且切题，因以刻程。盖冥趣默相此公如此。然元卷为士子所聚哗，主考有忧之，索性以冠廷对，冀弭群口，天之巧于玉成至矣。
【出题有他意】古来考试，以题讥人者，与见讥于人者，其出时未必有意，而揣摩者多巧中之。如唐僖宗时，以“至仁伐至不仁”命题，而士子作诗云：“主司何事厌吾皇，却把黄巢比武王。”此语几欲杀其人，刻亦甚矣。若欧阳文忠典试，出“通其变而使民不倦”赋诗，谓多一“而”字，钱氏子因作诗云：“试官偏爱外生儿”。此又援蒋之奇，劾欧甥女暧昧事，更为浮薄。我朝命题者无此事。而正德改元，实误袭西夏李乾顺故号，时马端肃秉铨，出试题以嘲政府之不学，刘晦庵、李西涯、谢木斋三公在揆地，世传为笑端。世宗朝语涉忌讳有厉禁，乡会试命题，莫非谀词，至癸丑孟题“五百余岁而巧”极矣。隆庆初元，高中元以次揆聚劾去，是年应天遂出“颜渊问为邦”一章，以放郑为言，盖媚徐华亭也。斯已可异。万历己卯，正江陵擅国之时，山东、贵州第二题，俱为“敬大臣则不眩”，尤属可笑；而南京出舜禹为首题，致他日有劝进之疑，则怪极矣！壬午湖广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则江陵之桑梓，媚之尤为近情，而权相已殁，不及知矣。此后谄风稍衰，而讽讪者渐出。戊子河南，《孟子》出好善章后二节，主意在訑訑之声音颜色，与谗谄面谀之人，所以讥切时相，闻时相颇不悦。甲午应天，以“管仲器小”命题，福建以“鄙夫事君”
命题，说者谓指兰溪相公，又谓只指石东泉司马，未知谁属，而借圣语詈人，亦虐甚矣。至于己酉，湖广忽出《孟子》孙叔敖举于海，初见人甚疑骇，后乃知为郭江夏家居，方负相望，故以此题，默寓拥戴，亦真能识时趋者。但江夏公正人，反未
必喜也。
【读卷官取状元】自嘉隆以来，春榜会元，大都出词臣之门。盖馆阁本文章之府，而大主考又词林起家，亦理势使然，惟今上癸未会元为李九我，则工部郎苏紫溪（浚）首卷，苏、李同邑，又自幼同笔砚，李举解元，久在公车，名噪海内，两主考既欣得人，并天下亦无议苏之私者，此数十年奇事也。若状元卷，则必出揆地所读，方得居首，间有出上意更置前后者，十不一二也。惟今上乙未状元朱之蕃，则工部右侍郎沈继山（思孝）所读，沈居六曹贰卿之末，而以人望新起，时政府四人，为赵兰溪、张新建、陈南充、沈四明，俱与沈同年，夙称气类。
孙富平虽为太宰，与沈隙未开，亦相厚善，故沈所取，竟得大魁，莫取与争，亦累朝以来仅见事也。至考馆选，从来非相公属意，则本房分考力荐，未有外寮得与者。是科秦人南师重，故沈抚陕时得意门人，至是荐入，亦列庶常，皆以前所未有。
朱南二词臣，感知己之恩，修门墙礼甚恪，未数月沈转官协理京营，渐与孙太宰有违言，弹文四起，沈杜门求去，二词臣踪迹，亦顿疏矣。
【乡试借题攻击】丁酉顺天二主考，独焦漪园（竑）被议，攻之者惟二三科臣，皆次揆张新建客也。焦以进《养正图记》为新建所痛恨，而郭明龙以宫寮为皇长子讲官，亦深嫉之。焦既出闱，即以所撰《图说》具疏呈御览，其时祸本已成矣。监生吴应鸿、生员郑棻先被斥，而曹蕃、张蔚然等数人，则重罚以待覆试。分考行人何崇业、主事费写本费作曹，学佺等调南京，焦亦调外任。盖物情惟欲焦早离青宫讲筵足矣。其关节固无影响，即指摘文体亦借多名耳，焦既补冗僚，己亥再入大计，
直至丙午，始一补藩幕，推南司业，又论罢。盖新建厄之于前，江夏尼之于后，两公非同志也，时憎焦则无异辞。丙午后，郭久已林居，时方为名流所宗，故人肯代为效力。
【北场口语之多】顺天乡试，自戊子深求之后，辛卯则冯临朐为政，时负海内重望，自爱其鼎，以故故陈都谏子、故邵中丞子，列在元魁，俱斥去别换，仅免口舌。甲午亦无所纠拾，特以政地持平，主者亦无仇家相嗾耳。丁酉一役，焦弱侯正在多凶多惧中，忽以临场特命，使不得辞，识者已知其故。比榜出，而省中曹大咸、杨廷兰辈露章，辞虽峻刻，实无关节可指。
译一章。起初命题时，他就约定同事：必须分作三段平稳论述，不失题目本意，才可以选为第一名；如果违反格式，即使是佳卷也难列前茅。同事们都认为这样做对。等到揭榜后，第一名的卷子却完全不是这样。朱氏的子弟等候朱相公出场休息时，随意叩问说：“大人选拔榜首，为什么竟然违背了当初的意思？”朱相公惊起，拿取试卷阅读，欢喜地说：“我翻阅时竟没有察觉。”大概他的识神仿佛被鬼物遮蔽了。朱相公的女婿张兵部亲自把这件事告诉我。又如杨表中“天何言哉，民力竭矣”两句对语，也是有人在梦中先传授给他的；等到阅看第二场试卷时，大家都击节赞赏，认为是成语般确切的对句，而且切合题意，于是便把它刻印成范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卷〕 看来冥冥中的神灵这样暗中帮助朱相公。然而第一名的试卷却遭士子们聚集喧哗，主考官对此感到忧虑，干脆把它列为廷对第一名，希望平息众人的议论，老天成全此事的巧妙也到了极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卷〕 【出题另有用意】自古以来考试中，用题目讥刺人的，和被人借题讥刺的，出题时未必有意，但揣摩题意的人往往能巧妙地猜中。唐僖宗时，曾以“至仁伐至不仁”为题，士子作诗说：“主司何事厌吾皇，却把黄巢比武王。”这句话几乎要置出题者于死地，刻薄也太过分了。又如欧阳文忠主持考试时，出“通其变而使民不倦”作赋，认为题目多了一个“而”字，钱氏子弟于是作诗说：“试官偏爱外生儿。”这又借用了蒋之奇弹劾欧阳修女婿关系暧昧的旧事，更加轻薄。我朝出题人没有这种事情。但正德改元时，实际上错误地袭用了西夏李乾顺过去的年号，时任马端肃掌管铨选，便出试题嘲笑政府不学无术；当时刘晦庵、李西涯、谢木斋三位公卿在宰辅之地，世人传为笑谈。世宗朝对涉及忌讳的言语严加禁止，乡试、会试命题无非谄媚之词，到了癸丑年孟子题中“‘五百余岁而巧’”更是到了极点。隆庆初年，高中元以次辅身份被群臣弹劾罢职，这一年应天府乡试竟出“颜渊问为邦”一章，以放逐郑国人为言，大概是在讨好徐华亭。这已经很奇怪了。万历己卯年，正是江陵张居正专擅国政之时，山东、贵州的第二题都用了“敬大臣则不眩”，尤其可笑；南京又把舜禹之事作为第一题，以致后来被怀疑是在劝进，实在怪异至极！壬午年湖广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正因为那里是江陵的桑梓之地，对他的谄媚尤其贴近人情，只可惜权相已经去世，来不及知道了。此后谄媚之风稍有衰退，而讽刺讥笑的题目渐渐出现。戊子年河南乡试，《孟子》题取好善一章的后两节，主旨在于“訑訑”的声音和脸色，用来讥刺当时的宰相以及谗谄面谀之人，听说当时的宰相很不高兴。甲午年应天府乡试以“管仲器小”为题，福建以“鄙夫事君” 为题。有人说这是指兰溪相公，也有人说只是指石东泉司马，不知究竟指谁；但借圣人的话辱骂人，也实在太残酷了。到了己酉年，湖广忽然出《孟子》中“孙叔敖举于海”一题，起初人们都十分疑惑惊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郭江夏闲居在家，正享有很高声望，所以借此题暗中寄托拥戴之意，也真是善于察知时势趋向的人。但江夏公是正直之人，未必会高兴。但江夏公是正直之人，未必会高兴。【读卷官选取状元】自嘉靖、隆庆以来，春榜会元大多出自词臣门下。大概馆阁本来就是文章之府，而大主考又是从词林出身，这也是情理和形势使然。只有今上癸未科会元李九我，是工部郎苏紫溪（浚）所阅的第一卷。苏、李是同乡，又从小一起读书作文；李考中解元，长期在公车中等候，名声响遍海内。两位主考既然欣喜得到人才，天下也没有人议论苏浚徇私，这是几十年来的奇事。至于状元卷，则必定是宰辅们阅看的卷子，才有机会列为第一；偶尔有因皇上意旨而改变前后次序的，十次中也不过一两次。只有今上乙未科状元朱之蕃，是工部右侍郎沈继山（思孝）所阅的卷子。沈继山在六部侍郎中位居末位，但因人望而新近起用。当时政府中的四人是赵兰溪、张新建、陈南充、沈四明，他们都与沈继山同年，早就被称为志趣相同。孙富平虽然身为太宰，与沈继山之间尚未产生嫌隙，而且彼此交情深厚，所以沈继山所选的卷子竟得到大魁，没有人能够取代并与之争夺，这也是历朝以来仅见的事情。至于考选馆职，历来如果不是相公有意属意的人，便要靠本房分考官极力推荐，从来没有外任官员能够参与其中。这一科秦人南师重，是沈继山巡抚陕西时得意门生的缘故，到这时被推荐进入，也列为庶常，都是从前未有的事。朱南、朱词臣感念沈继山知遇之恩，修行门墙之礼非常恭谨。不到几个月，沈继山转任协理京营，与孙太宰逐渐发生争执，弹劾他的奏章纷纷而来，沈闭门请求离职，朱南、朱词臣的踪迹也顿时稀疏了。【乡试借题攻击】丁酉年顺天乡试的两位主考中，只有焦漪园（竑）遭到议论；攻击他的人只是二三个科臣，而且都是次辅张新建的门客。焦漪园因为进呈《养正图记》而被张新建深深痛恨，郭明龙因为担任皇长子的宫寮和讲官，也非常嫉恨他。焦漪园出考场后，便把自己撰写的《图说》上疏呈给皇帝御览；当时祸根已经形成。监生吴应鸿、生员郑棻先被斥责，曹蕃、张蔚然等几个人则予以重罚，等待复试。分考官行人何崇业、主事费写本费作曹，学佺等被调往南京，焦漪园也被调任外地。原来众人的心愿只是想让焦漪园尽早离开青宫讲筵而已。所谓关节本来没有影响，不过是连文体也一并指摘，借此罗织更多罪名罢了。焦漪园补任闲散官员后，己亥年再次参加大计，直到丙午年，才补任藩幕，又被推举为南京国子监司业，随后再次被论劾罢免。原来张新建先前困厄他，郭江夏后来又阻挠他；这两位公卿并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但当时既然憎恨焦漪园，便没有不同的说法。丙午年以后，郭江夏已经长期闲居林下，当时正受到名流推崇，因此旧日朋友肯替焦漪园出力。【北场口语之多】顺天乡试自戊子年严格追究之后，辛卯年由冯临朐主持政务。当时冯临朐在海内享有很高声望，爱惜自己的名声和权威，因此已故陈都谏的儿子、已故邵中丞的儿子列在第一名之中，都被斥退另换，仅仅避免了口舌。甲午年也没有什么可纠察拾遗的，只因主管者处事公平，主持考试的人也没有仇家来煽动。丁酉年这一场考试，焦弱侯正处在多灾多惧之中，忽然奉特别命令主持考试，使他无法推辞，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其中缘故。等到榜单公布，省中的曹大咸、杨廷兰等人上疏揭发，言辞虽然严厉刻薄，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关节可以指摘。
