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译【方伯致政加衔】外任官以布政使为最高职位；他们任职久而不能升入内廷，往往以长期滞留为由请求退休，也有人对做官已经淡漠，只想保全晚节。过去多半提升京官品秩，以此荣耀其离任，如光禄卿、太仆卿之类，在朝廷中已算特别的恩典。唯独弘治十五年，广东左布政使周孟中请求退休，皇上认为他正值被荐举准备重用之时，却勇于辞去荣职，便加授右副都御史而退休，并命令他乘驿车回乡。到了正德二年，浙江左布政使林符请求退休，皇上认为他一生没有过失，能够安然退处，值得嘉奖，也加授右副都御史而退休。嘉靖五年，四川左布政使林茂达观察岁时请求退休，皇上认为他素有声望，也加授右副都御史以满足他的请求，但这次不再允许乘驿车了。此后，方伯按照礼制获准回乡，还可酌情改调为清贵的卿官。近来朝廷纲纪渐渐崩裂，那些引退的人，大多是知道吏部的议论将要牵连到自己，借退休来掩饰过失居多；如今连小小的京堂官都绝迹于乡里了，何况中丞呢？【堂官笞属官】祖制规定，堂官可以鞭打自己的属官，但这一制度长久没有实行。只有嘉靖年间，吏部尚书汪鋐因事情恼怒属官员外郎庄一俊，打了他二十杖，并论罪贬谪。汪鋐倚仗皇上的宠信，任意发泄胸中的情绪，当时人们已经对此感到惊讶。在此以前，还有余祖母的祖父，临江知府钱东余畲公，鞭打了他的一名属官知县，也被人弹劾，因而调任离开。此后五十多年，便再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海刚峰出任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到任后忽然设置两条大红板凳，说要用来鞭打违法的御史，一时震惊骇异，认为从来没有这样怪的事。但最终只是设置而没有使用，他的意思也是姑且显示威严，借此整顿台纲罢了。他又上疏请求征治贪官，恢复太祖开国初年剥皮实草的制度，当时舆情尤其痛恨他。御史梅鹍祚因此弹劾海瑞把皇上引向法外的酷刑，皇上也下旨说海瑞只是偶然失言，仍然留任供职。考察太祖初年的制度，也不过偶尔实行一次而已。所谓古代曾有，但不能施行于今天的事情，就是这一类。龠州评论海忠介说：‘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这是他的长处；不虚心，不明白事理，不读书，这是他的短处。’这似乎也算是定论。【九卿揖司属】按照旧例，吏部的地位最为尊贵。一般属官到吏部来，礼节姑且不说；凡是大九卿因考满或办公事前来，先到吏部拜见三堂官，然后再到各司行揖礼，司官面向外回礼，也丝毫不谦让。吏部司官因公事到都察院，也要报名参加庭参，完全像各御史拜见吏部堂官的礼节一样，这种做法已经实行很久了。到了嘉靖末年，郎中张濂开始不再报名，郎中陆光祖开始不再参加庭参。嘉靖四十五年，都察院掌院左都御史张永明不能忍受，便向司务厅发布告示，命令恢复旧规。当时郎中卢良正值考满，于是先到张永明的私宅，约定一定不报名、不参加庭参，否则就不来拜见。张永明非常愤怒，上疏直接揭发他，卢良也上疏为自己辩解。皇上把这件事交给礼部和礼科处理，于是礼部尚书高仪等人议论认为应当按照张永明所说，恢复旧规。于是吏部属官拜见都察院，礼节一如拜见本部堂官。九卿也不再到吏部四司门前行揖礼；阁部大臣考满应当递交供状的，只在吏部后堂拜见三堂官以后，行礼询问谁是考功司郎中，便亲手把供状交给他，不再到考功司去了。【严恭肃】严寅所太宰（严清）是滇人，祖籍嘉兴县。他的祖父曾任四川川南分守，严清以中丞身份巡抚那里，两人相处十分融洽；严清常常谈到四川胥吏的横暴。他最初出仕时任叙州府富顺县令，而两司的差吏到县里督催欠税、催取文卷时，竟投递名帖，自称‘藩侍生’‘臬侍心’，严清心中恨他们，却没有办法报复。后来他升任四川藩伯，也没有来得及处置此事。最近他得到开府之职，才查出当年的姓名；那些刻木牌的人中还有没有死的，便把他们捕来，狠狠地打杖，使他们服苦役；其中如今任两司属吏的，他也更加严厉地驾驭。这大概是他任县令时结下的旧怨。严清是嘉靖甲辰进士，到这时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却还要追究这种小小的仇怨。我的祖父笑着说：‘严公把这件事写进诗里，自以为是件痛快的事。但我心里惊讶他气度不够宽宏。’然而，他操守清苦高洁，眼中不容沙子；正因为这样，他任职并不长久，便以患病为由告归。先父前去探病，到了他的床前，只见他的布被破旧，生活还不如贫寒的读书人。【致仕官】唐宋士人把致仕看作荣耀，像白香山还写诗歌咏，以记载这种庆幸。宋代陆务观也接受别人祝贺致仕的礼物，这在他的诗集中可以考见。可见不只是臣子把它看作幸事，君主也为礼遇致仕官而忧虑。因此唐代法令规定，致仕官入朝参见时，都位居本班之上；宋代致仕官都发给半俸。如今却不是这样。甚至在内外考察时，把致仕作为安置年老和有病官员的办法；那些受到弹劾而体面离任的人，以及获罪较轻的人，也都说是‘着致仕去’，于是林下退居的人反而把致仕当作耻辱。我还记得孙简肃（孙植）在世时，以刑部尚书身份请求休假，后来又以工部尚书身份被起用，孙植推辞不赴任，多次上疏后皇帝才答应，并下旨加以褒奖，准许他以原官致仕。他死后，其家人请我的祖父为墓碑撰文，于是祖父在官衔上写入‘致仕’二字；家人刻碑时却把这两个字抹掉了，祖父多次用古人的道理规劝，他们也不听。孙植有六个儿子，其中一个靠任子入仕，一个中甲科，一个中乙科；即使这样，他家仍有这种做法，真是社会习俗能够改变人的表现。【监生选正官】本朝监生原本很受重视，到了景泰年间，允许纳马，地位便逐渐降低了，然而到了正 嘉年间，仍然可以选授教职，以及知州、知县等官。用钱买来的白丁，竟能专擅民社，所到之处贪暴横行，根本没有想过再求进步。抄本中作‘不作进步想’，又作‘不自爱’；虽然吏部的议论很快就会追究到他们，百姓却已经无法生活了。到了隆庆年间，高新郑以首辅兼掌铨选，才开始议定禁止革除这种做法。监生中每两月考核得第一的，也只授予州同知、州判官，一时仕途因此稍微清明。近年准贡之事兴起，起初还规定必须实授廪生十年、参加科举三次的人才能纳资，后来竟连刚刚取得廪生资格、尚未参加科举的人也开始泛滥了。久而久之，增广生、附学生也凭借学政批给廪生资格而纳资了。近来甚至胥吏和市井商贩，也借着依附权要，竟拿到学政批给的廪生资格，纳资称为准贡生，随即又凭钱财选授府判，俨然与二千石官员称为同僚朋友。风气败坏到了这种地步，令人切齿痛恨。假使高新郑公还在任上，一定会奋臂把这些弊端全部立即铲除。高新郑掌管选官时，上奏说驿丞、闸官、坝官等没有掌管钱粮事务的官员，都可以选授本省职位，以免受远地做官之苦。皇帝下旨准许实行，至今人们还认为方便。他所任用的教官可以选授本省职位，我从小就听祖父说，这是张永嘉上奏并得到准许实行的；近来却有大臣也把这件事归功于高新郑的建议，这就大错特错了。

