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孙丕扬辩解说这是因为激愤，但攻击他的人并未停止；不到一年，孙丕扬也请求退休。历来主持考察的冢卿，从没有像这样遭到弹劾的。而且把白简指为要挟求免考察，也只有这两次辛亥年。恰好相隔六十年，难道是气数使然吗？【大计弹劾内阁】六年一次的京官大计，由吏部、都察院主持。事情结束后，弹劾、拾遗高级官员，则由科道官办理。内阁大臣票拟去留，有时还把罪状交给部院复议是否恰当，听候皇上裁决。这样，太宰、御史大夫和内阁辅臣这三类官员，都是主持大计的人，过去从未有过被弹劾的。自穆宗登极举行考察时，高新郑被言官所憎恨，众人集中攻击他而没有成功。直到南京给事中岑用宾、御史吕校把他作为高级官员加以弹劾，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不合体制。当时舆论正侧目痛恨高新郑，反而把这一举动当作快事，没有人出来纠正。因此己巳年高新郑再次入朝掌权，任意升降官员，也有当时众人激怒他的原因。又过了三年，高新郑被逐，江陵专权，于是内外大计全都由他一手决定，部院不过是承办文书的官署罢了。每年初冬审理罪犯，一向都由太宰主持拟定判决，已经沿袭很久。到了庚午年秋天再次审理时，高新郑以首揆兼掌吏部，情况就不能与旧例相比；有人说应当派其他尚书代行，但高新郑奋然请求亲自前往审谳，所释放的人最多，比其他年份多了好几倍。而王金等人因为先帝去世时误用方药，被判以大逆重罪的人，也改为发遣戍边。大概是想治前任首揆徐华亭诬蔑、欺骗先帝的大不敬之罪。最终穆宗准许了他的请求，但过去的事情始终没有追究，因此高新郑此行只是白白损害了宰相的体制。后来万历戊戌年朝审时，太宰职位恰好空缺，诏旨命户部尚书杨俊民主持拟判。甲辰年也恰好没有太宰，又命户部尚书赵世卿主持拟判，这才是合适的。【己亥大计弹劾、拾遗】己亥年大计，最为平和宽恕。只有董太史思白（ 其昌）因为私人嫌隙，被朱考功石门（敬循）暗中排挤，调任外职，似乎不能服众。至于南京弹劾、拾遗高级官员的事情，就很奇怪了。例如右都御史沈继山（思孝）、吏部右侍郎杨复所（起元）、兵部左侍郎许敬庵（孚远），都是一时的人望，却全都被列入网中。远近的人都惊骇，不知道原因。冯巨区祭酒对我说：“这不是弹劾奏疏，而是推荐奏疏。”当时祝石林（世禄）任南京吏科官员，以一人掌管六科印信，于是有了这次举动。到下一次乙巳年考察时，祝石林也不能免祸。前面三位大臣虽然受到指摘，最终没有丝毫污点，而祝石林却从此不能振作。【乙巳两次考察的不同】今上乙巳年大计，奏疏呈上后没有下发，过了很久才由内廷批示，特意留下几名本应降职调任的科道官。大概是首揆沈四明专门庇护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等人，于是把这些言官一并留下；当时人认为这是奇事，纷纷起来争论，却不知道前一个乙巳年更加奇怪。嘉靖二十四年春天，京察奏疏呈上，内中“不谨”的主事周玉等人以及御史谢瑜，奉命按照贪婪残酷的例子降为平民；浮躁的主事朱执中革职闲住。可见部议还加重了处分。不久，吏科、河南道的拾遗名单中，中允郭希颜、光禄少卿谈相都在斥退之列，却唯独奉旨留用。后来这两人都遭受极刑，也是在世宗朝，更为奇异。只有兵部侍郎张汉在弹劾名单中，皇上却单独命锦衣卫官校把他押解来京，大概张汉先前任职兵部时，皇上想让总督大臣斩杀将领，以执行军法，只是皇上的考虑尚未发出。到这时看到奏疏触怒皇上，所以张汉也遭了祸。等押解到京，因为刑部审判迟缓，改由镇抚司刑讯，最终发往镇西卫充军。这些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两京考察都结束后，御史桂荣又上疏营救先前任南京御史、现已升任常州知府的符验，说他执法并爱护百姓；而南京考功郎薛应旗是常州人，却因私人怨恨报复符验，导致符验降职调任，桂荣请求恢复他的原职。皇上下令符验仍然贬谪，并把薛应旗调往外地。桂荣在考察之后才上疏论救，这不合旧例，但皇上最终没有追究。前一个乙巳年，世宗总揽大权，处分或轻或重，都出于独断。后一个乙巳年以后，考选长期废止，科道官稀少，首揆想用破格留任来卖恩给言官，这些事情都不是典籍所记载的旧例。后一个乙巳年南京考察时，给事中储纯臣代理吏科，本来就是主持大计的人，也因考察不合格而降职调任。考察奏疏发出后，他还在署中起草拾遗奏疏，有相知的人告诉了他，他才闭门不出，这也是一件奇事。此前六年己亥年主持大计时，南京吏科祝世禄已经升为宝卿，也因考察而被贬，朝廷内外都拍手称快。【铨郎索取顶首】吏部郎官中靠财货谋取职位的，没有比嘉靖末年更严重的了。我乡里的刑部尚书项治元，用一万三千金从严氏那里买到这个职位；严氏败亡后，他也被逮捕到案，最终死在狱中。从此这种风气才顿然衰退。然而到了今上辛卯、壬辰年间，仍有可笑的陋规：凡是先任者将要以疾病为由请退，必须推荐一人代替自己，按惯例要收五六百金作为酬谢；到了余姚的吕允昌，还受到催讨钱财的诽谤。癸巳年列入大计后，才开始互相告诫，禁止此事。至于每省一人转任正郎时，必定以疾病为由请退，等新任者将要任满请求回京，原任者才再次出来主持铨选。这是旧规。甲午年以后，蒋兰居（时馨）由尚宝司官改授他职，竟然掌握选官权，被白简弹劾驱逐，于是铨选制度大为败坏。梅大庾（守峻）接任，他由户部郎中改任主持铨选，也被弹劾罢去；朱石门（敬循）由礼部郎中改任，也掌管铨选，并因此升为太常寺少卿，这些都是改变旧体制的做法。从此以后，都由主事进入铨选机构，再也没有直接做到选郎的了。嘉靖年间，每省总有三人：一人在京，一人在家，一人在途中，只是凭借这种热门官职享受趋附者的费用和供应。现在定为两人，居乡的和现任的各一人，新旧官员兼用。【都给事中升转】六科都给事中的升转，只有吏科多升为京堂官，其余各科一人转内、一人转外，就像庠生依次取得贡生资格一样，不敢越级超越。转内则为四品京堂官，转外则为三品参政，因为外转是由正七品升为从三品，也是仕宦中的特殊荣耀，但人们大多厌恶、轻视这种外转。因此有“官升七级，势减万分”的说法。后来又有劳升、功升、闰升三种说法：劳升，如出使琉球之类；功升，如边功、督办工程之类；闰升，则如吏科主持考察以及起用年高资深的旧臣之类。人们起初都认为这是按照意图迁就安排，而许多想避开外转的人也因此得以达到目的。到了癸丑年，因为争论熊之罔（廷弼）学差一事，波及礼科都给事中周永春，认为不应把他推入内阁；御史台中的汤质齐（兆京）于是开始攻击太宰。太宰提出一内一外的旧

译规为又提出意见反驳，说这不是典制，因此长期争论不决。于是得到圣旨，命六科会同议论，众人的说法各不相同；但说科臣只应在内廷升擢，最不肖的偶尔派出一两人到外任，大家的意见却又一致了。这大概是因为从琐垣官得到藩臬官，就像郡邑中的劣员转任王官一样；这种说法又不知出自什么典故。皇上长期搁置行取，言路上人很少，其中被录取的，都是积累资历、任职多年的人。他们把京卿看作冷清的职位，留恋禁闼如同留恋凤池。当时周都谏也不愿轻易出任外职，只是汤显祖想驱逐太宰，错误地引用了这件事罢了。当时正把外调看作遭受御魑魅、投身虎豹的危险之事，所以大家不知不觉争相为周都谏辩护。等到会同议论一事出台，年例也因此不再举行了；恐怕祖制终究难以长期搁置。【五贤附察】丁丑年冬天，江陵夺情，两京大小九卿各自上公本请求保留他；至于御史，以曾士楚为首，给事中以陈三谟为首，联名请求挽留。当时只有词林吴赵出面为他们救正，朝廷把杭州六十发为民。比部艾沈接着上疏，也被杖责八十。最后进士邹则的言辞更加激烈，被杖责一百，和两名比部官员一同发往戍所。到辛巳年京察时，又另外编缀事情的始末，想永远禁锢他们。既然已经被发为民、发往戍所，难道还需要再依附考功法处置吗？弇州在《首辅传》中讥笑此事，说江陵很会识人，却昏乱到这种地步，可知他在位不会长久。这确实是至理之言；但他说要把五位君子列入庚辰年外计之中，却并不属实。当时弇州亲眼看见这件事，仍然错误到这种程度，足见记述历史确实困难。【考察留用】六年一次的京察，典制规定最为重要。对那些被评为不及、浮躁的人，便拘系其考绩，增加事例，降一级调往外任，以便委曲保全人才。后来再加以擢用，也不妨使他们做到公辅。但在考察当时就留用，仍任原职办事的，先朝虽有这种情况，却已经很久未见了。乙巳年大计，主持考察的是署部少宰杨正庵（时乔）和左都御史温一齐（纯）。奏疏上呈、圣旨下达后，严厉责备主持此事的人不公，却把应当降谪的几名台官留了下来；他们所特别关注的，仅仅是钱给事以及御史张似渠等三四人而已。满朝官员彼此观望，不敢发言。