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当时席书眼疾发作，不能出门，于是上疏请求召王守臣以及参与议礼的大臣方献夫等人增补修订；他说何渊的奏章错误混乱，不值得采录。皇帝又谕告席书，要求把续修的事情和理由直接陈奏。席书不得已，奏请把世庙的事情编排为上、下两卷。皇帝同意了，命令张璁、桂萼等人担任纂修官。嘉靖六年，何渊又进呈《大礼续奏》一部，并上疏用数千万字列举自己最先倡议建庙的功劳。皇帝命令交给史官。后来《明伦大典》编成，何渊已经升任太仆寺丞；他又上疏说，《大典》中寿安皇太后如今已经进为太皇太后，请求改正过去的错误称号，使礼制和全书都完备。皇帝认为书已经进呈，不准许，并说不得再次来扰乱。皇帝也已经厌恶他了。何渊仍然没有醒悟。嘉靖十八年二月，他上言说张璁等人隐没了关于太庙世室的主张，私下把有关奏疏汇编成五卷进呈，并且指责张璁错误引用汉哀帝另立别庙的事例。皇帝大怒，把他贬为湖广永州卫经历。这个喋喋不休、狂妄冒犯的人，直到八年后才被驱逐，天下人都为此感到痛快。【御制元夕诗】世宗初年处理政务时，常常在万机之余喜欢作诗，有时命大学士费宏、杨一清修改定稿。有时御制诗写成后，还命两位辅臣分别和诗进呈，一时被传为盛事。但张璁等人掌权，自惭不会作诗，便公开上疏攻击费宏，讥讽他用小技艺来博取皇帝恩宠。皇帝虽然没有责问费宏，但后来颁出的御制诗渐渐少了。皇帝曾命杨一清拟作一首上元节诗进呈，其中有“爱看冰轮清似镜”一句。皇帝认为这像是在说中秋，改成“爱看金莲明似月”。杨一清上疏致谢，认为这句完全写尽了元宵节的情景，不用询问也知道是元宵。皇帝天资高明、领悟超凡，大概不是臣下所能达到的。确实不是杨一清所能及。可惜被张璁等人阻挠，使皇帝天生的多方面才能没有时间充分发挥，不能穷究神妙、通晓变化。【定策拜罢迥异】世宗从兴王府入京继承皇位，各位宰辅辅佐拥戴的功劳，确实不能抹杀。像杨新都、蒋全州、毛东莱这样的人，世袭伯爵，本来是应当的。费铅山当时退居林下，直到皇帝登极后才召回入阁，也得到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的待遇。梁南海当时任次辅，地位在蒋冕之上，竟然一点赏赐也没有，已经很奇怪了。至于驸马崔元，因为亲自奉持金符，在王府中迎立皇帝，于是进封金山侯并世袭；而梁储作为辅臣随同奉符前往，却独独没有得到丝毫赏赐，又该怎么解释呢？如果说梁储曾随侍武宗南征，不能竭力进谏，因此有罪，那么蒋冕本来也是一同侍从武宗六驾往返，为什么偏偏对梁储要求更多呢？大概当时杨新都奉受遗诏，费宏被清除而归乡；梁储平素又不受杨廷和重视，因此世宗在四月廿二日登极，梁储就在五月五日被逐出，辅佐新朝总共不过十多天。后来议礼中的重要人物方献夫、霍韬、方泽等都是南海人，积蓄不平已久，便乘机发作，甚至指杨廷和为元恶、逆臣，一定要削除他的名籍、让他的儿子戍边，并把这些事写入丹书才觉得痛快；但杨廷和自己也有招致这些祸患的地方。最后高岱撰写《鸿猷录》，竟说镇国公朱寿出征时，梁储以死捍卫诏令；薛氏《宪章录》又把起草诏敕的功劳归给杨新都，这些说法都是方献夫、霍韬等人的余论。杨廷和离职的第二年，皇帝念及梁储参与定策、迎接圣驾的功劳，荫封他的一个儿子世袭锦衣卫指挥同知，并特意命太监戴永前去传达皇帝的意思。梁储极力推辞，皇帝赞赏他的谦让，特意批准他的请求，改为荫封他的儿子任中书，授为玺丞。当时大礼已经确定，杨廷和因为议礼失去皇帝的心意，毛纪、蒋冕也因为附和杨廷和，先后辞职。皇帝这才追录梁储过去的功劳。梁储的谢恩疏中自称没有功劳，措辞有抑有扬，隐约流露出自己离开朝廷的原因，并且拿蒋冕、毛纪两位辅臣不接受荫封作比较，却一句也没有提到杨廷和，可见他心中很不满意。又过了一年，梁储去世，皇帝对他的恩宠没有衰减，临终和身后所用的典礼都十分完备。又过了一年，《明伦大典》编成，杨新都接到“本来应当在市集处死，姑且宽宥，降为平民”的旨意，蒋冕、毛纪也被令闲住，只有梁储没有受到牵连。由此才知道，祸福吉凶彼此依存、变化无常，并不是人的力量可以争取的。【嘉靖初议大礼】世宗想追尊兴献帝，赞成这一主张并因此得到重用的有七人，以议大礼为名得到任用的有五人，声称因议大礼而被任用但最终没有得到善终的有四人。这是王龠州在《张孚敬传》后所记载的。然而，被任用后没有得到善终的人还很多，现略记如下。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山东历城县堰头巡检方浚提出意见，想追尊献王，他的主张与张璁相同。此人本应与张璁、桂萼一同受赏，却最终没有得到升进。接着提出此议的是致仕训导陈云章、被革职退役的儒士张少连，以及教谕王价，也没有听说受到优厚提拔。后来只有陈云章被霍韬推荐，起用升任国子博士，转任太仆寺丞而已。这些人都是最早提出这一议论的。稍后有南京通政司经历金述，他以官生身份入仕，和黄绾相同，也上疏称张璁的主张正确；吏部升任他为随州知州，致仕后又起用为武昌府同知，最后做到工部员外郎，地位远远比不上黄绾。嘉靖三年，原任给事中、升任佥事的陈洸，因为议大礼而恢复职务，不久又因其他事情逃避解职，恢复原籍为民。嘉靖七年，霍韬推荐他起用并升一级。嘉靖十二年，南京考察时，以贪污罪斥退。这时霍韬因服丧离职，来不及救助他。嘉靖三年九月，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录事钱予勋上言，认为献皇帝应当改葬到北京的天寿山；由于议论时意见不一致，此事停止，两人仍照旧被废罢。嘉靖五年，《大礼书》编成，王价、钱予勋恢复职务。给事中解一贯认为，两人都是考察后被斥退的官员，不可因此破坏典制。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嘉靖四年，有致仁县丞欧阳钦推荐席书以及张璁、桂萼等人，认为应当另行颁给诰命，皇帝同意了，但欧阳钦没有得到任何加赏。嘉靖五年十一月，南宁伯毛良和百户陈纪因议礼请求升长，圣旨只升陈纪一级，毛良没有升迁。到了嘉靖十年，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卫千户陈昇又沿袭随全的主张，极力请求把献王的梓宫迁葬到北方。皇帝又命令群臣会议。礼部尚书李时、工部尚书赵璜等人极力论证此事不可行，

译于是此事得以搁置。不久，因事获罪的监生詹■、温州武举杜承美，以及为民的兵马周密、湖广生员萧时用、致仕佥事宁河，又重复先前的主张，假托地理名义，请求迁移显陵。尚书汪鋐驳斥他们，皇帝不准许，命令礼部会议。宗伯夏言于是说，关于此事，前礼部尚书席书、现任大学士李时过去都极力反对，赵璜的言论尤其恳切，希望圣明的皇帝独自决断，不要被群臣的议论迷惑。皇帝大悟，下旨说：“你说得很对。朕奉圣母慈训，认为陵寝不可轻易移动。上奏扰乱的人，本来应当逮捕究治，姑且宽恕他们；如果再犯，一定处以重典。”随后，湖广壁山县听选官黄维臣等人又多次上奏请求迁移陵寝。皇帝明察得知他们的妄言，是有所企求，便命锦衣卫逮捕下狱治罪。于是迁陵的主张，再没有人提起了。这年，归州南逻口巡检徐震请求在安陆州建立京师。皇帝交礼部议论，礼部说：建立京师，在典礼制度上没有依据。应当依照太祖在濠州起兵、改州为凤阳府的旧例，把安陆州升为府。诏令采纳了这个意见，命令改建府城，赐名承天。但徐震没有得到任何赏赐。到了嘉靖十一年，广平府教授张时亨上奏说：“皇考既然拥有天下，就应当改定庙号，称为宗；从皇上出生的那一年起，追改为钟祥年号，不使用正德纪年，以此彰显皇考受命的符瑞。皇上应效法古人，刻木制成皇考圣像，早晚侍立在旁，以处理万机。还请圣母改穿帝王服饰，正位于内廷；皇上按照对待太子的礼仪行礼，并参与裁决政事。”于是礼部上奏弹劾他的罪行。皇上责备他说，大礼早已确定；张时亨借着进言谋求升进，又私自留住京师，命法司审讯。后来因为张时亨患有心病，暂且革去他的官职。嘉靖十二年，山西蒲州诸生秦锺伏在关下上书说：“孝宗的统绪到正德年间已经终止，那么献皇在礼制上确实属于‘兄终弟及’。陛下承继献皇的统绪，应当把他供奉在太庙。如今张孚敬另行创建世庙，使献皇永远不能列入昭穆次序，这是把他幽闭起来啊。”皇上大怒，认为他诋毁皇上、讥讪君主，极其大逆不道，交给锦衣卫拷问，追查主使之人。秦锺承认自己妄议是为了求得恩宠，实际上并没有主使者，于是命令按照妖言律论罪处死，投入狱中。从此议论礼制的人知道进献谄媚并不能得到赏赐，也就渐渐停止了。至于何渊提出营建世室、丰坊提出尊宗献王的事情，虽然他们的主张得以实现，但都属于最无赖的人，另见别的记载。【帝社稷】嘉靖十年，皇上在西苑空地上修建帝社、帝稷的祭坛。祭祀定在仲春、仲秋的第二个戊日。皇上亲自举行祈祷和报谢之礼。大概因为上戊日是祖制规定的社稷祭祀日期，所以改为第二个戊日。坛内设置了豳风亭、无逸殿；后来又增设户部尚书或侍郎，专门督理西苑农务，并且修建恒裕仓，收储农务所得，以供内殿使用，以及世庙荐新、先蚕等祭祀之用。这大概又是天子私自设置的社稷，是历代史册从未有过的事。西苑兴建以后，不久就在其地营建永寿宫，没过多久，元极殿、大高元殿等宝殿又相继兴建。把元极殿作为祭拜上天的地方，相当于正朝的奉天殿；把大高元殿作为内朝的地方，相当于正朝的文华殿。又建清馥殿作为行香的地方。每当设置金■大醮坛，皇上一定每天亲自前往。凡是入直撰写青词的侥幸得宠之臣，都依附在这些殿宇旁边；即使是阁臣，也日夜在那里供职，不再到文渊阁。君臣上下在这里朝拜真神、祭醮北斗，前后三十年左右，与帝社稷相始终。到穆宗即位，不仅永寿宫被夷平改作牧场，连西苑督理农务的大臣也立即裁撤了。西苑农务占地总共五顷有余，役使农夫五十人、老人四人、骡夫八人；每人每天发太仓米三升，并且免除其自身的差役。耕田所用的牲畜则由御马监供给粮草。在此以前，工部修建农舍，筑造牛宫，建造仓库；顺天府每年进献谷种。等到谷物积存起来，户部把本年收入的数目上报皇上。大概自从夏言提出“皇后亲自养蚕”的主张得到实行后，农耕和养蚕便一并推行，以恢复上古神农治理政事的做法。没过多久，亲蚕礼就废止了，但农务一直持续到世宗在位之世。