译【太宰揖吏科】太宰的地位尊贵，即使辅臣考满，也必须到吏部听候考核、递交供状。考功司把考核结果引奏到御前，也必须跟在考功郎之后，这是旧例。只有每月初一、十五，太宰亲自到吏科画名，这也是历朝沿行的旧例；后来改由侍郎代替。近来连侍郎也不再前往，只由太宰写一张名帖，派差吏前去说明知道了而已。这一制度究竟是什么时候废止的，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到了高新郑以首辅兼掌铨选时，便索性停止不行了。高新郑的权势倾动朝廷内外，没有人敢反对他。至于五部，仍遵守旧例，前往各科画本，不敢不同。万历辛卯年，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新任，特意上疏要求恢复旧规。当时太宰陆庄简（陆光祖）素来以刚直不阿著称，却竟然置之不理，此后再没有人敢议论这件事。听说部堂官到各科时，科臣垂帘坐在里面，部臣面向里面行揖礼，科臣在帘内答礼；画本不同，再行一次揖礼便离去，两人始终不相见。统领均衡政务的官员，却向七品小官折腰，似乎有损威严，我私下认为不去行礼也可以。【陆沈两公】我听说五对台太宰陆某，最初以少宰身份北上；当时沈继山司马从戍所被起用为玺丞，两人同船到京，欢洽得像兄弟一样。陆某有一天问沈继山：‘您拼命请求佩剑出征，可见确实不怕死。那么还有什么害怕的吗？’沈继山说：‘我从小就厌恶听火炮声。将来在官署中从容任职还可以，恐怕边塞战场上的戎马生活，我无法亲身经历。’陆某点头表示理解。后来沈继山因服丧居家，陆某升任掌铨，便任命沈继山为勋卿，不久又任命他为秦地巡抚。沈继山到任才三天，就听到刘哱反叛的文书，立即奉命移镇协同讨伐，从此没有一天不处在箭石、炮声和战鼓之中。大概陆某记得他先前的话，是有意调遣他的。司马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总是笑倒在地。【郑蒋翁婿】吏部文选郎中蒋遵箴，是广西全州人。他在京城丧妻，正好兵部侍郎郑洛有一个女儿到了婚龄，以美貌著称，于是蒋遵箴便送上聘礼求婚。郑洛是北直隶安肃县人，和广西相距万里，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惊骇感叹。有人说，蒋遵箴正掌管铨选，郑洛谋求出任镇守，是迫于形势才把女儿嫁给他；但这样说也未免太难听了。此前还有徐太常（徐元春），把女儿许配给刘金吾（刘守有）的儿子。徐元春是华亭相公的长孙，而刘守有则是获罪故大司马（刘天和）的孙子，刘家是麻城人，两地相距也有三千里。再往前，嘉靖末年，吴太宰（吴鹏）把到了婚龄的女儿嫁给董宗伯（董份）为继室；董份当时已经是大司空，代理少宰事务，年纪也相近，于是两家以对等礼相待，不再行女婿对岳父的敬礼。不过吴鹏是嘉兴人，董份是湖州人，两地本来就接壤。蒋遵箴后来官至光禄卿，他有一个女婿舒洪志，是尚书舒应龙的儿子，十九岁考中丙戌一甲第三名。他鄙视自己的岳父，不与他往来。郑洛是他的岳母的外祖父，当时正受到重用。郑洛的长子任户部郎，次子任缇帅，在京城官邸中也不与舒洪志通婚问候。舒洪志还未成年便突然夭亡，人们惋惜他的志节，说他没有来得及通达显贵。【内阁中书外补】高新郑再次起用后，以首辅兼任冢宰。内阁诰敕房有办理中书事务的序班十人，按资历久次本应升迁，高新郑却置之不理。大概是因为厌恶华亭相公所收用的人。十人一起到朝房申诉，并以任满的旧例请求升迁。高新郑呵斥说：‘你们有什么功劳？’他们回答：‘我们的劳苦已经累计考满三次了，而且在长安谋求俸禄，只希望增加一点微薄收入来糊口。’高新郑干笑说：‘果真如此吗？我如果有办法，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只有羡慕侏儒的份。’十人都高兴地道谢退出。高新郑随即进部拟写奏疏，把十人都按品级调到外地，任边远地区的仓大使，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够赴任，全都痛骂着回去了。其中有一个姓夏的人，曾被我认识。高新郑掌握大权，任性行事的事情不止这一件；这件事还只是其中最小的，却已经足以失去人心了。【宪臣改学官】永乐年间未科榜眼李贞、探花陈景著，都是福建人，都因九年考满而请求就近奉养老母；一人得到高州府教授，一人得到福州府教授，并且都一直任职到任期终了，这已经是奇事了，但毕竟还是七品官。弘治元年，云南按察司佥事林淮上奏说，云南路途遥远，老母年迈，无法前去奉养；如果辞官，家里贫穷，难以供给朝夕生活，请求授予本处或附近的教授职务，以便奉养老母。皇帝下诏准许，林淮被授为常州府教授；母亲去世后，又任命他为佥事。这就是说，他原本是五品方面宪臣，后来却降为从九品的闲散职位。林淮到任不久母亲去世，因过度悲哀而患病去世，最终没能恢复原职。林淮不知道是哪里人，料想一定是苏松嘉兴一带的人。另外，王弇州《异典述》说：钱塘人王羽以太常少卿身份请求就近奉养母亲，也得到杭州府教授一职。又在正德五年，御史陈茂烈是福建兴化人，因母亲年老请求归养，家中又不能自给，吏部便改授他为本省福清教谕。因此《异典述》没有记载这件事。【任子为郎署】弘治、正德以后，大官的任子被授为各衙门的属官，可以逐级升迁，直到宗人府和五府的经历。如果做到经历一级，五品官最终就能升为知府。这是因为郎官应当列入星宿，不愿意轻易授予。穆宗年间，抄本中有残缺补字；高文襄以首辅兼掌铨选，建议认为知府是四品方面官，大臣子弟既然可以凭纨绔子弟的身份得到它，哪里反而不能胜任郎署呢？况且宗人府和五府的经历，两京合计只有十二人，职位少而候选人多，铨选制度壅滞，应该一律疏通；除吏部、礼部、兵部以外，其余三部都可以迁转，等俸满后依旧例升为知府。皇帝下旨准行。当时高新郑的势力很盛，言官不敢违逆，大臣中虽有人意见不同，但因为这对自己的子弟有利，也都唯唯诺诺地赞成，于是沿袭至今。不过他们都是从都事、太仆寺丞转为副郎，又有从太仆寺丞转为五府经历，才得以升为员外郎；从来没有直接授为主事的。主事是二甲进士初授的官职，而且外任长吏和甲科出身者在六馆任职，都是优先升迁的职位，所以对主事一职格外吝惜。近来已经有人破例，恐怕将来终于会成为惯例。如今贵胄子弟在仕途上大多追求快速升迁，甚至有人辱骂选郎，铨选部门因为投鼠忌器而优容他们。但依我所见，常熟一县就有两个人可以说明问题：一人是瞿洞观（瞿汝稷）冏卿，已故宗伯文懿公的长子，文采和品格在当时首屈一指；他最初授詹事府录事，经过十多年才得到部郎职位，积累资历后才出任知府。当时许文穆、王文肃都在政府任职，都是文懿公所取中的元魁。今天则有赵元度（赵琦美），

