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译【王抑庵入阁】王文端，字抑庵，名直，永乐二年甲申以庶常入仕，受到文皇帝的宠信，没过几年就被召入内阁，掌写机密文书，授官为修撰。皇帝驾幸北京时，仁宗以太子身份监国，留下黄淮、杨士奇、宣直三人辅导政务，因此已经俨然具有宰相的职务了。皇帝再次驾幸北京，王直随从护驾，升任侍读。仁宗朝任侍读学士，又以庶子兼任读学。宣宗即位，升任少詹事兼读学。英宗即位，任先帝实录总裁。正统三年，升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正统六年因礼部缺少人手，才命他出阁到部中，与尚书胡濙共同处理政事。此后，他虽升任吏部尚书，加授保傅三孤，后来又被夺去师傅之职而退休，却不再兼任学士。到天顺六年死于家中，追赠太保，谥号文端，也没有涉及翰林职衔一个字。起初我以为抑庵不过是由词臣升任卿贰，后来看到王氏墓志和本传，其中说王直自己讲：“西杨不愿意让我一同任职内阁，把我调出任礼部官，当时心里不能没有遗憾。假如我没有出任部官，那么丁丑年正月就会因成为首要祸首而获罪，必定会有辽阳之行。”因为英宗复辟后，阁臣都被诛杀或流放，所以王直还把被革去少傅、宫师之职看作幸运。据此看来，抑庵先任内阁辅弼，历经五朝，前后将近五十年，后来受到杨东里的排挤，才出阁办理礼部事务；他起初确实就是正式宰相。而郑端简、雷丰城、王弇州诸公记述宰辅时，却都没有提到这位先生。这是为什么呢？文端的志文和传记出自李文达等人之手，他们与文端共事最久，所说的话是可信的。【布衣拜大学士】我起初说文华殿没有大学士，只有洪熙年间的权谨一人，以及万历丁未年的朱金庭（赓），不知道原来还有几个人。洪武年间，礼部卿属主事刘庸推荐鲍恂等共四人。鲍恂是浙江嘉兴人；余诠是胡广安吉人；张长年是直隶高邮人；张绅是山东登州人。他们都七十多岁，通晓经学，熟悉治理国家的事务。朝廷派使者召他们入朝，鲍恂、余诠、张长年先到，皇帝见到他们非常高兴，赐坐并询问了一整天，同时授予他们文华殿大学士。余诠等人坚决推辞，皇帝不准。他们再次辞谢，皇帝才答应，并赐宴后放他们归去。只有张绅后来才到，便任命他为鄠县教谕。当时又有全思诚，字希贤，是松江上海人。洪武十六年，朝廷以耆儒征召他，授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赐敕退休。这大概是明朝初年优待隐逸之士，甚至把宫廷秘殿的高官厚禄授予他们。我的见闻本来浅陋，近来才在《廖中允集》中看到这件事，于是再次记下，以表明自己的无知。他们再次辞谢，皇帝才答应，并赐宴后放他们归去。只有张绅后来才到，便任命他为鄠县教谕。当时又有全思诚，字希贤，是松江上海人。洪武十六年，朝廷以耆儒征召他，授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赐敕退休。这大概是明朝初年优待隐逸之士，甚至把宫廷秘殿的高官厚禄授予他们。我的见闻本来浅陋，近来才在《廖中允集》中看到这件事，于是再次记下，以表明自己的无知。【六修国史】杨方，字贞士，名奇，起初在建文朝任《太祖实录》纂修官；永乐年间又两次修撰《太祖实录》，并且担任总裁。到宣德年间修撰《太宗实录》《仁宗实录》，正统年间修撰《宣宗实录》，又都担任总裁，因功劳升加师保之职。前后六次掌握修史大权，后来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又两次主持乡试、两次主持会试，真是平民出身者所能获得的极大恩宠。嘉靖年间，张文毅（治）两次主持应天乡试，又两次主持会试，与文贞大致相同，只是没有担任国史总裁。【辅臣殿阁卫】宣德以后，辅臣第一次入直时，最受重视的就进入武英殿，其次是文渊阁，稍次的是东阁，都称为大学士。但太祖、太宗朝并不完全如此。史臣中的低级官员，如修撰以下，都可以入直；后来则大多由学士入直。就近代而言，正德元年，王文恪（鏊）以吏部侍郎、学士入直；嘉靖六年，翟文懿（銮）也以吏部侍郎、学士入直。他们都是过了一年才升任尚书、入文渊阁。此后便无不以殿阁大学士为正式宰相了。入阁后又被调出的，先朝如杨溥、江渊等不必细说，只说天顺六年徐有贞以武功伯、华盖殿大学士的身份，出任广东参政，不久被贬到金齿卫；许彬以礼部侍郎、学士的身份，出任陕西参政，此后不再召回；李贤以吏部尚书、学士的身份，出任福建参政，不久又被召回远处任职；岳正以翰林修撰的身份，出任广东钦州同知，不久被贬往甘肃。这些都是英宗复辟后的事情，宪宗、武宗两朝则没有这种情况。后来到了嘉靖四年，杨一清以 原任少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去掉殿阁职衔，出任兵部尚书，总制陕西三边，过了一年被召回，再次入阁。嘉靖十八年，翟銮以原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去掉殿阁职衔，出任兵部尚书，巡阅九边，第二年被召回远处任职，再次入阁。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以少师、华盖殿大学士的身份，被革去孤卿等职并去掉殿阁职衔，以吏部尚书身份退休，不久被逮捕下狱，判处斩刑。在此以前和以后，都只有升迁和削夺两种情况，再没有出任地方官或降职外补的事了。自古以来，阁臣初次入阁，都称为“直内阁”。自徐有贞突然获得权势后，便以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武功伯、掌文渊阁的官衔写入名衔，世人都惊诧为异事。如今辅臣都称殿阁大学士，不再有“直内阁”的称呼了。入阁却始终没有成为大学士的，天顺以后有萧镡以户部尚书任终，许彬以南京礼部侍郎任终，薛瑄以礼部侍郎、学士任终，岳正以邵武知府任终，吕原以学士任终，刘定之以礼部侍郎、学士任终，彭华以礼部尚书任终，尹直以兵部尚书、学士任终；不过这些都是正德以前的事。已经成为大学士，却没有参与内阁事务的，明朝初年暂且不论。宣德年间，张瑛以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陈山以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改任教导小内侍，张瑛出任南部事务，后来奉命再次入阁，但在此之前已经去世。嘉靖六年，席书以少保、礼部尚书的身份因病请求退休，获准进加武英殿大学士，退休后仍居师职并继续领取俸禄，不久去世。【宰相老科第】宣德、正统年间，三位杨姓人物同在内阁。当时文贞并非由科举出身，执掌国政共二十年，是任职最久的。文敏、文定都在洪武庚辰年中进士，先后拜为宰相。文敏任宰相经历四朝，到正统庚申年死在任上时，距离他中进士已经四十一年。文定任宰相经历三朝，到丙寅年也死在任上时，距离他登第已经四十七年。这两个人无论生前死后，恩宠礼遇都没有缺失，可以称得上福分圆满。此后内阁辅臣的名声、品行或有完美、或有瑕疵，礼遇也有盛有衰，但自从不再任宰相，回溯到他们释褐入仕之年，都没有达到四十年的。直到正德元年，刘文靖（健）以首辅身份请求罢职；他是天顺庚辰年

