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译弇州晚年很不服气，曾说：“我心里佩服江陵的功业，嘴上却不敢说，因为世人都厌恶他；我心里诋毁太函的文章，嘴上也不敢说，因为世人都赞美他。对这两件委屈的事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也算是定论。当天下人都热衷于趋附权贵时，汪太函自我标榜，甚至说文人性情倔强、不肯攀附的人，就像夷狄不奉行中原正朔。到了今天，反过来批评弇州的人越来越多，又哪里还谈得上太函呢？太函长期居住林下，看到弇州再次出仕，不免有见到猎物般的喜悦；当时文穆公任次辅，是他的同乡和至亲。他多次向首辅吴县、三辅太仓请求，都没有成功，于是又写信给弇州公，请他转托太仓为自己说情，以促成汪太函出仕。最终弇州以时势不允许为由推辞，不久也回乡闲居了。汪太函晚年眷恋金陵妓女徐翩翩，名叫惊鸿的人，与她情意缠绵异常，甚至把她比作佛果位中的人物，写作《慧月天人品》，文章全都仿拟佛经，对如来极为亵渎。门下词客如潘之恒、俞安期等人又跟着附会，作歌作颂，更令人惊骇可笑。江陵封公、名叫文明的人七十岁生日时，弇州和太函都写了寿幛词，阿谀之语过分，不免有陈咸那样的遗憾。弇州把这篇文章刻入自己的文集，流传了六七年；江陵败亡后，便删去了这篇文章，但当时已经家家传诵。太函生前死后，自己刊刻全集，在江陵死后十年，却把这篇文章完整收录进去，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多少还保存了文人的雅正之道。【评论前辈】王太仓评论张太岳说：“江陵的相业，我始终不认为有什么错误，唯独他不明白如何待人这一点，到底没有醒悟。”孙樾峰则说：“江陵选用和罢黜人才，心中很清楚谁优谁劣，往往胜过掌管铨选的人，所以他的权柄能够长期掌握；能够长久驾驭百人的人，一定是才干兼具百人之长的人。”他的说法又是这样。孙樾峰评论王弇州说：“本朝大小史料记载，都是出自这位先生之手，使人很容易怀疑它们不真实。”但当时推崇佩服他的各位君子，无不说他有良史之才；有人还说，他出身世家九卿，所听见和见到的朝廷事务，十分完备、十分准确。往年陈文宪主持史局，也曾遗憾自己与弇州生不同时；李本宁又认为孙樾峰的话说得过分。这样看来，弇州是否适合修史，始终不能确定，而议论者大多认为孙樾峰的话不对。孙樾峰讥讽弇州，说他把掌权的宦官称作“大榼”，是凭空杜撰，想把“阉尹”改成这个称呼。他却不知道，“阉”与“妖”虽是古语，而“大榼”二字，唐宋名公往往使用，如今史籍记载中也很多，根本不是杜撰。孙樾峰一向以博学广闻著称，为什么竟这样轻率地讥讽前辈呢？【私史】本朝史官失职，因此野史非常多，如王世贞《史乘考误》所列举的那些，明显都不足为凭。而且还有诬蔑、颠倒是非之作，是王世贞没有见到的。比如近年浙江有一位士绅，也是在万历初年考中甲榜的，多次在仕途上受挫，官职还没有做到墨绶便罢归，写了一部私史，记载嘉靖、隆庆两朝的事情，自题为“永昭二陵信史”。其中的错谬不必说了，仅就每科考中的士人而言，他总是笼统题作“这一年得到人才”，某某因功业文章著称，某某因贪婪残酷、奸邪著称，全凭信笔胡写，没有一句符合事实。有人已经了解了他的毒害，便用重金请求，他就凿去姓名，另换一人；再次行贿，又再次改换。书中纸张和墨迹相互替换之处，一看便明白。士大夫都痛恨厌恶他，但此人一向蛮横污秽，没有人屑于同他争辩。至于耿楚侗尚书，虽然一向同江陵关系深厚，但考察他的生平，他本来就很自在，甚至说他曾与徐文贞谋反，大概因为这两人都是他深仇的对象。他又自称江陵夺情时，想起草奏疏加以纠正，被江陵察觉后遭到构陷、贬谪。这不仅没有可以凭据的奏疏，即使考察当时的年月，也完全对不上。这类书流传开来，会给后世造成不少误导。王世贞如果还在世，不知会怎样长叹。后世受到的误导一定不少；王世贞如果还在世，不知会怎样长叹。【林居漫录】伍宁方（袁萃）是吴中人，任宪使，向来以刚强嫉恶闻名；后来任广东东部宪使时，因眼疾自行免职。闲居家中无聊，写了一部《林居漫录》，分为前集、后集、别集、多集，都是谈论时事，其中也偶有偏执之处。李修吾任淮抚时，声望特别高，唯独伍宁方议论他的短处，说他才华足以笼罩一世，手段足以结交当时贤人；他收受很多东西，人们却不认为他贪婪；他嗜好杀戮，人们却不认为他残酷。虽然他窃取了很高的名声，但还是等着看他的后果吧。没有几年，李修吾就遭弹劾，弹劾他的奏章纷纷而来，大多沿袭伍宁方的说法，于是有人称赞伍宁方有先见之明。至于他评论乙巳年京察中留用一事，极力诋毁沈四明，明白事理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议论；但他把这件事归功于同乡贺吏部灿然的一篇《清平疏》，说贺是为了迎合当时的宰相，而贺又是个好名的人。贺看后非常愤懑，于是写了一部《漫录评正》，把伍宁方的说法全部摈弃，在旁边加以笺注，说没有一句符合事实；至于自己那篇《清平疏》，却直夸为公正，能够感动皇帝，使皇帝开始下发京察奏疏，完成大典，对国家有功。伍宁方愤恨他掩饰错误，又写《驳漫录评正》加以纠正，言辞更加严厉。贺不能忍受，又写《驳驳漫录证正》，言语更加支离蔓衍，而且揭发伍宁方的过失，近于街巷间的辱骂。伍宁方是吴地士人所仰望的人，帮助他的人很多，大家都咬牙切齿，又合写一书，名为《漫录三评驳正》，援引材料加以指证，详细而深刻；读者有的称快，有的认为已经过分。贺已经年老多病，看到这部书后愤怒哭泣，甚至呕血，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不久便去世了。后来憎恨伍宁方的人中伤他，给事中黄元盖（建中）特意上疏弹劾他，专门指斥《漫录》，但那时贺已经来不及看到了。黄元盖后来又因京察被罢职。【袁中郎论诗】我在邸舍中偶然同袁中郎谈诗，他评论王世贞、李攀龙很尖刻，骂得很厉害，对李于鳞尤其苛刻。我偶然举出李华山的诗，袁中郎马上说：“‘北极风烟还郡国，中原日月自楼台’，这样的胡说，应当叫兵马司打臀部十下。”我说：“上句‘黄河忽堕三峰下’单句本来很好，只是对仗稍微不够工整罢了。”袁中郎微微点头，也认为如此。恰好桌上有他的近作诗稿，他拿来问我：“这是我最近写的作品，哪一句最好？”