况所参汪泗论、张蔚然、邱梦周、曹藩诸人，俱名下贫士，无能具苞苴者，焦虽谪，而己亥大计，曹、杨两公，亦坐新建党逐矣。庚子则顾开雍主考，素以豪杰自命，虑碍大拜，加意防闲，至预约提调府丞乔壁星：凡其同乡，江南四府监生卷，皆另为一束记认之，不派房，不批阅。自谓极其迹严，以故三吴遂无一人得售。乃榜首浙人赵维寰已首被文体指摘，盖北人见赵卷峻洁，骇而未见，仪郎某公尤忿忿，至欲斥而胥靡之。会同乡在事，议罚科而止。然向来被议者，主试皆南人，举子皆胄监，岂畿辅子衿，皆曾史耶？
【礼官误字】辛卯南京乡试，中式李应杰者，误书“从谏如转圜”为转镮.礼科给事胡汝宁驳之，谓当为“转环”，而此子荒谬乃写作“镮”，此必关节语。主考谕德陆可教辨疏嗤之，谓一“圜字”耳，举子已误，给事再误，此宁容相笑。胡江西南昌人，理学名邦也。又前一科戊子，胡亦曾主考浙江，而卤莽乃尔，同乡耻之。先是南昌一巨公张升者，在武宗时为礼部尚书，因主上新登极，选宫嫔，例禁娼优隶卒之家，不许
就选，张误“隶”作“吏”，以登榜文，其下力争不听，比榜张而大哗，阖京刻木辈，至欲剚刃，始为改正。同一邑人，同为文章司命，先后以鄙受侮，乃知伏猎侍郎，杖杜宰相，何代无之？先嘉靖七年戊子，顺天乡试后，御史周易，劾副考庶子韩邦奇，试隶引用《尚书》“元首喜哉”等句，错乱截除。而易疏中，亦自称误改《尚书》，为礼部所劾，邦奇既降冏丞，易亦降卫幕。盖易为提学，恨序中不列己名，故借端攻考官，已而两败，与胡汝宁事相似。
【榜后误失朱卷】戊子顺天场事竣后，失去朱卷数卷。礼官高桂，纠场弊，归罪于主考作奸，先去以灭其迹。至次科辛卯，应天中式七十五名钱魁春借出朱卷。以灯下检阅，误焚二三场，检举当议罪。礼臣覆奏，请薄罚，得旨姑宥之，一时言路，亦无参驳之者。钱今去“魁”字，单名春，甲辰登甲榜，作吏有声。同一失朱卷也，而评议异同如此。盖其时司衡者，物情有与有不与，故当事者之苛恕亦因之，非通论也。今北场及会场朱卷，皆以开榜时，立刻送部磨勘，无复遗失事矣。
【廷试】正统戊辰科会榜后，即喧传谣云：“莫问知不知，状元是彭时。”及廷试彭文宪果为龙首，不三年而入内阁。天顺癸未科，以御史焦显监试，而火焚科场，说者以御史之姓应之，诏改是年秋会试。次年甲申廷试，于是时人为之语曰：“科场烧，状元焦。”比传胪，则彭教为龙首，其谣竟不验。惟庶吉中有焦芳一人，后至大学士少师，岂即此人应之耶？今上癸未，阅进呈卷中，有吾乡朱少宰，与国姓既同，且名亦以佳谶，因拔为首。闻乙未科，金陵之朱亦然。总之君父造命，特偶应之耳。嘉靖末年，及今上近科，以大力得路者，改佳名以
应廷对，自谓芥拾鳌甲，竟不如所愿，揆地亦付之浩欢而已。
宋时焦蹈登状元，是年棘闱亦被灾，时人云：“不因科场烧，那得状元焦。”癸未之谣盖祖此。
【阁试】士人自锁闱易攵廷之外，其试事最重者，无如吏部之考选科道，内阁之考选庶常，尤为华选。先朝俱视文字为甲乙，且不拘定疆域，各以义命相安。今未试之前，采访居其半，请托居其半，甚而暮夜先容，纸上之语，仅免曳白，便足入彀。科道本以试卷为刍狗，惟庶常自考改以后，仍亲笔墨。
朔望有阁试每旬有馆课，近来又多属之捉刀人。盖挟册传代诸弊，视里试有加焉。即博学宏词，故自不乏，然才力每以应酬夺之。且自初考时，各省限定人数，而云、贵、广西三省，又每科输选。如壬辰当用贵州，则是科止中一人为马文卿；乙未当用云南，则是科止中一人为佴祺，皆未入试已知妙选属之，最为可笑。而同乡中箧书潜递，露揭显攻者，至不避友戚，年谊衰薄，终身切齿，往往见告。今上自御极以来，放进士已十六榜，其不开馆选者，仅甲戌、庚辰、庚戌、丙辰四科耳，此本朝翰苑稀有之盛。然前戌前辰俱江陵当国，自以词林壅滞暂停，至丙戌议定每科不辍，永为例矣。庚戌以隔房取中，指摘纷纷，上意大疑，以故屡请不报。至丙辰而群龙无首，文坛丧气，不至骈诛者幸耳。何暇议及庶常哉？乃知宋世制科，屡举屡废，当亦有繇矣。庚戌科，请考吉士，久未得旨，过夏且历秋矣，诸进士中有声有援者，各怀奢望，亦各挟妒心。时，山东仅当取一人，有三甲守部者本巍科巨族，雅负才誉，自谓无敢抗衡，惟即墨人周士皋，父为词林大僚，身亦广交时贵，意其相厄，乃作谤书遍投，谓周辇数万赂戚畹，京师藉藉，疑信相半。周时病困，虑其或强起就试，至排阁秽詈之，周不胜恚
译况且他们所弹劾的汪泗论、张蔚然、邱梦周、曹藩等人，都是名下贫寒的士人，没有能力准备贿赂。焦漪园虽然被谪贬，但到了己亥年大计，曹、杨两位公卿也因属于张新建一党而被逐。庚子年由顾开雍主持考试，他一向以豪杰自许，担心妨碍自己升任大拜，便特别加意防范，甚至预先约告提调府丞乔壁星：凡是他的同乡，江南四府监生的试卷，都另作一束并加以标记，不分派给房考，也不予批阅。他自以为防范得极其严密，因此三吴地区竟没有一人考中。可是榜首浙江人赵维寰首先就因文体被指摘，大概北方人看到赵卷峻拔洁净，因惊骇而没有细看，某位仪郎尤其愤怒，甚至想把他斥退并处以胥靡之刑。恰好有同乡在场任职，众人商议后只罚了科场处分便作罢。然而过去遭议论时，主考都是南方人，举子都是国子监生，难道畿辅的读书人全都读过曾参、史鱼吗？” 【礼官误字】辛卯年南京乡试，中式的李应杰误把“从谏如转圜”写成了“从谏如转镮”。礼科给事中胡汝宁驳斥此事，说应当写作“转环”，而这个学生荒谬地写成“镮”，这一定是有关节。主考谕德陆可教在辨解奏疏中嘲笑他，说不过是一个“圜”字，举子已经写错，给事中又再次弄错，这难道容得相互讥笑吗？胡汝宁是江西南昌人，那里是理学著名的地区。此前一科戊子年，胡汝宁也曾主持浙江乡试，却竟然如此鲁莽，同乡人为此感到羞耻。在此以前，南昌有一位大臣张升，武宗时任礼部尚书。因为皇上刚刚即位，选取宫嫔时，按惯例禁止娼妓、优伶、隶卒之家的人参加选取，不许他们前来应选，张升误把“隶”写成“吏”，并刊登在榜文上。榜文公布后，众人大为喧哗，整个京城刻木印刷榜文的人甚至想持刀行刺，张升才改正。同一个地方的人，同样担任掌管文章命运的官员，前后都因鄙陋而受到侮辱，这才知道伏猎侍郎、杖杜宰相这样的笑话，哪一代没有呢？嘉靖七年戊子年以前，顺天乡试结束后，御史周易弹劾副考官、庶子韩邦奇，说考试中引用《尚书》“元首喜哉”等句子时，错乱割截。可是周易的奏疏中自己也声称误改了《尚书》，因此被礼部弹劾；韩邦奇降为冏丞，周易也降为卫幕。原来周易担任提学时，因恨试卷次序中没有列自己的名字，便借端攻击考官，后来两人都遭失败，这与胡汝宁的事情相似。【榜后误失朱卷】戊子年顺天乡试结束后，丢失了几份朱卷。礼官高桂纠察考场弊端，把罪责归到主考官舞弊上，先将主考官罢免，以消灭罪证。到了下一科辛卯年，应天府乡试中式的第七十五名钱魁春借出朱卷，在灯下检查阅读时，误将第二场、第三场烧毁，按察举发后本应议罪。礼臣覆奏，请求从轻处罚，皇上下旨暂且宽免他，当时言官中也没有人参劾驳斥。钱魁春如今去掉“魁”字，单名为春，甲辰年考中甲榜，做官颇有声望。同样是丢失朱卷，评议却有如此不同。大概当时掌握衡鉴的人，舆情有赞成也有不赞成，所以办事者的严厉或宽恕也随之不同，并不是可以通行的定论。如今北场和会场的朱卷，都在开榜时立即送交礼部磨勘，再没有遗失的事情了。【廷试】正统戊辰科会试发榜后，立即喧传谣言说：“不要问知道还是不知道，状元就是彭时。”到了廷试，彭文宪果然成为第一名，不到三年便进入内阁。天顺癸未科，由御史焦显监试，却发生科场失火的事，人们便说这是应了御史的姓，诏令改在这一年的秋天举行会试。第二年甲申廷试，于是当时人编成话说：“科场烧，状元焦。”等到传胪时，彭教成为第一名，这个谣言竟没有应验。只有庶吉士中有一个焦芳，后来官至大学士、少师，难道是这个人应了谣言吗？今上癸未年，在阅看进呈的试卷时，其中有我乡的朱少宰，他既与国姓相同，名字也有吉祥的谶意，于是选为第一名。听说乙未科金陵的朱姓人也有同样情况。总之，君父造就命运，只是偶然应验罢了。嘉靖末年以及今上近几科，有些人凭借强力取得仕进之路，改用吉祥名字来应对廷试，自以为可以轻易取得鳌头，结果终究没有如愿，宰辅们也只是把这当作一场大笑话。自以为可以轻易取得鳌头，结果终究没有如愿，宰辅们也只是把这当作一场大笑话。宋代焦蹈考中状元，那一年科场也遭遇火灾，当时人说：“若不是科场失火，哪里会有状元焦。”癸未年的谣言大概就是沿袭了这个说法。【阁试】士人自从锁闱考试不再在廷之外举行以来，考试事务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吏部考选科道官和内阁考选庶常，这尤其是显要的选拔。先朝都把文章分为甲乙来评定，而且不拘泥于固定地域，各自依据义理和命令而相安无事。如今在正式考试以前，打听消息的人占一半，托请关系的人占一半，甚至有人在夜间事先引荐；试卷上的文章只要不至于完全空白，就足以被录取。科道官本来把试卷看得如同草芥，只有庶常自考改制以后，仍然亲自做文章。每月朔日、望日有阁试，每十天有馆课，近来又多交给代笔人办理。大概挟带书册、传递替代等弊端，比乡试更加严重。即使是博学宏词科，原本也不缺少人才，但才力常常被应酬事务夺去。而且从初次考试时起，各省就限定录取人数；云、贵、广西三省又每科轮流选取。比如壬辰年轮到贵州，这一科只录取一人马文卿；乙未年轮到云南，这一科也只录取一人佴祺。他们还没有入试，就已经知道妙选归于谁，实在最可笑。同乡之间私下递送藏在箱中的书信，公开揭发、明显攻击，甚至不避朋友亲戚，年谊渐渐淡薄，终身怀恨，往往互相告发。今上自登基以来，已经开选进士十六榜，其中没有开馆选的，只有甲戌、庚辰、庚戌、丙辰四科，这是本朝翰苑少有的盛况。然而前一个戌年和前一个辰年都由江陵当国，他以词林积滞为由暂时停止，到了丙戌年议定每科不再停止，永远成为条例。庚戌科因隔房取中，指摘之声纷纷而来，皇上心中非常疑惑，因此屡次请求都没有答复。到了丙辰年，群龙无首，文坛丧失士气，没有被成批诛罚已经算是幸运了，哪里还有闲暇议论庶常呢？由此可知宋代制科屡次举行又屡次废止，也一定是有原因的。庚戌科请求考选吉士，久久没有得到圣旨，过了夏天又经历了秋天。进士中有声望、有援助的人，各自怀着奢望，也各自怀着嫉妒心。当时山东只应录取一人，有一名三甲出身、留在部中的人，出自显赫家族，素来负有才名，自认为没有人敢与自己抗衡；只有即墨人周士皋的父亲是词林中的大官，本人也广泛结交当时的显贵，他以为周士皋会妨碍自己，便写谤书到处投递，说周士皋用数万银两贿赂戚畹，京城中议论纷纷，信与不信各占一半。周士皋当时病得很重，担心谣言会迫使他勉强起身参加考试，甚至有人在阁中排斥辱骂他，周士皋不堪愤恨
