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卷九下宋仁宗六
陛下以至公而财择焉。』通判并州司马光上疏曰：『储贰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则众心未安也。伏望遴选宗室之中聪明刚正、孝友仁慈者，使摄居储贰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亦足以镇安天下之心。』时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诸路亦奏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赈救之。己卯，诏群臣实封言时政缺失。
译陛下以公正之心来裁断选择。』并州通判司马光上疏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根本没有确定，众人的心就无法安定。恳请从宗室中挑选聪明刚正、孝顺友爱仁慈的人，让他暂居太子的位置，以等待皇嗣降生，（届时）退居藩王之位，也足以安定天下人心。』当时京城从五月开始大雨不停，洪水漫过安上门关，冲毁官私房屋数万间。各路也奏报江河决堤泛滥，河北地区尤其严重，百姓大多流离失所。命令各地进行赈济救援。己卯日，下诏让群臣密封奏章陈述时政的缺失。
秋七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曰：『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副未立，此久缺之典也。近闻臣寮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陛下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体者因以为异事，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伏望陛下出于圣断，择宗室之贤者，依古礼文且以为子，未用立为储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贤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始初论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外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知制诰吴奎言：『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续未立，今之灾沴，乃天地祖宗感发圣意。在礼，太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以昭穆言之，则太祖、太宗之曾孙；以近亲言之，则太宗之曾孙。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俟有皇子，则退所为后者，颇优春礼数。愿陛下勿听邪说，以误大事。』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亦言：『商、周之盛，并建同姓。两汉皇子，多封大国。有唐宗室出为刺史，国朝二宗相继尹京。愿择宗子之贤者，使得问安侍膳于宫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为夹辅之势。』己丑，出内藏库绢二十万疋、银十万两赈贷河北水灾州军。是月，有彗出紫微垣，历七星。其色白，光丈余。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司马光又上疏曰：『切以为国家者，政有大小，事有缓急。当今事大而急者，在于根本未建，众心危疑。不以此时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储副之位，内以辅卫圣躬，外以填安百姓，万一有出于意外之事，可不过为之防哉?』癸丑，复知制诰冯拯为刑部郎中、知江宁府，江南东路转运使唐介为户部员外郎。时殿中侍御史吴中复乞召拯、介还朝，宰臣文彦博因言：『介须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所奏召用之。』故是有命。是日，知谏院范镇言：『近日以来，彗出东方，天意若告陛下将有急兵至，不可晏然复如前日也。陛下以臣言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与大臣速定大议，以臣言为不然，乞加臣万死之罪。』乙卯，镇又言：『臣前六奏宗庙社稷大计，四奏进入，两奏奉圣旨送中书。臣两至中书，而中书递相设辞以拒臣，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为之也。今星变主急兵，万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领顾不保，其为身计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变而死陛下之职，与其死于乱兵，不犹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庚申，知谏院范镇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镇固辞不受。癸亥，枢密使狄青罢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陈州。三司使、工部尚书韩琦为枢密使。知益州张方平为三司使。自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调发。方平还自益州，奏免横赋四十万贯疋，及减兴、嘉、邛州铸钱十余万，蜀人便之。始方平主计京师，有三年粮，而马粟倍之。至是马粟仅足一岁，而粮亦减半，方平遂画漕运十四策。