译我挑出他《闻蝉》中的两句，说：“‘琴里高山调，诗中瘦鸟吟’最为工巧；还有《邺中怀古》的一联：‘残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典新奇，前人没有这样用过。但结尾‘曹家兄弟好，无乃太淫荒’，忽然转去讲道理，近于呆板腐朽。”袁中郎笑着说我很懂得欣赏声音。但他最推崇的是我浙江的徐文长，似乎赞誉得太过分了。他从书架上抽出徐文长的诗集，指着一首律诗说：“‘三五沉鱼陪冶侠，清明石马卧王侯’，这样的奇怪语句，是王世贞一生也没有写出的。”我很不以为然，说：“这类句子有什么好处？构思也不算超凡奇异，似乎不是徐文长得意之作。”袁中郎极力争辩，认为妙极了，我却无法理解。【评书】近来浙江有一位士人，刻印《皇明书苑十大家》，把祝京兆列在首位，董太史列在末位，却把杭州人汤焕、许光祚排在董太史之前。此人也颇有书法家的名声，自负实在不浅。我劝他说：“这两个人不但难以同董太史并列，甚至不应列入大家之中，何不重新订正？”那人勃然大怒，仿佛认为我本来一无所知，怎么能轻率地褒贬人物。我只好勉强一笑，听他罢了。又有一位浙江士绅对我说：“最近我在西湖同学使周斗垣（延光）会面，他忽然问：‘近来的书法家，如黄贞甫、董玄宰两位都是巨匠，这不必说了，只是不知道谁应当排在他们之后？’这话奇怪得很，所以我没有回答。”我说：“为什么不明白告诉他？”浙江士绅说：“这种梦话，只能当作没有听见；如果想同他争辩，只有狠狠打他的脸罢了。”黄贞甫凭时文闻名天下，本来不擅长书法，却特别喜欢临摹书写，精美的绫绢和名贵的茧纸上到处都有他的字，甚至园亭中的匾额楹联也多出自他手，所以周斗垣才有那一问。世间冤枉事极多，但董玄宰无缘无故屡遭折辱，也算是高明之人受到鬼神窥察的一种验证。○著述 【献书被斥】永乐三年，饶州府儒士朱友季撰写书传，专门攻击周、程、张、朱，献给朝廷，皇帝命行人押送他回原籍，杖责后发遣，并焚毁他的书。正统七年，东昌府通判傅宽进献《太极图说》，皇帝认为其说偏僻荒谬、违背义理，斥责他，不许它误导后来的学者。天顺二年，常州平民陈真晟进献“程、朱正学”，没有得到答复。成化二十年五月，无锡处士陈公懋删改《四书》《朱子集注》进呈，皇帝命令毁掉它，并命有关官府治罪。只有《孟子》“冯妇”章中以“士则”作为句读一事，当时人还传说过。到了弘治元年，陈公懋又上呈他所著的《尚书》《周易》《大学》《中庸注》，说自己对这些书有一点心得，颇能折中各家意见。通政司说，陈公懋不属于军民籍，自称庶人；他进献的书多是穿凿附会、违背义理的说法。皇帝命令焚毁他的著作，押送他回乡。弘治元年，徽州教授周成进献《治安备览》，皇帝诏令少詹事程敏政审阅详定。程敏政说，这部书抄袭了宋代赵善璙的《自警编》和元代张养浩的《牧民忠告》，是狂妄之作，于是退还他的书，不予追究。嘉靖八年二月，太仆寺丞陈云章上呈他所注的各部书，以及《大学疑》《中庸疑》《夜思录》各一部。皇帝说：“其他书姑且收下；《大学疑》《中庸疑》和《夜思录》立即焚毁，若有后来仿效的人，罪不可赦。”嘉靖九年，隰川王俊柏进献所著《太文录》，礼部尚书李时说，它仿照周子的说法，虽然用心勤苦，却对治理之道没有补益，皇帝命令暂且留下。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进献他所编纂的《二礼经传测》，礼部尚书夏言说：“他的立论把《曲礼》放在前面，似乎同孔子的说法相违背；但他好学不倦，应当加以奖赏。”皇帝说：“既然违背孔子的言论，怎么能流传给后世？”于是停止此书，不予省察。嘉靖二十六年，陕西保安县岁贡生任时上呈所著《参两贞明图》，礼部认为其说不合经典，皇帝诏令有关部门审讯治罪，赎罪后充作平民。嘉靖二十九年，广东佥事、福建同安人林希元改编《大学》经传定本，以及《四书易经存疑》，一并上呈御览，请求刊刻颁行。皇帝诏令焚毁他的书，把林希元交给巡按御史审问，剥夺他的官职。万历二十四年，四川佥事张世则著《大学初议》，专门驳斥程、朱，遭行人高攀龙驳斥，他的书也被废弃不用。这些人大概都是以尊崇正统学说为主。然而这些书中未必没有可以采纳的内容，如果一概焚毁弃置，那么士人中留心经学的就更少了。史书称林希元博学多闻，他所献的书也有见解，只是当时正好不重视经学议论，所以获罪。林希元又曾上书，请求征伐安南，把那里改置为郡县，像开国初年那样；多次上疏，最终都没有得到采纳。他又在世宗刚即位时上疏，劝皇帝勤于治理、增进学问，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是当时从未有过的建言。【大学衍义】真西山的《大学衍义》，讲修身、齐家非常完备，而讲治国、平天下则较为简略；但它杂引前代宦官的旧事，分成两类：宦官忠诚谨慎而获得福报的只有八条，干预政事而遭祸的却有四十多条。因此宦官们非常憎恨此书，不让它按时进呈给皇帝阅览。宣德七年，御史、苏州人陈祚劝皇帝阅读此书，皇帝大怒，逮捕陈祚，交诏狱审理，并牵连他的儿子、侄子陈瑄等八九人，长期拘禁了数年，直到英宗即位才释放。成化年间，叶文庄（盛）也请求阅读此书，没有得到答复。后来邱文庄撰写《衍义补》，进呈孝宗御览，于是得到极大的宠爱和赏赐，并奉圣旨刊刻。不久他便入阁任相。从来词臣撰写著作，没有像这样受到皇帝知遇的。

译这是因为《衍义补》独独没有列出宦官一门，所以宫廷内廷的人感念他的好处，因而大力任用他。当时议论的人就说：《大学衍义》在修身、齐家部分已经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包括了，哪里还需要补充？邱文庄只是借此博取皇帝的知遇。所以他入阁以后，便摘取《衍义补》的要旨，请求皇帝允许施行。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这些事情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宣宗博学，对于典籍很少有未曾看过的，因此怀疑御史陈祚是在借书讽谏；孝宗勤于学习，凡是臣下进谏或提出意见，都虚心听取采纳，所以喜爱讲官进献忠言。然而这两件事最终得以实现的原因，都由内侍从中斡旋，实在可叹！《大学衍义》历代圣君都列为讲筵教材，唯独世宗尤其喜爱它，但也不过每月逢三、八日进讲罢了。只有当今皇帝在今年乙巳年，特意召东阿于宗伯充任日讲官，又下圣谕，命令专讲《大学衍义》，大概是深得修身、齐家的宗旨，所以把这部书每天置于细旃之上，并不是像宋理宗那样只求虚名。当今皇帝癸卯年冬天，妖书事件兴起，皇帝大怒，久久不能消解。东厂内臣陈矩担心牵连无辜，便把《大学衍义补》中“慎刑宪”一项的数卷进呈给皇帝阅览。皇帝的怒意稍稍缓解，后来只把俶生光置于极刑，其他人没有被滥加牵连。人人都把功劳归给陈矩，陈矩更加高兴，于是在乙巳年奏进《衍义补》两部，请求重新刊刻。当时陈矩以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提督，皇帝随即命司礼监翻刻颁行，甚至亲自洒笔题写序文。邱文庄所著的这部书始终受到宦官们推重，虽然他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仍然得到皇帝如此的知遇。【诗祸】正统十四年，福建剿贼都御史张楷作除夕诗说：“寂静的深夜，深山中响起战鼓，百姓为什么要遭逢这样的时局？”又说：“乱离之中到哪里去寻找屠苏酒？即使只有三杯浊酒，也胜过完全没有。”又说：“庭院中不必燃放爆竹，四面山上的烽火把人照得通红。”他被给事中王诏弹劾，罢职离去。