只有听补郎中刘楚磐（元珍）、主事庞尧封（时雍）特地上疏，弹劾沈四明破坏典制、包庇奸人、欺骗君上等多项违法行为，两人都得到圣旨，被谴责罢职。最后，浙江人、吏部贺道星（灿然）又上了一道清平之疏，请求立即下令考察并降谪。请把有关诸臣降谪，以完成大典；立即罢免主持考察而徇私的臣子，以彰明公道。所谓徇私，指的是温三原。贺道星过去同沈四明交情深厚，所以故意斥责温三原的私心，以此彰显沈四明的公正。当时四明因请假不入阁，圣旨又下令把贺道星罢职，发为编氓。这一年温三原离职，第二年四明与商邱也一同罢相。沈四明和温三原互不相让，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表面上还装作相互羁縻。因此甲辰年，温三原考满二品六年，按惯例只能得到太子少保，沈四明特意替他请求加授太子太保，使他高兴，几乎忘掉嫌隙而重修旧好。不久主持考察，沈四明把温三原的亲信全部处置了，从此两人的猜疑越来越深，再也无法化解。这年七月，三原得到致仕离去，四明于是更加得势，不再为人情所归附。【考察留用】今上乙巳年大计时，奏疏上呈，圣旨下来，留下科道官数人，一时大为震惊，认为是前所未有的事。然而嘉靖十八年己亥，考功郎中赵汝濂主持内察，想斥退主事赵文华。当时太宰许赞极力坚持不可，说赵文华是权门的私人，奏疏一上必然会成为衙门的牵累，赵汝濂原本愿意以自身承担此事。等到圣旨下达，赵文华果然被留用。又有工部一名魏姓属官，被堂官尚书周叙憎恨而遭斥退，赵汝濂不同意，但也无法改变决定。等到科道拾遗的奏疏上呈，唯独把他留下。赵汝濂后来官至太子少保、尚书，魏姓官员官至都御史。可是赵汝濂原本是严分宜的门客，当时严分宜仅任大宗伯，威势已经能够这样钳制、联结上下了。至于此前嘉靖丁亥年，兵部侍郎张璁上疏，请求留下考察中被评为浮躁的原任吏部郎中彭泽；彭泽当时已经降为两淮运副，却仍守原职，不久升任右谕德，这更是极为罕见的事。赵汝濂是云南太和人，起初以壬辰科庶吉士授任吏部考功主事，在吏部任职五年后主持大计。按旧例，铨郎没有最终授予实职的；赵汝濂得到这一官职后，立即升为正郎，升任南京尚宝卿，直到副都御史、协理都察院。到嘉靖三十年辛亥，他也因大计自陈而调往外任；这时相嵩担任首揆已经很久，赵文华也任贰卿很久了。赵文华被留用一事，实录没有记载。又嘉靖六年丁亥大计时，御 史叶忠受到考察，皇上特意命令留用他，不久升任大理寺丞。这件事与赵文华、彭泽同时发生，但史书也没有记载。巡按浙江御史左瑺，与参政俞士悦、佥事施信考察所属嘉兴县丞赵恭，认定他软弱无能，罢职为民。赵恭到宫阙自诉，说俞士悦偏听舆隶李保的谗言而陷害自己。皇上把此事交给巡抚浙江侍郎等官员核查，果然如赵恭所说；吏部复核后上报，皇上命左瑺、施信各罚俸三个月，只把俞士悦和李保一并交给按察官审讯治罪。大概是认为此事全由参政听信谗言而起，所以特别加重对他的谴责，而且把他同舆隶一起交给司法官，这种羞辱已经到了极点。这件事发生在正统三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又过了十年，俞士悦已经拜任刑部尚书；又过两年，加授太子太保；再过六年才离职。以一名方面大员，纠察一县属官，结果反因诬告而获罪，那么当时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官吏百姓？后来又有什么脸面掌管国家刑禁，而且一掌管就是八年之久？难道一次过失还不足以玷污一生吗？如今县丞、主簿即使受到诬陷，本来就不敢自己鸣冤；如果再鸣冤，恐怕连活命的地方也没有了。当时受到昭雪的卑官并不少，因为嘉兴是我的乡邑，所以记下这件事。【大计部院互讦】内计和外计的考察典制，都由吏部、都察院主持并共同商议。

译即使有不合意的地方，也会由双方调剂，使处理大体公平，从未有过考察事情已经结束后，部院又互相攻击的情况。只有成化四年冬天，因为发生星变而考察朝臣。当时南京由吏部右侍郎张纶主持，都察院由右佥都御史高明主持，已经上奏罢免郎中潘孟时等九十六人。皇上认为会同官员考察时，各掌印官没有共同签名，觉得可疑。当时侍郎叶盛、都给事中毛宏因查办其他案件在南京，于是也把他们一并牵连进去。张纶便上言说：“近来会同官员考察时，在被考退的人中，像员外兰谐等三人，人才实在可惜；左府经历吴宣等十九人难道应当斥退吗？各堂上官不听从我的意见，而都御史高明刚愎自用，十三道御史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斥退吗？高明心中不公。我虽身居风宪之职，但性情柔弱，不能树立威信，不能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愿意和高明一同罢职。”高明也以妨害贤能、贻误政事为由自陈，皇上都没有答应。等到叶盛、毛宏复奏送达时，又说会同考察时张纶不能当众坚持自己的意见，考察之后却辗转烦琐地上奏；高明也没有同张纶诚心商议，以致 积累成愤怒和猜疑。两人都应当逮捕审问。张纶所议论的留用、斥退人员，考察结果都已经确定，恐怕难以纷纷更改。皇上认为有道理，张纶和高明暂且不予追究。按照部院共同主持大计、事后却这样争执的情况，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此后历朝举行大计，不论是否使人信服，事情一结束便都停止争论，始终没有发生冲突。直到隆庆年间，主持吏部事务的大学士高拱和主持都察院事务的大学士赵贞吉，在考察科道官之后互相攻击。今上辛亥年，京察中孙冢宰与许副院事后发生冲突，则成化年间已经显露出这种端倪了。【言官例转反诘】甲辰年春天，刑科给事中钱梦皋推升湖广参议的决定尚未下达，钱梦皋自己上疏请求，说：“左右给事中外调，才得以升任副使、参议。如果普通给事中只能外调为佥事，那是用来处置不称职者的，称为劣转。如今我只是普通给事中，推升为参议的决定为什么会来呢？吏部认为这是优待，我自己却估量没有功劳；若认为这是驱逐，我又自省并无罪过。请敕令有关部门查问，明白列出我的功劳和过失，我凭什么充当年例？”圣旨下令留用。按旧例，科臣例转本来没有请求免除的道理，更没有反过来质问铨司的旧例，然而皇上竟同意了他的请求。议论此事的人说，沈四明秘密上奏保全钱梦皋，所以他得以留用。从此乙巳年工科钟兆斗按例外调，也借弹劾温中丞之机，自己请求而得以留用。钟兆斗也是四明的入幕之宾，四明的威望从此彻底扫地了。钱给事在癸卯年冬天，因为以妖书之事治罪郭正域，又牵连到次年转任沈鲤，所以受到公论轻视；沈四明却因此更加厚待他。当时推升钱梦皋、主持年例的人，是署理吏部事务的户部尚书赵世卿。他没有先向首揆说明，首揆因他与自己意见不同而发怒，于是改命侍郎杨时乔署理印务。赵世卿起初议论假借王时，意在保全楚地，偶然同四明暗中意见相合，最初并不是有意依附权势；后来为郭江夏昭雪，因四明而牵连到赵世卿，这是误会了。钱给事扫门无行，人人都可以唾弃他。然而他用严厉的法律使郭宗伯获罪，也自有原因。府同知吴化是楚地人，是离任侍郎郭正域的乡同年。当时吴化因听候勘问留在京城，恰逢妖书事件发生，便伏在宫阙前上疏，说妖书出自新选教官阮明卿的手笔。阮明卿是蜀地人，又是科臣钱梦皋的密切亲戚。钱梦皋不能忍受，于是 上疏直说妖书出自郭正域。郭正域是次辅的衣钵门徒，而流医沈令举是郭正域门下的食客，两人相互举发，捏造了这件事。又说沈令誉串入达观，以帮助康丕扬。钱梦皋因此获罪于名教，是不必说的；而吴化诬告阮明卿，总之也属于同一类人。【考察胁免】自壬午年以来，弹劾江陵而被取用显官、离开朝廷的人很多；尤其有人仿效他们，争相以建言来表现自己，也有人知道舆论将要涉及自己，便提前发难。依我所见，如乙酉年，南礼部郎马应图议论宰相权力过重、言官阿附辅臣，被贬为边尉而离去。当时太仓相公刚刚重新出山，预先知道马应图上疏的缘由，于是借论及时事而提到他，说近年来谄谀成风，竟有市井中的奸邪之徒，像马某乾这样为千人所指的人，也能借建言之名逃避考察，措辞十分严厉。当时距离大计还有一年多，到了丁亥年春天南察时，最终没有涉及马应图，是因为马应图已经先被处置。到辛卯年冬天，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先因科场之事弹劾同郡主事饶伸，已为当时舆论所轻视。此时他又因科场之事弹劾南京主试谕德陆可教，说陆可教取中举人钱魁春，而钱魁春是御史钱一本的儿子，中式有私。时人认为胡汝宁是借此掩饰前一奏疏的错误，想逃避考察典制。到了癸巳年春天大计，胡汝宁最终以不谨慎被罢职。这样看来，他的这道奏疏就没有作用了。