译的进士，到这时已经四十七年。嘉靖二年，杨文忠（廷和）也以首辅身份获准离职，他是成化戊戌年进士，到这时已经四十六年。二人虽然都是因为皇帝新即位，君臣之间发生龃龉而离去，但刘健的声名传遍四方，杨廷和的功劳在当时很高，后来都很快遭到削夺；他们所享有的九迁九命，已经多得难以计数。只有杨丹徒（一清）是成化壬辰年进士，辞去相位已经十年，到嘉靖四年又被起用为首辅，当时距登第已经四十四年。谢余姚（迁）由成化乙未年状元出身，罢相已经二十二年，到嘉靖六年又被起用为次辅，当时距登第已经四十三年。二人都受到新贵张璁的排挤。谢迁只任职半年，默默不得志，没有任何建树便回去了。杨一清虽任职四年，但明里攻击、暗中刺探没有一天停止，最终因贪污受贿的诽谤受到谴责而离职。不久二人都去世。费铅山（宏） 是成化丁未年状元，罢相已经九年，到嘉靖十四年又被起用为首辅，当时距登第已经四十九年；刚到任两个月，就突然死在官署中。这三位公卿到了晚年再次出仕，反而丧失了平生的大部分声誉。到了世宗末年，严分宜凭借在词林任职四十四年的资历，做到上相，富贵达到极点，最后自己和儿子都被收籍诛杀，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本来就不值得再说。即使徐华亭也是在嘉靖二年考中进士，到接受世宗末年的任命、再次辅佐穆宗为相，距他辞去职务时也已经四十六年了。虽说他善于抽身而退，但等到回到家中，新郑却寻机报复，几乎导致全族覆灭，也只是侥幸免祸罢了。钟声和漏刻一同停止，是古人所告诫的。何况先朝淳厚的风气，已经完全衰败殆尽。诸位公卿当政时，恩怨难免处理失当；到了晚年，悔恨和灾祸很多也是自己招来的。夜间行走的人，从中可以有所醒悟了！【景泰从龙二俞】景泰帝从郕王监国到即位后，向藩邸旧臣推恩：任命番理正俞纲为太仆寺少卿；俞纲是嘉兴府嘉兴县人。任命伴读俞山为鸿胪寺丞；俞山是嘉兴府秀水县人。这两个县都属于我的郡，是府城所在的附郭县，二人又同姓；俞纲以生员身份习字入选，俞山则以举人副榜出仕。第二年，俞纲就以兵部左侍郎入阁，俞山第二年也升至吏部左侍郎，担任经筵讲官。不久因更换太子，俞纲加太子少保，俞山加太子少傅，二人都成为宫卫二品官，却不能正式授任六部尚书。不过，他们可以兼领两份俸禄。后来俞山秘密请求恢复原太子，景泰帝没有听从，他便借病辞职，朝廷以优厚礼遇让他致仕，天顺元年去世。天顺帝复辟后，俞纲再次起用为南京礼部左侍郎，成化二年致，十四年去世。赐祭、赐葬都依照常例办理，这是景泰旧臣中没有过的。这是本县的奇事，但乡里的老人已经说不出他的姓名了。近来才有人刻印他的志铭，然而铭文只说二人都升任亚卿，却把宫卫以及太子少保、太子少傅等官衔隐去了。大概这是天顺年间所作，作者有意避讳此事。又如我们禾地官至大学士的人，世人只知道吕原，却不知道在吕原之前已有俞纲。俞纲字元立，俞山字积之；俞山的儿子俞诰后来又暗中担任给事中，更是奇异。景泰己巳年因拥立景泰帝而受恩的，还有郕府曲实成敬，他升任内官监太监；此人原是进士，陕西人。他以庶吉士身份授任晋府奉祠，因犯法受宫刑，成为藩府内官，因此得到这次任用，实在是奇异中的奇异。【杂学士】宋代有龙图阁、天章阁等诸阁，用来收藏历朝皇帝的御集。阁中必设学士，称为杂学士，以区别于翰林学士。本朝没有这一官职。只有洪武三年设置弘文馆学士，任用胡铉、刘基等人担任，至某年废除，此后不再设置。洪熙元年，又重建弘文阁。这一年宣宗即位，辅臣杨士奇等人将印信缴还进呈，各官都已经远离原来的任职之地。至于殿阁以及两坊设置大学士，是仿照宋代昭文馆、集贤院、观文殿、资政殿等大学士，并不是杂学士。【阁部列卫】本朝初年，阁臣和六部大臣排列班次，只按照所属部次以及宫衔的高低来排序，并不是单独看重阁臣。例如景泰元年辛未科廷试读卷时，工部尚书石瑛排在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直内阁的高谷之前。当时二人都没有带宫衔，且石瑛又是以乙科出身，并非翰林词林中的前辈，大概因为按所任部职来确定尊卑，所以把戴有官衔的人压在后面。到了成化五年己丑科读卷时，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直内阁的商辂排在吏部尚书崔恭之前。当时二人也都没有带宫衔，按理也应依部次排列；两次排列都是这样，说明当时看重阁臣的身份。此时距离景泰初年将近二十年，时势已经完全不同了。到了成化十一年乙未科读卷时，商淳安以户部尚书兼学士、万眉州以礼部尚书兼学士，都排在吏部尚书尹旻之前；这样一来，阁臣的地位和势力已经完全确定，从此便沿袭成为惯例。后来弘治四年辛亥，邱文庄以礼部尚书兼学士入任文渊阁大学士，当时王端毅任吏部尚书，与邱文庄一同加太子太保，于是沿用旧例，班 行时压在邱文庄之上。邱文庄因此憎恨他，王端毅被诽谤而离职，也可以说是不懂得时势的变化了。【阁臣终丧】弇州《首辅传》说：“阁臣能够服满父母之丧，自杨廷和开始。”这完全不对。景泰元年，翰林侍读、直内阁彭时上奏说：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恭敬地承受诏令，命臣在文渊阁办理事务，到现在已经五个多月了。臣深切思考，继母与生母一样，在义理上没有轻重之别。即使自古以来有夺情起复的事，如今也不是从前多事之时。圣恩曲意保全，不加罪责，那臣的良心又该如何呢？而且奏疏中还有“只要有一件事失于亏缺，百般美德也无法赎回”等话。奏疏再次呈上后，景帝允许他服满丧制，但心里并不高兴。到了景泰三年三月服丧期满，仍授予原来的官职，却不允许他重新入阁。直到英宗复辟，才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再次参与机务。这发生在杨新都之前，当时还没有遭遇伦理上的指责。此后，景泰三年九月，太子少师、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江渊因母亲去世请求归乡，诏令允许他乘驿马奔丧，但仍命令他丧事结束后立即办理政务；第二年四月离开京城，又重新入阁参与机务。景泰六年正月，他才出任工部尚书，大概总共回乡服丧八个月。景泰四年五月，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学士王文因母亲去世服丧归乡，到九月回京复职，回乡仅五个月。成化二年三月，少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贤因父母丧奔丧，五月又回来，总共只有三个月。起初被修撰罗某驳斥，从此阁臣不再夺情起复，直到弘治年间的刘博野，以及当今皇上的张江陵，才又出现这种情况。

译【徐武功赖婚】徐天全因夺门之功被封为伯爵。不久，他被石亨、曹吉祥构陷，二人伪造奏章，诋毁讥刺朝政，借养病中的给事中李秉彝之名上奏。于是他们向皇帝诬陷徐有贞，说徐有贞心怀怨望，并让亲信马士权写成这份奏章，再把痕迹抹去。朝廷于是逮捕马士权，将他和徐有贞一同下狱。锦衣卫掌印都指挥门达拷打马士权，使他几次濒临死亡，但马士权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徐有贞才得以释放，编配戍守金齿卫。马士权是泰州人，博学而意气用事；徐有贞感激他的恩情，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儿子。曹、石败亡后，徐有贞获赦归来，最终却背弃婚约，而马士权并不因此怨恨他。又有成化年间的御史李良，是大学士刘健的弟子。当时刘健主持国政，李良把女儿许配给刘健的孙子刘承学为妻；李良的父亲去世后，已经把这件事写 在志书中并刻石立碑。到了正德初年，刘健离职，李良却谎称女儿夭亡，疏远并退还聘礼，让女儿改嫁给举人朱敬。李良历任官职至光禄卿，御史张世隆据实弹劾此事，李良无法安身，便以养病为由告老归乡。当时刘晦庵还住在洛阳，平安无事；不知道李良回去时，将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师。天顺初年，原吏部尚书何文渊的受业弟子、知府揭稽上奏说，何文渊在景泰年间起草更换太子的诏书；皇帝复位后，何文渊的儿子、礼部主事乔新逼迫何文渊上吊自尽，以此脱祸。乔新也告发揭稽，说揭稽任前侍郎、镇守广东时，曾代替土官黄宏起草更换太子的奏疏。皇帝命令逮捕揭稽等人，押赴京城审讯。像揭稽这样的人，比李良背叛老师还要严重。史书说：何文渊自缢后，有人上奏揭发，朝廷甚至派官员打开棺椁检验，果然如此。但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在揭稽与乔新互相揭发时发生的。此祸也比石介所遭遇的更为惨酷。【李南阳相业】李文达做宰相时的功业，全都奇伟非凡。例如把被幽闭的建庶人救出，辅佐英宗成就盛德之事。又如景帝去世时，英宗想让汪妃殉葬，李文达说：“汪妃虽然僭称皇后名号，但并未受到郕王宠爱，而且还有两个女儿值得怜惜。”英宗采纳了他的话，让汪妃和两个女儿出居外邸。