宣德年间，张楷先任御史，曾作诗进献给宣宗，意在求得升进，因而获罪，幸亏学士陈循竭力营救才免罪；到了这一次，终于又因诗而败。天顺四年，江西万安县百姓罗学渊进献自己所作的三百多首诗，题名《大明易览》，其中有咏犬、咏蜜、咏蟊、嘲笑丑妇以及谄媚当权者的诗，言辞多有错误和荒谬之处。皇帝大怒，拿出他的诗，命令把他下狱审讯，并召集大臣在朝廷审问，按妖言律判处斩刑。弘治十二年，云南副使赵炯作诗十二首，在自序中说明自己晓谕孟密夷使入贡的功劳，把诗献给皇帝，皇帝大怒，将他降为运同。嘉靖四年，应天巡抚右都御史吴廷举升任南京工部尚书，上疏陈辞，其中引用白居易诗“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引用张咏诗“可幸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地第尚书”，末尾又用了“呜呼”二字，皇帝大怒，命令他致仕。嘉靖十七年，皇帝巡幸承天府，都御史胡缵宗作诗记述皇帝南巡，末句说：“穆王的八匹骏马徒然如闪电般飞驰，湘竹上娥皇、女英的泪痕永不磨灭。”又说：“东海微臣仰望巨斗，北枢在深夜何曾移动。”他把诗刻在石上。后来被仇家任邱人王联揭发，指责他是在诅咒和讥讽皇帝。皇帝震怒，将他逮捕下诏狱，拷打后判处死刑，后来宽赦他，改为戍守极边。这些拙劣的诗句，无论说是歌颂还是规劝，总之都没有佳句，哪里值得呈给皇帝过目？当时在位的是两位英主，他因此获罪也就不奇怪了。这同蔡确的《车盖亭诗》相比，差得远了，简直可以像古人把它称为“靳淮恶诗”那样看待。张楷是浙江慈溪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十二年、十七年〕 吴廷举是广西苍梧人。胡缵宗是陕西泰安人。嘉靖年间，又有绵衣经历沈炼因弹劾严嵩，被编置到保安；他还作诗讥讽督臣杨顺，被诬陷为勾结他人，按罪判斩，直到穆宗初年才昭雪，并加恩追恤，追授翰林院编修。赵祖鹏罢官居家，被宗族中人赵驯揭发，说他作诗讥讪皇帝，下诏狱判处死刑，也直到隆庆元年才获释。两人都是浙江人；他们品行虽有薰莸之别，但因诗获祸却是相同的。【吕焦二书】乙未、丙申年间，焦弱侯（竑）担任皇长子的讲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二人〕 撰写《养正图说》进献给东宫，但同僚们都没有听说此事。当时郭明龙是讲官之首，已经极其不高兴。后来徽州人刻印此书，版刻精美，书中的画像又出自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画得更加飞动如生，京师人把它视为珍奇货物，大宦官陈矩买了几部进呈皇帝阅览。于是舆论哗然，张新建相公和郭江夏尤其愤怒，认为焦竑将要由此获得另一条途径而受到重用。丁酉年，焦竑又不幸承担主持考试的职务，于是有人借考场之事搜罗罪名，把他调到外地。己亥年，又有人中伤他，结果以大狡浮躁之罪降职调任。后来他虽然多次列入荐举奏章，又多次接受征召，但议论者始终苛求，直到现在还没有起用。同时，吕新吾（坤）刚任山西巡抚时，写了一部《闺范》，不久入朝任协院副宪。这部书偶然被外戚郑国泰看到，郑国泰把它进献给翊坤宫，皇贵妃非常喜欢其中的议论，于是替它作序，在京师刊刻。不久两党发生争斗，言官便指责吕坤怀有二心，另有拥立之意。吕坤当时已经调任少司寇，也因此请求退休归乡。慰留、荐举他的奏疏接连充满公车，但他至今还没有再次出山。两位都是当时士人的领袖和信仰对象：焦竑以博学广闻冠绝一时，吕坤以理学著名；一个勇于进谏，一个过于朴实诚厚，却都遭到忌恨，动辄被人从宫闱方面指责，因此迟迟没有得到任用。君子处在末世，即使著书立说，也应当谨慎，何况其他事情呢？考察焦竑的书，曾经进呈过，奉圣旨留下供皇帝阅览；吕坤的书只是在人间流传，郑国泰偶然看到后加以赞赏罢了。【国学刻书】南北两所国子监收藏的书籍，都漫漶残缺不全。近年北监上奏请求重刻二十一史，陆续完成后进呈御览，可以说是盛大的举措了。然而校对粗疏，错误反而更多；至于《巡金》诸史，都有缺文，往往缺少数页，仍然按照脱简原样接刻，文意大多不能相承，简直可以说是灾害性的刻书。甲午年春，南监祭酒陆可教上了一道刻书奏疏，说文皇帝所修《永乐大典》民间从未见到，应当分发给巡方御史，每人负责一种，校勘刊刻后汇集起来，分别收藏在南北两监，以成就一代盛事。皇帝当即准行，直到现在还听说正在颁发。考察这部书共有二万余卷，即使宫内也只有一部写本；到世宗时重新抄录，以防意外，也直到穆宗朝才告完成，效力的诸臣都叙功优升。如果交付刊刻，又哪里是容易说的事？近来杨修龄（鹤）巡行两浙盐务，想刊刻《太平御览》，我非常赞成；但这件事被仁钱两位县令大为喧哗反对而停止了，何况《永乐大典》又是《太平御览》的数十倍呢？

译尚且就此停止了，何况《大典》又是《御览》的几十倍呢？【类隽类函】吴郡隐士郑虚舟名若庸，才华出众，年轻时粗豪侠气，多次做犯法的事，因此被革除士籍，逃到中州躲避仇家。赵康王礼遇他，让他汇集各种书籍，分别按事类编排；对于稍微隐秘的事情也加以收录，前后共二十年才完成，名为《类隽》，王弇州替它作序。又过了二十多年，吴中隐士俞羡长名安期，又搜集唐人的类书刊刻，名为《类函》，李云杜替它作序。郑书稍微写到唐代以后，俞书则止于隋末；郑书只编缀史事，俞书还旁收诗文。这两部书对文坛都有功劳，二人也都是布衣中的豪杰。《类隽》完全依靠朱邸资助，所以容易完成；《类函》则遍求千百位朋友，甚至妓女和方外之人，没有谁不出资相助，因此大为当时的人所厌恶。俞安期一向仰慕郑书，每每对我说遗憾没有见到它；我当时买到《类隽》时，《类函》已经广泛流行了。郑若庸擅长填词，所著《绣襦》《玉玦》等杂剧，以及小令、大套，都流行于世。俞安期的诗以雄浑见长，近来的词人却以幽秀取胜，于是他的诗渐渐显得逊色，名声也因此骤然衰落。【焚通纪】《皇明资治通纪》是嘉靖年间广东东莞县人陈建编纂的，记载从明朝开国到正德年间的事迹，都是采集野史和各地传闻而来，往往不合事实。到隆庆年间，给事中李贵和上言说：“我朝历代圣君的实录，都是儒臣编修，收藏在秘府之中；陈建以草野之人的身份擅自仿拟，已经犯了自作主张、专擅行事之罪。何况时代相隔二百年，地域相隔万余里，竟凭一个人的见闻来惑乱众听，评论当时贤人。如果不加以禁止，对国事的危害不会小，请求下礼部追回焚毁原版，并传谕史馆，不得采用。”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考察这部书，浅俗错讹之处不胜枚举；但它刊行已久，过去浅陋的儒生多抄取其中大略，用来夸耀自己博学，直到这时才下令焚毁，而天下传诵它的情况却依旧不变。近来又有重刻本流行，工整精美是以前的数倍，这才知道荒芜鄙陋的言论竟如此容易进入人心。近年我的家乡又有一部《永昭二陵信史》，从嘉靖初年写起，似乎接续陈建的著作；然而它专门借史书报复旧日仇人，并且屡次改易内容以垄断市场，反而还不如《通纪》。应当赶紧付之一炬，以免误导后学。