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前朝词臣出使】太祖平定天下后，认为元朝旧臣危素、周伯琦等人不能以死守节，因而轻视他们，把他们全都废置不用，以示不能忠于旧主。然而其中有极为特殊的例子，例如翰林侍读张以宁，考中元泰定丁卯科进士，任黄岩州判官，后来升为六合知县，又任淮南教谕；再次征召为国子助教，多次进入翰林任职。他大约享受朝廷俸禄四十多年，到明朝兴起时仍被授予原来的官职。后来奉命出使安南，为安南国主加封，尚未抵达，安南国王就去世了。安南人请求立世子，以宁没有答应；他们又向朝廷请命，朝廷才答应。皇上认为他出使没有辱没使命，亲自作诗八篇赐给他，宠遇特殊到了这种程度。考察张以宁的祖父名叫留孙，是元朝礼部尚书；父亲一清任参知政事，都是元朝的世臣，不应当很快忘掉他们的恩情。又有罗俊仁，曾任伪汉陈友谅政权的翰林编修。太祖攻取九江、陈友谅归附后，任命他为国子助教，派他到武昌劝说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投降；又派他出使山西，晓谕扩廓帖木儿投降，升为翰林编修；又出使安南，不接受馈赠遣送，皇上嘉奖他，授任弘文馆学士。因为他朴实粗野，皇上称他为“老实罗”，而不直呼其名。他请求退休归乡，皇上赐给他一件大布衣，并在上面题写道：“你性情虽然粗率，但忠诚正直值得嘉奖。赐给你这件布衣，放你回归田里。” 后来皇上又召他到京城，怜悯他年老，遣送他回去，并赐给他玉带以及铁杖、皮裘、马匹和饮食器具。他受到的宠爱比张以宁还多十倍，是宋金华、陶当涂所不敢奢望的。难道是因为宋金华、陶当涂虽然先后仕于两国，却比不上危素、周伯琦的显贵吗？还是因为罗俊仁出使时有口舌劝说之劳呢？这实在无法推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翰林与中书舍人互相改任】翰林是著作之府，中书是发布诏令之所，自古以来同样受到重视，到了我国初年仍然如此。例如洪武年间，朱孟辨由翰林编修改任中书舍人。永乐年间，黄淮由中书舍人被召入翰林，备任顾问；不久奉命进入内阁掌管制诰，升为编修。庶吉士张益授任中书舍人，升为左评事，但都仍在翰林院供职。姚友直由中书舍人升为太子洗马；庶吉士高谷等七人同时授任中书舍人，高谷随即转任春坊司直郎。宣德年间，朱祚因擅长词赋而授任中书舍人，升为翰林修撰，负责教内官读书。景泰元年，中书舍人 陈学等四人都升为翰林编修，仍在内阁办理文书。当时大概把这看作惯例；自从中书舍人中有了出身贵胄的子弟，职位便逐渐轻贱。后来杂流出身的赀郎，一概混杂授官，两个房、两个殿都被这类人充塞；即使有通过甲科、初次入仕而授任此官的人，也一定要另外标明出身，以显示自己不同。然而翰林职位的混杂，在唐代尤其严重，像画工、棋博士、茶酒司之类，也都可以担任翰林待诏。这就像今天的中书科，把香草、臭草和玉石混在一起而不加区别。一定要像国初的旧例那样，才不失两制遗留下来的本意。【鼎甲同为庶吉士】国初选取庶吉士，并不只限于各科进士，也不只限于新科进士。例如永乐甲申科，一甲曾棨等三人，加上杨相等二十五人，共二十八人，称为“二十八宿”，另以周忱作为挨宿。宣德三年戊申年，将要册立太子，皇上想选拔贤能人才充任宫僚，亲自出题考试，题目是《诸葛孔明可兴礼乐论》，从翰林官和进士中选拔出共三十一人。与永乐二十八宿的旧例相比，这一次有官职的人就不列入二十八宿了。只有状元马愉仍然是选拔的第一人；至于所谓二十八人，正史和其他记载此事的书都没有记载姓名，如今无法考查。宣宗在位十年间，共开科三次：宣德二年丁未科，只留下邢恭一人为庶吉士，因为他凭借翻译文字考取，便将他留下；这一年所得的庶吉士，另有肃鎡，共两人而已。宣德五年庚戌科，命大学士杨士奇等选取萨琦等八人为庶吉士。皇上亲自考试，题目是《用人何以得其力论》，命侍读学士王直任他们的老师，按照永乐年间的旧例供给房舍、酒食。到了宣德八年癸丑科，这年三月，命礼部尚书胡濙等选取新进士尹昌等六人；皇上命令把他们改为庶吉士，与萨琦等人一起进学，所赐学习费用也和永乐年间一样，仍命王直监督教导；每三个月考核一次文章。这年十一月，又命尚书蹇义等选取前一科的才俊，并从癸丑新科进士中选取徐珵等十三人为庶吉士，与萨琦等人在翰林进学，仍由王直训导监督，并由杨荣考核。这个月己酉日，皇上又对吏部尚书郭璡说：“在外任职的庶官中，也一定有文学才能值得取用的人，朕想得到这样的人任用他们。命你选择。”第二天，郭璡就带领六十八人入朝奏报。皇上命杨士奇等人在朝廷考试，考取知县孔友谅、进士胡端桢、廖庄、宋琏，教谕黄纯、徐惟超，训导娄升等，共七人。皇上命令把他们由进士改为庶吉士，与黄纯等人一起，历事六科，以便备用。这样看来，这一年一共三次考试庶吉士，外任的官吏和教官也列在其中。像孔友谅这样的人，原是永乐戊戌科庶吉士，后来授任知县外出任职，已经十八年，如今又入朝成为庶常，尤其是奇事；而丁未、庚戌两科的庶吉士，当时还在读书，尚未散馆。到了宣德九年甲寅三月，皇上命行在翰林修撰马愉、陈询、林震、曹鼐，编修林文、龚琦、锺复、赵恢，大理寺左评事张益开，庶吉士萨琦、何瑄、郑建、江渊、李绍、姜洪、徐珵、林补，赖世隆、潘洪、尹昌、黄缵、方熙、许南杰、吴节、叶锡、王 玉、刘实、虞英、赵智、陈金、王振、逯端、黄回祖、傅纲、萧鎡、陈惠、陈睿等三十七人，在文渊阁进学。到这时，皇上召他们到左顺门考试，亲自评定高下，按等级赐给赏赐；因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有训导勉励的功劳，赐给他钞一千贯。此前的四名修撰中，马愉、林震、曹鼐三人，都是丁未、庚戌、癸丑科的状元；陈询则是永乐戊戌科的庶常，到这时已经做了十七年的老词臣。四名编修也都是鼎甲出身，于是与廷试庶吉士一同学习、一同考试，都是特殊的制度。不久宣宗去世，三科庶吉士都来不及授官，到正统年间才开始授职。前面记载的萧鎡，景泰年间拜为宰相，但史书竟然没有说他曾经是庶吉士。萧鎡本传中说：宣宗选萧鎡等二十人入馆，改为庶常读书。这样看来，当时癸丑科散馆，又不止举行过三次。

译又如庚戌科的赵忠，是我们乡里的人，也被选为庶吉士，但史书没有记载。以上这些人，在各家记述中十个人也只找得到一两个。修史者的疏漏和荒谬，真是罪不可胜诛。到了景泰二年辛未，选取吴汇等二十五人，加上状元柯潜等三人，共二十八人，恢复了永乐甲申科的制度，才完全恢复旧规，全部在东阁中读书。不另设馆司，不让他们到外署居住，只命阁臣教习、考试，制度特别隆重。至于鼎甲出身者不与庶常一同学习，不知道从哪一科开始的？到了隆庆五年，阁臣高拱等上奏建议，才让鼎甲与各位庶吉士一同读书，似乎也是从辛未科开始的。王文端从丁未到正统丙辰，连续四科担任庶吉士的教习；又从癸丑、丙辰、己未连续三科担任会试主考官，这些都是本朝从未有过的事情。【庶吉士的记载遗漏】如今关于词臣掌故的书，以及《弇州别集》，记载永乐二十二年甲辰科的庶吉士只有六人，实际上共有二十人。例如高举授任行在刑科，刘俊授任行在兵科，王璡、何志、曾泉、万顷、木讷、张观、沈善、周安、刘濬、李敬、卢璟、晏铎，都授任御史；这些人都是这两部书遗漏的。这一科又有庶吉士成敬，授任晋府奉祠。宣德年间，因晋王府的事情受到牵连，被处以腐刑，后来改任郕府典宝。景皇从郕王府入朝承继帝位后，升他为内官监太监。他的儿子凯考中景泰二年辛未进士，授任吏科都给事中，不久早逝。成敬在景泰四年请求回乡省墓，皇上赐给敕书并命人祭墓，又赐诗为他的出行增光；过了两年去世。关中人乔景叔，即世宁，为成敬作传，详细记载了这些事情。这些事在关于词林掌故的书中避讳不记也就罢了，《弇州别集》竟然遗漏，难道是没有看见乔景叔的传记吗？永乐甲辰科的庶吉士，我过去也只记得六人。【医官再次主持著述】太医院御医赵友同，字彦如，大臣推荐他的文学才能。当时文皇帝正在编修《永乐大典》，便任用他为副总裁。后来编修《五经》《四书》以及性理诸大全，又任用他为纂修官。他所任的实际是词林中的优选职位，但官衔仍属于方技杂流。