后来英宗升遐，不再允许妃嫔殉葬，并且著令作为后世的法令。这难道不是李文达一句话启发了他吗？近世议论江陵夺情之事，于是连李公在地下的英灵也再次遭到诋毁。江陵也追恨罗文毅，骂他是无知小子。然而李文达听到丧讯便回去，因皇帝召见，办完丧事后又被起用；罗文毅这才上疏弹劾他。张居正当政时，立即留下李文达任职办事，被五位贤臣联合弹劾。况且他在九月因丧服未满而夺情起复，次年三月才请求回乡安葬，最初只准假一个月罢了。这样看来，他与此事似乎也还略有不同。【词林大拜】本朝自英宗天顺以后，阁臣很少有不是出身词林的。只有正德十年，杨丹徒以外任官员身份入阁，此后再没有继例。到世宗即位时，袁石首以长史身份入阁，这是拥立皇帝所获的恩典。到了嘉靖六年丁亥，张永嘉因议礼而起用，以外任官员身份突然取得宰相职位；八年己丑，桂安仁继任；壬辰年，方南海又继任。从这时起，词林的地位便大为衰落。此前的情况姑且不论，仅看桂安仁登第的年份正德辛未年：杨慎是状元，加上庶常共三十六人，没有一人拜相，而杨慎最终只做到修撰。九年甲戌科，一甲三人都没有入庶常馆，状元唐皋只做到吕讲学。十二年，一甲加庶常共三十七人，没有一人拜相；状元舒芬被外放贬谪，只做到恢复原官。嘉靖辛己科，一甲加庶常共二十七人，没有一人拜相；状元杨惟聪被外放贬谪，只依附外藩任职，转任冏卿便止步。癸未科一甲三人，没有庶常，而徐华亭以探花成为首辅，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丙戌、己丑两科，丙戌科状元袭用卿做到祭酒，己丑科状元罗洪先只做到选赞善；两科庶常共四十人，都被张永嘉厌恶，全部授予外官，竟没有一人留在词林。壬辰科一甲最为不得志，第一名林大钦只做到修撰；榜眼孔天允因是皇亲而授佥事；探花高节被编配戍守；庶常中只有吕余姚一人入阁，算是稍稍差强人意。己未科状元韩应龙只做到修撰，而庶常中又有赵内江一人入相。戊戌科则由袁慈溪以一甲身份接续其后；这一年没有庶常，张永嘉已经先一年去世，桂安仁也早已去世，而夏贵溪从外任官员中被起用掌权；从此以后，入阁拜相不再有其他官职出身的人了。二十年是辛丑科，沈坤为状元，官至祭酒；加上庶常共三十六人，竟有四人后来成为宰相。难道只有张、桂诸公真正能够夺取造化的钟锤吗？甲辰科状元秦鸣雷做到大宗伯，这是仅见之例；这一科没有庶常。丁未科李兴化入阁成为首辅，大概是弘治乙丑年以后从未见过的事；庶常二十八人，张江陵相公就在其中，虽有一人也足以抵得十人甚至百人，而殷历城也得以入阁拜相。庚戌科状元唐汝楫，官职只做到谕德；这一年没有庶常，而榜眼李桂林成为宰相。癸丑科陈谨为状元，官职只做到中允；庶常二十八人，其中张蒲坂、马同州成为宰相。丙辰科有诸大绶。己未科有丁士美，二人都做到侍郎；这一科没有庶常。到了壬戌科，虽然没有考选入馆，但一甲三人都登上宰相之位，而且一时同朝共事；这是科举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距离张、桂掌权时，恰好将近六十年了。天运循环，难道真是这样吗？乙丑科状元范应期做到祭酒，庶常二十八人，其中许新安、沈归德入阁拜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十二年、三十七人、二十七人、四十人〕 到了隆庆戊辰科，状元罗万化做到礼部尚书，探花赵志高以及庶常三十人中，有陈南充、沈四明、王山阴、朱山阴、张新建、于东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三十六人、二十八人、一人、六十年〕 共出了七位宰相，实在是词林中的盛事，是二百多年间仅有的事情！此后辛未科一甲加庶常共三十三人，没有一人入阁拜相。状元张元忭只做到五品谕德；万历甲戌科状元孙继皋做到侍郎，这一年没有庶常。丁丑科一甲和庶常共三十一人，没有一人入阁拜相；状元沈懋学只做到修撰，榜眼张嗣修后来被遣戍。庚辰科没有庶常，状元张懋修刚授修撰满一年，也被削去名籍了。大概壬戌、戊辰两科极盛之后，本来就难以为继，这也是盛衰消长相互转化的道理。癸未科，状元朱国祚因少宰身份请假在家，李廷机以榜眼身份入阁拜相，叶向高以庶常身份一同入相，也称得上盛事。其他诸位，声望和任用正当兴盛，而且议定以后每科都考选吉士，将来按次序进入内阁，实在是指日可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三十三人、三十一人〕 词林中的馆元，境遇更加不利。自成化甲辰科梁文康入阁拜相以来，过了五十年，到嘉靖乙未科赵大洲、辛丑科高南宇相继入阁；从辛丑科到最近的丙戌科，又将近五十年了。这期间不只是没有人入阁，官做到三品的也只有两人。丁丑科的前人担任馆元，最终只做到修撰；癸未科李道统只做到司业；丙戌科李启美只做到检讨。相连两科的人都在壮年早逝，尤其令人遗憾。己丑科以王肯堂为首，他以检讨身份被外放贬谪，尚未出发。壬辰科的王象节、乙未科的高承祚，都授任史官，不久便死在任上。戊戌科只有王宗植做到宫庶，近来听说也去世了。辛丑科的王升、甲辰科的王国鼎，也都以初授的官职终其一生。又连续五科如此。

译【亲臣密赉】本朝赐给臣下的财物，比前代最为微薄，而且最有节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年、二人〕 但是，对于亲近宠信之臣特别赏赐，间或也有这种情况。祖宗朝的事姑且不论；例如天顺初年，锦衣卫掌衔事指挥袁彬，先得到白银三百两和彩币，用来营建住宅；等到娶妻时，又赏赐黄金三十两、彩币八袭；生子时也同样赏赐。嘉靖初年，阁臣少傅张孚敬先因西第落成，得到白银二百两和彩币；后来又因续娶，得到白银二百两、大红蟒缎四袭。营建住宅、婚娶本是私事，朝廷却赏赐到这种程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蒙受尘土、随从皇帝出行的旧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祢庙中建立崇高功勋。文臣武将无论先后，都蒙受额外赏赐，而且恩典礼遇相称，不是其他臣子可以相比的。不过，这已经是非同寻常的制度了。直到 像江陵公因在楚地营建宅第，得到的赏银多达一千两，这个数目已经太多了。至于当今皇帝大婚，与臣下有什么关系？却先因加冠，接受慈圣赏赐的二百金和坐蟒服；礼成之后，又增加岁禄一百石，并提升他的儿子为世袭金吾，又荫封一个儿子为玺丞。这还有什么道理？这种做法不能长久，也是应该的。万历十年，当今皇帝的元子出生，首辅张蒲州等诸公都加官并荫封子弟，更是本朝创立的先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两、三十两、二百两〕 【谢文正骤用】谢木斋拜相时，是因丁忧而被召用的。当时是弘治乙卯年，他还只是侍讲学士，从五品；朝廷特地起用他为少詹事兼学士，入内阁值班，但因服丧未满而留在家中。又过了半年到达京城，刚到任便升为正詹事；任詹事两年后，就晋升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一时之间，大臣得到破格晋升，没有比这更迅速的。曾见常熟杨宪副（杨仪）所作《明良记》说：“谢某最初在词林任职时，上疏竭力劝止孝宗册立妃嫔，因此中宫感念他的恩德。后来推举阁臣，一时之间几乎所有人都推举过了，却都没有得到诏旨。最后把李长沙和谢某的名字一同呈上，才一起得到简拔任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两、百石、十年〕 中宫的姐姐嫁入宫中，皇帝受内廷意思影响，想册立她为妃。谢某又上奏说可以拿娶尧的两个女儿为例，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最终因外廷竭力争辩而停止。这样看来，文正早年直言进谏，本来并不是为了逢迎讨好，只是孝宗误以为他有恩德。他在内阁时，受到皇帝的恩遇已经很深厚。