到了戊戌年，巡按甘肃御史许闻造弹劾邪横大臣侍郎张眷蒙、都御史魏允贞等人；这些人都很有时望，而且都是西北人。议论者指称许闻造是张建的私人，因张建离职而替他报复，并且说他本是浙江人、浙江党，预先为逃避京察寻找出路。弹劾奏疏纷纷而来，攻击他不遗余力，许闻造被贬到外地。己亥年内计时，虽然没有处置许闻造，但恨他和为他惋惜的人仍各占一半。近来癸卯、甲辰年间，门路已经分明，弹劾攻击四起，有人离开奴才一边而投向主人一边，也有人暗中躲避、明面攻击。乙巳年一次考察，竟发展到钦留引发更多议论，朝廷上下聚集争辩，直到现在仍未停息。这些又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弘治癸亥年京察之前，给事中吴蕣、王盖自知将受到议论，便提前弹劾吏部尚书马文升。马文升请求辞去主持考察之职，皇上没有准许，最终斥退了这两名给事中。而当时人们并不认为这样做不对，考察后又有人上疏为他们申辩；马文升想请求重新考察，当时考功郎中杨旦坚持不肯听从，于是仍按照原先的议论处理。当时人心还崇尚古道，没有旁观喧嚣的人替他们助战，远不是今天的情形。至于嘉靖辛亥年正月，锦衣经历沈炼上疏弹劾严嵩，议论者也说他是在逃避考察，因此加重了对他的谴责。这是出于仇恨者的说法，哪里足以损害沈炼正直的声名。【赝书】史册中，像钟会伪造书信来骗取宝剑，以及宋代女奴学习石介书法等事，都未必是真实的。近年如庚戌年冬天，有人传说浙江巡按御史郑环枢（继芳）寄了一封信给王给事宏庭（绍徽），说第二年大计，打算处置某某等人，不下数十人，都是富平太宰的心腹。胡给事慕东（忻）

译拿着信给孙富平看，信末又添了一行说：“嘉禾先生近来生了一个儿子，想来是老丈所想听到的，也一并报告。”嘉禾指沈继山，因为孙富平和沈继山有深仇，而且两人都没有子嗣，所以故意说这句话来刺激他。孙富平看后果然大怒，立即想重重处置郑环枢、王宏庭等人；一天，他拿给少宰萧元圃（云举）看，还说这帮人谋划险恶毒辣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把他们全部铲除、不留下余类，祸患不会停止。萧元圃仔细看了很久，忽然在信上泚笔写道：“莫非是诈书吗？”因为孙富平年老昏聩，所以故意写给他看。孙富平出乎意料，十分惊怒，随后明白过来，便把这封信收藏起来不再拿出。而王宏庭的例转、萧元圃受到弹劾，也由此埋下了根由。郑御史是京师人，曾经特意上疏揭发王聚洲（元翰）的贪墨，所以西北诸公对他恨之入骨。胡、王两名给事中都是太宰的同乡，胡慕东借同乡关系报恩报怨；王宏庭虽是秦地人，但所持意见特别不同，所以一并被牵连。胡慕东的伎俩，看似巧妙其实拙劣；幸亏富平年老而昏聩，他的计谋才得以成功。假如遇到英明敏锐的人，早就彻底失败了！【武弁王官】吏部的选官方法，担心杂流官员壅滞不通，姑且创设王官一途来疏通，名义上叫升转，实际上却是罢斥。这一制度创设于成化以后，如今已经不能改变了。唯独武弁没有这种办法。钦依守把以上的武官，除非受到参劾，否则没有驱逐的道理。何况废黜之后又重新起用，简直无法相比。近年石大司马东泉开始仿照王官的先例，创设“添注”一说，凡是考察成绩恶劣的人就注入其中，有官职却没有缺额。这也是挽救时弊的苦心，但这些人一向被称为锡镴酒壶，并不是考功法能够约束的，他们安然自得，毫不接受惩戒。石东泉离职后，添注一法也不再实行了。【一时六卿眉寿】本朝大臣享有高寿的偶尔有之，但从未有集中在同一时期的。例如华亭陆平泉（树声），以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致仕，是嘉靖辛丑进士，享年九十七岁。海丰杨梦山（巍），以右都御史致仕，是嘉靖丁未进士，享年九十四岁。蒲圻谢松屏鹏举以右都御史致仕，是嘉靖丙辰进士。石埭毕松坡（锵）以户部尚书致仕，是嘉靖甲辰进士，享年九十三岁。他们都在今上乙巳年以后数年间离开朝廷，离职时都受到优礼；到了九十岁，都受到皇帝特派使者存问，死后饰终的典礼尤其都很隆重完备。至于官位不到二品、寿命达到八十岁以上的，又多得无法记载。这大概是皇上长寿、善于造就人才的结果，也可以预见圣寿无疆了。杨太宰请求致仕时，他的母夫人还健在，直到一百一十四岁才去世。陆宗伯五十九岁时，才生下儿子；他的嗣子伯达少卿在他登第十七年时，又让他见到了曾孙。谢中丞九十岁时，长子京兆君已经七十多岁，还在身边扶持照料他，像照料婴儿一样，这尤其是难得一见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四岁〕 【文武同时各盛】嘉靖末年，孙文恪（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他原是左副都御史、追赠礼部尚书忠烈公的儿子。当时长子鑨、次子铤都已考中进士；鑨官至吏部尚书，铤官至南京礼部侍郎。三子名讳触犯今上的御名，改名为錝，后来又登第，官至太仆寺卿。小儿子鑛考中今上甲戌科会元，现任南京掌院右都御史。他的孙子如法、如游等，以甲第出身任郎署官、词林官的还很多。又有宁远伯李成梁，从偏裨起家于辽东，凭军功封伯并世袭，事在今上初年。如今他以太保身份奉朝请，嫡弟成材任总兵；长子太子太保、左都督如松多次担任大帅，最后统率辽军战死阵中，追赠少保，又荫封一个儿子为世袭都督同知。次子如柏也任辽帅，官至右都督。第三子如桢凭锦衣卫荫职，如今任掌管卫事的都指挥使。第四子如樟任都督同知，充任贵州总兵官。幼子如梅，现任辽…… 东边的副总兵官即将登坛任职了。他的嫡亲侄子如梧、如槚，也都担任副总兵，一时之间，文武两方面都极其显盛。李氏家族的武将骑士，不能和忠烈公的世家门第相比，但也是凭借战功和劳绩达到这种地位的，即使唐代李西平的几个儿子，也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士大夫的特殊性情】宋代蒲宗孟爱洁净，甚至有“大小洗面”“大小洗脚”等称号。同时代的王介甫却蓬头垢面，苏老泉甚至把他看作穿着囚衣、吃着猪狗食物的人。然而这两位都是名流，而且都厌恶司马君实，这一点是相同的。嘉靖年间，杨用修在衣着和日常起居方面极其华美洁净；同时代的唐荆川却穿破僧衣、吃粗劣饭食，污垢破旧得不堪入目。然而这两人都是大儒，而且都触忤世宗，早早被罢黜，这一点也是相同的。大概人的爱好取舍相差悬殊，各自都是禀性使然，何必一定要完全相同呢？近来士人中以刻意过俭自守的，只有我的同乡丁司空改亭（宾）。他家世富裕厚实，无论到哪里都洁白清净，不染尘垢。然而他的居处简陋，坐的是一把柳木椅子，挂着一个粗布橱柜，几十年都没有更换。几案和床榻上满是尘垢，衣衫鞋履破烂得像鹑鸟的尾巴，完全像一个苦行头陀。又有沈司马继山（思孝），他的清白操守自不必说，但他整理鬓发、修饰容貌，年纪越老越加厉害；虬须、铁面，澡豆总不离身，每天洗手几十次也不厌倦。即使那些以涂脂抹粉为业的人，也不能理解他的洁癖。两位都把我当作小友看待，我每次看到他们的举止，总是从内心折服赞叹。他们各自都有达到极致的地方，并不是勉强装饰出来的。【士大夫的身材相貌】士人出生在西北的，大多身材高大、相貌魁伟，这是自古相传的，说是风土造成的。但实际上也不全是这样。按我亲眼所见，如今的方伯朱恒岳（燮元）是浙江山阴人，中丞王斗暝（士昌）是浙江临海人，两人都身高八尺，腰腹粗达十围。朱恒岳的饮食量能抵得上十个人，体重四百斤。王斗暝稍逊于他，但喝下几斗酒仍不醉乱。他曾和我在马仲良家饮酒，在座的人全是酒徒，直到酒席结束也没人能胜过他。王斗暝神志清醒地告辞，第二天又聚会饮酒。他拿出自己的蟠桃杯来给客人斟酒，那是用范禁帑所藏的桃核锻制成的。杯中能盛一升多酒，他和我彼此较量酒量，以十杯为限。我起初输了一杯，勉强喝完，已经觉得有一半醉意。王斗暝接连输掉九杯，斟满酒站起来，起初还显得颓然。等到点起蜡烛以后，他又像原先一样劝酒酬饮。王斗暝从谪籍中起用，酌情移任比部郎。当时同舍中有个叫王居于（文迈）的人，是京师人，辛丑年进士，勉强能作诗；他的

