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译刘瑾尚未败亡时，国子祭酒王云凤建议说，监生多达二千二百人，廪饩供应不足，应当下令让他们回家依靠亲属，等一年后再行取用；只留下几贡二百人，由他们自备柴米求学；在监读书的人，每年以一千二百人为限。奏疏刚上呈实行，刘瑾就败亡了。于是监生大为喧哗，说这都是刘瑾的私意；况且自备柴米，并不是养育贤才的制度。何况云、贵等远方之地，也一概令其回去，人情难以承受，应当仍旧按照原制度，每年以三千人为常额。皇帝下诏同意。王虎谷只是知道迎合逆贼刘瑾，想博取节省的名声，竟不顾这样改变祖制。监生们于是直截了当地揭穿他的隐情，他还有什么脸面再坐在讲席上面对众多士子？后来还能改任南京通政而离去，也算幸运了。考察成均的二千多人，与今天相比，确实可以说人才济济；但拿来和宋代太学相比，就冷落到了极点。天子培养人才的地方，不能恢复太祖朝的盛况，却只商议削减名额，这究竟是什么心思？此前王虎谷督学陕西时，使用严酷法律鞭打学生，死者很多，所以刘瑾非常喜欢他。到这时他又上疏请求刘瑾亲临太学，仿照鱼朝恩的旧例，但刘瑾没有答应。这样看来，宦官首领的见识，反而还高于国子监祭酒。【又先佞后忠】刘瑾势力最盛时，吏科都给事李宪是刘瑾的同乡，一向依附巴结他。刘瑾任用他去排斥异己，因此他凌辱轻视同僚，当时人称他为“六科都给事”。他又迎合刘瑾的意思，规定新入科的官员都要试任一年，像御史一样；并且上疏诋毁谢迁、马文升等贤臣为奸逆，甚至夺去诰命等重大惩罚，也都依照他的奏疏执行。他常常把金子放在袖中，故意丢在地上，说：“这是刘公赏赐我的。”刘瑾败亡后，他被公论唾弃，便上疏弹劾刘瑾八件违法之事。刘瑾在狱中嗤笑叹息说：“像李宪这样的人，竟然也来纠劾我吗？”不久李宪也被夺职归乡。近年御史杨四知也长期做江陵的门客；江陵死后，攻击他的言论四起，杨四知便上奏极力诋毁故相，一时被认为敢于直言。后来任大理少卿，他过去的行迹逐渐被人察觉，给事中王希泉（德完）直接揭发他从前与朱琏等人交结的情况；王希泉也因大计考察不谨慎而获罪罢职，和李宪正相类似。【佞幸建言可采】世宗朝，朱隆禧和顾可学、盛端明等人，都因甲科出身而被废罢，后来以旁门左道求取皇帝宠幸，都升到了显贵职位，士大夫以称说他们为耻。然而这些人的情况也各有不同：顾可学最为无耻，在京城奔走说情、钻营请托，得意洋洋。盛端明则闭门炼药，不干预外界事务。朱隆禧本来加衔后居乡，从未进京。起初朱隆禧任兵科都给事中，当时三边总督刘天和建议，固原是套虏深入的冲要，而西路红寺堡的旧边界到黄河有六百余里，地势遥远，难以保障；他想把边界推进到鸣沙州，修筑一百二十里的新边防守。事情交给兵科后，朱隆禧再次上奏说：“河套本来是中国的土地，自从余子俊修筑边墙，不以黄河为界，河套便被胡虏占据，宁夏和山后都与胡虏为邻，贺兰山成了边界；自从王琼放弃镇远关，创设新关，贺兰山又被胡虏占据，两个镇至今都受其祸患。如今刘天和没有想到，新边既然修筑，旧边却不守，红寺堡五百里的土地就这样直接丢给胡虏，使延、宁二镇都处在边界之外；我方退一步，胡虏便进一步，这不是替国家作长远打算的办法。”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只略微责备刘天和便作罢。这份奏疏深刻洞察了边防情况。假使当时听从刘天和的建议，那么大股胡虏深入边境，就不用等到曾铣任职时才发生了。这是嘉靖丁酉年的事。到了第二年戊戌年，武定侯郭勋请求恢复各地镇守、分守的内臣，并让他们负责采矿，以资助国用。皇帝于是下令：“姑且让云、贵、两广、闽、蜀、楚、浙、江西、大同 各地各用一人。”朱隆禧又竭力争辩说：“皇上诏令革除内臣，朝廷内外都称快。如今又恢复镇守、采矿，贪求财货、祸害百姓，天下人心汹汹，我无法预料事情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皇帝又认为他说得对，不久便下令停止此事。这份奏疏关系尤其重大，他的功劳难道在张孚敬之下吗？只因晚年失策，不能忍受闲居乡里的寂寞，竟用房室中的污秽私事来取得宠幸、谋求荣华，实在可恨又可惜！然而寇忠愍有怎样的功业，晚年还发生了“朱能天书”一事。像朱隆禧这样的人，在谏官职位上本来足以称道；如今把他的一切功劳一概抹杀，也未免太苛刻了。【陆澄六辨】刑部主事陆澄是王文成的高足弟子。世宗初年，王文成封伯，宰执嫉妒他，御史程启光、给事毛玉等迎合皇帝的旨意，弹劾王文成学术邪异。陆澄上疏作“六辨”加以驳斥。王文成写信劝阻他，说那些人的议论并不是出于私心，本来出自先儒的绪论，而我们的说法突然不同于过去，反倒像是凭空杜撰，当然会被人讥笑；信中其他语气也很平和。陆澄又上疏诋毁考定兴献帝地位的做法不对，便投劾辞官归乡。后来赴任补官，得到礼部主事之职。当时张璁、桂萼刚刚掌权，他又上疏歌颂张璁、桂萼的正论，说曾把这件事拿去请教老师王守仁，认为：“父子之间的天伦不能被剥夺，礼臣的说法未必正确，张璁、桂萼的说法未必错误。”他悔恨当初的议论不合道理，但后悔也来不及了。奏疏下到吏部，尚书桂萼说陆澄侍奉君主不欺骗，应该允许他自我改过。皇帝下优诏褒奖答复。不久《明伦大典》修成，其中详细收录了陆澄最初的奏疏。皇帝大怒，责骂他悖逆奸巧，贬为广东高州府通判，随即又升为广东佥事，仍然因为歌颂大礼议而获得超常擢升。王文成是否依附大礼议，无法知道。然而他的高足弟子如方献夫、席书、霍韬、黄绾等，都是因大礼议而显贵的人。王文成没有说过一句话非难他们。我认为陆澄所说也并非虚妄。【疏语不伦】世宗末年，朝廷忌讳谈论储嗣，杨容城上疏议论分宜，并以裕王、景王为说辞。皇帝震怒，因此把他置于最重的刑法，最终也未能免死。郭丰城接着以猎取奇功为目的，提出“安储”奏疏，其中有“慰谕二王”的话。当时皇帝更加异常震怒，竟按江西的罪名论斩，不必再次审理，并且下令传首天下。最后，海琼山指斥皇帝过失，言辞过于严厉，也因此获绞刑，恰逢世宗去世才得以出狱。穆宗在位时，进言的人有时也遭受谴责贬谪，甚至受廷杖，但最终没有人被判死刑。