娥、英之事，即使只是顺从皇帝的意思，也不能说是谄媚；但焦泌阳却因此说谢某先前的奏疏是在迎合孝康，导致孝宗没有奉祀孝康，这无疑是出于仇恨的言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年、二年〕 杨仪又说：“孝康的妹妹后来嫁给刘阁老的长子。”当时两个刘姓的人同为辅臣，不知道说的是博野刘健，还是洛阳刘某？这无法确定。不过洛阳刘某以刚直著称，按意推测应当是博野刘健。但博野刘健离职，正是因为起草皇后父亲张峦的诰命拖延而获罪，那么他一定不会与孝康的妹妹结为姻亲。【龙子】长沙李文正公在内阁时，孝宗忽然下达御札，询问“龙生九子”的详细情况。李文正回答说：“龙的儿子蒲牢喜欢鸣叫，如今成为钟上的钮鼻；囚牛喜爱音乐，如今成为胡琴琴头上刻的兽形；睚眦喜欢杀戮，如今成为刀剑上的吞口；嘲风喜欢 险峻之处，如今成为殿阁屋脊上的走兽；狻猊喜欢安坐，如今成为佛座上的骑兽；霸下喜欢负重，如今成为碑碣下面的石趺；狴犴喜欢争讼，如今成为狱门上首用来镇压的兽形；赑屃、贝财喜欢文饰，如今成为碑两旁蜿蜒的兽形；岂吻喜欢吞食，如今成为殿脊上的兽头。这九种东西都是龙的后代。” 这些内容见于《怀麓堂集》，但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又有宪章性喜好囚禁，饕餮性喜好水，蟋蜴性喜好腥味，蛮全性喜好风雨，螭虎性喜好文章，金猊性喜好烟，椒图性喜好闭口，虭多性喜好站在险处，鳌鱼性喜好吞火，金吾性通灵而不睡眠；这些又见于《博物志》等书。可见龙的后裔很多，不只是九种而已。况且龙极其淫乱，遇到雌兽就交配：遇到牛便生麟，遇到猪便生象，遇到马便生龙驹，遇到雉便结卵成蛟，这最能给大地造成灾害。它们遗留的尸体在山石缝隙中，几十年后会裂山飞出，迁移城郭，夷平墟市，被它们杀死的人数不胜数。等到进入海中，往往被大鱼吞食；即使有幸成为龙，也不久便死亡，不能像神龙、应龙之类那样变化无穷、长寿高龄。前代记载中，又有感动妇人而使她生下小龙的事，例如汉高祖的母亲，龙盘踞在她身上，于是生下赤帝，成就炎刘，岂不是更加神异吗？又说龙生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吉吊，大概是龙与鹿交配后遗精形成的，能够壮阳，治疗阴瘘。【词臣论劾首揆】殿阁辅臣常有被弹劾的，但大多出自言官，有时普通官员中也有这种情况。由本衙门官员出面弹劾的极少，至于首辅则尤其罕见。自孝宗初年出现这种事，一直到今天，但都有各自的缘故。弘治元年，庶子张升弹劾首辅刘吉十条罪状，因为刘吉有孝宗从龙之恩，张升只奉谕旨给他升了一级，以此薄赏来表达对刘吉的怨恨。嘉靖四年，詹事学士桂萼、张璁等弹劾首辅费宏受贿以及在乡里违法，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担任讲官、修书和主考等差事，便怨恨费宏。七年，詹事学士黄绾攻击首辅杨一清，是为了帮助张璁、桂萼。八年，詹事学士霍韬弹劾杨一清，说张璁、桂萼离职，是杨一清唆使给事中陆粲弹劾他们，使他们被罢免的。此后又过了六十多年，到今上十九年，司业刘应秋议论首辅申时行，是因为他长期滞留南方。二十五年，庶吉士刘纲议论首辅赵志高的各种罪状，是因为担心散馆后被外放补官，所以事先挟持他。三十一年，礼部侍郎兼读学部正域弹劾首辅沈一贯，是因为在勘察楚事上意见不同。大概这些挟持行为都有原因。成化二年，修撰罗伦纠劾首辅李文达；今上六年，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纠劾首辅张江陵，都是因为“夺情”这一大事关系到纲常，而且只是就事情本身论说，从未牵连其他方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一年〕

译成化初年，庶子黎淳因为有人请求追复景帝，上疏驳斥，并牵连到四辅商辂。当时黎淳奉旨受到责备，被讥讽为献媚求取恩宠。弘治初年，庶吉士鄂智追究弹劾首辅万安、刘吉等人，奏疏中杂有“公论”之类的话；但万安已经离职，而且他的奏疏也是出自御史杨鼎等人之手，罗圭峰曾经议论过此事。【阁部形迹】孝宗朝，君臣关系如鱼得水，是千古传颂的美谈，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够背诵这件事。不过其中略有不完全如此的地方，今天的人未必知道。弘治初年，皇上任用刘博野、徐宜兴、刘洛阳三位宰相。当时王三原也刚任吏部尚书，和刘洛阳同时受命，原本与他关系很好。不久，刘博野想处置言官，王三原出面营救，于是两人已经有了些不和。最后刘文泰事件发生，邱琼山最后入阁，暗中替刘文泰主持，孝宗对他的宠信顿时衰减，王三原也因此被逐出。皇帝临终前，马钧阳凭十二年任本兵的资历，加授少傅，改任吏部，最被称为年高资深。刘洛阳已经是首辅，李长沙、谢余姚在其后，三位宰相都负有众望。而刘华容新任本兵，戴浮梁也起任台长，两人都受皇上器重，皇上尤其宠爱刘华容，因此得以不按常规被召见，促膝交谈，连续三次受到召见，恩宠礼遇超过其他贵臣。即使三位宰相拟定的诏旨有不合皇上心意的地方，也要同商■删改确定。三位宰相有时反而要向刘华容询问皇上今天说了什么，心中不能没有怏怏不平。马钧阳只处理铨曹事务，不能一望天颜，也渐渐产生嫉妒。孝宗驾崩，戴浮梁也去世，刘华容接着获准离职。马钧阳主持铨试，出了一道“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论题，用来讥讽刘洛阳不学无术；他也先于刘华容离职，于是阁臣与部臣之间的嫌隙便形成了。李长沙虽然说自己持平，但刘华容被谪戍甘肃，已经无法挽救了。若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不看看弘治十七年召对的事情呢？李、谢二位大臣在内阁，因为孝肃周太后的丧礼，皇上召阁臣入内商议安葬之事。东阳、迁于是上奏说：“臣已经七年没有见到皇上了！” 他们这话究竟是怨怼，还是感慨呢？第二年，鼎湖之变便发生了，皇上于是驾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处在这样的局势中，即使孝宗还在位，刘华容也未必能够善终离职。君臣之间的关系，艰难竟到了这种程度。难道只有桓使君抚筝，才能使谢安流泪吗？【首相晚途】武宗朝，长沙李文正退居林下后，每当谈到正德初年的事情，没有一次不痛哭，大概是后悔当初没有和刘、谢一同离开。丹徒杨文襄在嘉靖初年罢官回乡，不久因张永嘉墓铭一事被夺职，背上生了毒疮；他常叹息自己被小人出卖，大概是后悔当年附和“大礼议”的错误，最终又受辱于张永嘉。世宗末年，严分宜被驱逐后居家，世藩被发遣戍边，他看到自己收藏的钱财便掩面哭泣，甚至想把它们献给朝廷，以帮助筹措边饷。今上初年，高新郑被驱逐居家，患了家居末疾，愤懑郁结、百无聊赖，每天在墙壁和几案牌子上写“精扯淡”三个字，一天写上百遍；这样，华亭、内江、江陵诸人的怨恨在心中已经渐渐消解了。水落石出，兴尽悲来，按情理和形势本来就应当如此。有人说，这几位大臣都是因为没有儿子，所以晚年稍稍醒悟；只是近来的江陵公，他的聪明难道会比前面四位差吗？但他临死前愤懑更深，依恋权位，推荐一人、排挤一人，直到死也不停止，这是因为儿子多、后顾之忧多而成为牵累。这个说法也有道理。王蕃龄的墓志铭说，他世代被严相收养为义子，这件事已经见于前卷。【三相同气】正德、嘉靖、隆庆三朝以来，接受遗诏辅政的元老，如正德末年的新都杨文忠、嘉靖末年的华亭徐文贞、隆庆末年的江陵张文忠，都接受皇帝临终前的托付和引导，事权特别重大。而且当时政局突然更换，百官全都受其总领，几乎和苗晋卿的旧事相同。三位宰相也都慨然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身上，但在同胞兄弟之间竟不能调解，反而被世人讥笑。新都的弟弟是兵部左侍郎杨廷仪，起初因为兄长的缘故，从礼部调到吏部，后来忽然失去兄长欢心，在士大夫中到处遭受诽谤，甚至有人说新都是依附逆瑾才得以进用。后来首辅离国时的各种弹劾奏章，他也参与知情。华亭的弟弟是南京工部右侍郎徐陟，因为在卿寺之间浮沉，不能得到重用，十分怨恨兄长，甚至揭发他的隐秘之事，把它写进弹劾奏章。