译相貌最为奇特：身高不过四尺，肚子大得像簸箕，腰背弯曲，走路蹒跚，远远望去，活像一只蜘蛛。每当随班趋赴省署，他进出一定和中丞同行，观看的人挤满道路。中丞喜欢谈笑，王居于也善于说笑；每当两人俯身互相握手，再仰头听对方开口，旁边的人无不笑倒。王居于的妻子身材高长，有才华和姿色，名声传遍京城，颇有轻薄子弟作俚俗歌谣嘲笑她。我所认识的士绅中身材矮小的，如泰和郭司马青螺（子章）、余姚孙刑部俟居（如法）、常熟瞿都运洞观（汝稷），都是身材微小的男子，相貌像侏儒。然而他们全都是一时的名臣硕儒，是当世的表率，真可以说是“失之子羽”。又有一位姓徐的内监，身高几乎达到一丈，肥胖也与身高相称。当今皇上称他为“徐大汉”，他站在王中丞身边，身高还不到王中丞的肩膀。【士大夫的华美整洁】已故的江陵公张居正，生性喜欢华美，衣服一定鲜艳美丽、耀人眼目，头上身上涂抹香膏脂粉，早晚更换，即使李固、何晏，也没有超过他的。当时的人受到他的影响，大多以奢侈修饰相互攀比。如徐渔浦（泰时）任冏卿时，官职是工部郎，家里本来就很富裕。每当有客人来，他一定先打听客人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然后才穿衣出来相见。两人的服饰配合得像合璧一样，一点也没有差错，同僚们都艳羡他。近年来公卿之间通常遵循朴素作风，只有协院中丞许少微（宏纲），朱红紫色的衣服层层套穿，远远就能闻到香气。当时他年过五十，但举目顾盼、周旋应对，仍然能够照应好几个人。这位官员因廉洁做官而著名，大概是天性如此。又有我的朋友金赤城（汝嘉）太守，家中贫穷得没有一石米，容貌也很丑陋；但每次经过他进入室内，十步以外就能闻到扑鼻的香气，冰纨、雾谷等织物，奢侈到了极点，甚至用中等黄金制作薰笼，又制作便器。他做官颇为清白，只是欠着乡人的几千钱债，不能偿还罢了。大概人的八识田中带有这种积习，是无法铲除的。又如大司空刘晋川（东星），冬月却穿纱袍，暑月反而披纻袍。有人问他，他说：“我没有力量置办合时令的衣服。”冏卿冯谦川（渠）束带时，缺少其中两三条胯带，同僚们都笑他，他却安然不以为意。这就好像是有意这样做的了。江陵公在任时，岭南有个做官的人想用媚事讨好他，制作寿幛和贺轴，全都织成青罽作底，用朱罽织成“寿”字，再以天鹅绒制成。当时人们认为奇怪，如今却已经十分寻常了。现在藩府向按抚道贺，将领向监司道贺，到处都用法锦刺绣文字，价钱也不算太高，大概是习惯成了风俗。近年又有一位御史巡按江南，县令们竟织成双金刻丝的花鸟人物图案，覆盖在便器上面，御史却安然享用。这个人是江西人，由甲辰年庶常馆出身。【二品官直接授予三孤】文臣做到尚书，满六年才开始获得东宫三少的官职，满九年才加授太子太保并佩玉带。只有阁臣因为辅弼责任重大，不受年限限制；有时太宰任内六年就能得到，其他各曹都不能相比。近来只有长垣李霖寰大司马，因为播州功劳，在服丧期间被破格起复为少保。虽然他的边功优异，但别人要经过十二年才能得到的官职，李霖寰却在乡间就获得了；而且他原来的官职还只是右都御史。况且三孤一定要兼带宫衔，李霖寰竟然没有兼官，直到一品考核期满，晋升少傅，才兼任东宫太傅。大概自嘉靖初年，张永嘉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身份获得少保而没有兼官以来，如今在长垣身上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加授大学士杨士奇为少保。李东阳、谢迁都以尚书身份直接拜为少傅，当时是弘治十八年，皇上刚刚即位。○户部 【海上市舶司】太祖刚平定天下时，在直隶太仓州黄渡镇设置市舶司，市舶司设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所属官吏有吏目二人、驿丞一人。后来因为海上夷人狡猾多变，又逼近京师，有时还进行窥伺，于是废止，不再设置。洪武七年，又在浙江宁波府、广东广州府设置，制度与太仓相同。后来宁波不久便废止，如今只剩广州一司。大概是因为宁波也靠近京畿，为了防备奸民。考察市易制度，自古就有，而宋朝南渡以后，它带来的利益尤其广大。议和以后，宋朝与金国进行贸易，在三处设置榷场，每年收入一百多万缗，输送给北朝的金帛，还不到收入的一半。每年年终，竟然到盱眙岁币库搬取，完全不经朝廷。我国的读书人不了解军国大计，动不动就说要禁绝与外国通商，以杜绝盗寇祸患。他们不知道，福建、广东的大户人家，正是利用官府的禁令，才把通番贸易变成自己私占的领域。比如嘉靖年间，福建、浙江遭受倭祸，都是由于豪强暗中与倭夷相通引起的：起初不过是为了贸易牟利，后来便强行夺取他们的财宝，吝惜不给价钱，因此积聚怨愤而起兵。巡抚朱纨已经把这些说得很详细了。如今广东市舶司，公家尚且收取贸易余利来补助军饷。若福建海禁一天比一天严格，而沿海的豪强势力却全靠通番致富。近年来闽南士大夫也有两种意见：福州、兴化二府主张断绝通商，漳州、泉州二府主张开放通商，双方互不相让。那么不如由官府出面进行贸易，这样情理和法禁就可以同时实行。何况官府名为市舶，已经明白表示华夷船只都可以停泊，为什么对广东宽松而对福建严格呢？何况近年倭寇侵扰高丽，也何曾询问过福建、广东的海道呢？【劝农】汉代的大司农，是景帝设置的。大概是改秦代的治粟都尉而来，列为九卿；又另设搜粟都尉加以统领，是因为重视农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译《诗经·七月》篇中“农夫”的注疏解释为“主管农田的大夫”，郭璞说：“就是今天的墙夫。”束皙《劝农赋》说：“考察治理百姓的卑微职务，没有什么比劝导农耕更美好的了。”可见晋代仍然如此重视这个官职。唐代节度使出镇地方时，还兼任营田使；租庸使则由户部尚书兼领。到了宋代，各州郡的守臣都兼带劝农使。元世祖中统二年，下令各路都设置劝农司，这是最接近古制的。明朝宣德初年，增设浙江杭州、嘉兴二府所属县的劝农主簿。成化元年，增设山东、河南等各布政司的劝农参政，以及各府同知、通判、县丞各一员。嘉靖六年，下诏规定江南府、州、县负责农事的官员，不得经营办理其他差事。重视农业到了这种程度。到穆宗初年，大宦官出任江南龙袍事务，于是把劝农厅改为织造馆。不过我刚开始有记忆时，还看见府署门上有“劝农”的旧匾额；如今改换已经很久了，询问当地人，他们已经不知道各郡曾经有过这个官职。至于各大藩司设置的劝农参政，已经很久没有听说铨选任用了，但也没有裁撤的诏旨。难道是把这项事务并入粮道了吗？伪郑王王世充被围困、将要灭亡之时，尚且还有朝廷大臣担任诸道劝农使。史书所说的“丞郎能够得到这一差事，高兴得像登仙一样”，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今太平无事，反而废止不设，这是为什么呢？洪武三年，采纳韩公李善长的建议，在河南设置司农司，设卿一员、少卿一员、丞四员，主簿、录事各一员。【救荒】嘉靖八年，因为连续多年发生饥荒，各种条陈建议纷纷提出，许多人献议实行义仓、社仓等办法。只有广东佥事林希元上呈《救荒丛言》，说救荒有两难：一是得到合适的人难，二是审查户口难；有三项便利办法：对极贫的百姓适宜赈济粮米，对次贫的百姓适宜赈济钱财，对稍贫的百姓适宜借贷；有六项急务：将要死亡的贫民急需稀粥，患病的贫民急需医药，病后初愈的贫民急需汤米，已经死亡的贫民急需安葬，遗弃的小儿急需收养，罪轻罪重的囚徒急需宽待体恤；有三项权宜措施：借官钱买进卖出粮食，兴办劳作来帮助赈济，借给耕牛和种子以应变；有六项禁令：禁止侵吞渔利，禁止抢夺盗窃，禁止阻止粮食买卖，禁止压低损耗粮价，禁止宰杀耕牛，禁止私自度人为僧；有三项告诫：告诫不要迟缓，告诫不要拘泥文书，告诫不要随意派遣使者。它的纲领有六条，具体条目有二十三项，全都参酌古法，充分体察民情。皇上赞许他的意见，但最终没有实行。大体说来，救荒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上级官员尽心谋划办理。比如甲午年河南的一次赈济，少卿钟化民出力最多；两个贪婪的县令借赈济之机中饱私囊，最终被处以重典，法令才得以实行。至于庚寅年给事杨文举赈济江南，任意胡作非为，虽然后来因贪墨罪败露，但幸存的百姓已经填满沟壑了。林希元的奏疏，确实是荒政的第一要义，只可惜没有人能够推行。司马光《救荒疏》说：“富裕人家有积蓄的，官府发给印信和簿册，听任他们出借。核定所收利息，等到丰收之日，由官府替他们收取。要让他们看到官府一定守信，不能欺骗诱使他们。”考察这一建议，也是荒政中的良法。但如果施行在今天，那么有关官员首先会向富民借贷，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难道还能指望有一滴一毫落到贫民手里吗？【金荣襄夺情】户部尚书金濂，在正统、景泰年间号称能臣，最后 被言官集中弹劾，奏疏为自己辩解得十分艰苦。至于为隐匿丧事一事辩解，尤其牵强。他说：“攻击我的人说，我到福建时，母亲去世却没有亲临丧事，回来后又没有发丧。当时因为军务最为重要，只能痛哭着出行。后来蒙召回京，请求归家守丧也没有获准。”战争之事，固然很少有人敢于逃避，但也必须先上奏请求放归，等到皇上下令夺情起复，然后才可以遵命任职。