应当赶紧付之一炬，以免误导后学，这样就可以了。杨升庵说：《皇明通纪》是梁文康的弟弟梁亿所撰写的。它所说的事情必定有根据，难道是梁亿创作此书，却把名字嫁给陈建吗？况且梁亿也是广州南海人。近代野史之外，概括记述本朝事迹的书，如郑晓的《吾学编》、高岱的《鸿猷录》、薛应旗的《宪章录》，最为著名，然而各有得失，大致各占一半。历代实录也只记载邸报中所列的内容，至于大臣小传，只写一生的官职爵位；即使有褒贬，也往往不合事实。因此有志于撰述史书的人，未免面对浩瀚材料而返回。近年采纳陈南充的意见，开馆修撰史书，没有多久便中途停止了，真令人长叹。○词曲 【蔡中郎】关于蔡中郎入赘牛府一事，人人都知道贤人受了冤屈，但他被诬陷的原因始终不清楚。有人认为是牛思黯的女儿，有人认为是邓生的故事附会而成；王弇州、胡元瑞等人都有详细的辨说，却未必符合事实。然而又听说，传说元代确实有这件事：不花丞相作为副状元入赘牛府，作者作此剧来讥讽他，因为胡语把牛称作“不花”。这个说法似乎比较合理，但我看陆务观的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蔡伯喈受到诽谤，在宋代已经无法申雪，并不是从高则诚造作这些流言才开始的。王弇州诸人的辨证，不过是白费言辞罢了。陆务观的诗被说成是刘后村所作，这是错误的。【西厢】周德清评论《西厢》说：六个字中有三个字押韵，例如“玉宇无尘”一段中的“忽听一声猛惊”，以及“玉骢娇马”一段中的“自古相 女配夫”，这都是六字三韵的难处。我认为“古”“女”是仄声，“夫”字是平声，还算不上困难。不如“云敛晴空”一段中的“本宫始终不同”，全是平声，才更好。不过这种写法元人都能做到，并不只是《西厢》如此。例如春景时曲有“柳绵满天舞旋”，冬景时曲有“臂中紧封守宫”，又有“醉烘玉容微红”；重会时曲有“女郎两相对当”，私情时曲有“玉娘粉妆生香”；《▯梅香》杂剧曲中有“不妨莫慌我当”。《两世姻缘》中有“怎么性大偏杀”，《歌舞丽春堂》中有“四方八荒万邦”，都是六字三韵，稳妥贴切而圆润优美，其他例子还很难一一列举。前代词曲家的高明之处本来就在这里，这不过是他们的余技罢了。本朝周宪王的《特丹仙》杂剧中有“意专向前谢天”等句，也只是接近元人而已。【南北散套】元人如乔梦符、郑德辉等，都凭四折杂剧闻名；至于其他技艺，则大多擅长小令。散套虽然人人都有，只有马东篱的“百岁光阴”和张小山的“长天落彩霞”是当时的绝唱，元代词曲中有许多佳作，也都比不上它们。元人都熟悉北调，却不及南音。如今南曲如“四时欢”“窥青眼”“人别后”等套数最为古老，有人认为也是元人所作，但未必确实。即使沈青门、陈大声这样的南词宗匠，也都是本朝成化、弘治年间的人；同时代的康对山、王渼陂两位太史，都以北曲擅长，并不涉足南曲。王渼陂起初学习填词，先请名师，闭门学唱三年，然后才开始创作，他的专心精研达到这种程度。章丘李中麓太常也以填词闻名，同康对山、王渼陂是知交，但不熟悉度曲；如他所作《宝剑记》，语言生硬而不和谐，而且不知道南曲有入声，只按《中原音韵》押韵，以致受到吴地人的讥笑。同一时期，只有临朐冯海桴稍微懂得本行，但他也不作南词。南词除陈、沈诸公之外，如“楼阁重重”“因他消瘦”“风儿疏刺刺”等套数，仍然是成化、弘治年间遗留下来的声调。此外吴中词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后来又有梁伯龙、张伯起等，纵然有才情，都不是南曲的本色行家。如今传诵的南曲“东风转岁华”，说是元人高则诚所作，却不知道它其实是陈大声与徐髯仙的联句。又有“东野翠烟销”，本是元人《子母冤家》戏文中的曲子，如今也归到高则诚名下，以讹传讹竟到了这种地步。

译而且如今人们只知道陈大声擅长南调，他的《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与马致远的“百岁光阴”一样，都是咏秋景的作品，确实可以相提并论。又有《题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声钟”全套，绵密艳丽，不减元人，本朝词曲家似乎没有胜过它的。陈大声名铎，号秋碧，大声是他的字，金陵人，官至指挥使。如今人们都不知道他属于哪个朝代、是哪里人了。近代盛行南词散套的作品，如张伯起的“灯儿下”，是依照“幽窗下”的旧腔写成，赠给一个男宠，当场即兴完成，所以押韵杂乱是理所当然的。又如梁少白的“貂裘染”，是一个扬州盐商眷恋旧院妓女杨小环，请她题咏，曲子写成后便用百金作为寿礼。如今不必说它杂用庚、清、真、文、侵、寻等韵，连语意也粗俗鄙陋得可笑，实在不值一文。【邱文庄填词】邱文庄学问渊博，本朝少有人能比；但他的文章拖沓，不值得后来的学者效法，至于填词尤其不是行家。如今流传的《五伦全备》是他的手笔，也非常浅俗。起初他同王端毅同朝为官，王端毅说：“你是理学大儒，不应当留心词曲。” 邱文庄对此非常怨恨。后来南太宰王亻与替王端毅作《王大司马生傅》，称赞得过分，邱文庄便说：“如果有豪杰出来驳斥它，灾祸将不可预测。”又因为王端毅刻印自己的奏疏稿本，把成化年间留中不发的奏疏都写成“不报”，邱文庄又说王端毅“故意彰显先帝拒绝进谏的过失”。御医刘文泰听到邱文庄的话，便借机报仇，特意上疏，王端毅于是被罢去官位，这就是为了报复《五伦》的怨恨。《五伦记》至今还在人间流传，真是所谓不幸而流传下来了。又听说邱文庄年轻时作《钟情丽集》，把男女寄身桑间濮上的奇遇写进去，受到当时人的鄙薄，所以又作《五伦》来掩饰它，不知道究竟是否如此。但《丽集》也只是模仿穷酸腐儒的谈论，没有一句俊秀的话，即使不加掩饰也无妨。【弦索入曲】嘉靖、隆庆年间，懂得度曲、精通音律的人中，有松江人何元朗，蓄养家僮教他们学唱，一时的优伶都避让他。但他所唱的都是北词，还保留着金、元时期蒜酪一般的遗风。我小时候还见过两三个老乐工，他们所教的歌童也都擅长弦索，如今这种声音已经绝迹了。何元朗又教了几个女乐，她们都擅长北曲，受到南教坊顿仁的赏识。顿仁曾随武宗入京，把北方遗留下来的曲调全部学会，在东南一带独步一时；晚年流落在外，再没有人知道他的技艺，正如李龟年晚年流落江南时一样。他论曲说：“南曲的箫管伴奏，称为唱调；不进入弦索，不能入谱。”近来沈吏部订定的《南九宫谱》盛行，而《北九宫谱》反而无人过问，也无人知道了。顿仁老人又说：“弦索九宫有时用滚弦，有时用花和、大和、钐弦，都有固定的法则。南九宫没有固定的法则可以依循，而且笛管稍微改变长短，声音便可以随板眼调整。弦索如果多弹一下或少弹一下，就会错一个板眼。”这话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见解。如今吴地都用三弦合奏南曲，又用箫管来相和，这正是唐人所说的“锦袄上穿蓑衣”，也如顾阿瑛小像诗所说的“儒衣僧帽道人鞋”。箫管可以用于北调，但弦索不能用于南词，大概是因为南曲不依靠弦乐器来打节拍。