如今西苑的宫殿早已拆除，只有无逸殿、豳风亭还保存着，仍然是至尊亲自耕作的地方。【景灵宫】宋代在汴京修建景灵宫，凡是祖宗帝后的御容，都陈列在其中，以表达如同面对羹墙般的追思。虽然这不是古制，也体现了后世君主的孝思。本朝对奉行先代典制极为完备，唯独这一礼制没有实行。直到嘉靖十五年，在太庙东南角修建献皇帝庙；过去营建、名为世庙的地方于是空置无用，才开始把历代后列帝的神像移入其中陈列，改名为景神殿。后殿则称为永孝殿，以表示尊崇。因为在此以前，神像虽然收藏在禁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的地点和名称。到嘉靖十八年，又命令帝后忌辰都在景神、永孝二殿列入祭祀，这最符合宋代实行的旧典。到嘉靖二十四年才停止，把祭祀改回奉先殿。这个宫中的神像虽然还存在，但昭告神灵、迅速奔赴祭祀的事情已经绝迹了。考察宋代景灵宫，不仅君主在四时前往瞻礼，大臣遇到授官拜职，也都要前往谒见致谢。圣 朝廷所缺少的这项礼制，幸而由世宗加以修举；但礼数简略，见识明达的人仍然对此感到遗憾。【配天配上帝】世宗已经在南郊、北郊分别祭祀天地，后来认为让太祖、太宗一同配享上天不合礼制，于是省去太宗的祭祀，大概是暗中为了让献皇配享地位。到嘉靖十七年，谄媚之臣丰坊说：“请仿照古代明堂的制度，给献皇加上宗号，让他配享上帝。”皇上心中非常满意，于是就在这一年九月于大内举行明堂大享礼，尊献皇为睿宗。又把昊天上帝的尊号改为皇天上帝，让睿宗配享，大概是采用《周礼》的旧例。考察起来，上帝就是上天，哪里有把他分开祭祀为二的礼制？这一举动在古人那里已经属于支离破碎，至于把昊天、皇天重新更换名号，更是多余的文辞。大概世宗深知献皇不能配享上天，所以勉强采取明堂配享的说法。到穆宗即位，连大享礼也一并废止，这确实是千古卓识。宋徽宗政和年间，加上玉帝尊号，称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这是沿用宋真宗的旧称，又增加了“昊天”二字。这件事与嘉靖年间相似。

译【会典失载】嘉靖八年，开设机构重新修订《会典》。当时，副总裁詹事霍韬等人上疏，大意说：“臣等翻阅旧典，看到洪武初年天下田地的额数，一直到弘治十五年，情况如下：湖广田额二百二十万，如今只剩二十三万，减少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如今只剩四十一万，减少一百三万。从洪武到现在已经一百四十年了，天下田额已经减少到这种程度，再过几百年，减少丧失到什么地步就不知道了。请下令户部考核订正。又，天下户口洪武初年为一千六十五万，到了弘治四年，太平已久，户数却只有九百一十一万。请下令户部发文核实。天下一个藩府，洪武初年山西晋王府每年支取禄米一万石，如今随着郡爵以下的增加，共支取八十七万石有余，这就增加了八十七倍。请下令礼部考核编纂，使掌管财政的人能够计算并处理。天下武职，洪武初年有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增加到八万一千余员；锦衣卫官员，洪武初年有二百一十一员，如今增加到一千七百余员。这还只是成化以前的情况。至于弘治以后，尚且没有计算在内。请下令兵部考核编纂，使掌管财政的人知道该如何处理。再者，考察内臣监 局官，《祖训》对设置职务说得很详细。只是弘治年间，儒臣失于考察，没有及时编纂记述，以致皇祖的圣明制度无法知晓。请下令礼部通知司礼监，详细查考洪武年间的职掌和员数、历代圣上以来钦差办事的事例，以及今天的员数，送交文馆编修。臣等考察《周礼》，内监统领天官；如今监局的事务大多由礼部办理。如果遵照《祖训》增修内臣职掌，也符合圣朝以礼制治理政事的用意。至于刑部、工部、都察院历年来关于工匠差役的制度、官府供应的方式、四方物料的标准、律令不同之处应如何处理，太祖都有确定的典制。只是弘治年间的庸臣卖弄聪明，另立新例，把成法全都破坏了。请下令廷臣删去斥责这些新例，订正积年形成的陋规。”皇上批示：命各衙门准备文书，查明沿革和确定数目，送交文馆。考察霍韬的奏疏，最切合当时的弊病。至于查考内官冗滥，更是最紧要的事。世宗虽然答应严格查核，但直到书成，仍然沿用弘治、正德时期的旧制。到当今皇上再次修订时，江陵公主持政务，交结畏惧宦官，唯恐稍微失去他们的欢心。想要像霍韬在渭厓时那样直言刊正补充，已经很难了。可惜啊。【驳正大礼】大礼确定以后，满朝都闭口不言。至于远方和外地的下级官吏，后来又有两个人上言纠正其中的错误。嘉靖九年，福建平和知县王禄上疏，请求在安陆修建献帝庙，封崇仁王来主持祭祀；不应当把献帝当作孝宗的嗣子，因为那会涉及二本的嫌疑。宗藩的儿子中，如果有年幼而聪慧的人，应当预先养育在宫中，以备储贰之位。皇上斥责他的言论，交给巡按御史逮捕治罪。等到这道奏疏发下时，王禄已经先行解下官印回乡了。御史以“逃避灾难、在逃”的律文给他定罪，诏令罢职，不再追究。考察王禄此前提出封崇仁王的主张，正是皇上即位初年杨廷和的议论；后来提出预先养育宗子，又是日后薛侃所上奏的主张。杨廷和、薛侃都受到严厉谴责，而王禄以小臣身份擅自提出这种议论，并且当时《明伦大典》已经颁行一年多，张璁任首辅，桂萼任次辅，却没有听说他们起来大声争辩、公开陈说，使王禄只以轻罪受到处置，他本人也算幸运了。到嘉靖十一年，原任山西霍州知州陈采又上言说：“《祖训》所说的‘兄终弟及’，是指同父的兄弟而言。武宗遗诏说陛下是孝宗亲弟兴献王的长子，按伦序应当即位。并不是说要与武宗实行‘兄终弟及’。杨廷和错误地主持濮王议，和最初的诏书互相矛盾；张孚敬说陛下不应继承孝宗的嗣统，只应从武宗承继帝统，于是把它说成‘兄终弟 及’，这些事情全都没有根据，难以施行于宗庙。既然明知这样做不对，又□成薛侃的谋划，暗中破坏祖宗的成法。杨廷和虽然受到斥责惩罚，但他的内心和行迹并不清楚。张孚敬首先开启议论礼制的端绪，却竟然更改、搬移《祖训》，欺骗蒙蔽先帝，使圣上疑惑误判，应当首先依法正刑。请把《明伦大典》所记载事情的轻重，分别按照律法论罪。”奏疏呈上后，皇上大怒，说《明伦大典》是朕裁定的，已经施行天下很久了，竟敢擅自妄加议论，于是命锦衣卫逮捕送交法司拷问。陈采这篇议论，又把新都、永嘉的议论一概推翻；他的言辞有辩才而且诡谲，却也没有人能够反驳。当时，永嘉因为陷害薛侃刚刚离开京城，桂安仁又因病去世。内阁辅臣中，只有方南海是议礼中受皇上器重的人；然而他刚刚入阁，性情又平和随和，不愿意同别人争执。大礼虽然已经确定，却没过多久就纷纷出现这样的争论，何况后世呢！” 【献帝称宗】献皇帝被称为宗，并不是张璁、桂萼的主意，而是始于何渊提出营建世室。嘉靖四年，何渊又重申先前的主张，皇上受到迷惑，把这件事交给礼部议论。当时席书刚因议礼得到皇上的宠信，任命为宗伯，极力阻止，并且说：“从前献考观德殿建成时，医士刘惠想更改殿名，已经得到圣上裁断，发配边卫戍守。臣当时上奏说：假如张璁、桂萼认为献帝可以进入太庙，不只是群臣要请求诛杀他们，臣也应当首先挽起袖子诛杀他们。如今何渊想把皇上御定的殿名改成与文武世室相同的名称，臣冒死认为不可。”皇上没有准许。后来学士张璁、桂萼以及太宰廖纪都极力说明这样做不对，并且共同请求重重治罪何渊，皇上仍不答应。直到兵部尚书金献民提出在京师另建别庙的说法加以调和，皇上才准许施行。到嘉靖十五年，又命令把世庙改为献皇帝庙，与九庙并列。至于给献皇帝加宗号并祔祭太庙，皇上心里明知不可，也不再议论。随后仍有人请求这样做，皇上严厉治罪并论处死刑，此事便长期搁置。直到嘉靖十七年四月，原任通州同知丰坊于是请求给尊贵的皇考献皇帝加上宗号，并在明堂祭礼中让他配享上帝。礼部尚书严嵩复奏说：让献皇配享上帝可以依照所奏，但称宗则不妥。皇上却一定要实行丰坊的主张。户部侍郎唐胄极力坚持认为不可，皇上震怒，把唐胄交狱审讯。于是严嵩等人改变态度，奉命给献皇进宗号，完全按照丰坊的主张。丰坊的父亲丰熙，当年以翰林学士身份率领修撰杨慎等词臣，在嘉靖二年到宫阙之下痛哭，摇撼宫门，长跪不起，极力辩说兴献王不应作为皇考，受到廷杖，几乎死去，又被下狱远戍。

译到嘉靖十六年，恩诏大规模颁布，朝廷各部议定赦免召还，皇上允许把各位臣子全部召回，唯独丰熙、杨慎等人不予宽免。这一年，丰熙就在戍所去世。丰坊进京献谀，距离他父亲去世还不到小祥之期；不忠不孝，勇于作恶，竟到了这种地步。皇上既让献皇在明堂配享上帝，又给他加宗号、祔入太庙，位居武宗之上，圣意才大为满足，没有留下遗憾。而丰坊仍然被罢官归乡，直到老死也没有再被任用。丰坊一向有文才而没有品行，因此世宗虽然采用他的言论，却轻视他这个人。圣明啊，神妙啊！丰坊回乡后，到嘉靖十八年，又进献《庆云雅诗》一篇，皇上命令交给史馆，但丰坊始终没有被召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丰坊字存礼，是浙江鄞县人，考中解元，名次很高；起初任南考功郎，因触犯这件事被贬任此官，不久又因考察被罢职。两次进献谄媚之言都没有成功后，他居家更加凶狠乖戾，不为乡里所容。他出游吴越之间，因擅长书法而知名，稍能靠此供给自己的生活。但他与人交往多不能善终，偶尔有不合，就写文章诅咒对方于九泉之下。晚年尤其严重。人人都厌恶憎恨他，他困顿窘迫而死。隆庆元年，礼科给事中王治建议把睿宗奉还世室，皇上没有同意。到当今皇上即位，礼科都给事陆树德又上疏说，穆宗祔入太庙后，宣宗应当迁毁，不如仍然在世庙祭祀睿宗，以免迁毁宣宗。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有见识的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对的。【邵经邦讥议礼】《明伦大典》施行以后，张璁被弹劾遣返回乡，不久又被召回。刑部员外邵经邦因阳月日食上奏说：“议论礼制贵在恰当，任用人才贵在公正。陛下偏爱那些议论礼制的大臣，这说明您并不把他们所议定的看作公礼。礼只有恰当，才能万世不变。假如他们所议的不是公礼，那么本来可以遵守，也可以改变；可以成就，也可以毁弃。