宰相富弼读方平奏上前，昼漏尽十刻，上太息称善。弼曰：『此国计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启施行。退谓方平曰：『自庆历以来，公论食货详矣。朝廷每有所损益，必以公奏议为本。』其后未期年，而京师有五年之蓄。翰林学士胡宿知审刑院，详议官缺，判院者当择人，荐于上，宿与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监税河北，以水灾亏课。同列议曰：『亏课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宿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上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详议官。同列退，诮宿曰：『详议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缘是不得，奈何?』宿曰：『彼得与不得，一详议官尔，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诚事主，今白首矣，不忍毫发欺君，以丧平生节。为之开陈，听主上自择尔。』同列惊曰：『某从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范镇言：『伏见国家自废祖宗旧乐用新乐以来，及今四五年，日食星变，冬雷秋电，大雨不时，寒暑不
译秋季七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说：“陛下在位三十多年，而太子尚未确立，这是长期缺失的礼制。近来听说臣僚大多以此事进言，大臣也曾提出建议，陛下圣意长久未能决断，而庸臣愚士那些只知小忠而不知大体的人，因此将其视为异事，于是产生猜疑的议论，这是极不深思的表现。希望陛下出于圣明决断，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依照古礼暂且收为养子，不必立即立为太子。这样既可以慢慢考察其贤与不贤，也可以等待皇子出生。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身于行伍，于是掌管枢密院，起初议论的人认为不可，现在三四年间，外面虽然没有见过过失，但不幸有得到军心的名声。况且武臣掌管国家机密而又得到军心，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请求暂且罢免狄青的枢密职务，任命他管理一个州，既保全了他，也为国家消除未萌发的祸患。”知制诰吴奎说：“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继承人尚未确立，现在的灾异，是天地祖宗感动启发圣意。按礼制，太宗没有子嗣，就选择支子中贤能的人；从昭穆次序来说，是太祖、太宗的曾孙；从亲近关系来说，是太宗的曾孙。陛下应当确立，用来维系天下人心。等到有了皇子，就退居为后位的人，给予优厚的礼数。希望陛下不要听信邪说，以误大事。”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也说：“商、周的兴盛，都建立同姓诸侯。两汉的皇子，多封大国。唐朝宗室出任刺史，本朝两位宗室相继担任京兆尹。希望选择宗子中贤能的人，让他能在宫中问安侍奉膳食，以消除奸邪的萌芽。或者担任京兆尹、管理郡县，形成辅佐之势。”己丑日，拿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赈济借贷河北水灾的州军。这个月，有彗星出现在紫微垣，经过七星。颜色白色，光芒一丈多。
八月庚戌初一，发生日食。司马光又上疏说：“我认为国家政事有大小，事情有缓急。当今大事且紧急的，在于根本未建，众心危惧怀疑。不趁此时早选宗室中贤能的人，让他代理太子之位，对内辅佐保卫圣上，对外安定百姓，万一有出乎意料的事情，难道不可以预先防备吗？”癸丑日，恢复知制诰冯拯为刑部郎中、江宁府知府，江南东路转运使唐介为户部员外朗。当时殿中侍御史吴中复请求召冯拯、唐介回朝，宰相文彦博于是说：“唐介必须做御史。他议论臣下的事多切中臣下的毛病，其中虽有传闻的错误，但当时责备得太深。请求按照吴中复的奏请召用他。”所以有此任命。这天，知谏院范镇说：“近日以来，彗星出现在东方，天意好像告诉陛下将有紧急的兵灾到来，不能安然像从前那样了。陛下认为臣的话对，请求用臣以前所上的奏章与大臣迅速决定大计，认为臣的话不对，请求加臣万死之罪。”乙卯日，范镇又说：“臣以前六次上奏宗庙社稷的大计，四次奏章进入，两次奏章奉圣旨送到中书省。臣两次到中书省，而中书省互相找借口拒绝臣，这是陛下想为宗庙社稷谋划，而大臣不想为之。现在星变预示紧急兵灾，万一兵起，大臣家族性命尚且不能保全，他们为自己考虑也太疏远了。即使事情有变故而死，也是尽到陛下的职责，与其死于乱兵，不是更好吗？请求陛下把臣这奏章给大臣看，让他们自己选择死的地方。”庚申日，知谏院范镇任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坚决推辞不接受。癸亥日，枢密使狄青罢免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陈州事务。三司使、工部尚书韩琦任枢密使。知益州张方平任三司使。自从西部边境用兵，西蜀多有调发。张方平从益州回来，奏请免除横征暴敛四十万贯匹，以及减少兴、嘉、邛州铸钱十余万，四川人觉得便利。起初张方平主管京城财政，有三年粮食，而马料加倍。到现在马料仅够一年，而粮食也减半，张方平于是谋划漕运十四策。宰相富弼把张方平的奏章读给皇上听，白天漏刻过了十刻，皇上叹息称好。富弼说：“这是国家财政的根本，不是普通的奏章。”全部按照所奏施行。退朝后对张方平说：“自从庆历年以来，公众议论食货很详细了。朝廷每次有所增减，一定以您的奏议为本。”后来不到一年，而京城有五年积蓄。翰林学士胡宿知审刑院，详议官员空缺，判院的人应当选择人，推荐给皇上，胡宿与同僚得到两人，一人是监税河北，因水灾亏欠课税。同僚议论说：“亏欠课税是小过失，不足以告诉皇上以连累人才。”胡宿不同意，到皇上面前，全部禀告，并且说：“此人有小过失，才华值得爱惜。”皇上说：“果然得到人才，小过失何须顾虑？”于是任命为详议官。同僚退下，讥讽胡宿说：“详议想要得人，您固然想告诉皇上，因此得不到，怎么办？”胡宿说：“得到与得不到，只是一个详议官罢了，这本来也有命运。胡宿以诚心侍奉君主，现在头发白了，不忍心丝毫欺骗君主，以丧失平生节操。为他开陈，听任君主自己选择罢了。”同僚惊讶说：“我跟随您很久，竟然不知道您存心如此。”范镇说：“臣见国家自从废除祖宗旧乐使用新乐以来，到现在四五年，日食星变，冬雷秋电，大