译进言的人也时常遭受谴责和贬谪，甚至受廷杖，最终却没有人被判死刑。这固然因为皇上宽仁，也是因为他们劝告君主时能够合乎体统。穆宗去世那年冬天，御史胡涍请求释放宫人，奏疏末尾却说：“唐高宗不是合格的君主，武则天便成为暴君。”冯榼见到后咬牙切齿，说：“这是什么话？”听说慈圣太后也面色不悦，准备对他施以重刑；幸亏江陵公极力营救，才只把他编入民籍放走。释放宫人来彰明新政，本来是好事，但也是常例。如今皇上圣龄才十岁，哪里会有先帝把宫人安置在下陈、召入更衣侍奉的嫌疑呢？如果这事发生在先朝，胡涍早就被杀死了。可见言官即使处在一个不忌讳直言的朝代，说话也必须斟酌审慎。由此知道，古来谏臣被杀，有时也是自取其祸，并不全是遭遇不幸。【郭希颜论庙制】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礼部集体讨论太庙同堂异室的制度，于是庶子江汝璧、赞善郭希颜各自提出议论。江陵采用朱熹三昭三穆排列在前，成祖、睿宗分列左右；郭希颜的主张则是把太庙置于中央祭祀太祖，把世室置于左边祭祀成祖，右边空出，建立四亲庙。四亲就是皇高祖、皇曾祖、皇祖考、皇考，这是为了表明国家不能没有父亲。二宗不列入四亲之中，则是因为侄子不祭祀伯父，弟弟不祭祀兄长。孝宗应当在成祖右侧立庙，武宗应当在过去祭祀皇祖的宫殿立庙；有的祭祀，有的迁祧，以等待日后安排。这实际上是明白地引导人们废弃孝宗、武宗二宗的统绪。他的说法非常悖逆，居心也非常险恶。礼臣驳斥他，言官弹劾他，皇帝下令宽宥。到了二十八年己酉，孝烈皇后大祥，配祔太庙的安排仍未确定。当时郭希颜已经贬为两浙运副，又重申前说，认为同堂一天，便有一天不得安宁；何况九室各自已有神主，五世以后又不忍迁祧，将来孝烈皇后不知道应当配祔到哪里。当时皇帝还没有打算迁祧仁宗，而郭希颜窥见皇帝的意旨，认为皇帝深切顾念孝烈皇后，必定想先行配祔；又因为皇帝对弘治、正德两朝有所轻视，便妄自揣测迎合君意，非要在孝宗、武宗两座庙中迁祧一座，仍然沿用此前“不祭伯父、不祭兄长”的议论。皇帝责备他牵强援引。这种荒谬的议论扰乱礼制，皇帝仍宽免了他的罪。到了三十九年，郭希颜已经罢官很久，居家无聊，怨恨首辅分宜公严嵩是自己的同乡却不肯援助他，便在京城暗中散布流言，说严嵩想害裕王，为景王铺路；又想靠制造奇论取得大功，于是上疏请求安定储位，并以“建帝”为名，想让皇帝召来二王和严嵩，亲自说明并安抚此事。还请求把二王分封而留在京城，内外各自防守，永远不要互相猜疑防备。皇帝大怒，挑出奏疏中的“建帝立储”四字，并说那些不忠不义的人，都以君主和宰相长期在位、看不到新政为借口，不攻击君主就攻击宰相；这大概是受了严嵩先行诬陷的影响。司法部门按“大逆不道、妖言惑众”的律法给他定罪，皇帝命巡按官到他家中斩首，并把首级传示天下。这年十月，忽然传谕严嵩等人，命有关部门备办礼仪，送景王前往封国。于是朝廷内外的人才开始明白皇帝的意思：虽然杀了郭希颜本人，实际上暗中采用了他的建议。郭希颜最初的用意在于排挤严嵩、为自己求取富贵，本来不是为了宗庙社稷；何况他屡次议论庙制，揣摩上意、迎合君主，既然没有成功，又提出这个险计，最终突然被杀，天下人并不认为他冤枉。后来裕王即位，追悼抚恤因事而死的各位大臣：被赴市处死的列为第一，受杖刑而死及死在狱中的列为第二，戍边而死的又列为第三。于是郭希颜和杨继盛等人，只有四人列入第一等，追赠翰林学士，赐祭葬，荫庇子孙等恩典也都很完备。其他著名的忠臣，如太仆卿杨最、御史杨爵、修撰杨慎、学士丰熙、中允罗洪先等，所受褒奖反而低于他们，士人舆论都惋惜当权者的错误。如今仔细读郭希颜的奏疏，从开头到“何冬烘至此”共一百一十三字，是根据抄本补入的。奏疏开头只说“圣谕建帝立储”，后面的奏疏文字完全没有涉及这件事，却是世宗圣旨挑出这两个词，认为他目无君主，按此判处极刑。考察圣谕原文，本来没有这两个字，郭希颜一定不会无缘无故添上。如果说奏疏中原来也没有“建帝”二字，是分宜怀恨在心，暗中贿赂当权的内臣、宫嫔，洗改奏疏以激怒圣上，那么这种情况按理也可能存在。然而郭希颜侥幸孤注一掷，也是自取其祸。如今建言诸公中还有人为他请求谥号，糊涂迂腐到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武弁建言太黩】嘉靖元年，羽林卫指挥使刘永昌上言：“臣下的恶行有六种：一是贪赃，二是请托，三是徇私，四是苟且拖延，五是骄纵，六是淫滥；败坏事情的纲目也有六种：一是欺骗君主，二是破坏法令，三是贻误国家，四是伤害百姓，五是任用和弃置不公平，六是刑罚不公。”大体上都是讥刺切中当时的政事。奏疏末段又说明，太祖废除丞相、设立各部院，以分别处理政务；太宗命史臣在文渊阁参与机务，官职止于学士；到后世又加上师保，于是虽然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恭敬地希望皇上保留内阁，以遵守太宗的制度；削弱事权，以守太祖的训示；再次仿照祖宗的意思，令六部大臣轮流入值，以备顾问，这样或许可以扩大皇上的聪明见闻，任用人才也不至于缺乏。当时张琼突然显贵而掌握国政，把自己当作宰相，把六部官员看作属吏；桂萼新近入朝，又帮助张琼作恶，因此刘永昌深深痛恨他们，所说确实是正直的言论。事情虽然没有实行，天下人却为他壮声势。第二年辛卯年，他又上言说，武职中立功之人如果先死，其侄孙以下都应允许承袭。兵部议论恢复侄孙以下承袭，但认为如果他们的祖父都是没有功劳的人，怎么适合传袭？请求规定内外军职中，凡立功之人先死，同时只有亲子、亲侄才准依律保送，其他人不准。这样看来，他的说法已经有窒碍，不能实行。又过十年为庚子年，皇帝临朝视事渐渐简少。刘永昌又上疏说：“皇上郑重命令太子监国，这是盛大的德政，有什么不可以？而大臣们却坚决争辩，那么皇上幸临承天府时让太子监国也就不对了。况且太子年富力强，正应该历练朝政；只要皇上分析群臣疑虑，考虑长远谋划，便是国家的大幸。”皇帝开始大怒，把他交付诏狱审讯治罪。刘永昌最初的奏疏本来属于正直之论，但到了第二次、第三次，便流于烦琐冒犯了。武人没有见识，自以为敢于直言，竟添上这一笔多余的话。况且身披铠甲的武臣尤其不应谈及储宫之事。从前岳飞请求选择皇子册立，宋高宗尚且说边将不应参与这种议论，何况刘永昌只是一个小小的戍长呢？接着刘永昌上疏的，就是罗洪先等三位宫僚，他们只请求举行朝贺，也被斥退了。

译羽林卫过去是巡城科道官占据、作为每月初一和十五视事之处。刘永昌到了那天，必定亲自拉着同僚坐在其中的公座上，科道官因为认为那是他的职分范围，不敢争执。后来他被授为边将，升至游击；罢官归来、降为卫所同知后，才上奏请求监国。这也说明他是个贪图名声、喜好猎奇的人。【詹李二谏官】隆庆三年，御史詹咫亭（仰庇）请求核查内官监十字库的钱粮，被内监诬陷，受廷杖并削除官籍。隆庆五年，户科都给事李月滨因为弹劾太监崔敏，也受杖一百，贬为平民。两人先后都因弹劾惩治宦官而获罪，天下人很推重他们。今上辛巳年，李月滨从贬籍中起用为南京吏部考功正郎，掌管大计，奉江陵的旨意，贬斥持不同意见的臣子，如张新建相国、赵南渚司农，都在被谴责之列。李月滨因此得到优厚升迁，后来官至中丞而死，但美好的名声没有保持到底。詹咫亭也从废籍中起用，升至副院，任职资历渐深后，想得到少宰的职位，便拜访主持选任的同乡韩廷尉珠泉（国祯），请他从中说情。韩廷尉恰好有公事，必须入署办理，留下谈话稍久，临行时仍然空着肚子。当时正值盛夏，韩廷尉体质一向肥壮，到那里已经中暑，不能说话，被人抬回去后立即去世。韩廷尉的几个儿子想把这件事告到朝廷，有人极力劝阻，才没有成行。詹咫亭不久升为少司寇，也因弹劾奏章而被罢归。这两人同为先朝谏臣，凭借显赫声名出仕，后来行为却到了这种地步：并不是只对宦官正直、对朝廷却谄媚，而是到了日暮途远之时，又有把瓦片下注和把金子下注的区别。【三御史争寿宫】万历初年，吴门主持政务，采用礼部尚书徐学谟的建议，把寿宫定在大峪山；当时就有风水家说那里不是吉地。