译任寺丞，是已故少宰文毅公的长子，刚直不阿，很有父亲的风范，而且学识广博，当时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他最初授南京都察院照磨，如今已经十五年，才升为太仆寺丞；在他看来，升任各部郎官简直像登天一样。瞿汝稷与先父交情深厚，我也见过他的仪表；赵琦美则是我的藏书朋友。这两位君子，不能用通常的标准来评论。首辅的一品恩荫子弟，按例授为尚宝司丞。次辅以及六卿中达到一品者的子弟，可以授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考满十二年，才升三级为主事；再过九年，才升为尚宝卿，而且仍然管理中书事务。即使升到四品、三品，也不离开中书局，大体上与玺卿相同。各位贵胄子弟为此苦恼，反而羡慕京城幕职和郎署能够较早递升，得到金印紫绶，承担龚遂、黄霸那样的治理地方之任。然而按照祖宗形成的旧例，不能因为迁就他们而另行改调。近年殷洗心（殷盘）是已故下相文公的长子，长期任职秘书，独自愤然上疏，请求像二品、三品大臣的任子那样，允许自己外任升为三部郎官。皇帝下旨准行，殷洗心首先出任户部郎中，随即以正郎身份出任宣府，主持粮储事务。从此以后，薇垣中的贵胄子弟再也没有厌恶长期任职承明之地的了。【吏部堂属】吏部虽然难以显贵，而且与六曹并列，但它的堂官和属官在名义上并无区别，实际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各部遇到本司重大事务，都要告诉堂官和副堂官，同司官员也都可以共同商议。吏部却不是这样：遇到升迁和用人，选郎独自到太宰的火房，当面决定可否；那里的门闩都由选郎亲自开关，即使在里面密谈多日，也没有一个人敢窥探。等奏疏上呈后，两位侍郎还不知道，同司的员外郎、主事也不敢过问。这 还可以说是因为大权所在，不能假手于他人。堂官和属官之间的尊卑差别最为严格：凡是在私宅拜见堂官，只送到门口就停止；唯独吏部，却要送到司官上马才告别。我起初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惊讶，后来询问，才知道这件事已经沿传很久了。执掌铨选的地方竟先按人的身份亲疏而冷暖不同，又怎么能责怪别人奔走竞争要职呢？只有国子监，祭酒、司业向所属各厅各堂投递名帖，都称作寅即离去。即使已经做到卿相，而属下官员成了闲散的外任官，也仍称为旧日同寅学生，终身不改。这是因为国子监是师儒所居的尊重之地，不是其他各曹那种供人暂居的地方所能相比的。这反而最合乎雅正的道理，与铨选部门中因职位高低而忽冷忽热的情形完全不同。近来冯琢庵宗伯（冯琦）任左右少宰将近三年，与延津人李对泉（李戴）任职前后相接。李太宰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与冯琦商议，甚至已经决定施行的事情，也有因冯琦而中止的。重要的章疏全由少宰亲自起草，太宰不改一个字；本年各司官员也不敢提出异议。原来，李是冯尊人的父亲仰芹（子履）的同年，而琢庵当时正享有朝廷内外的崇高声望，因此冯对他降低身份表示尊敬和信任，吏部的旧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但从这以后，恐怕未必还会这样。辛丑年的外计，有人想在考察官员时中伤李本宁、宪合二人，幸亏冯出面救止。吏科王斗溟（士昌）又以“拾遗”弹劾李，冯再次极力维护，使李只受到轻微的贬谪。最初过堂议事时，李的属吏、遂昌知县汤显祖，提出应斥责李，甚至以辞官或留任相争，最终没能成功，几乎流下眼泪，却不知道自己也在吏部议论之列。汤显祖被前任吏科都给事项东鳌（应详）痛恨，项东鳌本是遂昌乡绅，当时正等候补授入京，所以这场祸事无法化解。而李、冯二公，一片怜惜人才的至诚之意，实在令人既敬佩又悲叹。【吏部接见宾客】吏部选君虽然掌握重权，但职位不过是郎官而已。如今却在朝房接见宾客，尊严竟和内阁相同。言官诸公也低头等候，只要等他见一面，便整天不敢说疲倦。有的人退下后或许会说些背后话，但再次拜见时仍然只能坐在那里等待。至于不携带家眷，竟住在选司，这种做法始于近年选君倪禺同（斯蕙）。这尤其没有必要。既然以举荐贤能、黜退不肖为职责，本来就应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前辈如严文靖任太宰、陆庄简任选郎时，私人住宅没有一天不接待宾客，也没听说有人因此讥评他们。何况要害部门中请托、挟制，暗中馈送贿赂，难道是朝房公署所能杜绝的吗？后来弹劾攻击所涉及的人，也并没有因此减少。【吏部三堂都是浙江人】当今皇帝壬辰年，孙立峰（鑨）任吏部尚书，是浙江绍兴府余姚人。左侍郎罗康洲（万化）是浙江绍兴府会稽人；右侍郎陈心谷（有年）又是浙江绍兴府余姚人。一时之间共同掌握铨选权，是我们浙江最盛大的事情。不久，三人任期届满，陈有年即由南京吏部尚书改任北京吏部尚书接替孙立峰，更是十分奇特。不过在孙立峰以前，我们郡平湖的陆五台（光祖）也曾任此职，同样是浙江人。这种情形以后恐怕不会再有了。【户部官员代理吏部铨选】当今皇帝丙申、丁酉年间，太宰孙富平离任，朝廷让户部尚书杨本庵（俊民）代理吏部事务，将近一年；不过他曾经主持过内计和外计。到了癸丑年冬天，太宰李延津离任，朝廷让户部尚书赵南渚（世卿）代理吏部，只任了半年；不过他曾经主持甲辰年的外察。当时舆论都认为这两位是政府的心腹，所以才有这样的任命。然而世宗朝已经有过这种先例。嘉靖十八年己亥的大计，世宗命户部尚书梁端肃（材）主持此事，共斥退、贬谪了数百人。当时灵宝人许文简（讠赞）任吏部尚书，并没有交出印信，梁材也没有代理吏部，只是出于皇帝的意思而特意简拔任用。又因为这一年刑部发生了几件重大案件，皇帝又命令梁材代理刑部审理，事情办完后才交还印信。到了第二年，梁材就被夺职还乡，可见世宗的恩威实在难以揣测。杨俊民、赵世卿二人代理吏部铨选的时间稍长，其他只代理一两个月的就不记载了。宣德初年，户部尚书师达代理吏部达二年，则是因为当时官制还没有确定。【尚宝司丞改任吏部】尚宝司丞虽然是六品官，却是小九卿的辅佐。除非是首辅的儿子初次授官，或者因一时声望从其他部门升迁而来，才属于清贵职位，后来有望成为公卿；也有人转任藩司、臬司而出任地方官。然而从来没有改任吏部郎官的道理，因为这会使官制体统完全混乱。只有嘉靖末年，北直隶人穆文熙从尚宝司丞调任吏部郎官，令人惊讶，视为怪事。当今皇帝癸巳年，福建人蒋时馨又继其后。然而穆文熙因大计被贬谪在外，蒋时馨任文选司正 郎时，又被弹劾削去籍贯，两人都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实在不如安居尚宝司，坐享荣华富贵。何苦还要追求掌管机要文书的荣耀，鄙薄清冷职位而趋附炙手可热之地的人，可以由此想一想。蒋时馨以前，还有唐伯元，也从尚宝司丞改任吏部选郎，同样未能升迁，退居林下，直到今天也没有再被起用。唐伯元以前，又有尚宝司丞陈于升改任吏部副郎，后来逐渐得到重用，这种情况只是偶然见到的。

