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译【滁阳王奉祀官】现在泗州蠙城北面，是熙祖的陵墓，设置了泗州祠祭署，设奉祀一员，世代由朱氏担任。朱氏的祖先原是宗室女婿，于是承袭国姓。仁祖陵在中都凤阳府太平乡北面，设置皇陵卫和祠祭署，设奉祀一员、祀丞二员，世代由刘、汪、赵三姓的后代担任。刘氏就是义惠侯的子孙，汪氏就是汪氏老母的孙辈。泗州祀官，因为是懿亲，世代承袭职务，本来不必多说。像刘氏、汪氏，不过是皇帝潜邸时期的旧交，世代享有冠裳之荣，国家的恩典已经很厚了。唯独滁阳王郭子兴的长子郭大舍战死，女儿有一人充任太祖的惠妃，小儿子名叫老舍的，仅仅得到庄田，却没有得到官职；死后也只赐予谕祭。这样传了五代，仍然只是平民，每年获准到京城朝见一次。到郭琥时，弘治癸丑年，皇帝才赐给他冠带，让他守护祭祀。壬戌年，圣旨任命郭琥为奉祀，于是才得以和刘、汪二氏相同。到了正德年间，郭琥又不断请求恩典，并且请求印信，当事官员厌烦他，于是革去了他的职务。到世宗即位，郭琥再次上疏申辩，皇帝怜悯他，才恢复他的旧秩，只准许他终身担任。此后他的后代便成为编入户籍的平民，一直到现在。滁阳王倾家破产，以成就帝王事业，暂且不论他在高皇帝尚未显达时与其有亲戚关系；单说惠妃生下蜀王、代王、谷王三王，以及永嘉、汝阳两位公主，并且和国家的勋旧、外戚相联系，然而他的后人竟没有得到一项官命的荣耀。滁阳王的祭祀，也只是由有关官署每年年终举行一次而已，这也是圣朝的一大缺典、一大遗憾啊！【女神名号】孝女曹娥，在宋大观四年，被封为灵孝夫人；到 政和五年，又加封为灵孝昭顺夫人；淳祐六年，又加封为灵孝昭顺纯懿夫人，她的父亲被封为和应侯，母亲被封为度善夫人。先不论这些名号毫无根据，曹娥的父亲是溺水而死，水府本来就是她的深仇之地，哪里有什么“和应”，实在荒诞到了极点。我太祖把这些封号全部革除，只称为孝女曹娥之神，命有关官署按时祭祀，这才最为正大。至于海神，如今东南共同祭祀的神，宋代已经封为天妃。据说天妃生于宋哲宗元祐年间，是莆田人，姓林，出生时就显现灵异，死后成为神。本朝永乐六年正月初六日，太宗又加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庙号为宏济天妃之宫，每年正月十五日、三月廿三日，派遣官员前去致祭。大概当时将要派遣郑和等人渡海出使外国，所以祈求神灵的威力，以助长天朝的声威。这件事和孝女曹娥封号的事情似乎相互抵触，然而在恭敬奉祀神灵这一点上，两位圣主的做法是一致的。江神、海神都因女子而享受祭祀，所以一并记载。考察曹娥碑文，其中所说的“婆娑”，大概是说巫师降神时，按着节拍歌唱，这就是舞蹈的样子。但宋朝封孝女的诏书却说：“她的父亲迎接婆娑神，因此溺水而死。” 这真是迂腐到了极点，不知道当时负责起草诏书的是谁。又如宋朝封天妃，说神的功德可以与天相配，所以称为“天妃”。如今把这个“妃”理解为后妃的妃，实在太亵渎了。古人把伍子胥说成“五髭须”，把杜拾遗叫作“杜十姨”，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廪生追粮】正统元年，开始设置提学省直宪臣。当时山东提学佥事薛瑄上疏请求，凡是廪生考核被斥退的，一律追缴所领廪粮，恢复平民身份，当时人都认为这很苦。到成化九年，北直隶提学御史阎禹锡上奏说：“如今被斥退的生员已经奉敕充任吏员，请停止追缴廪粮。”皇帝同意了。阎禹锡以甲子乙榜出身，曾任国子学正，充任天顺四年会试同考官，不久升任监丞。天顺七年会试时，考场失火，阎禹锡上疏请求把在火灾中烧死的举子一律追赠为进士。礼科驳斥他不合适，便把他交给锦衣卫监狱审讯治罪。后来采纳了他的意见而赦免他，成化年间他于是进入都察院官班。薛瑄在阎禹锡之前任国子学正、掌管京卫武学时，也曾上疏说武学生都是纨绔子弟，骄傲懒惰，不肯学习；今后武学生考核列为劣等的，都应追缴所领取的廪粮，以警戒其他人。皇帝也同意了。阎禹锡前后的主张竟然又有这样的不同。可见他是能够斟酌时宜、通达国家大体的人。考察正统四年八月，江西南安知府林芊说：“近来提学薛瑄因为生员患病而罢斥他们，追缴所发的廪米。臣认为，生员不幸患病，罢斥他是可以的。至于廪粮，已经多年耗费供给，却要在一天之内追索回来，本来就很困难。而且父兄不能保证子弟不会生病，如今又要让他们承担赔偿缴纳的痛苦，谁还肯让子弟入学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便命礼部除去薛瑄所定的这项规定。为什么成化年间阎禹锡又上疏请求免除追粮，大概是林芊的奏疏虽已实行，后来又中止了吧。【五岳神庙】正统三年，湖广巡按御史陈祚上奏说，衡山岳庙倒塌损坏，于是想把庙中后妃神像、寝殿、朝堂全部毁掉，只设置坛场、围墙和斋室，用来供奉祭祀；他还引用宋儒张栻的话说：“河流山峙，是山川的形体；至于把人的因素加进去，又有什么必要？山川之气流通，可以彼此相接；至于建造屋宇，又有什么必要？”皇帝把他的奏疏交给礼部议论。尚书胡濙认为，太祖更定神号而没有废除神像设置，一定有明确的见识，陈祚所说的不能实行。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命湖广布政司督促修缮。按礼制，五岳的地位相当于三公，哪里有不设庙宇、不立神像的道理？陈祚、张敬夫这种浅陋荒野的言论，竟妄自议论祭祀典制，已经开了张璁毁去孔庙圣像的先例。【北岳】北岳恒山，据《一统志》说：“在山西大同府浑源州南二十里，历代自舜巡行以来都在这里祭祀。后来石晋向契丹行贿，把此地割让给胡虏，到了宋代不能收复，于是改在真定府曲阳县致祭。因为民间有飞来石的说法，便借此来文饰这种简陋。本朝沿袭下来没有改变，这种说法流传已久。弘治六年，钧阳马端肃，即马文升，任大司空，才开始上疏请求把祭祀迁回浑源，说本朝既然迁都北平，而真定在京师以南，在那里祭祀北岳很不合适。况且浑源还保存着旧庙基址，修缮并不困难。皇帝把他的奏疏交给礼部，宗伯倪文毅，即倪岳，复奏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只请求修建恒山旧庙而已。有人说，倪文毅的父亲倪谦曾在曲阳北岳庙祈祷，因而生下儿子，于是以‘岳’为名，所以倪文毅竭力阻止迁移祭祀，不知道果真如此吗？后来到万历二十年，大同巡抚胡来贡又像钧阳那样上疏请求，最终被礼部官员的复议阻止，皇帝不准而停止。因陋就简，这种祭祀的正当性，究竟从哪一天开始的呢？《寰宇记》又说：“恒山在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