他起初是宋景濂的弟子，最初因胡祭酒的推荐，授任华亭训导；曾经主持浙江乡试，任满九年本应升迁，因少师姚广孝说他懂医，于是得到这个官职，便留在京师担任纂修。又有人推荐他懂水利，皇上命他跟随户部尚书夏元吉治理江南水患，由此可知他多才多艺。不幸的是，他因医术受到知遇，不能成为掌管文学、接近皇帝的近臣，最终老死于另一条仕途，实在令人感慨！【庶吉士抄写佛经】成化年间，太监王敬奉敕令到江南，索取了许多东西，甚至命令生员抄写佛经，因此被苏州的诸生喧闹驱逐。当时太宰陆全卿以儒生身份倡导此事，并因此闻名。然而文皇帝时期也有这样的旧例，并不只是役使诸生而已。永乐辛丑年，翰林庶吉士高谷为海印寺抄写经书，遇到下雨，赤脚奔跑回来；有人看见后怜悯他，想替他请求免除，但高谷不同意，说：“为什么不告诉当权者，全面禁止抄写佛经，已经完成的难道不再禁止吗？”高谷在乙未科改任庶常，到这时已经七年了，按资历升任中书舍人，考核期满后改任编修。大概国初内制、外制同样受到重视，正如唐宋旧例一样。这时三杨在内阁，正是一时极盛的局面；但对皇上的嗜好却不敢劝谏阻止，原来是帝师哈立麻一类人在其中作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进士授任史官】自古以来，进士最终授任史官的情况，国初的事暂且不论；只有正统四年己未科，钱文通，即钱溥，因为教习内侍而直接授任检讨。后来他虽然官位显赫，最终却因结交内臣王伦，擅自起草英宗遗诏，被贬为顺德知县；后来显达后再次起用，升至南京吏部尚书，只得到一个较低的谥号。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不被正直之士认可。正德三年戊辰科，焦黄中考中二甲第一名，胡缵宗考中三甲第一名，两人都奉旨授任检讨，这是出于逆瑾刘瑾的私意。焦黄中不值得多说；胡缵宗本来是有才干的大臣，却因这件事被贬为州判，后来历任巡抚、都御史，又被仇家王联告发，下狱几乎丧命，后来得到戍边处分。此后是孝宗朝，岐王府、益王府等出阁，用庚戌科进士六人任检讨、侍讲、侍读；这些人一起在吏部堂上喧闹辱骂，尚书耿裕上奏报告，带头的人被发配充军，其余人降为吏。世宗朝，景王出阁，用两名进士任讲读，也改任史官，随景王前往封国，二人都改任长史；后来景恭王去世，才得到其他官职。他们当时高兴得好像登上了仙界，但最终都没有显达。至于当今皇帝初年，潞王府出阁，也把进士徐联芳、董樾改任检讨。阁臣奏请获准，规定等九年考满后可以升任参议；到潞王前往封国时，另选其他官员作为藩府僚属随行，徐联芳、董樾二人才肯就职，后来都转任参藩而离开，但最终也没有显贵。如今福王府的讲读官仍沿用旧例，任侍讲、侍读的人可以外放担任方面官。想来他们日后或许能够得到重用，使各位公卿胸中的郁闷得以舒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正人、三年、六人、二人、九年〕 袁宗皋也是弘治庚戌科进士，没有经过翰林院，最终授任兴府长史，随献王前往封国；世宗即位后，入朝拜相，死在任上。【正统戊辰科庶常】正统十三年，选取庶常三十人。其中山西五人，山东四人，北直隶六人，河南三人，陕西三人，四川五人，南直三人，而且全都来自江北。浙江、福建、湖广、江西四个大省，以及南直隶的江南地区，直到两广、云贵，都没有一个人入选，是最奇怪的事情。当时首辅是曹文忠曹鼐，他的弟弟曹鼐正是庶常第二人；次辅陈循是江西泰和人，冢宰王直与他同乡，为什么他们都不替自己的乡里说一句话呢？第十名李泰，是司礼太监永昌的嗣子，竟然不为亲生母亲办理丧事，于是成为玉堂的污点。当时开馆教习，都不是翰林词林中的尊官，先由侍读习嘉言、侍读王一宁、编修赵恢任教，后来由侍讲刘铉、修撰王振，即王恂，接替；王振后来因为与权阉同名而改名。刘铉由乙科出身，从兵部主事升入翰林，更为特殊，后来又担任国子祭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年、三十人、五人、六人〕 这一科共有三十名吉士。散馆时，万安留任编修，李本留任检讨，两人都是四川人；刘吉、李泰留任编修，都是北直隶人。其余二十六人都外放到科、道、部、寺任职，至于李宽又任行人司正，也很奇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考察这一年会试的同考官，有一名教授、两名教谕和一名训导，都是贡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廿六人〕 四书题中，《论语》的题目占两题，《中庸》占一题，却没有《孟子》。廷试读卷官按惯例应当任用正途出身的大臣，但这次却用了户部左侍郎奈亨，他是吏员出身；太常少卿程南云是习字人出身，两人都是前所未有的例子。又有印卷官礼部仪制司主事八通，他的姓十分少见，想来是降附的夷人。

译【武官保留词臣】成化以前，各级臣工中被夺情起复的本来很多，但大多出于皇帝的宠爱，或者本人内心想留下，又通过夤缘取得中旨，多少还说得过去。只有正统十三年八月，翰林修撰许彬听到父亲去世，按理应当守制；然而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昌英上疏说，许彬正在翻译、书写夷字，如今外夷来朝进贡，番文堆积很多，请求下令让许彬夺情任职。皇上答应了。考察许彬，他凭永乐乙未科庶常起家，从检讨升为修撰；既然说是翻译夷字，本来就是词臣。武官怎么敢把他留下？许彬也不以此为耻，竟厚着脸皮不离职，满朝没有一个人非难他。这大概是四维已经断绝、三纲将要废弃的表现，所以第二年就发生了土 木堡大变。但天顺初年，许彬终于入朝为相，死后得到“襄敏”的谥号，这倒是奇异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年、八月、一人〕 【检讨掌管翰林院】王资是江西泰和县人，吏部尚书王文端，即王直的次子。他以平民身份被推荐，授任本县训导，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又升为翰林检讨，代理监丞事务；三年考核期满后入京。当时恰逢南京翰林学士邢宽去世，吏部奏请让王资以原职掌管南京翰林院；又过了三年，他因母亲去世服丧，死在家中。以平民身份进入翰林，是第一件奇事；以从七品的检讨、史馆官员身份掌管词林，是第二件奇事；邢宽以状元起家，而王资以平民身份接替他，是第三件奇事；他推掌南京翰林院印信时，文端公王直正任冢宰，儿子享有这种特殊待遇，却一点也不引嫌避让，是第四件奇事；天顺改元后，旧臣几乎被诛杀、驱逐殆尽，王文端也被革去少傅、致仕，当时王资正在南京翰林院，却也没有人指摘他，是第五件奇事。大概王文端声望很高，并不是对儿子有私心；而且当时风气还淳朴，议论政事的人也没有后来那种穿凿搜剔的习气，因此没有人查究这件事。【翰林词臣的单名】后汉人不再有复名，我过去认为这是王莽禁止复名的结果，但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翰林院单名】后汉人不再使用复名，过去一直认为这是王莽下令禁止的，但没有根据。何况还有马日磾这类人，所以仍然恢复了复姓。魏晋以后，渐渐不再这样。到了五胡侵扰中原时，胡人的名字于是有了三四个字的。本朝只有正统十年，六位宰相都是单名；景帝即位时，五位宰相也都为单名，因而被视为奇异。到英宗复辟时，六位宰相中，徐有贞作为首辅被贬斥离去，其余五位宰相又都是单名，先后相同，一起居于内阁，这已经是奇事了。像永乐壬辰科一甲马铎等三人、吉士蒋礼等十七人，以及景泰甲戌科一甲孙贤等三人、吉士吴写本作“吴”、邱璿等三人，全都是单名而没有两个字的。这虽然只是偶然现象，却也是史册中仅见的。正统戊辰科一甲彭时等人、庶吉士万安等人，共三十三人，只有白行顺一人是复名，也很奇特。【改名被疑】古人因事改名的很多。本朝景泰年间，翰林编修王振因为与宦官同名，土木之变后改名为王恂。成化年间，编修王臣因为有一个奸人和他同名而被处死，请求改名为舜功，皇上没有允许。