华亭罢相时，徐陟故意在先兄忌日，用苴麻服在道路左边迎接他。江陵同父异母的弟弟、举人张居谦，因为张江陵的公子参加考试，便被勒令以称病为由不得入考场。居谦回到南阳府后，忧郁而死，太夫人也因悲痛成病。江陵在庚辰年多次上疏请求归乡，完全是为了这件事。刚过一年，他自己也病得不能起身了。这三位大臣的功勋声名盖世，所以本来不是普通的宰相；但若以友爱兄弟的道理责备他们，似乎仍然多少有些惭愧。【杨新都守制】李南阳被夺情，知情者都指责他，罗一峰的纠劾奏疏措辞和旨意极为严厉。当时有人认为罗一峰做得过分，因为李南阳受到宪宗格外宠爱，不忍心辞职。杨新都遭逢父丧，武宗也坚决挽留他，直到上了三道奏疏以后才获准回乡。这时给事中范尚也上疏请求准许杨新都归乡，并引用张九龄起复的事例，因此被后世讥讽为类比不当。他的奏疏旨意严正而措辞委婉，最为得体；杨新都没有因此恼怒，请求离职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为国尽职，为家守丧，真正做到两方面都没有亏负。江陵公听到丧讯后，皇上想勉强把他留下；当时史臣吴、赵两位大臣为他救正而上的奏疏，大多与范给事相同。无奈群小相互勾结，竟然使皇上迷惑于邪说，反而说这两名门生背叛师门，加以廷杖。言官最终没能阻止此事，江陵虽然留在朝中，祸患已经酿成。江陵去世不到一年，新任首辅蒲坂也遭逢母丧，这时前面的教训刚刚摆在那里，绝对没有继续留他的道理。然而蒲坂刚走出春明门，政局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才知道，江陵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一定不肯有一天离开内阁，或许也是实在迫不得已。新都奔赴丧事回到家中，刚过一个月，催促他服丧期满后出任职务的行人官已经到了。他上疏悲痛陈诉，请求守制。皇上颁下优诏不准，又派内臣右监丞秦用，带着敕书召他起复。新都又苦苦辞谢，皇上才准许他服满丧期，命令他服阕后敦促进京。到服丧期满，皇上又派行人带敕书催促他立即入朝，他再次辞谢后才来到京城。【阁部杂合】正德初年，刘、谢二人离职，长沙李文正主持国政。焦芳从吏部、刘宇从兵部先后入阁。张线从郎署越级拜为太宰，曹元也升任本兵，都是逆瑾所引荐的人；他们相互勾连、玩弄权力，几乎不知道有首辅。李公在其中调停，也不过略有补救而已。刘瑾被诛杀后，那些依附他的人都失败了。又过了两年，长沙李文正辞职。

译杨新都因为长期被疏远，突然承担重任，梁南海、费铅山辅佐他。杨丹徒凭才干和女婿的关系主持铨选，当时几人都很得人望，被称为同心协力。虽然皇上受到宦官和佞臣迷惑，错误的政令每天都有传闻，但依靠诸公匡正补救，有杨遵产所说“臣清于下”的声誉。不久，陆全卿任吏部尚书，王晋溪任兵部尚书；两人有才却贪婪险诈，内与权宦勾结，外同叛藩往来。即使内阁方面又有蒋全州、毛东莱，都是敦厚稳重的长者，杨新都、梁南海共同努力，形成鼎足辅佐皇上的局面，但他们与吏部、兵部两曹表面交往而内里如水火，早晚互相猜疑防备。等到宁王之事平定，武宗也驾崩了，陆全卿、王晋溪二人先后被诛杀或流放。内阁独自建立了捧日之功，而世宗入继大统，政局于是焕然一新。【首辅再居次】辅臣中首辅与次辅的分别，在正德、嘉靖年间达到极点。而首辅重新退居次位，也从这个时期开始。正德十年，杨新都廷和遭父丧，梁南海储已经代任首辅三年。十三年冬，杨新都再次入朝，梁南海仍居次位，最终以次辅身份被罢免。嘉靖十年，张永嘉孚敬离职，李任邱时代任首辅；次年张永嘉重新起用，李时仍居次位。十四年张永嘉致仕，李时又任首辅。不久，费铅山宏从田间起用再次主持国政，李时仍居次位；刚过三个月费宏便在任上去世，李时才被称为首辅。二十三年，翟诸城銮离职，严分宜嵩代任首辅已经两年。夏贵溪言从田间起用再次主持国政，严嵩仍居次位；共过了两年，夏言被处极刑，严嵩才开始被称为首辅。此后又过了四十多年，到今上辛卯年，申吴县时行离职，王太仓锡爵尚未到任，赵兰溪仍任首辅；将近两年后，王锡爵到任，赵时行仍居次位；甲午年王锡爵致政，赵时行才得以称为首辅。当时地位在诸公之上的那些人，无论才干声望还是皇帝宠爱，都远远超过后来接任的人。诸公也采取柔顺的方式承受这种安排，甘愿处于低位，最终保全自己而没有灾祸。像严分宜那样的人，还因此消除了过去的嫌隙；修养隐忍的功效就是如此。【桂见山霍渭崖】议礼刚开始时，桂萼居首，张璁次之。后来张璁因为敏捷干练得到皇上宠信，先入阁为相；桂萼晚了两年才继而入阁，他所受到的信任都不如张璁，心中不可能没有失望。当时魏庄渠校以讲学负有盛名，长期滞留在外任官职。桂萼引荐他入朝任国子监祭酒，每次上奏答对，都托他起草，皇上每每称好。张璁自觉不如魏校，侦知其中缘故后，便把魏校调任太常寺，停止他在经筵入直，桂萼这才失势。当初王文成再次起任两广总督，实际上是张璁、桂萼推荐的。到这时，魏校与王文成争名相互倾轧；王文成的官位本已更高，声誉也远在魏校之上，魏校深深怨恨嫉妒。桂萼于是把怒气转向王文成，直到夺去他的世袭爵位，还让董中峰玘在《武宗实录》中讥刺王文成，说他纵兵劫掠，使南昌被抢掠一空，这些都是带着怨恨写下的文字。至于桂萼任礼部官员时，援引成化三年的例子，命令科道官互相纠劾，最为荒诞。因为成化年间根本没有这件事，只是借此发泄自己的私愤罢了。霍渭崖韬起初因为《明伦大典》得以拜为礼部尚书，大概是皇上偏重赏赐议礼之功；唯独霍韬五次上疏抗辞不接受。等到张永嘉被陆粲论劾，霍韬便出疏替张璁申辩，并且极力攻击杨遂庵。四郊议又兴起后，他又极力攻击夏贵溪，并牵连张永嘉，以至于被戴上刑具押入诏狱。后来虽然复职，却屡次与夏言互相争执攻讦，上了几十道奏疏，最终也不能胜过对方。临死前，他还因为儿子没有考中，想要弹劾考官。看来他的偏狭褊急，也只是张璁、桂萼之流的次等。霍韬辅佐吏部时，推荐人才：词臣丰熙、杨慎，是后来因议“大礼”而被发遣戍边的人；刑部郎唐枢，是后来因大狱而被编入民籍的人；知县陆粲，原是给事中，曾经论劾张璁、桂萼以及霍韬本人。霍韬能够做到不因个人怨恨而埋没人才，竟然也是如此。至于获得荫袭却不授予自己的儿子，而推给长侄，人们尤其认为这很难得。【辅臣掌吏部】内阁辅臣本来只负责审看奏章、票拟批答而已；如果兼领铨选，就是实际上的宰相，触犯了高皇帝严禁的一切规定。这样的事有过，自正德年间焦泌阳开始。焦芳依附冯逆、刘瑾，破坏典章制度，本来不值得说；但也不过只有几天。世宗朝方南海出任掌管部务的官职，是因为他参与议礼而骤然显贵，得到这种特殊宠信，并非成例。然而方献夫原来就是太宰，在吏部任职也不到一个月。到末年乙丑，严常熟以从冢宰的身份大拜，因等待新任宰相未到，暂时管理吏部事务，竟然达到两个月，总的说也只是暂代原有官职而已。唯独三十五年丙辰二月，吕余姚出任掌管部务的官职，专门主持考察，虽然十天后便回到内阁，但吏部事务的体制已经大为紊乱。后来到了穆宗三年，高新郑以原有官职起用，掌管吏部，起初还说他只是取得铨选权而已。等到他到任，便按照自己的意思与首辅李兴化共同拟定条旨，说：“ “不妨管理部务，入阁办事。”等到他进入内阁担任首辅，仍然掌管吏部，前后共三年。这就是明朝兴起以来仅见的一例。吕余姚掌管铨选时，因为原任太宰李古冲获罪下狱并被判死刑，严分宜想把李古冲所荐用的人全部清除，于是授意吕余姚，命令考察高级官员，分为三等：上等是尚书吴鹏、许论等，侍郎严世蕃、赵文华、董份等；二等是侍郎鄢懋卿、杨顺等，全都注明为上考；尚书葛守礼等列为最下等，全部罢免。那次黜免升迁大体就是这样。后来今上癸卯年，郭明龙代理吏部事务，提议剥夺几位大臣的谥号；但吕文安与马郭不久因楚事离职，这个主张最终没有实行。吕余姚因服父丧从内阁回乡，此后便不再被召用。到了今上初年，皇上忽然问身边的人：“故辅臣吕本在家中平安吗？”众人都不敢回答。江陵公听说后大怒，召来他的儿子、礼部主事吕兑，严厉责骂，苦苦逼问。吕兑震惊恐惧，哀痛地为自己辨析，于是请求告假回乡。不久，吕兑因考察而被罢免。皇上这次询问一定不是没有原因，但其中缘故却无法知道。