译《禹贡》说‘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正是这个地方。”《周礼》说并州的镇山是恒山，郑玄注说：“恒山在上曲阳县。”到高齐天保年间，才去掉“上”字，所以郡名叫恒山。如今在这里祭祀，本来没有错，不应当再迁到浑源。”这种说法似乎是承袭赵宋关于飞石的说法而附会出来的，说舜在这里被大雪阻挡，就是所谓柴望祭祀北岳的说法。应当再请博学通达的人加以考辨。【祀典】世宗朝，大批北方胡虏频繁侵犯内地，皇帝十分愤怒，思考如何给予他们沉重打击。当时正值议论礼制纷纷，前代的祭祀典制多有更改。于是修撰姚涞、给事中陈棐等人窥知皇帝的心意，上疏请求在帝王庙中削除元世祖的祭祀；又追论已故诚意伯刘基曾接受胡元的伪命，因此极力为元世祖辩护，导致污损庙祀，这并不是太祖的本意。皇帝嘉许并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又如孔庙把塑像改为木主，把“王”改为“师”，还算有些道理；至于把八佾改为六佾，笾豆礼器也全部减少，则是因为皇帝向来不喜欢师道与君位并尊。永嘉侯张璁窥得皇帝隐约的意思，提出建议迎合，朝廷大臣争论此事，皇帝也不理会。又把欧阳修列入孔庙两庑，是因为他在濮议中的主张与张璁暗中相合，所以特意尊崇他，未免被有见识的人讥笑。至于排斥姚少师配享太宗，则是圣明的见识高出常人，不是臣下所能达到的。今上甲申年，议论孔庙从祀时，支持王守仁的人居多，而主事唐伯元竭力攻击此事，大概仍然沿袭桂萼等人的说法。唐伯元因此被贬离京。此前王守仁与陈献章、胡居仁都奉旨崇祀，事情已经定在第二年实行，唐伯元才出面阻止；并且在奏疏末尾还想把两庑中的陆九渊斥退，而把宋代的周敦颐、张载、朱熹、二程排在十哲之后。于是满朝都感到惊骇奇怪。何况陆九渊受到世宗褒奖，和欧阳修一同配享，怎么能擅自议论废黜降列？他只受到轻微谴责，已经算幸运了。此前江陵张居正执掌国政，最厌恶讲学，所以凡是言官请求将儒者列入从祀，礼部一概不准。到了这时，词臣吴中人王珩极力主张把陈献章、王守仁、胡居仁三人一同配享，大概因为王珩曾弹劾张居正夺情复职而重新起用，所以朝廷都认为他的主张正确。嫉妒的人甚至说，王守仁因为戚畹永年伯而得到从祀，陈献章因为大宦官张宏而得到从祀，于是连累了胡居仁。这大概就是子产扶立公孙泄的旧例，实在刻薄而毫无根据。“先是至甚矣”数句，据写本补入。后来王弇州便上疏请求裁定孔庙从祀，想提升有若、南 宫适的位次，降低宰予、冉求的位次。申时行、王锡爵两位宰相在位时，都是王弇州所厚待的人，结果竟从中阻止了这件事。于是有人说王弇州几乎是在考察圣贤。这种大事，如果不是君主和宰相主持，绝对没有实行的道理；这项议论似乎可以停止了。【园陵设教坊】世宗入继大统后，报答生母的恩德，例如尊奉兴邸旧园为显陵，这是人情，也是礼制。后来推恩给蒋氏，任命他为世袭都督佥事，命他专门掌管祭祀事务，以此比照魏国公徐氏世代奉祀孝陵的旧例，已经是滥用典制了。到了嘉靖二十七年，又增设伶官左右司乐，以及俳长、色长，铸造并颁给显陵供祀教坊司印，这在天寿山各陵之外独为特殊。不仅祭祀丰厚得超过祢庙，连严嵩也认为这是亵渎；而且教坊司是什么职掌，怎么能同陵墓祭祀相提并论？这岂不是要让皇帝的梨园子弟给后世留下讥笑吗？当时严分宜任首辅，费文通任宗伯，难怪会有这样的事。【孔庙废塑像】正统八年，国子助教李继上言说，宫殿将要建成，只有太学还沿袭元代旧制；而且用土木塑造的人像不合适，也不是古代制度，请另选地方改建。皇帝说：“朝廷自有安排。”没有同意。天顺六年三月，苏州知府林鹗因为文庙圣像破败，便把各位贤人的像也一并改成木主，但不敢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到成化十七年，国子监丞祝澜上疏请求把塑像改为木主，皇帝不准，把他斥退为云南府幕僚。到弘治十二年己未，南京兵科给事中杨廉遇到曲阜孔庙失火，便上疏说应趁庙宇重新修好之时改用木主，以革除夷教；又说“大成”二字是比喻性的称谓，不合谥法，也应革除。皇帝虽然没有采纳，却没有加以斥责。到了嘉靖初年，张〔此处“张”字据写本补〕、永嘉张璁掌权，于是天下的塑像都被毁掉了；可见这种主张并不是从张璁才开始的。杨廉又上疏申明祭祀典制，认为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从祀的位置，应当升到汉、唐诸儒之上。他的说法更加荒诞，有见识的人都非难他。杨廉到弘治甲子年以称病为由任光禄少卿，主持浙江乡试时受到言官指责，说他欺骗君主、不忠，后来官至宗伯，并获得皇帝赐予的谥号。当时是嘉靖乙酉年，大概张璁因为这项议论符合自己的主张，便在旁边支持他。【先圣木主】张永嘉执掌国政时，议论把先圣孔子的塑像改为木主。当时徐文贞任编修，直言反对这件事，因此获罪被贬到外地，天下人一致称赞他贤良。原来高皇帝认为塑像是元朝胡俗，城隍、岳渎等神像全都改成木主，废除王侯称号，唯独孔庙仍保存塑像，仍保留王爵。到张永嘉迎合世宗的圣意，把孔子的“王”改为“师”，并且废弃塑像，舆论当时并不赞成。然而广东广州府城隍神的木主，到景泰年间巡抚都御史王翱仍然把它改成塑像。可见高皇帝制定的制度，当时已经不能完全奉行了。又如宣府儒学的圣像，也是土偶；有一位镇守大帅、永宁人谭广，把金属熔铸后藏在土偶中，后来被盗贼从背后挖洞取走。这也是天顺年间的事，见于叶文庄的日记。这样看来，木主也不能一概认为不对。徐文贞直言议论孔庙之事，皇帝非常愤怒，既把他逐出，又下旨说：“徐阶是天下的小人，永远不许提拔任用。”不久，他却越级升为学使，又越级升为祭酒、侍郎，长官卿寺，进入内阁，继严分宜执掌国政，奉行世宗临终的遗命。他成为当时的元老重臣，几乎超过张永嘉而位居其上。弘治十二年，给事中吴世忠请求尊孔子为文祖大成至圣，皇帝没有同意。【吕仙封号】世宗奉行尊崇玄教的各种典礼，多得无法全部记载。只有嘉靖二十五年，永禧仙宫建成，命成国公朱希忠祭告朝天宫等宫观，首辅夏贵溪祭告纯阳孚祐帝君；工部所管工程完工告成，则由次辅严分宜主持。近来吕洞宾屡次显现灵异，但把他封为帝号，却是从这时才见于记载。不过民间还没有人这样称呼他，即使修道之人也不知道。

译【四贤从祀】隆庆初年，徐文贞执掌国政，御史耿定向首先请求把王守仁祭祀于孔庙；给事中赵輄、御史周宏祖则主张薛瑄；都给事中魏时亮又加上陈献章，共三人。后来会议时只有薛瑄一人获准从祀，当时是隆庆五年，徐文贞已经离开朝廷很久了。起初徐文贞议论恢复王守仁的爵位，并想让他和薛瑄一同从祀，但因为众议不同，只恢复了王守仁原来的封爵。等到新郑高拱执掌国政，便指使给事中笪东光弹劾原任给事中魏时亮，说他依附徐阶，私下支持王守仁，借从祀之机滥行封爵，想以擅自封拜的罪名把徐阶、魏时亮判处死刑。大概魏时亮曾协助徐阶极力攻击高拱，所以高拱对他 恨之尤深。恰逢笪东光发疯，穿着红衣、赤着脚，唱着曲子进入朝廷，被弹劾后驱逐。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王守仁从祀。到了今上初年，都御史徐栻、给事中赵参鲁、御史梁许、萧廪、谢廷杰、余乾贞等人，各自单独上疏推荐王守仁，认为应与薛瑄一同从祀；当时万文恭，即万士和，任礼卿，也特意单独上疏推荐王守仁。御史李颐则推荐胡居仁，认为应与王守仁一同从祀，却没有提到陈献章。当时皇帝下旨，虽然命令会议讨论，但张江陵张居正掌权，向来憎恶讲学诸公，言路官员迎合他的意思，接连攻击王守仁，因此礼部卿贰、都察院官员以及词臣，没有一人肯提出赞成意见，这件事便中途停止。