而死，同乡俱恨怒，周夫人至欲出疏鸣冤，为姻党劝而止。究之上终不允考，圣矣神矣！
【御史方伯相殴】顾侍御骧宇（龙桢）以行人入西台，出按广东，不甚谙吏治，而性刚戾自尊大。广州知府方遂者，以部郎出守，为其所詈，自罢去。其下郡僚令长，为所辱者接踵，以渐及于蕃臬。王迹斋（泮）为左辖，素以清直著声，至是已先为备。时庚子秋试，王以提调偕侍御入闱，王点名散卷毕，偶以一公事相争，遂诟詈，至以老奴才目王。王亦以恶声答之，因两捽于至公堂上，王奋拳击之，顾不能胜，堕冠弛带，以吉服而盘旋于地。有邑令倪姓者，名失记，司外帘，力为解劝，顾即揽其裾痛殴之。令故美须髯，顷刻颐颔俱空，不知王出外久矣。王返藩司，即具疏言状，且请罢，得旨顾革任听勘。顾疏寻至，王亦去如顾勘。例事下抚按，又转委之两司，俱碍直指体貌，久不能结。其后按臣李时华者，黔人，乙科，竟欲坐王而直顾，以藩臬不从，遂两平之。时人皆知曲在侍御，后京考以浮躁处之。王虽不起，今优游林下，颇为舆论所惜。
【孙蕡陈遇】洪武初元，征求隐佚，惟恐不及，同时南海之孙蕡、建康之陈遇，皆称儒臣，然而晚节则天渊矣。虽开国圣人，诛赏不测，然实皆自取之。蕡自洪武三年庚戌开科，三试俱高第，赐进士出身，授工部织染局使，出为虹县主簿；选入为翰林典籍，又出为平原主簿；以事逮问，输左校，寻被释，拜苏州府经历，二十二年谪戍辽东，又以蓝玉党见法。盖仕宦二十年，一禁系，一从戎，四为下僚，仅一入史局，而不免伏锧.其著述甚多而失传，今存者《祭灶》一文耳。当时亦何苦应举入仕，以致非命耶？陈遇当太祖渡江，即以书聘之，称为
老先生，比之伊、吕、孔明，书在御集，文多不载；遇赴召，上大悦，遂见亲信，授供奉司丞不受；上即帝位，三授翰林学士俱不受，乃赐肩舆，从以卫士，以使两浙；归除中书左丞，力辞，召入禁中，赐坐，命草《平西诏》，加授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复辞，再除太常少卿，又除礼部尚书，皆固辞；命其子入直，又辞。甲子秋病卒，上遣中官谕祭赐葬，子恭由乡贡仕至工部尚书。遇自癸酉受上知，入侍帷幄，前后二十一年，无日不在太祖左右，命以禁近不受，命以卿贰不受，欲贵其子又不受，宠眷则师臣，而不改布衣以殁。饰终之典，视文臣有加，比之李邺侯差似之，尚嫌泌在德宗时，多一番宰相也。
蕡起东粤，万里应制科，得微官而以凶终。遇生辇毂下，出入禁闼而无恙者，则求禄与遗荣异也，当时词臣如青田以酖死，金华以忧没，而遇独免于谗贼，且造膝之语，无一传于世。其品之高，见之卓，有刘、宋诸公所不及者，未可与孙蕡并论也。
或云陈遇者，自以生在元时，虽不仕，不忍背之，故力辞显位，不特虑高帝威严难事也。其意似与杨廉夫同，遇即世所称静诚先生也。
【洪武开科】洪武四年辛亥，始开科取士，得吴伯宗等，此世所知也。不知先一年庚戌，以明经荐至京师者，上俱亲策问之，赐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广东番禺人李德者，以明《尚书》荐与焉，授洛阳典史，历济南、西安二府经历，告改湖广汉阳教谕，又改任广西义宁县，致仕归。见黄泰泉（佐）所为德传中，则庚戌实开天第一科。又《苏州钱氏世谱》云，洪武庚戌状元安大全，则又徐字之误也。杨升庵又纪洪武五年壬子科会元陈忠，福建莆田人，而状元则为朱善。盖连三年，三赐廷对，得大魁三人，而世知之者鲜矣。至六年癸丑科，命罢会试，
选河南举人张惟等四名、山东举人王琏等五名，俱拜翰林院编修，命赞善大夫宋濂等教习，而正史及诸家记载俱不书。直至十八年乙丑，始复会试廷试，以至于今。张惟者，江西永丰人，寓南阳，遂应六年癸丑科河南乡试，以通《尚书》为第一人。
是年不开南宫，止选惟等十七人，即授编修光禄，日给酒馔。
太子诸王，分日为主，宋濂等以上所亲教，不敢以师自居，因侍上宴，始敢请惟等为弟子。上笑而许之。寻命惟等归省墓，俱摄监察御史以行，其恩礼非后来教习诸士可及也。时河南同选者，祥符王辉、河南李端、洛阳张翀中，其云十七人，盖又在山东五人之外也。
【开国第一科】洪武四年辛亥，始开科取士。时，自畿辅外加行中书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盖居四分之一。而会元俞友仁，复为浙西之仁和人。
首藩首科，盛事如此，是时刘基、宋濂、章溢、王祎辈，俱浙人，一时同为开创名臣，宜其声气之相感也。累朝教育，遂以科第甲海内，信非偶然。是科独湖广一省，无一人中式，而高丽国中一人。
译而死，同乡人都对此痛恨愤怒。周夫人甚至想上疏申诉冤屈，因姻亲党羽劝阻才作罢。究竟皇上最终没有批准考选，真是圣明而神妙啊！【御史与方伯相互殴打】顾侍御骧宇（龙桢）以行人身份进入西台，出任广东巡按，不太熟悉吏治，却性情刚暴、自尊自大。广州知府方遂以部郎身份出任知府，被他辱骂，便自行辞职离去。他下属的郡僚、令长接连受到侮辱，渐渐又牵连到藩司、臬司。王迹斋（泮）任左辖，一向以清廉正直著称，到这时已经预先防备。当时是庚子年秋试，王迹斋以提调身份与侍御顾龙桢一同进入考场。王点名、发卷完毕，偶然因一件公事发生争执，顾龙桢便辱骂他，甚至称他为“老奴才”。王也用恶言回答，于是两人在至公堂上相互揪扯。王奋力挥拳打他，顾龙桢抵挡不住，帽子掉了，衣带松开，穿着吉服在地上打滚。有一个姓倪的县令，名字记不清了，负责外帘事务，极力劝解，顾龙桢却抓住他的衣襟痛打。这个县令原来有漂亮的胡须，下巴和面颊上的胡子顷刻间全被打掉了；此时才知道王迹斋已经出外很久了。王返回藩司后，立即具疏陈述事情经过，并请求罢职，皇上下旨革去顾龙桢的任职，听候审查。顾龙桢的奏疏随后也到了，王迹斋同样离职，听候审查。按照惯例，事情交给巡抚、巡按办理，又转委给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两司都顾忌巡按御史的体面，久久不能结案。后来按察使李时华是贵州人，乙科出身，竟想给王迹斋定罪而判顾龙桢无罪，但藩司、臬司不听从，于是两人各打五十大板，事情不了了之。当时人都知道过错在侍御顾龙桢一方，后来京察时便以浮躁的罪名处置他。王迹斋虽然没有再起用，如今悠闲地退居林下，却颇受舆论同情。【孙蕡与陈遇】洪武初年，朝廷征求隐逸之士，生怕来不及；同时南海的孙蕡、建康的陈遇都被称为儒臣，但晚年的际遇却有天壤之别。即使开国圣人朱元璋诛杀、赏赐难以预料，他们的遭遇实际上也都是自己招致的。孙蕡从洪武三年庚戌年开科起，三次考试都名列高等，赐进士出身，授工部织染局使，出任虹县主簿；选入朝廷任翰林典籍，又出任平原主簿；因事被逮捕审问，输送到左校，不久获释，授苏州府经历；洪武二十二年被谪戍辽东，又因蓝玉党案受到法办。大概他做官二十年，一次被禁锢，一次从军，四次担任低级属官，只有一次进入史馆，最终仍免不了伏在刑具之下。他的著述很多，却大多失传，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祭灶》一文。当时又何必参加科举入仕，以至于死于非命呢？陈遇在太祖渡江时，太祖就写信征聘他，称他为 老先生，把他比作伊尹、吕尚、诸葛亮；他的书信收入御集，文章大多没有收载。陈遇应召赴京后，皇上非常高兴，便对他亲近信任，授供奉司丞，他不接受。皇上即帝位后，三次授予他翰林学士，他都不接受，于是赐给他肩舆，派卫士随行，出使两浙；回来后任命为中书左丞，他极力辞谢。皇上召他入禁中，赐座，命他起草《平西诏》，加授礼部侍郎，兼任弘文馆大学士，他又辞谢；再次任命为太常少卿，又任命为礼部尚书，他都坚决辞去。皇上命他的儿子入宫值班，他也辞谢。甲子年秋天，他患病去世，皇上派宦官传谕祭奠并赐葬；他的儿子陈恭由乡贡出身做官，官至工部尚书。陈遇自癸酉年受到皇上知遇，进入帷幄侍奉，前后二十一年，没有一天不在太祖左右。皇上命他担任禁近之职，他不接受；命他担任卿贰之职，他不接受；想使他的儿子显贵，他也不接受。他受到的宠爱如同师臣，却始终以布衣身份去世。临终后的礼典，比一般文臣更为优厚，和李邺侯的情况稍有相似，只是还不如李泌，因为李泌在德宗时毕竟还多做过一段宰相。孙蕡从东粤出发，跋涉万里参加制科，只得到微小官职，最后却凶惨而死。陈遇生长在京城脚下，出入宫禁而能平安无恙，这是因为求取俸禄和留下声名的追求不同。当时的词臣，如青田因饮鸩而死，金华因忧愁而亡，唯独陈遇免于谗言和奸贼的伤害，而且他在皇帝面前的密语，没有一句流传到世上。他的品格高尚、见识卓越，有些地方是刘、宋诸公也比不上的，不能把他和孙蕡相提并论。有人说，陈遇自认为出生在元代，虽然没有做官，却不忍背叛元朝，所以极力辞去显贵职位，并不只是顾虑高帝威严、难以侍奉。他的心意似乎与杨廉夫相同。陈遇就是世人所称的静诚先生。【洪武开科】洪武四年辛亥年，才开始开科取士，录取了吴伯宗等人，这是世人所知道的事。人们不知道的是，前一年庚戌年，以明经被推荐到京师的人，皇上都亲自策问，赐徐大全等人出身，等第各有不同。广东番禺人李德，因为通晓《尚书》而被推荐参与其中，授洛阳典史，历任济南、西安二府经历，告请改任湖广汉阳教谕，又改任广西义宁县，后来退休回乡。从黄泰泉（佐）所作的李德传看，庚戌年实际上是开国以来第一科。又据《苏州钱氏世谱》说，洪武庚戌年状元是安大全，那么“徐”字又是“安”字的错误。杨升庵又记载，洪武五年壬子科会元为陈忠，福建莆田人，而状元是朱善。大概连续三年，三次赐予廷试，得到大魁的有三人，但世人知道这些事的很少。到了六年癸丑科，命令停止会试，选取河南举人张惟等四人、山东举人王琏等五人，都授为翰林院编修，并命赞善大夫宋濂等人教习他们；然而正史和各家记载都没有写这件事。直到十八年乙丑年，才恢复会试、廷试，一直延续到今天。张惟是江西永丰人，寄居南阳，于是参加六年癸丑科河南乡试，因为通晓《尚书》而成为第一名。这一年没有举行南宫会试，只选取张惟等十七人，立即授予编修、光禄等职，每天供应酒食。太子和诸王轮流主持，每天一人；宋濂等人因为是皇上亲自选定教习的，不敢以老师自居，直到陪侍皇上宴饮时，才敢请求让张惟等人做自己的弟子。皇上笑着答应了。不久命张惟等人回乡扫墓，全部代理监察御史随行；这种恩宠礼遇，不是后来教习的士人能够相比的。当时河南一同被选中的还有祥符人王辉、河南人李端、洛阳人张翀中；所谓十七人，大概是在山东五人之外的数目。【开国第一科】洪武四年辛亥年，才开始开科取士。当时，除畿辅以外又增设行中书省，共有十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我们浙江得到三十一人，大约占四分之一。会元俞友仁又是浙西仁和人。第一个藩省举行的第一科，盛大到如此程度。当时刘基、宋濂、章溢、王祎等人都是浙江人，一时同为开国创建事业的名臣，彼此声气相通也是理所当然的。历朝累积的教育，于是使浙江科第甲于海内，确实不是偶然。这一科唯独湖广一省没有一人中式，而高丽国却有一人。