译【抽签授官】吏部制定签牌、抽签授官的办法，始于近年孙富平任太宰时，是古今从未有过的制度。孙富平凭借早年的声望被起用后，与新建张相不久便互相攻击；他担心铨选中的弊端难以堵塞，又受到张相的牵制，于是提出这个办法，把全部责任推给枯竹签。刚开始实行时，主事者既然把权衡取舍的责任推开，便可以庆幸不用再被揣测；抽中的人也把任命看作命运安排而安心，多少减轻了怨恨和悲伤，对计吏而言也很方便。不过当时有一个陕西的老明经，通过抽签抽到浙江杭州府，吓得发抖，要求免任。孙富平大怒说：“你若敢以乡里私情，首先破坏我的制度吗？”斥令把他送交法司治罪，那人擦着眼泪离开。等到他到任后，任的是首郡的刑官，各种责任都集中到他身上，果然无法施展才干。抚按于是上疏推荐一个浙江东部的甲科进士，互相调换任职；孙富平心里知道其中缘故，假装不说话而准许了。此后便把签牌分别做上记号，表面上说南北有区别、远近有区别、原籍有区别，各自放在一个筒中，让没有门路的人任意抽取；暗地里却把好的签藏起来留给后来的人。被授予边远地区、瘴疠之乡的人，哭泣哀求时，签牌已经授给别人了。起初还只是和书吏们一起耍这种伎俩，后来选司官每逢大选前两三天，就把自己关在火房里，亲手把各地名称粘贴上去，暗中标出高下，甚至连签牌的长短、大小、厚薄，也都各自暗藏玄机，书办们也不得参与其中，这叫“做签”。他们竟公然告诉别人，并不以此为忌讳。于是，作奸犯科的事情反而不在普通曹掾身上了。有时事先已经订好安排，但授受时偶然出了差错，便一换、二换、三换，一定要换到自己想要的职位才停止。有人想提出意见，就斥骂着把他扶出去，说什么“统筹”“均衡”，难道就只有这些吗？【吏、兵二部大选】凡是双月吏部举行大选，吏部堂官通常带领选司官入内办理铨选，吏科都给事中也一同入内，查看选官用的印记，张榜、登记造册，等待汇总后送入宫中。虽然吏科不能干预大权，其中也包含着对制度进行监督的意思。这一天宫中按例赐酒饭，吏部尚书坐上席，都给事中坐下席。这在六科所属的掖垣官员体制中，已经是相当尊重的安排了。到了当今皇帝辛卯年，钟给事羽刚升任吏科都给事中，便上疏争论此事，说按照旧例，都给事中和冢宰都应坐上席；只是近年以来，吏科官员陈三谟向权贵献媚，才自甘坐到下席。并且以兵部选官时兵科与大司马并列为证据，极力请求改正。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如今仍然坐下席。考察起来，太宰是百官的表率，本来就不是其他部门可以相比的。即使说吏部和兵部的体例不同，也不是没有道理。先朝应当早已有确定的制度，未必是陈三谟的罪过；这种说法不知道根据是什么。在职的老资格大臣们，也没有一个出来折中裁定，这是为什么呢？吏部大选还加赐一顿午饭，兵部则没有，可见两部的体制本来就不同。【举荐吏部官员】过去铨选部门的属官，都由太宰亲自选择。自从张新建主持政务，才开始命令各省大僚分别举荐本乡人，以削弱太宰的权力。于是乡里的前辈往往按照个人的好恶来办，一有职位空缺，竟推荐六七个人，有的可以，有的却不行。只有声望高、地位尊贵的人所举荐的，才会被列入选任名单。辛丑年，浙江吏部出现空缺，想分得好处的人共有几位，嘉兴的贺伯暗（灿然）就是其中之一。贺灿然以前还是诸生时，就很有名声，恰逢父母丧服期间，与同年一起参加计吏考试进京。当时朱少宰还年轻，在京城，原本想拜他为师并执贽行礼，贺灿然却不屑于接受。朱少宰不久便接连考中，成为鼎元。后来逐步升到卿贰；这一年恰好以礼部左侍郎代理礼部事务。贺灿然已经考中乙未科，任行人。过去向礼部投递名帖，按例应自称“门下晚生”，但贺灿然自认为是同乡前辈，不肯遵守旧例。朱少宰颇有些背后议论，贺灿然听说后写了一封长信辱骂他，两人于是断绝交往。到了这时，贺灿然忧虑困扰而无计可施，认为朱少宰一定会落井下石害他；同乡中有个姓孙的医生，和两人交往都很亲密，贺灿然便向孙医生请教办法。孙医生说：“这并不难，我有能力办到。”于是前去劝说朱少宰，说贺灿然得罪您的事，京城里没有人不知道。现在您即使能够阻止他进入铨选部门，也未必能收服、压制他在台省的势力；与其树立这样一个敌人，不如把他收为援助自己的人。朱少宰非常赞同，于是极力推荐贺灿然。当时朱少宰正有望成为宰相，同乡人也随声附和称赞，贺灿然很快便改入铨选部门，大家都称道朱少宰的宽恕。第二年壬寅，南直隶江南地区的吏部出现空缺。当时兵曹王淡生（士骐）最有名望，理应得到这个职位；同府的兵部郎张其廉，以及宗德县令陈允坚，也在伯仲之间，而陈允坚尤其受到当时贤者的推重。王淡生于是遍邀江南各位大老和各曹大僚，乃至科道官员，没有一个不推荐王淡生。于是吏部竟只用一个人的名字上疏，没有附列任何人，这是近来推行此例之后从未有过的事。陈允坚在任上听到王淡生的任命下达，推开案几叹息一声便死了。张其廉只得到调任礼部，后来也称病回家，死在家中。原来一时之间，推荐铨选部门官员不再由太宰决定，太宰只是画诺听命而已。至于巡抚出现空缺，也允许九卿和科道各自推荐熟悉的人。近年观察下来，广西恰好缺巡抚，当时左辖入京朝见，尚在京城。于是吏部汇总推荐九人上疏，其中八人都是左辖。京城便传出歌谣说：“广西抚院，京香京绢。”听到的人无不捧腹大笑。近来这种情况才逐渐改变，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改变啊！【选拔科道官】成化、弘治年间，进士中不愿做外官的，多方设法谋求到三法司观政。时间久了，这类人被称为“理刑三年后堂官”，因为熟悉刑名事务而声名传到上面，便授任御史。即使是任职办事时间较长的监生，也能得到这种机会。那时分派到各衙门观政还没有限定为固定常规，因此机灵狡黠的人能够越级取得。不过仍然必须先授予试用职位；有的过了一年再考，如果不合格，便又调到其他衙门，后来逐渐不再如此。至于给事中的选拔，则专门选取相貌雄伟的人。因此成化初年，编修张元桢建议，六科不必拘泥于身材高大，应以才器、见识、学问和文章为主要标准。但当时的舆论没有采纳他的说法。因为近侍官兼有主持应对、赞扬君上的职责，必须任用身材高大、言语明确的人，以显示壮观。所以当时有句俗话说：“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不过仍然听凭吏部考试文章，以此决定取舍。这本来依据唐人的“身、言、书、判”选官法，把仪表作为第一项标准，也保留了这种遗意。如今考选官员，要把征询意见的名单发给大僚和四衙门，以他们赞扬的人多寡来确定优劣，甚至太宰也不能独自掌握选官权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称作考选呢？【科道官俸满后外调】正德、嘉靖以后，都给事中外调时必定升为参政，这是确定的。并且只论资序、不论俸满与否，即使刚任都给事中只有一天，也可以升为三品官。只有御史台官员不是这样，不转任京堂，就只能得到副使，即使俸满九年也一样。