嘉靖年间，刑科给事中徐学诗因为弹劾严分宜而被罢免，当时徐宗伯、太宰在任礼部郎中，姓名 与他相同，于是把“诗”改为“谟”。后来做到显要的官位。也有人讥讽这件事，徐宗伯费尽口舌为自己辩解，当时人仍然半信半疑。名字是父亲所取的，如果不是触犯君父的避讳，或者像二王那样与奸恶之人的名字相同，似乎不必轻易改名。至于徐公，即使不是为了讨好严嵩，也未免多此一举了。【翰林升转之速】本朝升迁官职的旧例，必须满九年才能升两级。其他官员还可以在京内、京外相互调任，只有词臣不离开本部门，严格遵守这一制度，因此有积薪难进的感叹。凡是任职满九年的，检讨只升为修撰，编修只升为侍读或侍讲，仍然都是史官。只有修撰任满九年可以升为中允，侍读、侍讲再升可以成为学士；否则就只能任宫庶、左右春坊官或大学士。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有。因为祖宗朝时，宫廷属官都由大臣兼任，没有专门任命的。所以成化三年，左谕德黎淳因为《英宗实录》修成，升为左庶子，援引旧例竭力辞谢。他的本意是想得到翰林学士的职位，不愿长期处在春坊系统中，但他的论断并没有错。近来词臣升迁，都任为宫廷属官，检讨一升就是赞善，编修一升就是中允，侍讲、侍读的官职于是废置不设。至于春坊官和大学士，自杨新都以后，再没有一人被任命。大概是因为这些名称会同内阁大臣的官名混淆，还可以说得通。至于翰林学士，自嘉靖末年张蒲州被特意任命以来，已经被视为奇事，如今更是绝迹，只不过由大宗伯兼任罢了。这个官职虽然清贵显要、是极为精选的职位，但终究应当看任用的人是否相称，不宜让它完全空缺。翰林院极为重视五品官职，通常要经过三次考核才能得到，这时大概已经二十七年了，隆庆以前都是如此。近年的丁酉年，焦弱侯被贬时，已经任职九年，只是还没有考核期满，竟然以修撰身份被贬到外地。庚子年，顾开雍以编修身份主持北京乡试，也已经任职九年，只升为修撰后入闱。两人都是鼎甲出身，尚且都不敢逾越规制。近来庶常授为史职，没过几年就纷纷请求调升，非要得到赞善、中允不可，甚至连司业也看不上了。春坊系统的六品官，不过一年就升为五品。与嘉靖、隆庆以前的前辈相比，这几乎提前了二十年。翰林官本应升到三品、四品，而资历稍浅的人，过去都任太常卿或太常少卿。这是因为正詹和少詹是宫廷属官的长官，不想轻易授予这些职位。如今上在戊午年，刘和宇（虞夔）以太常少卿掌管翰林院；近来的己酉年，傅汤盘（新德）以太常卿掌管国子监，仍然保留着这种用意。近来凡是以庶子身份讲论道德的人，竟然都升为少詹，甚至升到詹事，似乎是看不起太常寺的清贵卿官，不屑于居此职位；却不知道祖宗朝时，石首杨文定、淳安商文毅、安福彭文宪这些人，都是以太常卿、太常少卿的身份成为辅臣的。这也实在令人感慨啊！

译【翰林建言知名】词林的职责在于参与议论政事、进谏规劝；如果当面折责、在朝廷上直谏，并不是他们本来的职责。只有成化初年，因为上元节宫中张灯之事，编修章懋、黄仲昭和检讨庄录联名上疏极力劝谏，都被贬到外地，当时人称他们为“翰林三谏”。考察上元节设置鳌山灯，本是祖宗旧例，而且两宫正在奉养之中，按理应当以娱乐侍奉，并不是皇上过分举动，这道奏疏似乎本来可以不必上。到了嘉靖初年，山西佥事、前给事中史道上疏，论说元凶杨廷和漏网；御史曹嘉评定朝臣五十人，分为四等，擅自决定他们的去留；给事中阎闳又弹劾杨廷和以营救史道，于是阎闳和曹嘉都被贬到外地。当时人称他们为“翰林三杰”。大概三人都是丁丑科庶吉士，起初请求留在翰林任史官，杨廷和没有答应，因此对他痛恨不已。当时御史郑衰驳斥史道说：“杨廷和平定乱局、恢复正统，完全可以称为挽救时局的宰相；史道却把他指为元凶，而且事先扬言，诱使别人请托阻止，等到被补任外职后才揭发，这可以看出他的用心和行迹十分诡秘。”给事中安磐驳斥曹嘉说：“本朝解缙曾以一人之身评论众人，都是奉皇上之命品评褒贬。还没有皇上的命令，却让满朝缙绅任意发表议论的，从来没有过。” 这两道奏疏都属于公正的议论。到了嘉靖十九年，皇上偶然患病不能临朝，东宫官赞善罗洪先、司谏唐顺之、校书赵时春，因为皇上免朝的次数很多，各自上疏请求第二年元旦，太子出临文华殿，接受文武百官和朝见官员的朝贺。皇上震怒说：“朕在宫中静养，仍然处理各种政务。如今身体还没有恢复，怎么能不爱惜自己！东宫看起来病还没有痊愈，怎么能行走？朕的病还没有完全平复，就想让太子临朝，这一定是认为君父不能起身了。”因此三人都被斥退为民。当时皇上正在静养，而太子的病更加危急，皇上还特别下旨暂停今年行刑，为太子祈求平安，并向天下公布。怎么可以再请求太子临朝，何况睿龄也只有五岁。这类建言，简直是把唐顺宗、宋光宗当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所侍奉的君主了。假如发生在皇帝晚年，他们一定会遭到郭希颜那样的灾祸。大概这三个人忠于国家，只是来不及考虑自己的话是否能够实行。当时人很推重他们，又称他们为“翰林三直”。以上这些词臣，都是凭借抗疏而显名，史道等人就不值得一提了；至于章枫山、罗念庵等诸位君子，也没有什么真正切要的建树。一定像戊寅年翰林院诸公那样，和江陵争论夺情之事，才绝对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成化初年，李文达请求夺情，编修陈音写信极力劝他服满丧期，随后修撰罗伦便公开上疏攻击他。戊寅年，翰林院的吴、赵二位先生弹劾江陵，而修撰沈君典也只是写信委婉规劝此事，这和成化年间的情况相同。【正德朝鼎甲庶常】武宗在位十八年，举行了五科考试，共有十五名鼎甲进士，后来很少有人能进入内阁或成为正卿。只有辛未科的桂萼、丁丑科的夏言、辛巳科的张〔缺名〕，都由外任官进入内阁，并且都受到世宗特别宠信，贵显恩宠震动天下。五科中除戊辰科传奉八人外，其余四科又都选为庶常，连同首甲在内，共有九十六人，只有辛未科的张石首、辛巳科的张茶陵，一人曾参与内阁，一人也曾参与内阁。张石首不到一年就因年老患病去世；张茶陵因为不愿替世宗撰写青词，被世宗憎恨，入阁也只有一年，便因忧郁而死，仍然等于没有真正做成宰相。一时之间，词林的困厄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时运造成的吧！考察正德戊辰科，翰林院掌故所记载的，只有庶吉士焦黄中、胡缵宗、邵锐、黄芳、刘仁五人，即使弇州《科试考》也这样记载。然而胡缵宗的墓志中还有李志学等三人，那么当时传奉的实际应是八人。这是近代的事情，竟然讹误遗失到这种程度，实在可叹！【庶常再读书】旧例，吉士散馆后，分别授予词林、台省、部郎等官。那些被改选却未经考核便因服丧离去、服丧期满后才回来的人，也都最终授予其他官职，没有留在史官队伍中补任的先例；也没有再同新任吉士一起列班读书的先例。只有弘治十八年乙 丑年，庶吉士孙绍先因服丧回乡，到正德三年七月赴京，皇上命他与本年吉士一同读书，后来授为检讨；此前从来没有这种事。直到今上己丑科的庶吉士傅新德因服丧离职，壬辰年再次来到京城，也得以和新科吉士一同入馆考核，后来同样授为检讨。从此以后，因服丧离职的人便以此为例，至今没有改变，不过后来也有人改授科道官。孙、傅二位都是山西人。孙绍先再次入馆时，和焦黄中等八人共事，有人认为黄中的父亲黄芳是次辅，实际上主导了这件事。傅新德十八岁时参加乡试中式，接连考中，当时次辅王太仓爱惜他的才华，所以有这道任命。同一件事，动机却有公私之别。【馆选定制】自嘉靖十三年乙未科馆选以后，逢丑、未年便选，逢辰、戌年便停止选拔，世宗在位三十多年间遂成为惯例。后来丙辰、己未、壬戌连续三科不选，直到乙丑年才重新考选。穆宗即位第二年为戊辰年，因是即位后的第一科，特意选了三十人。到了万历二年，即使是第一科也不再选了。此后庚辰年也一样。到丙戌年，次辅王太仓建议说：“每科都必定有优秀人才，怎么能见到丑、未年人才多，而辰、戌年人才少呢？”于是上奏获准，从此会试之后都进行馆选，于是翰林院人才济济，盛况空前。自张永嘉在丙戌年受到摧残以来，到这时恰好经历了一周天运，大概是时运本来如此，并不只是因为圣主宽严不同。【词臣迁官】词林虽然号称清贵显要，但升迁调转最慢。编修、检讨历任俸禄必须满九年才升转。即使已经取得五品官阶，也有人要到十多年后才能再次升迁，前辈的碑志可以考证。到了嘉靖年间，升迁才稍微快些。只有乙丑科，有人十年便成为宫坊官，有人说这是高新郑偏爱自己的门生。然而自癸丑年以后，三科没有选庶常，形势上不得不加快升迁；到了戊辰年又重新滞留。我曾记得沈四明这位前宰相，长期滞留在七品官位，便作诗寄给同年王山阴相公说：“何必费力红着眼睛盼望青毡，你老是编修，我也老是编修。司业虽然是地位不高的京官，你却不要羡慕；我七年前也曾陪同考选。”司业虽然是地位较低的京堂官，但词林中最看不起它，认为那是嫁给老年女子一样的职位，甚至到了陪同考选七年以后，积薪难进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变。和近年来迅速升迁的人相比，不能不仰天叹息、愤懑不平。【庶常授州县】庶常授官后出任外任，这是永乐、宣德年间本来就有的定制。