【乡会试并举】洪武三年庚戌，开科乡试，次年辛亥会试，状元吴伯宗在纪载中久矣。乃四年京畿乡试，以前元贡士鲍恂，与学士宋濂，为考试官，而解大绅学士文，又云家君以洪武辛亥主考江西，则是岁乡闱，与南宫同开矣。况解为江西人，即主江西试，而鲍以青衿与学士同列，且居其前，俱奇事也。又《临江先哲录》云：“洪武五年八月礼部侍郎曾鲁，奉旨为京畿考官，则是庚戌、辛亥、壬子连三年，俱举乡试，尤奇之奇也。虽国初典制未定，而后学则未之知。若连三年廷试，则已
纪之矣。”
【二张忠义】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一甲第二名张显宗，福建宁化人，拜编修，历官工部右侍郎，以事遣戍兴州，起至交址左布政使，卒于官，此史所纪也。叶文庄《水东日记》云：“显宗举洪武辛未状元，官至祭酒，闻燕邸靖难师兴，遂从陕西起义兵，后不知所终。二说不同，叶云显宗状元，或承俗刻之误，而起义兵一事则伟矣。显宗初从工部侍郎谪戍也，正代张昺之任。昺为浙江慈溪人，从工部侍郎，出为北平左布政使，知燕邸有异谋，欲偕其僚发之，为库吏李友直所告，文皇帝捕昺斩之，即以其时举兵，立授友直为北平布政司参议。寻升刑部侍郎、尚书，以至工部尚书，至正统间，始殁于位。二张死节，同官同时，今惟昺之名见于史，而显宗忠义，后人无能名之者。革除义士，其湮没者多矣！又他书纪显宗为状元，不止叶文庄一人，又《练子宁别传》，云登张显宗榜进士第二人。
【吴康斋父】吴康斋以布衣荐起，英宗召见，特授左春坊谕德，不赴而归。今上有言官议，将同陈白沙、王新建，崇祀两庑，偶议者不同、中止，然天下犹以为缺典。而不知康斋之有父溥也；溥字德润，洪武时为太学生，即奉诏使云南宣谕，再使福建阅士伍，其馈遗一无所受；登建文二年庚辰科会试第一名，廷试第二甲第一名，授翰林编修，与修《高皇实录》，书成升修撰；又修《永乐大典》，充副总裁；寻用祭酒胡俨荐，升司业，在词林国学二十余年。其科名既敻，遭际亦奇，而人无称之者，并不知本朝有此会元也。康斋以徒步位宫寮，而生被宠遇，没亭俎豆，荣名万世，信乎人贵自立哉！康斋名梦祥，
字与弼，以字行。洪武间，吾邑嘉兴，有王嘉会者，字原礼，元末累举不第，入我明，以明经应聘至京，授翰林检讨；洪武十五年，升国子右司业，与祭酒宋讷、左司业龚学，严立楷范；三人俱春秋高，须眉皓然，太学数千人，肃而畏之；以老疾乞归，特赐致仕，未行而卒于官舍，时年八十余。上命礼部应天府给舟车还葬，发引之日，又诏沿途有司祭之，而吾乡人已无能名之者。且国初国子司业，有左右二员，则虽博洽耆夙，亦不及知矣。
【前甲申会元】钱文肃（习礼）作刘子钦墓志云：刘以《
书经》中永乐癸未江西乡试第一，明年甲申，礼部会试仍第一，登会棨榜进士，选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坐累，戍广西南丹卫。
仁宗登极，以会棨荐，起为江西新淦县训导，岁满请致仕归，以大耋终。余与公生同邑，学同志，少而往还相好，壮而相继登朝，老而先后谢事，所述刘生平甚详。盖钱以洪武壬子生，刘以洪武戊申生，长于钱四岁。刘先举解元，钱以永乐戊子继登江西乡试第一，相去仅隔一科，皆吉水人，又同在词林。子钦年八十卒于家，又六年而钱亦残，年八十九。其生平交情最昵，出处又同时，断无误谬之理。而历代纪述相传，俱云是科会元为杨相，江西泰和县人，又何也？子钦名敬，以字行，本朝南宫榜首，宦途不振，未有其比。钱乡会亦联捷，己丑会试第十，辛卯廷试，亦起家庶常，官至少宗伯，谥文肃。弇州所纪，六典文衡者，即此公也，与刘荣枯迥异如此，《天顺日录》云：“子钦甲申会元。”时去永乐未远，且李文达亦不应妄言也。陆文裕《玉堂漫笔》亦云然。而弇州直驳其误盖未考李公《日录》及钱文肃所作志耳。
译【乡试、会试同时举行】洪武三年庚戌年举行乡试，第二年辛亥年举行会试，状元吴伯宗的事早已载入记载。可是洪武四年京畿乡试，前元贡士鲍恂和学士宋濂担任考试官，解大绅学士的文章又说，家父曾于洪武辛亥年主持江西乡试；那么这一年乡试和南宫会试就是同时举行的。何况解大绅是江西人，正好主持江西考试，而鲍恂以生员身份与学士同列，甚至位居学士之前，也都是奇事。又据《临江先哲录》说：“洪武五年八月，礼部侍郎曾鲁奉旨担任京畿考官；那么庚戌、辛亥、壬子连续三年都举行乡试，更是奇中之奇。虽然国初典制尚未确定，但后来的学者却不知道这些事。至于连续三年举行廷试，则已经 有记载了。” 【二张忠义】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一甲第二名张显宗，是福建宁化人，授编修，历任工部右侍郎；因事被发配戍守兴州，后来起用为交址左布政使，死于任上，这是史书所记载的。叶文庄《水东日记》说：“张显宗考中洪武辛未科状元，官至祭酒；听说燕王府发动靖难军队，便从陕西起义募兵，后来不知下落。”这两种说法不同。叶文庄说张显宗是状元，也许是承袭俗刻本的错误；但他起兵义举一事却很伟大。张显宗最初从工部侍郎任上被谪戍，正好接替张昺的职任。张昺是浙江慈溪人，由工部侍郎出任北平左布政使，知道燕王府有反常谋划，想和同僚一起揭发，却被库吏李友直告发。文皇帝逮捕张昺并将他斩首，随即就在那时起兵，并立即授李友直为北平布政司参议。不久李友直升任刑部侍郎、尚书，直到工部尚书；到正统年间才死于任上。张昺、张显宗二人同样为节义而死，又是同时任官，如今只有张昺的名字见于史书，而张显宗的忠义，后人却没有能够称述的。革除时期的义士，被湮没的太多了！其他书也记载张显宗是状元，不只是叶文庄一人如此；又据《练子宁别传》说，练子宁考中张显宗榜的进士第二名。【吴康斋的父亲】吴康斋以布衣身份被推荐起用，英宗召见他，特授左春坊谕德，他没有赴任便回去了。今上时曾有言官议论，想把他与陈白沙、王新建一起列入两庑祭祀，偶然因议论意见不同而中止，但天下人仍认为这是典制上的缺失。人们却不知道康斋有父亲吴溥。吴溥字德润，洪武年间任太学生，奉诏出使云南宣谕，又出使福建检阅士卒，别人馈送的东西一概不接受。他考中建文二年庚辰科会试第一名，廷试为第二甲第一名，授翰林编修，参与修撰《高皇实录》，书成后升修撰；又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任副总裁。不久经祭酒胡俨推荐，升为司业，在词林和国学任职二十多年。他的科名既高，遭际也奇特，但人们没有称述他，甚至不知道本朝曾有这样的会元。康斋以徒步布衣而位居宫寮，他本人活着时受到宠遇，死后又享有祭祀，荣名流传万世，看来人的尊贵确实在于自立啊！康斋名梦祥，字与弼，世人按他的字来称呼。洪武年间，我们嘉兴有个王嘉会，字原礼，元末多次参加科举而未中；进入我朝后，以明经身份应聘到京师，授翰林检讨。洪武十五年，升任国子监右司业，与祭酒宋讷、左司业龚学一起严格树立规范。三人都年高，须眉洁白，太学中数千名学生对他们肃然畏惧。后来他因年老有病请求归乡，皇上特赐他退休，但还没有出发便死在官舍，时年八十多岁。皇上下令礼部和应天府供给舟车，送他回乡安葬；发丧那天，又诏令沿途各有司祭奠他。然而我们乡里人已经没有能够称述他的人了。况且国初国子监司业设左右二员，那么即使他学识广博、年高资深，也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前一个甲申科会元】钱文肃（习礼）撰写刘子钦墓志说：刘子钦因《 《书经》考中永乐癸未年江西乡试第一名，第二年甲申年，礼部会试仍然是第一名，登上会试榜成为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因受牵连获罪，戍守广西南丹卫。仁宗即位后，因为会棨推荐，起用为江西新淦县训导；任期满后请求退休归乡，最终以大耋之年去世。我与刘公同乡，求学时志趣相同，年轻时来往友好，壮年时先后入朝，老年时又先后离职，因此我所叙述的刘公生平十分详细。钱习礼生于洪武壬子年，刘子钦生于洪武戊申年，比钱习礼大四岁。刘子钦先考中解元，钱习礼于永乐戊子年接着考中江西乡试第一名，两人相隔仅一科，都是吉水人，又都在词林任职。子钦八十岁死于家中，又过六年钱习礼也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们一生交情最为亲密，出处又同时，绝没有弄错的道理。然而历代记载相传，都说这一科会元是杨相，江西泰和县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子钦名敬，按字行世，是本朝南宫会试榜首，但仕途不得志，没有比他更相称的例子。钱习礼乡试、会试也连续考中，己丑年会试第十名，辛卯年廷试后也以庶常身份起家，官至少宗伯，谥号文肃。弇州所记载的六次主持文衡，就是此公，与刘子钦的荣枯差别竟如此之大。《天顺日录》说：“子钦是甲申会元。”当时距离永乐年间还不远，而且李文达也不应当妄言。陆文裕《玉堂漫笔》也这样说。而弇州径直驳斥为错误，大概是没有考察李公的《日录》和钱文肃所作的墓志。