到十二年，御史詹事讲首先倡议，又推荐陈献章、王守仁，却没有提胡居仁；南京科道官钟宇淳也赞同他的意见。于是科臣叶遵、主事唐鹤徵又只主张王守仁一人。皇帝把各份奏疏交给众臣会议。都察院右都御史赵锦等、御史许子良等、户科给事中萧彦等、宫坊徐显卿等、韩世能等，分别公开上疏；礼部王士性一人又单独上疏，他们都推荐陈献章、王守仁二人，却仍没有提到胡居仁。皇帝的意思也认为这样合适。当时只有祭酒张位、洗马陈于陛、中允吴中行认为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三人应当一同从祀，内阁大臣也有奏疏，认为三人一同从祀的说法适当。从此从祀典制才定下来。当时礼卿沈归德，即沈鲤，本来主持议论，只偏袒胡居仁一人，对陈献章、王守仁都加以贬斥；忽然听说内阁大臣有奏疏，便急忙上疏阻止。皇帝只批示说：“已经有旨意了。”沈鲤的奏疏和内阁的奏疏在同一天发下。沈鲤于是怀疑内阁故意压制自己的意见，言辞神色间流露出不满，彼此猜疑从此开始。第二年春天，南京户部主事唐伯元又极力诋毁王守仁的学说，言辞甚至不堪入耳。皇帝于是下严厉诏旨，斥责唐伯元偏见和支离之辞，扰乱、毁坏盛典，众人的议论这才停止。有人说，新建伯王守仁的孙子与戚畹永年伯王伟共同凑集数万金，通过宫中的援助才得到从祀，这种说法尤其荒诞。永年伯王伟虽然籍贯浙江，却和文成王守仁不是一家；而且他虽名义上是外戚，实际非常贫困，哪里有钱帮助新建伯呢？王文成在生前死后无缘无故遭人指摘的事情很多，难道真是因为德行高明而受到鬼神窥伺吗？最初议论从祀纷纷时，光禄寺李桢又另行推荐曹端、吕柟等五人，并借批评禅学暗中攻击王守仁、陈献章，因此受到皇帝诘责。大理寺少卿王用汲则单独上疏，专门弹劾守仁背叛朱晦庵；还说守仁曾辱骂朱熹为夷狄禽兽，甚至制造朱熹的像加以鞭打，这又是拼凑传闻、迎合仇恨之言。于是皇帝才有“守仁、朱熹的学术彼此发明，何曾因此废弃一个而保留另一个”的旨意；不过这些都发生在从祀典制尚未确定的时候。当时内阁只有申时行、许国二人在任，沈归德到任还不到一个月，内阁已经上疏申明支持，而礼部的奏疏却表示反对。争论的人都已经把这件事置之不论，只有户部唐伯元在事后仍极力争辩，大概是替沈归德鸣不平。如今沈归德亲自刊刻《南宫奏稿》，记载最为详细完备，却唯独删去了关于从祀的一篇奏疏，不知是什么缘故。王文成刚去世时，桂文襄即桂萼、魏恭简即魏校、董文简即董巳，早已在事先加以阻挠。到穆宗初年，又因为徐华亭徐阶的缘故，牵连到良知之学，攻击一直没有停止。直到甲申年，才由皇帝亲自裁断，允许陈献章、王守仁列入两庑从祀。而唐伯元的户部奏疏中甚至说皇帝如此尊崇宠信王氏，大概暗中指责永年伯王伟贿赂、勾通宦官，奏疏被皇帝看到，因此皇帝发怒而将他贬谪。这类话如果是在世宗朝，追究到底，唐伯元恐怕难以免罪。又如陈白沙在先朝曾与薛文清一起被议论从祀，忽然有人诽谤说大宦官李芳是广东人，与陈献章同乡，是暗中主使，于是议论中止。陈献章在成化年间被征召时，也受到邱文庄的肆意诽谤，邱文庄同样是他的同乡。到甲申年陈献章得以从祀时，言官又说：“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宏原本出自粤中，偏袒本乡前辈，特意下达允许的旨意，把三位大臣一同列入从祀。这就是沿袭子产扶立公孙泄的旧有做法。陈献章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因同乡关系而受到牵累。然而议论薛瑄从祀时，高新郑高拱执政，主持此议的言官以吏科都给事中韩楫为首。韩楫是山西蒲州人，与薛瑄同乡，因此极力推崇薛瑄；又因为他是高新郑最亲信的门生，所以一篇奏疏上去，穆宗立即批准，满朝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至于胡居仁，过去很少有人议论把他列入从祀，台臣李颐也是余干县人，与胡居仁同邑，这才把胡居仁提升到薛瑄、王守仁的行列。后来沈归德根据皇帝只让胡居仁一人从祀的奏疏，虽然两位贤人没有辱没盛典，却又得到同乡的这种帮助。【给前代忠臣加谥号】蜀汉关壮缪侯，是本朝最为崇奉的神，到今上时，屡次加封，直到大帝天尊的称号，已经达到极点。有人说皇帝梦中受到奇异感应，于是提升了他的衔名，不知道是否果真如此。然而又给南宋岳鄂王加谥号，见于诰词，规格不低于关壮缪侯，只是天下人或许还没有听说。最后给岳飞增加的谥号是：“诛邪辅正大将、精忠武穆帝君，主治洞天福地，统领禋祀蒸尝，协理三十六雷律令，赞七十二候天罡，受命上清，永扬帝化，神霄右监门，靖魔忠 勇岳鄂王，荡卤大元帅。”对他的崇奉也达到极点了。现在西湖岳鄂王祠，修饰得十分华丽；禾郡有人说他的子孙建立了祠宇，为什么不把这个谥号写在庙额上，却还沿用宋代旧称呢？

译【解池神祠加号】国家的盐利，以两淮为最多，但每年收入不过六十万缗，已经相当于天下盐利的一半。若与宋代相比，却只有宋代的二十分之一。考察宋代的盐有四种：第一种叫末盐，就是现在煮海所得的盐，两淮、两浙、荆、湖、闽、广、河北都使用它；第二种叫颗盐，就是现在解州以及晋中蒲、绛所产的盐，中州、秦、晋、赵、魏使用它；第三种叫斥盐，川蜀四路使用它。以上三种和今天大致相似，但行盐地区已经不同；第四种叫崖盐，出产于土崖，秦、凤、阶、成等地使用，现在已经没有听说了。然而宋代一年获得的盐利，总共有二千余万缗；我朝全盛时期，为什么仅仅只有这么一点？洪武三年，户部又说陕西察罕脑儿之地有小盐池，设置盐课提举司，行盐地区东到庆阳，南到凤翔、汉中，西到平凉，北到灵州，都招募商人运粮来换取盐。这样看来，产盐的地方，也有宋代没有的。如今只称为灵州课司，只有陇西三府食用这种盐。除煎煮盐以外，只有解盐最为奇特；它出产的年份也有丰歉。唐大历年间，河中盐池被秋雨毁坏，度支韩滉却独自称说这并不是灾害，而且还有祥瑞之盐。代宗很高兴，赐给两个盐池名称，一个叫宝应，一个叫灵应。近来今上己丑年，河东盐池的盐利大为兴盛，御史秦大夔上奏报告，请求提高其神的封爵，以报答神灵赐予的恩惠。当时，朝廷议论说本朝早已把天下神祇的侯王称号革除，于是下诏赐祠额为“灵惠”；这是因为主管盐业的神，只有解池之神显著灵异。解池相传是蚩尤的血变成的，这种说法荒诞不经。而且盐池长五十余里，周长一百余里；又有两处淡泉，水味非常甘甜清冽，盐必须得到这种水才能形成；还有女盐池，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当地人引水灌溉盐田，水分耗尽后泥土自然结成盐，这大概是天然形成的利益。自从大历年间上奏请求祭祀后，便修建盐风亭，在盐池北面的峨嵋坡有一块碑。到贞元十三年，又有盐池灵应公碑，于是更加得到封爵。到宋大中祥符甲寅年，盐池严重毁坏，关壮缪凭借阴兵与蚩尤交战并将其击败，于是才为他建祠。到崇宁元年，加封关壮缪为忠 惠公。大观二年，又加封为武安王。大概关壮缪因为这是自己的桑梓之乡，特别用心加以保护，于是盐池的功劳便超过盐神，居于其上了。