译这是因为国初的御史，经过三次考核而没有过错，也只升任主事。不久前丁酉年，连中丞（标）任御史，也满了九年，闭门闲居时对人开玩笑说：“如果升我为吏部主政，我马上就起身赴任。”这只是拿旧例来自我解嘲。近年御史台官员升迁壅滞，有人积累俸资超过十年，于是应朝卿凭借资历最深而应当外调，特意升为参政，遂成为御史升三品官的破天荒开端。至于近年，都给事中外调为大参的，都把这看作苦事，像去赴坑堑一样。户科姚养谷（文蔚）按资序早应外补，甲辰年也曾上疏请求外调，皇帝反而下诏称赞他谦退；但多次推升参政的诏令都没有下达。到丁未年十月，因为御史俸满九年，全部升为京卿，姚养谷又自行请求退休，并且在疏中说：“科道官的俸资早已超过期限，只是不敢通行考核九年。”暗中含有想留在京城的意思。皇帝命令他留下升任京堂。当时梁惺田（有年）、萧九生（近高）都以都给事中的资历应当外转，却因为姚养谷的缘故受到压制，于是先后都自行请求出任大参而离开。姚养谷于是获拟任南太仆寺少卿，但直到戊申年任命才下达。议论此事的人因此说，姚文蔚逃避外任、谋求留在京城，实在很不正直。代理吏部事务的少宰杨时乔上疏，其中所说“用尽智慧和才能以后才得到”，指的就是姚文蔚。当时姚文蔚任科道官已有十五年，实际领取俸禄也有十二年。梁惺田、萧近高都是乙未科吉士，姚文蔚又比他们早一科成为庶常，因此在内任、外任之间反复推求，多次造成纷争。当时科道官都有□言，词臣也认为他轻慢旧日同僚，免不了在心中非议。辛亥年的内计中，姚文蔚最终因罪被斥退。他得到京堂职位不过一年罢了，又有什么好处呢！隆庆年间，吏科都给事中韩楫也请求，科道官从散官升到左右给事中再到都给事中，虽然品级不同，职掌却相同，请求允许一并考核。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定为法令。当时高新郑以首辅兼领铨选，韩楫是他的心腹门生，所以敢这样破坏祖制。不久两人都败落，这个先例也废止了。近来从癸丑年以后，六科会同议定，每年外调一人，以保存这个例制，转而恢复旧规。大概是由舆论共同抛弃的人来承担。乙卯年，兵科都给事中张翼真（国儒）外调为参政；他的都给事中俸资也已经考满，又按劳绩叙升，本来不应外调，只是因为品望而被排斥，不再是过去一人内调、一人外调的旧规。张翼真不能忍受，具疏为自己辩解，铨部于是直接说明他应当外调 的原因。张翼真更加怨恨，递交弹劾辞职，自行罢官；丁巳年的大计中，也没有把他列入谨慎考察的范围。原来历朝以来，都给事中按资历和俸资升任大参的成规，从此便废止了。不过恐怕也不能永远废除。【台省官员相互改任】弇州《异典述》说，徐孺东（贞明）因给事中身份被贬到外地，后来转任尚宝卿兼御史，负责水利，前后两次任御史台官员，认为这是奇异之事。后来有个穆来辅，从给事中转任左通政。庚寅年，边事非常紧急，他奉命兼任御史，巡视蓟、昌二镇，和徐孺东的事情大致相同。同时被派出的还有王怀棘（世扬），先任湖广道御史，历任大理寺左少卿，到这时又兼任御史，巡视延、绥二镇。又有曾健齐（乾亭），起初任山东道御史，因上言论事被贬官，后来转任光禄寺少卿，也兼任河南道御史，巡视宣府、大同二边。又有钟文陆（化民），起初任御史，因办事失误被贬为行人司正，不久升任光禄寺丞兼御史，负责赈济河南，于是再次进入御史台班列，更是奇异的事情。吏部曹郎也没有重新进入御史台的。只有顾泾阳（宪臣）曾任铨郎，救护辛总宪免于外谪，后来又重新进入吏部，这是最早见到的例子。不过他虽然声望很高，最终还是不得志而离去。至于翰林词臣兼任御史职务的，只有嘉靖庚戌年，敌军逼近都城，赵内江相公以国子监司业身份上疏建言，升任谕德，兼任河南道御史，去宣慰行营将士。此后七十年，徐元扈（光启）太史继承这一做法，他因上疏论兵，奉特别诏旨升任少詹事，兼任河南道御史，在都城治理军务。这是因为军事兴起时可以采用特殊制度，前后原则相同，不能拘泥于通常的格例。考察台省官员相互改任的情况，前朝很多，到正德以后才逐渐稀少。近来吏部、翰林、科道官员被贬到外地的，都不真正赴任，只到边界上，发文索取公据，然后回京等待调任。比如乙卯年冬天，我乡有一名给事中，被贬为福建藩司幕僚，恰好黄与参（承元）从南京兆升为中丞，巡抚福建后回到故乡。给事中带着家眷和弟弟的名帖前去拜访，正好其他负责守门的人略有为难之色，给事中 立即索回名帖离去。黄与参回来后非常害怕，狠狠鞭打守门人，亲自带领他去谢罪，往返多次，才得以当面解释。由此想起老人们所说的故事：我乡前癸丑科的姚禹门少宰（洪谦） 以编修身份被贬到外地，拜见中丞时竟把自己的座位移到面向北方的位置，中丞笑着没有理会。大概他长期任翰林词臣，不知道抚台掌管一方，面向南方坐也是理所当然的。又有我亲眼见到的事：辛卯年，冯具区祭酒被贬为广德州判官，正好州守空缺，他代理州印两个月，转任南京行人司副后才回乡。又有戊戌年，许星石（闻造）因弹劾列举多位大臣，被贬为山西岢岚州判官，拜见巡抚魏见泉（尤贞）。魏见泉以前也是御史台官员，曾因上言论事被贬到外地，而许星石疏中弹劾的大臣中，魏见泉也是一人。两人相见时，魏见泉热情留他款待，称他为老道长，慰劳备至。许星石本是乙科出身，却反而昂然变色，魏见泉始终没有介意。这些都是我们郡前辈的旧事，至于只到边界而不赴任的说法，是从哪一年、什么人开始的，就不知道了。又想起乙酉年，我乡的马廓庵（应图）任比部时，上疏议论当时的宰相，牵连到各位言官，被贬为山西马邑典史。当时御史、滇地人孙愈贤巡按宣大，正是马氏首先纠劾的人，大概是铨司有意使他陷入困境。马氏到任后拜见孙氏，孙氏假装没有看见他；马氏长跪了一整天，直到事情办完后孙氏才向他作揖，对他的窘迫羞辱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马氏内心怯弱，不能抗争。这样看来，孙氏的见识比魏远还狭隘。而且两人的品行一善一恶，本来就不足以相提并论。马氏也是性情狷介的人，只是偶然同他的外甥李氏发生口角。李氏是故太史见亭（自华）的儿子，向王太后相公哭诉，讲述马氏吞噬欺凌他的情状。王氏相信了他，恰逢马氏大拜出山，便痛骂马氏，一定要重重处置他，所以马氏决定上疏请求贬谪。王氏掌国政后，起用马氏，恢复他的原官，大概也并非存心要害他。

译没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污染；他任冢宰，也在其职分之内；但任用他去抵御倭寇，最终同本兵意见不合，被弹劾罢免。两人后来虽然再次出仕，终因先前的议论，未能得到重用。又如石东泉，是先朝的正直之臣。他任司徒时，正接替宋庄敏，心计和操守不比前人差；如果长期任职于计曹，国家的财政一定会充裕。忽然把他调到兵部，正赶上关白之事发生，他竭力承担贡封事务，终于导致失败。又如万邱泽，熟悉边疆情势，多次建立功勋，经营朝鲜，奏凯归来；当时用本兵一职酬答他，也不过分。却任命他为协理坐院，众台臣起而喧哗；后来又给他加官秩、出镇边地，最终死在塞上。其他事还不能全部记述。许少薇的奏疏说得好：“沈思孝是清正刚直的名臣，如果让他在内地建立牙旗，将会看到一路清平。却让他担任陕西巡抚，协助讨伐宁夏，正如砍削圆形的竹杖、刮磨上漆的断纹琴，完全无助于使用，反而使至宝受损了！”这可以说是极为正确的论断。这是癸巳年的事，许氏任兵科都给事，名叫宏纲。所谓三途并用，是江陵公提出的建议。当时以吏员身份担任知县的人，在山东一省就有莱芜的赵蛟、费县的杨果，两人都任职九年，加授服俸，又升为州府司同知，可以说是用得其所了。听说这两个人都不是循规蹈矩的官吏，但才干、办事能力和应变机敏，能够担当繁重艰巨的事务。杨果刚开始任事时，众儒生轻视他，没有一个人来拜见。他忽然张贴告示，约定日期举行季考，诸生按照旧例姑且前往，同时想看看他会采取什么举动。等众人集合后，他便请棱官来出题，并说：“我不才，是由吏员出身，不懂举业，又不敢废弃典制，只好请诸位先生留意。”这天供应的饭食都出自中厨，非常丰盛。等到收卷时，卷面上满是荒诞的批语，有的只写了几行，有的故意写成俚俗话，用来嘲弄戏谑。杨果把试卷收在一个箱子里，连夜写檄文呈给督学，说：“我本来就是异途出身的浊流，很难判定诸生的甲乙高下；教官又同他们有师生亲近关系，评定品第多有私心。