哪里有听到讣告却漠然不理的道理？即使皇上要夺情，又怎么能知道他的实情而作出决定呢？况且宣德年间，金濂担任御史时，已经被夺情派往各地巡察；那时并没有战争。大概当时士人的风气冷酷刻薄，凡是遇到丧事却不能被夺情起复的，就认为是没有才能、被朝廷弃置，所以穿着丧服办事，逐渐成为惯例。金濂则是丧失人心到了极点。死后追赠沭阳伯，谥号荣襄，难道不是徒然窃取了这些荣誉吗？【陶少卿】陈大司农（蕖）主持财政时，国库用度十分困乏，议论开放事例：因牵连误事而丢官的人，可以恢复职务；已经退休居家的人，可以晋升虚衔、改穿相应的章服。当时也有几个人按照事例请求捐纳，但他们都是通过钱财取得官职的异途之人，没有清流人士愿意屑意参与。会稽人陶兰亭（允宜）曾考中甲戌进士，一向以才名自负，任比部官，不久被贬到外地，后来以黄州府同知罢官归乡，忽然按照事例捐纳钱财，获得改授苑马少卿的名衔，于是穿上金绯服，拜见巡抚、巡按以下的官员，自称少卿，置办酒席大肆宴会，乡人讥笑他，他也不在意。有人认为陶允宜才高，却过早被废弃，是借此举来玩弄世事。陈蕖这样做，只是为了厚待同年进士尚进士芾地；然而尚芾地一向违犯名教，已经被公论抛弃，最终不能恢复官职。而“诖误”这一条，也奉旨删去了。【西北水田】在西北开垦水田的主张，起始于元代的虞集，在本朝经邱浚大力阐述，但都没有见到实行。今上乙亥年，徐孺东（贞明）刚进入省垣，首先重申这一主张，大概就是他所著《潞水客谈绪论》的内容。奏疏呈上后，江陵公也认为可行，正准备见诸实施。徐孺东却因为交厚的同乡御史傅应祯讥讽抨击时政，而受到牵连被贬离京。又过了十年，徐孺东从民间被起用，才奉皇上命令，以尚宝少卿兼任河南道御史，奉敕专门办理水利，事情的规格十分重大。不到一年，最终没有任何功绩可以记述，徐孺东也自行请求归乡，不久便死在家中。然而直到今天，谈论此事的人还夸说水利事业最终可以成功，只是可惜徐孺东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我看徐孺东的奏疏，有的主张给贫民发牛，有的主张责成富室承担，都有窒碍而不妥当之处；只有选派强健士卒分屯，以及招募南方人来此入籍这两条主张可以采用，但他又想把勾补军丁的费用转送京师，这个说法又枝蔓不当。

译我认为不应由官府强行开垦，而应允许民间开垦；但也不应任其完全自行开垦，而应设置便利的办法，不强迫他们一定开垦，只诱导他们争先自愿开垦。京师的蛙、蟹、鳗、虾、螺、蚌之类，我小时候从未见过，如今腥气已经充满市场。这都是浙东人为了牟利，把堤堰荒废、贫瘠不毛的土地蓄水养殖，才繁盛起来的。水族尚且可以这样，难道唯独不能像江南圩田那样开垦播种吗？又有南方士人进入北方学校，就像驱赶鸺鹠一样把他们赶走；这项禁令应暂时放宽，下令江浙人凡是能开垦若干田地的，就授予勇爵，开垦多的依次加级，并允许世代拥有这些田地；不愿意开垦的，等到他们的功劳显著后，让其子孙可以读书，附入学校。规定每县若干名额以供考试，但严格限制名额，不得滥收。这样一来，浙东那些有能力担任胥吏的人，就会首先互相倡导，自己组织同伴前往开垦。时间久了，当地懒惰的百姓看到瘠土变成良田，也会见到利益而高兴，不必等待劝诱，便争相占有作为自己的产业。至于子孙开始纳税的时间稍微放宽，逐亩丈量核查稍微宽缓一些，就要由主管此事的人根据实际情况临时变通了。今上庚子年，保定巡抚王应蛟曾因海滨屯田取得成效，上疏说：“天津一带向来是盐碱地，没有人耕种开垦。我采用江浙治理土地的办法实行，如今春天买牛、制造农具，开渠筑堤，已经耕得五千多亩。其中种水稻的，每亩收获四五石；种薥豆的，也能收获一二石。这才开始相信盐碱地可以变成上等肥沃田地。天津是神京的门户和重镇，每年养兵的军饷费用六万多金，全都加派给民间。如果按照现在的办法开垦出七千顷，就可以得到二百万石粮食，不仅天津的军饷可以充足，司农的粮储也不会匮乏。而且田地位于三坌河，海潮上涨时可以引水灌溉。请让负责海防的官军利用这些力量在海滨开垦土地，每年疏通渠道、修筑堤坝，把荒地全都变成良田，同时招募百姓来承租耕种。几年以后，荒地就可以全部开垦，军队一边屯田一边守卫，百姓不用承担养兵的费用，而防卫保障也会更加牢固。”读这篇奏疏，可以看出北方水利确实有这样清楚而显著的成效。由此推广到南北各地，再推广到大河南北，凡是风土适合耕作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无奈人们懈怠拖沓、因循守旧，始终不肯认真研究，坐等将来陷入危困，真可悲啊！徐孺东主持兴修水利，已经渐渐有了头绪。徐孺东立即上疏说：“这项工程一定能够成功，可以节省江南漕运的一半。”这话传开后，京畿的士绅非常恐慌：“这样一来，岂不是要加重我们乡里的赋税！”于是他们送入王御史（之栋）的弹劾奏章，水田工程也就停办了。王之栋是直隶宁晋人，因此上疏称这是祸害桑梓的重大事情。此后，中原士大夫深深替子孙忧虑，对此事的怨恨深入心髓，牢固得不可改变。到这时汪澄源又重新提出这项建议，他没有因此招来更大的灾祸，已经算是幸运了。还敢指望这项建议能够施行吗！徐孺东夸大的言辞，真足以成为说大话而败坏事情的警戒。【西北水利】汪澄源任保定巡抚后，已经因为屯田取得成效而上报朝廷；到了壬寅年春天，他又上疏分条陈述建议，说明其中的便利。第一条谈水利，奏疏大略说：“臣谨慎考察境内山川的图籍和遗迹，再用亲耳听闻、亲眼所见加以核实：易水可以灌溉金台，滹水可以灌溉恒山，溏水可以灌溉中山，滏水可以灌溉襄国。漳水从邺下流来，西门豹曾经利用它灌溉瀛海一带；这里处在各条河流的下游，所以号称‘河中’，与江南的水乡没有不同。至于子山下的泉水，以及地下的水，到处都有。建议督促各府选派一名佐贰官和州县正官，并从南方官员中选取熟悉水利的人，周遍巡视勘察并议定：某处可以筑坝建闸，某处可以开渠筑堤；地势高的地方就引水灌溉，地势低的地方就用水车汲水。全部按照南方开辟水田的方法，酌情征发军民夫役，临时斟酌处理。估计六郡之内可以建成的水田，何止数万顷！每年收获，可以增加粮食千万石。京畿从此富足丰饶，永远没有旱灾水灾的忧患。即使不幸漕河阻塞，也可以在南方改折征收，再到北方购买粮食，这是国家无穷的利益。”奏疏交给有关部门复核后，奉旨准许施行。这项主张与开辟水田相互配合，确实是西北地区永久有利的办法。不久，汪澄源离任，这项建议也被搁置，直到今天没有人敢再谈起。光明赫赫的圣旨，终究抵不过那里从旁阻挠的众口。可惜啊！在此以前，丁酉年冬天，万邱泽世德在天津开府任职，建议兴修水利；都水主事沈朝焕接着提出此议，上疏后又交由户部复奏。万邱泽世德说，天津临近大海，荒芜的土地都可以用来屯田纳粮，应当设法招集人员开垦；沈朝焕说，天津南面连接静海，北面距离直沽，全部都是肥沃的土地，可以开垦。合看两位大臣的奏疏，确实是军务、农务两方面都有利的策略。应当咨请巡抚大臣，向军民晓谕，让他们自行准备工本，官府发给印照，使土地永久作为他们自己的产业。三 年之后，才允许征税：每亩缴纳谷一斗，中等土地缴纳六升，下等土地缴纳三升，专门用来充作天津防备和防守军饷的费用。奉旨立即施行。当时万中丞因为抵御倭寇而创设幕府，只管辖河间一府，所以没有涉及其他地方。若按汪中丞所管辖的范围，则畿南六府，绵延千里，全都是上等肥沃的土地。两位巡抚辖境合起来，再加上顺天，已经包括整个帝都附近地区；倘若一并动用锄掘工具开垦，军国所需就不必再取给于东南。圣旨一再申令嘱咐，最终只是成为空话，大概北方人拘泥固执、抱持偏见，竟然如此难以讲理。○河漕 【先朝设海运衙门】文皇帝靖难之后，最初议论迁都北京，因为供应粮饷十分艰难，于永乐五年八月下令朝廷大臣讨论海运。议定后，奏请在苏州府太仓卫设置海道都漕运使司衙门，设左右运使二员，秩从二品；同知二员，秩从三品；副使四员，秩从四品；经历、照磨各一名首领官及属吏，全部依照布政司的编制。各沿海卫所，都隶属提调。奏疏上呈后，太宗按照议定的方案施行。后来又有人说这样不便，于是命令重新讨论，此事便中途停止。到了正统七年三月，又命令在南京建造洋船三百五十艘，通过海运运往蓟州各仓。由此可知，海运这件事，先朝没有一天不加以讲求。后世习惯于安逸便利，便不再议论。即使偶尔有人提出建议，也多被旁人诋毁阻挠。大概是因为开始办理非常困难，稍有差错，罪责就会牵连首先倡议的人。就像前些年徐尚宝（贞明）开垦西北水田，最终被忌妒的人阻止，何况海运呢？