节，不和之气，莫甚此者。使乐无所感动则已，乐而有所感动，则众异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风，宫架【■车垂】坏。元日大朝会，乐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为陛下不应变祖宗旧乐而轻用新乐也。自初议乐时，臣屡论新乐非是，其间书一通，最为详悉。今再具进呈，乞下执政大臣参详臣书，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旧乐，以俟异时别加制作。』丁丑，诏太常恭谢用旧乐。
译节，不和之气，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音乐不能感动人心也就罢了，既然音乐能感动人心，那么各种怪异现象的降临，未必不是由此引起的。去年十二月最后一天，大雨雪，刮大风，宫廷乐架【■车垂】损坏。元旦大朝会，音乐响起时陛下就病发了。臣担心天意认为陛下不应改变祖宗的旧乐而轻易使用新乐。自从最初商议乐制时，臣多次论述新乐不对，其中有一篇奏疏，最为详尽。现在再次详细呈上，请求下达给执政大臣参考臣的奏疏，如果认为可以采纳，恳请暂且使用祖宗的旧乐，以等待日后另行制作。』丁丑日，下诏太常寺在恭谢仪式中使用旧乐。
九月壬午，司马光又上疏曰：『自古帝王即位则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欲望陛下察臣区区之心，断而行之，使远近焕然，无复忧疑，自然神灵悦于上而灾异伏，众庶喜于下而奸宄消。』范镇亦乞因恭谢大礼决定大议。辛卯，恭谢天地于大庆殿。大赦，改元。癸卯，侍御史范师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赵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刘沆进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自庆历后，台谏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又专务抉人阴私莫辩之事以中伤士大夫，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遂举行御史迁次之格，满三岁者与知州。』而抃等又尝乞避范镇，请各补外，沆遽引格出之。师道及抃盖尝攻沆之短。中丞张昪等言沆挟私出御史，请留抃及师道。不报。
冬十月丁卯，出内藏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疋、钱一十万贯下河北市籴军储。先是，提举籴便粮草薛向请罢并边入中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因辇绢四十万疋，当缗钱七十万，又蓄见钱及择上等茶场八，总为缗钱百五十万储之京师，而募商人入钱并边，计其道里远近优增其直，以是偿之，且省辇运之费。唯入中刍豆，计直偿以茶如旧。
十一月，判大名府贾昌朝为枢密使。翰林学士欧阳修言：『昌朝禀性回邪，执心倾险，颇知经术，能缘饰奸言，善为阴谋，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众，皆乐为其用。臣愿速罢昌朝，还其旧任，则天下幸甚!』范镇入对垂拱殿[1]，言：『臣前后上章凡十九次，切虑留中，大臣不尽得见。今录进呈，乞付中书、枢密大臣同共参详。』镇待罪几百日，须发为白，至泣以请。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镇由是卒辞言职。朝廷不能夺也。己丑，范镇复为起居舍人，充集贤殿修撰。
十二月壬子，平章事刘沆罢知应天府。范师道、赵抃既出，御史中丞张昪言：『天子耳目之官，进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又请与其属俱出。吴中复指沆治温成丧，天下谓之『刘弯』。俗谓鬻棺者为『弯』。则沆素行可知。昪等益论辩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胜，乃自请以本官兼一学士守南京，故有是命。昪弹劾无所避，上谓昪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曰：『臣朴学愚忠，仰托睿圣，是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禄养交者多，而赤心谋国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上为之感动。权知开封府曾公尧为给事中、参知政事，知江宁府包拯为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拯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贵岁【杰按：岁，应为戚之误。】宦官为之敛手。旧制，凡讼诉，府吏坐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拯开正门，径使至庭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乙卯，天章阁侍讲胡瑗管勾太学。瑗既为学官，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容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于是瑗擢经筵，治太学犹如故。