冒昧烦请文宗亲自阅卷，评定他们的上下等次。”诸生听说后，穿着囚服叩头求饶，请求由府中长官亲自裁定；文章命运既由其掌握，谁敢不心悦诚服？从此他们洗心革面，听从指引。两位学师又代为恳求，于是杨果任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发榜；直到任期结束，没有一个生员敢喧哗。又有一个胥吏，名叫黄清，是江西上饶人，从司狱起家，历任我郡嘉兴同知。他相貌丑陋，一只眼睛失明，但才智横溢，应变无穷，能够掌握别人的短处和命脉。郡长、县令稍微对他礼遇不够，就 揭露他们的隐私互相攻击，众人怕他就像怕蛇蝎一样。后来高宝各河商议修筑内堤，长期不能完工，江陵公认为非黄清不可，于是改任他为淮安府官员。刚过一年多，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半。江陵非常高兴，加授他两淮运司同知，让他留下完成工程；又过了一年，工程将要全部完工。有一天，他在船中拜见台使者，误踩船板掉进水里，因受寒而死。大概是上司憎恨他的狠毒、嫉妒他的才能，命令能够排挤他的人这样做的。事情上报后，皇帝赐给他特别祭祀，追赠太仆卿，荫补一个儿子进入胄监。假如他还活着，一定已经做到藩臬、开府的职位了。当时任用人才，能够破格到这种程度。添注卫经历。本朝簿尉是低级官职，不采用宋人注官待次的办法，凡是才干品行低劣的人，按例升为王官。起初也只是一时权宜的疏通办法，后来竟沿袭成为旧例，无法更改。到了今上庚戌年，西粤人文无技（立缙）任文选副郎，代理选事，担心铨选壅滞，又另设一种办法：凡州县低级官员，考语不是上等的，只要考绩较好而且任职稍久，往往升为外卫候缺经历，称为“半王官”。他把办法呈给太宰孙富平，孙氏大为称善，当即批准施行，也没有经过题请。言路因为顾忌富平，没有一个人敢于议论。起初一个缺额只任用一个人，久而久之变成两三个人，再过几年便成群结队，与王官没有区别。王官只在中原、楚、蜀、江右几个地方，那些地方等待补缺的人还少；如今卫幕却遍布天下，动辄说是在等待缺额。凡州佐、县佐以及驿丞、仓巡之类的职位，每有一个空缺，便有人请求代理，肆意钻营攫取；有时被宪司察访，有时被人告发，便暗中逃到别处，谎称回籍，等事情过去后再回来；又托请有势力的人疏通关系，图谋承接空缺。在上级官府看来，他们来去无定，无法执行驱逐命令；在吏部看来，这种情况已经间断废止很久，也无法按考功之法处置。真像飞天野叉，专挑人来吞食；天下所有士人和百姓，处处都遭受其害。这种事情败坏吏治、危害民生，实在是第一等的弊政。文君实开创了这种坏例，而吏部的奸猾胥吏又从职位容易放出中获利，可以上下其手。应当因考绩低劣而降调的下级官吏，又借此逃避王官，只要稍微贿赂那些刻木般的官吏，就已经得到这种职位。蝇虫聚集在一方，磨牙利吻，成为百姓的猰貐；再过十多年，不知道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张西江比部。江右人张西江（寿朋）刚任比部，丁亥年京察时，被贬为山东泰安州同知。又因为同僚之间争论香税一事，应当削减一级官秩，前往

译吏部听候补缺，结果降为永平府推官。言官起而争辩，认为从州倅降为府司理，就应当按降一级的规定，任按察司佥事；知府降一级，应当任布政司参议；运司降一级，应当任按察司副使。当时文选郎中是谢庭采，他上疏辩解，理由很不充分。张氏于是改任和万全都司断事而离去，最终没有振作起来，罢官归乡，直到今天也没有再出仕。张氏此次补官本来属于创例，是因为谢选君同乡且相交友善，才破格任用他。但先朝的知县，大多升为州同知，嘉靖初年还如此；后来竟成为胥吏一类人考中升任的官职，以及赀郎优先选任的职位，没有一个清流愿意担任，现今降职反而成为理官，似乎令人吃惊。于是想到这个官职也是从六品，品秩已经不低。然而列在县佐的班次中，叩头称呼老爷；每当直指巡行所属地区，便戴大帽、穿戎衣，奔走充任巡捕。一旦不合心意，就在尘土鞭笞之间受辱，同轿夫、皂隶没有区别。至于府司理，也可以鞭打、辱骂他们，谢选郎受到弹劾，确实是应该的。州同降为知县。近年来，张西江（寿朋）是癸未进士，也是士民所知名的人物；他从刑部郎被贬为州同知，又因事情被降一级，补任推官。被言官纠劾后，改降为副断事，连同谢选郎一起获罪。朝廷议论并不认为谢选郎受了冤屈。不过本朝州佐降为府佐、县正的很多，不要说祖宗时期，即使隆庆初年，南直隶通州同知王汝信，考中嘉靖癸丑进士，也曾因户部主事一职降任这个官职。后来又被弹劾，再降一级。当时广陵李文定任首辅，竭力推荐他的贤能，于是降职补为兴化知县，不久升任户部主事，又优先升为通政参议。他这个人到今上初年还在世，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老人贪恋女色。山西阳城人王太宰国光退休时已经七十多岁，仍然健壮，饮食也好，亲近女子如同少壮时一样。到了今上十八年，他离开国家已经九年了。当时阳城百姓白好礼病死，他的妻子李氏有倾国之色。王国光早就爱慕她的美貌，便托付诸生田大狩等人，用做妾来诱骗她。她的公公名叫白书，起初坚持不同意，后来受到威胁，又被利诱，终于答应了。李氏发誓不再改嫁，又被强力逼迫，便用刀割颈自杀，一时之间传为奇事。按察使乔壁星得到这件事后，就上疏报告。皇帝命令查勘，后来也没有追究到底，事情便作罢了。人过八十岁，有的还嗜好仕进、经营财货贿赂，世上也有这种人；至于贪恋女色、公开宣淫，做出少年的行为，却是此前从未听说过的。有人说王氏精通房中术，所以年老了仍不衰弱。人臣贪恋女色没有止境。今上壬寅年，吏部郎赵邦清受到御史金忠、工科给事中张凤翔等人的弹劾，他们列举的各项事情，真有一半、假有一半。赵邦清愤怒怨恨，竭力辩解，丑骂污辱，甚至拿着利器想刺杀言官。唯独其中说他把钦选入东宫的淑女杨氏带出，买来做妾一事，他不再辩解；不久奉旨削去户籍、离职，朝廷也没有深究这件事。此前二十年，还有故礼部郎临江守一事，正同赵邦清相同，最终因罪被处极刑并削夺爵位。再往前，则是弘治初年，宁阳侯陈辅年幼时聘娶驸马杨伟的女儿，等到适婚年龄却尚未成婚；后来听说涞水县人郝荣有一个女儿，容貌非常美丽，曾被选入内廷后又放出，陈辅便隐瞒同杨氏的婚约，娶了郝氏。后来他失宠，仍然迎娶杨氏；杨氏进门后才揭发这件事。事情发展到下狱会审，不久诏令革除爵位、贬为平民，等将来让他的儿子承袭爵位，这仍算是宽大的处置。至于正统十三年，侍郎齐韶娶了内选百户史宣的女儿，事情败露，到夏月时被论罪处斩，那祸患就严重了。又过了几年，英宗复位时，诘问达官吴宫保说：“也先为什么失信？当时曾答应把妹妹嫁给我，如今她在哪里？”也先说：“已经被石亨夺去了，而且把她的陪嫁媵妾也全杀了。” 皇帝告诫宫保不要再说，石亨因大逆之罪被夷灭全族。淫乱之徒贪恋女色到了这种地步，真是胆大包天；其中能够得到善终的，也算幸运。京官躲避大轿。阁臣的礼制高于百官，大小臣工无不引路回避；只有太宰可以同阁臣抗礼，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太宰出行时，只有大九卿等尊官和词林官员让路停车，等待他经过；其他五部官员则全体属官都要回避。