译当时甚至有人被授为王府典宝、奉祠，连纪善这样的官职也不容易得到。到了正德年间，资历资格的限制已经确立很久了。正德六年辛未科，山东武城人、庶吉士王导因为中原流寇大乱，想奉祖母到江南避难，请求改任应天府教授，皇上同意了。正德十二年丁丑科，河南宜阳人王邦瑞因服丧离职，回来后仅补任广德知州。这两科馆选的人，从来没有一人担任外任官：一人是自己请求，一人是直接任命；两人都安然赴任，没有听说有怨言。大概此前正德三年戊〔辰〕科，有焦黄中等人以传奉身份成为吉士，不久升为编修、检讨、侍讲，所以后来人应当有所退让。后来王导历任官职做到兵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谥襄毅；王邦瑞做到吏部左侍郎，追赠礼部尚书，谥文定。而焦黄中等人被削除名籍，为士林所不齿。这样看来，急躁和安静，究竟哪一种才是有所得呢？到了嘉靖五年丙戌散馆，全部授为科道官或部属官，只有李元扬等四人授为知县。这是因为张萝峰秘密上疏，说他们都是已故宰相费宏培植的私人，不值得培养。嘉靖八年己丑科吉士，虽然都是张萝峰所取的门生，但因为会元唐顺之等人都不依附座师，所以全部斥为主事，只得到两个给事中、一个御史、两个知州和一个推官。这是权臣玩弄权力，窃取威福来钳制胁迫后进，并非皇上的本意，也不是这些士人的退让。从此直到现在九十年，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万历己丑年散馆时，我浙江有一名吉士，本来应当得到礼部主事，却心里看不起这个职位，便向太宰陆庄简诉说请求。陆庄简也是同郡人，很不高兴，对吉士说：“我以前由县令转任刑部郎中，能够调到春曹，自己还以为这是极其清贵的职位；如今已经惭愧地做到这个地步了。哪里看得出台省官值得羡慕呢？”这个吉士最终凭借座师、次辅许新安的力量，被授为御史。从此直到甲辰年六科散馆，便再没有一人任郎署官。到了丁未年，贵州人潘润民被授为礼部官，竟然还被视为创举。【翰林一时外补】霍兀崖刚被任命为少詹事，就上疏谈论任用人才的方法，认为翰林不应拘泥于固定的内升制度，应当从内阁以下以及史局的官员中都选人外调补缺；外任官员也不论是举人还是贡生，都应当入朝担任史官，就像太祖初年的制度。他的说法也有可取之处。但当时并不是开国创业之时，一旦改变制度，人们会不习惯。因此太宰廖纪极力说明其中的窒碍，皇上也有“随时斟酌实行”的旨意，大概世宗心里也知道霍兀崖的建议难以实行。等到张萝峰入阁，因为侍读汪佃讲书不合皇上的旨意，吏部将汪佃调到外地，张萝峰又因秘密揭发，把其他不称职的史臣也改授别的官。首辅杨石淙附和并扩大了他的主张，皇上于是准许实行。汪佃被调为府通判，此外中允杨维聪、侍讲崔桐等二十多人，都改任外官离京，京师《十可笑》中所说的“翰林个个都外调”就是指这件事。大概霍、张二人都是从其他部门起家的，所以把词林压抑到这种地步；杨丹徒自以为附和张萝峰就能得计，不久也被张萝峰驱逐了。这是翰林院一时的厄运，只不过借两位权臣之手造成罢了。【壬戌科罢选吉士】嘉靖自癸丑科选庶常以后，丙辰、己未两科不选，到了壬戌年议定考选馆职，并奉旨确定日期。到了考试那天，进士们入场应试，其中那些已经有声望、能够找到门路的人，都争相挨坐在一起，磨墨润笔，彼此相视谈笑，预先庆贺自己将得到清贵职位。内阁拟定题目呈给皇上阅览，过了很久题目还没有发下来，忽然传来御札下达。内阁大臣打开一看，只见题目左边用朱笔写着四个大字：“今年且罢。”于是众人一哄而散。其中最有声望、又最早打通门路的几个人，到了后来拥着被子羞愧怨恨，十多天都不敢见同年。原来在这以前，各进士向权贵宦官借钱，用来贿赂首辅分宜；他们同辈中有不赞成这件事的人，秘密上奏皇上，于是事情临到实行时中止了。世宗的明察英断就是如此；这一年的七月，分宜便被驱逐了。【鼎甲召试文】少傅袁元峰以次辅身份主持嘉靖壬戌会试。这一年没有选庶常，只有一甲的少师时行、王宫保锡爵，以及已故少傅余有丁还在词林。每逢有应酬文章，以及皇上交办撰写的玄门醮章，乃至翰林院中的重大文章册文，他都把三位门生叫到自己的私宅，代他起草；稍不合意，就大声呵斥，接着恶言相向。余有丁和他是同郡人，袁元峰甚至辱骂他说：“你怎么配叫有丁？应该叫余白丁。”他的傲慢无礼到了这种程度。有时三人应当到西内直房值班，为皇上供应笔札，袁元峰竟然关上门离去，也不安排酒饭。三人有时直到天黑还吃不上饭，只好面带菜色地回去，这成了常事。王相国常常把这些事告诉我，还频频皱眉，难以忍受。袁元峰最看重的，只有吴中王百谷山人，认为他是奇才，想援引他进入诰敕房，就像张文宪任宰相时援引人才的旧事一样，甚至可以一直提拔到卿贰之位；但袁元峰去世了，事情没有成功。又有一个吴人王逢年，袁元峰也想援引他，但王逢年忍受不了他的傲慢，竟写信拒绝说：“阁下凭时文取得会元，凭青词取得宰相之位，怎么知道有所谓古文辞呢？”于是骑着跛驴离去。袁元峰大怒，却也拿他没有办法。【杨名编修】嘉靖壬辰年，杨编修芳洲（名）上疏抗辩，弹劾汪鋐和郭勋等人欺骗蒙蔽皇上，结果被押入诏狱。杨芳洲是蜀地遂宁人，汪鋐于是指称他是故相新都公的侄子，说他是为叔父报仇，所以拟判死刑。这大概是为了替自己推卸罪责，也为了讨好首辅永嘉。适逢兵部侍郎黄敬斋（宗明）特意上疏营救芳洲，皇上发怒，把黄敬斋也下狱，并施以酷刑。芳洲不肯改口供，敬斋的言辞也没有屈服。皇上的怒气稍稍平息后，杨芳洲被发配戍守瞿唐卫，当年又奉赦令让他致仕。黄敬斋出任福建参政，不久召回朝廷任礼部侍郎，与汪鋐同为六部卿贰。汪鋐替永嘉叫嚣效力，自不必说；但当时参与议礼的诸位公卿，除了桂、霍之外，如方西樵、席元山、黄敬斋、熊兆原诸公，都各自树立声望，没有人肯去扫永嘉的门庭。从此永嘉的势力也逐渐孤立，不到两年又被罢免，此后再也没有起用。

译【翰林散官】翰林官无论品位高低，散官称郎或称大夫，都把散官衔接在本职官名之下，这种做法沿袭已久，但也并非始终如此。例如嘉靖十四年乙未科，廷试读卷官、侍读学士吴惠等人，都是先写奉直大夫，后写学士。侍讲江汝璧等人，先写承直郎，也是这样。到了下一榜戊戌科廷试，词林官的散官衔又排在本职官名之下了。到二十三年甲辰，弥封官、左春坊司直谢少南，本来属于宫官，他的官衔只应按照各曹官员的例子书写，却也把承德郎写在司直之下，这就更令人无法理解了。【词林拜太宰】阁臣专门从词林中选用，自嘉靖中叶开始，到现在恰好六十年。这实在是偏枯而不均衡的事情。今年二位沈相公一同离任，正准备任命新的阁臣。言官因此提出内外兼用的建议，这个说法确实难以改变。但旁观者认为，其中可能暗有推戴某人的意思，所以才提出这个建议，不知是否确实如此？只有太宰这一官职，自来兼用内外官员，祖宗朝对此并不限制。例如世宗朝的罗文庄（钦顺）、严文靖（讷）、郭文简（朴），都是以翰林官掌管铨曹。高文襄（拱）以首辅身份兼领吏部达三年，则是穆宗朝的近事。为什么偏偏禁止史官担任太宰呢？近来癸巳年，吏部尚书出缺，首辅有意任用罗宗伯（万化），当时赵定宇（用贤）以左侍郎身份兼任学士，代理铨选事务，也极力支持这一任命。即使这是想恢复词林官掌管铨选的盛事，也不过是顺从众人的愿望。