何况北词也有不用弦索的，例如郑德辉、王实甫的作品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如今人们一概混用，于是进入笑话之海。我曾见朋友以汉隶自夸，便讥笑他说：“这不过是在楷书上加一两笔飞撇，就冒称为隶书；这叫隶楷，不是汉隶。”如今南方演唱北曲，瓦缶杂乱地响，这叫北南曲，不是北曲。比如当时人们争相推重的“望薄东”一套，其中引子里的“望”字，北音读作“旺”；“叶”字北音读作“夜”；“急”字北音读作“纪”；“叠”字北音读作“爹”。如今的学者很能谈论这些规则，但一开口就变成南腔，正如鹦鹉学人说话，并不是不像，只是禽鸟的喉声终究不能完全脱去，为什么还要强行称作北曲呢？” 老乐工说：“凡是从弦索入手学习唱曲的人，遇到清唱时，就会吐字不畅，嗓音也差。” 这也是极为正确的话。如今学习南曲的人也是这样。刚开始按板演唱时，就用箫管在旁边辅助，那么本来的正音反而会被压制；久而久之形成习惯，就像蛩蚷彼此依靠，片刻也不能分开。如果只凭嗓子独唱，不是音律长短不协调，就是腔调拘谨而走板。这是因为刚入门时，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我曾见一两个名家的歌姬，刚一启朱唇，左右便有箫管伴奏；原本优美的腔调和奇妙的转音，反而被牵引拖带，无法充分施展。这就像迈着邯郸学来的细步，走在荆棘丛生、泥泞不堪的道路上，想达到古人所说的“高不揭、低不咽”，就困难了。如果像我们这些懂得音律的人，等她们的歌唱将要学成时，再从中选一两个人教她们箫管，使她们既熟悉快慢节奏，又能帮助转换声腔，婉转高低都能随心如意。如今还有把吹奏和歌唱由两位老师同时教授的，尤其错误。

译【填词名手】本朝填词的高手，如陈大声、沈青门一类，都写南北散套，不写传奇。只有周宪王所作杂剧最多，他的刻本名为《诚斋乐府》，至今还在流传；虽然警拔之处稍逊于古人，但曲调适合弦索，押韵稳妥流丽，仍有金、元风范。南曲则有《四节》《连环》《绣襦》等，出于成化、弘治年间，稍微受到当时人称许。后来到了嘉靖年间，有陆天池名采，是吴中陆贞山黄门的弟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记》《韩寿偷香记》《陈同甫椒觞记》《程德远分鞋记》等剧，如今只有《明珠》盛行。又有郑山人若庸的《玉玦记》，用事稳妥，押韵也和谐，其中“游西湖”一套尤其为当时人所传诵；所欠缺的只是生动的色彩。近年则有梁伯龙、张伯起，都是吴人，作品在世上盛行；如果按《中原音韵》的格律来衡量，他们都是门外汉。近来沈宁庵吏部后来居上，独自严格遵守词家的规则；像庚、清、真、文、桓、欢、寒、山、先、天等最容易通用的韵，他也一丝不苟地坚持，绝不稍作通融，可以称为度曲方面的申不害、韩非，但值得选入的词作却很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梅禹金的《玉合记》最受当时人推重，但实际上满篇都是骈偶语，堆砌得过于繁杂，曲子一半都在使用典故和成语，正如给骷髅涂上色彩、给泥捏的化生像施粉，想博取人的宠爱就困难了。汤义仍的《牡丹亭梦》一剧，家家传诵，几乎使《西厢记》失去光彩；无奈作者不懂曲谱，押韵也有许多任意之处，但才情本身足以使它不朽。近年来，浅陋的儒生中稍微通晓音律的，伶人中稍微熟悉文墨的，动不动就编写一部传奇，自称得到了沈吏部九宫正音的秘诀；然而作品荒谬、粗浅，登台演出时听起来污秽不堪，连满座观众都受玷辱，这也是传奇的一种灾难。沈宁庵自号同隐生。考察北宋的万俟雅言，在徽宗朝任职于大晟府，也自称词隐，这难道是偶然相同吗？还是沈宁庵仰慕他而仿效呢？【太和记】从前曾见过刻本《太和记》。它按二十四节气编排，每一季填词六折，使用六个古人的故事；每件事都写明始末，每个人都有来龙去脉。全剧演出已经十分铺陈，曲词又很冗长，如果当场演出，一折就可以演完一更的时间。它虽然像是出自博学多闻的人之手，却不是真正的本色行家之作，而且南曲占十分之八，不能配入弦索。后来听一位前辈说，这是杨升庵太史的手笔，不知道是否确实。翊国公郭勋也刻有《太和传》，郭勋因科道官员集体弹劾，被交给镇抚司审问；不久奉世宗圣旨说：“郭勋曾赞助大礼，并刊刻《太和传》等，功劳应当释放刑具，审问后奏报处分。” 把刻书同赞助礼仪并列称说，似乎可以知道它不是普通传奇了。我没有见过郭勋的书，不敢凭空断定。然而北词九宫谱的版本名为《太和正音》，又似乎同音律有关，这些都还不能弄清。杨升庵一生填词非常工巧，远远超过《太和记》，如今流传的都是小令，而大套已经失传了。我曾见过杨升庵亲笔修改祝枝山咏月的“玉盘金饼”一套，改动非常多，例如《西厢记》“待月”中“断送莺莺”，改为“成就莺莺”，其他改动记不全了。【填词有他意】填词是才人的余技，不过是在游戏笔墨之间罢了。但也有借作品寄托意思、讥讽人物的，例如王渼陂的《杜甫游春》，指的是李西涯、杨石斋、贾南坞三位宰相；康对山的《中山狼》，指的是李空同；李中麓的《宝剑记》，指的是分宜父子。近来王辰玉的《哭倒长安街》，指的是那些进言的公卿。又听说汤义仍的《紫箫》，也指当时掌握国政的首辅，刚写成一半，就被人议论，因此改作《紫钗》。屠长卿的《彩毫记》，则干脆以李青莲自比，只是不知道是否真的符合世人的心意。【张伯起传奇】张伯起年轻时作《红拂记》，全国各地都有演习它的。后来丙戌年为母亲祝寿作《祝发记》时，母亲已经八十岁，而他自己也已耳顺。后来在丙戌年为向太夫人祝寿而写了《祝发记》，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岁，而我自己也已六十岁。后来接着又有《窃符》《灌园》《扊扅》《虎符》，合刻成《阳春六集》，盛传于世，也就可以停止了。晚年适逢播州之事奏功，大将、楚人李应祥请求我为他创作传奇，以夸耀他的功勋，润笔费稍微丰厚些，作品便不免写得过分夸大，仿佛多添了一段蛇足；这部曲子如今也不流行了。同时，沈宁庵（璟）任吏部官员，自号词隐生，也非常喜爱填词，至今写了三十多种，其中流行的只有《义侠》《桃符》《红蕖》之类。沈宁庵精通歌谱，每次制曲都一定遵循《中原音韵》《太和正音》等书，想同金、元名家争高下；如果只是按意思押韵，以便通俗演唱，他就这样做。我每次问他，他回答说：“你见过高则诚的《琵琶记》吗？我就是采用这个例子，为什么对此感到惊讶呢？” 【梁伯龙传奇】同时，昆山人梁伯龙（辰鱼）也被称为词曲名家，享有盛名。他所作的《浣纱记》甚至流传到海外，但写完此作便不再继续创作。他的大套曲和小令有《江东白苎》刻本，至今还有人传唱。《浣纱记》刚问世时，梁伯龙游历青浦，当时屠纬真（隆）任县令，把他当作贵宾礼待，立即命优人演出这部新剧为他祝寿；每遇到佳句，便斟满大杯酒酬敬，梁伯龙也纵情豪饮以自娱。演到出猎一折时，有一支曲子叫《摆开摆开》，屠隆厉声说：“这种坏话应当受罚。”原来他早已准备了脏水，灌满三个大海碗，用来罚酒。梁伯龙勉强把三碗都喝下，随即大吐，疲惫不堪。第二天没有告别，竟然离开了。屠隆每次谈到这件事都大笑，认为这是自己的得意之举。【昙花记】今上甲申年，刑部主事俞识轩（显卿）上疏弹劾礼部主事屠长卿（隆），皇帝下旨说：两人都革职为民。俞识轩是松江府上海县人，做孝廉时，正好屠隆任松江府青浦县令，俞因有事去拜访他，屠隆不答应，还加以侮辱怠慢，因此更加怨恨。到了这时，俞识轩上疏指责屠隆纵情淫乐，并牵涉到屠隆闺房中的事情，甚至说“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馆侯门，青楼郎署”等淫秽言语。皇帝看后大怒，于是把两人一并斥退。屠隆从县令任上被召入京才一年多，俞识轩考中进士后授官也只有几个月；因为一点小怨恨，两人都遭败落，终身再也没有振作起来。人们也为屠隆的才华感到惋惜，但最终没有把他列入名家之中。西宁夫人有才华、美貌，精通音律；屠隆也能创作新声，颇以此自我炫耀。