【部科】凡是部曹一旦升任副郎，马前就可以使用鞍笼，和正郎以及科道诸臣一样。如今只有吏部、礼部没有这种仪仗。相传铨属官认为本衙门地位显要，想比照小京堂使用红鞍笼，上疏后却没有得到诏旨，于是连青鞍笼也一并弃置不用。礼部因为是秩宗清望之官，不同于其他部，也屏弃不用。又按照七品官的旧例服用鸂涑，过去多数另缀其他补子，只有给事中独自使用这种服饰，中书舍人也仿效。大概这两个官署都属内府衙门，办理文书时同署出入。京城人因此编成话说：“礼科不带鞍笼，是想和吏部相同；中书舍人学着穿鸂涑，是混同仿效掌科。”又吏部、礼部的司官往来时只称“侍生”，不用“寅”字，自然也和其他部署不同。【比甲只孙】元世祖的皇后察必，宏吉剌氏，创制了一种衣服，前面有衣裳而没有衣襟，后面比前面长一倍，也没有领子和袖子，只缀有两条带子，名叫“比甲”，大概是为了便利骑马射箭。它流传到今天，北方的妇女还很喜欢，把它作为日常服装，甚至织金刺绣，穿在衫袄外面。它的名称也沿用旧称，却不知道名称的起源。又有一种所谓“只孙”，是军士所使用的服装。如今圣旨中时常有制造只孙的件数，也起源于元代。当时的贵臣凡是奉召入宫宴饮，必定穿着这种衣服进入禁中，以表示隆重。如今只作为卫士的常服使用，却不知道这是沿袭前代胡俗。只孙，《元史》又写作“质逊”，汉语意思是“一色服”，天子有时也穿，所以这样说。【仕宦谴归服饰】如今大小臣僚被削除名籍、降为平民的，按例可以辞朝。过去成化三年，故相商淳安，即商辂，被召回时还没有恢复官职；等到他到宫阙，便把名帖投给鸿胪寺，称自己是浙江某府某县的平民，臣商辂奉行取之命入京。朝见以及陛见时，他戴方巾，穿圆领袍，系丝绦，大概是仿效杨廉夫拜见太祖的故事。想来当时大臣被编入平民者，服饰体制都是这样。近来今上甲申年，刑部尚书潘季驯被降为平民而辞朝，头戴平巾，也穿布袍、系丝绦；他的巾式像吏人的制度，只是没有展翅。如今六部以及 藩司的知印还戴这种巾，已经不是方巾了。近来听说朝廷官员受到谴责、斥退、削籍后，都戴小帽、穿青衣，虽然说是表示贬损和反省过错的意思，恐怕并不妥当。这本来是舆夫、皂隶的服装，充军的人才穿它；而充军是严重的惩罚，按例不能辞朝。至于降为平民的人，圣旨说回原籍当差，仍然是田间的良民，本来并没有罪。国初粮长按例可以使用平巾，那么藩司的知印和寇官所戴的，似乎就是从这种制度来的。又有冠带闲住的人，圣旨必定先说“革了职”，因为已经剥夺了爵秩，没有品级高低可以区别，一切头踏、仪仗、侍从都不能使用，只允许穿仕服。因此嘉靖辛酉年，高安人吴宗伯闲住回乡时，虽然已经拜为少保，接见客人也只穿青衣、系角带，连侍卫都没有。真是深知祖制，得到了大臣应有的体统。如今却都穿着章服，居住乡里也穿蟒袍、佩玉、着金紫，前呼后拥、仪仗显赫，和在任时没有区别，相差太远了。想起今上乙酉年，右通政梁子琦因为议论寿宫不合圣意，奉旨降为本司参议闲住。丁亥年，在籍兵部尚书凌云翼因为殴打生员而被弹劾，奉旨革去宫保，以尚书身份闲住。既然已经罢职闲住，又还有什么品秩可以再降呢？却又继续贬谪，这就成了无官之人反而又得到官职了。内阁这样票拟，只会让不熟悉政务的人笑话；先朝的老臣，决不会迂腐到这个地步。【教坊官】教坊官在前元最为尊贵显赫，品秩达到三品，官阶称为云韶大夫，直到和声郎，地位大概也完全不是士人可以相比的。我朝教坊的长官称奉銮，虽然只是正九品，但因为在御前供职，也可以使用幞头、公服，看上去俨然像朝廷官员。按祖制，乐工都戴青橑字巾，系红绿搭膊，平常服装则戴绿头巾，以区别于士人和百姓，这是《会典》记载的。又有穿带毛猪皮靴的制度。如今他们戴进贤冠、束带，竟然和百官没有区别，而且还可以列入朝会行列，真是奇怪啊！○科场 【教职屡为考官】荆州府教授陈观，字子澜，凭乡荐授任福建

译延平府教授，任满后调任湖广黄州府，升任国子助教，极力请求补任外职，改授武昌府。又调任荆州府，第一次任应天府乡试同考试官，第二次任福建考官；调到荆州后，又担任江西、福建的考官，任满退休回乡，后来起复为应天府乡试同考试官。从来没有举人直接授任教授的，陈观却得到了这种任用；又辞去成均的职位而就任外官，并且历任四郡，这是第一件奇事。教职官担任典试官，从未听说有人三次、数次任职，陈观一共六次，而且担任应天同考官也有两次，这是第二件奇事。陈观于洪武庚午年登科，壬申年就选任官，到正统辛酉年还在主持考试，担任教职总计五十余年，这是第三件奇事。低品官已经退居林下，却又特意选为主考官；既多次任主考，又任分考，这是第四件奇事。事情见于陈少保〔陈循〕所作的《陈观志铭》。【学士两主会试】建国初年官制尚未确定，翰林词林人才稀少，因此有一人三次主持会试的情况。例如永乐十六年戊戌、二十二年甲辰，都是侍读学士曾棨任正主考；到宣德二年丁未，曾棨以左春坊大学士兼侍读学士身份又任副主考，这就是三次。宣德八年癸丑，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任副主考；正统元年丙辰任正主考；正统四年己未，已经升任礼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又任副主考，也达到三次。然而这两位后来都只做到卿贰，没能大用。到成化以后，翰林词林人才充备，渐渐不再有这种情况。只有钱文通，即钱溥，在成化乙未、辛丑两次任正主考，到了弘治三年庚戌，又进入考场主持会试。他前两次是学士，最后一次则是文渊阁大学士，已经不是一般词臣可比了。其他词臣两次主持会试的本来很多，但后来多是因为进入内阁才获得这种机会。没有成为阁臣而两次主持南宫会试的，天顺四年庚辰，尚宝少卿兼编修柯潜任副主考；七年癸未又以原官任副主考，恰逢科场失火，考试未完成便结束，这件事没有什么可说的。彭文思，即彭华，以光禄寺学士身份主持成化戊戌年会试，以正詹事兼光禄寺学士身份主持成化甲辰年会试；吴文定，即吴宽，以谕德身份主持成化丁未年会试，以吏部侍郎兼学士身份主持弘治壬戌年会试；石文隐，即石珤，以礼部侍郎兼学士身份主持正德庚辰年会试，以吏部尚书兼学士身份主持嘉靖癸未年会试；张宗伯，即张潮，以少詹事兼学士身份主持嘉靖壬辰年会试，以礼部尚书兼学士、詹事府掌府事身份主持嘉靖甲辰年会试；曾宗伯，即曾朝节，以礼部侍郎兼学士、掌翰林院事身份主持万历戊戌年会试，以礼部侍郎兼学 士、掌詹事府事身份主持万历辛丑年会试。这五位大臣中，后来只有彭华、石珤做到辅臣；但彭华在戊戌年任副主考，甲辰年任正主考；吴宽在丁未年任副主考，壬戌年任正主考；石珤在庚辰年任正主考，癸未年反而任副主考；曾朝节两次都是副主考；其中只有张潮两次都任正主考，最为奇特。然而甲辰年那场考试中，张潮因病死在考场里，尸体由轿子抬出，盛事中竟有这样的缺陷。【十典文衡】王弇州《盛事纪》说，钱侍郎，即钱习礼，六次主持文衡，认为这是极为奇特的事。不知道钱习礼在永乐二十三年甲辰已经担任会试同考官，宣德二年丁未又进入会场任分考官；再加上后来主持乡试、会试，共有八次。而正统元年丙辰廷试、正统四年己未廷试，又都任读卷官，总计主持考试事务十次。又钱习礼最初主持应天乡试是在宣德己酉年，王弇州却误写成永乐丙午年；正统四年任读卷官，王弇州又误写成主考官；到正德六年辛酉，钱习礼又以翰林院学士身份主持顺天乡试，而王弇州的记载却漏写了。