丁酉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然文体自是亦少变。
吕中曰：唐之文体至韩愈而古，本朝之文至欧阳子而古，谓欧阳子今之韩愈，非溢美矣。然唐文三变，非唐之文变也，乃韩、柳自变于下也，故当时惟韩、柳之徒与之俱变，而天下之文体不为之变，以其变之之权不出于上也。我朝承五季之乱，盖风俗文章屡变之下流，而人心学术一新之都会也。自我太祖、太宗留意文治，而真宗复戎厉词臣之浮靡，仁宗复进好古笃行之士以矫文弊，是其斡旋天下之大势，韩【杰按：韩字疑。】移风俗之要权，益自上始。则文体之变虽在于嘉祐之时，实萌于天圣之初矣。
二月，太子太师致仕杜衍卒。自作遗疏，其略曰：『无以少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嗣，以安人心。』
三月丁亥，赐进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
译九月壬午日，司马光再次上疏说：“自古以来，帝王即位就确立太子，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希望陛下体察臣子微薄的忠心，决断并施行此事，使远近之人耳目一新，不再担忧疑虑，自然神灵在上喜悦而灾异消伏，百姓在下欢喜而奸邪之人消退。”范镇也请求趁着恭谢大礼的机会决定立储的大议。辛卯日，在大庆殿恭谢天地。大赦天下，改换年号。癸卯日，侍御史范师道出任常州知州，殿中侍御史赵抃出任睦州知州。在此之前，宰相刘沆凭借不正当的手段晋升，深深痛恨议论朝政的官员，于是进言说：“自从庆历年间以后，台谏官员掌权，朝廷命令发出，事情无论恰当与否，全都加以议论，一定要争胜才罢休。又专门致力于揭发别人隐秘难辩的事情来中伤士大夫，执政大臣畏惧他们的言论，提拔他们尤其迅速，于是推行御史升迁的定例，任职满三年的授予知州。”而赵抃等人又曾请求回避范镇，请求各自外放任职，刘沆立刻引用定例将他们外放。范师道和赵抃曾经攻击刘沆的短处。御史中丞张昪等人进言刘沆挟私外放御史，请求留下赵抃和范师道。皇帝没有答复。
冬十月丁卯日，从内藏库取出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铜钱十万贯，运往河北购买军需储备。在此之前，提举籴便粮草的薛向请求停止边境地区商人入粟换官的做法，从京城运送钱帛到河北，专门用现钱平价收购粮食。当时杨察担任三司使，请求采用他的建议，于是运送绢四十万匹，折合铜钱七十万缗，又储备现钱以及挑选上等茶场八处，总共折合铜钱一百五十万缗储存在京城，然后招募商人向边境缴纳钱款，根据路途远近优厚增加他们的报酬，以此来偿还，并且节省运输的费用。只有缴纳刍豆的，按照旧例计算价值用茶偿还。
十一月，判大名府贾昌朝担任枢密使。翰林学士欧阳修进言说：“贾昌朝本性奸邪，内心倾险，虽然颇懂经术，能够粉饰奸诈的言论，擅长阴谋，用来陷害贤良之士。依附他的小人众多，都乐于为他所用。臣希望迅速罢免贾昌朝，让他回到原来的职位，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范镇在垂拱殿入对，进言说：“臣前后上章共十九次，深切担心奏章被扣留在宫中，大臣们不能全部看到。现在抄录呈上，请求交付中书、枢密院的大臣共同参详。”范镇待罪几百天，须发都变白了，甚至哭着请求。皇帝也流泪说：“朕知道你的话是对的，应当再等两三年。”范镇因此最终辞去言官职务。朝廷不能强行改变他的意愿。己丑日，范镇再次担任起居舍人，充任集贤殿修撰。
十二月壬子日，平章事刘沆被罢免，出任应天府知州。范师道、赵抃被外放后，御史中丞张昪进言说：“天子耳目之官，进退任用，必须由陛下决定，怎么能因为宰相发怒就斥退他们？”又请求让刘沆与其属官一起外放。吴中复指出刘沆处理温成皇后丧事，天下人称他为“刘弯”。俗话称卖棺材的人为“弯”。那么刘沆平素的品行就可以知道了。张昪等人更加不停地论辩，共上奏十七章。刘沆知道无法取胜，于是自己请求以本官兼任一学士守南京，所以有了这道命令。张昪弹劾无所回避，皇帝对张昪说：“你孤身一人却能这样。”张昪说：“臣质朴愚忠，仰赖圣明的陛下，这就不是孤身一人。现在陛下的臣子中，持禄养交的人多，而赤心谋国的人少，陛下似乎才是孤立的。”皇帝为此感动。权知开封府曾公尧担任给事中、参知政事，知江宁府包拯担任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包拯在朝廷刚正严厉，听到的人都很畏惧他，权贵和宦官都因此收敛手脚。旧制，凡是诉讼，府吏坐在门口先收取状纸，称为“牌司”，包拯打开正门，直接让当事人到庭陈述是非曲直，吏民不敢欺骗。乙卯日，天章阁侍讲胡瑗管理太学。胡瑗担任学官后，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太学容纳不下，就借用旁边的官舍容纳他们。礼部录取的进士中，胡瑗的弟子常常占四五成，于是胡瑗被提拔到经筵，治理太学依然如故。
丁酉日，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在此之前，进士们日益习惯于追求奇特怪僻的文风，钩章棘句，逐渐失去了浑厚淳朴的风格。欧阳修深恶痛绝，于是大力加以裁抑。当时被推崇赞誉的人都不在录取之列，浮躁浅薄的士人等候欧阳修早上朝见，聚集在一起诋毁斥责他，然而文体从此也稍有改变。
吕中说：唐朝的文体到韩愈而变得古朴，本朝的文章到欧阳修而变得古朴，说欧阳修是今天的韩愈，并非过誉。然而唐朝文风三次变化，不是唐朝的文风变了，而是韩愈、柳宗元自己在下层改变了，所以当时只有韩愈、柳宗元的门徒跟着他们一起改变，而天下的文体并没有因此改变，因为改变文体的权力不出自上层。我朝承继五代战乱之后，风俗文章屡变于下流，而人心学术是新气象的汇聚之地。自从太祖、太宗留意文治，而真宗又严厉批评词臣的浮靡，仁宗又进用好古笃行的士人来矫正文弊，这是扭转天下大势、转移风俗的关键权力，更加出自上层。那么文体的变化虽然在嘉祐年间，实际上萌芽于天圣初年。