【现任大臣子弟登第】弇州云：“大臣在事，而子弟登第者，成化以前俱无之。此又大谬不然。”永乐二年甲申，会元又馆元杨相，为辅臣士奇侄；宣德二年丁未，进士金昭伯，为次揆金幼孜之侄；正统元年丙辰，二甲进士章瑾，为礼部左侍郎张敞之子，试时竟不引例回避，瑾后亦至礼部右侍郎；正统十年乙丑，进士刘琏，为户部左侍郎刘中敏之子；正统十三年戊辰，二甲第二名曹鼎，为首揆文忠公鼐之嫡弟，文忠读卷不回避，又选为庶吉士；景泰二年辛未，二甲进士陈僎，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鉴之嫡侄；三甲进士曹景，为南京吏部尚书义之嫡侄；景泰五年甲戌，三甲进士孟淮，为户部左侍郎鉴之子；耿裕为刑部右侍郎九畴之子；罗淮为太子少保右都御史通之嫡侄；二甲进士何乔新，父文渊为太子太保礼书，甫去任半年；天顺元年丁丑，二甲进士许起，为次揆许彬之子；二甲进士石浚，为忠国公石享嫡侄；进士沈瑶，为南京户部尚书翼之子；天顺四年庚辰，三甲进士周经，为刑部左侍郎瑄之子，俱现在大臣。
此皆成化以前之事也。乃成化以后，弇州所纪亦未详：如成化二年第一甲第二名程敏政，为首揆少师李文达（贤）之婿；而庶吉士商良臣，则故相商文毅（辂）之子，文毅即以是年冬出山再相矣；庶吉士李瑢，为礼部侍郎绍之子；成化五年己丑，庶吉士尹龙，为吏部左侍郎旻之子；成化十一年乙未，二甲进士王沂，为南癸酒玙之子；三甲进士章元应，为南礼部左侍郎纶之子；成化十四年戊戌，三甲进士庶吉士杨时畅，为户部尚书鼎之子；三甲进士周纮，为南刑部尚书瑄次子；成化二十年甲辰二甲进士黎民表，为吏部右侍郎淳之子；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庶吉士万宏璧，为首揆少师安之孙，兵部右侍郎翼（一作翚之子；二甲进士倪阜，为礼部右侍郎岳之嫡弟，岳会试不回避，且为廷试提调；弘治六年癸丑，二甲进士王承裕，为太子
太保吏部尚书王端毅（恕）之子，端毅不读卷；弘治九年丙辰，二甲进士刘东，为次辅健之子，健不辞读卷；又南左都御史翟瑄子铨，南礼部侍郎董越子天锡，俱举进士，时越考绩在京，又进士许赞为右副都御史进之次子；弘治十二年己未，二甲进士谢迪，为次揆谢文正（迁）之嫡弟；三甲进士许诰，礼部左左字原缺，据写本补，侍郎进之长子；弘治十八年乙丑，第一甲二名谢丕又为迁之子，以出后其叔选，不书本生父文正公名，文正虽亦引嫌，竟充读卷官；进士金达，为南兵部侍郎宪之子；正德三年戊辰，传升检讨，又升侍讲焦黄中，为次揆芳之子；传升编修刘仁，为兵部尚书，宇之子；庶吉士韩守愚，为户部右侍郎鼎之子；进士刘寉年，为礼部尚书春之侄，春辞提调；正德六年辛未，状元杨慎，为次揆杨文忠（廷和）之子；庶吉士费寀，为礼部尚书费文宪（宏）弟；正德九年甲戌科，庶吉士余承勋，为首揆杨廷和之婿；十二年丁丑科三甲进士李惠，为佥都御史钺之子；庶吉士叶桂章，为首揆杨廷和之婿；正德十六年辛巳，第一甲三名费懋中，又为文宪之侄；嘉靖二年癸未，状元姚涞，为新任工部左侍郎姚镆子；二甲进士杨惇，为首揆少师杨文忠（廷和）次子，仍充读卷官；二甲进士崔允，为驸马都尉京山侯元嫡弟；嘉靖五年丙戌，庶吉士费懋贤，又为首揆费文宪之子；庶吉士毛渠，为次辅毛文简（纪）之子；又先一年乙酉解元，二甲进士王汝孝，为兵部尚书宪之子；嘉靖八年己丑，三甲进士吴子孝，为南京吏部尚书一鹏之子；嘉靖十一年壬辰，三甲进士刘灿为副都天和之子。此后数科未之见。至嘉靖二十三年甲辰，而翟诸城当国，长子涌现论，以试中书舍人；次子汝孝，以国子生登第，为臣科王交等所劾，致父子削夺。然是科二甲进士，亦试中书舍人，为故锦衣帅陆松次子，现任锦衣帅陆炳嫡弟，独无一人指及。盖是昱陆焰已炽，
译【现任大臣子弟登第】弇州说：“大臣在任时，他的子弟考中进士，在成化以前都是没有的。这种说法又大错特错。”永乐二年甲申，会元兼馆元杨相，是辅臣杨士奇的侄子；宣德二年丁未，进士金昭伯，是次辅金幼孜的侄子；正统元年丙辰，二甲进士章瑾，是礼部左侍郎张敞的儿子，考试时竟没有援引成例回避，章瑾后来也做到礼部右侍郎；正统十年乙丑，进士刘琏，是户部左侍郎刘中敏的儿子；正统十三年戊辰，二甲第二名曹鼎，是首辅文忠公曹鼐的嫡弟，文忠公读卷时没有回避，曹鼎又被选为庶吉士；景泰二年辛未，二甲进士陈僎，是都察院左都御史陈鉴的嫡侄；三甲进士曹景，是南京吏部尚书曹义的嫡侄；景泰五年甲戌，三甲进士孟淮，是户部左侍郎孟鉴的儿子；耿裕是刑部右侍郎耿九畴的儿子；罗淮是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罗通的嫡侄；二甲进士何乔新，他的父亲何文渊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刚离任半年；天顺元年丁丑，二甲进士许起，是次辅许彬的儿子；二甲进士石浚，是忠国公石亨的嫡侄；进士沈瑶，是南京户部尚书沈翼的儿子；天顺四年庚辰，三甲进士周经，是刑部左侍郎王瑄的儿子；这些人当时都属于现任大臣的子弟。这些都是成化以前的事。至于成化以后，弇州所记也不详细：如成化二年第一甲第二名程敏政，是首辅少师李文达（李贤）的女婿；庶吉士商良臣，则是故相商文毅（商辂）的儿子，商文毅就在这一年冬天重新出仕，第二次担任宰相；庶吉士李瑢，是礼部侍郎李绍的儿子；成化五年己丑，庶吉士尹龙，是吏部左侍郎尹旻的儿子；成化十一年乙未，二甲进士王沂，是南癸酒玙的儿子；三甲进士章元应，是南京礼部左侍郎章纶的儿子；成化十四年戊戌，三甲进士、庶吉士杨时畅，是户部尚书杨鼎的儿子；三甲进士周纮，是南京刑部尚书王瑄的次子；成化二十年甲辰，二甲进士黎民表，是吏部右侍郎黎淳的儿子；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庶吉士万宏璧，是首辅少师万安的孙子，是兵部右侍郎万翼（一作万翚）的儿子；二甲进士倪阜，是礼部右侍郎倪岳的嫡弟，倪岳主持会试时没有回避，并且担任廷试提调；弘治六年癸丑，二甲进士王承裕，是太子 太保、吏部尚书王端毅（王恕）的儿子，王端毅没有参加读卷；弘治九年丙辰，二甲进士刘东，是次辅刘健的儿子，刘健没有辞去读卷之职；又有南京左都御史翟瑄的儿子翟铨、南京礼部侍郎董越的儿子董天锡，都考中进士，当时董越在京考绩；另有进士许赞，是右副都御史许进的次子；弘治十二年己未，二甲进士谢迪，是次辅谢文正（谢迁）的嫡弟；三甲进士许诰，是礼部左侍郎许进的长子；弘治十八年乙丑，第一甲第二名谢丕又是谢迁的儿子，因为出继给他的叔父谢选，所以不记生父文正公的名字；谢文正虽然也表示回避嫌疑，最终仍担任读卷官；进士金达，是南京兵部侍郎金宪的儿子；正德三年戊辰，传升检讨、又升侍讲的焦黄中，是次辅李芳的儿子；传升编修刘仁，是兵部尚书刘宇的儿子；庶吉士韩守愚，是户部右侍郎韩鼎的儿子；进士刘寉年，是礼部尚书刘春的侄子，刘春辞去了提调之职；正德六年辛未，状元杨慎，是次辅杨文忠（杨廷和）的儿子；庶吉士费寀，是礼部尚书费文宪（费宏）的弟弟；正德九年甲戌科，庶吉士余承勋，是首辅杨廷和的女婿；正德十二年丁丑科，三甲进士李惠，是佥都御史李钺的儿子；庶吉士叶桂章，是首辅杨廷和的女婿；正德十六年辛巳，第一甲第三名费懋中，又是费文宪的侄子；嘉靖二年癸未，状元姚涞，是新任工部左侍郎姚镆的儿子；二甲进士杨惇，是首辅少师杨文忠（杨廷和）的次子，杨廷和仍然担任读卷官；二甲进士崔允，是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的嫡弟；嘉靖五年丙戌，庶吉士费懋贤，又是首辅费文宪的儿子；庶吉士毛渠，是次辅毛文简（毛纪）的儿子；此前一年乙酉科的解元、二甲进士王汝孝，是兵部尚书王宪的儿子；嘉靖八年己丑，三甲进士吴子孝，是南京吏部尚书吴一鹏的儿子；嘉靖十一年壬辰，三甲进士刘灿，是副都天和的儿子。此后几科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翟诸城当国，他的长子翟涌现被论劾，以考试中书舍人的方式入仕；次子翟汝孝凭国子生身份考中进士，被言官王交等弹劾，以致父子二人都被削夺官职。然而这一科的二甲进士中，也有一人通过考试成为中书舍人，是故锦衣卫指挥陆松的次子、现任锦衣卫指挥陆炳的嫡弟，却没有一个人指责他。大概是当时陆氏的势焰已经炽盛，
非翟石门比，故言官求多于宰辅，而缄口于权幸也。二十六年丁未，二甲进士陈以寉，为兵部尚书陈经之子；二十九年庚戌，三甲进士王正国，为吏部左侍郎邦瑞之子；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二甲进士孙铤，为礼部左侍郎升之子，南宫试亦不回避，仍充廷试提调；三十五年丙辰，二甲进士孙鑨，又吏部右侍郎升之子；三十八年己未，吏部尚书吴鹏子绍，登二甲进士，则倩人入试，途人皆知，而言路无敢言者，乃父太宰亦不辞读卷也；至四十一年壬戌，少保兵部尚书杨襄毅（博）子俊民、左都御史潘恭定（恩）子允端登第，两公辞读卷不许，二字俱二甲进士；南京兵部尚书李遂子材，亦以是科得隽；至四十四年乙丑，遂次子试，又举进士，时乃父尚在位云。降庆以后，耳目所及不必记矣。李文达，河南之南阳人；程篁墩、南直之休宁人，何以数千里外结姻？且程举鼎甲，年已二十有二，乃父信现任兵部侍郎，何以聘而未娶？且妇翁为读卷首臣，竟置前列，当时亦无异议，均不可解。
【壬辰会元】本朝开科以来，南宫壬辰凡四见矣。初为永乐十年，则林志居首；再为成化八年，则吴宽居首。林以解元会元登榜眼，吴以经魁会元登状元，俱掇巍科，居翰苑。至嘉靖十一年，则会元林春，万历二十年，则会元吴默，俱二甲进士，俱不得入词林，且两科又考庶常，而两公竟失之。是四公者，二林皆福建之福州人，二吴皆直隶之苏州人，同姓、同郡、同单名，前则同入鳌甲，后则同拜郎署，并馆选见遗，造物播弄，奇巧极矣！
【马铎李骐同母】马铎者，举永乐壬辰状元；李骐者，举永乐戊戌状元，俱福建之长乐人。世传其母先嫁马氏生铎，再
嫁李氏生子，即带马姓以为名，至文皇临轩胪唱，御笔改马为骐。二人固同母异父兄弟也。此说自幼闻之，弇州记奇事，亦以为诚然。及考二人志铭，则殊不尔。铎之母为卓氏，骐之嫡母为叶氏先亡继母黄氏，俱封安人，未几黄氏亦卒，骐寻下世。
然则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说？或因一时并贵，因讳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征叛王废乡试】宣德元年丙午科，顺天当乡试，以上亲征汉王高煦，不及开闱，此亦创见事也。又九十四年，为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当乡试，会宁王宸濠反，亦废试事不举，时武宗亦自北率兵亲征。然江西省至嘉靖元年壬午科，上命并取一百九十人，以补前度之缺，而宣德己酉，顺天之补否，不可考矣。