恰逢御史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因追论江陵、冯榼而得到皇帝眷顾，突然升任卿寺官，于是争辩说大峪山所定穴位下面有石头，并引用通政参议梁子琦等人的话作证。当时吴门也没有成见，只因徐学谟新近与他结成姻亲，担心牵连主持此议的人，便竭力支持徐学谟的说法。皇帝也被双方说辞迷惑，以至于两次乘銮舆亲自察看。太仓的新任参议也赶来了。三人共同排斥这三位御史，于是三人都被贬走。起初皇帝出行时，吏科齐世臣连夜阅读《雪心赋》，准备和梁子琦等当面质辩，并上疏抗辩、保证大峪山是吉地。又有御史柯挺跪在皇帝面前厉声说：“如果大峪山穴位下面有石头，臣敢用自己的身体承担责任。”当时朝班中有很多人憎恨这两人的谄媚，便称齐世臣为“保山给事”，称柯挺为“石敢当御史”。【张寰应工部】戊申年考选的各位官员，滞留宫阙之下已经三年了。忽然得到授官旨意，朝廷内外欢呼。新进入言路的官员争相进言，其中浙江人喻养初（安性）授任吏科给事中，抗疏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营缮郎中张寰应（嘉言）却忽然起身攻击喻养初，说他弹劾宦官，实际上是党附山阴首辅。圣旨虽然没有下达，但喻养初不久便因年例外放为广东佥事。喻养初奏疏的是非暂且不说，单说一个等待任命多年、终于一朝获授的言官，弹劾一位当权的显贵宦官，也足以震动朝廷内外；旁观的曹郎反而纠劾给事中来讨好宦寺，这是什么心肠？后来辛亥年京察，张寰应因不谨慎被罢归。秦灵虚（奎聚）任刑部主事，曾上疏救七人，张寰应也在其中。张寰应的官声如何不得而知，但这次举动实在太出格了。【言官一言之失】台省官员以弹劾为职责，然而即使上百份奏疏都不怕烦琐，偶尔一句话说得不恰当，也会成为终身的牵累。像我亲眼见到的，今上辛巳年，兵科给事费尚伊议论南京吏部尚书赵锦，说他在仕途上历任已久，却没有一件善行。江陵公是赵锦的阁师，又和他同为楚人，有人怀疑费尚伊是受了指使。江陵听后大怒，说小子竟敢胡乱诋毁名臣，立即把他外放为佥事。丁亥年大计时又将他贬斥，直到现在还没有出仕。赵锦是先朝的正直臣子，几乎死在杖刑之下，当时清正声望满朝；费尚伊刚以庶常身份授官，只是偶然听信错误消息，并无恶意。乙酉年，御史傅光宅弹劾新任兵部尚书王遴。当时皇帝正巡视寿宫，内臣索要的马匹太多，王遴没有答应，只限定了数目。傅光宅的奏疏上呈后，人们说他是在迎合内官；但傅光宅进入御史台也不过一个月。王遴任郎官时，杨忠愍获罪后，曾把爱女嫁给杨忠愍的遗孤，天下人都很推重他，因此傅光宅的奏疏便受到世人非议。戊子年，户科给事陈尚象弹劾礼部尚书沈鲤，说他怀有二心，所以故意拖延登记储君。沈鲤因此竭力请求辞职。沈鲤当时正负有宰相声望，词林后辈有人怕他妨碍自己的前途，便捏造这番诽谤；陈尚象没有察觉，就把它写进弹劾奏章。舆论大为哗然，陈尚象也以有病请求归乡，虽然后来再次出仕，却被公论排斥。有些人因为一句话说得不恰当，便因此终身受累。就我亲眼见到的来说，今上辛巳年，兵科给事费尚伊弹劾南吏部尚书赵锦，说他在仕途上任职已久，却没有一件善政善行。江陵公是他的阁师，又同为楚人，有人怀疑费尚伊是受了江陵公的授意。江陵公听说后大怒，认为这个小子竟敢胡乱诋毁名宿，立即把费尚伊调出京城任佥事。丁亥年大计时，他又被贬谪，直到现在还没有出任新的官职。赵锦是先朝的正直之臣，曾几乎死在廷杖之下；当时他在朝廷中清正有声望。费尚伊刚以庶常身份授官，只是偶然听错了，并没有存心陷害。乙酉年，御史傅光宅弹劾新任兵部尚书王遴。当时正值皇上巡视寿宫，宦官索要的马匹太多，王遴不答应，给他们限定了数量。傅光宅的奏疏上呈后，人们认为他是在迎合宦官，但傅光宅进入御史台也才一个月。王遴任郎官时，杨忠愍获罪之后，曾把自己的爱女嫁给杨忠愍的遗孤，天下人都称赞他；傅光宅的这份奏疏于是受到世人的非议。戊子年，户科给事陈尚象弹劾礼部尚书沈鲤，说他心怀二意，所以故意拖延册立储君之事。沈鲤因此极力请求辞去官位。沈鲤当时很有希望入阁为相，翰林院中的后辈有人害怕他妨碍自己的仕进，便捏造了这番诽谤；陈尚象没有查察清楚，就把它写进弹劾奏章。舆论当时大为哗然，陈尚象也以生病为由请求归乡；后来虽再次出仕，却仍被公论所摒弃。己丑年，吏科给事李春开弹劾吏部郎赵南星的建言，说他扰乱政务，应当斥退，实际上是受其科道长官唆使。一时之间，少师王汝训等名流聚集起来攻击他，终于使他无法留任；壬辰年，他因外察而以原任身份去官。这四个人刚进入台省，见识和力量还没有确定，办事偶然失误，声望和实际地位便顿时减轻，实在令人惋惜。其他那些窥测风向、揣摩气候，辱骂异族、把自己比作跖，自己抛弃名教的人，本来就多得数不清。【禁嫖赌饮酒】京城聚集了五方之人，聚众饮酒以及赌博的浪荡子弟，按理确实应当禁止。但有一件可笑的事，如正统年间顺天府大兴县知县马通所提出的建议，真令人笑倒。他说，京城有一类号称“风流汉子”的人，专门靠嫖娼赌博弄钱，用来支付花酒费用。应当命令娼妓家中不得设置双陆、骨牌、纸牌、骰子。路上有醉倒的人，就命火夫抬到铺子里，等他醒来后给他戴枷。奏章下到司法部门议论，赌博的人发往口外运粮；但给醉人戴枷示众不合旧典，不能实行。皇帝同意了这些意见。醉人身上带着三木刑具，当然属于违法；至于那些用来邪淫的赌具，绝不可能禁绝，也没有必要禁绝。赤县神君所见所管竟然如此，想使京城肃清，不也是很困难吗？近年丙戌、丁亥年间，巡城御史杨四知张榜禁止杀牛，引用太祖制定的充军律，并悬赏购买告发材料。当时九门中的回回人号称满刺的，专门以杀牛为业，全都束手无策，无法谋生。于是他们聚集在杨四知门前，等他出来，便持刀刺杀他。杨四知十分恐惧，命人撤下那张榜文，过了一个月才敢出来办公。○京职

译【通政司官】通政司官是大九卿之一，但两位参议的职责是朗读奏本，因此都选仪表端正、声音洪亮的人。选任时由大太监和大臣共同主持，候选人跪在香案前，放开喉咙高声呼喊，也有因声音不合要求而落选的。一旦升任参议，必须满三考才能升迁一次，而且都在本衙门内升转。即使升到尚书，也没有调出本司的。因此有志之士都不愿意担任，有的在郎署任职时被堂官开列推荐，便多方周旋躲避，甚至出现堂官和属官互相辱骂的情况。从前有倪光荐由科道小官被选入通政司，后来官至工部尚书，领司事时在司空朝班中，按例位居都察院之前。当时我的同乡赵麟阳（锦）任左都御史，愤怒而不肯出班，说：“我不能排在唱曲小儿的后面。”朝廷于是请求改加他为兵部尚书，领西台之职，赵锦才出来办公。考察六部有各属部，都察院有十三道，大理寺有左右寺丞，只有通政司没有属官。听前辈中博学通达的人说，如临朐冯宗伯、交河何余宗伯等人说：“六科是通政司的属官，负责承接内旨、封还驳正，所以列署在内府；后来事权逐渐加重，只是彼此传递文书，文书仍使用‘呈’字。”如今则完全互不相关。都给事在建国初年仅为正八品，左右给事为从八品，散官才是正九品。相传通政司参议选定后，按惯例要向主持选任的大太监投递名帖，自称门生，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今上初年，言官把这件事写进奏疏，认为这是士绅耻辱卑陋的证据。