即使科道中地位显赫、权势重要的官员，也不敢抗礼。至少宰出行时，礼制同五部正卿一样，其他亚卿则不是这样。至于一般官员和士人，向来只回避阁师和太宰，其余卿贰都在道路上远远拱手行礼。我乡的陆五台太宰，在今上癸未、甲申年间任佐铨时，曾在路上遇到庶常官，压制他们使其回避，反而大受窘辱。他向阁下诉说，也没有得到公正，于是愤怒至极，对人说：“如今京师有四类异类，不懂等级威仪，不回避大轿：第一是小宦官，第二是妇人，第三是入朝的象只，第四是庶吉士。”诸位吉士听说后更加 愤恨，决意同他抗礼，如今不知道结果怎样。又如北京台省的诸位官员，遇到六卿一定回避；南京却不是这样。每次在路上相遇，竟然相互行敌礼；西台还因为堂官的缘故，不同他们公开会面。至于六科遇到公私吉凶等礼仪场合，竟同正卿并列站立，毫无等级差别，也很奇怪。大臣多次被逐又多次留任。礼部尚书石瑁，是山西应州人，宣德年间的进士。他起初任金华知府，因考察时被认为软弱无能，按理应当罢免，恰好升任布政使，于是得以留任。后来任福建布政使，又因被认为软弱无能而罢职，恰好升任南京吏部侍郎，于是再次留任。适逢礼部尚书萧暄因奏对不合皇帝旨意，被调往南京，李文达推荐石瑁代替萧暄。石瑁入朝时，出班接受圣旨，却不上御道，反而奔向右阶。英宗并不十分怪罪他，只说他的举动失措，有辱礼臣身份，下令让他退职。等到自陈的奏疏呈上后，皇帝又说这个人忠厚诚实，值得怜惜，只是迟钝罢了，命令暂且留任。不久，他就因病不能出任，部务长期荒废。当时孝恭皇后升仙，典礼繁杂，才命右侍郎邹干代理印务；而石瑁竟然不主动请退，过了很久才死在京城宅第。当时考察大计已经很受重视，为什么升任之后却使部务荒废不办？自身受到议论，又为什么安然自若，仿佛没有听见？这次命令他自陈时，李文达也没有引咎自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个石瑁本来不值得一提，值得奇怪的，只是大臣的廉耻之道丧失了。

译大计考察的年份和条款。大计考察的办法，到今天已经极为详备，但孝宗朝还不是这样。弘治元年，言官奏请考察在京五品以下的庶官，条目有五项：年老有病、软弱无能而无所作为、平素品行不谨慎、浮躁浅薄外露、才力不足，却没有贪污、残酷两项。又另行考察五品以下的堂上官，除年老、不谨慎、浮躁三项外，又有升迁不合人望一项；大理寺丞一员，也没有贪污、残酷两项。大概那时对京朝官还讲礼，不忍心用簠簋、屠侩之类的贬称轻易加在别人身上。并且那一年是戊申，并不是己亥年。或许是像近来的惯例，以皇帝新登极为大计考察。但铨部第一次题本时，皇帝命令按照成化十三年的例子办理，那就绝不是登极考察。并且那一年是丁酉，也不是己亥。况且当时大计已经十一年没有举行，如今人们动辄说六年一次大计是祖宗定制，这是错误的。当时五品以下的官员，分成两类。大概就像外计中分为有司和方面官一样，这样做也有道理。又如“不协人望”这一条，也只有这次考察中见到，今天似乎也可以实行。京官考察。京官六年考察一次，过去没有这个惯例。自成化四年，采用科道官魏元等人的意见，奉圣旨说：“是。对于堂上官，还要会同掌印官，共同考察。”成化八年奏准，京官每十年考察一次。成化十三年又采纳御史戴缙等人的意见，要求考察两京五品以下的官员，奉旨按照旧例会同官员考察。到了弘治元年二月，河南道都御史吴泰等人又请求考察，得到圣旨说：“这件考察的事，吏部看过后再来奏报。”当时王介庵任冢宰。掌翰林院的少詹事兼讲学汪谐请求把本院侍读以下官员，按照成化十三年的例子，由内阁大学士会同考察。皇帝说：“虽然有本院自行考察的先例，吏部仍要会同翰林院掌院官办理。”这一年被贬谪的同类官员共有一百四人，而词林中没有一个人。到了弘治元年闰三月，吏部、都察院考察在京五品以下的堂上官，只罢免了太仆寺丞周冕等五人。弘治十年正月，吏科都给事李源等人、十三道御史徐升等人，请求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员以及外任方面官，皇帝命令按照弘治元年的例子办理，共斥退、降调九十五人。到弘治十四年闰七月，采纳南京吏部尚书傅瀚的奏议，认为京官十年考察一次，法规过于宽疏，请求改为六年考察一次，皇帝同意了。弘治十七年，又下诏十年考察一次，不久因给事中许天锡进言，命令改为六年考察一次，并写入法令。到正德四年己巳，吏部尚书刘宇、侍郎张彩等人又请求考察；当时距弘治年间的考察只有五年，大概是逆瑾刘瑾的意图。从此己亥两年考察一次，遂成为定例。这种定例形成至今还不到一百年。外官考察。弘治六年正月，朝觐大计时，吏部升迁、贬谪方面官、州县官等一千四百人，杂职一千一百三十五人。皇帝说：“人才难得，办事贵在求实，人贵在能够改过。祖宗爱惜人才，一定要等到九年后才斥退。” 如今却因为一个没有根据的人的话，就埋没他长期积累的勤劳功绩，使他不敢申诉辩理，这难道是太平之世所应有的吗？” “你们都是因为沿袭旧弊，不能加以改正。那些方面官、知府，任职未满六年而有疾病的，不妨继续办理政事；平日品行不谨慎的，在尚未赴任以前；其余官员到任未满两年的，除非年老、有疾病，或贪婪残酷的罪状特别明显，都留任办理政事。”于是，方面官以下，山东佥事王经等五十八人都被留任；府同知张文臬等人都未满三年，也照旧任事。这时王三原担任太宰，已经受到皇上的疑忌，所以这次大典也被阻滞了。而且诏旨中“人才难得”等话，都是《大学术义补》中的话，是邱文庄替次揆拟定的诏旨。王三原这时本来就应该辞职，却仍然眷恋皇上的恩遇；不到三个月，就因刘文泰的事情，皇上指责他沽名卖直。他不能安于职位而离去，也可以说是没有看清形势。又考察弘治六年外官的政绩，吏部列出应当斥退的大小官员共二千人。阁臣邱濬上言说：“唐虞时代三年考察一次官员的升降，现在有人任官还不到半年就被斥退，只是听信别人的话，未必都是真实的。这既不合唐虞的做法，也不是祖宗的制度。”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因此任职未满三年的官员都留任使用。这件事《实录》没有记载，却见于黄泰泉所作的《邱文庄志》中，由此可见，邱濬排挤王三原，并不只是因为刘文泰的奏疏。史官最终替邱濬隐讳了此事。【考察访单】现行制度规定：匿名文书，禁止施行。只有内外大计时，吏部发出访单，填写完毕后缴回，各份都不写姓名。即使上面列满了污秽的罪状，也不知道出自谁手；然而尚且没有人将它呈给皇上过。到了己未年外察，浙江参政丁此吕因“不谨”被罢免，恰好有人说他受到冤枉，吏部竟把访单进呈，丁此吕于是被追究赃物并发遣戍边。人们虽然替他感到冤屈，却始终不知道这张访单究竟是谁写的。【外察附批】正德三年戊辰，举行朝觐考察。奏疏送入内廷后，忽然批示道：“翰林学士吴俨，帷薄不修，着令退休养病。御史杨南金无病而欺诈，降为平民。”吴俨在丁卯年主持顺天府乡试，曾以“为臣不易”为论题，刘瑾因此厌恶他。杨南金任御史时，曾被堂官刘宇鞭打，因羞愤而请求告假，所以刘宇诬陷他，刘瑾依照内旨将他罢免。吴俨后来起用，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肃；杨南金也得以恢复官职。刘宇依附权势、扰乱法度到了这种地步，刘瑾失败后，他仅仅革去宫衔而退休，真是漏网之鱼。嘉靖丁 巳年内计，户部左侍郎谢九仪、兵部右侍郎沈良材，各自上疏陈述自身情况，奉旨调往南京任职。后来科道官拾遗的奏疏下发，皇上又附批谢九仪退休，沈良材闲住。奏疏中并没有这两人的姓名，这也很奇怪！此前辛丑年外察，河南参政王慎中等二人并未列入，内廷批示却都以“不谨”令其闲住，这显然是首揆贵溪的意思。后来又有今上丁丑年的星变考察，南京刑部员外郎包大焕因浮躁而降职，内廷批示却以“不谨”为由令其闲住。南京兵部郎中吕若愚没有被处置，南京给事中传作舟弹劾他，内廷批示也按照“不谨”的例子令其闲住，这就是首揆江陵的意思。