【典史再举乡试】曹文忠（鼐）以典史中殿元，以辅臣死土木，人皆知之，又但知其以乡举弃校官改县尉耳。初鼐已中乡试，为山西代州教职，负才不屑卑冗，欲弃官再就试，为吏部驳奏，遂改授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解部匠至京，值京师大比，乞入试，大学士杨士奇怜而许之，遂再中顺天第二人，因连捷，遂魁天下。事见国史甚明。今世徒以典史会试巍科为奇，而再登贤书，抑奇之奇矣！其他坐斥去，而再入彀者，另记。
【举人充吏会试】先朝中式举人，会试不到者，降充吏。
如四川马湖府王有学等，后以展辨得免吏役，复入会场，已会纪其事矣。乃更有可异，正统三年，行在锦衣卫司吏莫焕等奏：“臣等俱中宣德七年乡举，以疾病会试逾期，礼部授例责充
吏役，不敢辞避，第求仍许会试，以图进取。”上从其请。夫摈贤书为功曹，固为苛政，然祖制不可违。若已列胥吏，复入南宫，不几辱宾兴盛礼欤？何不引王有学等例，还其故物而就试欤？因思后日弘治间，唐寅、徐经等，亦以罣误充吏，亦可如莫焕等，望格外之恩矣。此等事真是异典。进士以杂流起家者，如驿丞、吏员、承差、书算之属，皆同诸生乡试也，既登解籍，则为乡贡士，非复杂流矣。今既降充吏役，此后仅可列仕版耳，仍歌鹿鸣而来，则稀有之事也。
【驿丞进士】宣德八年癸丑，曹鼐以泰和典史登状元，以为异事。而不知正统四年己未，第五十九名李郁，江西丰城人，下书“承差习《礼记》”；成化十四年戊戌科，第一百五十三名谭溥，其下直书“山东东阿县田县驿驿丞，习《书》”，此仅见之会录中耳。弇州奇事述及科试考，皆不之载。若正统七年壬戌科，一百二十一名郑温，为直隶松陵驿丞，则弇州已记之矣。
【乡试遇水火灾】正统三年戊午，顺天乡试，首场毕之夕遇火，士子试卷颇有毁废者。有司惧得罪，但请修葺场屋，以毕两试。时会鹤龄以侍读学士为正考官，独不可曰：“非再试无以涤百弊，昭至公，何惜一日之费，不成此盛举哉？”有司以二说奏，上命如鹤禽言，改用十五日为首场，是科更称得士。
译不是翟石门可以相比的，所以言官对宰辅的要求反而更多，对权幸却闭口不言。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二甲进士陈以寉，是兵部尚书陈经的儿子；二十九年庚戌，三甲进士王正国，是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的儿子；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二甲进士孙铤，是礼部左侍郎孙升的儿子，南宫考试时也没有回避，仍然担任廷试提调；三十五年丙辰，二甲进士孙鑨，又是吏部右侍郎孙升的儿子；三十八年己未，吏部尚书吴鹏的儿子吴绍考中二甲进士，便请人代为入场考试，路人都知道这件事，但言路上没有人敢说，吴鹏这个太宰也没有辞去读卷之职；到四十一年壬戌，少保、兵部尚书杨襄毅（杨博）的儿子杨俊民、左都御史潘恭定（潘恩）的儿子潘允端考中进士，两位大臣辞去读卷职务却没有获准，二人都是二甲进士；南京兵部尚书李遂的儿子李材，也在这一科考中及第；到四十四年乙丑，李遂的次子参加考试，又考中进士，当时他的父亲仍在任。隆庆以后，限于我的见闻，就不必记载了。李文达是河南南阳人；程篁墩是南直隶休宁人，为什么相隔数千里还能结为婚姻？而且程敏政考中鼎甲时，年纪已经二十二岁，他的父亲程信当时任兵部侍郎，为什么已经订婚却还没有成婚？况且他的岳父又是读卷的首席大臣，竟把他列在前列，当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些都无法解释。【壬辰会元】本朝开科以来，南宫壬辰科一共出现过四次。第一次是永乐十年，林志名列第一；第二次是成化八年，吴宽名列第一。林志以解元身份成为会元，考中榜眼；吴宽以经魁身份成为会元，考中状元；二人都考取了显赫的科名，并在翰苑任职。到了嘉靖十一年，会元林春；万历二十年，会元吴默；二人都是二甲进士，都没有进入词林，而且这两科后来又考选庶常，二人竟然都没有被选中。这四个人中，两个林姓都是福建福州人，两个吴姓都是直隶苏州人；同姓、同郡、同为单名，前两人又都进入鼎甲，后两人又都担任郎署官员，却都在馆选中被遗漏，造物如此戏弄人，真是奇巧到了极点！【马铎李骐同母】马铎，是永乐壬辰科状元；李骐，是永乐戊戌科状元；二人都是福建长乐人。世间传说，李骐的母亲先嫁马氏，生下马铎；后来又嫁李氏，生下李骐，李骐因此带有马姓作为名字；到文皇帝临轩宣读姓名时，皇帝亲笔把“马”改成“骐”。二人本来就是同母异父的兄弟。这个说法我从小就听说，弇州记载奇事时也认为确实如此。等到考察二人的志铭，却完全不是这样。马铎的母亲是卓氏，李骐的嫡母是叶氏，叶氏先去世，继母是黄氏；二人都被封为安人。不久黄氏也去世，李骐随后也去世。既然二人本来不是同母所生，为什么世间会有这种说法？或许是因为二人一时同时显贵，为了避讳而改换姓氏吧，这就无法考证了。【征叛王废乡试】宣德元年丙午科，正逢顺天举行乡试，因为皇帝亲自征讨汉王高煦，来不及开考，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又过了九十四年，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正逢江西举行乡试，因为宁王宸濠反叛，也废止考试而没有举行；当时武宗也亲自从北方率兵征讨。可是江西省到了嘉靖元年壬午科，皇帝下令一并录取一百九十人，用来补足前一次的缺额；至于宣德己酉年顺天乡试是否补考，就无法考证了。【典史再举乡试】曹文忠（曹鼐）以典史身份考中殿元，因为后来作为辅臣死于土木堡，人人都知道；人们又只知道他曾经考中乡试，却因不愿担任学校官而改任县尉。最初，曹鼐已经考中乡试，担任山西代州教职；他自负才华，不屑于低微繁杂的职务，想弃官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被吏部驳回奏议，于是改授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他押解部中匠人来到京城，正赶上京师举行大比，便请求参加考试，大学士杨士奇怜悯他而答应了；于是他再次考中顺天乡试第二名，接着连续考中，最终成为天下状元。这件事在《国史》中记载得十分清楚。如今世人只把典史考中会试高第当作奇事，而他又两次考中乡试，实在是奇中之奇！其他被斥退后又重新进入仕途的人，另行记载。【举人充吏会试】前朝中式的举人，参加会试迟到而未能入场的，就降为吏员。例如四川马湖府的王有学等人，后来通过申辩得以免除吏役，又重新进入会试考场，这件事我已经记载过了。还有更加奇怪的事：正统三年，行在锦衣卫司吏莫焕等上奏说：“我们都考中了宣德七年的乡试，因为生病而超过会试期限，礼部按照成例责令我们充任吏役，我们不敢推辞逃避，只请求仍然允许我们参加会试，以求取得进身之途。” 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把考中乡试的人排斥出去做功曹，固然是苛刻的政策，但祖制也不能违背。如果已经列入胥吏，又重新进入南宫，岂不是辱没了宾兴这一盛大礼制吗？为什么不援引王有学等人的先例，恢复他们原有的身份而让他们参加考试呢？因此想到后来弘治年间，唐寅、徐经等人，也因牵连过失而被充任吏役，他们也完全可以像莫焕等人一样，盼望得到格外的恩典。这类事情真是特殊的制度。进士中有从杂流出身的，例如驿丞、吏员、承差、书算之类，他们都和诸生一样参加乡试；一旦考中解额，便成为乡贡士，不再是杂流。如今已经被降为吏役，此后最多只能列入仕籍；如果还能再次参加乡试、唱《鹿鸣》而来，那就是罕见之事了。【驿丞进士】宣德八年癸丑，曹鼐凭泰和典史身份考中状元，被认为是奇事。却不知道正统四年己未科，第五十九名李郁，是江西丰城人，名下注明“承差，学习《礼记》”；成化十四年戊戌科，第一百五十三名谭溥，名下注明“山东东阿县田县驿驿丞，学习《书》”。这些情况只见于会试录中。弇州在《奇事述》谈到科举考试时，都没有记载。至于正统七年壬戌科，第一百二十一名郑温，是直隶松陵驿驿丞，这件事弇州已经记载过了。【乡试遇水火灾】正统三年戊午，顺天乡试，第一场结束的当晚发生火灾，士子的试卷有不少被烧毁。有司害怕获罪，只请求修缮考场屋舍，以完成另外两场考试。当时会鹤龄以侍读学士身份担任正考官，只有他不同意，说：“不重新考试，就无法清除各种弊端、彰明至公之道；怎么能吝惜一天的费用，而不成就这件盛举呢？”有司把两种意见上奏，皇帝下令按照会鹤龄的话办理，改在十五日举行第一场；这一科因而更被称为得士。
至弘治五年壬子，浙江乡试，首场遇大雨，漂浮号舍，不能坐立，士子哗扰，竞散而出，约束之不能止。监临御史、监察宪臣，俱欲罢试，独左布政刘大夏曰：“暴雨必有息时，可令自揣能文者听其愿留，勿随众去。当以留者为准，阅其文登榜。”
于是存者尚有八百余人，悉命还号舍，雨果止，于是仍如额取
足数。比榜出，人谓得人胜他科。按此两番变故，实出意外，曾欲再举以消弊孔，刘欲毕试以完大典，俱审时度势，切中事理，宾兴俱赖以告成。事若相反，其得体则一也。按天顺七年癸未，会试首场，亦遇火，焚死举人九十余人，则试卷尚未成文。以故改本年八月再试，至次年二月胪唱，虽称天顺八年，而英宗已先一月升遐不及临轩矣。英庙在御，乡会二试，盖两罹郁修云。