译【海运】元代的海运，始于至正十九年，止于天历二年，共享受了五十年的利益。刚开始时运到燕地的粮食是四万二千石，等到最兴盛时，达到三百六十万石。最初提出建议的是伯颜，负责办理的是张瑄、朱清。后来又设置都漕运万户府，每石粮食给价六两五钱；以后运输香糯、白粳，价格逐渐增加。它的海道先后有三次变更，最后开辟新航道，从刘家港上船，经过崇明驶入大海，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而已。到了元顺帝时，漕河不通，才接受张士诚投降，依靠他通过海道运来的贡米，救活了燕京几乎断绝的粮食供应。福建大将陈友定，又从福建通过远洋船队运送杂货到都城，暂时救济危急、挽救灭亡。海运的利益大概就是这样。本朝辽东一镇，每年的军饷专门仰赖海运。文皇帝迁都北京后，仍然议论设置海漕都运使，地位可与布政司相比，后来又中途停止。如今十三总中，遮洋一总仍然是为海道而设置的。议论海道，就不得不议论胶莱，以防海运受阻。隆庆五年，山东巡抚梁梦龙等上呈海运建议说：“如今漕河多有变故，议论者争相提出开通胶河的主张，这不是臣所敢承担的。不过考察海道，南面从淮安到胶州，北面从天津到海仓，各地都有商贩往来。其中从胶州到海仓一带，也有岛上居民和商人出入其间。臣等因此派遣官员从淮安运米二千石，从胶州运麦一千五百石，分别入海驶往天津，以试验海道，结果没有不顺利的。从淮安到天津，按道路计算有三千三百里，顺风时两旬可以到达。何况船只都沿近海航行，海中的岛屿彼此相连，遇到风就可以停泊依靠，不像横渡大海那样风波难以预测。与元人殷明略所走的旧航道相比，实在省事便利。大致每年五月以前，风势顺利而柔和，过了这段时间风力就稍强。只要在风势柔和时走沿海航道，掌握汛期而不出差错，观测风候而不失时机，即使千艘船、万支桨，也保证不会有其他祸患。这样可以接济京城粮储，作为漕河的辅助，节省运输牵挽的力量，免除守护船帮的劳苦；而且防海的卫所犬牙交错，还可以严明海禁，壮大京城声势。非常便利！”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复议，回答说海运制度废止已久，难以全部恢复，请敕令漕运衙门酌量拨出漕粮十二万石，从淮安入海；工部分期拨发节省下来的银两一万五千两，雇募海船；淮扬商税也准许暂时支取一万五千两，用来支付雇募水手的费用。诏令准许实行。不久，梁梦龙等又上呈海运经营管理的要务四条，例如修葺大嵩、灵山等卫的城池，以壮大门户；增设、恢复利津等县巡检司的弓兵，以加强警备，以及禁止私人跟随船队出远洋等事项，都奉旨严厉施行。遮洋一总刚被给事中胡应嘉建议裁革不久，到这时又恢复设置。当时总漕王宗沐又上疏详细陈述海运的三大形势、七项便利，也一并得到皇帝批准。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永平海运】永平府在嘉靖庚戌年虏寇入侵之后，增设了燕河、石门两条道路。主客兵的粮饷每年需要三十万石。但卢龙土地贫瘠，旱灾水灾接连发生，又没有商人愿意到那里去，全部依靠挖运，艰苦最为严重。巡抚温景葵首先倡议开通漕运，继任巡抚耿随朝勘察后复奏说，永平境内有青河、滦河两条河。青河工程量很大，似乎不必议论；滦河从永平西门外流经一百五十四里，到纪各庄入海。从纪各庄到天津共四百二十六里，船只全都沿岸航行，其中驶入大海的路程只有一百二十里；沿途有大小沽等支河，倘若在河中遇到风，可以随处停泊。应当在纪各庄修建仓廒，这样可以事半功倍，成为辅佐京畿、永久有利的办法。有关部门议论后认为可行，诏令下达施行。从此每年贯通漕运，卢龙一镇稍稍得到休息，靠近滦河的各县于是都称为乐土。当时正值嘉靖末年、隆庆初年，主持此事的是华亭相和雷司空（礼）。由此可知，北方的转运，完全不能依靠车马。汉、唐建都关中，都把漕河是否畅通看作国家盛衰的标志。即使是原来元代的运输河道一旦阻塞，国家也会随之衰败。假如永平的这项建议是在严嵩当权的时候提出的，它的奏疏也一定会被搁置。由此可见，海运之难，也难在谋划开始的时候。【黄河运道】景泰四年，张秋河水浅，漕船无法前进。河南参议丰庆建议，请从淮安的清河口进入黄河，到开封府荥泽县的河口，再转到卫辉府胙城县，在沙门停泊，陆路挽运三十里，随即进入卫河，再由船运往京城。诏令交给总漕诸臣复议，最终被阻止。但山东的运输道路一旦阻塞，这条路线也可以用来应付紧急情况。这一年河南佥事刘清也说，可以从淮河到荥泽，转入沁河，经过武陟县马曲湾，在冈头装载，陆路一百九十里，再引沁水进入卫河。行人王宴也提出与刘清相同的意见，想要开通冈头，设置水闸分导沁水，向南流入黄河，向北流入卫河，只需动用卫辉一府的税银和税粮，就可以进行疏浚。皇帝命令侍郎赵荣与王宴一同勘察，赵荣回来却说不便利，于是停止办理。如今从长远计算，开通二百里的沁河，还不如开通三十里河道方便；三个人的主张大体相同，只是其中略有曲折、小有差异。然而始终没有采用，大概是因为当时正任用徐有贞在澶濮之间治理黄河，已经渐渐见到成效，所以他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即使采用了，也未必能够成功。请拿胶莱河最近的事情来验证，当时陈芳洲的权势，难道能与江陵的十一相比吗？考察隋炀帝开凿水济渠，是因为沁水向南接通黄河，向北通往涿郡；当时都城在关中，想要巡游幸临广陵，本来就应当取道这里。然而借助沁水沟通黄河，已经有明显的成效可见。如今把沁水同济水、汶水相比，固然可以说路途遥远；但既然有已经成功的先例可循，那么为了预先防备意外，又何惜绕道二三程呢？只是这道理很难对那些拘守常规的人说了。【宣大二镇漕河】宣府、大同二镇，粮饷运输道路最为艰苦。嘉靖末年，实行挖运的办法，山谷崎岖，通常运三十石粮食才能送到一锺，当权者对此很忧虑。当时御史宋仪望巡按该地，上疏说：“桑干河发源于大同县瓮城驿的古淀桥，汇合众多河水向东流入京师的芦沟桥，共有一千里，直达塞上。

译在大同境内，下村一带只有少量乱石；在宣府境内，黑龙湾有石崖，也比较险要。但有石头的险段不过四十五里，水流由深变浅的地方，水深也有二三尺，想要加以疏浚开凿十分容易。当时巡抚侯越曾驾驶小船，从怀来卫到下村龙湾，沿途都是平坦道路，没有受阻；又从怀来运米三十石，逆流而上，竟然到达古淀桥，可见这条河通行运输非常便利。”奏疏上呈后，送交兵部办理；当时主持兵部事务的是聂贞襄（豹），极力赞成他的建议，并且说前任都御史赵锦也曾派人乘船沿桑干河航行一千里，直接抵达大同镇城。如今只要稍加疏浚，就可以沟通漕运；而且河道修成后还可以抵御虏骑，这是最好的策略。诏令工部会同议论此事。当时主持兵部事务的是欧阳必进，他害怕兴办工程，认为道路遥远、费用繁多，请求再次详细勘察后再施行。欧阳必进与严嵩姻亲关系深厚，于是阻止了这项建议。从甲寅年到现在已有六十年，再也没有人谈起，甚至不知道塞上还有这样一条可以运漕粮的河道。【汴河故道】天顺八年七月，都察院都事金景辉说：会通河从安山向北到临清，有二百五十多里，只有汶水可以补给。如果春季少雨，水脉就逐渐微弱，船只航行会因水浅而停滞。汴梁城北的陈桥，过去有一条古河道，向北经过长垣、曹州到钜野县安兴墓巡检司的辖界，然后流入会通河，与汶水汇合，通往临清。每到秋季水涨时，曾有船只往来其中。只是陈桥向西大约一舍的地方，水道浅而狭窄，水小时不能通行，请求兴工开浚。还可以分引沁水，仍然设置两座水闸，掌管开闭，那么徐州、临清两条河都能得到便利，而会通河的水量也会增加。并且长垣、曹州、郓州等地的粮税，可以免除长途转运的劳苦；江淮百姓的船只也可以从徐州浮桥到达陈桥，再驶往临清，不必承受济宁一路河道壅塞的苦处，利益很多。此事交给工部后，请求按实际情况查核上报；后来也被搁置，没有施行。按照金景辉的建议，从汴河进入汶水，旧有遗迹还在，并不需要重新开凿，只稍微费些疏导的功夫而已。与景泰年间三位大臣提出的建议相比，更加简便节省费用。这种主张当时已经被束之高阁。不过同样取用沁水来帮助漕河运输，那么沁水位于西北，对于军国事务的帮助实在很多。近来范少参的一份奏疏，与此大同小异，可以准备采纳选择。【关陕三边饷道】已故太宰倪文毅（岳）任职时，看到关中三镇的转运无法满足需要，曾上疏说：“如今关陕所需的粮饷，都出自山西、河南；这三个省都靠近黄河，其中虽然有三门、孟津的险要之处，但汉、唐的粮食运输都依靠这条水路完成，即使现在盐船、木筏也往来不受阻滞。如今计算山西的米、豆，必须运到榆林各仓；河南的粮食必须运到潼关、陕州各仓。各州卫都临近水道，可以通行船只，能够免除陆路运输的辛苦。何况黄河在潼关一带向北可转入渭河，渭河向东流与洛河相接，可以通到延安；渭河向西流与泾河相接，可以通到庆阳；龙门以上的小河可以直接通往延绥。只要稍加修葺，必定可以行船。关键在于考察古代遗迹，查明哪里可以避开险处，哪里可以改用陆运，哪里可以设置仓库转运，哪里可以建造船只装运；只要付出一次劳作，就能换来永久的利益。”