译吕余姚回到执掌政务的位置后，吴鹏便由工部调任吏部，与严分宜结为一体，在任六年，因被弹劾而离职。赵文华就是后来论劾李太宰的人。赵文华以工部右侍郎身份视察江南军队回京时，恰逢大司马杨蒲坂因服丧离职。赵文华以为这个职位唾手可得，结果没有任用他，却任用了许灵宝，赵文华因此咬牙痛恨。严分宜也因为曾经会同推荐李冀望得到回报，而李冀在吏部任职时总是秉持正道、不阿附，又突然得到皇上宠信，将要入阁为相，严分宜更加畏惧厌恶他。于是两人合谋摘取李冀主持部试时的策问，指责其中有恶言讥讽皇上，让赵文华把它上奏。皇上果然震怒，实际上把李冀判处了大辟。吕余姚既然把赵文华列为上等，皇上更加信任他；不到一个月，赵文华便凭弹劾李冀的功劳，被破格升为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再次出任视察军队的官员；当年冬天又加授少保，并让他获得世袭锦衣卫的荫职。【张方二相】嘉靖年间参与议礼的大臣中，最专横固执的，没有谁比得上张萝峰孚敬；最平和的，也没有谁比得上方西樵献夫。当大狱兴起时，张孚敬掌管都察院，方献夫掌管大理寺。张孚敬想以“奸党紊乱朝政律”治罪前任尚书颜颐寿等人，把他们全部杀掉；方献夫极力争辩，甚至准备上疏弹劾张孚敬、桂萼二人，并弃官回乡，才得以…… 末等处分，颐寿等人仅仅被罢官离职；至于他们给缙绅造成的祸害，可不小啊。当张璁任吏部尚书时，首先提出废除外戚世袭侯伯的建议。等到入阁以后，世宗想要论罪处决原建昌侯张延龄。当时张璁号萝峰，任首辅，虽然也进谏，却只说“这样会伤昭圣太后的心”；方献夫的奏疏却说：“陛下居于法宫之中，究竟是谁诱导您做出这样违背人伦、狠心残忍的事情呢？”他触犯圣颜到了这种程度。至于永嘉张璁，不论其他事情，单就彭泽一事来说，他当初以吏部郎中的身份参加考察，被降调为两淮进运副，已经辞别皇帝离京了。当时张璁还任兵部侍郎，上疏救他，使他恢复原职，又推荐他担任佥都御史，不久便越级升为太常卿。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后来张璁憎恨夏贵溪，命令彭泽诱使薛侃上疏，又让薛侃引述夏言的指点来加以诛杀；这种举动，完全是鬼蜮般的心肠。最终幸亏世宗英明，把他的密疏公布在朝廷上：夏贵溪被调往远方任职，薛侃编入民籍，彭泽被发往远方戍守。不知当时永嘉张璁有什么脸面面对世宗，又用什么话向彭泽谢罪呢？彭泽是南海人，正统进士，不是大司马彭泽。大司马彭泽号幸庵，祖籍兰州，是长沙人，弘治庚戌进士，谥号襄毅。席元山也因议礼而显贵，他的刚愎暴戾也很像桂见山，但良心没有完全泯灭。比如他称说杨新都，在现存的奏章中可以看到，他说“杨廷和实在是社稷之臣”；他没有抹杀公论到了这种程度，不像张璁、桂萼在奏疏中动辄指杨廷和为奸臣逆贼。席元山又推荐因议礼触犯圣旨而获罪的学士丰熙等人，这尤其是难能可贵的。【星相】术士谈论命运、相貌，百次难有一次应验；但士人之中，却有应验奇异的。永嘉张文忠长期困在候选任官的行列中，准备参加吏部选官时，在吏部门遇到御史王相。王相认为他的相貌奇特，询问得知他是来参加选官的，急忙制止他说：“您不久就要受到重用，不只是考中甲榜而已。”张璁笑他胡说。当时又有一位御史萧鸣凤，平素精通星命家的说法，张璁姑且让他按干支推断。萧鸣凤大惊说：“这个人即使登第，不出几年也会辅佐天子，改革天下，怎么能仓促地栖身于枳棘之中呢？况且命数已经注定，即使参加选官，也一定不会顺利。”张璁仍然狐疑不信，恰好遇到某种阻碍，未能授官，回去再次参加考试，便考中进士，后来果然骤然显贵，执掌国政。两位御史都从南宫出身，又都任过西台官职，为什么在星相方面竟然神验到这种地步呢？王相是河南光山人。萧鸣凤是浙江余姚人。【内阁密揭】朝廷内外大小臣工上密封奏事，外廷有通政司，宫内则有会极门，都设有登记簿。唯独内阁能够接到密揭，因为内阁是皇帝的心腹近臣，不是各部门所能相比的。近来言官便因此把内阁指作奸邪的渊薮，想要一概停止、搁置密揭。不知道转变皇帝的心意，全靠这一线希望；外廷说上一千句话，也不如禁中密封传出的一句话。况且司礼监的诸位大宦官，也可以借助内阁相公的声望，在宫内设法挽回局面；这又不是那些与近侍结交的廷臣可以相提并论的。因此，过去重重责罚言官时，往往因为内阁递上密揭，得到从轻处理；这就是明证。自从言路提出这种说法以后，皇帝也不再信任内阁，甚至密揭也多不予答复，内阁诸臣于是束手无策，只好把事情交给浩叹而已。内阁递送密揭，虽然在祖宗朝就一直如此，但只有当事时才实行这种做法。嘉靖年间、万历初年，曾有身在籍中或正在途中却被采用密揭的人，永嘉、江陵以及二位张文忠就是这样。那时君臣如同一体，触犯皇帝的人立刻就会遭遇大祸；只有这样，才得以不受常规约束地办事。总的说来，这并不合乎制度。前些年，娄江王相公因为皇帝多次召见却不肯出仕，才开始用密揭进谏，派家人王勉携带密揭进京。王勉是王五的女婿，也就是东阿于相公所作《五七九》传记中的人物之一。他途经淮上时，李修吾中丞设宴款待他，使他大醉，因而暗中打开他的行李箱找到密揭。李修吾起初想改动内容，后来知道那是王相的孙子王时敏所写，便只抄录一份，仍然把原件封好。这份密揭还没有送到皇帝那里被察觉，东南主张正论的诸公以及南京台省的诸公，家中却已经各有一份了。李修吾是娄江王相癸酉乡试的门生，师生最为投契；他和同年周元孚（宏礻仑）都受到王相以国士相待，先前都在贬谪名册中，王相都想根据当时的声望把他们调入朝廷。李修吾当时已经另有出路，便写信竭力辞谢，说王相把自己当作平庸之人看待。周元孚于是转任尚宝司，李修吾则任山西提学副使。然而王相更加看重李修吾，对他爱护敬重，称赞不绝于口。到了娄江从山中应召出仕，李修吾前往迎候问安，执礼更加恭敬；王相正把他视为心腹，亲笔写信娓娓谈论时事，因而得以暗中击中时事的要害。李修吾虽然稍稍涉入权术诡诈，但归根到底，娄江王相也多半是因为这份密揭；既然已经决意高卧不出，怎么能沿袭内阁首辅的旧例，在三千里之外喋喋不休地议论政事呢？如今这份密揭已刻入文集。【四宰相报恩】古人认为，在尘埃之中发现人才是很难的；一旦偶然发现并且用对了人，所受的报答就不会轻。

译近代嘉靖年间，有三四位宰相的事迹都值得记载。永嘉张文忠长期困在候选任官的行列中，想参加选官，山阴人萧鸣凤却阻止他，说他的干支命数应当登上首相之位；萧鸣凤自己说按星命推算，也应当做到二品官。后来张璁果然大拜为相。当时萧鸣凤因以副使身份擅自鞭打知府，被废罢官职；张璁想起他过去的话，又感念他的心意，便起用他，想推荐他担任正卿，以应验先前的话。萧鸣凤官至布政使而死，也确实是二品。余姚人杨大章在仕途上潦倒已久；叶门人吕文安在童年时曾受过他的恩惠，等到吕文安得到重用，便把杨大章引荐到刑部任侍郎。杨大章已经年老体衰，不能胜任繁重事务，多次称病请假。世宗厌烦他，勒令他闲居；离任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江西人聂豹最初任华亭知县时，徐文贞还是秀才，刚刚成为童生，聂豹器重他，把他引为同道，而且和他讲授王文成的良知之学。徐文贞随即接连考中，迅速显贵做到宰相；而聂豹长期被罢斥，退居家中，徐文贞因军务特意推荐他，使他从副使任上两年便升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升迁之快几乎和张璁、桂萼相同，全靠徐文贞一人的力量。后来连续几年蒙古军大举入侵，聂豹束手无策，皇帝发怒，勒令他闲居。到穆宗即位时，文臣首先举荐名臣，追赠聂豹少保，谥号贞襄。金陵顾尚书在巡抚湖广时，江陵张文忠考中乡试，以年少排在后面，顾尚书特意叫他来结交，亲手解下犀带赠给他，说：“你的名位将来应当超过我。”又邀请他到衙署，把自己的幼子顾峻托付给他。等到张璁执掌国政时，顾尚书已经去世很久了；张璁召顾峻进京，并给予他恩荫。顾尚书的兄弟和侄子争着要这份恩荫，张璁说：“当年我受过你们老翁的教诲，他从未提到其他儿子。”这两位尚书死后仍享受了识人之明带来的回报，又是萧鸣凤、杨大章两人所不敢奢望的啊！【吉士不读书】张永嘉入阁拜相时，距离他考中进士才六年。当时是嘉靖丙戌年，诸位庶常在翰林院馆中学习，都称呼张璁为白云宗阁老。每次进入内阁行礼，以及初一、十五的阁试，偶尔有人不来，也不以生病为由请假求免。