当时银台的长官是倪光荐，他的品秩已经很高，竭力辩解说没有这回事。倪光荐进入通政司已经很久了，却不知道究竟有没有 这件事。【章奏异名】如今奏章的名称，涉及公事的叫题本，涉及其他事情的叫奏本。收受奏本的地方，在内廷叫会极门，在外廷则是通政司。凡是投到通政司的奏本，并不都能让皇帝听到；有的事情窒碍难行，有的情节虚妄诬告，便一概驳回，只留档备查。因此近年有无赖之徒以开矿、抽税为由请愿，必定借托一名在京武官作为奏疏首倡者，竟然在会极门上疏，这样一来，非掌管封还驳正的部门便无法过问。这是弊端最集中的地方，却没有办法。此前正德朝刘瑾作逆时，有白本、红本之分：送到御前的叫白本，送给刘瑾的叫红本，大概是用纸张颜色区别；逼迫皇帝、目无君主竟到了这种地步。世宗晚年，西宫奉行道教，凡内外朝臣的封事直接送达内廷的，叫前朝本；其他方士进献药饵、秘法，以及斋醮等鄙陋猥亵的事情，都不再经过士人的手，直接由宦官、宫人传到御前。因为这些事出入西苑，所以叫后朝本。这种情况一直到隆庆初年才停止。如今各类奏章中，曾经经过皇帝亲笔批示原文的也叫红本，用来区别于留在宫中而没有下发的奏章。【门下省】唐、宋三省的制度，本朝不再实行，但它们所掌管的职能仍然存在。例如中书省是政务的根本，阁臣掌握它的大权，但仍保留舍人的名号，只是由四品降为七品，负责诰敕之事。尚书省虽然不设置令和仆射，但各部仍和过去一样，只是由三品升为二品，所承担的事务也更重要，用来分割中书省的权力。至于通政司，完全相当于门下省；它的长官有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分别相当于侍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等职务。它的属官有给事中四人，如今特意分为六科，增加到五十人，兼负封还驳正和补阙拾遗的职责，比前代更加重要。只是如今六科已经成为内府清贵显要的职位，不肯再隶属于通政司；左右参议又因为负责读奏本，必须经过选拔才能授任，官场中人嫌弃其地位低微而不肯担任。这个朝廷重地，实际上已经轻微衰落，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私下认为，鸿胪寺既然负责引导奏对、在殿廷上传达言语，为什么不干脆把读奏本的职责归给它呢？如果认为奏章并非鸿胪寺所掌之事，那么就让鸿胪寺堂官中资历较深的人改任此职；这样或许他们既乐于担任，清流也没有逃避事务的嫌疑，似乎也是可行的。【见朝辞朝】按照旧例，因公事到京的人，到达时要在殿阶下朝见皇帝，离开时要在殿阶下辞行；邸报传载此事，写作“见朝辞朝”，由来已久。壬子年，河南人安世凤考中癸未进士，任郎署官，后来贬为府判，又因考察罢官归乡；这个人向来被士林所不齿。居乡后尤其有许多污秽行迹，偶然和同乡士绅不和，便把他的隐私丑事罗列出来，送到京城揭发，其实全是诬告。通政司知道这是仇家之言，不替他上奏，安世凤便想击登闻鼓。有认识他的人劝止，才作罢。他进京时到鸿胪寺报名，自称“原任主事某”，说是因公务到京见朝；离开时则说“公务完毕辞朝”。这些话抄传四方，人们竟不知道所谓公务究竟是什么事务。言路也仿佛没有听见，没有一句话纠劾此事，也很奇怪！这一年，江南巡抚徐检吾（民式）因为苏、松地区士绅的田产过多，便把他们应服的差役定得和普通百姓相同；所以故相申少师也被列入白粮解户数名之中，只有常州、镇江因为是理学之乡，仍按旧例给予优免。徐检吾是申少师门下的庚榜门生。申少师愤恨而不能忍受，想亲自服役北上。有人问：“您果真要去，皇上一定会奇怪地问，旧日的辅臣为什么出山服役？”申少师回答：“我就报名，说我是原任大学士某人，押送粮食进京见朝，又怎么能难住我？”这只是一时愤激的话，他的儿子冏卿、孝廉等人也劝他作罢，最终没有成行。不过这件事很可笑，几乎可以和中州人所说的‘公务’相抗了。【小九卿】本朝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的长官列为大九卿，这一点不必说了。但关于小九卿的说法并不一致。有人说是太常、京尹、光禄、太仆、詹事、国子、翰林，再加上左右春坊，这就是小九卿的九个衙门；有人说詹事、春坊属于东宫官属，不应列在大朝廷的班次中，应当用尚宝、鸿胪、钦天来补足；还有人说鸿胪寺只是掌管传宣，不再是汉、晋的大鸿胪那样的职务，钦天监只是掌管占候，也不是秦、汉太史令那样的职务，而且二者都是杂流世业之人聚集的地方，只能和太医院、上林苑等相提并论。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即使有公事会议，奉旨说大、小九卿共同参与，也始终不知道究竟包括哪些衙门。近来询问侍从诸公，他们便把太常、詹事、京尹、光禄、太仆、鸿胪、国子、翰林、尚宝定为小九卿，却不知道这种规定始于何时。

译大理寺是九卿之一，詹事虽然属于词臣，官阶清贵，却终究不能与大理寺相比，过去一向排在大理卿之后。自从申吴门担任詹事府长官，竟然在朝班中站到大理卿之上。从此便成为惯例，但两种官职都是正三品。又如翰林侍读虽然是六品官，也排在五品的光禄少卿之上。我的同乡沈继山（思孝）因进言而起任此官，便越过侍读排在其上；当时两位侍读刘复斋（元震）、刘和宇（虞夔）也不敢同他争。别人接任后，就又恢复原样了。这是由于强弱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的制度。【周宁宇少卿】辛未年中进士的周宁宇（应中），是浙江会稽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客居京师时以做针线为业；一有空闲就学习举子业，往往很有成就，后来得以凭顺天府籍贯补为诸生，接连考中辛未科甲榜。初任元氏县令时颇有声誉，调任事务繁重的真定县，任期将满，正要升迁离去。当时富平人孙太宰刚从民间起用，受到江陵相公张居正的知遇，从废籍骤然升任都御史，巡抚真定等府。周宁宇所治理的县，正是他驻节之地。周宁宇一向刚强不屈，多次因事情触犯孙太宰，孙太宰表面上不能平息怒气，便把他的过失列入丁丑年外计考察的奏疏中，并且罗列所谓贪赃私弊，数以万计。皇上虽然年少而圣明，向来关心民生，看到奏疏后大怒，立即想逮捕治罪；幸亏江陵相公极力营救，事情才得以停止，只以考核不及格为由，调往湖广崇阳。孙太宰更加恼怒，又通过湖广按察使陷害他；湖广巡抚按考绩把他评为下等，升任崇阳府审理。江陵公十分痛惜他，又在庚辰年外计中议论调任之事，使他得以补任原职，但后来又因别的事情受到牵连而离职。今上辛卯、壬辰年间，推荐他的奏章塞满公车，朝廷起用他为河间府同知，升任山西佥事。他又因事情获罪被调任，慰问并推荐他的人再次为他奔走，还说他因为是江陵故相的仇人，所以无罪而屡次被废黜。周宁宇起身极力辩解说：“我是张居正的门生，平素被称为他的知交，而且还受过他的提拔，什么时候同他有过嫌隙？