这才知道记载史事并不容易。王弇州《盛事》又记载梁文康，即梁储，在正德戊辰、甲戌两次主持会试，这一点是对的；但梁文康在弘治壬子、辛酉又两次主持顺天乡试，竟然也漏记了，这是为什么呢？至于刘文靖，即刘健，两次主持两京乡试，四次担任会试同考官，一次主持会试，六次充任廷试读卷官；李文正，即李东阳，两次主持两京乡试，两次担任会试同考官，两次主持会试，八次充任读卷官，似乎也可以作为钱侍郎的次一等人物了。杨文敏（荣）又主持过一次京畿乡试，九次担任廷试读卷官，也可以称作十次主持文衡。他起初参与编修《高庙实录》，后来又参与编修文、昭、章三庙实录，并且都担任总裁，这些经历都是很难遇到的。他十次主持会试，前一人为胡忠安（濙），后一人为严分宜（嵩）。十次担任读卷官，前一人为蹇忠定（义），后一人为王文端（直），也可以称作盛事。【金实】金实是浙江金华人，永乐初年为生员。他上书陈述王道，纲领有四条，具体条目有五项。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又让他应试策论三道，都符合皇上的旨意，于是命令他 进入文渊阁，参与编修《太祖实录》。书成后，授任翰林典籍。又参与编修《永乐大典》，晋升为春坊司直郎。洪熙年间，升任卫王府长史。正统四年，充任会试同考官，就在这一年死于京城。他以青衣生员的身份参与纂修，这是第一件奇异之处；以东宫近臣的身份进入王府任职，这是第二件奇异之处；以藩府属官的身份承担主持考试的重任，这是第三件奇异之处。当时官制已经长期确定，唯独金实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该科与金实一同担任分考官的，有浙江佥事花润生；还有江西丰城人李郁，以承差身份学习《礼记》，考中第五十九名。【考官序次】景泰二年会试，考官是吏部左侍郎江渊、修撰林文。两人都是庚戌科进士，林文是一甲第三名，江渊则是庶常。林文担任史官已经滞留二十二年了。主持会试的礼部尚书杨宁，也是他们的同年进士。三人的官职、爵位高低相差悬殊，却共同主持南宫考试，这已经很奇异了。至于房考官，则是侍讲刘俨，他的官职反而高于副主考。修撰、编修二人次之；南京刑部主事钱溥、广东左参政罗崇本又次之；最后则是教授、学正、训导各一人，共有分考官八人。起初录取二百人，比前朝增加了。景泰五年会试，分考官开始不再任用外官。负责房考的是翰林院侍讲兼左春坊左中允杨鼎，詹事府丞李龄以己酉贡士身份列于其后，左中允兼修撰柯潜又列于其后。由此可见，本朝官制重视翰林词臣而抑制坊局官员。而且侍讲、中允都是正六品，却这样相互兼任。天顺初年，岳正以修撰身份入阁，也兼任赞善，同样都是从六品相兼。

译到了今上己卯年，任用中允高启愚主持应天乡试，以侍读罗万化为副考官。后来高启愚以舜、禹命题，被言官交章弹劾，高启愚被削夺官职。弇州公说，按照旧例，修史主持考试，都是先由讲读官担任，之后才轮到中允；这次任命是出于政府的意思，却不知道讲读官也可以兼任中允。这样看来，不只是弇州不熟悉典故，即使江陵公当权时，也不了解本衙门的旧制度。这一年会试的对读官有仙居知县张翔，名下注明为书文学才行出身。录取三百五十人，采用永乐十三年的制度。又，正统十三年，弇州说该科廷试由右都御史、掌鸿胪寺杨善以守城功劳担任读卷官，但这一年《登科录》中并没有杨善的姓名；直到景泰二年、景泰五年两科，他才开始担任读卷官 而已。况且正统戊辰科时，杨善还只是以亚卿身份掌管鸿胪寺；到了景帝监国时，才升为右都御史。弇州博学广闻，号称第一，却偶然错误到这种程度。【乡试取士滥额】景泰四年癸酉，各省、直隶乡试结束后，给事中徐廷章上书说：“如今科举考试，山西、陕西都录取一百人，人数超过定额三倍，违反典制。”考查正统四年英宗在位时，已经规定山西、陕西的解额都是四十人。这样看来，虽然所录取人数还没有达到三倍，但考官故意违背明旨，罪责难以逃脱。于是礼部复奏说：“今后仍应按照宣德年间的定额办理。”这就是说，并没有把正统年间增加的名额视为定制。又说：“如果文章确实有很多合格的，也不妨多录取，但不得超过二十人。”这样连宣德年间的旧额也不再遵守了。当时掌管春曹的是胡忠安（濙），这个人靠含糊其辞取得高位，难怪会有这样的议论。到了正德三年，科场定制已经明确完备很久，又因给事中赵铎的奏疏，交礼部议定增加解额：陕西一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东、山西各九十名。当时刘瑾是陕西人，焦芳是河南人；所以他们相互勾结作奸，优厚地照顾自己的乡里。而齐、晋两省也因得到这点余惠，竟超过江、浙、闽、楚四个大省，居于它们之上。又过了两年，焦芳被逐，刘瑾被诛杀，这项主张便不再实行。然而当时周阳曲（经） 以宗伯身份主持这项议论，为什么附和到这种程度，难道也是因为他自己是山西人吗？此前弘治年间李广死时，六科、十三道列举周经行贿结交等罪状，周经愤怒地严厉申辩。现在看他这次举动，恐怕并非诬陷。不久周经去世，获赠谥号文端。当时周经的女婿曹元是逆瑾刘瑾的私人亲信，刚入阁辅政，于是周经得以上谥。考查正统初年广额时，江西只有六十五人，河南只有五十人；可是宣德八年，一甲第三名钟复已经考中江西乡试第一百零九名，三甲进士杨玉已经考中河南乡试第一百二十七名。这件事就无法解释了。【奏讦考官】自古以来，子弟考试不中，父兄没有上奏攻击考官的，只有景泰丙子年顺天乡试，内阁大臣陈循、王文这样做过。陈循为儿子陈瑛申诉，王文为儿子王伦申诉，说他们的文章都很好，却没有被试官刘俨、王谏选拔，想治试官的罪。幸亏大学士高 谷竭力替他们解救，刘俨等人才获得宽宥；陈瑛、王伦都获准参加会试。第二年丁丑正月，睿皇复辟，王文被诛杀，陈循被遣戍。这种事情古今罕见，难怪他们很快就败亡，后人也没有谁敢仿效。只有嘉靖甲午年顺天乡试，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汪鋐因为儿子没有中式，便指责科场弊端，弹劾考官廖道南、张衮，并以太祖诛杀刘三吾为例。廖道南等人便引用陈循、王文以及刘俨的旧事作为答辩，皇上两边都没有追究。第二年汪鋐也被弹劾罢职，不久去世。汪鋐的蛮横凶恶，这只是其中一端；而且他狠毒昏暗、没有见识，到了这种地步尤其可笑。此后两科，是庚子年顺天乡试，掌詹事、礼部尚书霍韬也因为儿子霍畿考试未被录取而非常愤怒，想弹劾主考童承叙、杨惟杰。他的门生李开先竭力劝他说：“您有九个儿子，怎么知道其中没有考中的？姑且听凭结果吧。”霍韬的次子霍与瑕果然考中广东乡试第九名，霍韬于是停止上疏，不久也死在任上。自从制科实行以来，大臣只有这三次这样的举动。到了霍渭厓这里，正逢皇上正受到宠信和了解，如果他的奏疏果真上呈，必定会受到非同寻常的处分；幸亏李中麓用委婉的话劝止了他。总之，他们疼爱子女太深，撕裂纲常而不顾后果，有的被诛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自取灭亡，都发生在相隔不远的几年之间，可见他们的良心早已死了。