【内官子弟登第】景泰五年甲戌科，二甲进士牛轮，顺天涿州人，登科录书其叔玉为司礼监左监丞。按玉横于天顺之末，成化之初，李文达会面辱之，至今有《学士醉归图》传世，其在景泰时，何以遂登之录？且书叔亦非故事，时高文义、于忠愍俱称正人，为读卷官，何以置不间也？若正统十三年戊辰科，二甲进士李泰，顺天香河县人，登科录书“父永昌，见任司礼太监”。此必生泰后，始自宫入掖庭。然不书母吴氏，而书其祖母王氏，则又非典制矣。又如景泰二年辛未科，二甲进士成凯，陕西西安耀州人，书“父敬前翰林院庶吉士”，时敬久从馆中出为晋府王官，坐法腐刑，寻从景帝潜藩入绍，已升御马监太监而不书，仅书前衔，最为得体。且并书母孙氏，称具庆下，则二太监俱见其子成进士，亦幸事矣。李第后，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詹事。牛轮亦选庶常授编修，官至太常少卿，惟成凯因病不得赴馆选，而父敬为景帝所眷笼，特授凯吏科都给事中，寻卒，又二年而敬始殁。弘治三年庚戌科，二甲进士张定，为太监张敏嫡侄，敏即在宪宗朝保护英宗者。定为福建同安县人。弘治至同安县人数句，据写本补，英宗北狩不返，徐埕辈议南迁，于谦等争之不能得，赖永昌力诤于太后而止，则永昌亦贤榼也。李泰后乞封，云伯父永昌，立以为嗣，法不得
封本生父母，请封其祖父母。诏允之。或疑其托辞，非实也。
【进士给假】近来新科进士选期未及者，多以给假省亲省墓为辞，得暂归里。其有力者，则乞解银，及借各曹署闲谩之差，以省偏募之费，否则观政衙门，堂官代以为请，相沿不改。
偶阅《景帝实录》，景泰五年甲戌科，取进士三百五十人，时大理卿薛瑄，奏请除一甲三人外其未授职者，乞放回依亲读书。
帝曰：“科毕正要用人，既取中又放回，不如不取矣，一切俱留候选。”景帝励精为治，不容臣下偷安、自便如此。至嘉靖五年丙戌科，办事进士应槚等百人，以选期尚远，乞依例放归，疏连上未允，最后上切责：“尔等发轫科甲，不思练习政体，乃乞回以便己私。”终不许。至首辅费宏等代为请，亦不从。
世宗圣龄甫二十，正如太阿出匣，谕旨森严正大，默符先朝。
今之新贵圆自佚者，可以憬然矣。
【进士百户】英宗亲征时，有宣府龙门卫充军进士张鉴者，诣行在所疏，乞上驻跸宣府，但选将统兵征剿，则兵权归一，号令不二，人有效死之心。上不能用。及景帝登极，镇守山西都督孙安以为言，谓当时若从鉴言，岂有今日之祸，乞量加擢用。下兵部议。帝命鉴为试百户，送大同总兵昌平伯杨供处听调。弘治六年，故兵部尚书余子俊男举人置，乞录其父军功。
上命置为锦衣正千户，子孙世百户。今上辛丑，锦衣管卫事指挥余茂发，以考察军政降百户，奉旨仍旧莅事，以从六品得掌司隶雄剧，亦本朝所无。茂发即余寘曾孙也。
【异姓】天顺甲申科，有进士{彡旦}茂，登第时宪宗新即位，怪其姓罕见，问之首揆李贤，对云：“此字音陕。”然而
韵书未之见也。正德间，嬖幸钱宁，冒国姓，而其婶也氏死，朝士有作奠文者，以也姓无出，改称乜。宁怒不纳，俾改正，始受之。按“也”字，必蛇姓之误，或后人以为不雅，云虫字耳。古来奇姓虽多，未有若此二氏者。又成化间，有山东布政使胡得盛，上以北虏方炽，且“盛”字音与“胜”相似，改为胡靖。于时宪宗何不并{彡旦}姓改之？云南阿雄关土巡检姓者，罗雄州土知州亦者姓，又四川雄镇府女士官者氏，即近年招赘贵州土舍安尧巨为婿，改姓陇氏，冒袭世爵，以致黔抚郭子章被攻者是也。此正堪与钱宁婶也氏作确对。且钱宁本云南人，盖亦夷姓，类是者甚多。
【早达】宪宗朝早达者，无如长沙李文正、丹徒杨文襄，俱以数岁神童，荐为翰林院秀才，而不知其后又有寿光刘鈗也。
译到了弘治五年壬子，浙江乡试第一场遇到大雨，考舍被水冲漂，不能坐也不能站，士子喧哗骚动，争相散去，想加以约束也无法制止。监临御史和监察宪臣都想停止考试，只有左布政刘大夏说：“暴雨总会有停的时候，可以让自认为能写文章的人听从自己的意愿，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要跟着众人离去。应当以留下的人为准，阅看他们的文章并录取上榜。” 于是留下的还有八百多人，便全部命令他们回到考舍；雨果然停了，于是仍然按照名额录取 足额的人数。等到榜单公布，人们都说这次录取人才胜过其他科。考察这两次变故，确实都是意外发生的；会鹤龄想通过重考来消除弊端，刘大夏想完成考试以成全大典，二人都能审时度势，切合事理，宾兴之礼都依靠他们而得以完成。事情虽然相反，但处理得合乎体统这一点是相同的。又考察天顺七年癸未，会试第一场也遇到火灾，烧死举人九十多人；当时试卷还没有写成。因此改在本年八月重新考试，到次年二月才宣读姓名；虽然称为天顺八年，但英宗已经在此前一个月去世，来不及临轩。英宗在位时，乡试、会试两场大试，大概两次都遭遇了灾变。【内官子弟登第】景泰五年甲戌科，二甲进士牛轮，是顺天涿州人；《登科录》记载他的叔父牛玉为司礼监左监丞。考察牛玉在天顺末年、成化初年势力横行，李文达曾当面侮辱他，直到今天还流传着《学士醉归图》；既然如此，他在景泰年间怎么就已经列入登科录了呢？而且记载叔父也不是惯例。当时高文义、于忠愍都被称为正直之人，担任读卷官，为什么对此不加过问？又如正统十三年戊辰科，二甲进士李泰，是顺天香河县人，《登科录》记载：“父亲永昌，现任司礼太监。”这一定是李泰出生以后，他父亲才入宫成为内官。但不记载母亲吴氏，却记载祖母王氏，这又不合典制。又如景泰二年辛未科，二甲进士成凯，是陕西西安府耀州人，登记说：“父亲成敬，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当时成敬早已离开翰林馆，出任晋府王官，因犯法受腐刑，不久又随景帝从潜邸入朝，即使已经升任御马监太监，登科录也不记载，只记载他以前的官衔，这是最为得体的做法。而且同时记载母亲孙氏，称“具庆下”，这样两位太监都能见到儿子成进士，也是一件幸事。李泰后来被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官至詹事。牛轮也被选为庶常，授官编修，官至太常少卿；只有成凯因病不能赴馆参加选拔，而他的父亲成敬受到景帝宠信，特意授予成凯吏科都给事中的官职，不久成凯去世，又过了两年成敬才去世。弘治三年庚戌科，二甲进士张定，是太监张敏的嫡侄；张敏就是宪宗朝保护英宗的人。张定是福建同安县人。弘治年间到同安县人数的几句话，据写本补入。英宗北狩后没有返回，徐埕等人建议南迁，于谦等人争辩反对却不能使之停止，幸亏张敏向太后竭力争辩才作罢；这样看来，张敏也是贤明的内臣。李泰后来请求封赠，说伯父永昌把他立为嗣子，按法不得 封赠他的亲生父母，于是请求封赠祖父母。皇帝下诏答应了。有人怀疑这是他的托辞，并非事实。【进士给假】近来新科进士如果没有赶上选官日期，大多以请假回乡探望父母、祭扫祖墓为借口，得以暂时回到家乡。有权势的人，就请求免除银钱，或者借用各曹署中清闲散漫的差事，以节省偏募的费用；否则，观政衙门的堂官也会代他们出面请求，这种做法沿袭下来而没有改变。偶然读《景帝实录》，景泰五年甲戌科录取进士三百五十人，当时大理卿薛瑄上奏，请求除一甲三人外，其他尚未授官的人都放回家依亲读书。景帝说：“科举结束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既然录取了又放回去，还不如不录取。一律都留下等待选官。”景帝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不允许臣下这样偷安、自行方便。到了嘉靖五年丙戌科，办事进士应槚等一百人因为选官日期还很遥远，请求按照惯例放回家乡；奏疏接连上呈却没有获准，最后皇帝严厉责备说：“你们刚刚踏上科甲仕途，却不想学习政务体制，竟请求回乡以便自己私事。”最终仍不答应。即使首辅费宏等人代为请求，也没有听从。世宗圣龄刚满二十岁，正如太阿剑刚从匣中拔出，谕旨森严而正大，暗中符合前朝的作风。如今那些新贵而自我放纵、贪图安逸的人，可以猛然醒悟了。【进士百户】英宗亲自征讨时，有一名宣府龙门卫充军进士张鉴，到行在上奏，请求皇帝驻跸宣府，只选派将领统率军队进行征讨，这样兵权就能归于一处，号令不会有两套，士兵也会有拼死效命的决心。皇帝没有采纳。景帝即位后，镇守山西都督孙安把这件事说了出来，认为当时如果听从张鉴的话，哪里会有今天的祸患，请求酌情提拔任用他。此事交给兵部议处。景帝命张鉴任试百户，送到大同总兵、昌平伯杨供处听候调遣。弘治六年，已故兵部尚书余子俊的儿子余置为举人，请求录用他父亲的军功。皇帝命令授余置为锦衣卫正千户，子孙世袭百户。今上辛丑年，锦衣卫管卫事指挥余茂发因考察军政而降为百户，皇帝下旨仍让他主持原职事务，使一个从六品官得以掌管司隶这一重要而繁剧的事务，这也是本朝从未有过的事。余茂发就是余置的曾孙。【异姓】天顺甲申科有一名进士，姓名作“{彡旦}茂”。他考中进士时，宪宗刚刚即位，觉得这个姓很少见，便问首辅李贤。李贤回答说：“这个字读作‘陕’。”可是 韵书中却没有见过这个字。正德年间，宠幸钱宁冒用国姓；他的婶母姓“也”去世，朝士有人写祭文，因“也”姓没有出处，改称为“乜”。钱宁大怒，不肯接受，命人改正，才接受祭文。考察“也”字，必定是“蛇”姓的讹误；或者后人认为这个姓不雅，只说成是“虫”字罢了。自古以来奇怪的姓氏虽然很多，也没有像这两个姓这样奇怪的。又如成化年间，山东布政使胡得盛，皇帝因为北方敌虏正强盛，而且“盛”字的读音与“胜”相近，便把他的名字改为胡靖。既然如此，当时宪宗为什么不连“{彡旦}”姓也一并改掉呢？云南阿雄关土巡检姓“者”，罗雄州土知州也姓“者”，又有四川雄镇府的女土官姓“者”，就是近年招赘贵州土舍安尧巨为女婿，改姓陇氏，冒袭世爵，以致贵州巡抚郭子章受到攻击的那个人。这正好可以同钱宁的婶母“也氏”作对照。而且钱宁本来是云南人，大概也是夷姓；类似这样的姓氏很多。【早达】宪宗朝早年显达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长沙李文正、丹徒杨文襄；二人都是几岁时的神童，被推荐为翰林院秀才，却不知道后来还有寿光人刘鈗。
鈗为刘文和珝第四子，文和虽次相，受知宪庙甚深，鈗以八岁召入，即授中书舍人，因后幼不能佩牙牌，特制银牌以代之，出入殿廷，栏槛未能趋越，时丹徒杨文襄已举进士，与鈗同官，乃提携之出入。杨负重名，师友造请者无虚日，又好酒奕，因是不得如愿，每欢曰：“此童累我！”后为刘瑾所恶，勒罢用。
李文正荐起，历尚宝丞卿，以至太常卿，谦翰林院五经博士，晋阶资善大夫，赐二品服，食一品俸立朝五十馀年，至嘉靖十四年始致仕归，其进也不以科目，且文艺去李、杨二公远甚，即爵位功名，亦相悬敻绝。然文正暮年无子，贫窘憔悴以终；文襄被谤归，即疽发而殁；鈗以纨袴起家，被遇三朝，富贵安乐，优游林下，则二公所未逮也。鈗颇好学，喜藏书，常刻同姓前代人文集数十种，亦非膏粱侪辈也。观其对西樵《留印记》一事，则固博通典故者。