陛下果真认为这礼是最恰当的，想让子孙世代遵守，那么不如厚加赏赐给他们，使他们善始善终，以答谢他们议礼的功劳。然后专门选择德行高尚的人，安排在左右，让万年以后庙号称为世宗，岂不是很美吗！”皇上大怒，说朕偏爱议礼的臣子，竟把自己比作茅焦的进谏，讥讽皇上而且无礼，于是逮捕他下诏狱审讯。已经请求交给法司拟定罪名，皇上认为这并非惯常犯罪，不必拟罪，最终把他发往边卫充军。邵经邦的奏疏，言辞简洁而内容完备。即使张璁、桂萼听到这件事，也没有言辞可以置辩。但君主在世时，从来没有臣下擅自预拟谥号，只有曹魏大臣预先尊奉明帝为烈祖，留下千古笑柄。邵经邦竟敢在英主即位初年放肆说到这个地步，就是茅焦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他仅仅被发往戍所，难道是因为“世宗” 这两个字已经暗合圣上的心意，所以最终从轻发落了吗？后来皇上驾崩，庙号“竟符” 这两个字，难道邵经邦本来就能预先感知到气运吗？【更正殿名】太祖最初确定大朝会的正殿名为奉天殿，殿门的名称也相同。后来文皇营建北京，于是仍沿用这个名称。奉天殿毁于火灾。世宗把它改名为皇极殿，把华盖殿改名为中极殿，把谨身殿改名为建极殿，大概取自《洪范》的意义。但议论的人认为，《洪范》中还有“六极”，字面相同，含义并不美好。然而皇上正亲自制定礼乐，轻视历代帝王，稍有违逆就立即施以酷刑，没有人能够纠正挽救。到隆庆初年，御史张槚请求改回太祖的旧名称。当时，高仪任大宗伯，认为这是皇考所定，而且遗诏中改正了许多事情，唯独没有提到殿名，请求保留它，以保存“三年无改” 的含义。因此最终没有改动。考察太祖“奉天”二字，实在是千古独有的见解，万世都不可更改。因此《祖训》中说：“皇帝所执的大圭，上面刻着‘奉天法祖’四字；遇到亲王中尊贵的长辈时，必须亲手执此圭，才接受他的拜礼。至于给臣下的诰书、敕命，其中也一定开头写‘奉天承运皇帝’。”太宗继承这一做法，给功臣封爵授职，一概必称“奉天靖难”。其次称为“奉天翊卫”“奉天翊运”。至于历代圣上所封赐的爵号，无论是功勋、恩泽，还是文职、武职，也都必定以“奉天” 作为名号，直到今天仍未改变。至于皇极、建极，本来属于同一个意思；中极尤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穆宗即位初年，不忍心立即改动，按照圣上的孝心来说是应该如此。如今殿和门又一次遭遇火灾，重建之期已经临近，仍然采用太祖最初的名称，也是时机所造成的。有见识的大臣，一定会有人起来提出明确的建议。完颜氏在上京的宫殿中，正寝取名为乾元殿，大概是沿袭唐代的旧名称。到了天眷元年，改名为皇极殿，那么金朝灭亡以前就已经使用这个名称了，尤其不合典制。张侍御上疏以后，原任山东副使王世贞也有一篇《复殿名疏》，但没有获准。与张侍御同时，还有太监李芳。有人请改南北郊合祀天地，恢复国初的典制，礼臣也坚持不准许，因为这个建议出自宦官。后来，今上甲申年议论把陈献章奉祀于孔庙，礼臣是沈鲤，他也怀疑是大太监张宏主张此事，便不肯执行。但内阁最终票拟下发给多名官员，会议同意奉祀，因此与内阁不和。这件事与隆庆年间李芳的事正相类似。李芳能够读书，喜欢进谏争辩；穆宗在裕邸时，他代替滕祥掌管事务，越发放任舒展，多次指责皇上的过错，积久不能平息，于是把他杖打一百，下交法司议罪处斩，刑官毛恺等人极力争辩也未能获准。这个人也属于金英、覃昌一类中稍次的人物。张宏接替冯保掌管事务，在当时也颇有声望。【玉芝宫】起初，世宗修建世庙时，先命名为世室，用来奉祀皇考献皇帝。后来因为“世”字会妨碍后世称宗，改建为献皇帝庙。不久献皇帝祔庙称宗，于是关闭世庙，不再奉祀。到嘉靖四十四年，旧庙的柱子上生出灵芝，皇上非常高兴，改名为玉芝宫。钦定奉祀仪式，每日像内殿一样供膳。四时、岁暮以及大小节日，祭牲、帛等各项供品都依照庙祀的规格。穆宗即位后，礼臣认为献皇帝已经与历代圣帝一同接受祭享，那么玉芝宫的祭祀可以停止。何况宗庙的常礼，如四孟和大袷，只在太庙举行；节日和忌日，只在内殿举行；国家有大事，只告祭太庙或内殿，从未有同时告祭两处的。

译如今没有什么不祭告的，那么历代圣帝先皇将如何处置？至于每日供膳，应该仿照南京奉先殿奉祀太祖的旧例，仍按原制供设，以保存有举行过的典礼不可废弃的意义。皇上下令依照所议办理，但议论此事的人仍认为每日供膳是亵渎。考察玉芝宫的祭祀，距离世宗升天还不到一年。有人说，皇上年事已高，想仿效汉代原庙供奉衣冠的故事，保存本朝最初创行的盛典，含蓄地向后世表示心意，使后世尊奉祢庙，传给子孙，作为中兴的开端，为像汉光武、晋武帝那样万世享祀预作基础。甚至把太宗改称成祖，也可能是圣意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不知是否确实如此？【斋宫】西苑的宫殿，自嘉靖十年辛卯逐渐兴建，一直到壬戌年，共三十多年，其间不断营造，名称多得难以全部记载。到壬戌年万寿宫再次建成以后，其中值得记载的有：四十三年甲子，重建惠熙殿、承华殿等殿，宝月亭等亭台建成后，又把惠熙殿改名为元熙延年殿；四十四年正月，在元都殿举行金[缺字]大典，又在太极殿和紫皇殿酬谢上天所赐的丸药，这三座殿也是此前已经营造的；到四十四年重建万法宝殿，殿中命名为寿憩，左边为福舍，右边为禄舍，工程十分浩大，各位大臣都得到赏赐；到四十五年天月，又建真庆殿，四月紫极殿的寿清宫落成，负责此事的人都受到赏赐，这时皇上的身体已经不安了。九月，又建乾光殿，闰十月紫宸宫落成，百官上表称贺。当时皇上的病已经很重，虽然接受庆贺，却未必还能亲临了。世宗升遐还不到一个月，先拆去了各宫殿以及宫门上悬挂的匾额，随后逐渐拆取木料。穆宗想用紫极宫的木料重建翔凤楼，因工科都给事中冯成能力谏而停止。不到几年，只剩下残破的墙垣和断裂的础石罢了。这是因为这里是文皇帝潜邸时的旧宫，后来他由此即位，而且自永乐以来，无论皇帝升遐，还是嫔妃，都没有人在这里报称死亡，所以皇上认为这是吉地，想在这里安居。禁药一事刚开始时，命名为仁寿殿；其他如洪应雷坛，皇上有所祈祷就一定前往；又如凝道雷轩，上面绘有太阳，皇上平日常常驾临，这些如今都没有遗迹可考。只有清馥殿仍像从前一样整齐华丽，外门名为仙芳、丹馨，内亭名为锦芳、翠芬，还有流泉石梁，颇为幽雅别致。而且松柏成排栽植，茂密得遮蔽天空，又在庭院中罗列栽种各种花卉，花开时今上也常常偶尔前来游幸。大概这里又与万寿宫稍有隔离，所以得以保存。读《连昌宫》词，想当年数代之后舞榭还在，转眼间却已经变成蔓草，真令人悲伤啊！如今西苑的斋宫，只有大高元殿因为设有三清像，至今仍受到尊崇供奉，内宫中学习道教的宫婢都在那里演唱科仪。而且往年世宗修玄时所用的御容也在那里，所以也没有废弃。到万历庚子五月，忽然下旨命令重新修整，共花费物料银二十万、工匠银十万，不过只是油漆一遍而已。既然如此，真正修葺还要花费多少呢？由此可知，当时徐文贞极力主张毁掉它，并不是没有见地。【无逸殿】世宗初年在西苑修建无逸殿，旁边建有豳风亭。这是取《诗经》《尚书》中的意义，以重视农业事务。当时皇上常率大臣到那里游宴，又命阁臣李时、翟銮等坐在那里讲解《豳风·七月》诗篇，赏赐加倍。还增设户部堂官，专门掌管农事。后来皇上每天从事玄修，便在那块地方营建永寿宫。虽然官员仍照旧设置，但皇上创立的春季祈祷、秋季报谢大典，全都派官员代为举行。撰写青词的诸臣，虽然在无逸殿旁边搭庐值守，但皇上的属车却再也没有到过那座殿。只有内直的工匠住在那里，绘画神像，以及从事装潢、泻染等琐碎事务罢了。到皇上甲辰年，翟銮因两个儿子考中而受到议论，翟銮在申辩疏中以自己每日在无逸殿值班作为理由。当时皇上奉行道教已经很虔诚，只称颂上 元、高元以及元威、元功，而翟銮却质朴鲁直，还提起旧日典故，皇上大怒，剥夺他的官职并驱逐他。从此连殿、亭的旧名称也没有人再提及了。世宗升遐还不到一个月，西苑宫殿全都被毁，只有无逸殿保存至今。皇上在秋收时偶尔也驾临，内臣各自率领所属人员，进行打稻子的游戏；凡是播种、收获，以及野外劳作、农歌、征收粮食等事情，无不让皇上观看。据说比皇上亲自耕耤田时还要详细。今上甲申、乙酉年间，无逸殿毁于火灾。辅臣申吴县等上奏说：“皇祖建造这座殿，是想让后世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他的考虑十分深远，不是其他游观之所可比，应该按时修复。”皇上深以为然。如今修缮一新，仍像新建的一样。【西内】世宗自己亥年幸临承天以后，到壬寅年发生宫婢之变，越发厌恶大内，不愿居住。有人说，谋逆的宫婢杨金英等被正法后，其中不免有冤死的人，因此才形成这种厌恶，所以皇上更加决意迁往别处。宫中事情隐秘，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否如此。皇上迁到西苑后，那里称为永寿宫，不再临朝，只是早晚从事斋醮。辛酉年永寿宫失火后，暂时迁到玉熙殿，后来又迁到元都殿，两处都低洼狭小，不能容纳皇帝。当时分宜是首辅。他请求迁居南城，因为那里是英宗为上皇时居住的地方，天顺年间修缮完整，实在远胜永寿宫。皇上认为那里是自己当年退位受禁锢的地方，心里非常厌恶，听到分宜的话很不高兴。然而当时正兴建三殿的大工程，县官财力匮乏，没有空闲营造其他宫殿；分宜的建议本来很好，只是仓促之间没有避开忌讳。当时华亭公是次辅，便封奏说：“如今征集到的建殿余材还很多，片刻之间就可以办成。”并且推荐司空雷礼的女婿足以承担此工程。皇上大为高兴，立即任命华亭的儿子璠为尚宝司丞，兼任营缮主事，督办这项工程。不到三个月宫殿建成，皇上非常高兴，当天就迁居进去，赐名万寿宫。华亭晋升少师并荫封儿子，璠也越级升为太常少卿。雷司空礼加授太子太保，大匠徐杲也授为工部尚书，分宜只是得到加赐禄米和银币。那年七月，就有御史邻应龙上疏，分宜被逐，世蕃也被发往戍边。分宜一生都因逢迎而迎合皇上的旨意，唯独晚年偶尔说了几句稍有违逆的话，便突然失去权力和宠信，难道是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吗？雷司空古和，一向以博学广闻著名，做官也因勤劳而有政绩，起初因为与分宜是同乡且关系亲厚，得以担任六卿之职。当时他窥知皇上的心意已经转向华亭，又转而离开严氏，侍奉徐氏。他经营万寿宫一事，事先都已经谋划妥当，正因分宜失去皇上旨意，便更加利用这个机会来巩固宠信。