【减场解元】正统甲子科四川乡试，以周洪谟为解元。他的试卷减场只写了五篇，是监利县教谕杨述特别选拔的。第二年乙丑科，他考中一甲第二名，后来历任史局官职。到成化十六年，周洪谟任礼部右侍郎，上呈《疑辨录》三卷，订正《朱熹集注》、五经、四书中的错误，想请求皇上裁定，亲自加以删改；把原有错误写在前面，把现在订正的内容续写在后面，并赐给书名，如同汉代《白虎通》一类。皇上说：“汉、唐、宋各代儒者对四书、五经的注释，各有根据和源流。永乐年间，儒臣奉诏编修考订，把不违背经书本旨的内容全部录下来，颁行天下，士人学习这些已经很久了。周洪谟却凭一己之见随意改动，不准施行。”第二年周洪谟就升任礼部尚书。他掌管礼部期间提出了许多建议，也没有全部得到实行。宪宗去世，他首先上疏驳斥御制的《太学碑》《灵济宫碑》《东岳碑》《显 佑宫碑》《延福宫碑》《戒百官敕谕》以及《龙文春景诗》等文字，指出其中用字错误，应当命令改正；又说宪宗谥议中含有讥讽，应当立即逮捕万安 等人治罪。当时孝宗刚登基，山陵祭葬才结束，周洪谟竟敢指责先帝制作的错误吗？逐句摘取、逐字贬斥，毫不留情，这究竟是什么用心？难道是因为《辨疑录》曾被宪宗斥责，所以借此发泄怨恨吗？当时万文康已经离职，又是周洪谟的同乡。看来周洪谟是借机排挤当政的刘博野、尹泰和等人。皇上命九卿、翰林会议，他们都引用经传、诸子、史书来证明先帝的圣制，竟没有一个字错误。而且谥议由礼部负责办理，当天为什么不说，不过是想为自己求恩，却把祸害嫁给别人，看来他的隐情已经被彻底揭穿了。复议奏疏上呈后，皇帝下旨说：“御制文字考订无误。周洪谟竟敢妄加诋毁，本来应当严加治罪，姑且罚俸三个月。”于是六科的韩重等人、十三道的刘宪等人，都群起弹劾并要求治罪。

译皇上认为周洪谟挟带私心、偏执固执，但既然已经罚治，姑且宽宥他，这是为了保全大臣的体面。假如当时言官再追究他乡试只写五篇试卷却冒充冠于贤书之首，以及献上的书被先朝排斥而因此进行诽谤讥刺，那么他不但不能继续担任秩宗，而且还会招来大祸。然而最终没有一个人提及这些。第二年周洪谟被罢免，死后获赠谥号文安，这固然是圣朝宽容优待；同时，当时士人的风气敦厚、朝廷的议论平正，也确实不可诬蔑。成化末年，占城国王古来受到安南逼迫，弃国前来求救。周洪谟在礼部任职，请求命令广东官员护送他返回本国。尹直责问他说：“回国后遭到杀害怎么办？”周洪谟说：“在他们那里被杀，与我无关。”他的经世才略就是如此。【顺天解元】顺天解元一向有遭到议论的，因为京城附近人口众多，嫉妒和非议容易产生。按我所知道的，景泰四年癸酉科第一名罗崇岳，是江西庐陵人，因为冒籍被斥退。景泰七年丙子科第一名徐泰，是直隶江阴人，因内阁大学士陈循、王文交章议论，经过复试后得以保留。这两件事，《英宗实录》都没有详细记载。到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第一名章礼是浙江余姚人，因为冒籍被弹劾，复试后得以保留。万历十六年戊子科，王衡是直隶太仓人，因为是大学士申时行之子而受到怀疑，复试后得以保留。万历三十八年庚子科，第一名赵维寰是浙江平湖人，因为文体被参劾，礼部复试后被处以罚科；举人有罚科，从此开始。总之，像王衡那样博学广闻，像赵维寰那样精通经学，都无愧于榜首，却仍遭到指摘，世人都替他们感到冤屈。当太仓公为儿子王衡申辩、请求复试时，引用了章礼的例子，却没有提到徐泰，大概只是偶然没有想起来。【京闱冒籍】明朝初年，禁止冒籍的规定很严，但实际揭发得并不多。只有景泰四年，顺天乡试查出冒籍者十二人。当时礼部主事周骙请求按例治罪：已经中式的斥退，不予录取；尚未中式的终身不准参加考试。后来言官认为处罚过于苛刻，才下令被斥退者仍准许再次考试，其中汪谐下一科就连续考中。到了成化四年，发生星变，南京科道官接连上疏弹劾吏部左侍郎章纶，指责他放纵儿子章元应冒充京卫军余籍贯，侥幸在京闱中式，并要求追究其他罪行。皇上命礼部右侍郎、刑科都给事中毛宏前去查办，查实后上奏请求分别处理。皇上认为事情发生在革除旧制以前，姑且宽宥；但革除、斥退章元应，命他重新参加考试，他又考中浙江第二十名，终于以乙未科考取高等，成为显官。到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顺天中式的陆光祚、毛延魁、陈策，都因冒籍被弹劾。礼部请求发回原籍，皇上命令姑且准许留在京城，但不准参加本年考试；同时宽免他们父亲或叔父陆杰、毛蕖、陈璋的罪责，他们分别是侍郎、太仆卿、鸿胪卿。到嘉靖四十三年甲子顺天乡试结束后，给事中辛自修又弹劾章礼等五人冒籍。皇帝下令复试，只斥退两人，而章礼仍以乙丑科登第，其他考官、监试官都没有受到追究。到了今上十三年乙酉科，顺天乡试结束后，冒籍的说法纷纷出现，后来由给事中钟羽王揭发。浙江人冯诗等八人，都奉到严厉的圣旨；冯诗等二人戴枷在顺天府前示众，期满后与另外六人一同发落为民，终身禁锢。当时审讯惩治十分残酷，两个生员受了重伤，戴着三木，在隆冬严寒中都濒临死亡，后来才苏醒。八人中史纪纯的父亲史钶是编修，被革职闲住；提学御史董某因失察被调任；正主考左谕德张一柱调往南京。自古以来冒籍受到的惩罚，从未有这样严酷，而且牵连如此广泛的。到了后来再次议论此事，宽大的政策才普遍施行。【薛文清主试】英宗天顺元年，南京举行考试，阁臣许彬的儿子许起，与忠国公石亨的侄子石俊，一同考中进士。当时有诗说：“阁老贤郎真慷慨，总兵令侄独轩昂”，指的就是这件事。但《登科录》刻写许起的书法官职为兄 越、奎文阁典籍，遍查历朝都没有这个官职，但刻录一定不会错。大概英宗时期仍沿用开国初年的旧制设置官员；如今《实录》《会典》等书都没有记载，可见失传的旧官职很多。所谓“吴节只知通贿赂，贤孙全不晓文章”，固然是仇家之言；如果所谓“问仁既已无颜子”指的是“克己复礼”这一节的题目，而删去开头一句，这还说得过去；至于“祭告如何有太王”，《诗经》中是后稷配天，如果程文果然有这句话，似乎很难解释；至于“告子冒名当问罪，周公渫井亦非常”，因为《孟子》的题目本是公都子的话，却删去公都子而直说告子；《周易》的井卦却引用周公，这种说法出自开国初年的赵东山，也略有可议之处。这一年薛文清主持考试，以这样的人品和学问，尚且遭到诽谤，落第举子的议论真是可怕！这一年同考官有翰林典籍徐佖、刑科左给事司马恂，两人的身份都记作贡生、系举人；供给官是大兴、宛平二县主簿，二人都叫王珙，一个是丙辰贡士，一个是壬戌贡士，都是岁荐出身；负责房考的同考官，是尚宝少卿兼编修钱溥，以从五品兼任正七品，但他在试卷批语中的官衔只写少卿；正主考是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薛瑄，官品记作正三品兼正五品；副主考是通政参议兼侍讲吕原，以正五品兼带正六品，但只写兼任学士、侍讲，而没有写九卿的官衔。这些都无法解释。钱溥本来凭《春秋》经学起家，这一年阅本经，又兼看《诗经》，也很奇特。【天顺初元会试】英宗在天顺元年正月十七日复位，二月举行会试，主考官是薛文清（瑄）、吕文懿（原），两人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人物。许起、石浚登第时，许彬以侍郎兼学士任次辅，石浚的叔父石亨以忠国公任总兵官。当时有人作俚诗嘲笑主考官说：“阁老贤郎真慷慨，总兵令侄独轩昂。”说的就是许起和石浚。到了天顺四年，吕原再次主持会试时，石浚先因石亨失败，诈称有病居家而被褫夺官职，后来又因心怀怨望在市中被磔死。假如放在今天追究往事，那么薛、吕二人也很难免罪。这一科的分考官中，有尚宝司丞兼编修李泰，他就是太监永昌的嗣子。首场三道题出自《大学》《论语》《孟子》，但第一道题没有刻录程文，实在无法理解。又有读卷官武功徐王、靖远王、兴济杨三伯；而弥封官中有光禄卿蔚能，他从厨役起家，而且曾因盗窃膳食物品被治罪。下一科蔚能再次担任弥封官时，已经升为礼部右侍郎，掌管寺事。前一卷已经记述石亨、许彬的事而不完备，这里再详细说明。