给事中朱爵站出来争辩，说这样会破坏成例，并且指责次辅赵兰溪、张新建偏袒自己的同年，还诋毁罗万化的品格。首辅王太仓对此十分愤怒，痛骂给事中。朱爵虽然被贬谪，罗万化最终也没有被任用。给事中所说的成例，竟不知道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大概是因为对外任官员不能大拜相不满，所以借此发言表达不平罢了。这种上书建言，说是为了维护体面、争一口意气，还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是爱惜人才、通晓国家礼制，那就未必如此了。【交际】词林中的交际最为简略。新入馆者，整个衙门从政府以下直到史官，各自送贺仪七分金，只把姓名写在礼金封面上，不另附其他请帖。因奉差而拜谒补入馆中的人，则准备一端青布作为礼物。这是先人在馆时的事情，大概沿袭了前辈的雅道，想来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至于其他衙署，我就不知道了。我的祖父从省中外调任山东佥事，任满回乡奉养父母，后来又入京补任官职，离开京城将近二十年。当时严分宜当国，是旧日相识，所以带着一纱两把扇子去拜谒他。严分宜欣然接待，收下扇子却退回纱布；后来祖父补任的官职又在他的邻郡分巡，两人始终相处融洽，没有发生别的事情。严分宜虽然贪财，但那是夜间私下收受的财物；平常交际大概当时都是如此，大家并不以为奇。二十年来，即使普通交往也一定要用两件礼物，后来增加到四件、六件，现在甚至增加到八件。还要另用相等数量的其他物品相陪，称作“八大八小”，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接受礼物的人反而把它看成俗套，不肯全部收下，于是在“八大八小”之后，另列珍奇异物以及当地适用的物品，供对方选择。至于黄酒、白酒、酒枪之类，又另造名称，以避开旁观者的目光，遮掩邻墙之人的耳目。这样的恶俗，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翰林应制】今上大婚以后，留心文史文章。遇到元旦、端阳、冬至，一定命词臣进献对联、诗词之类；有时还拿出内帑收藏的书画，命他们题咏，或者皇上游宴时就宣召他们进呈。至于讲筵，尤其隆重，除了宴饮赏赐之外，间或还有额外赏赐。我的先人和同年、前辈诸公，没有一天不从事于纸笔文字。禁脔法昷，也时时来到他们的门下。后来皇上临朝讲学渐少，出游也简略了；到了今天，连警跸声都听不到，天厨也不再陈设宴食，逢年过节也没有听说有一两篇文字进呈御览。词臣们整天关门高卧，或者只是叫来酒席聚会罢了。虽然享有清闲的福分，却没有得到近侍禁中的荣宠，似乎也不如当时受宠优遇。【翰林官先奏事】本朝朝仪规定，每逢早朝结束，各衙门依次奏报政事，等候皇上亲自裁决，有时还召大臣当面商议。最后由内阁辅臣奏报，他们的职责是承接圣旨，快步到御前听候裁决。然而翰林院只是五品衙门，排在大衙门之后，进退都很不方便，于是开始规定每逢午朝，由翰林院先行奏事，后来遂成为定规，这是为了尊重辅弼的体制。如今午朝已经很久不举行，奏事也废止很久了。今上丁亥年，因言官建议，请求恢复午朝旧制。没过几天，皇上忽然问内臣：“如果举行午朝，现在是不是正当时候？”于是内臣误传圣意，纷纷奔走，钟鼓全都敲响，皇极门的御座也已经移到正中。一时侍从诸公奔跑着进入宫内，慌乱失措，而皇上最终并没有出来。又据记载，国初早朝时，辅臣和司礼监内臣面对宝座站立。文皇晚年因病而健忘，每次命后宫掌事者站在衮扆之后，记录问答和圣谕；辅臣金幼孜等人这才退避，站到丹陛之下。到了成化年间，他们又仍然移到皇上身边站立。但在今天，常朝礼仪结束后，大家都退到宫门外，连班次上下也不必分辨得很清楚了。又说起记录皇帝起居一事，古代有郎官、舍人两种官职，自唐宋以来，都站在螭坳，亲自听闻皇帝的话。本朝没有这两种官职，到今上时才开始设置，让词臣兼管此事；每次皇上临朝，也命他们和科臣一同侍立。如今他们仍在本班行礼，从未另行侍奉于燕闲之时。所谓《起居注》，不过是讲筵时随班在文华殿侍奉讲学，退下后摘录各衙门的章疏以及奉行的圣旨罢了。它同“起居” 这两个字毫无关系。大概本朝既让史官担任宰相，又不让史官履行史官的职责，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庶常授官】丁丑年馆选时，我的先人是选首，按照惯例，留在本局补任，这不用说。当时沔阳人费似寉（尚伊）年轻而有才名，又多次考在前列，按理说一定应当留馆。己卯年散馆前举行阁试，江陵相出了一道论题，题目是“李纲不偏袒他的乡人”。众人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知道费似寉不能任史官了。不久散馆，费似寉果然出任给事中。于是，次辅蒲阪的乡人张元冲（养蒙）授给事中，李顺衡（植）授御史；三辅吴门的乡人张慎吾（鼎鱼）、万涵台（象春）

译、史志桥（继辰），都授给事中，没有一个人敢留馆。这一科江陵相的次子考中榜眼，却不避嫌疑，唯独在乡人问题上表现得公正，这是为什么呢？费似寉不久外调任佥事；丁亥年京察时因浮躁被贬居家，后来起用为饶州府推官，最终没有赴任。考察这一科，除史官、科道官之外，授予部属官职的有两人，这是遵循旧例。癸未科也是这样；从丙戌科到现在，竟然没有一科不选用馆生，散馆那天，竟没有一个人进入郎署。这样已经有八科了，难道各位庶常轻视列宿般的显贵官职吗？还是掌握铨选大权的人特别偏爱自己的门生呢？典章制度废弃已久，必定会有人出来加以纠正。嘉靖年间，乙丑科散馆时没有人进入郎署，因为此前三科都没有选用馆生，所以特意给予优待。戊辰科时，又恢复遵循旧例。【吉士散馆】近来台省两地的显要职位和权势部门，远远超过词林。每逢散馆，众位吉士大多仰望能够留馆；他们的轿夫和皂隶则按日盼望他们进入言路，只怕主人被留作史官的属员。这些人中，又都把进入府衙看作第一等的出路。听说他们在酬愿时，进入台省就用羊和猪，进入都察院就用鸡和鹅；如果留馆做编修、检讨，就只用浊酒和豆腐罢了。今年甲辰年众位吉士散馆时，有人闲着到吏部门下窥看，见几名隶役互相询问回答。一个人问：“你家主人拜授什么官？”隶役提高声音答道：“御史。”又问另一个人，他慢慢回答：“给事中。”最后问到一个人，他低着头半天不回答。再三追问，他只长叹一声说：“照旧”两个字罢了。恰好友人姚仲含被授为吏科给事中，他的脸色十分凄惨沮丧，于是我把在吏部看到的情形告诉他，他也勉强露出了一点笑容。【丁未闽中词林之盛】从前福建没有人获得大拜。只有永乐年间杨文敏入阁，但他不是由翰林出身，此后二百年间便绝无先例了。今上丁未科会试时，两位大主考杨荆岩（道宾）、黄毅庵（汝良），以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的身份入场。李九我（廷机）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的身份代理部务，担任知贡举官；他们都是福建晋江人。会试这一大典，竟由同县三人主持，这是明朝兴起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三月廷试，张瑞图考中探花；五月考馆，林欲楫、杨道寅考取庶吉士，也都是晋江人。到了六月，李廷机升任尚书，福清人叶从南由少宰升任礼部尚书，同一天大拜。八闽的盛况，实在达到极点了。这一科经房同考官、检讨黄国鼎，也是晋江人；到己酉年散馆时，林欲楫、杨道寅两位吉士都留任史官。如今他们都已经显贵而受尊重了！【戊辰词林大拜】今上二十二年甲午，首辅王太仓请假离任，赵兰溪代为主持政务。当时张新建任次辅，陈南充、沈四明相继入阁，同事共四人，都是戊辰科词馆中的人。本朝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这样盛大的情形。四位公卿在内阁共三年，陈南充死于任上。又过了两年，张新建获罪被谴责遣归，赵、沈二公并列在阁。