译分宜十分怨恨，当面辱骂他，雷礼回答得非常悖逆，几乎要挽袖动手，徐氏因此更加厚待他。世宗升遐不久，万寿宫的殿宇已经全部拆除，只剩下台阶和础石。至于各位大臣的值庐，更是荒草丛生，无法查考。而南内保存完整，至今仍和从前一样。有见识的人说，华亭这一举动对于“三年无改”那一段话，似乎稍微没有真正理解。雷礼在世宗末年又升为少保，再加授少傅。隆庆二年，因为皇上修造祭祀乐器耗费钱财，他弹劾太监滕祥，言辞和旨意都十分激烈，皇上不高兴，下令让他致仕。人们议论说，他在先帝朝迎合上意，却在新朝触犯皇上，是借题发挥来卖弄正直。【代祀】嘉靖十一年二月惊蛰节，按例应在园丘祈祷五谷丰收，皇上命武定侯郭勋代为举行。当时张永嘉刚被召回，居首辅；夏贵溪刚被选任为宗伯，却没有听到一句匡正的话。只有刑部主事赵文华上言，严厉责备皇上而又使他得到宽宥。当时赵文华中进士才三年，他的言辞严正确实；假如他晚年稍微保持操守清白，本来确实可以算是一位正直的大臣。第二年十一月，在南郊举行大祀天，又命郭勋代行，从此大小臣僚竟没有一人敢进谏。当时皇上四郊的礼制刚刚制定完成，又亲自确定分祭的新制度，竟然已经倦于政事到这种程度。到了中期，连高拱这样的法官也不得仰望圣颜，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代替皇帝祭祀天地，是从癸巳年开始的；到了甲午年以后，皇上便不再临朝。己亥年幸临承天后返回途中发生火灾，皇上仅仅保住性命，于是把功劳归于神灵保佑。壬寅年宫婢之变，又更加认为这是从事玄修的效验，陶仲文的地位便日益重要。但邵元节其实在嘉靖三年被召入宫，嘉靖五年便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至一真人，赐给玉印、金印、银印、牙印各一枚，还得到密封上奏政事的权力。当时铅山费文宪任首辅，已经不能有所劝谏匡正了。后来，礼部尚书悦意为邵元节的父亲守义赠官太常寺丞，这还说得过去。又封他的老师范文泰为清微崇玄守道凝神湛默履素养和衍法辅教真人，这就滥用封赏到了极点。到陶仲文进一步劝皇上以退居修炼作为祈求上天延长寿命的秘术，那还谈什么郊祀呢！【圣诞忌辰同日】八月初十日，是孝慈高皇后的忌辰，而世宗皇帝又在这一天出生。即位以后，礼臣毛文简请求在前一天举行称贺仪式，但把一并举行的习仪和山呼之礼都减省了。这样实行了两年。到嘉靖三年，又遇到圣诞，当时礼部尚书汪文庄请求就在这一天先举行孝慈高皇后的奉祭礼，然后再举行山呼大庆，一切依照先朝旧例。皇上同意了，此后四十多年没有停止。因为孝慈高皇后虽然是开天圣母，而皇上是藩王入继，又是中兴圣主，所以二者自然并不相妨。当时议论的人又说：正月初三日是宣庄皇后的忌辰，但孝宗、武宗两朝的庙祀，凡遇祭祀时都可以穿大红吉服，正可作为先例。这种说法也不对；两者都是在天之灵，自然不应该抬高这个而轻视那个。如果嗣君必定要亲自尽到诚意，而天下臣子又想表达祝福祈福的敬意，那么先举行凶礼、后举行吉礼，也没有什么不可。假使这件事发生在宋朝，又会出现洛党、蜀党关于哭泣时不能歌唱的争论，形成一场大党争了。【世宗圣孝】嘉靖丙午年考察京外官员时，言官上疏弹劾贵州寻甸知府汪登，说他行为不谨慎，本应斥退。吏部尚书廖纪复奏说，汪登因为母亲年老，赴任时偶然迟到，应该降职作为惩罚。皇上下令降职三级，却特意改任京官，以便他的母亲能够就近领取俸禄。大概皇上天性极其孝顺，认为汪登是因为母亲而被议论，所以替他调换官职，实际上是优待他。后来陕西参议于湛是直隶金坛人，因为母亲年老，请求改任南方。言官弹劾他故意逃避，应该重惩，皇上却又命令把他改任江西，方便他迎养母亲。吏部侍郎董玘因为听到母亲去世很久仍没有奔丧，被剥夺官职。皇上推及亲亲而施行孝道，就是如此。嘉靖年间，京师人张福想要诬赖邻居张柱，便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说是张柱杀的。审讯查明实情后，还有张福的姐姐作证。皇上认为事情一定不是这样，反复审问，刑官仍坚持原先的供词。皇上始终不相信，最终判定张柱死罪。大概皇上认为世上不可能有杀母亲的人。【讲学见绌】世宗所任用的，都是锐意追求功名的人。至于那些自我标榜、互相建立声援关系的人，皇上就怀疑他们想与君主争衡。例如嘉靖壬辰年，御史冯恩议论彗星，牵连到吏部侍郎湛若水，说他平素的行为不合人心，只是无用的道学之士。冯恩虽然因为其他言论获罪，但这句话皇上却不认为有错。到丁本年，御史游居敬又议论任南京吏部尚书的湛若水，说他的学术偏颇，志向和操行邪伪，请求斥退他，并拆毁他所创办的书院。皇上虽然留用湛若水，却立即下令拆毁书院。等到湛若水去世，请求给予恤典，皇上发怒斥责他的伪学和盗名，不予批准，并因此驱逐吏部尚书欧阳必进。皇上憎恶他们到了这种程度。辛未年九庙焚毁，给事中戚贤等人因灾害上言，并且推荐郎中王畿应当立即任用。皇上说：“王畿是伪学小人，竟敢擅自推荐他来培植党羽，命令把他贬谪到外地。”湛若水、王畿都是当时的名流，却都因为伪学而遭斥退。至于聂双江，是道学中声望很高的人，徐文贞极力推荐他担任本兵，皇上却认为他柔弱懦怯、败坏政事，将他驱逐，徐文贞也不敢营救。等到世宗升遐，徐文贞掌国政，湛若水、聂双江都得到加等的恩赠。湛若水补谥文简，聂双江补谥贞襄。大概两位先生都是徐文贞受业的老师，属于同一脉关系，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但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过分美誉，并不是世宗本来的意思。至于王文成去世时，在嘉靖初年，既吝惜不给他恤典，又夺去他的世袭爵位，也是徐文贞极力主张恢复封爵，给予特别优厚的待遇，而舆论一致推重佩服，看来人情相去并不很远。王龙溪的官位只到郎署，又因考察获罪被斥退，不能复官，所以徐文贞无法替他谋求地位。即使隆庆初年起用废官，也不敢涉及他，只是扩大宣扬他的声望罢了。

译湛文简的学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但不免流于迂腐。比如劝世宗求嗣，竟说必须收敛精神。皇上说：“既然要朕收敛精神，就不必这样烦扰亵渎。”当时皇上已经厌恶他了。聂贞襄任本兵时，曲意庇护分宜的孙子严鹄冒领军功，因此受到当时人的鄙薄。后来罢官远居南方，遇到倭寇作乱，暂时留在吴门；有人问他怎样抵御倭寇，他却说：“壮年人应该利用闲暇修养孝、弟、忠、信。”听到的人暗自发笑。这样的经世之术，怎么抵挡俺答呢！只有王龙溪聪明机警，才思敏捷，辩析事理毫无阻碍，听到他讲学的人无不心情舒畅、心悦诚服；就连王文成当时也十分喜欢佩服他，认为他是门下第一人。到了徐华亭，又与他成为志同道合的至交，对他推重赞赏，欢喜异常，就像司马公与邵尧夫的关系一样。王龙溪又生性喜欢游历，因此所到之处都把安乐行窝作为居所，四方人士共同敬重他，超过了对王公的敬重。同乡的钱绪山、唐一庵等人，虽然与他同时，却都没有这种待遇。【进诗献谀得罪】古今进献诗文歌颂圣上的人，史书多得记载不尽，但只有世宗朝最为繁多，而且他们所遭遇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例如嘉靖四年，天台知县潘渊进献嘉靖《龙飞颂》，内外共六十四图，总计五百段、一万二千章，仿效苏蕙织锦回文的体例进献，他的用心也算勤苦了。皇上认为他的文字纵横交错，无法辨认，命令他把正文重新开列书写后再进献。但当时没有听说得到赏赐，也还没有听说受到处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一万二千章〕 到嘉靖十三年，朝天宫道士张振通上奏说：“臣在祝祷祈福之余，作《中兴颂》诗二十一首，金台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咏，以及瑞露、白鹊、白兔，都各有诗作进献。请求皇上赐御笔序文。”交给有关部门议论，认为他的言辞鄙俗烦琐、轻慢狂悖，是想谋求进用，于是下诏让法司逮捕拷问。进献谀词以求恩宠，反而因此获罪。但他毕竟还是道士。嘉靖二十六年，朝觐事务结束后，皇上向天下入觐官员发布敕谕，这不过是旧例中的套话罢了。给事中陈棐却把敕谕扩写成十首箴诗进献，皇上大怒，认为陈棐舞弄文墨，竟想把这些话与皇帝的言语相提并论，向在外的臣工示范，实在狂妄僭越。命令他自行陈述罪状，陈棐服罪，于是被降职调任外地。陈棐就是当年议论帝王庙、斥逐元世祖的人，平素善于逢迎君主，却不是因为求取荣华而得到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然而在此之前，乙未年春正月初一日下大雪，皇上告诉大臣们说：“今天想和你们见面，只是承蒙上天赐下应时的美玉罢了。”礼部尚书夏言随即进献《天赐时玉赋》，皇上非常高兴，以忠诚爱戴加以褒奖，不到一年夏言就入朝拜相了。这难道不是把皇上的话当成圣言吗？由此可知，富贵早有定数，圣明君主的喜怒只是偶然与人相逢，靠逢迎取悦也没有用处。【贺唁鸟兽文字】世守朝，凡是进呈祥瑞的，一定命令当值侍臣撰写贺表，并命元诸臣和礼卿署名庆贺，如白龟、白鹿之类，往往因此迎合圣意，获得特殊宠爱，取得卿相之位。不过，先朝本来就有这种事。按照旧例，永乐年间，北京得到白鹊。当时仁宗监国，命宫中大臣撰表庆贺。杨士奇认为，既然没有限定题目，那么即使写成祝贺白龟、白鹿的文章也可以。仁宗于是命杨士奇改写，说：“向着金门送来喜讯，驯服地在丹陛前显出仪态。”又说：“它和凤凰同类，在帝舜的朝廷上举步有仪；羽毛洁白如玉，栖息在文王的园囿中。”仁宗非常高兴，说：“这才是帝王家的白鹊。”命令撤下宫中膳食赏赐他。杨士奇因此得到皇帝的知遇，这也是其中一件事。