译【会试刻文】会试录刻录文章，前朝大多不拘泥于格式。例如成化二年丙戌科，五经各刻录文章三篇，第二场才刻诏书。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第二场刻录论二篇。弘治六年癸丑科，也刻录论二篇，又刻诏书一篇。弘治十八年乙丑科，又刻录论二篇。正德六年辛未科，又刻录论二篇。然而会元邹守益的论，排在第八名沈圻之后，此后便不再有这种情况；而武举录有时刻录二论，有时刻录二策，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会试刻文】会试录中所刻的文章，前朝大多没有固定格式。例如成化二年丙戌，五经每经各刻文章三篇，第二场才刻诏书。成化十七年辛丑，第二场刻论两篇。弘治六年癸丑，也刻论两篇，另刻诏书一篇。弘治十八年乙丑，又刻论两篇。正德六年辛未，又刻论两篇。但会元邹守益所作的论，排在第八名沈圻之后；从此以后便不再有这种情况了。至于武举录，有时刻论两篇，有时刻策两篇，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京考官官字据写本补，被劾】弘治十七年甲子科，礼部建议任用京官到各省主持考试，于是浙江聘请南京光禄少卿杨廉，山东聘请刑部主事王守仁，事情办完了。到了十二月，南京御史王蕃弹劾杨廉以省亲为由离职，王守仁以养病为由离职。省亲的人，背离亲人而不孝；养病的人，借病推托而不忠。不忠不孝的人，根本品德已经丧失，凭什么衡量人物？请求恢复由里选官主持考试的制度，惩治杨廉等人的罪过。然而杨廉确实是因为亲人在浙江，王守仁则是病愈后北上，两人都不是现任官。王蕃的话虽然过分，但当时由御史出面征聘京官，也似乎超出常规，所以只实行了一科，很快就停止了。如今的制度，则是提前向朝廷请示，任用翰林院、都察院以及各部属官中有资格的人主持各省乡试，于是成为定例，不能更改了。王文成后来功名事业自不必说，即使杨廉也升到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恪。可见言官的弹劾文书，也未必真正能决定人的轻重。【考官争席】李文正（西涯）起初在翰林词林，后来身居宰辅之位，都以性情和蔼、宽容待人而著称。只有他任太常少卿时，主持弘治癸丑会试；当时耿文恪（岳）以礼部尚书身份主持会试，刚入帘时举行大宴，因席位问题发生了言语冲突。等到以《壁经》命题时，第一题竟是“伯拜稽首让于夔龙”，用来戏弄耿岳，也可以说是开玩笑而不过分。当时同考官有三名修撰，钱福排在杨时畅、涂瑞之前。钱福后来比杨时畅晚四科，比涂瑞晚一科；按翰林词林五品以下的惯例，都是只论科第而不论现任官职，他却竟然越过前辈如此之多。难道是因为钱福为鼎甲而受重视吗？但涂瑞也是鼎甲。涂瑞、钱福都治《书经》，却有许多地方配不上第一题。这一年刻录了两篇论，都非常浅薄；又刻录一篇诏书，只有寥寥数语，不像今文，也不像古文。当时破格刻录程文，本来想凭它们惊动世人，没想到本领只有这样。【霍渭厓不认座师】座主与门生的情谊，从唐代以来就受到重视。不过汉代州牧考察孝廉、秀才，三公征召属官，也有至死报答的；他们报答知己恩情的程度，本来并不低于唐代。本朝乡试、会试的座主与门生也同样如此，只有嘉靖年间的霍渭厓（韬）考中甲戌科会元，却不承认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简是自己的座师；到己丑科主考时，对当年一榜所投的门生帖也不接受。霍韬有才却嫉妒刻薄，因为议论兴献皇帝的大礼而突然显贵，所到之处都与人互相攻击，人们很害怕也很厌恶他。这种事也只有霍韬做得出来，张萝峰想效仿却做不到。在他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师弟相得】座主尤其看重会试分考官，门生终身执弟子礼而不衰。至于乡试分考官，有的长期居于低级官位，而门生却登上显要职位，这些房考官便不敢再以尊长自居，门生礼节也稍有减弱。到了焦弱侯太史（竑）却不是这样。他考中甲子年应天乡试时，正好世宗刚刚更改典制。我的祖父以仪曹正郎身份担任一房考官，得到焦竑的试卷，想把他列为第一；但主考官欣赏我祖父所阅的第二份试卷，沈太史虹台（位）把它定为解元，焦竑稍稍排在后面，然而两人相知最深。焦竑长期困于会试，每年一定到我家来，住满一个月，借看藏书；当时焦竑贫困，甚至亲手摘录书籍；有时遇到大部头书，我祖父就拆开送给他。我的父亲比焦竑小十四岁，却很早登第，但一直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他，焦竑也没有因此稍稍降低对他的态度。到己丑科焦竑考取状元，我祖父非常高兴，派人去祝贺；我的父亲于是托信告诉他，不要沿用翰林词林中旧有的称呼，一定要像平日一样称兄道弟。焦竑回信说：“兄长的高义不能违背。”已经不再使用“晚”字了，他的真率就是这样。不过焦竑这一科的第一名试卷，是四川人范太史凝宇（醇敬）的，焦竑与他的情意很不融洽。至于焦竑丁酉科场中的诽谤、己亥年考察中的贬谪，虽然张新建、郭江夏等公不肯忘记他，有人说座师也参与其中，那就无法知道真相了。癸未年，我父亲担任《尚书》分考官，得到一份南卷，认为十分奇异，说：“不是我叔度兄这样的老手，辨认不出来。”这时焦竑还没有改字，而我的父亲从小和他同席读书，对他的文章非常熟悉，于是把他荐入高等。等到拆封试卷、登上榜单时，才知道那人是广东的邓宗龄，当年刚满二十岁，而焦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邓宗龄进入翰林词林，又过了六年，焦竑以状元身份继其后。邓宗龄不久就去世，焦竑虽然晚年显达，又遭到贬谪，但年寿和官位都不可限量。弱侯与宣城沈少林（懋学）同在乡试榜中，同赴京参加会试，途中梦见自己骑着牛头进入京城，回头看时，焦竑骑牛尾跟在后面，于是自负一定能取得鼎元，开玩笑对焦竑说：“你再等我十二年。” 等到乙丑科两人一同落第，他只把这个梦当作梦呓而已。到了丁丑年，沈懋学果然考取第一，而焦竑将要被选为选人，于是沈懋学想起此前的梦，竭力阻止他赴选。后来焦竑在丑科接续沈懋学的盛名，但那时沈懋学已经去世将近十年了。这件事已经有人记载过。不过想来，功名取得早晚本来就有定数；我父亲当时即使真的得到焦竑的试卷，也未必能使他考中。【贵后拜师】王文成从龙场贬所被内调为刑部郎，南海人方西樵（献夫）任吏部副郎时，遇到王文成并与他交谈，佩服他的学识，当即拜他为师。后来方献夫因议论大礼而骤然显贵，曾多次上疏推荐王文成；任礼部尚书后，又推荐王文成入内阁。近来赵定宇少宰因上疏阻止江陵夺情，被廷杖并削籍还乡，负有海内重望，也带着拜师礼到弇州门下，行北面礼十分恭敬。这些都可以说是真正虚心、忘记权势而喜好学习的人。至于罗近溪以进士身份请假归乡，拜大侠颜山农为师，跟随他到远方行脚，还接受他的鞭打责罚，这就近于荒诞无稽了。又如近些年礼拜达观禅师的人，都是年高而早有名望的公卿。他们持钵捧锡，列在高足弟子之中，这又如同崔浩拜冠谦为师一样，不可以作为训范。