又过了四年赵兰溪去世，到三十年壬寅，沈归德才入阁，他仍是乙丑科出身。戊辰科的诸位公卿，在政界任职几十年，此外再没有其他科籍的人进入内阁，尤其称得上盛事。何况在他们之前还有王山阴，在他们之后又有朱山阴、于东阿，都登上了揆席。一榜出了七位宰相，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甲午年春天，首辅赵以鼎甲出身起家；会试第二名张任次辅，第三名陆任三辅，第四名沈任四辅，按照名次依次排列，一个名次都没有错，尤其奇特！这一科戊辰科一甲状元罗康洲、榜眼黄廷仪，都正任礼部卿；探花赵浴阳任元辅，而且都获得谥号。这也可以与壬戌科的盛况相媲美。【四六】四六文虽然是骈偶文章的余习，但本来就是天地间的一种文字。假如拿宋人所写的四六文来诵读，看到它们组织安排的精巧、引用典故的巧妙，今人也会击节起舞。本朝既然废除了词赋，这一文体也被搁置不讲。只有世宗崇奉玄教，当时撰写文章的诸位大臣竭尽精力创作四六文，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几乎把海内名士召集遍了，争奇斗巧，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其中难道没有少数能够发掘幽秘、展现美才、流传后世的作品吗？可惜鼎成之后，这些文章一概忌讳不再谈论。然而戊辰科庶常诸君还沿袭这种余习，因此陈玉垒、王对南、于谷峰一类人，仍凭四六文获得声名。此后这种声势便彻底断绝了。嘉靖年间倭患频繁，而皇上又特别喜欢祥瑞；胡梅林总制南方，每逢报捷献瑞，就写四六表章，以博取皇上的一笑。皇上又留心文字，凡是骈偶语句中奇丽的地方，都用御笔点出，另命小内臣抄录成一册。因此东南才士，缙绅中有田汝成、茅坤等，诸生中有徐渭等，都聚集在他的幕下，简直不亚于罗隐在钱镠幕下的情形。此后大帅军中也再没有这种风气了。今上壬辰年平定宁夏的战役中，露布里写道：“仿佛禄山之强，不灭宋江之勇。”大概是取“山”来对“江”，几乎要笑破士人的嘴。有位友人说：“为什么不取徐海的强悍来配宋江呢？”徐海就是徐明山，是胡总制擒获的日本首领。虽然这只是戏言，实际上却是十分工整的对句。袁文荣撰写玄教文章时，每次都命令壬戌科的门生一甲三名分别代作，有时却不给他们题目或文章。他凭此得到拜相，也因这件事竭尽心力。【黄慎轩之逐】黄慎轩（晖）以宫僚身份在京时，平素内心喜好道教，和陶石篑等人结成净社、信奉佛教，一时许多才高识远的士人都归附他。但对他侧目而视的人也逐渐增多，尤其受到当权者的深深嫉恨。壬寅年春天，礼科都给事张诚宇（问达） 专门上疏弹劾李卓吾，疏文末段说：“近来缙绅士大夫中，也有人捧着咒语念佛，奉事僧人而膜拜，手持数珠，把这些当作戒律；在室内悬挂佛像，把它当作皈依；不遵守孔子的家法，却沉溺于禅教。”这其实是在暗中攻击黄慎轩和陶石篑等人。不到十天，礼部尚书冯琢庵（琦）的奏疏接着上来，大体上和张都谏的话相同。皇上下旨说：“看了你们的奏疏，对世间教化很有帮助。仙术和佛法本来就是不同的方术，应当在山林中独自修行。有人喜好这些，任凭他解除官职，随意离去。不要把它同儒术一并推行，以免迷惑人心。” 这又是专门指黄晖而言，催促他赶快离去。当时康御史（丕扬）也有一份奏疏，和冯琦的奏疏同日上呈，单独弹劾达观以及朝士附会迎合的错误。两份奏疏同时上呈，彼此配合呼应；张诚宇、康丕扬承接首辅的意旨，不必说了。冯宗伯并不是依附四明，只是他的爱好恰好同黄晖不同而已。黄晖随即以病请假，立即回乡；后来再次召用，便不再出仕，和陶石篑一样，始终没有失去原本求学修道的志向。

译【词林前后辈】词林极其看重前后辈分。即使只早一科入馆的人，后辈见到他也一定屏住呼吸、弯腰行礼，不敢多说一句话，有时实在让人觉得过于拘谨。我记得从前我的先人任史官时，如今的晋江人李九我宗伯，在先人入馆两科之后入馆，而两人的住处很近，志趣也最为投合。先人有时得到一种鲜物，就邀请他一同饮酒，有时还把鲜物折分给他。李九我有了某种食物，也同样如此，彼此毫无隔阂。近来的规矩越来越严格，前后辈几乎像师生一样；但实际感情反而越来越淡，互相倾轧，有时甚至唆使别人公开弹劾、暗中讥刺，把这当作自己迅速升迁的途径。想要像二十年前那样毫无拘束地相交，哪里还能再有呢？【四品金扇】按照旧例，京朝官中，词林、坊局的官员到了五品，就可以用大金扇为马遮蔽；其他官员必须到三品、乘轿时才能使用。因此太仆寺、光禄寺官员都可以用金扇；左右佥都御史虽然显贵有权，却因为仍是四品，只能像其他官员一样使用黑扇。近年丁未以后，左右佥都御史忽然自行制作金扇，每次出行都引来众人注目惊讶；过了一年，左右通政和大理寺左少卿也使用金扇。大概是因为他们同属四品大九卿，言官、礼官没有人敢加以纠正。这种做法见得久了，如今人们竟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翰苑设教坊】教坊司专门准备供大内使用的歌舞伎艺；在外朝，只有宴请外夷朝贡使臣、命文武大臣陪宴时才使用。大概是沿袭唐代鸿胪寺、宋代班荆馆的旧例，用来使远方的人柔顺服从，本来就是特殊的典礼。赐进士恩荣宴也使用教坊司，这是圣朝特别重视科举，其他途径无法得到的待遇。其他臣僚即使地位极其尊贵，如首辅考满，也只有蒙受特别恩典赐宴时才使用教坊司。唯独翰林官到任时，命教坊官和伶人前来供役，也 是玉堂中的一段佳话。我还记得丙戌年诸位吉士入馆时，我随先人与同僚入内观看；当时正是太平盛世，礼仪排场极其隆重，至今已经二十年了。考察宋代，学士赴院时，开封府点集优伶供应，甚至使用女妓；何况本朝只是役使乐工供词臣使用，并不过分。至于唐代，学士入翰林时竟然安排猴戏，那才是奇怪的事！【侍从官】宋朝两府执政以下，最尊贵亲近的官员称为侍从，包括六部尚书、杂学士以及龙图等阁待制。执政大臣退朝后，皇帝就召他们入内咨询议论，所以又称“次对”。至于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都是重要官职，尚不在侍从之列。若是翰林学士，每天在禁中值班，更不必说了。遇到重大事务或大规模赏赐，发布诏旨时必定说“侍从，以及中丞、两省、两制”等等，因为这些都是三品、四品官，所以有“大从官”和“小从官”的区别。若属右列武官，必须做到观察使以上，才可以与侍从相比，可见其地位之重。本朝不再设置“次对”这一名称。这是因为六部卿官所掌事务重大，御史台长官也是西汉所谓“亚相”的职位，相当于宋朝的执政；而学士这一职位，只有翰林和春坊设置。春坊大学士已经很久没有任命了，翰林学士及讲读学士也只是翰林中资历最深者兼任的官职。至于待制，本朝本来就没有设置。因此，初仕便得以进入史馆，或外任官员进入谏官机构，都自认为属于侍从，人们也不认为这是僭越，实在失去了“次对”的本义。我私下认为，六部侍郎、御史台左右副都御史，以及通政使、大理卿和他们所属的四品佐官，词林中的詹事、少詹事、翰林院光禄寺学士、国子祭酒和太常寺等小九卿中的三品官，应当任命为大从官；大理寺左右丞、通政司两名参议、翰林院讲读学士、坊局五品官，以及太常寺等小九卿中升至四品的副职，应当列为次从官。以上人员都可以跟随阁臣、六部尚书和都御史之后，在别殿参与议论政事。即使是经筵、日讲，也都从他们中选用；其中资历渐深且得到皇帝认可的，便可不时越级升入内阁。这样一来，内廷既没有词臣专门觊觎首辅之位的嫌疑，外廷也能杜绝一般官员巧于谋求入阁的念头，似乎与孝宗朝刘大夏、戴珊等当面议定条款的旧例相合。宋朝的制度虽然不足以完全取法，但借此来辅助圣明的政务、陶冶培养宰相人才，也或许有所补益。【宫寮超赠】仁宗刚即位时，原任宫寮、左春坊左赞善的徐善 述死在任上，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肃，命有关部门为他建立祠庙祭祀，仁宗亲自撰文祭奠。又追赠左春坊右赞善兼编修王汝玉为太子宾客，谥号文靖。徐善字好古，是浙江天台人，由岁贡出身，任桂阳州学正，升为国子博士，最后做到现在的官职。他参加乡试两次，会试两次，这种情况在国初还曾有过。