后来世宗在位时，胡宗宪进献白鹿，诸生徐谓撰写贺表，一时传诵，但皇帝没有看到。等到礼卿吴山进献贺表时，实际上是祠部郎徐学谟所作，皇帝特意加以赏赐。没过多久，吴山因为没有庆贺日食而被闲置，并不是因为那篇表文的功劳。最后，西苑永寿宫有一只狮猫死了，皇帝十分痛惜，专门制作金棺，将它葬在万寿山山麓，又命当值的各位老臣撰文，为它荐度超升。大家都因为题目窘迫，无法发挥；只有礼侍学士袁炜的文章中有“化狮成龙”等话，最合皇帝的心意。没过多久，袁炜就改任少宰，升为宗伯，加授一品官，进入内阁，这些事都发生在半年之内。同样是禽鸟牲畜，同样是阿谀奉承的话，却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样的际遇。考察白鹊作为祥瑞，只见于曹子建的《魏德论》。嘉靖十年，郑王厚烷进献两只白鹊，皇帝非常高兴，命令把它们献给宗庙和两宫，并颁示百官。朝廷大臣写鹊颂、鹊赋、鹊论的挤满朝廷，于是开创了进献祥瑞的先例。癸亥年八月，湖广巡抚徐南金进献白鹊，说是出自景陵，群臣上表庆贺。从前杨椒山喜欢乌鸦而厌恶喜鹊，认为乌鸦忠诚、喜鹊奸佞。喜鹊本身就是奸佞，还引导人行奸佞之事。不过杨文贞早已先学会了喜鹊的样子，又何必只评论嘉靖年间的那些人呢？至于厚烷晚年，又极力劝谏世宗不要事奉玄教，世宗大怒，削去他的爵位，把他囚禁在高墙之内。到穆宗即位时，因为忠贞正直而受到褒奖，恢复爵位和封国。这真是开始像喜鹊，结尾却像乌鸦，实在极其可笑。此前，弘治十七年，大名府元城县百姓家中的乌鸦巢里生出一只白色雏鸟，于是把它收养起来。长大后，洁白如雪。当时孝肃太皇太后升仙不久，大家都认为这是皇帝的孝心感应所致，于是上表把它进献朝廷。皇帝不接受，退还了它。刚过一年，孝宗也驾崩了。白乌和喜鹊相比，不知道哪一种更好；但白乌竟然成为灾祸而不是祥瑞，事情就是如此。如果它出现在嘉靖朝，不知会有多少人突然显贵。【庙议献谄不用】嘉靖年间，太庙遭灾，不久便重新营建。当时尚宾司丞舆首先上奏建议，请求增加庙制的营建规模、调整次序，并绘图进呈；他的意图在于尊崇睿宗。皇帝不高兴，把他交给法司审讯，法司拟议让他纳赎后还职，皇帝特意命令他保留冠带、闲居在家。舆就是谄媚之臣萼的儿子，想窃取父亲过去的办法来邀宠，没想到反而遭到斥责。几个月后，国子监司业江汝璧请求完备亲庙制度，说皇帝在宗庙宫中享祀，考庙不能独缺，应当奉迎皇考入居昭庙。又请求预先设置世室，以等待皇考入祀。他的话无非是尊崇兴献王来讨好皇帝，但皇帝没有采纳。当年冬天，皇帝亲自下谕，仍然恢复旧制：太祖居于正南面的位置，成祖以下以及睿考都在同一殿堂中按次序排列，祭享结束后，各自回到寝庙。

译已经按照诏令奉行了。第二年甲辰，又讨论同堂异室的制度。当时江汝璧已经升任左庶子，又上言说：“皇考入庙后，应当迁到穆庙之首，与成祖相对而立；三昭三穆排列在前，成庙、睿庙分列左右。”大概是想让兴献王成为百世不迁的神主。又有赞善郭希颜，请求像太祖那样设立四亲庙，以表明没有无父之国。他们无非都是为睿考作长远打算，但皇帝都把奏议搁置了。不到一年，江汝璧已经升为少詹事，却因科场案件被革职为民。郭希颜升任中允，后被贬为运副，罢职归乡。大概皇帝刚继承大统时，大礼尚未确定，人心正动摇，所以优待张、桂等大臣，用来招徕天下人；到这时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称宗入庙，礼制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这些奸邪小人却仍旧沿袭谄媚的习气，把这里当作横飞直拜、迅速升迁的地方。他们刚一开口，皇帝就已经洞察了他们的奸计，不断加以斥逐。郭希颜后来竟因吊丧一事走到杀身的地步，难道不是愚蠢到了极点吗？仔细考察江、郭两人的奏疏，江汝璧的议论尤其狂妄放肆、蔑视礼制。【捐俸助工】嘉靖二十年辛丑，九庙被毁。重新营建时，边境军饷也告匮乏。太宰许赞建议借用百官的俸禄，皇帝认为这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便停止了此议，确实抓住了治理朝政的大体。今上甲申年，大峪寿陵开工，阁臣也建议命令百官捐出俸禄，皇帝不允许，大概是把养廉看得更重要，也是体恤群臣。近来三殿发生火灾，群臣又想捐俸帮助营建，在中府开会讨论。一名御史奋笔写道：“主上如果喜爱财货，诸公捐俸是可以的。假如主上喜爱女色，诸公将如何应对？”众人都羞惭地退散了。后来各衙门联合上疏，有的官员又单独上疏，请求捐俸，皇帝也欣然俯允。从此以后，无论是为了开矿，还是为了征税，天下各地都以营建大工程为名，再也无法遏制了！【工匠见知】世宗因为通过创立、改定大礼而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心情十分畅快，所以特别看重委任给春曹的官员。像言、嵩、阶等人任宗伯时，皇帝对他们的倚重已经等同于辅相。又 由于曾经翻查重大案件，怀疑刑官都在结党营私、妨碍法律，于是决意压制他们，即使贤能的人也多不能善终离任。到了晚年，士林中纷纷兴起议论，冬卿尤其难以称职。凡是优游自处、以清高自居，以及迟钝而不能及时办事的人，都是皇帝最痛恨的对象，诛罚谴责从不超过片刻。最后，赵文华是分宜的义子，欧阳必进是分宜的妻弟，却都因为贪婪暴戾和庸碌无能相继被驱逐，权臣也完全不能庇护他们。只有雷丰城因为勤勉敏捷，得到皇帝独自的宠爱和倚重；即使是帝尧识别人才的明察，又怎么能超过他呢？世宗在位期间，雷丰城长期主管冬曹，凡事都依靠他办理。就连永寿宫重建，也由雷丰城总管其事。木匠徐杲则凭一人勉力经营，手持斧斤指挥施工。据说他察看测量时，只需回头筹划计算四次，片刻之间便能作出决定；裁断木材的长短大小，丝毫不差。皇帝暂时居住在玉熙宫时，根本听不到斧凿声，不到三个月新宫就竣工了。皇帝大为高兴，因此把原来的尚书加封为金吾，并给予世袭荫封，但皇帝仍认为赏赐不够。徐杲也谦逊退让，不敢以士大夫自居；然而他的才能本身就高出常人好几等。与文华、必进相比，他们不过是椒下的平庸之材罢了。考察奉天等三殿和奉天门发生火灾，是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当时皇帝急于先完成奉天门的工程，以便举行朝见；而文华不能积极办理，屡次上疏拖延。皇帝大怒，把他的官职全部夺去，改用必进。刚满一年，宫门便完工，必进因此得到一品官。督工侍郎雷礼虽然有功，但亲自施工操作，实际上只是徐杲一人的力量。又过了三年，殿宇工程仍没有完工的期限，必进把担任司空视为苦差，谋划改建左都，皇帝因此发怒。刚过一个月，分宜又劝皇帝把必进改任吏部，皇帝的怒气于是再也无法消解。先革去他的孤卿及兼任官职，不久又连尚书一职也夺去；他离开工部只过了半年，第二年三殿就完工了。然而此前一年永寿宫已经遭灾，随即上奏说工程完毕，不仅礼官得到一品官，徐杲得到正卿，华亭也因此升为少师，他的儿子尚宾丞璠越级拜为太常少卿。有见识的人不能不替他们感到惭愧。当时分宜让儿子世蕃担任工部侍郎，反而不能负责监工。他请求与璠一同办事，皇帝严厉拒绝了。父子退下后相对哭泣，不到两个月灾祸就发生了。等到三殿落成时，徐杲已经被称为尚书，皇帝想用太子太保来宠遇他，华亭却极力阻止，说没有这样的旧例，最终才中止，只给他支领正一品俸禄。雷礼也只以宫保的身份转任宫传。其他参与此事的群臣，升迁赏赐也都没有实行，只赏赐了银币。和永寿宫重建时所得到的加恩相比，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当时皇帝对徐杲的宠爱和眷顾没有停止；如果以后再有营建工程，徐杲一定会受到厚重加封，即使华亭也不能阻止。【触忌】自古以来，君主大多拘泥于避讳和忌讳，而我朝世宗更加严重。辛巳年登极时，皇帝的御袍偶然偏长，他多次低头看它，神情很不满意。首辅杨新都进言说：“这是陛下垂衣裳而使天下大治。”皇帝的脸色顿时舒展开来。晚年，皇帝在西苑召太医院使徐伟诊察脉象，皇帝坐在小榻上，衰衣拖在地上，徐伟躲避着不敢上前。皇帝问他原因，徐伟回答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走近。”皇帝这才把衣服提起，露出手腕。诊察完毕后，皇帝亲手写诏给当值的阁臣说：“徐伟刚才称地面为‘地下’，完全表现出了忠心和爱护。地上是人，地下是鬼。”徐伟到这时才明白其中的意思，既高兴又恐惧，好像重新活了一次。乙丑年会试的第一道题是“绥之斯来”两句，下文却有“其死也哀”。皇帝已经厌恶这些话了。第三题取自《孟子》，又有两个“夷”字。当时皇帝苦于北虏侵扰，最厌恶看到“夷”“狄”这样的字眼，到这时大怒，想施以重刑。当时主考官是高新郑，徐华亭用巧妙的言辞为他解脱，事情才停止。不过，皇帝初年讲经的讲章中，有人进呈《曾子有疾章》，删去了“人之将死”一节，皇帝说：“死生是常理，有什么可疑忌的？”催促命令补进。这又像是他豁然开朗，对什么都没有禁忌。大概在进讲时，讲官是学士徐瑨；那时皇帝正值盛年，继位不久，喜欢听取臣下的启发劝导，恐怕臣下有所回避隐瞒，所以也宽容优待。到了乙丑年春天，皇帝已经六十岁，身体不适又持续了很久，他自然会厌倦政务而多疑。考察世宗晚年，每当书写“夷”“狄”二字时，必定写得极小，诏旨和奏疏全都如此，大概是想尊崇中国而贬低外夷。高新郑出的题目却触犯了这一忌讳。又有前一道题，原文作“盖”，据抄本改正。怀疑这是在诅咒皇帝。高新郑能够免罪，说不是全靠华亭出力，实在不可能。高新郑晚年给徐华亭写信讲和时，也提到先帝曾对他产生怀疑，幸亏依靠您的调解，作为说辞；这也算是天理没有完全泯灭的地方。