译他每到剧场，常常混入演员中表演技艺，夫人从帘幕后看见，有时用香茶慰劳他，因此这件事流传到外面。至于两家作为世交往来，也确实有过，哪里至于像俞识轩奏疏中所说的那样呢？近年屠隆创作《昙花记》，忽然把木清泰作为主人公，我曾奇怪这样安排毫无意义。一天在武林遇见屠隆，我让他的家僮演出这部曲子，他挥动马鞭四处张望，洋洋自得，仿佛辛幼安吟唱“千古江山”那样。我在席间私下问祭酒冯开之：“屠年伯这部《昙花记》出自什么典故？”冯开之笑道：“你不知道吗？‘木’字增加一笔，便成了‘宋’字；‘清’字与‘西’字相对；‘泰’就是‘宁’的意思。屠隆晚年后悔当年行为轻率，使宋夫人蒙受丑闻；侯方域正当被任用，也因此获罪废弃。这是一篇忏悔文。”当时吏部官员虞德园也在座，听后笑道：“所以不如我作《昙花记序》所说的：这不过是大雅之作《目连传》，可以避免牵涉闺阁纠葛的话，算是稍微得体。”我回答说：“这只是涂上色彩的《西游记》，何必追究它是真是假呢？”如今冯年伯已经去世了，他的话一定有所依据，只恨当时没能详细追问他。【拜月亭】何元朗认为《拜月亭》胜过《琵琶记》，王弇州极力争辩，认为不是这样；这是王弇州见识尚未达到之处。《琵琶记》不必说袭用旧作太多，和《西厢记》有同样的毛病，而且它的曲子没有一句可以用弦索乐器弹奏。《拜月亭》则每个字都稳妥贴切，同弹奏的节拍紧密相合，大概南曲完整剧本中能够用弦索演奏的只有这一部。至于“走雨”“错认”“拜月”几折，全都以问答往来展开，不用宾白，确实是高手之作。即使旦角演唱的“髻云堆”小曲，模拟闺秀娇憨的情态，也活泼逼真。《琵琶记》的“咽糠”“描真”也很好，但终究比不上《拜月亭》。过去我曾和王房仲谈论这部曲子，他也认为他父亲的论断不确，还说：“特别调的佳作暂且不说，就像聂古陀满争论迁都，都是两人的胸中见解，完全没有套用奏疏的格式，也不是今人所能理解的。”我非常佩服他的话。《西厢记》才华丰富，北曲大本中没有能够继承它的，终究是肌肉胜过骨骼，所以比《拜月亭》稍逊一筹。元人把郑、马、关、白列为四大家，却不包括王实甫，是有原因的。《拜月亭》后半部已经被庸俗的艺人删改，不再是旧本了。如今仔细阅读《拜新月》以后各折，发现没有一支曲子可以选入，便知道这句话并非错误。除《拜月亭》外，我最喜爱《绣襦记》中“鹅毛雪”一折，里面全是乞丐家常的口头话，浑然铸成，看不出雕琢的痕迹，可以同古诗《孔雀东南飞》的“唧唧复唧唧”并驾齐驱。我认为这一定是元人的笔墨，不是郑虚舟所能写成的。后来我问吏部官员沈宁庵，他说果然曾在元杂剧中见过这支曲子，只恨当时没有问清楚出自哪一部。他所见的《郑元和》杂剧共有三本，都没有这支曲子。往年癸巳，吴中各位公子学习武艺，被江南巡抚朱鉴塘告发，说这些公子将要谋反。他们互赠诗中有“君实有心追季布，蓬门无计托朱家”两句，便被当作谋反的确凿证据，给事中赵完璧于是据此上报皇帝。当时三位宰相都是吴越人，担心皇帝会把这件事信以为真，便赶紧上疏，请求命巡抚、巡按会同勘察事情的虚实。朱鉴塘已经离任，有人替他解围说：“《拜月亭》曲中陀满兴福把蒋世隆推荐给蒋世隆，蒋世隆因此写了这两句诗相赠，并不是那些公子创作的。”于是拿坊间刻本来作证，果然如此，这些公子的案件才逐渐得到解脱。王房仲也是这些公子中的一人。如今仔细查看新旧刻本，都没有这两句，难道是在大案兴起时，因为怕受到牵连，便把这两句删去了吗？又有人说：“《拜月亭》原本根本没有这首诗，只是替人排解纠纷的人故意编造了这个说法，用来代替聊城的箭罢了。”难道真是这样吗？【北词传授】自从吴人重视南曲，都以昆山魏良辅为祖师，北调几乎废弃，如今只有金陵还保存这种曲调。但北曲流派也不相同，有金陵派、汴梁派、云中派；吴中擅长北曲的，只见张野一人。他本来是寿州人，所唱北曲同金陵派也稍有异同。最近甲辰年，马四娘因为平生没有见过金阊而引以为憾，于是带着家中的十五六名女郎来到吴中，演唱《北西厢》全本。其中有个叫巧孙的，原来是马四娘家粗使的婢女，相貌奇丑，但歌声高亢入云；对于北词中关键、精妙的地方，她全都得到真正传授，成为一时无二的人。马四娘其他的姬妾，连她十分之一的本领也没有。四娘回到曲中便病死了，众妓各自散去，巧孙也离开歌场，成了市井老妇，不再研究歌谱。如今南教坊有一个传寿，字灵修，精通北曲；她的父亲亲自传授给她，发誓不再教给任何人。传寿也豪爽，谈笑之间便能使满座倾倒；如果她再嫁人离去，北曲就真的要像广陵散一样失传了。【时尚小令】元人的小令流行于燕赵一带，后来逐渐传播，日益兴盛；自宣德、正德年间直到成化、弘治以后，中原又流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曲调。李崆峒先生起初从庆阳迁居汴梁，听到这些曲调，认为可以接续《国风》之后；何大复后来到来，也非常喜爱它们。如今流传的《泥捏人》《鞋打卦》《熬鬏髻》三阕，是三种牌名中最优秀的作品，所以并非虚誉。此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等曲，但都不如这三曲兴盛。嘉靖、隆庆年间，又兴起《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 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曲调。从两淮直到江南，它们逐渐同词曲相去甚远，不过是描写淫秽猥亵的情态，略微具备抑扬顿挫而已。近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两曲，腔调大致相似。不论南北，不论男女，不论老幼贵贱，人人都学习它们，也人人都喜欢听。甚至刊刻成册，天下传诵，深入人心。它们的曲谱不知道从哪里流传而来，实在令人惊骇叹息！又有《山坡羊》，是李、何两位先生所喜爱的曲调，如今南北词曲中都有这个曲牌名；但北方只盛行《爱数落山坡羊》，这种曲子从宣府、大同、辽东三镇传来，如今京师的歌妓习惯用它充作弦索北调。它的语言污秽、猥亵、鄙俗、浅陋，连桑间濮上的淫靡乐声也远远比不上；然而羁旅之人和游荡的女婿却尤其嗜爱，半夜开酒宴，争着招请她们。至于教坊所属的筝、秦等乐色，以及九宫十二调，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俗乐中的雅乐尚且如此不合俗耳，何况真正的雅乐呢？