张璁开始大为震怒，秘密上疏给皇帝，说他们都被指为费铅山的私人，于是全部遣出京外授官，没有一个留下来做史官。当时距离他们改授吉士刚刚一年多，按旧例，散馆的期限还要相隔一年。内中只有陆粲得以任吉士，王宣得以任御史，其余人都授为各部、寺的官员或知县。其中毛渠是已故宰相毛纪的儿子，费懋贤是已故宰相费宏的儿子，杨恂是已故宰相杨廷和的嫡亲侄子；他们都对张璁咬牙切齿、怀有深仇，所以也牵连了其他人。内中赵时春是这一科的会元，年仅十八岁，也只授了刑部主事。下一科己丑科，张永嘉担任主考，录取会元唐顺之等二十人为庶吉士。当时全朝的清议仍把议礼而显贵的人视为胡虏禽兽，诸位吉士不愿称张璁为恩师，因此也怨恨他。而且他们都是首辅杨丹徒所选，更加怀有愤恨和嫉妒。等到诏旨下达，改授他们官职才几天，张璁又秘密上疏说这些人浮薄，不是能够担当长远事业的人。于是奉旨说：“近年以来，大臣徇私枉法、买恩结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从今以后永远不必再选。”这大概仍然是指费宏，也牵连了一清。于是，教习大臣停止推举；新选的吉士也不进入翰林院读书，而是按应授的官职直接外放，全部授为各部、寺、州、县官，只有王表得到给事中的职位，胡经等人得到御史职位，总共也只有科道三人而已。然而下一科壬辰科，又选了二十一人为吉士，留下七人；张永嘉当时已经是首辅，不能再阻止了。当唐顺之等人改授部属官职时，吏部尚书方献夫建议说：“翰林院的员额本来有固定数目，如今人数超过通常定额，请酌量增加几名；其中有不称职的，都令其外放。”诏令依照此议实行：侍读、侍讲、修撰原来定额为二员，如今增加为三员；编修、检讨原来定额为四员，如今增加为六员。皇帝命令把这写入法令。如今翰林词林人满为患，人数不只是以前的几倍。即使这是三堂并立的盛事，也免不了遭到讥讽，说是怨恨脱离校书之职啊！【宰相别领】宋朝兴盛时，宰相有兼任译经润文使的，这是因为崇奉佛教；也有兼领玉清、昭应等宫观使的，则是为了奉行天书、尊崇道教。到了王安石任箓院官期间请假，宫观便成为安置被罢退官员的去处。到徽宗设置上清宝箓宫使，由宰相专门兼领，这才又真正掌管道教事务。至于王黼以元台身份兼领应奉司，虽然鄙俗猥亵，类似宦官寺人的事务，与前面掌管佛、道二教的情况略有不同，但同样都是失职。元朝有仁虞院，由首相兼领，大概是掌管教坊的机构。又有玉宸院，掌管教坊、梨园，也有人因此加官做到平章事。这种胡俗不值得多说，但宰相受辱却到了极点。本朝虽然不设置宰相，而把政务根本归于内阁，重一些的兼任师保，次一些的也兼任卿佐，兼领殿阁之职；除了掌管经筵、书史总裁之外，不再兼领其他事务，最为合乎体制。到了嘉靖初年，张永嘉以首辅身份多次兼领南北郊的工程；李任邱任首辅时，夏贵溪任次辅，二人审理刑部囚犯；隆庆年间高新郑也接着这样做。虽然这是肆意兼管各种事务，实际上却是自己贬低宰相职位的威严。【辅臣掌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就是汉代的御史大夫，号称亚相；如今是掌管风纪的重要大臣，负责纠察百官，从来没有由内阁大臣兼任的。本朝只有嘉靖六年丁亥的张永嘉、隆庆四年庚午的赵内江二人。张永嘉最初因议大礼而骤然显贵，又制造大狱以讨好郭勋，于是以侍郎、学士的身份兼掌西台，把三法司官员中的刑部尚书颜颐寿等人以及原先审理此案的山西巡按御史马录等下狱，全部推翻张寅、李福达一案。案件结案后，被戍边、斥退的有一百多人。张永嘉因此凭借功劳升任兼文渊阁大学士，随后又晋升尚书，仍然掌管都察院事务；第二年晋升宫保，才回到内阁。赵内江是因为高新郑占据吏部，想不按时令考察科道官员，怕遭人议论，才让赵内江掌管都察院，与自己共事。然而举行考核大典时，赵内江多有抵触违拗之处，考察结束还不到一个月，高新郑就指使门生、吏科都给事中韩楫弹劾他，说他庸碌而专横。赵内江在申辩的奏疏中直接揭露了他的阴谋，说：“专横不是庸臣所能做到的。我只是庸臣罢了；像徐阶才可以说是专横，而且还有韩楫作为他的心腹羽翼，将来会无法控制。”他的言辞十分有条理，但最终还是斗不过对方而离职。两位大臣共同掌管都察院，虽然各自有各自的根由，但总的说来并不合乎制度。

译张寅就是妖贼李福达，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著文辨析此事的人也很多。后来蔡伯贯□在蜀地被擒获，他的供词中把这件事记载得很详细。虽然张永嘉出于一时的私见，又取得皇帝的命令，刻印《钦明大狱录》来箝制天下人的言论，但是非终究不可能被抹灭，李福达的孙子后来仍因谋反被诛杀。庚午年高新郑、赵内江共事时，被斥退贬谪的台省官员，如魏时亮、陈瓒等数人，后来都先后复出，升到八座，成为人们所称的名臣。这样看来，内阁大臣兼掌都察院，也并不足以成为尊贵的凭据。【宰相出山】成化以后，曾四次入阁的宰相，只有嘉靖年间的张永嘉、夏贵溪二人。张永嘉最后一次起用，做到金华就因病归乡，不久便去世。夏贵溪最后一次起用时，已经由少师降为尚书，刚离开京城，便遭受极刑。三次入阁的是费铅山，他最后任首辅只有两个月，便突然患病去世。这些人都极其不顺利。两次入阁的人，成化年间有李南阳，丁忧时被夺情起复，那年便去世；商淳安因直言进谏离开职位；正德年间杨新都再次入阁，到了嘉靖初年，杨新都因议礼离职，不久被削去名籍；杨丹徒第二次入阁，因受贿罢职离去，不久被削籍；翟诸城第二次入阁，因两个儿子中式而被弹劾削籍；桂安仁第二次入阁，随即患病，退休后去世；隆庆初年高新郑第二次入阁，当今皇帝即位后，被中旨驱逐；万历年间王山阴第二次入阁，因争论册立太子而自行免职。没有一个人能够善终离任。至于嘉靖初年，从田间起用谢余姚，谢氏在乡间隐居二十二年，负有天下的重望，到任仅仅五个月，便郁郁不得志而归。他第一次离开时以少傅身份任次辅，再次出仕时仍然位在杨文襄之下，官职也没有增加。这又算是多出仕了一次。近年王太仓在甲午年以首辅身份获准辞职，丁未年再次被召回主持国政，坚决卧居不起达五年，最终直到去世也没有出仕。然而攻击纷纷而来，连哭儿哭孙的事情也有，尤其使他受到困扰，没有一天安宁。这又算是多被召用了一次。盛极难以长久安居，得意之后不能再次前往。确实如此吗？【发馈遗】古人不接受别人连夜送来的馈赠，只是因为对自身操守要求严格罢了。没有听说过把别人送来的馈赠揭发出来，作为自己的功名资本。嘉靖年间，张永嘉相公曾揭发徐崦西少宰在饭后送来的馈赠；我只见到隆庆年间，今大中丞三原温一斋（纯）任给事中时，揭发原任两广总督刘焘送来的二十四金馈赠。当时刘焘已经起任右都御史，提督神枢营，并奉旨以原官致仕。所以，南太宰诸城邱月林（橓）任给事中时，揭发湖广巡抚都御史方廉送来的五金馈赠；方廉当时已罢官归乡。今上乙巳年，中丞褚爱所（鈇）任总漕时，揭发荆州知府倪栋送来的二十金馈赠；倪栋已经罢官归乡。四位揭发者都是清廉自守、著名有才德的人，但议论者仍认为他们做得过于苛刻。近年，户科都给事中李苍门（应策）揭发祥符知县王兴送来的二十金馈赠，王兴受到重罚，李应策却奉皇帝温和的诏旨得到褒奖；王兴后来又逐渐振作起来，如今任郎署官员；李应策历任官职做到左通政，在乙巳年的京察中因浮躁被降级，直到现在还没有复出。士君子立身处世，只要对得起“四知”，也就够了。至于平常的人情交往，馈赠还有不止这些；如果只是为了博取一时的名声，阻碍别人升迁，从天理来衡量，或许也未必心安。徐缙因为是陆粲的座主，被张永嘉诬陷，死后才得到昭雪。刘焘凭借边功著名，后来也再次出仕。唯独方廉和倪栋从此没有再振作起来。倪栋任南京驾部郎时，处理马快船 一事，为百世留下了利益。王弇州称他为有才干的婿婿名臣，确实不是虚言。前些年丙午、丁未之间，他再次上疏陈述政事，议论者又攻击他，说他属于浙党，只因为朱金庭相公是他的同乡。【两张文忠】嘉靖初年的张永嘉、当今皇帝初年的张江陵，都是举世罕见的奇才。然而张永嘉阴险，张江陵暴烈，都果断地任意行事；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用各种手段排挤。他们所倚重的心腹，也都不是正直的人，所以不能称为纯正之臣。