译宋朝南渡以后，君主书写“金”字都写成“今”，大概因为与完颜氏有世代仇恨，不愿称呼它的国号。到了高宗的刘贵人、宁宗的杨后，她们所写的“金” 字也同样写成“今”，这样一来，宫中也改用这种写法了。既然如此，世宗把字写得很小，也不能算过分。【正嘉御宝之毁】御宝总共有十七枚。正德九年甲戌，大内遭火，宝玺散失。到嘉靖四十五年冬天，世宗已经患病很久，于是下诏说：“先朝在甲戌年遭遇灾祸，御宝共有六枚，其中五枚已经毁坏。”命有关部门寻找美玉补造。想来十七枚御宝大多是用金铸成的，而这六枚御玺却是玉制的吗？不过，嘉靖十八年，皇帝又增加铸造七枚，合计原来世守的御宝就是二十四枚了。辛酉年西苑发生灾祸时，历代传下来的御宝全都付之一炬，所缺的哪里只是五枚御宝？或许是圣明君主忌讳谈论此事。却把它托说成甲戌年的灾祸吗？【符印之式】秦代天子有六玺，唐代才开始有八宝。宋代大体仍沿用这种制度，到徽宗时增加到九宝，南渡后增加到十一宝，都不是旧制。本朝初年有十七宝，到世宗时又增加铸造七宝，如今掌管在符台的共有二十四宝，大概兼有金制和玉制。至于中宫之玺，自然由女官收掌。还有太祖制作的白玉印，名叫“厚载之纪”，赐给孝慈皇后，至今仍作为宝物世代收藏。至于历代太后，每当进上一次徽号，就另铸造一枚新称号的印玺，每枚都用纯金。这是历来的旧例。臣下使用的印信，文武一品、二品衙门可以用银铸造，三品以下一律用铜铸造，只根据印式的大小区别尊卑。两京兆虽然是三品官，印也是银铸的，因为天府之职重要。以上各印都使用九叠篆文，不知道取的是什么意义。唐宋以来都没有这种篆法，大概是本朝创制的。或许是取乾元用九的意思吧。巡按御史使用方印，形制最小，和从九品的巡检、僧道衙门相比，还要小四分之一。其他百官的印只有一枚，只有巡按御史有循环使用的两枚印，所以一接受任命就佩带印绶；而且印文为八叠篆，与大小文武官印都特别不同。难道是因为巡按御史执掌斧钺、职责雄要繁重，所以特意改变了制度吗？此外，各镇悬挂印信的总兵官，如征南、征西、镇西、平羌、镇朔、征蛮、平蛮、征虏诸将军，都使用银印，形制比一品略小，比二品略大；只有印鼻用虎形钮，篆文写成柳叶形，这是百官中从未见过的。其他增设的大帅，虽然职事体制没有不同，但另行发给关防，与督抚等文臣没有差别。明朝兴起后，没有正式任命的大将军；国初徐武宁达曾经担任过一次，其他人则一定要带有军号。例如徐达、蓝玉、冯胜、邱福都带征虏军号，杨洪、朱永 带镇朔军号，仇鸾 带平虏军号，都可以称为大将军，但这些印的形制已经无法考察了。邱福北征失败违犯军纪，连同印信也丢失了，多次悬赏收购都没有找到；后来印信在沙漠中夜间发出奇异光芒，才循着踪迹找到了它。仇鸾病重时，把印藏在内寝，印忽然从地上跳起并发出声响，不久仇鸾便被夺印，暴死后还遭到戮尸。文渊阁印自今上丙戌年丢失以后，重新铸造时阁权便逐渐削弱，衰落到今天。可见将相掌握的两项大权，与印章竟有如此关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寸〕 【嘉靖青词】世宗居住在西内举行斋醮时，一时之间，词臣中因撰写青词而得到宠爱优待的人很多。其中最工巧、最合皇帝心意的，莫过于袁文荣、董尚书；但他们写的都是阿谀荒诞、不合典制的话。比如世间流传的一副对联说：“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片诚心就有感应。岐山丹凤两次呈现祥瑞，雄凤鸣叫六声，雌凤鸣叫六声，六六三十六声，声音传到上天，上天降生嘉靖皇帝，使他万寿无疆。”这是袁炜所撰，最为当时人所传诵；从这副对联也可以知道他的其他文章如何。当时每举行一次斋醮，不论耗费多少，即使是赤金也要用到数千两，因为门坛匾额和对联都用金粉书写；把金屑研成金泥，通常要用几十碗。负责挥笔书写的中书官预先准备大笔管，蘸满金泥书写；因为笔锋很快就无法挥洒成形，便把笔管收进袖中，再拿出另一管。每写完一副对联，有时要换几十管笔，那么袖中的金泥也不少于几十铢了。我乡里的谈相等人，既因这件事得到贰卿之职，又因此致富。【嘉靖始终不御正宫】大内的乾清宫在正德九年遭灾，不久便召集工匠重建。工程尚未完工，肃皇在正德十六年四月从郢中入朝继承大统，暂时居住在文华殿，于是急忙催促昼夜修治乾清宫，到十月才落成，皇帝这才移驾入住。皇帝临朝将近二十年，到己亥年南巡时，永寿宫已经建成；到壬寅年发生宫婢之变，皇帝于是认为乾清宫不是吉地，把先朝的珍贵宝物和法物全部搬进去收藏。后宫妃嫔全都随行，乾清宫于是空置。直到丙寅年皇帝驾崩，才把龙体送回大内。从他登基之初直到临终之际，吉礼和凶礼都在别的宫殿举行。有人说，世宗认为禁宫是历代圣帝升遐之处，心里颇为疑惧；而永寿宫是文皇旧宫，又是龙兴的吉祥土地，所以圣意归属于那里。古人说：“先于天而行动，天也不会违背他。”世宗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大行丧礼】本朝大行皇帝或皇后刚刚去世时，每座寺院都要敲钟三万下。佛家认为，地狱中承受各种苦难的人，听到钟声就会苏醒，所以设置这一仪式，代替亡亲在冥界积福。并不是说死者有罪，要靠钟声为他们解除灾祸。敲钟这件事，历朝诏旨中都能见到，大概自唐宋以来就沿袭已久。只有焚烧纸钱最为无谓，如今贵贱都通用它。例如周世宗出殡时，用楮纸制作金银锞，黄色的称为“泉台上宝”，白色的称为“冥游亚宝”，已经很可笑了。到宋高宗的梓宫启程时，百官祭奠所用的纸钱稍微小了一些，孝宗很不高兴，谏官说：“纸钱是释氏教人用来超度亲人的东西，本来就不是圣明君主应该采用的。”孝宗说：“邵尧夫是怎样的人？他祭祀先祖时一定使用纸钱。难道人活在世上，像你们这样能有一天不用钱吗？”这件事也就这样流传成了故事。本朝虽然也使用钱，却不把用钱当作值得夸耀的事，比前代贤明多了。

译【实录纪事】世宗、穆宗两朝的实录，都是故相张居正执笔的，在各种史书中最为严谨核实。实录记载，新郑即将离任时，受到南北科道官员以及大小臣僚群起弹劾，认为他全都迎合当时的情势；而参劾高拱、保徐阶，尤其属于谄媚。况且皇上从未有意弃置徐阶，众人纷纷为他保留职位又是为什么呢？这些话可以说是极为公允。等到张居正夺情留任时，实录对他的一切都加以保留，南北大小官员反而比当时谄媚徐阶时多出一倍；又杖责、谴责那些违逆圣意的人，以满足个人的怨恨，其中还有华亭徐阶所不做的事。对于新郑的幕客、吏科都给事中韩原川等人，实录也极力丑诋，把他们视为肆无忌惮的小人。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实录吗？等到吏科都给事中陈锦江等人进入张居正的幕府后，献媚讨好、出谋划策，与韩蒲州等人没有不同，却一个个都被任用为心腹，资助他们互相争斗，安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同。这岂不是嘲笑别人反而是在嘲笑自己吗？近来看到屠纬真的《昙花记》，其中的填词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内户杞的一段说白：“我做秀才时，也曾骂过李林甫。”这一句话，后来也成了对黄扉宰辅的针砭良药。【实录难据】本朝没有国史，把历代皇帝的实录当作史书，已经属于疏漏。太祖实录总共重修了三次。当时开国功臣中，那些壮大的谋略和伟大的功业稍有不合靖难后归顺诸公心意的，全都被删削。建文帝一朝四年的事迹，也被荡灭得一无遗存。后人搜集零散遗文，所得不过原有的千百分之一二。景帝的事虽然附载在英宗实录中，但他的政令还可以考见，只是曲笔很多。至于兴献帝从藩邸追尊为帝，也修了实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时总裁费文宪等人苦于无从下手，甚至借用承奉长史等人所撰的实录作为底本；书成以后，这些人都得到酬赏。至于太监张佐一类人，竟滥受世袭锦衣卫的待遇，既可笑又可令人称快。如今的学士大夫，有谁肯到秘阁中借出实录的册本，亲自展读一番吗？【“止与无双字同”一语疑有脱误，文意不明。】他们修撰《承天大志》也是如此，只是开局太晚，词林诸公各自准备事情以希求宠幸，纷纷摇摆不定；等到书将完成不久，世宗已经升遐了。总之，这些都不是经过认真考究的举措。【两朝仁厚】世宗末年，施行了更加严明的政治，即使海忠介这样狂妄直率的人也还能容忍。世宗把这种遗留的政治方针传给穆宗，直到今上，礼遇士大夫，从没有往年那种因议论报复而依法惩办的事情。只有初政时逮捕审讯并廷杖几位君子，都是出于权相的意思，后来这些人都越级得到任用。只有临江钱知府因滥施刑罚被弹劾，获罪并判处充军，这也是有意重惩轻微罪行而残酷的官吏。最终因辅臣请求宽免，直到现在仍在长期遭受杖责。李见罗中丞因云南的事情入狱七年，后来改为从军。近年因矿税违逆圣旨的人，有的被逮捕拘禁，但不久就释放了。只有曹心洛侍御因为争论东封之事，在狱中关押稍久，近来得到圣旨，编入戍军；他出狱那天，京城中有数万人拥挤着为曹心洛欢呼，并且称颂圣主有如上天般宽广的度量。【主上改臣下名】世宗时喜欢改臣下的姓名，例如把张相国璁改为孚敬，把袁中丞贞吉的姓改为衷，又把指挥佥事琴大鸣改为大声，都是这种情况。穆宗朝，掖县人赵宦任御史，因为巡按地方题报名额，皇上看见他的名字不雅，就改为赵焕；如今他历任大司空，因侍养老亲而辞官归里。他的弟弟名耀，也被授为御史，后来以中丞身份巡抚辽左，也请求辞官回去奉养父母。他们的父亲名孟，凭借明经出仕为教授，获得追封吏部左侍郎。两个儿子都成为九卿中的大官，能够在父亲膝下侍奉，这是尤其难得的事。赵长公巡按地方，任陕西巡茶期满后，却由他的弟弟接替，兄弟二人交替承任，也算是一时的佳话。事情发生在今上初年。【圣主命名】今上于【“全亥”疑为干支纪年讹误，原文不明，不能擅补】八月出生在裕邸。当时世宗受“二龙不相见”说法的迷惑，凡是裕邸的喜庆之事，一概不许上报皇帝。这一年四月，西苑玉兔生下兔子；七月又有白龟产卵孵化的祥瑞，朝廷大臣都上表祝贺。但今上满月时，没人敢请求举行剃发礼。到穆宗即位后，大臣以册立太子为请，皇上命令先给他命名，再慢慢商议册立之事，才在隆庆元年正月赐给今上正式的御名。按照旧例，命名应在出生百日举行，到这时皇上的年龄已经五岁了。从来朱邸的皇孙，没有延误到这种程度的。然而第二年就登上震方之位，又过了四年即帝位，开创万亿年长久的盛治，这是千古未有的事。【朝觐官进献】近来因为国家费用匮乏，商议增加田赋、加收关税，甚至搜求赎罪钱，还有所谓“无碍官银”的说法。