二月，太子太师致仕杜衍去世。他亲自撰写遗疏，大意说：“不要因为稍微安定就忽视边防，不要因为已经富裕就轻视财用。应当尽早确立储君，以安定人心。”
三月丁亥日，赐予进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
十六人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始皆不落。已丑，赐诸科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庚子，陈州言护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谥武襄。青为人谨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师行，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塞【杰按：塞，寒之误。】饥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与将佐。始与孙沔破贼，谋一出青。贼已平，经制余事，悉以诿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为人，自以为莫及也。
译十六人一同出身。这一年，进士和参加殿试的人开始都不落第。已丑日，赐予诸科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庚子日，陈州报告护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去世。谥号武襄。狄青为人谨慎严密、少言寡语，他谋划事情，必定审察中肯、抓住时机后才行动。军队行进时，先整顿部队行列，明确赏罚，与士兵共同承受寒饥劳苦，即使敌人突然侵犯，也没有一个士兵敢落后或争先。所以他出征常常有功。他喜欢将功劳推让给将领和佐官。起初与孙沔一起击败贼寇，谋略全出自狄青。贼寇已被平定，经制剩余事务，全都委托给孙沔，自己退居幕后，好像不在意一样。孙沔起初佩服他的勇猛，后来又佩服他的为人，自认为比不上他。
夏四月丙寅，雄州言北界、幽州地大震。司天监言：『据《崇天历》，己亥年日当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为闰以避之。』诏不许。
五月庚辰，并代钤辖、管勾麟府军府军事郭恩与夏人战于断道坞[2]，死之。己亥，诏：『审官、三班院文武官旧皆自投文字乞磨勘转官，有妨廉节。自今更不许自陈。其任西川、广南官岁满前五月，余路前两月，令本院预举行之。』
秋七月辛卯，令翰林承旨孙抃、中丞张昪磨勘转运使及提点刑狱课绩，以岁满所上功状分殿最，为上、中、下三等，用唐考功四书之法以稽行实。癸亥，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王彰、材识兼茂明于体用夏噩。彰所对不入等，噩入第四等。
八月丁卯，置天下广惠仓。初，枢密使韩琦请罢鬻诸路户绝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输之课给在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既建仓，乃诏逐路提点刑狱司专领之。戊辰，知谏院陈旭言：『比日内降营求恩赏者甚多，请令中书、枢密院推勘，以正干请之罪。』从之。仍榜御史台、阁门。
冬十二月，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上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戊申，诏：『自今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进士增试时务策三条，诸科增试大义十条。又别置明经科。旧置说书举，今罢之。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于州，州长贰复审察得失，然后上本道使者类试。已保任而后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若省试而文纰缪，坐元考官。』
戊戌嘉祐三年春二月乙巳，太常博士吴及改右正言。及复上疏曰：『同姓者，国家之屏翰；储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根本未立，四方无所系心。请择宗室子以备储副，陛下他日有嫡嗣则厚加恩礼，俾令归邸，于理无嫌，于义为顺。』
三月辛未朔，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侍读学士。修言：『侍读最为清近，祖宗时不过一两人。今与经筵者十四人而侍读十人，外议皆云「经筵无坐处矣。」欲乞罢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选之清职，遂同列授之冗员。』诏不许。修固辞不拜。修又言：『切以学士、待制号为侍从之臣，所以承宴间，备顾问，以论思献纳为职。自祖宗以来，尤所精择。其后员数渐多。往时学士、待制至六七十员，近年稍吝除拜，今犹及四十余员。欲乞检详前史及国朝故事，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并各立员数，苟无其人，虚位以待。』己卯，起居舍人范镇知制诰。镇自罢言职，每因事，未尝不以储嗣为言，冀上心感动。及知制诰正谢，又面论之曰：『陛下许臣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
夏四月乙丑，罢修睦亲宅祖宗神御殿。