此事最终没有施行。【贾鲁河故道】今上甲辰年，泇河建成已经一年多了。后来南阳一带渐渐淤塞，于是关于是否继续的说法纷纷出现。当时中州的范岫云（守己）以隆补身份在京城任职，上疏说：“河工需要银两八十万，动用夫役数十万；估计过多，难免有意外的忧患，何况在这里挑挖、修筑，能保证那里不发生横决吗？为什么不另外寻找便利的办法，作为长久的谋划呢？臣曾往来沁口各处，看到沁水从山西穿过太行山向南流，到武陟县东南注入黄河。十几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无法流入黄河，于是从木兰店以东冲决河岸，奔流进入卫河。那时守土诸臣堵塞决口，用坚固的堤坝筑好，仍然引导沁水流入黄河。而堤坝外还留有河道的形状，直达卫河岸边，至今仍然存在。假如在原来决口筑堤的地方建一座石闸，分出一股沁水向东流入卫河，工程非常容易。再把原来冲出的河道加以修浚，两岸培筑成纤道，工程也很容易。计算工程费用，银两不过二三万，夫役不过三万多人，大工程就可以完成。这样就可以引导漕船从邳州逆河而上，直达沁口，借沁水进入卫河，向东到达临清，那么会通河就可以不再使用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石〕 如果说逆河航行数百里，可能有滩险水急的忧患，或者没有纤道可供便利行船，那么还有一条河可以通行：考察荥阳以东、广武山以南，有一条水向东流，经郑州、中牟以北，祥符以西，从朱仙镇以南经过尉氏、扶沟、西华以东、沈丘以南；元代时称为郑水，当地人称为贾鲁河。它向南流到周家口，与颍水合流，称为沙河；到颍川正阳镇注入淮河，直达淮安。如今从正阳到朱仙镇，船只通行，完全没有阻滞。”

译从朱仙镇向北再向西，到郑州西北的惠济桥一带，不到二百里，河道略窄，稍加修治疏浚即可。如果在惠济桥以西开一条支渠，分出一股水向北流入黄河，也不到二十里。渡过黄河向北，直通沁水入黄河的河口，路线十分便利。若说郑水水势微弱，不能承载漕船，那么荥阳、郑州之间还有京水、索水、须水等几处泉水，都可以引入郑水，以助漕运舟船。每隔二十里修建一座石闸，像会通河那样，就能按时蓄水、泄水，水量自然充足；估算所需工程费用和民夫，也不过四五万两白银。如果这条水道开通，漕船出了天妃闸，就从洪泽湖进入淮河，逆淮河进入颍水，再逆颍水进入郑水，牵引纤挽会更加稳妥，黄河也可以不再使用，即使河水冲决泛滥、变化万端，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如果黄河水流安稳，不至于侵扰漕运，那么夏镇到南阳之间仍可加以修治疏浚，使两种办法都保留下来。把漕船分开行驶，还可以免除守闸的困难。如果河道发生变迁，东路受阻，就专门走郑水，徐州、吕梁一带的路线也可以不必考虑；便利的办法，没有超过这一方案的。我怀有这个想法已经二十多年了，因为会通河没有阻塞，所以不敢轻易说出来。如今河道屡次疏浚，却又屡次淤塞；黄河又随时可能冲决，侵逼漕运越来越严重。与其耗尽天下的财力物力，去填补那深不可测的漏洞，哪里比得上改变办法，就着手完成这项容易办成的工程呢？如果我的建议可以采用，就先从武陟以东直到卫水岸边，东西一百多里，利用原有河道故道，征发一万多名民夫，及时挑挖疏浚，约挖深一丈、挖宽十丈；再在木兰店以东，修筑堤坝的地方建一座石闸，分流一股沁水向东流入卫水；漕船到达时就打开闸门以通行漕运，船只全部通过后就关闭闸门以拦蓄水流。明年春末，工程就可以完成。暂且让漕船逆河而上，从沁水进入卫水，以解决眼前的危急；同时商议疏浚朱仙镇以北直到惠济桥以西的河道，分流郑水以通行漕船。这样，国库储藏和百姓劳力就可以节省百倍，国家所得到的利益将无穷无尽了。”奏疏上呈后，皇帝下旨交给有关部门，命总河以及河南抚按官员勘察商议后具奏。考察范疏所陈述的内容，与景泰、天顺年间诸臣的建议大致相同，只是他的说法更加详细。到现在进行勘察时，皇帝便命范负责此事，这也可以补救会通河受阻的问题。【吕梁洪】徐州的吕梁洪，是天下最险要的水道。自唐代尉迟恭开凿以后，才开始通行舟船；到宋代元祐年间，逐渐形成通航的河渠；本朝于是把它作为运河。然而它下游乱石像鳄鱼的牙齿一样排列相连，急流像蛟龙的唾沫一样喷涌。孔子观澜的地方，所说的水流悬落三千仞、飞沫延续四十里的地方，就是这里。遇到水势上涨时，顺流而下的船一转眼就能通过，逆流上行的船却只能前进一尺左右。若遇到旱季河水干涸，船只一旦碰上露出水面的礁石，立刻就会葬身鱼腹。我小时候陪侍父亲经过这里，听说它的险情已经逐渐减轻，但仍要用二百名纤夫拉一条船，老人和孩子都被累得面无人色。后来我因参加科举考试北上时，所谓水底高低不平的礁石都沉没不见了，大概是被泥沙淤塞，河床一天天升高。苏子由所说的“吕梁险石错杂，横截在前”，竟然变成了平缓的水流。又过了几年，泇河建成，行旅不再取道彭城，主管吕梁洪的主事高枕空营，那里寂静得没有一个客人可以接待了。【徐州】徐州是古代的彭城，是刘邦、项羽、刘备、曹操争夺过的地方。南北分裂时，常把这个地方的得失看作强弱的标志。本朝原来作为直隶，后来降为州，但辖有丰、沛、萧、砀四县，疆域也并不狭小。只是州守权力轻微，属城并不完全听从约束；城中只有一名宪臣，称为兵使者，另有一名参戎与他共同办事，所统率的军队只有几百人，一旦有战乱警报，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应当改徐州为府，把其分辖地区划为彭城县，再加上原属的县邑，共五个县。南面增加邳、宿，北面增加邹、滕、济宁，这样就可以稳固地形成一个强大的郡。我过去有这个个人看法，近来李修吾中丞巡抚江北，也主张这一建议，最终却因时论不一而作罢。总之，这件事应当赶快实行；如果等到发生事情后才改变制度，就免不了像丢了羊才修补羊圈那样，来不及补救了。徐州地势低洼潮湿，从堤上看下去，好像住在锅底，和汴梁相似；不过堤坝坚固厚实、层层重叠，汴梁连它的十分之二三都比不上。我曾见过那里的一些老人，他们都说，自己亲眼见到过三次水灾漂溺。必须赶快把城迁到高地上，如云龙山、子房山等，都是适宜建城、可以夯筑的地方；否则最终一定会有“成为鱼类”的哀叹。又何况城下的洪河，是古今交通的要道，自从泇河开通以后，军运和民运两路都不再经过这里。商贾流散，城镇萧条，完全不像一个都会。应当仍然派出一半漕船，分路从这里通行，以防意外阻塞。如今守御力量单薄，方圆千里几乎没有行人，一旦草野之民奋起，这里仍将成为战场了！【泇河、胶莱河】泇河最初议论开凿时，费用估计要数百万；先朝前往勘察的人，以及后来亲自负责此事的人，都说绝对不能开凿。多次议论，多次停止。直到潘印川（季驯）任司空时，才利用疏浚河道剩余的力量，寻找葛墟岭的旧河道；还没有来得及疏浚治理，舒中阳（应龙） 稍稍沿韩庄进行疏凿。继任者如杨后山（一魁）、褚爱所（铁）诸位，也都相继勘察经营，工程逐渐有了次序。到刘晋川（东星）任职时，工程已经完成将近一半。等到李霖寰（化龙）平定播州后出任此职，便决意专门治理泇河。起初河道还浅而淤塞难行，如今终于成为平坦通畅的大道。它避开淮河、黄河三百里的险道，而费用还不到先朝估算的十分之二，真是世所罕见的功业。由此想到，胶莱河也一定可以开通。往年江陵掌权时，采用刘白川（应节）、徐凤竹（栻）二人的谋划，极力想办成此事。任命刘为南司空主持，徐则以少司空身份奉敕专门负责。那时李敏肃（世达）巡抚山东，也赞成这个主张，劝江陵赶快办成。后来山东士绅苦于征发民夫，群起喧闹反对，即使江陵也不能违背众意而改弦更张。二人被改任他职，工程也中途停止。胶河中间阻塞的地方只有一百多里，沙石坚硬贫瘠，挖掘确实困难；总的说来，不过像泇河的葛垆那样罢了。如今国家财政正困窘，或许难以兴办这项大工程。我妄自设想，在水道不能相接的地方，南北各修一座城，作为发运和收运的区域；中间再修一座城，作为运夫休息停留的地方。三座城各由州、邑、卫所的佐贰官管理。估计从车运起到装船，只需三几天，就可以按期完成搬运；总的由一名户部郎专门管理，仿照隋唐洛口、河阴以及本朝临清、德州二仓的事例。这样道路较近、费用较省，似乎也是一个次一等的办法。我曾私下把这个意见告诉言路诸公，他们也颇为赞同，但始终没有人上疏提出，大概是考虑到开头的困难，已经很久了！