唯独赞善只是从六品，却越级九阶赠为宫保，而且得到赐谥、建祠祭祀，诸位君主亲自挥笔祭奠，实在是本朝从未有过的事。王汝玉名璲，以字行世，是苏州长洲人，由乡试中举出身，任应天府训导，升任翰林五经博士，再升任赞善兼检讨；因获罪被贬戍边，当时他在仁宗东宫侍奉仁宗，仁宗命令特别宽免他，降为典籍，后来又恢复原职。后来他因应制作《神龟赋》，名列第一，当时有人嫉妒他，罗织罪名，又把他下狱杀死。到这时，追赠、赐谥、祭祀等恩典全都具备了。他原本是从六品，却越七阶赠为正三品，也得到谥号，其抚恤待遇稍逊于善述。由此可见，当时礼遇重臣就是这样。又在宣德元年，翰林侍讲、承直郎王璡去世。王璡字汝嘉，是苏州长洲人。永乐年间，他考中明经科，由训导历任前述官职，曾任《永乐大典》副总裁，主持应天、广西、广东乡试各一次，担任礼部会试同考官三次。洪熙初年设立弘文阁，他与翰林学士杨溥等四人入阁值班，这其实也是内阁辅臣，但相关典故都没有记载。汝嘉去世那天，殿阁大学士以下的官员全都赶来哭吊。王璡、王汝玉二人与杨东里同官，他们的墓志铭都出自杨东里之手，叙述最为详细准确。汝嘉、汝玉大概是堂兄弟。两位王氏都不是由甲榜出身，却能得到这样的际遇，可以说是很幸运了。【从龙外迁】历朝跟随皇帝起兵或即位的旧臣，都能得到台阁中的显要升迁。只有宣宗即位时的恩遇最为冷淡，例如春坊中允林长懋，竟被调任广东郁林知州。王世贞在书中记载此事，认为难以理解。我考察林长懋的经历：永乐十八年，他以编修身份侍奉皇太孙读书；洪熙初年，转任中允，到这时做宫臣已经六年了。仁宗驾崩的消息传来后，随从大臣护送太子赴京，长懋却以不便骑马为由，自己乘船前往。等他到达时，宣宗已经即位，所以有了这次调任；这大概是皇上还宽容他，没有加罪。可是他竟公开申辩，说宫僚的迁转升擢有同有异、待遇不公平，而且以两个弟弟一个是部属官、一个是监生，母亲年老、路途遥远为由，请求改任并降为事务繁重的京官。

译皇帝大怒，把他交给锦衣卫狱审理，宣德一朝始终没有释放他。直到英宗即位，才赦免放出，命他恢复原官，后来他死在任上。这样看来，长懋能够免于被杀，也算幸运了！当时宫寮中还有一位司直郎张景良，被调任四川顺庆通判；这件事就无法解释了。【坊局】近些年来，词林官员的升迁调转，都把坊局看得很重要；如果从本衙门逐级调转，便会闷闷不乐，流露出不满。大概是因为讲读学士都属于翰林的属官，而修撰以下都是史官，不能按照宰相和讲官的礼节相待。因此，当今皇上己卯年主持应天乡试时，先让中允升任，后来才任侍读，以至于高启愚山认为其中有劝进之嫌，却不知道祖宗朝并不是这样。比如永乐二年，李继鼎以礼部仪制郎中兼任右赞善，仍然被看作外廷官员。英宗朝，岳蒙泉由正统戊辰科鼎甲出身的编修，到壬申年已经转任赞善；天顺元年丁丑，又改任修撰，入阁办事。他转任宫寮已经六年，仍然回到本衙门。况且这两个官职都为从六品，可见当时对词馆的重视。其他翰林学士兼任春坊大学士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宫僚兼官之异】世宗朝任用人员进入词林，很多都不按通常次序；兼任的官职也很特别。例如夏文愍以翰林侍读学士兼任吏科都给事中，这是特别恩典，不必说了。其他通常的兼官情况，如嘉靖二十年廷试，读卷官张治直接升任翰林院光禄寺学士，按理不应再带其他职务，却兼任右谕德；提调官孙承恩以礼部左侍郎兼任侍读学士，就是这种情况，又兼任少詹事；常卷官、左副都御史胡守中，本来是御史台的职务，却兼任詹事府丞。这些都是因为重视宫官。又在这一年，弥封官、通政司参议兼礼科都给事中李凤来，按照祖制来看，是让堂官兼任属吏。尤其奇怪！永乐年间，杨士奇、金幼孜等人也曾以翰林院光禄寺学士兼任宫寮。当时仁宗在东宫，特别重视这种选任。后来馆中资历较深的人，也转任宫臣，但不再由大臣兼任宫寮。世宗初年册立庄敬太子，每件事都仿照祖宗旧制办理，所以宫官比前朝特别不同。到末年也逐渐不是这样，于是宫寮从此一天比一天受到重视。过去成化初年，黎淳因《英宗实录》修成而升为庶子，他极力推辞，希望转回本衙门担任按资历应得的官职。那时还没有把坊局看作荣耀，如今却只把早日离开史局视为幸运。正统八年，胡俨以太子宾客、国子祭酒兼任侍讲，掌管翰林院事务，死在任上。景泰年间，因为《通志》修成，阁臣巨商辂由兵部左侍郎加兼太常卿、翰林学士、左春坊大学士。尤其奇怪！【词林知制诰】宋朝把制诰官分为内制、外制两类，由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分别掌管；本朝则把这项职任专归翰林。正统初年，特意设置一名学士掌管此事，后来废除，不再设置。到弘治七年，才开始选派一名尚书或侍郎兼任翰林学士，进入内阁专门掌管诰敕。等候升任大拜、成为辅臣，因此词林中也称他为阁老。不能入相的人，十人中不过一二人；到了嘉靖二十四年，这一制度被废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只是任用讲官、读官、编修、检讨等四五名史臣分掌此事，一直沿用到现在。大概是因为严嵩刚成为首辅，厌恶掌管制诰的大臣对自己形成逼迫，所以设法将其废除。自从由史臣分掌以来，他们各自以辞藻华美见长，文章辞采一天比一天盛。直到近些年，像陶周望、董玄宰、黄平倩、汤嘉宾等太史，都以代拟诏令的才名闻世，趁着余力奋发，骈俪华丽、详备繁缛，极尽技巧工力，几乎夺取了宋人四六文的地位。然而以诏诰文章的体制衡量，有的或许还不完全合适。有人说，大臣掌管诰敕这一制度废除不设，是从张永嘉执政时开始的；这说法不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七年、二十四年〕 【王师竹宫庶】信阳王师竹（祖嫡）任宫庶时，与先人最为友善；他不拘泥于词林中前辈后辈的世俗礼法，学识广博而谦虚，彼此往来十分亲密。他任庶常时，适逢同馆有人因一点嫌隙辱骂吏部小吏。当时蒲坂杨襄毅（溥）任吏部尚书，听说后大怒，把这件事告诉江陵相公，因为他们都是江陵选取的辛未科进士。江陵一向持重严肃，蒲坂建议把诸位吉士全部斥退为外廷官员，仿照张永嘉在世宗朝丙戌、己丑年所办的先例，馆中的同州人马文庄出面争辩，却没有成功。诸位吉士都纷纷私下说明情况，求得免罪，只有王师竹独自奋然起身，愿意一人承担此事，并且说，庶常侮辱小吏，又有什么罪值得追问的呢？江陵忌惮他言辞正直，怒气也消解了。于是授予他史局官职。他又请求恢复建文帝的帝号，并说景皇帝的帝号已经恢复很久了，而《英宗实录》中仍称其为郕戾王附录，名号和文字也有错误，也应当改正。今上称赞这个意见，《英宗实录》中原来的称呼于是改正，景帝的称号也随之确定下来。至于建文帝的帝号，则暂时搁置，因为事情重大，难以立即施行；但有识之士本来就认为他的建议正确。不久他转任宫洗，曾因撰写明因寺碑文而得到慈圣太后的知遇，获赐金绮、佛像等秘密赏赐，心里很不安，担心别人议论他通过其他途径求取快速升迁。不久升任庶子，随即以生病为由请求归乡。当时正希望他重新出仕，但他最终仅以下寿去世。然而晚年耳朵稍微失聪，似乎也难以进入内阁。其家世属于右列武官，有个儿子叫延世，任参将，也能写文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辛未科庶常侮辱吏部小吏的事情，发生在癸酉年秋天，距离散馆只有十来天。当时，吉士宋儒向来与吉士熊登朴有言语冲突，于是向江陵进谗，说殴打小吏的只有熊登朴一人。江陵相信了他。散馆时，宋儒被授予礼部主事，熊登朴被授予兵部主事，这显然是有意压制熊登朴。熊登朴很有才名，馆试也多次名列前茅，宋儒远不能与他相比；即使不留在馆中，也应当进入谏垣，却只得到这个官职，于是成为诸位吉士中职位最低的一个，心里自然不免愤愤不平，说了些怨望的话。宋儒便在此基础上加以粉饰，又向江陵进谗，说熊登朴已经写好奏疏，将要弹劾蒲坂，并且牵连到我们的老师相公。江陵既愤怒又害怕，急忙告诉蒲坂，要他参劾熊登朴。蒲坂与熊登朴的父亲熊过、号南沙者关系亲密，又是同年，不便亲自举发，便嘱咐熊登朴的堂官、大司马谭二华（纶）参劾他，结果熊登朴获罪，被降职调到外任。