【纳粟民生高第】景泰以后，胄监始有纳马之例，既改为输粟。初不过青衿援例耳，既而白身亦许加倍输纳，名曰：“后秀子弟”，于是辟雍遂被铜臭之目。且其人所冀，不过一命为荣，无有留意帖括者。于是士子叱为异类，居家则官长凌忽之，与齐民不甚别矣。惟成化丙午，罗文肃（圭峰）累试，有司不录，遂以后秀入赀，举顺天解元，次年登进士，为庶常，显重于词林，其年且逾不惑久矣。于是士人始有刮目此辈者。
以余所知，近年则同邑项元池名德桢，亦厄于里试，入北畿，试乙酉第三名，丙戌进士高第，经艺为时所式，今为参议；己丑科吴彻如名正志，以乃翁赴任不及试，命入南监，即联捷为郎，建言今年以光禄丞召入矣；是年又有微州人汪以时者，年五十余，尚为儒童而酷贫，其亲友哀之，为纳银游北监，亦连举乡会为御史，今已升冏卿。其他不及知者，必尚多也。
【外戚科目】锦衣周贤者，驸马景之子，母曰重庆大长公主，英宗女也，以儒生登成化二十二年举人。时，孝肃后在宫中，闻外孙得隽，喜甚，侈以为盛事。贤南宫久不利，乃以戚畹例授锦衣卫指挥佥事。至弘治十六年，以久不迁职，乞升兵部，执奏以为无例却之，上命升一级为指挥同知。时，孝肃方称圣慈仁寿太皇太后，犹在养也。至正德间，又以例降千户，又再历都指挥佥事以卒。当时外戚恩泽，尚有节如此，又梅纯者，曾祖曰驸马都尉梅殷，会祖母曰宁国大长公主，为高帝第二女，殷以嫌殁于永乐中，纯以世职为中都副留守，上疏请改孝陵卫，以便奉曾祖父母之祀，诏许之。纯起家三甲进士，授知县，改袭祖职，历指挥使，以至今官。纯忠贞嫡裔，且起甲科，即改金吾，亦不为过，而靳惜至此。今之滥恩，有十倍正德中叶者，可慨也！
【魁元再甲子】弘治九年丙辰科状元朱希周，苏之昆山人，仕至南京吏部尚书，及见嘉靖丙辰状元诸大缓，次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靖。嘉靖二年癸未科探花徐阶，松江之华亭人，仕至少师吏部尚书大学士，及见万历癸未科会元李廷机，去胪唱数日卒，赠太师，谥文贞。嘉靖二十年辛丑科会元陆树声，松江华亭人，仕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及见万历辛丑科同邑人状元张以诚，又五年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三公者以南宫首荐，咸咸原作或，据写本改，高第鼎甲，俱词林钜公，荣哀始终，名德无玷，登第周一甲子而始下世，皆在吴中数十里之内，盛哉！
●卷十六
○科场
【三试分占三名】弘治庚戌科，直隶丹徒人靳文康（贵），以解元举会试第二、廷试第三，分次第占三名，最为奇事。又二科丙辰，京师人陈澜，以顺天乡试第二，为会元廷试第三人，虽占第三名，然稍错综矣。至正德三年辛未科，四川新都人杨慎，以乡试第三、会试第二、廷试为状元，较靳又以次顺占为尤奇。而弇州纪盛事，云靳为榜眼，则误矣。吾浙科名虽盛，然而无如此奇者。直至嘉靖戊戌科，而慈溪人袁元峰（炜）以乡举第二人，登嘉靖戊戌会元，廷试探花，刻一印记曰：“天下一二三人”，向来无与为对者。至万历己丑，浙之会稽人陶石篑（望龄）继之，其乡、会、廷对名次与袁毫不爽。相去五十年，又同二百里内人也。袁不及下寿，陶不满五旬，又俱无后，此其所同；袁入政府官至少传一品，得下谥文荣，陶官至祭酒四品，得上谥文简，此其所异。然品行则不啻薰莸矣。后又十五年而慈溪人杨昆阜（守勤），亦以乡试第三，登甲辰会元、状元，科名又胜袁，且同一邑，其志趣亦颇相似云。浙中又有杨守址，为鄞县人，以乡试登第三，成化戊戌会试第四、廷试第二，亦分占三名而少第一，其嫡兄守陈，已先浙江解元，恰好补之。后守陈、守址同官词林，又同时为翰林学士，对掌
译刘鈗是刘文和刘珝的第四个儿子。刘文和虽然只是次辅，却深受宪宗信任。刘鈗八岁时被召入宫，立即授任中书舍人；因为年幼，不能佩戴牙牌，特意制作银牌代替。他出入殿廷时，连栏槛也还不能跨越；当时丹徒杨文襄已经考中进士，和刘鈗担任同官，于是提携他出入。杨文襄声名很重，前来拜访求教的师友没有一天空缺；他又喜欢饮酒下棋，因此不能如愿升迁，常常欢笑着说：“这个小孩拖累了我！”后来刘鈗被刘瑾厌恶，被勒令罢职。李文正推荐起用刘鈗，他历任尚宝丞、尚宝卿，直到太常卿；又谦让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官阶，晋升为资善大夫，获赐二品服色，却享受一品俸禄，在朝为官五十多年，到嘉靖十四年才退休回乡。他的仕进不依靠科举，而且文才远不及李文正、杨文襄二公；即使论爵位功名，也相差极远。然而李文正晚年没有儿子，贫困窘迫、憔悴而死；杨文襄遭受诽谤后归乡，随即毒疮发作而死；刘鈗却凭借纨袴子弟的身份起家，受到三朝皇帝的恩遇，享有富贵安乐，悠闲地退居林下，这是李、杨二公所没有达到的。刘鈗很爱学习，喜欢藏书，常常刊刻同姓前代人的文集几十种，也不是膏粱子弟中的平庸之辈。看他处理西樵《留印记》一事，就知道他本来就是博通典故的人。【纳粟民生高第】景泰以后，国子监开始有纳马的规定，后来改为缴纳粮食。起初不过是让有功名的生员援引成例，后来没有功名的平民也允许加倍缴纳，名为“后秀子弟”；于是国子监便被讥为沾染铜臭。而这些人所希望的，不过是获得一个官职作为荣耀，没有人留心学习科举文章。于是士子把他们斥为异类；他们居家时，地方官长也轻视怠慢他们，和普通百姓没有太大区别。只有成化丙午年，罗文肃（罗圭峰）屡次应试，有司都不录取，于是通过纳资成为“后秀”，考中顺天解元，第二年又考中进士，成为庶常，在词林中显达而受重视；那年他的年龄已经很久超过四十岁了。于是士人开始对这类人刮目相看。据我所知，近年同县人项元池，名德桢，也因困顿于乡试，进入北畿参加考试，乙酉科考取第三名，丙戌年考中进士高第；他的经学文章为当时所取法，如今任参议。己丑科吴彻如，名正志，因为父亲赴任而来不及考试，奉命进入南监，随即连续考中，成为郎官；今年又以光禄丞身份被召入。那一年又有徽州人汪以时，年过五十，仍是儒童而且非常贫困；他的亲友怜悯他，为他缴银进入北监，他也连续考中乡试、会试，成为御史，如今已经升任冏卿。其他我没有来得及知道的人，必定还有很多。【外戚科目】锦衣卫周贤，是驸马都尉周景的儿子，母亲是重庆大长公主，即英宗的女儿；他以儒生身份考中成化二十二年举人。当时孝肃皇后在宫中，听说外孙考中，非常高兴，把这看作盛事。周贤在南宫考试中长久不得志，于是按照外戚的成例授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到弘治十六年，因为长久没有升职，请求升任兵部官员；执掌此事的人上奏说没有成例而驳回，皇帝命令升一级为指挥同知。当时孝肃皇后正称圣慈仁寿太皇太后，仍在世奉养。到正德年间，又按照成例降为千户，后来再次历任都指挥佥事，直到去世。当时外戚所受的恩泽，尚且还有这样的节制。又有梅纯，他的曾祖父是驸马都尉梅殷，曾祖母是宁国大长公主，即高帝的第二个女儿；梅殷因嫌疑死于永乐年间。梅纯凭世袭官职任中都副留守，上疏请求改任孝陵卫，以便奉祀曾祖父母，皇帝下诏准许。梅纯以三甲进士起家，授任知县，后来改为承袭祖先官职，历任指挥使，一直做到现在的官职。梅纯是忠贞之臣的嫡系后裔，又从甲科出身，即使改任金吾卫官职，也不算过分，朝廷却吝惜到这种地步。如今滥施恩典，比正德中叶多出十倍，真令人感慨！” 【魁元再甲子】弘治九年丙辰科状元朱希周，是苏州府昆山人，官做到南京吏部尚书；等到见到嘉靖丙辰科状元诸大缓，过了第二年便去世，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恭靖。嘉靖二年癸未科探花徐阶，是松江府华亭人，官做到少师、吏部尚书、大学士；等到见到万历癸未科会元李廷机，距离宣布姓名还有几天便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文贞。嘉靖二十年辛丑科会元陆树声，是松江府华亭人，官做到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等到见到万历辛丑科同县人状元张以诚，又过了五年才去世，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定。这三人都以南宫第一名被荐举，都是高第鼎甲，都是词林中的大人物；一生荣辱始终，名声品德没有污点，考中进士后经过一甲子才去世，而且都在吴中方圆几十里内，真是盛事！”},{ ●第十六卷 ○科举考场 【三场考试分别占据三甲名次】弘治庚戌科，直隶丹徒人靳文康（贵）以乡试解元的身份参加会试，考取第二名，殿试又列第三名，依次占据三场考试的前三名，这是最为奇特的事情。又过了两科，到丙辰科，京师人陈澜在顺天乡试中考取第二名，成为会元，殿试列第三名；虽然也占据了前三名，但名次稍有交错。到了正德三年辛未科，四川新都人杨慎乡试第三、会试第二，殿试考中状元，比靳文康还要依次递进地占据三名，更为奇特。然而弇州记载科场盛事时，说靳文康是榜眼，这是错误的。我浙江虽然科举名声显盛，却没有像这样奇特的事。直到嘉靖戊戌科，慈溪人袁元峰（炜）乡试考取第二名，嘉靖戊戌科会试考取会元，殿试考取探花，刻了一方印，印文是“天下一二三人”，从来没有人能与他相匹敌。到了万历己丑年，浙江会稽人陶石篑（望龄）继承了这一情况，他乡试、会试、殿试的名次与袁元峰丝毫不差。两人相隔五十年，又都是二百里以内的人。袁元峰没有活到下寿，陶望龄也未满五十岁，并且两人都没有后代，这是他们相同之处；袁元峰入政府，官至少傅、一品，死后获得“文荣”的下谥，陶望龄官至祭酒、四品，死后获得“文简”的上谥，这些是他们不同之处。不过，两人的品行却如同香草和臭草一样，差别极大。又过了十五年，慈溪人杨昆阜（守勤）也在乡试中考取第三名，甲辰科会试考取会元，殿试考取状元，科举名次又胜过袁元峰，而且与袁元峰同属一个县邑，两人的志趣也很相似。浙江还有杨守址，是鄞县人，乡试考取第三名，成化戊戌科会试第四、殿试第二，也分别占据三场考试的前三名，只是缺少第一名；他的嫡兄杨守陈已经先取得浙江解元，正好补足了这一缺憾。后来杨守陈、杨守址一同在词林任职，同时担任翰林学士，共同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