译【杂剧】北方杂剧已经被金、元两代的大手笔占尽了优势，如今的人再也无法插手。我曾见过汪太函创作的四部作品：《宋玉高唐梦》《唐明皇七夕长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陈思王遇洛神》，都不属于杂剧本行。只有徐文长（渭）的《四声猿》流行很广，但若以词曲家的严格标准衡量，仍然差得很远。梁伯龙有《红绡》《红线》两部杂剧，颇为谐和稳妥，如今却被庸俗艺人合成一部长本，使南曲变成了恶劣的趣味。近年来，只有王辰玉大史（衡）所作的《真傀儡》《没奈何》等剧，充分得到金、元杂剧朴实本色的风味，可以称为一时独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然而这些剧都只有四折，由四个人各唱一折，或者由一个人合唱四折，所以作者可以充分施展长处，歌者也能尽情发挥技艺。王辰玉起初创作《郁轮袍》，竟写到七折之多；他的《真傀儡》等剧，却只用一大折结束，仿佛隔了一层。最近黄贞甫（汝亨）从进贤县令任上被召回，送给汤义仍新作的《牡丹亭记》，真是一篇奇文。不知它同王实甫、施君美相比如何，只怕绝不是近来那些贤才能写成的。汤义仍的作品属于南曲，所以因谈论北曲而附带说到它。【杂剧院本】涵虚子所记载的杂剧名家作品共有五百多本，流行于世的不到一百种。然而实际远不止这些，如今教坊中的杂剧大约有一千本，但大多粗俗浅陋，其中值得阅读的只有十分之三。元人尚未灭亡南宋时，曾以杂剧来考察士子的优劣：每出一个题目，任凭应试者填曲，就像宋徽宗宣和年间的画学考试，出唐诗中的一句，任其渲染，选取能够表现画外意趣的人列为高等，于是宋代绘画和元代曲子都成为千古无匹的艺术。元曲中有一个题目而流传下四五个剧本的，我都见过。杂剧总共只有四折，大概是因为才情有限，北调又不多；而且登场虽有数人，唱曲的却只有一人，所以作者和扮演者的能力都能充分显现。自从北方有《西厢》，南方有《拜月》，杂剧变成了戏文，以至《琵琶记》竟演成四十多折，几乎是杂剧的十倍。然而《西厢记》归根到底只是描写情感；我看北方剧作中，有不少超过它的作品，只是世人没有遍览，便随声附和，惊叹它是绝唱，实在是井底之蛙的见识。本朝能够创作杂剧的没有几个人，从周宪王到关中的康王诸公，稍微称得上合乎本行，后来山东的冯、李二人也接近这一水平。然而像《小尼下山》《园林午梦》《皮匠参禅》等剧，都太单薄，只能供人笑闹，也不过是教坊中供娱乐的院本一类。杂剧如《王粲登楼》《韩信胯下》《关大王单刀会》《赵太祖风云会》等，不仅文辞高雅秀美，意象也悲壮，足以笼罩一时。至于《诌梅香》《倩女离魂》《墙头马上》等曲，并非不轻快俊秀，但没有超出闺房帷幕的狭窄范围，用《西厢记》的标准衡量即可。其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闹东京》等，接近粗野；《华光显圣》《目连入冥》《大圣收魔》等，则过于妖异荒诞，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赐福》等各种吉庆传奇，都是供奉御前、呼喊万岁、献寿祝贺的作品，只适合教坊和钟鼓司学习演习，以及勋戚贵宦等人欣赏罢了。所谓院本，本来是北宋徽宗时五花爨弄的遗存，有散说、道念、筋斗、科泛等内容，起初同杂剧本是同一种形式，到元代才分成两类。到了本朝，院本已经很久不再流传。如今仍称为院本，只是沿用宋、金旧称而已。金章宗时，董解元的《西厢》还是院本的典范；到了元末，已经没有人能够按谱唱演，何况后世呢？【戏旦】自从北方杂剧兴起，男演员称为正末，女演员称为旦儿；这个称呼后来传入南剧，虽然略有变化，但“旦”的名称没有改变，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今看《辽史·乐志》说：“大乐有七声。”把它们称作七旦，每一旦掌管一个调，如正宫、越调、大食、中吕等；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调，不使用黍律，而用琵琶来协调。这就是今天九宫谱的开端。所谓“旦”，本来是掌管乐律者的总称，因此金、元相传，便让歌妓担任这一角色，因而形成杂剧，流传至今。旦角都由妓女充任，没有妓女时，便由年轻的优人假扮，逐渐远离本义而失去原来的真实含义。大食在今天的曲谱中误写作“大石”；辽代大乐的各种调子相互协和，其音共有十个，叫作“五、凡、工、尺、上、一”，这些字在律吕中各缺一个，但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南北都没有不同，几乎像时文的四股八比一样不可更改。元人说：杂剧中使用四个人，叫作末泥色，负责引戏和分派事务；叫作副净色，负责做滑稽动作；叫作副末色，负责插科打诨；有时还由一个人装扮孤老角色，而旦角却没有专门的管色。大概因为旦角本身就是掌管曲调的角色，像教坊中的部头、色长一样。【笛曲】如今学习音乐的人一定先学笛子，例如五、凡、工、尺、上、一等字，世人以为是俗工的粗浅技艺，却不知道它的来历很古。宋代乐书说：“黄钟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中吕用上字，蕤宾用钩字，林钟用尺字，黄钟清用六字，大吕清、夹钟清用五字；又有阴、阳以及半阴半阳的分别。”而辽代大乐各调中，按曲调配合音律，所用的音共有十个：五、凡、工、尺、上、一、四、六、钩、合，接近十二个雅律，在律吕中各缺一个，用来表示它同雅乐之声与商音相近。由此可见，自宋、辽以来，这种调法就已经成为后世的祖源。如今乐家传习这些数字，就像律诗有四韵八句、时文有四股八比一样，天下没有人能够越过它，只是还不知道它的根本源流罢了。【俗乐有所本】京城贵宦人家演戏，所使用的童子叫作“倒刺小厮”。以前有一种《敲水盏》的戏，十分没有意义，但唐代李琬已经制作过这种表演，只是用九只瓯盛水，敲击它们合成五声四清的音调，称为水盏，同今天的形式稍有不同罢了。吴地一向有粗俗的下层妇女敲三棒鼓乞钱，我小时候还见过；这种表演也起源于唐咸通年间的王文通。表演时喜欢用三根杖敲击，万无一失。但这种乐器有三种：第一种叫头鼓，形状像鼗；第二种叫聒鼓；第三种叫和鼓。如今则只剩一面鼓配三根槌子。