既然称作官银，哪里会有无碍的道理，真是掩耳盗铃！穆宗戊辰年考核外官时，陕西副使姜子羔上奏说：朝觐官员各有路费以及从私人财产中支出的馈赠，应当命令他们把剩余的钱进献出来，以补助国家财政。并且限定为固定制度：布政司三百两，按察司二百两，苑马行太仆一百两，运司府正二百五十两，府佐一百两，州县正官二百两，州县佐五十两。皇上说：“进献不合乎事体，而且国用也不依靠这些钱。不要准许。” 同时还禁止入朝官员借朝觐之名摊派钱财。皇上的话真伟大，与每年进献、每月进献的做法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姜子羔不久就调任行太仆，朝廷稍微表示了抑制，仍然有一派太平气象。【今上圣孝】今上初登帝位，尊崇礼敬两宫。嫡母陈皇后，皇上上尊号为仁圣皇太后；生母李皇贵妃，皇上上尊号为慈圣皇太后。每逢大的庆典，就给她们增加两个字的尊号。到丙申年，仁圣皇太后升仙，慈圣皇太后独自享受天下的奉养，庆典频繁举行。丙午年春天，因为皇太子的元孙出生，皇上又给她加上徽号，称为“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喜皇太后”；这时她的圣寿只有六十二岁。考察本朝太后能够亲眼见到曾孙的，只有孝肃周后一人；如今慈圣皇太后的福分和经历正与她相同。不过，孝庄皇后先去世，当时孝肃周后受到邪说迷惑，担心日后不能与英宗合葬，想把孝庄皇后改葬到别处，幸亏大臣竭力劝谏才作罢。如今慈圣皇太后在位时，对仁圣皇太后最为恭敬，平时和节令仍然遵守嫡庶之礼。仁圣皇太后升仙后，她悲伤思念，超过礼制；她理应充分享受这种荣耀和哀荣。今上的圣孝又是千古以来所没有的，曾在白玉栏旁观赏牡丹，正好与先帝一同游赏；人世间确实有这种无意之中的巧合。【今上御笔】今上从幼年起就精通八法，例如赐给江陵、吴门诸公的堂匾，已经极其雄伟华美；后来书法逐渐达到神妙境界。幼年时我曾看见宦官手中捧着的书写在金扇上的字，笔势如龙飞凤舞，令人惊叹羡慕。后来又从太仓相公家中，全部得以拜读皇上的批答和诏旨，其中有的还经过改动删改；运笔的精妙，有些地方连颜真卿、柳公权也比不上，真可以说是上天赋予的多方面才能。

译【贞观政要】今上的圣学高深精微，远非臣下所能及。例如戊子年二月，春气初暖，讲筵开始，皇上驾临文华殿。讲课完毕，又传谕给阁臣申时行等人说：“唐代的魏徵是怎样的人？”阁臣回答说，魏徵能够强力进谏，也算贤臣。皇上反驳说：“魏徵先侍奉李密，又侍奉李建成，后来侍奉唐太宗，忘却旧主而事奉仇敌，当然不是贤者。” 当时产臣把伊尹先投奔汤、又投奔桀的事拿来作比较，这本来就不是同一类情况；又引用太祖时辅佐建国的刘基等人都是元朝旧臣，只看他们是否可用。这番话尤其不恰当。刘基等人是用夏礼教化夷人，哪里能与魏徵当时处于争夺竞争的处境相比！皇上于是搁置不再追问。后来又传下圣谕说：“唐太宗胁迫父亲、杀害兄长，家法不正。”阁臣回答说：“伦理确实有亏，闺门之内也有很多有损德行的地方；但唯独采纳劝谏这一点值得取法。”这话稍微说得有些恰当。皇上的心意始终没有释然，于是命令停止讲《贞观政要》，改讲《礼记》。阁臣又说宋儒有言：“读经要取法它的旨意，读史要取法它的事迹，应当让《通鉴》和《礼经》参照讲授。” 皇上同意了。于是命令先讲《尚书》，再逐步讲到《通鉴》，以至《大学衍义》。皇上对于经书和史书，先后取舍和权宜安排都十分审慎。至于评论魏徵、唐太宗，真是千古以来的严厉斧钺。可惜应对时所说的那些话，稍稍未能有助于皇上达到高深境界。《通鉴》一书，在今上元年冬末，张居正主持国政时，已经把这一年的讲章进呈，开头就列有此书，皇上还命令刻版印行。如今阁臣为什么又请求讲《通鉴》，似乎像是皇上从未看过一样。或许是因为卷帙浩繁，对皇上的启发教益还没有完成吧？然而《贞观政要》也是皇上最初临御讲筵时，辅臣立即用来劝导讲授的，到这时却被厌弃而中途停止。难道是因为张居正所进呈的内容，最终没有审察是否符合圣意吗？然而《贞观政要》停止之后，第二年四月皇上就不再驾临文华殿。宽广的殿堂和细竹帘子，直到后来都积满尘土，辅臣多次请求恢复讲筵，皇上都不答应。这年冬天，就有评事雒于仁上奏“酒色财气”四条箴言的奏疏。庚寅年元旦召见对答以后，阁臣也再不能希望见到皇上了。唐太宗贞观之治到了晚年，也稍有逊色。看来古今有着同样的感慨。【冲圣日讲】列代圣主的经筵，每月使用初二、十二、二十二三天。日讲则不限定日期，一切礼仪都比经筵减省，只由侍班的阁部大臣、词林讲官以及侍书等官员办理事务。不过皇上的身体稍感劳累，不能临讲的日子就很多；当值的词臣依照惯例进呈讲章，只是准备供皇上阅览罢了。今上刚登大宝时，江陵相张居正建议，皇上每天在太阳初升时驾临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稍稍休息一会儿，再临讲筵，继续诵读史书。到午膳以后才回到内宫。只有每月初三、初六、初九举行常朝的日子才暂时免除，除此之外，即使严冬酷暑也不间断。因此十年之中，皇上的圣学日益更新，坐而达到太平之治。从前英宗登极时也年幼，却从没有听说三杨诸公有这样早晚不断地纳言进诲，终于使王振得以盗取国柄，几乎危及国家社稷。那么，主上年少时就勤勉振作，真可以说是千古以来仅有的事。【今上待冯保】皇上起初因为慈宁宫和江陵张居正的缘故，优厚对待冯保，但不能忍受他的钳制约束，曾多次设法折辱他。一天，皇上日讲完毕，书写大字赐给辅臣等人。冯保侍立在旁，站得稍微歪斜，皇上就拿巨笔蘸满墨汁，故意泼掷在他所穿的大红衫上，墨水淋漓，几乎沾满全身。冯保震惊恐惧，连忙退避；江陵张居正也变了脸色，惊慌失措。皇上慢慢写完字，起身回到内宫。当时是戊寅、己卯年间的事，故相申吴门已经从讲筵进入内阁。当天正好得到皇上所赐大字；他的长子职方曾把这件事告诉我。当时皇上已经把冯保看作李辅国、鱼朝恩那样的人，而冯保还把皇上当作年少的君主，完全没有醒悟。后来只有癸巳年，王太仓任首辅，兰谿、新建任次辅时，才因亲自讲读而得到皇上亲笔所写的大字。此后就不再赐给他们了。【壬寅岁厄】世宗中年静养斋居，已经很久不上朝。到了壬寅年冬十月，发生宫婢之变，皇上已经濒临危境，到丙夜才开始能够说话。医官使用放血的药剂后，皇上稍稍苏醒，但仍过了几天才恢复原状。从此圣体逐渐康复，又过了二十五年，到丙寅年才驾崩升天。这真是自古以来的奇事，史籍中从未见过。今上御极三十年的壬寅年二月，皇上患病数日，到十六日己卯日病势突然加重。皇上急忙召见辅臣及部院大臣，进入启祥宫。当时内阁只有沈一贯一人，到了以后，宦官和郑贵妃都避开不侍奉。皇上命太子和诸王跪下听命，又呼唤沈一贯到近前听旨说：“朕享有国运已经很久，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好儿子、好媳妇，今天把他们托付给先生，希望你辅佐他成为好皇帝，劝导他讲学、勤于政务。”又命令把一向的矿税全部停止，并停止各种没有根据的征收；释放诏狱及法司关押的囚犯，恢复因进言获罪诸臣的官职并重新起用。此后，皇上就应当舍弃诸臣而离去了。考察这就是玉几前的临终遗命。到二更时，皇上稍稍苏醒；第二天庚辰日，圣体突然安定，睡眠和饮食恢复原状。原来濒临死亡的状态，仅仅持续了一书半夜。当时东宫成婚才三天，所以有“好儿子、好媳妇”的话，这是仿照唐太宗时的旧事。当时皇上安坐内廷，不视朝也已经十年了。今上英明果断，做事动辄效法皇祖；而他遭遇灾患的年份也属于壬寅年，恰好相隔六十年。难道不是上天仁爱，发出同样的警告吗？皇上所说的圣谕，很快就被收回，虽然天下人都怀疑这是收回成命。又过三年，到乙巳年冬天，皇上下令合并税务，有司封闭矿洞，撤回内臣，使幸存者脱离水深火热，圣德远远施及各地，众人共同祝颂皇上长寿。与世宗再次在位二十五年相比，所行的善政将近多出十倍百倍了。【壬寅上寿】壬寅年，皇上的圣寿刚满四十岁，而登极已经三十

译年。到了秋天八月，正值皇上万寿圣节，内廷的宦官们想另行效法嵩山祝寿，以博取皇上片刻欢颜，于是把皇上的出生年岁和在位年数合在一起，算作七十岁，向皇上献上南山寿酒。大小监局争相奢侈斗艳，耗尽力量来准备进奉。当时矿税刚停止又重新兴起，各地采办、榷税使正在忧喜交集之际得到这个消息，便争相购买奇异而没有名称的珍宝，称为“孝顺钱粮”，作为金帛的陪嫁，充实内府左藏。皇上果然大为高兴，此后乾德、寿皇、小南内等工程，以及建造龙凤船亭之类的事务，一概只要群臣请求便予以准许。而榷税纵横扩张，更加无法劝谏制止了。不过这些事只在宫禁内部施行，只有宦官、宫女之类共同献上谄媚之词，并不把它们告知朝廷。因此谏官没有人敢公开就这些事情争辩劝谏。大概长生久视本来就是圣主乐于听到的事情，何况春天启祥宫召见臣下时，众人刚刚从惊魂中安定下来。这种举动虽然似乎不合常理，却也正如古人所说，并不是出于恶意。【百年四叶】邵康节说，自本朝建隆受命以后，一百年间只有四代皇帝，把这视为近古以来从未见过的事而惊叹。昭代延续的年数很长，此前暂且不必说。即如世宗在辛巳年继承帝位，在位四十六年，中间经历穆宗的隆庆年间，后来到了今上的壬申年登极；今年是己未年，恰好已经九十九年，只有三代皇帝。而皇上的身体强健安康，正共同迎来日升月恒的盛运。三皇统治天下都超过一百年，如今将要达到四代了。假使邵康节生在今天，他会有多么庆幸呢？【北台】今上仁慈俭朴，尤其在土木工程方面极力节省。只有辛丑年在禁城内乾方修筑了一座高台，台名乾德台，阁名乾祐阁；它的巨大华丽自不必说，高耸直入云霄，远望真像五城十二楼。近来驸马万仲晦招呼外戚家族的诸位公子，一同进入西苑游览，便试着登上此台；台势回旋如螺，竟然没有察觉到脚力疲劳。每一层都有一座小殿，几案、床榻和各种物品全都齐备；转过几层还没有到达顶端，就已经可以与兔儿山平视了。当时天刚亮不久，万千屋瓦映着阳光，宫城内的楼台大致都能看见。众人惊悚心悸，赶快催促同行诸公下台。听说落成时，主上乘软舆登临，那么宫城外的巷陌街道，直到灵济宫前后一带的通衢，都近在眼前。圣心也认为这样俯视下面不合体统，此后只在月夜再次登临。如今皇上已经数年没有再游览此台了。【章奏留中】先朝的章奏也有不予答复的，但大多是奏本。