我即使死了，也不敢在地下诬陷他。”当时赵南渚（世卿）任大理卿，也是周宁宇的同年，便在公卿之间大力称赞他，说他不肯昧着良心迎合时势，仅凭这一件事，也不辱于古人。于是起复原职于湖广，入朝任光禄少卿，不久就要出任方面大员了。丁未年考察时，湖广按察使又…… 中按臣又用“以”字（据写本补）在白简中污蔑他，最终仍以原官调任。当时赵南诸任大司徒，负有很高声望，正受到西北诸君子的侧目，而且担心浙江人掌握用人大权，因此决意除去他。又过了一年，到己酉年，富平人再次出任掌管铨选的官员，凡是被他排斥的人，当时都被世人指作跖、蹻一类的奸邪之徒，没有一个人敢提起他们。周宁宇退居林下至今，饭量仍像少年一样好；家中没有一所房屋，穿着破衣步行，他的清白是东南地区无人能比的。听说他治理繁剧政务尤其出色，只恨没有让他充分发挥才能。我曾听顾泾阳吏部对周宁宇赞不绝口，只可惜顾泾阳还在家闲居，不能在朝廷上为他说明此事。” 周宁宇因丁丑年考核为劣等而升任王官，赵南渚因庚辰年奏疏讥刺时事，也转任楚府长史；这都是政府的旨意。两位公卿受到压抑时，张相正掌握国政，所以议论此事的人把周宁宇的遭遇也归罪于江陵。后来赵南渚骤然起用，官至八座，而周宁宇以银青之阶老去，大概也是命数如此。赵南渚的同年还有王麟泉（用汲），也因在郎署上疏触犯江陵而罢官归乡，后来起用，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获准致仕。他的清操与周宁宇、赵南渚相当，但办事才干稍逊；近来死于家中，得到皇帝赐谥“恭质”。赵南渚也刚去世，还没有听说有人议论为他改定谥号，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政局厌恶他。周宁宇居家已经十年了。他辛未年的同年中，还有吴文台（捴谦），癸未年已经任知府，后来一共降职三次，到丙辰年又因参议身份被降处；听说现在将要请求补官，那时年纪已经超过八十岁很久了。又有冯文所（时可），辛巳年已经任贵州督学副使，屡次被起用又屡次受挫，丙辰年也因大计考核被削降品级，如今补任贵州参议离开。虽然年纪只有七十岁，但离开旧日游历之地已经将近四十年，如今反而因贬秩再次到那里，几乎有丁令威归来时面对城郭人民的感慨。大概是才华和抱负还没有施展，不能抑郁地老死于田园，并不一定是做官滋味太浓。【中书行人】中书、行人这两个官职，是进士初次任官时所授的职位，有进入台阁、成为近臣的希望，是最清贵的官职。现在人们把它们合称为“中行”，其实差别很大。太祖废除中书省以后，亲自掌握大权，把省中的各种事务交给舍人办理，所以称为中书科，却没有堂官，而且衙门仍在内府。后来政权全归内阁，只徒有“凤池”的名声。然而吴中人李…… 应祯以乡试举人身份被选入文华殿时，尚且能同给事中争论班次。杨文襄（一清）的文集中，也常说“我在西掖掌管外制时，和某位翰林同官”等等。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成化初年；后来成为一品大臣荫叙的官员，地位才逐渐降低。至于行人司，不过是礼部的一个末属机构罢了。国初设置时没有固定员额，还未入流；最后才升为正八品，并开始限定员额，因此有“不是科甲出身的不选，不奉王命的不行”的说法，它的尊贵就是这样。然而衙门孤零零的，堂下有一口水井，水很甘甜；因为靠近闤阓，取水的人一刻也没有空闲，衙署中更没有差役可以供人使唤。有一位文士写了一张告示嘲笑它说：“告示邻居挑水妇人，不许擅自登上公堂缠脚；如有违犯，本官亲自咬三口。”至今还把这件事传为笑谈。按照旧例，出使回来的人，都要缴纳书籍一部，因此京师收藏书籍，除了文渊阁之外，就推行人司和刑部提牢厅；如今被盗的、被借走的，日渐侵蚀，已经都不值得一看了。任子出身的中书与进士并列，其地位既看科第，也看资历次序，这是同僚之间不必多说的。至于两房办事人员，则混杂有乙科、明经和国子监生。两殿供事人员，又都是出资取得资格的官员和儒士来效劳。武英殿还有大榼提督考核技艺、评定高下，见到他就要叩头，更加卑贱。然而他们都带有中书科的名衔和俸禄，也把掌印的人称为“印君”，清流士大夫却轻视他们。每次出差，便特别写明“进士中书科”以区别自己；至于那些纳级入仕的和白身，因为两殿在禁中，反而称甲科进士为“外中书”，也实在可笑。

译【京官肩舆】按照旧例，在京的三品大臣才可以坐轿，因此光禄卿、太仆卿升任佥都御史时，虽然都是权势显赫、事务繁重的职位，但因为从从三品转为正四品，所以有“抬轿谢恩，骑马到任”的说法。万历初年，在承接世宗末年朝廷礼仪长期废弛之后，四品卿寺官都乘坐有围帷的轿子，四品以下则乘两人抬的小轿，这种风气沿袭已久。江陵掌国政数年后，又恢复旧制，甚至留都也谨慎奉行。夷陵人王少宰（篆）是江陵的心腹，当时以佥都御史身份掌管操江，也改为骑马。不过他的儿子、国子监生王之鼎，当时正在南雍读完学业。他戴着儒巾，穿着宽袖儒服，骑马出入，遇到六部的卿和副职都不回避；而那些卿、贰为了讨他父亲欢心，各自扬鞭举手，按照对等礼节相待，这就太奇怪了！近来皇上深居宫中，不临朝视政，京城之下肩舆纷纷，几乎载满道路，恐怕将要重新像初元年间那样了。【杨学录孝行】湖广永州府岁贡生杨成章，父亲杨泰，任浙江海宁县长亭巡检时，买了钱塘丁氏为妾，生下杨成章。杨成章四岁时，杨泰去世。他的妻子何氏带着成章扶丧归乡，丁氏回到母亲家中，临别时把银钱剖成两半，各自保存作为凭证。成章渐渐长大后，何氏生病将死，拿出所藏的半块银钱给他看，并告诉他事情的原委。成章拜谢接过，哭泣不止。娶妻之后，他便出发到钱塘寻找母亲。当时丁氏已经嫁给东阳人郭氏为妻，生了儿子珉，也常常思念成章。于是让珉带着另一半银钱到永州寻找成章。途中经过江西，成章也来到那里，两人在旅店相遇，交谈询问之后，拿出两半银钱相合，抱持而泣。成章跟随郭珉到东阳拜见母亲，想把她迎回却没有成功，于是留下来奉养她。几年后，母亲去世，他因哀痛而形容憔悴，在墓旁守丧，以孝闻名。到这时，成章应岁贡来到京师，但因为年老，按例不能授官，只发给冠带。吏部官员认为成章和郭珉的孝悌行为都是极高的德行，值得嘉奖，请求酌情授给成章一个官职，并赏赐郭珉，以此激励风俗。于是授成章为国子监学录，并下檄令有关官府赏赐郭珉。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年。我认为成章的孝行固然值得记载，何氏抚养庶子，并且教他寻找生母，以及郭珉奉母亲之命远行寻找同父异母的兄长，也都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这样的榜样。【钦天太医官】明朝初年规定钦天监官的散官官阶，其长官称监令正仪大夫，副职称少监分朔大夫；属官有五官正司元大夫、监丞灵台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官灵台郎司正郎、五官挈壶正灵台郎。大概是沿用元朝旧制，各自根据所任职务命名，用来区别于清流官员。