译泇河建成后，工部郎梅春宇（守相）的功劳最大，却只得到加授四品服色和俸禄，不久便按资历升为副使离任，最终没有对他的劳绩作出相应酬报。【胶莱便道】淮河北岸一里处，名叫支家河，是安东县通往海州的道路。自支家河到涟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海口之外就是大海了。又经过赣榆县，到达安东卫，就是山东的边界。由安东卫经过石臼所、夏河所、灵山所，便到胶州头营；再到麻湾海口，共二百八十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三百八十里〕 这些道路都沿着海岸行走，其中只有马家湾一段是陆路。这里需要用畚箕、铁锹开通，但只有五里左右。一进入麻湾口，就从把浪庙经过平度州到达莱州，所辖的海仓口都是小河，共三百七十里。从海仓口进入大海，便可直达直沽天津卫。全部海上航程共四百里。这样看来，需要疏浚开凿的只有五百里，令人怀疑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但在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亲自考察当地，汇总绘成图说；后来山东副使王献也谈到此事，不久给事李用敬、御史何廷钰又相继提出，都没有实行。到万历三年，南工部尚书刘应节才开始建议亲自负责胶莱河工程。他说胶州南北不通的地方约有一百五六十里，但沟渠和湖泊占了一半，应当开挖的只有几十里，可以借潮水通行漕运，而没有出海航行的劳苦。刘应节本是山东潍县人，在当地长大，他所说的比方远宜更加确实。当时江陵公极力支持这个建议，又选派有才干的藩臣协助办理。那时山东参议李学礼是主要辅佐官，把其中的便利之处写得更加详细，上疏说明。工程开工不久，齐鲁士绅大为喧哗，并且辱骂刘应节说：“你要毒害自己的家乡，难道甘心这样做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八十里〕 刘应节非常害怕，辞谢这项工程；江陵也无可奈何。工程于是中途停止，直到今天没有人敢再谈起。考察这条河道，是元代人疏浚过的旧河道，用来避开海运不能转过尖角的困难，也可以免除成山诸岛一带的险处，是最省力便利的办法。如今谈论此事的人都说：如果不兴办工程，那么中间分水岭一段有二百里的陆路，可以让船只在途中转装到车上运输，再重新入水，便可到达直沽，这也是一个便利的办法。我过去关于修城置仓的主张，正是由此而来。当时刘白川上疏，只说用一万民夫的力量，兴办几个月的工程，花费几万金，开挖几十里，有什么可怕而不去做的呢？他的论说十分确凿，却不知道山东为什么喧哗，江陵为什么停止，负责此事的困难大概难以言明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里、三百七十里、四百里、五百里、十一年、三年、百五六十里〕 【泇河的建成】李少保（化龙）疏浚泇河以通漕运，刚过一年便因父母丧事离职归乡，接替总督的是曹时聘。曹时聘一向没有清廉无私的声誉，恰逢南阳堤坝稍有损坏，曹时聘便想大规模兴修工程，借此谋取利益。他说泇河不足以依靠，而黄河将成为大患，请求拨发帑金六十万，留下漕粮四十万，以遏制黄河决口。工科给事宋一韩随即附和，说黄河水势连治都治不住，怎么能指望避开它呢？又说黄河在昭阳决口，灾害会波及祖陵；治河诸臣避重就轻，谋划容易的、回避困难的，这是暗中攻击李少保，以支持新总督兴办工程的建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二百里〕 李化龙非常愤怒，在服丧期间上书说：“我并不是放弃治理黄河而专门经营泇河，实在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泇河以二百六十里的平安水道，取代三百六十里的险要道路，八千艘运粮船不到两个月就能全部通过，这难道不是百年有利的事业吗？如果不是我遭逢丁忧，就会一年开通泇河，一年治理黄河了！我因为时局艰难、国力困窘，谋求为国家节省费用。所以泇河很快建成，我得以用二十万完成原先估价三百万的工程；黄河工程完成得晚，所以我不能用几万完成如今估价八十万的工程。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罪责的。”这显然是在指责新任河臣从中贪污侵吞；而且在请求六十万之后，又请求二十万。皇帝下旨，姑且调停此事，只命令催促新工程罢了。这样大的功劳得不到奖赏，反而被嫉妒之徒弹劾攻击，实在令人寒心。丙午年的八月，曹时聘又上疏极力称赞前任河臣李化龙开凿泇河的功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六十里、三百六十里、两月、百年、一年〕 并且说：“自从我接管并改为疏浚以后，至今三十三年以及今年，粮船全都经过泇河，可见泇河确实值得依靠，事实已经十分明白。”他仍然列出善后事宜请求批准。大概是借此来完成兴办工程的整个安排，而八十万帑金、四十万漕粮都已经花销殆尽，不复存在了。工科既然没有驳斥，皇帝也同意了他的意见，不再追问。●卷十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月〕 ○礼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三年〕 【国初荫叙】洪武年间，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和礼部官员议定荫叙制度，共有五条。第一条说：实行荫叙时，以嫡长子为优先；如果嫡长子残废，就按嫡长子的子孙，依次到曾孙、玄孙；如果没有嫡长子后代，就按嫡长子的同母弟，依次到其曾孙、玄孙；再没有，才轮到继室及各妾所生的子孙；又没有，旁及荫叙其亲兄弟的子孙；再没有，旁及荫叙其伯父、叔父的子孙。第二条说：按荫叙授官时，孙辈比照儿子降一等，曾孙比照孙辈降一等；旁支荫叙的，都在相应荫叙品级上依次降低一级。第三条说：正一品官，荫其子以正五品任用；从一品官之子，以从五品任用；正二品官之子，以正六品任用；从二品官之子，以从六品任用；正三品官之子，以正七品任用；从三品官之子，以从七品任用；正四品官之子，以正八品任用；从四品官之子，以从八品任用；正五品官之子，以正九品任用；从五品官之子，以从九品任用；正六品官之子，在未入流的上等职务中叙用，如行人、巡检、司狱之类；从六品官之子，在未入流的中等职务中叙用，如各关仓课、税课、司局、批验、铁冶所官等；正、从七品官之子，在未入流的下等职务中叙用，如递运所、驿丞、闸坝等职。第四条说：凡职官的子孙，允许荫叙一人；年满二十五岁以上，能够通晓本经和四书大义的，才叙用。不能通晓的，发还继续学习。第五条说：应当叙用的人，都在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属的地方铨选任用。皇帝下诏全部照准。考察洪武年间这套制度极为完善，如今仍在实行的，却只有三品京堂以上官员才允许荫叙；其余官员，即使是权势显赫的佥都御史，或清贵显要的少詹事、国子监祭酒，也因为属于四品而不能获得荫叙。我私下认为，如今任官者的子孙，富贵豪强之家多半放纵游荡以至丧身，贫弱之家的子孙有时连衣食也无法保障；其中稍有才干的，甚至逃入卑贱行列，辱没先人。按我所见，这种情形多得数不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今祖制即使不能全部恢复，也应当酌情增补、斟酌变通。外官则五品方面官以上，京官则七品科道、翰林以上，只要任官期间没有污点，都可以荫叙一人为任子。至于九品和未入流之类，也都让他们依次补授官职。能够胜任职务的，就依次升迁，像二三品官的荫生一样，按例可以升到知府以上的官职。这样一来，世代官宦子弟受到一项任命的约束，出仕便有官声评议，在家也列入仕籍；只要不是极其不肖的人，仍会爱惜自己的家声。凡县佐、吏目、典史等官职，都不应允许吏员初次选任便获得，这样职位空缺多，而人员也不会有壅滞难进的感叹。有人或许怀疑恩典过于泛滥，但宋人尚且有荫任女婿、外甥和门客的，致仕官留下的遗疏，也可以荫及十多人。如今只把一个官职给一个子孙，怎么能说是泛滥呢？祖制所荫授的官职太高，例如正一品官的子孙可以按正五品叙用就是这样。因此从前首辅有时能荫授子孙为尚宝司正卿，似乎太过分了。但像如今初授的玺丞，也已经尊贵到了极点。只有未入流上等职务中的巡检、司狱，这些杂职似乎应当留给通过其他途径任用的人。行人在国初本来没有固定员额，最为冗杂散漫，所以也列在未入流职务之首；如今行人已经升为三甲进士的优先选授职位，不能再纳入任子入仕的途径了。这一点也应当加以改变并灵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