若是题本并加盖印章，就是衙门的公事，按惯例不留在宫中。即使不合皇上的心意，也可以再三修改。自从今上厌烦臣下屡屡聒噪，把一切奏章都收藏在宫中，屡次催促也不发下。起初大家很以此为苦，时间久了便逐渐习惯；遇到大小兴革之事，主管者自行按照自己的意思办理，只写具奏本说明情况，不再请示皇上是否同意。这样一来，重大权力反而转移到下面了。台省官员提出建议，偶尔有应当请皇上旨意的，提出建议的人上疏以后，就请求拜访政府官员，说这份奏本应当由政府拟定条旨之类的话。政府官员就只是唯唯诺诺地听命，像属吏接受长官的吩咐一样，这件事称为“讲旨”。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福清在任时还没有这样。【端阳】京师和边镇最重视端午节。直到现在，各边镇在这一天都要举行射柳比赛，以决胜负；士卒射中者，将帅依次给予赏赐。京师只有天坛游人最盛，车马相连，障泥相接，飞镖驰骋；除豪门巨商之外，宦官们也争相以骑射为乐，大概都是获准休沐请假后出来的。宫廷中除举行龙舟活动外，还沿袭射柳的旧例，称作“走骠骑”。这大概沿自金、元的风俗，命御马监勇士骑马奔驰表演，不过是在御前显示一番迅捷而已。只有阁部大臣以及经筵日讲词臣，能够获得川扇、香药等赏赐，比其他节日格外优厚。今上初年仍是如此；自从内操之事兴起，到甲申年的端午，预先选取三千名年轻强壮的内侍，都先熟习骑射。到期时，他们张弓纵马，身穿云锦，成群结队，其中有些技艺甚至超过京营。皇上大为高兴，赏赉二万多金。然而这一天酷热，当值候操的众人都担着器物、穿着铠甲、拿着兵器，在烈日下等待命令，因而中暑死亡的有好几人。按理说，禁中本来不是检阅军队的地方。这件事起于正德初年，当时不只是八虎一党各有辅佐的列校，仿效外廷行事；即使本兵王恭襄，也戴着罛刺飘靛缨，混杂在权贵宦官之中。今上因为癸未年谒陵，才开始选内臣装备军容随从；回銮以后又扩大了队伍，这些都是江陵败亡之后的事。近年来，内教场已经长满茂草，想来武事已经被搁置而无人讲习了。听先辈说：孝宗在位时，遇到端午节，曾在便殿设会，亲手写了一幅桃符，上面说：“用彩线结成长命缕，用丹砂写成辟兵符。”这大概是圣主喜好文雅，以宴饮自娱，又与后来的圣主不同到这种程度。此后的端午节，只有世宗初年，曾奉陪两宫圣母游乐；在他在位最后十五年，又和李时、夏言、郭勋泛舟西苑，赋诗唱和。按介子推在五月五日自焚，而古来又规定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日禁火；太原一带天气严寒尚未解冻，于是实行禁烟寒食，很多人因此死亡。为什么不加以考订改正呢？既然让楚、晋两位忠臣各自享有厚重的祭祀，民间吃完角黍后就过寒食节，也不至于伤害性命。附记于此，以博一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日〕 【七夕】七夕时暑气消退、凉意到来，自然是一年中的好时节。至于晒衣、穿针以及鹊桥、牛郎织女之类，这里就不谈了。宋代，宫禁中用金银制作摩睺罗作为玩具，分赐给大臣。如今宫廷中虽然还设置乞巧山子，兵仗局也进献乞巧针，但到了宫嫔们那里，都只是穿着绣有鹊桥图案的补服，而外廷侍从已不能得到拜赐；只有宦官们用瓜果相互馈赠。民间闺阁女子仍然遵行乞巧的旧俗，而朝廷却独无动静。想来或许是因为盂兰会临近，僧俗共同趋赴；况且中原遗留下来的祭祀陵寝之礼，尤其是国家的重大典礼，无暇顾及其他罢了。南唐李煜在七夕出生，到这一天，他的弟弟从益从润州赶来祝贺，于是提前一天举行乞巧活动。江浙一带都仿效他，后来遂成为习俗，直到宋代淳化年间，才下诏改定，仍恢复为七夕。这也是一件奇事。

译【扈从颁赐】至尊刚登极，举行郊祀大礼时，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在禁中近侍、陪同祭祀的官员，都赏赐大红织金纟宁袍。若恭敬拜谒各陵以及举行大阅兵，内阁辅臣都赏赐蟒衣，或越等赏赐服饰，至于鸾带、金银瓢、绣袋等物，也一并赏给，以壮大扈从队伍。其次是日讲官，直到文武勋戚、部府大臣，都获得绣带、采带的赏赐。这些都是皇上首次举行大礼时特加的恩典和特殊礼制，只此一次。只有阁臣来不及接受赏赐的，才在下一次举行时补给，其他官员不是这样。又，锦衣卫中登堂任职的官员，在拜受任命之日，就获得绣春刀、鸾带、大红蟒衣和飞鱼服，以便随从皇帝举行大祀等各种礼仪。他们平时上朝也穿吉服，侍立在御座西边，准备接受传唤；皇帝对他们的亲近程度，不是其他武臣可以相比的。因此，文官班列都艳羡他们，称他们为“武翰林”。【六曹答诏称卿】历来六部尚书和左、右都御史，凡是谢恩、乞 休等一类奏疏，诏旨下达时都称“卿”，以表示尊重，南北都一样。嘉靖末年至今上初年，凡是南京六部尚书，诏旨一概直呼其名，明白事理的人都认为这不合体制。万历己亥年考察官员时，南京六部尚书自陈其事，诏旨下达，有人获得称“卿”的待遇，一时认为这是荣耀和优遇。此后逐渐恢复旧制，可以说是纠正了这种鄙陋的规矩。王给事忽然在建言奏疏中提出此事，辅臣又为此逐条拟定诏旨，说这是向大僚献媚、为结党营造条件，大概是没有熟悉典故。【御座后扇】如今皇上临朝举行常朝时，黼扆后面，内侍手持一件有柄的东西，像擎着扇子一样，用黄帕包裹着；皇上升座后就把它竖立在身后遮蔽，降座时便撤去，从来没有展开过。有人猜疑它是雉尾之类的东西，但始终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后来听说它名叫“卓影”，是先朝外夷进贡的祥瑞之物，最能驱除不祥，因此皇帝临朝时总要举起它，用来护卫御座。不知果真如此吗？【矿场】如今开设的矿场遍布天下，百姓深受其害；有人把祸端的开始归罪于张新建相公。考察永乐十三年，太监王房等督率六千名民夫在辽东黑山淘金，共九十天，只得到黄金八两。又在永乐十五年，有人说广西南丹州发现了矿藏，朝廷命内臣开采，一年多得到黄金九十六两，后来矿物变成锡，便停止了。胡文穆主持国政时，江西吉水人；成化十年，湖广宝庆府开采金矿，每年役使民夫五十五万人，湖南百姓有的被水淹死，有的被虎豹吃掉，死亡人数无法计算，最终只得到黄金三十五两，才上报停止开采。当时，彭文宪主持国政；彭文宪也是江西安福人。【矿害】如今开矿遍及天下，成为世乱的祸根。然而只是因为权力归于内廷宦官和无赖奸恶之徒，所以才导致纷乱。考察宋代，金冶有二十一处，银冶则分布在登州等二十三州，另有三军一监，共有冶炼场八十四处。皇祐年间，得到黄金一万五千多两、白银二十一万多两；后来白银又增加九十多万两，大概收入也就到此为止。堂堂天朝，哪里需要谋求刀锥般微薄的利益？何况当时都由守令治理，百姓所受的祸害还比较轻。如今却鞭打良民，务必凑足规定数额，甚至挖掘坟墓、铲平山岭，把这些作为强行搜取的办法了。○宋仁宗皇祐年间，登州、莱州的金矿大规模显露，百姓挖地采金，甚至有一块金子重达二十斛，取之不尽。当时正是宋朝的盛世，难道真是土地不肯把宝物献出来吗？●卷三 ○宫闱 【修女戒】洪武元年三月初一，命翰林儒臣编修《女戒》。皇帝对学士朱升等人说：“后妃虽然要成为天下人的母仪，却不可以让她们参与政事。至于嫔妃一类，不过是备办职事、侍奉皇帝梳洗；如果宠爱过度，就会骄纵放肆，触犯名分。看看历代宫闱，政令从内宫发出，很少有不造成祸乱的。你们替我编述《女戒》，以及古代贤妃中可以作为效法榜样的事迹，使子孙知道应当有所持守。”皇上制定这项法令，直接追法三代。因此历代圣主以来，不仅后妃专门掌管内宫教化，即使英宗以及如今皇上年幼登基、皇太后居于长乐宫尊位时，也只保护皇帝自身，从未参与听闻一项政事。这样的遗谋真是深远。如果宋太祖也把这件事作为警戒，那么元祐年间宣仁皇后的诽谤，又从哪里兴起呢？【母后圣制】本朝仁孝皇后著有《内训》，又有《女诫》；后来章圣皇太后又著有《女训》，如今都刻印在内府，颁行天下。当今皇上的圣母慈圣皇太后所撰写的《女鉴》一书，尤其详明而合乎典要；皇上亲自洒翰作序，实在是宫闱中的盛事。然而慈圣皇太后的著述又不止这些。如今文华殿后殿悬挂的匾额共有十二个字，每行两个字，共分六行，文字是：“学习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这是慈圣亲笔所写。臣下只看见笔势如龙飞凤舞、结构如波碟般奇妙，以为是今上御书，实际上并不是。自古以来，只有宣仁皇后擅长飞白大字，但也不过写一两个字，哪里像慈圣这样完备地掌握了永字八法的精髓呢！真是天人一般。【国初纳妃】高皇帝凭一柄剑削平群雄，对于被他平定的各国妃妾和君主之女，没有选入宫中侍奉的。只有伪汉违抗命令最久，皇上心中恨它，曾纳入其妾，随即又遣送出去，深以为悔。野史错误传说她曾生下潭王，潭王后来又反叛而被诛杀；却不知道潭王和齐王都是达定妃所生，潭王是因为触犯家法而自焚，并没有反叛，也没有被诛杀。只有第十四女含山公主的母妃韩氏是高丽人；考察辽简王的母妃也姓韩，但不知道她是否与含山公主同母所生。没有证据，不敢妄加判断。公主生于洪武十三年，洪武二十七年下嫁驸马尹清；永乐年间晋封长公主，洪熙初年晋封大长公主，直到天顺六年才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在太祖二十五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中，她最为长寿。那么，高丽进贡女子并不是从文皇帝时期光禄权永均等人进献的那些女子才开始的。天顺五年七月，皇上给含山大长公主写信说：“高皇祖所生的子女，只有祖姑享有高寿，实在难得。近来接到您的谕告，知道日用物资有所缺乏，我心中很是悲痛。特意派太监蓝忠，赐送珠翠九翟、博鬓冠一顶、白金三百两、钞一万贯、纟宁纱罗各十匹、生熟绢三十匹，以表达亲近亲属的情义。” 按博鬓只有皇后可以使用，建国初年，王妃也获准使用；永乐年间废除了这一规定，亲藩曾有人请求也没有获准。如今特意赏赐给含山公主，大概是特殊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