译如今的串板就是古代的拍板，大的有九块板，小的有六块板，用皮条编联起来，原本属于胡部乐。大概是用它代替拍手，古人拍手来配合舞蹈，而这种乐器用板来代替。唐人称它为乐句，宋代只用六板，我过去也曾见过，如今则只有四板了。如今又有所谓“十样锦”，包括鼓、笛、螺、板、大小钹、钲等，齐声振响，也起于近年，吴人尤其喜爱。但不知道它也是沿袭正德年间的旧制：武宗南巡时亲自创作《靖边乐》，其中有笙、笛、鼓以及歇落吹打等各种杂乐，传授给南教坊。如今吴地人便在此基础上扩展，真可以说今天的乐正是古代的乐。【俚语】如今的乐器中有一种四弦乐器，长颈圆身，北方人最擅长弹奏，俗名叫“琥珀槌”；京城和边塞人又称它为“胡博词”。我心里怀疑这个名称不对，后来偶然同教坊老妓谈起，她说这种乐器名叫“浑不是”，大概因为它看起来像箜篌，像三弦，像瑟、琵琶，像阮，也像胡琴，但实际上都不是，所以才用这个名称。它原本是虏人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我于是相信她说得有道理。后来查到正统年间赐给迤北瓦剌可汗等人的物品中，有所谓“虎拨思”，大概就是这种乐器。而《元史》又称它为“火不思”，这才知道“浑不是”的说法也有讹误。又有一种“紧急鼓”，被讹称为“锦鸡鼓”，总之都是虏人的乐器。北方人辱骂下贱妇女时称她为“歪辣骨”，我询问原因，他们说：“牛身上的毛、骨、皮、肉直到可以食用的部分，没有一样被丢弃，只有两只角里面有一点天顶肉，污秽逼人，最为低贱可恶，所以拿它来比喻粗使婢女。”后来又问京城熟悉市井俗语的人，他们说法却不同：“从前宣德年间，瓦剌屡次被中国征讨，衰弱贫困，便把妇女卖给边地人，每个人不过换得几百钱，称作瓦剌姑，因为相貌丑陋而价格低廉。”这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正确。又有一种“紧急鼓”，被讹称为“锦鸡鼓”，总之都是虏人的乐器。北方人辱骂下贱妇女时称她为“歪辣骨”，我询问原因，他们说：“牛身上的毛、骨、皮、肉直到可以食用的部分，没有一样被丢弃，只有两只角里面有一点天顶肉，污秽逼人，最为低贱可恶，所以拿它来比喻粗使婢女。”后来又问京城熟悉市井俗语的人，他们说法却不同：“从前宣德年间，瓦剌屡次被中国征讨，衰弱贫困，便把妇女卖给边地人，每个人不过换得几百钱，称作瓦剌姑，因为相貌丑陋而价格低廉。”这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正确。京城称妇女所戴的冠为“提地”，大概是因为“鬏”“髻”两个字都是入声，而北方话没有入声，于是讹变成了这个名称；又把“促织”叫作“趋趋”，也是入声字读错的缘故。如今南方客人听久了而没有察觉，也跟着沿用这个错误的名称。元人把命妇所戴的笄叫作“罟罟”，大概是虏语。如今进贡的夷人男子所戴的帽子也叫“罟罟帽”，不知道这个名称取的是什么意义。“罟”字读平声。【舞名】最近我在梁溪邹彦吉家观看舞蹈，于是谈到现在的舞蹈都只是妇女盘中、掌上的遗余罢了，因为古人的舞蹈早已失传。古代有鞞舞、鞶舞、铎舞、笛舞、肇舞，当然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即使到了最后，如唐太宗的《七德舞》、唐明皇的《龙池舞》《倾杯舞》以及《霓裳羽衣舞》，在宋代也已经失传。然而古人酒兴高涨时起舞，多数是男子；如唐代张锡等人的《谈容娘舞》、杨再思的《高丽舞》、祝钦朋的《八风舞》，连大臣也会跳。安禄山跳《胡旋舞》，仆固怀恩为宦官骆奉仙跳舞，连胡人也会跳。至于随着歌唱起舞，以及张存业索取缠头钱，连储君也会这样做。唐开成年间，乐人崇胡子擅长软舞，他的舞姿有大垂手、小垂手、惊鸿、飞燕、婆娑等样式，腰肢同女郎没有差别，由此可知唐末已经完全重视妇女舞者。唐代教坊乐中，又有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等，称为软舞；阿辽柘枝、黄獐拂秫、大渭州、达摩叉等，则称为健舞，也不专门使用女郎。宋代除宗庙朝享之外，也使用妇女；所谓女童队、小儿队、教坊队，已经同如今的俗舞一样。到了金、元，又加入更多虏人的习俗，更加无法考察。如今世上学习舞蹈的人，都来自汴梁和金陵，大多是软舞；虽然有南舞、北舞的区别，但都由女妓表演。即使不是这样，也让男子穿女装来取悦宾客。古代的舞法已经消亡，这并不是从本朝才开始的。至于舞蹈由妇女表演，确实胜过男子；刘邦、项羽那样的帝王，尚且让虞姬、戚夫人为他们起舞。唐人说教坊雷大使跳舞，技巧极其精妙，但终究不合本色，因为本色应当是妇女的姿态。邹彦吉深深赞同我的话。【金瓶梅】袁中郎在《觞政》中把《金瓶梅》同《水浒传》并列为外典，我遗憾没有见过。丙午年我在京城袁中郎的住所遇到他，问他是否有全本，他说：“只看过几卷，十分奇特痛快。如今只有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大概是从他妻子的家族、徐文贞那里抄录来的。”又过了三年，小修进京应试时，已经带着这部书，于是我借来抄录后带回家。吴地朋友冯犹龙看见后惊喜，怂恿书坊用高价购买刻印；马仲良当时负责征收吴关税，也劝我答应刻书人的请求，说这样可以解决饥困。我说：“这种书一定终究会有人刻印流传。但一经刻印，便会家家户户传阅，败坏人的心术；将来到了阎罗王追究祸端时，我拿什么答辩？难道我要用刀锥换取泥犁地狱吗！”马仲良非常赞同，于是把书牢牢收藏起来。不久，吴中竟然把它悬挂在国门外公开出售。然而原本确实缺少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遍寻也找不到；有个浅陋的儒生把它们补进去刻印。不必说文字肤浅鄙俗，有时还写成吴语，前后情节也完全不连贯，一看就知道是伪作。听说这部书原是嘉靖年间一位大名士所写，用来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指的是严嵩父子，林灵素指的是陶仲文，朱勔指的是陆炳，其他人物也各有对应。袁中郎又说：“还有一部名叫《玉娇李》的书，也是这位名士所写，同前书一样设置报应因果。武大后来转世为淫荡男子，纵欲乱伦；潘金莲也转世为河间妇人，最后受极刑；西门庆则成为一个痴呆憨厚的男子，眼看妻妾同别人私通，用来说明轮回报应并没有差错。”袁中郎也是听来的，并没有亲眼见过。去年我到京城，从工部邱六区（志充）那里得以看了一下，只看了第一卷，其中污秽淫亵的内容极多，违背伦理、败坏道理，几乎让人不忍阅读。书中皇帝称为完颜大定，贵溪与分宜相互争斗的事情也暗中寓含其中；到了嘉靖辛丑年庶常诸公，竟然直接写出姓名，更是令人惊骇。于是我把它搁置起来，再也没有翻看。然而它的笔锋纵横奔放、酣畅淋漓，似乎比《金瓶梅》还要高明。邱志充后来出任外地官职，这部书也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邱志充很快出任外地官职离去。后来听说这部书已经流入新安富人家；其中“开”字是否曾经改动过，就不得而知了。最近韩世能任职滁阳时，偶然谈到颜真卿书卷，我深深后悔当年轻率地说了出来。●卷二十六 ○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