如今散官同朝廷官员混杂在一起，已经没有区别了。宋朝制度，医官的官阶一共十四等，最高称保安等三大夫，官阶只到从六品，以下一直到保安郎。因此元朝有保康、保宜等大夫，官阶升到从三品，但都只是阶官。到了本朝，太医院使虽然只是正五品，却已经是职官了。他们的勋官和散官，也同文臣没有不同。那些因使用药物奏效而得到功劳的医官，逐级升到尚书、侍郎。嘉靖年间许绅就是这样。官爵名器滥授，前代没有这样严重，实在应当整顿。○历法 【俗忌】如今世俗忌讳正月、五月、九月不去上任，大体上朝廷内外都遵行。考察佛家，是把这三个月当作善月；有人说，唐代藩镇到任时设宴，宰杀牲畜没有节制，认为会伤害和气，于是连到任也停止举行。至于婚嫁、丧葬等事，尤其忌讳五月，彼此告诫，不敢触犯，但朝廷有时并不这样。太祖却在戊寅年闰五月十七日安葬孝陵，后来建文帝逊位；英宗在壬戌年五月十九日册立皇后钱氏，等到皇帝北狩归来，与他一同幽禁在南内八年，备受艰苦，后来享受宪宗奉养仅四年便去世；景帝在壬申年五月二日册立皇后杭氏，不久便因病去世，没过多久皇后又被追废。可见从始至终没有一件吉祥的事。宋哲宗在元祐七年纳孟氏为后，选用五月十六日，朝廷议论都说应当忌讳，他没有听从，最终孟氏还是被废黜排斥。可见阴阳避忌之说确实是有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九月〕 考察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日下诏，规定正月、五月、九月都不得执行刑罚，各地公私都禁止屠杀，又引用殷帝去除罗网、齐王舍牛的事作为例证。到了宋代官俸制度中，这三个月一定扣除买羊的钱，也是采用这个意思。太子朱文奎在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最后一天出生，皇上说：“十月晦日，是日月都结束的日子，不吉利。” 【华夷百刻之异】从来计算一日都以百刻为准，然而每个时辰八刻，合计起来只有九十六刻。现在漏刻制度中，又增加二十四刻，分配到十二时之中，称为初初刻、正初刻，叫作小刻。而所谓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则称为八个大刻，合起来才是一百二十刻。然而初初、正初这两刻，虽然合计为二十四刻，实际上只是分割八个大刻之后剩余的部分，每六小刻只相当于一个大刻，这样取义究竟在哪里？何况制历的人计算时，也以子正初刻作为本日的开始，以子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作为前一日的夜间；这对于昼夜、昏明的意义，牵强拼合得很，完全违背百刻的固定制度。只有利西泰说，他们国家每天分为二十四时，每时只有四刻，合起来仅九十六刻，因此他们所制造的自鸣钟，以子正、午正为开始，以午初、子…… 初为终点，共传二十四声，以此结束一日。他们国家的二十四时，就是中华的十二时。大概这是在华夷两种制度之间斟酌而成的，只是不知道同上古大挠所制定的制度，究竟相合还是相违。【历学】中国的历法本来就不如外国精密，因此元朝以前，钦天监之外还设有回回钦天监；本朝也设置回回司天监，有正仪大夫、司朔大夫、司元大夫等官。到洪武三十一年才废除，因为把他们的教法合并归入钦天监；钦天监只使用他们国家的土板历来计算，时间久了，方法也不再应验，同中原士人的方法没有区别了。明朝初年，学习天文有严格禁令，学习历法的人发配戍边，制造历法的人处以死刑。到孝宗时放宽禁令，并且命令征召山林隐逸中通晓历学的人来备用选拔，但最终没有人响应。近年因为日食分数不相符合，朝廷督责钦天监，他们只是连声答应、谢罪，以世代相传的学问历时已久、没有别的办法来解释。而士大夫中，像参政刑云鹭等人，都精通天文，刻印有成书，都说胜过僧一行和郭守敬等人。然而朝廷始终没有采用他们来推测天象。

译宫禁中的大榼一类人，又另设内灵台，专门掌管星象；其职掌和学问大体同外廷相仿，都只是土圭之学的糟粕罢了。自从利玛窦进入京城，号称精通天文术数，士人李之藻等人都接受了他的学术，似乎应当让他们兼管天文，就像前朝儒臣童轩、华湘等人那样。钦天监编造历书，每年六月间礼部先发下历样，两直隶各府以及各布政司依照格式翻刻，一点也不增减，这最符合确定正朔的大义。然而南北各省又把历日解送到京城，以补充京兆所不足，这很不合体制。此事最应当整顿。宣德年间，钦天监共刻造历日五十万九千多本。英宗即位后，减为十一万九千多本，大概减少了十分之八。【颁历】颁布正朔，太祖规定在九月初一；后来改为十一月初一日，分别赐给百官，颁行天下。如今又改为十月初一。这一天皇帝临殿，类似大朝会，凡士民在朝廷上行虎拜礼的，按例都能得到赏赐。嘉靖二十一年颁历时，国子监诸生接受历书不均，便在殿阶前争闹喧哗，违反礼仪，皇上大怒，甚至贬谪祭酒张衰的官职。至于外夷，只有朝鲜国每年颁赐王历一册、民历一百册，大概因为恭顺而特别优待。其他如琉球、占城，虽然也是朝贡的外臣，只等他们的使者到宫阙，赐给当年的历日罢了。宋嘉祐年间，各路参加解试的举子入朝，班次排列杂乱，常给阁门使造成麻烦，他叹息说：“殿廷班列不能整齐的有三类，就是举人、番人、骆驼。”那么，接受历书的国子监生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一年〕 【浑天仪】如今京师城墙附近的异隅观象台顶上，有一架浑天仪，质地全是铜，下面有四根柱子，以龙承托，浑天仪悬在上面，制作精巧，铜色也古朴润泽，呈绀色。旁边另有一架仪器，式样较小，不到前一架的一半，交道也有所减少；又有玉衡，形状像尺；还有铜球，象征天的圆体，外面排列二十八宿，上面刻有正统二十年御制铭文。我考察这件东西，认为不是本朝人所能制造的，想来一定是元朝旧物。考察宋代沈括（存中）说：“司天监的铜浑仪，是景德年间韩显符制造的，依照刘曜时期孔挺、晁宗、斛兰的方法。天文院的浑仪，是皇祐年间舒易简制造的，采用唐代梁令瓒、僧一行的方法。到熙宁年间，我沈括主管太史局，奉诏改造浑仪，安置在天文院；又把天文院原有的铜仪移到朝服法物库。”由此看来，宋代浑仪有三架，金人攻入汴京后，各种法物都被带到北方，这架本来就是蒙古人从完颜氏那里得到的旧物。到正统年间虽有重修，而且铭文中有“昔作今述”的话，可知并非重新创制。【改造漏刻】正统五年上巳日，皇帝已经亲自撰写《天浑仪铭》。到十二年十一月，钦天监正彭德清又上奏说：“承蒙皇上命令制造、铸造铜仪，经验证，北京北极出地的度数以及太阳出入的时刻，同南京不同。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北极出地四十度有余。南京冬至日出在辰初初刻，日落在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在寅正四刻，日落在戌初初刻，昼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在辰初二刻，日落在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在寅正二刻，日落在戌初一刻，昼刻六十二，各有昼夜长短的差异。