五月壬申，管勾国子监吴中复请自今遇科场补试监生，以四百五十人为额。从之。寻又增一百五十人。初，盐铁副使郭申锡受诏行河，与河北都转运使李参论议不相中，讼参遣小吏黄守忠赍河图属宰相文彦博。御史张伯玉亦奏参朋邪结托有状。乃诏推劾，而申锡、伯玉皆不实。伯玉以风闻免劾。乙酉，诏曰：『朕常患民之好事，而风俗渐靡于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义而导之于善，则何以哉?申锡与参相决河，议论之异，遂成私忿，以至兴狱，置对逾旬。参验所陈，一无实者。士人之行，乃至是乎!使吾细民，何所视效?其降申锡知徐州。』寻改知潦州。
六月丙午，平章事文彦博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锡、张伯玉攻彦博虽不胜，彦博亦不自安，数求退。上许之。枢密使、工部尚书韩琦依前官平章事，枢密使贾昌朝罢为景灵宫使，兵部尚书宋庠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枢密副使田况为枢密使，右谏议、中丞张昪为枢密副使。权知开封府包拯为权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执大焉！』上曰：『卿欲谁立?』拯曰：『臣所以乞预建太子
译夏季四月丙寅日，雄州报告说北界、幽州地区发生大地震。司天监上奏说：“根据《崇天历》推算，己亥年正月朔日应当发生日食。请求将戊戌年十二月定为闰月，以避开日食。”皇帝下诏不批准。
五月庚辰日，并代钤辖、管勾麟府军务的郭恩与西夏人在断道坞交战，战死。己亥日，皇帝下诏说：“审官院、三班院的文武官员过去都是自行呈递文书请求考核升迁，这有损廉洁节操。从今以后不再允许自行陈述请求。那些在西川、广南任职的官员，在任期届满前五个月；其他路分的官员，在任期届满前两个月，由本院预先进行考核。”
秋季七月辛卯日，命令翰林承旨孙抃、御史中丞张昪考核转运使及提点刑狱的政绩，根据任期届满时所呈报的功绩评定优劣，分为上、中、下三等，采用唐代考功四书的方法来考察实际品行。癸亥日，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王彰、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夏噩。王彰的回答未入等第，夏噩入第四等。
八月丁卯日，在全国设置广惠仓。起初，枢密使韩琦请求停止出售各路无主田地并招募人承佃，将夏秋两季所缴纳的租税供给城中老幼贫乏无法自存的人。仓库建立后，于是下诏由各路提点刑狱司专门掌管。戊辰日，知谏院陈旭上奏说：“近来通过内降诏书谋求恩赏的人很多，请求命令中书省、枢密院推究查办，以惩处干求请托的罪过。”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并在御史台、阁门张贴榜文公告。
冬季十二月，王洙在迩英阁侍奉皇帝，讲解《周礼》，讲到“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的废兴”时，皇帝说：“古代选拔士人如此，现在大约每四五年才下一次诏书，所以士人有被压抑而不能进用的。”戊申日，下诏说：“从今以后隔年举行贡举，进士、诸科都削减原来名额的一半。进士增加试时务策三条，诸科增加试大义十条。另外单独设置明经科。过去设置的说书举，现在废除。每次秋试，由县令佐考察品行道义并担保推荐上报到州，州长官副职再复审得失，然后上报本道使者进行类试。已经担保推荐后却有品行缺失，则州县都要连坐获罪。如果在省试中文章谬误，则追究原考官的责任。”
戊戌年嘉祐三年春季二月乙巳日，太常博士吴及改任右正言。吴及又上疏说：“同姓宗亲，是国家的屏障；储君副贰，是天下的根本。陛下根本未立，四方百姓无所寄托。请求挑选宗室子弟来准备担任储君副贰，陛下日后有了嫡子就厚加恩礼，让他们回到王府，在情理上没有嫌疑，在道义上顺理成章。”
三月辛未日初一，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任侍读学士。欧阳修上奏说：“侍读一职最为清贵亲近，祖宗时不过一两人。现在参与经筵的有十四人而侍读就有十人，外间议论都说‘经筵没有坐的地方了。’请求罢免臣的这个任命，不要让朝廷遴选的清要职位，最终等同于授予冗员。”皇帝下诏不批准。欧阳修坚决辞谢不接受任命。欧阳修又说：“我认为学士、待制号称侍从之臣，用来承接宴间，备顾问，以论思献纳为职责。自祖宗以来，尤其精心选择。后来员额逐渐增多。过去学士、待制多达六七十员，近年稍加吝惜除授，现在仍有四十余员。请求检阅前史及本朝旧例，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都各自确立员额，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虚位以待。”己卯日，起居舍人范镇任知制诰。范镇自从罢免言官职务后，每当遇到事情，没有不以储君嗣位为言的，希望感动皇帝的心意。等到知制诰正式谢恩时，又当面论述说：“陛下允许臣复职已经三年了，希望早日决定大计。”
夏季四月乙丑日，废除修睦亲宅祖宗神御殿。
五月壬申日，管勾国子监吴中复请求从今以后遇到科场补试监生，以四百五十人为定额。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不久又增加一百五十人。起初，盐铁副使郭申锡受诏巡视黄河，与河北都转运使李参议论不合，控告李参派遣小吏黄守忠携带河图嘱托宰相文彦博。御史张伯玉也上奏李参结党营私有证据。于是下诏推究弹劾，而郭申锡、张伯玉都不属实。张伯玉因风闻免予弹劾。乙酉日，下诏说：“朕常担忧百姓喜好生事，而风俗逐渐趋于轻薄，想有所改革端正。如果不是吾士大夫亲身以义率导并引导向善，那该怎么办呢？郭申锡与李参在决河问题上意见不同，于是结成私怨，以至于兴讼，对质超过十天。李参验证所陈述的内容，一无实据。士人的品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让吾百姓，看效法什么呢？将郭申锡降职为知徐州。”不久改任知濠州。