稍有人替他说冤，江陵就召熊、宋二人当面质问，这才知道事情全是宋儒捏造的。宋儒也于是被远远贬谪，当时距离两人授官还不到一个月。想到蒲坂、江陵两位老臣，都是一时的高才大臣，为什么竟会为了刻本这样的短暂小事，向三十名吉士发泄怨恨？后来因王太史一句话而中止此事，可以说还能够补救过失。又因为宋儒的谗言，使熊登朴两次遭到暗箭伤害，无缘无故被降职外调。人们说江陵英明而明察，但这件事却实在太糊涂了。熊登朴号陆海，从调任外地后稍有升迁，任常德府通判。那里原本是江陵所在的楚地旁郡。他因公差进入京城拜见江陵，江陵留他坐下，用温和的话慰劳他说：“您如今逐渐升迁，值得高兴。努力办好职务，获得显著升擢并不难。我们词林衙门彼此利害相关，我这番话也是发自内心。”熊登朴慢慢起身说：“只怕老师未必真的感到痛心。我记得医书上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请用这两句话来验证吧。”江陵大笑，十分欢快地结束了谈话。熊登朴后来升任学使，任满归来；他的父亲也是己丑科庶常，因为不被永嘉张相看重，也只授予主事，尤其奇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二人、三十人〕 ●卷十一

译○吏部 【屡兼二品正卿】洪武年间，詹徽以左都御史兼任吏部尚书，极为罕见；不过当时官制尚未确定。正德初年，屠滽以吏部尚书兼任左都御史；嘉靖年间，熊浃以兵部尚书兼任右都御史，他们都是专门掌管御史台事务。李承勋、王廷相等人都统领团营，并不参与六部事务。只有嘉靖九年，汪鋐以右都御史掌理军政，不久改任兵部尚书，仍兼任右都御史；嘉靖十年，以太子太保改任左都御史，兼任兵部尚书；到嘉靖十一年，又以太子太保改任吏部尚书，再加少保兼兵部尚书。这是因为他以御史大夫身份两次兼带本品官职，又以吏部尚书兼任兵部尚书一次，身上系有两枚官印，各自掌管所任事务，古今权力和任用之重，竟集中于一人。而且此人阴险贪婪凶狠，是古今少有的恶人，为什么竟能得到这样的特殊恩宠？其他以兵部尚书兼领左右都御史的，如毛伯温等；以南京兵部尚书兼领的，如王守仁等；以其他部尚书兼领的，如刑部尚书洪钟等，都是因为用兵而兼带御史职衔，并非正式兼任。自国初至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兼任其他官职的情况暂且不论。隆庆以后，杨襄毅（博）、严恭肃（清、扬）都曾任兵部职务，不到一个月便回任吏部。今上丁亥年，严清以本官被召回掌管兵部，还未到任便在家中去世。今上戊辰年，陈恭介（有年）以吏部尚书身份告假退休，已经回乡五年了，忽然又以南京右都御史的职位召他回任；当时陈有年已经先去世，来不及听到新的任命。可是自古以来，从未有北方吏部尚书得到南京都察院长官职位的情况，有人认为这是内阁有意压制他。考察这些大臣，都是当时著名的贤能之士，任用他们却大多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像汪鋐这样罪恶深重而不知悔改的人，反而能够长期掌握权力、久任其职，那么永嘉张相始终就是他的幕后主持者。【借官出使】宋朝出使北方时，正使、副使两人都借用尊贵官职出境，以显示郑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十年、十一年〕 本朝景泰初年，因为英宗被北方势力掳走，派遣使者前往问候，也有越级借用官职的情况。不过这种做法在国初就已经有了。洪熙元年，宣宗即位，派行在鸿胪寺丞焦循代理礼部侍郎，鸣赞卢进代理鸿胪少卿，到朝鲜颁布登极诏书。皇上又说朝鲜世代修行职贡，所以选用你们二人，并命你们依礼自持；他怀柔远方国家，比对其他各国特别优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如今出使高丽，按惯例以翰林或给事中为正使，以行人为副使，不再借用高官，只赐给一品官服出行，回国复命后再缴还，这最为得体。后来出使琉球国也如此。出使朝鲜的人通常接受任命后立即出发，但必须出了国境才更换服色。只有出使琉球的一次，以五年为期限，却偏偏要在福建造船并停留。有的甚至超过五年，因此在福建境内便腰系玉带、佩戴麒麟服饰，使用八人抬轿，还设置中军、旗鼓等官职，尊贵程度与巡抚没有区别，有见识的人认为这不合体制。近些年日本关白起兵，朝廷派行人司官员前往慰问劝谕朝鲜。那位司官刚接受任命，就在都城中穿着麒麟服、佩玉骑马拜访宾客，举国上下都暗自讥笑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使者回国后不久，就被辽东巡抚弹劾，因贪墨而败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科道升州府】弘治初年，吏部尚书王恕复核给事中林廷玉的奏疏，其中提到：成化二十一年，刑科都给事中卢瑀升任湖广长沙府通判，给事中秦升升任四川广安州同知，给事中童杭升任湖广兴国州同知；又有原任礼科都给事中萧显升任贵州镇宁州同知，浙江道御史汪奎升任四川夔州府通判。这些都是前些年已经升用的官员，应当依照新皇帝即位时的恩诏，一律提拔任用。这些官员后来分别经历了多少次升降，已经无法考证。但宪宗末年，台省官员升迁，尚且能够升任这样闲散的外任官员；如今有时以三品大参的身份出任外职，官员还要瞪裂双眼、挥臂抗拒，仿佛不想活了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永乐十九年辛丑，黎恬由御史升任交址南灵州知州；到宣德七年壬子，又从内廷升任右谕德，可见当时官制尚未确定。又在天顺五年，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人〕 科给事中曹鼎任满九年考核合格，升任广西平乐府同知。曹鼎就是已故大学士曹鼐的弟弟，是正统戊辰科庶吉士。又在成化七年，户部左给事中李森升任怀庆府通判；成化十七年，兵科都给事张铎升任汉阳府通判；成化二十一年，御史汪奎升任夔州府通判。这些又都是宪宗朝的事情。【科道升任州府】弘治初年，吏部尚书王恕在复核给事中林廷玉的奏疏时说：成化二十一年，刑科都给事中卢瑀升任湖广长沙府通判，给事中秦升升任四川广安州同知，给事中童杭升任湖广兴国州同知；又有原任礼科都给事中萧显升任贵州镇宁州同知，浙江道御史汪奎升任四川夔州府通判。他们都是前些年已经升任、任用的官员，按照新皇帝即位时颁布的恩诏，应当一律提拔任用。这些官员后来历经升降的具体年月，都已无法考察。不过，宪宗末年，台省官员的升迁，还能达到让这样资历浅、闲散的外任官员升任州府官职的程度；如今有的人即使以三品大参的身份外放，尚且还要瞪眼挥臂，仿佛不想活了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永乐十九年辛丑，黎恬以御史身份升任交址南灵州知州；到宣德七年壬子，又被提升入朝任右谕德，可见当时的官制还没有确定。又如天顺五年，工…… 科给事中曹鼎任职九年、考核期满，升任广西平乐府同知。曹鼎就是已故大学士鼐的弟弟，是正统“戊年辰”科的庶吉士。又如成化七年，户部左给事中李森升任怀庆府通判；成化十七年，兵科都给事张铎升任汉阳府通判；成化二十一年，御史汪奎升任夔州府通判；这些也都是宪宗朝的事情。【传奉官之滥】传奉官的泛滥，没有比成化年间更严重的了，大概是李孜省等人造成的，到孝宗时才陆续革除干净。然而弘治十年，清宁宫发生火灾，给事中涂旦等上奏说，因救火而传旨升官的程通等十三人，因修建毓秀亭而升官的康表等三十多人；此外，李广传旨升用的工匠官六十六人，戴冠带的工匠一百三十八人，几乎与成化年间相当。这还只是李广掌权时的情况。到了弘治十四年，吏部、兵部上奏说，近年传奉授职的文官有八百九十多人，武官有二百八十多人，比李广乱政时又多了几倍。大概其中大半是宦官的亲戚，这又是宪宗朝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