现在宫禁和官府所用的漏箭，都是南京的旧式，不能使用。”皇上命令内官监改造。当时宫禁中的宫漏已经按照新制度运行，这不用说。第二年春天，制造己巳年历样，大概就是采用了他的意见，颁布格式于天下。考察十二时的大刻有九十六刻，再增加二十四个小刻，共为一百二十刻；但小刻只抵四个大刻，所以总称为百刻。冬至、夏至，昼夜都采用这一制度，怎么能在圣朝的正朔中擅自增加，真是不祥到了极点。如今通行的历日中，冬至日出仍记作辰初初刻，夏至日出仍记作寅正四刻，并没有实行彭德清提出的办法。彭德清随英宗车驾北征，曾劝王振停驻军队，王振没有听从。郕王监国后，廷臣弹劾彭德清，说他没有选择适宜的地方驻扎，导致皇帝车驾陷落；又说他结党于王振，隐瞒天变不奏报，列举了许多大罪。没过几天，郕王命令抄没他的家产，彭德清不久死于狱中，朝廷又下令戮尸。【厘正历法】正统戊辰年，皇上听从钦天监正彭德清的请求，改为把冬至、夏至的昼夜各增加到五十一刻，并颁布下一年的历书，当时众人都惊叹这是奇事。第二年己巳年，皇上北狩，景帝临朝，天文生马轼开始倡议请求按照旧例改正历日时刻。景帝命令礼部官员会同有关官员商议，礼部官员把钦天监正许惇等人的意见上奏，说正统年间彭德清在观象台测验，以北京同南京相比，则北京北极高出地面三度，南极低入地下三度，冬至昼短三刻，夏至昼长三刻，奏准改入《大统历》，永远遵守。如今马轼出身军匠，不懂天象，妄自按照己意请求修改，他的意见不可实行。景帝说：“历法虽然在京师制定，但太阳出入的度数，应当以四方的中点为标准。因此尧命令羲、和、仲、叔四人，分别测量四方，以确定四时。如今京师观象台处在《尧典》所说的幽都之地，太阳出入的度数难以作为凭据。今后制定历法，全部按照洪武、永乐年间的旧式。”读到景帝这道旨意，驳论精准，顿时使星官闭口无言。然而那时已经接近年末，先在十一月初一向天下颁布历书，所以景泰元年仍然沿用正统十四年的错误。当时彭德清因是王振的党羽而被拟判斩刑，死在狱中，尸体被戮辱，家产也被籍没了。然而同他共事的历官，仍然沿袭他的说法。此时胡忠安（濙）长期任礼部尚书，也附和此说，坚持上奏。大概是因为自己主持过这件事，免不了护惜先前的做法而将错就错；但景帝圣明，又怎么能当面欺骗呢？

译【日圭同异】世宗刚即位时，钦天监官朱裕因日食、月食的分秒不相符合而上奏。洪武年间漏刻博士元饮说，历法应当随着时代不断修改，以符合天道；当时距离元朝很近，已经有意加以修明。如今岁差越来越多，本监观象台的晷表，分寸也不一致，于是采用南京日出的分秒，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现在应当会同推举精通理学的大臣，总理此事；铸造并竖立铜表，考察四时日中时的日影；还应派历官到河南南阳考察旧有的土圭，以符合今天的日影；分别在山东、湖广、陕西、大名设置圭表，测量四方的日影，这样或许能使朔日得到准确推算，日食、月食不再错误。皇上只是回复知道了，最终搁置没有实行。朱裕大概认为两京都处在偏远一方，不足以作为标准，所以想在四方设置圭表，这就是唐尧分别命令羲仲等四人分居四方的办法。至于南阳的旧圭，不知道是哪一代所立；朱裕上疏时一定有所依据，如今已经无法查问了。然而“土中”这一说法本身也难以凭信。比如文皇北征到关外长清塞上时，指着北斗对金幼孜说：“到了这里，就已经要向南看北斗了。”这大概是华夷地区地势不同所造成的；但沙漠以外距离京师不过数千里，天象已经有如此显著的差异。近代到日本、占城、吕宋、佛郎机等国经商的人，询问他们星斗、银河的情况，都说运行度数和方向同中华完全没有差别。这几个国家位于福建、广东以南，也不知道相距有几万里。难道三垣、九野的天象在北方可以验证，在南方就不能验证吗？还是南方地势低下，距离天空较远，而北方地势高，同天体更加接近呢？这些都不能凭主观臆断。再看朱裕的奏疏，其中说观象台的晷表同南京相矛盾，这就是正统年间彭德清测量日影不同的说法。还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确实。至于南阳的土圭，只有嘉靖二年河南巡抚何天衢请求祭祀周公的奏疏中说，登封县有观象、测景二台，是周公营建洛邑时亲手建造的遗迹，土圭、表、漏仍然存在，应当命令钦天监官到那里考察校正制度和尺寸，以此作为颁授历法的依据。这样看来，中原的日圭又不在南阳了。总之，流传日久而产生的讹误，不足以凭信。【郑世子论岁差】今上乙未年，郑世子（载堉）制作《万年历》上…… 他的奏疏说：“洪武年间，钦天监正元统制作《大统历》，以洪武甲子年作为历元，向上推算、向下推算，都没有岁差增减的方法。当时监副李德芳驳斥说，它同经史不相符合，应当采用许衡的辛巳元历。太祖说，两种历法都难以凭信，只要验证日、月和五星交会以及运行度数没有差错的，就是正确的。如今把《大统历》和《授时历》相互比较，考察古代则节气相差三日，推算现在则时刻相差九刻。有人认为《授时历》减分过于严厉，失之于先天；《大统历》不作减分，失之于后天。如今调和两家，编成历书，名为《律历会通》，并把历书一同上呈。”礼官议论说，元朝至元四年，西域人札马鲁丁编进新历，当时已经命名为《万年历》；不久《授时历》制定完成，《万年历》于是废弃不用。至于岁差的方法，上古没有听说，始于晋代洛下闳，唐代虞喜，元代许衡、郭守敬；他们开始认为六十六年岁差一度。考察古代时每百年减一，推算未来时每百年加一，这种方法号称精密，《大统历》至今仍在使用。如今按载堉所说，日月弦望已经各自相差一日，似乎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因此他的建议就被搁置了。然而嘉靖二年华湘掌管钦天监时，曾经请求依据岁差修改历法，说尧时的冬至距离现在四千年，已经相差五十度。从元朝至元年间改用辛巳历，到现在二百四十三年，已经相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他也引用洪武年间元统的话作为证据，那么郑世子的奏疏或许也不完全错误。【日食讹谬】万历庚戌年十一月初一壬寅日发生日食，起初钦天监官奏报说日食七分多，未正一刻开始亏，申初三刻食甚，酉初初刻复圆。春官正戈谦亨等人又说，未正三刻开始亏，已经互相不同了。随后礼部外范守己驳斥说，他亲自验证日晷，未正一刻并没有亏；直到正一、正二、正三的四刻都没有变化，直至申初二刻，才看见西南方略有亏缺的形状，到申正二刻才达到食甚，而且不止七分多。可见历官前后都错了。礼部于是说：“自万历元年至今，日食已经十多次，误差有时一二刻，甚至四刻。前代如汉代修改历法五次，魏至隋修改十三次，唐至五代后周修改十六次，宋修改十八次，金至元未修改三次。本朝二百多年没有修改，怎么能没有错误？如今范守己和按察使刑云鹭精通历学，云鹭有《古今…… 律历考》（“综综”二字原缺，据写本补），内容采录详密，可以仿照前朝任命给事中乐濩、主事华湘，改任光禄少卿，提督钦天监。又有检讨徐光启、员外李之藻，都专心研究历法原理；以及大西洋归化陪臣庞迪莪、熊三拔等人，都带有他们国家的历法书籍。请求仿照洪武十五年命令翰林吴翀、吴伯宗、灵台郎海答儿、回回天师马黑亦沙等人翻译修订西域历法的先例，把他们的书全部记录下来，以补典籍的缺失，这样历法就会详明，也可以使本朝光耀前代。”奏疏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像这样错误混乱，却不赶紧修改订正，历法最终不知会变成什么样了。