六月丙午日，平章事文彦博罢相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知河南府。郭申锡、张伯玉攻击文彦博虽然未胜，文彦博也自己感到不安，多次请求退职。皇帝允许了他。枢密使、工部尚书韩琦依旧任平章事，枢密使贾昌朝罢相任景灵宫使，兵部尚书宋庠任枢密使、同平章事，枢密副使任枢密使，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张昪任枢密副使。权知开封府包拯任权御史中丞。包拯上奏说：“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此为忧。万物都有根本，而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未立，祸患就大了！”皇帝说：“你想立谁？”包拯说：“臣之所以请求预先建立太子
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杰按：以上至“拯曰”为衍文。】拯曰：『臣所以乞预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上喜曰：『徐当议之。』拯又言：『近年内臣禄秩权任优崇稍过，凡事更加裁抑。』又言：『朝廷诏令行之未久，即有改易。乞今后处置事宜、申明制度，更加谨重。』又陈教养宗室之法，请条责诸路监司及御史府自举属官，谏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者听，两制得至执政私第。事多施行。壬子，上谓三司使张方平曰：『监御厨内臣宝昭齐等宴日擅杀羊羔，且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枉其生理。尝戒使勿杀，今复杀之，不可不惩也。』特冲替。丁卯，交趾贡异兽二，称贡麟。知庆州杜植奏请回降诏书但云『得所进异兽』，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怀远之意。乃诏止称异兽云。
译这是为了宗庙万世的长远打算罢了。陛下问臣想立谁为太子，这是怀疑臣啊。臣年已七十且没有儿子，并不是谋求身后福报的人。皇上高兴地说：“慢慢再商议这件事。”包拯又进言说：“近年宦官的俸禄、职位和权力过于优厚尊崇，凡事应当更加裁减抑制。”又进言说：“朝廷的诏令颁布不久，就加以更改。请求今后处理事务、申明制度，更加谨慎慎重。”又陈述教养宗室的办法，请求责成各路监司及御史府自行举荐属官，谏官、御史不回避二府荐举的人就听从，两制官员可以前往执政大臣的私宅。这些建议大多被施行。壬子日，皇上对三司使张方平说：“监管御厨的宦官宝昭齐等人在宴会上擅自宰杀羊羔，况且羊羔是尚未长成之物，却枉杀其生命。曾经告诫他们不要杀，现在又杀，不可不惩罚。”特别将他们冲替（罢免）。丁卯日，交趾进贡两只异兽，称为麒麟。知庆州杜植上奏请求回降诏书只说“收到所进献的异兽”，足以使远方异俗之人不能欺骗我们，又不失去朝廷怀柔远方的心意。于是下诏只称异兽。
秋七月壬辰，复以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从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皇祐五年坐他罪责去。祥始言岁入缗钱可得二百三十万，后不能办，至和元年，止百六十九万，遂以元年入钱为岁课定率，量入计出，可助边费十之八。久之，并边复听入刍粟以当实钱，而虚估之弊滋长，券直亦从而贱，岁损官课无虑百万。祥既受命，请重禁入刍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券别使输钱一千，然后予盐。又言：『商人持券，若鬻盐京师，皆亏失本钱。请置官京师，蓄钱二十万缗，以待商人至者。券若盐估钱，则官为售之。券纸六千，盐席十千，毋辄增损，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为轻重。』诏以都盐院监官兼领之。自是稍复祥旧云。权知开封府欧阳修言：『臣伏见谏官陈旭乞请侥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请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臣自权知开封府，未及两月之间，十次承准内降，虽有司执奏，终许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约束止绝。臣欲乞根究因缘干求之人，奏摄下府勘劾，重行责罚。』
八月丁未，诏三司：京西比岁旱，屡蠲民租，其以缗钱十万下本路，助籴军储。
九月，恭谢天地之岁。始用薛向议，罢并边入中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唯入中刍豆，则仍计直给茶。行之未久，论者谓辇运科折，烦扰居民，且商人入钱者少。刍豆虚估益高，茶益贱。诏翰林学士韩绛、知谏院陈旭即三司经度。绛等言：『自改法以来，边储有备，商旅颇通，未宜轻变。唯辇运之费，宜从官给。旧输税绢，无得折钱。其入中刍豆，罢勿给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以银、绸、绢三物偿之。』皆从其说。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倾，而通商之议起矣。初，茶法屡变，岁课日削。至和中，岁售钱并本息计之才百六十七万二千余缗，官茶所在陈积，县官获利。无几，论者皆谓宜弛禁便。景祐中，叶清臣尝上疏乞弛禁，三司以为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又皆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留易而官收税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为十卷。宰相富弼、韩琦、曾公亮等决意向之，力言于上。癸酉，命绛、旭及知杂御史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之。