译【大计不徇私于至亲】南京礼部卿陶四乔（承学）一向很有声望，又与江陵同榜中进士，平日两人一向以声气相互推重。夺情之事发生后，陶四乔内心稍有不满。当时江陵的同乡传作舟任南京给事中，正在替江陵布置爪牙耳目，在京城中气势很盛；陶四乔又不太礼遇他，于是传作舟便向江陵进谗言。恰好陶四乔也因事情触犯了江陵，适逢辛巳年大计，传作舟招募人弹劾陶四乔，却苦于没有具体罪状；正好传作舟秘密寄来的、列举陶四乔各种罪状的文书送到，江陵大为高兴，就把它交给给事中、御史，让他们写入纠劾奏疏。当时商燕阳（为正）在御史台中资历最深，是陶四乔的姻亲，又是江陵的门生，竭力营救却没有成功，于是恳求江陵公。江陵发怒，用恶言威胁他。商燕阳没有办法挽回，陶四乔于是被科道官秦耀等人纠劾，奉旨退休。商燕阳后来转任廷尉，本来将要受到重用，也因进言而被罢免。商燕阳精明干练，有能干的名声，本来并不是依附江陵的人，只因这件事受到非议，被说成是害怕祸患、因为亲属而获罪，最终也不能免祸。到了壬辰年外计，负责铨选的是太宰陆光祖；前任御史屠叔方、黄正色都是他的至亲，却都因新任副使而被贬降，议论者没有说他薄情。癸巳年内计时，吏部郎吕胤昌是吏部尚书孙鑨的嫡亲外甥，因浮躁而降调；吏科都给事黄三馀任考功郎中，是赵南星的儿女至亲，因“不谨”而闲住。一时舆论一致，都佩服他的公正。这大概说明，人心终究不能被泯灭到这种地步。【六年大计】京官六年举行一次大计，这项制度极为严厉。前朝也有人因为不公平而争辩，例如先王大父争论韦商臣等人的事情，但最终也没有成功。只有穆宗在位时考察科道官以后，起用给事中周世选、太仆魏时亮等人；然而，这种在规定时间之外考察 言官，本来就不是制度规定，只是高新郑一时的私意，所以公论都认为他们受了冤屈。今上辛巳年，因考察“不谨”而被罢免的人，第二年就被起用，其中有后来担任大司徒的赵南渚（世卿）。他起初任南京户部郎中，特意上疏尖锐批评时政，江陵发怒，降为长史；不久又在大计中被罢免，更受到清议推重。此后如颜鲸、管志道、张正鹄、马犹龙，也都一时被认为受了冤屈，推荐他们的奏章不断，但最终仍不肯破例起用，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显著的大节，不能与前面那些贤人相比。辛巳以后，凡经历丁亥、癸巳己亥、乙巳四次被斥退、除名，都没有人议论起用废弃之人。只有近来的辛亥年一次考察，舆论喧嚣，负责考察黜退官员的人遭到猛烈弹劾，几乎体无完肤，一时也不能抵挡。近日于是议论起用徐比部大化，他就是“不谨”条款中的人。把人禁锢在明时，实在令人怜惜。然而一旦开了这个荒例，后来借口怜惜人才，恐怕大计制度就难以防止徇私了。【考察破例】弘治以后，考察制度开始严密而严厉。世宗对于议礼诸臣，无不借故处罚，唯独对大计尤其严格。被罢免斥退的，如教官王玠、光禄监事钱子勋、御史虞守、随州同知丰坊等人，都曾百般向兴邸献媚，但皇上最终也没有为他们破例，严格到了这种程度。然而，降职调任的大臣如赵文华、彭泽、储良才等，也属于考察对象，因为权奸上疏保荐，便留任并恢复原职。大概是因为降职较轻，而斥退较重，所以特予免除。后来朱隆禧因进献秘方受到宠幸，虽然加授官衔，最终仍未被任用，大概也是因为考察的缘故。可是朱某后来因帮助赈米以及举行醮仪为皇上祝寿，他的儿子朱际及吕希周等人因拒绝倭寇、报告战功，都升职后退休，也同样是由于大计制度的缘故。此后只有穆宗庚午年，高新郑因个人怨恨斥退张槚、魏时亮等人，这些人直到今上初年才被起用。今上辛巳年，大司农赵世卿先因上疏建言触犯江陵，被降职为楚府长史；到这时又因“不谨”被斥退，不久便恢复原职，后来做到现在的官职。大计从此便不能永远禁锢官员了。嘉靖末年，都给事中厉汝进因弹劾严分宜而降为典史，不久举行外计，便以此逃避斥退。当时考察制度严厉，进言的人只说这是严相借机报复，却没有人敢营救他。即使穆宗登极，大规模宽赦言官，没有一个被遗弃，而厉汝进屡次收到推荐奏章，唯独没有被召回 假使他处在今天，立即就会身居槐棘之位了。万户侯又有什么值得说的，难道仅仅是一个李广吗？嘉靖末年，谕德唐汝楫因为是严分宜的党羽，被弹劾后按照“不谨”的例子令其闲住，但这并不是考察所致。穆宗登基后，普遍提升旧日讲官，唐汝楫仅仅升为太常寺少卿并退休，当时清议仍然严厉到这种地步。●卷十二 ○吏部 【中书考察】大计每六年举行一次，确定于弘治末年，这项制度最为重要。五品以下的官员，都听任考察。内官中只有翰林学士可以免于考察，以表示优待和特殊。后来讲读学士也请求按照这个例子办理，于是也一并免除考察。坊局等官职虽然尊贵，却按照各官的规定，都听任吏部处置。至于内阁书办，也就是现在制诰两房的中书官，宪宗朝曾命本院学士会同阁臣，对讲读以下的官员进行考察，不许吏部干预，都是为了尊重文学侍从官的体制，并非其他官员可以相比。然而嘉靖以来，仍然由吏部、都察院主持办理。至于文华殿、武英殿两殿中书办事等官，以及御用监各类工匠官，按惯例都事先请求恩准免于考察，大概又是通过其他途径，把他们排除在法令之外，并不是特别恩典。太医院和钦天监的官员因为属于方技之士，也照此办理，后来才如此。太医和两殿中书仍然列入大计制度；只有钦天监直到今天仍是这样，不考察，不丁忧，也不告老。【辛亥两次考察之争】嘉靖三十年辛亥，正逢大计京察。这年正月，锦衣卫经历沈炼上抗疏弹劾首辅严嵩，言辞非常严厉。严嵩极力辩解，说沈炼任县官时败坏政事，被调任闲散职位，现在知道京察一定会处置他，所以才上疏建言，企图请求免于黜退。皇上发怒，逮捕沈炼审治，将他斥退到口外保安州为民。大计结束后，吏科都给事张秉壶又弹劾吏部尚书夏邦谟不称职，奉旨退休。万历三十九年辛亥，正逢考察京官。前一年冬天，御史金明时弹劾吏部侍郎兼学士王图，言辞也很严厉，王图上疏辩解，但没有得到处分。到第二年二月考察之日，掌河南道御史张京兆向吏部尚书孙丕扬秘密呈上启奏，说金明时前一份奏疏是在要挟，以求免于考察。孙丕扬看后震怒，立即报告皇上，令金明时闲住。金明时的辩疏触犯了御名的下一字，皇上也大怒，把他交给刑部赎罪，编入民籍。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先攻击太宰，台省官员接着纷纷弹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