张永嘉刚开始起用时，倚靠桂文襄作为先导；没过多久，他自认为才智过人，又取得皇帝的知遇，与桂文襄的裂痕日益加深，于是任用同僚霍文敏作为爪牙。比如杨遂庵（一清）和陆贞山给事（粲） 谋划驱逐张永嘉，已经得到诏旨让他离职；如果不是霍文敏出面代为申辩，张永嘉就危险了。后来杨遂庵被罢职，陆贞山被贬，张永嘉的势力已经稳固；等到霍文敏也离开后，他才开始把心腹寄托在汪荣和身上，于是宰相的事业一天天卑劣下去了。汪荣和阴险狠毒、贪婪狡诈，是士人所不齿的，不是桂文襄、霍文敏所能相比的。比如诱使彭泽、薛侃来陷害夏贵溪，并且专门上疏弹劾夏贵溪。夏贵溪既然获得昭雪，又向夏言哀求，说那道奏疏是永嘉所出，并非他的本意。至于永嘉倾陷徐崦西（徐缙）这件事，全是汪一人极力主张的；其他如杖责、贬谪言官，排斥驱逐正直之人，也必定奋臂争先。永嘉从庚寅年执掌国政，汪就在这一年任总宪，又过了三年任太宰，和永嘉始终共事了七年；张居正离去后，汪也被驱逐了。江陵刚掌权时，也意气勃发、任事自负；丙子年以前，他所作的安排都很值得称道。自从被刘念台纠劾以后，他渐渐任用王阳城、王夷陵等人入幕，王阳城掌管铨选部门的黜陟，王夷陵以少宰身份充当鹰犬。等到夺情等事情发生后，他的防线就全被冲破了。王夷陵的残忍狠毒，虽然不及汪荣和，但卑鄙谄媚却超过了他。至于纠合台垣官员，为他彼此争斗，动不动就借助弹劾的奏章，铲除异己，这又是永嘉不肯做的事。永嘉借李福达一案同翼国公郭勋结交欢好，这件事最为得罪名教。至于江陵厚待成国公朱希忠兄弟，只是把他们当作门客豢养，利用他们馈送财物以同宫中权贵交通罢了，并不像永嘉那样谄媚依附翼国公以讨好皇上。永嘉第二次任宰相时，昭圣皇太后多次向皇上提起他，说今天能够同皇上成为母子，全靠张少傅的力量，于是召张居正入宫。江陵所受的特殊宠爱尤其超过永嘉；但当今皇上年幼，慈圣皇太后每天都把“张先生亲自接受遗命，是社稷之臣”这些话反复提醒皇上，因此宠爱 得以终其一生。唉！掌握国政的人，如果不借助宫中势力，又怎么能够长久独揽大权呢！永嘉阴险嫉妒，不止一个方面；但倾陷吏部左侍郎徐缙这件事，尤其令人痛恨。徐缙号崦西，是吴地人；他的门生陆贞山也是吴地人，他们都厚待杨邃庵，而皇上对徐缙的宠信很深，正准备重用他。永嘉害怕徐缙接续杨邃庵的势力，对自己不利；陆贞山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送上后，他更加疑忌怨恨徐缙。恰好有个监生詹棨，憎恨徐缙，于是揭发他的私事，众人都认为詹棨做得不正。

译永嘉却忽然参劾徐缙，说徐缙夜里用刺客投入的方式送来礼物，并开列出黄精、白蜡等珍奇物品；等到查问送礼的人时，那些人连同贿赂物品都逃走了。皇上相信了这件事，把它交给都察院办理。当时汪荣和掌管都察院，按照永嘉所说的情况，便想坐实徐缙的罪名，拟具复奏弹劾徐缙，使他陷入死刑。拟具复奏弹劾徐缙，使他陷入死刑。幸亏史鹿野（史道）任佥都御史时竭力争辩，说这件事关系暧昧，不能凭空定罪。汪荣和大怒，把史道的话一并上奏。皇上这才醒悟，徐缙获准闲住离职；而史道最终援引诬告罪律，反过来判处詹棨的罪，张居正、汪荣和也无法救他。原来徐少宰在昏夜中馈送的那些礼物，都是众人伪造的，真像一出戏剧，似乎狡猾其实愚蠢，足以引人一笑。这也是江陵所不屑于做的事。江陵在《世宗实录》中极力推许永嘉，因为认为两人的才干手段相似，所以内心仰慕他，并托付他人加以赞叹。弇州说两位公的事业，实际相差不远，而永嘉的品行已经“丝素”了；这话本来并没有错。但马西元（马汝骥）撰写吕仲木（吕柟）行状时说：“永嘉在乡里横暴，侵占他人的田宅不计其数。死后，浙江御史想为他辩白，霍文敏替他的家人保全性命。当时仲木任南京礼部侍郎，和霍文敏同僚，于是写信给霍文敏，责备他偏袒私党、帮助奸人。”如此等等。这样看来，弇州所说的情况，也未必是真的。史书又称，孚敬把废弃的寺院改建为敬一亭、宝纶楼，凡是兴建工程，必定役使民夫；被巡按御史周汝员裁减抑制后，孚敬便揭发周汝员。皇上下令让浙江、福建会同查勘，可见孚敬在乡里的违法行为是确实存在的。有人说汪鋐曾会同营救徐缙，这是误信了他同乡人的说法，实际并不是这样。●卷八 ○内阁 【二相诗词】严分宜早年担任史官时，就以生病为由辞职回乡，躺居多年，读书作诗；他的诗集名为《钤山堂稿》。诗作都清新爽利，写的是钱、刘一派的声调，五言诗尤其出色，大概属于李长沙一类，只是古乐府比不上他。夏贵溪也能作诗，不过不太合乎诗歌正格，只是特别擅长新声；他所著有《白鸥园词稿》，风格豪迈俊爽，具有辛幼安、刘改之的风韵。他谋划收复河套时所作的“渔家傲”词，也是其中一首。两位公本来都是风流儒雅的宰相，不是伏猎、弄獐那类人，只是晚年狂妄荒谬而招致失败罢了。夏贵溪的夫人苏氏，也擅长作诗词，更是一位作家。【宰相审理狱案的开始】审虑囚犯虽然是大事，但本来专门由刑部、大理寺负责。朝审由冢宰主持，热审由宦官主持，已经属于越权。至于宰相不参与审决狱案，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有洪熙元年，曾命内阁学士会同公、侯、伯以及府、部堂上官审理重囚，到成化初年才停止。当时李文达执掌国政，他维护宰相体制的地方很多。后来到嘉靖十五年冬，皇上特意命少傅大学士李时、夏言会同武定侯郭勋，审理刑部的重囚，释放应当处死的人，共六十八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太过宽纵。然而这次举措是因为更改献皇庙号，以及恭敬地奉上章圣太后徽号，大赦天下。当时赦书中还没有实行，就已有刑部上奏，请求敕令大臣会同司法部门审查并体恤囚犯。因而特意派遣并赐给敕书办理此事，本来只是当时一次宽大的恩典。等到事情办完以后，三位大臣又请求推广到天下，依照京师的做法一体审查并体恤囚犯，皇上同意了他们的建议。这件事发生在闰十二月，弇州错误地记作这一年三月的热审，因而把它作为没有派遣内臣的证据，失实得很！此后只有隆庆四年，兼掌吏部的大学士高拱，擅自按照自己的意图请求主持朝审，显然只是为了王金一案，借此陷害徐华亭。这既不是旧例，也不是皇上的本意要把此事交给他。【禁苑用舆】嘉靖年间，在内廷供职、奉行玄修的宰臣严分宜，因为年老体衰获赐腰舆，到了八十岁又获赐肩舆，这是古今罕见的典制。他的同事中恩宠稍低的夏文愍、翟文懿二人，都获赐乘马；两人因为私自使用腰舆，被皇上听闻后认为僭越，心中记恨他们。夏文愍遭祸、翟文懿被逐，祸根已经由此埋下了。两位公的放肆自不必说。但如今西内宫址前还竖立着两块石碑，刻着“宫眷人等，到此下马”，可见当时在御前的妇女、宦官之类，也都不是徒步行走的。又有受皇帝恩宠的宦官，有获赐在内府骑马的；最为尊贵的，据说可以在内府坐凳杌，这种器具形制像腰舆而稍小，由人直接抬到乾清宫，至今仍是这样。为什么执掌国政的首臣，扶持侍奉离宫，又不是朝廷正殿可比，反而不能和妇女、宦官相等呢？先前和夏贵溪一同当值的，有武定侯郭勋等人，也获赐乘马。后来徐华亭、郭安阳、严常熟、李兴化、董吴兴、袁慈溪诸公，都没有听说谁得到腰舆，更不用说肩舆了。至于成国朱氏兄弟、咸宁侯仇鸾、驸马崔元、锦衣卫指挥陆炳之流，都是位居右列、佩戴冠帽的武臣，即使同在值庐，也更加不敢奢望了！【金书诰命】如今的制度，只有册封诸王、册立妃嫔，才用金铸成册；发给功臣铁券时，文字才用金填写。至于告身，即使贵至上公，也不过用墨书写罢了。今上初年，刑部尚书王之诰因为先前任职时有边功，晋升为太子太保，并封赠四代，于是贿赂主管此事的人，得到金书诰命。后来被言官纠劾，皇上下令改正，却宽宥了他的罪过。王之诰是江陵子女的姻亲，但他抗直不肯依附，并且常常进呈逆耳之言，因此受到世人尊重。只是让人怀疑，他不应当奢侈僭越到这种地步。后来才知道，这件事也是有先例可循的。世宗朝夏文愍（ 夏言）凭一品官的身份获得诰命，于是创制了金书。当时夏贵溪的宠幸冠绝群臣，而且掌管诰敕的官员都是他的属吏，只听从他的指使；台省官员也慑于他的气焰，没有人敢纠正。这一件事就足以说明他的骄横放肆已经到了极点。况且皇上正沉迷玄修，无暇察看政务。大概是胆子很大，却相应缺少器量和才具，而且这也是他招来大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