译【考官畸坐】本朝两京会试的主考官，一向任用资历深的两位翰林，办理方式大致相同。只有顺天乡试议论最多；但过去有罪同罚，从没有只牵连一个人的，出现这种情况是从天顺己卯年开始的。当时正考官是学士刘定之，副考官是倪谦。倪谦有门生没有录取，便上疏攻击刘定之的私弊，结果倪谦被遣戍，刘定之却没有被追究。直到嘉靖戊子年，庶子韩邦奇任正考官，方鹏任副考官，因为前序引用《尚书》有错误而被议论，韩邦奇被降职外调，方鹏只被罚俸。大概因为指摘本来只涉及一人，所以处分也没有牵连旁人，这还说得过去。至于今上乙酉年冒籍的事情，与主考官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谕德张一桂竟被贬谪调任，副考官陈于陛却安然无恙。戊子年关于关节的弹劾，则两名考官都承担了责任：庶子黄洪宪受到攻击，副考官盛讷却安然无恙；不过张一桂、黄洪宪都是正考官，或许本来就应当独自承担重责。至于丁酉年顺天乡试，中允全天叙任正考官，焦竑以修撰任副考官；考试结束后群臣交章弹劾，只牵连焦竑一人，而全天叙却高枕无忧，没有受到一句呵斥。下一科庚子年，庶子杨道宾任正考官，顾天峻以修撰任副考官；后来攻击顾天峻，情形与攻击焦竑相同，杨道宾却没有受到牵连。这两人既没有涉及关节，又不是正考官，为什么刀箭偏偏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满朝都明知其中缘故，却没有一人为他们辨明，真可叹啊！又，应天己卯、壬午连续两科，也只议论一个人；但前一科因高启愚出舜、禹题目而被怀疑，与副考官罗万化无关；后一科因沈懋孝独自阅卷而受到攻击，而正考官沈鲤因病卧在考场中，两人都不是无缘无故获得免罪。【关节状元】今上庚辰科状元张懋修，是首辅江陵公的儿子。人们说江陵公亲自撰写了策问，交给儿子带入进呈，因此张懋修后来被弹劾削籍，众人都这样认为。此前正德辛未科状元杨慎，是次辅新都公的儿子。人们说首辅长沙公事先把策题给他看，所以他的答卷尤其详细。后来新都公因议论大礼违逆时势，被新贵们集中攻击，也稍稍牵涉到前面的事情。大概因为杨慎博学广闻，无愧于状元，却仍然免不了这样的议论。再此前，永乐二年甲申科，学士解缙任正主考，录取江西泰和人刘子钦为第一名。刘子钦本是本省癸未科解元，连续考中，解缙爱惜他的才华，当面答应他一定取得状元。刘子钦直率任性、不肯谦让，解缙心里轻视他，便把题目秘密告诉江西永丰人曾棨，使曾棨取得状元。题目是询问礼乐制度，皇上的意思必定是想得到学问渊博的人；但若不是事先构思，不能详细回答，所以刘子钦最终落选，却仍被选为庶吉士。这样看来，曾襄敏以名望取得高第，也免不了是通过关节取得状元。如今世人多知道杨慎、张懋修，却未必知道曾棨。不过曾棨与刘子钦都是吉水人，而曾棨与刘子钦又是同郡人，当时并不认为这是嫌疑。这一科选取庶吉士二十八人，用来应合天上列宿。其中江西占十七人，吉安一府又占了一半；浙江七人；南直隶二人；福建、湖广各一人。所谓挨宿周忱，也是吉水人。蜀地、两粤、云、贵，以及中原四大省和北直隶，一个也没有。正好与正统戊辰科相反，那一科只选蜀人与北方人，差别极大。又，这一科会试录取四百七十二人。据杨东里所作《罗简志铭》记载，本朝甲榜自洪武乙丑以后，没有比这次更多的。但这一科的会元又有人说是杨相，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罗简也是这一科的庶吉士，也是吉水人；罗简字汝敬，后来以字行世。又，这一科的庶常陈士启是江西泰和人，先以进士身份到后军都督府观政。当时掌管都府的是成国公朱能，他器重陈士启的才能，两人十分相知相爱。由此可见，五府也有进士观政。如今只把他们分派到大九卿衙门，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年曾棨是永丰人，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简都是吉水人，是堂兄弟。这一年的鼎甲都进入馆中读书，加上庶吉士，江西一共得到二十一人。考查这一年廷试之后，立即选取庶吉士五十一人；其他因擅长书法而被选入、同时进入馆中的人，也列在庶吉士之中，总数为六十一人。看来庶常之盛，也没有超过这一年。第二年又选取二十八人，其中除罗简外，彭琏字汝器、柴钦字广敬、李懋字时勉，后来都以字行世。●卷十五 ○科场 【阁臣典试】隆庆、万历以来，南宫会试的主考官，按惯例任用辅臣，副主考则由翰林词林中的大臣担任，已经成为定规。只有今上壬辰科，内阁列有四位大臣：首辅王太仓、四辅张新建都没有到任；次辅王山阴因争论册立之事闭门不出，只有赵兰溪一人在内阁，于是便同时任用两位词林学士主持考试。辛丑科时，内阁有两人，首辅赵兰溪长期因病闭门不出，只有沈四明一人在内阁；到了丁未科，内阁也只有朱山阴一人，于是像壬辰科一样同时任用词臣。又到庚戌科，内阁有三人，首辅王太仓没有到，次辅李晋江因躲避言官议论闭门不出，只有次辅叶福清一人在内阁，当时主持考试也任用两位词臣。这四科虽然改变了体制，但按形势和道理本来就应如此，何况前朝也有先例。到了下一科癸丑科，内阁只有叶福清一人独任宰辅，典试本应按照前四科的例子办理。然而中旨忽然传下，命令叶福清入闱，又从家中起用原祭酒方德清，作为他的副手。当时空置内阁而等待任用将近三十天，所有送入的票拟本章都从外面送入，拟定的诏旨却都从内廷发出；宫廷膳食、上等酒食，赏赐没有一天间断，真是千古以来没有过的旷世典制！台垣之中寂静无声，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不合体制。甚至原来一向以铮铮有声著称的台臣，临到期限还上疏劝皇帝起驾。下一科丙辰科，吴崇仁以次辅身份主持春闱，却发生了假元事件，狼狈离开京城，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真所谓盛极之后，必然衰败。【有司分考】从今上壬午科以后，议论者认为十三省乡试都由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