译【一岁节候】自古以来历法家所列的节候，每个月都参差不齐，从来没有朔日、望日同四时节序的日期正好依次相连的。只有元朝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年，节气是：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惊蛰，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种，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丑小寒。这确实是古今未有的情况，后来也没有再出现。直到今上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年，节气是：正月初一庚辰雨水，二月初二辛亥春分，三月初三辛巳谷雨，四月初四壬子小满，五月初五壬午夏至，六月初六癸丑大暑，七月初七癸未处暑，八月初八癸丑秋分，九月初九甲申霜降，十月初十甲寅小雪，十一月十一乙酉冬至，十二月十二乙卯大寒。前元每月对应的是节气，今上年间每月对应的是中气，依次接续，丝毫没有差错。而且两年都属于甲午年，恰好相隔三百年。不知道是天运到这里正好相遇，还是璇玑运行本来就有这样的定数？历代史家记载天官异象的事情很多，但从来没有巧合到这种程度的。【居第吉凶】住宅的地理吉凶，有时也确实应验。就我所知道的，严分宜的旧宅已经三次被籍没了。东城大街上的那座住宅，如石大人胡同一带，也处在闤阓喧闹之地，英宗时曾赐给忠国公石亨；石亨败亡后，没有人敢住，后来咸宁…… 侯仇鸾得到它，仇鸾的势力极盛，不在石氏之下；他死后被正法枭首，财产也被籍没，惨祸比石亨更加严重。这所宅第如今成了铸冶开炉的地方。旁边有一座大宅，就是石氏偏旁的厅堂，也宏大破败，比其他宅第大数倍，如今是宁远伯李成梁的赐第。李成梁罢镇回京后住在那里，他父子六人都做了大帅，全部官至一品，富贵显赫震动天下。李成梁年老患病，死在窗下；长子李如松战死，李如松的嫡长子名叫李世忠，应当承袭爵位，但他顽劣嚣张、游手好闲，把家产全部败尽，于是没有人愿意为他保任。如今只有正寝停放着祖父的灵柩，十年没有下葬，其他房屋全都抵押给别人，屠户、酒贩等喧杂混处，路过的人都为之叹息。可见风水家的说法确实并非虚妄。景帝修建大隆福寺，壮丽程度冠绝京师，有人说那地方不吉利，景帝命令拆去前门牌坊，连号称“天下第一丛林”的称号也禁用，钟鼓也不许敲响。到天顺年间，兴隆、永昌等寺都被废毁，这座寺虽然侥幸保存下来，但香火冷落，院落荒凉，至今没有振兴。正德年间教坊司改造前门，有人经过时惊叹说：“术士真奇怪啊！此后这里应当会出几条玉带。”听到的人都发笑。不久皇上宠爱几个小优伶，命令把他们阉割后留在钟鼓司；不久因为他们合乎皇上的心意，都赏赐了麒麟玉。近年丁酉年，南教坊有个叫马四娘、号湘兰的人，年纪已经超过五十岁，虽然养了十多批歌妓，门庭却十分冷落，全部窘迫得没有办法。有个江右舒姓人同情她，替她改了门，并且说百日之内一定会突然富起来。正好金华虞姓书生，年纪刚过二十岁，在南雍游学，请求见马四娘，带着厚重礼物作见面礼，询问她属意于谁，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只有把“娄猪”请来。那时马四娘已经很久不接待客人，觉得在众歌妓面前丢脸，坚决拒绝；虞生苦苦请求不肯离开，她姑且把他留下。满一个月，虞生酬谢她数千金，马氏又像兴盛时期一样，这种情形又持续了几年。《万历野获编》下（明）沈德符著 ●卷二十一 ○禁卫 【锦衣卫】如今锦衣卫的常规上官，从指挥使以下，都在本卫署名列衔，这不用说。若升到都督，就在五军府带衔，也没有什么奇怪；唯独加授都指挥使时仍然署本卫衔，令人不免疑惑：外省有都指挥使司才设有这种官职，如今京师哪里有都司可以这样称呼呢？大概外卫官员任职期满升到都指挥使司时，一定说是“某卫带俸”；但军职犯罪时，有革去原任、带俸差操的条文。后来在京任金吾官的人，以“带俸”二字不吉利，便删去不用，于是使在京的三品衙门中突然出现了外任二品官。论典章制度是不合，论官职守则是错乱。武人没有见识，不值得责怪；但掌管国家政务的大臣也把它视为当然，没有一个人加以纠正，实在可惜。【锦衣卫镇抚司】锦衣卫起初由仪銮司改设，后来改为拱卫司，再后来改为亲军指挥使司，是二十二卫禁军之首，不再隶属于都督府。到永乐年间，其所受任用和寄托逐渐加重；英宗、宪宗两朝，又把它当作心腹亲军，甚至在秋后大规模迁移、审录重囚时，其堂上官也得以同三法司及各部大臣会同审判，威势尊严达到了极点。世宗南巡江汉时，所有前驱使、护跸使，以及整搠、卤簿、防护、属车诸使，都由本卫堂上官充任。于是陆炳在行宫救火，建立捧日之功，兼获公孤之位和进士恩荣宴，荣耀达到了极点。至于镇抚司，外地各军卫都有设置，其职责本来是审理狱讼，只是锦衣卫的镇抚司地位最重。洪武二十年，太祖听说它拷讯过于残酷，便把刑具全部焚毁，将此事归刑部办理，罢废它的…… 官职，天下人仿佛脱离了水火。永乐年间又恢复设置，但不过像外地军卫一样，只设一司。不久又设置北镇抚司，专门管理诉讼和狱案，而把军匠等事务交给南镇抚司。于是北镇抚司的名望仅次于东厂。最初遇到重大案件，审讯一次后就送交法司定罪，不制作审讯记录。到成化初年，才采用参语复奏，刑官从此开始受到牵制。然而当时还没有印信。成化中叶，又增铸北镇抚司的印信。一切刑狱不再向本卫堂官通报，即使是堂官下达的文书，也由北司直接具奏请旨，堂官不得参与，于是同东厂并称为表里衙门，西曹唯恐奉行不够及时。东厂设有旗校，同锦衣卫一同掌管机密；但这些人都从本卫拨去，选特别机敏狡黠的人充任。双方互相侦察，盘根结结，关系牢固，因此厂卫从来没有不同心的时候。然而东厂能够得到内廷的支持，因而可以任意改变事情的轻重、上下其手；外廷偶尔还有一两处抵抗，到本卫则由东西两司房负责访查缉捕，北镇抚司负责拷问，罗织锻炼周密以后，才送到刑部官员眼前。即使是东厂查获的大小违法案件，也要拿送北司，再次审问情由，才能进入刑部的法网；法官若没有胆识和力量超过自身安危，也很难为人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