冬十月乙巳，出内藏库绸绢十万下河东转运司，助籴军储。甲子，提点江东路刑狱王安石为度支判官。安石献书万言，极陈当世之务。其略曰：『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大事记》曰：安石上书于嘉祐，亦谓方令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朝廷欲有所施为变革，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遂止而不改为。盖指庆历而言，而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特安石更变之说与仲淹同，而更变之意则与仲淹异耳。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言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不用于嘉祐，而乃尽用于熙宁。世道升降之机，识者又于此而三致意焉。
十一月癸丑，命翰林学士韩绛、谏官陈旭、御史吕景初同三司详定省减冗费，于是置省减司于三司，自是多所裁损云。已丑，诏置在京都水监，凡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
十二月壬子，御崇政殿，召近臣观河南府所进芝草。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麦，其瑞大胜芝草也。』即赐喜雪宴于中书。上春秋高，未有继嗣，韩宗彦上书，请修胎养令。
己亥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右正言吴及言：『日食者，阴阳之戒。在人事则臣陵君，妻乘【杰按：乘，疑为乖。】夫，四夷侵中国
译秋季七月壬辰日，朝廷再次任命度支员外郎范祥负责管理解州盐务，这是听从了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的建议。范祥自皇祐五年因其他罪行被贬斥离职。范祥起初声称每年收入缗钱可达二百三十万，后来却无法完成，至和元年，仅有一百六十九万，于是以元年的收入作为每年定额的税率，根据收入来计划支出，可以资助边防费用的十分之八。时间久了，边境地区又允许输入草料和粮食来抵充现钱，而虚高估价的弊端日益滋长，盐券的价值也随之降低，每年损失的官家课税大约有一百万。范祥接受任命后，请求严厉禁止输入草料和粮食。那些在嘉祐年间以前获得的盐券，每张另外缴纳一千钱，然后才给予盐。范祥又说：“商人持有盐券，如果在京城卖盐，都会亏损本钱。请求在京城设置官府，储备二十万缗钱，等待商人到来。如果盐券的价格等于盐的估价，官府就代为出售。盐券纸六千张，盐席一万张，不得随意增减，以此来平衡市场价格，使价格不能随意波动。”朝廷下诏让都盐院监官兼任此事。从此逐渐恢复了范祥原来的制度。权知开封府欧阳修上言：“臣看到谏官陈旭请求追究那些侥幸谋求内降诏书的人，委托两府弹劾奏报那些干求请托者的罪行，蒙受朝廷依照奏章施行。臣自从权知开封府，不到两个月之间，十次接到内降诏书，虽然有主管部门坚持上奏反对，最终仍准许公开施行。然而小人干求请托，没有约束制止。臣请求追究那些因缘干求的人，奏请逮捕到府中审问弹劾，从重责罚。”
八月丁未日，下诏给三司：京西路近年干旱，多次免除百姓租税，现在拨给十万缗钱到本路，帮助购买军需储备。
九月，是恭谢天地的年份。开始采用薛向的建议，停止边境地区输入粮食换取盐引的做法，从京城运送钱帛到河北，专门用现钱平价购买粮食，只有输入草料豆类的，仍然计算价值给予茶引。实行不久，议论的人说运送物资摊派折价，烦扰百姓，而且商人输入现钱的很少。草料豆类的虚高估价越来越高，茶的价格越来越低。下诏让翰林学士韩绛、知谏院陈旭就在三司筹划。韩绛等人说：“自从改变法令以来，边境储备充足，商路颇为通畅，不适宜轻易改变。只有运送的费用，应当由官府供给。原来缴纳作为税绢的，不得折成钱。那些输入草料豆类的，停止给予茶引。各地平衡市场价格，到京城用银、绸、绢三种物品偿还。”都听从了他们的说法。从此茶法不再因为边境购买粮食而受到冲击，而通商的建议就兴起了。起初，茶法屡次变更，每年的课税日益减少。至和年间，每年卖茶所得的钱连同本息计算才一百六十七万二千多缗，官茶到处堆积，官府获利很少，议论的人都说应当放宽禁令才方便。景祐年间，叶清臣曾经上疏请求放宽禁令，三司认为不可以。到这时，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鳞又都上书请求停止给予茶本钱，放任茶农自行买卖而官府征收税租钱，与各地征收的算赋，归入榷货务，用来偿还边境购买粮食的费用。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也收集茶法的利弊写成十卷。宰相富弼、韩琦、曾公亮相中决定倾向于这个意见，极力向皇上陈述。癸酉日，命令韩绛、陈旭及知杂御史吕景初就在三司设立机构商议此事。
冬季十月乙巳日，拿出内藏库的绸绢十万匹交给河东转运司，帮助购买军需储备。甲子日，提点江东路刑狱王安石担任度支判官。王安石献上一万字的书，极力陈述当世的政务。其大略说：“现在天下的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益衰败，祸患在于不了解法度罢了。”又说：“现在的过失，祸患在于不效法先王的政治，效法先王的政治，应当效法其意图罢了。效法其意图，那么我们改易变革，不至于惊动天下人的耳目，喧哗天下人的口舌，而已经符合先王的政治了。”又说：“依靠天下的力量来生产天下的财富，获取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治理良好的时代，未曾以不足作为天下的公共祸患，祸患在于治理财富没有正确的方法罢了。”
《大事记》说：王安石在嘉祐年间上书，也说现在的法度不符合先王的政治，朝廷想要有所施为变革，一旦有流俗侥幸的人不高兴而非议，就停止不再改变。大概是指庆历年间而言，而王安石变法的蕴意也略微在这本书中显现，只是王安石变革的说法与范仲淹相同，而变革的意图则与范仲淹不同罢了。唉！如果庆历年的法令全部实行，那么熙宁、元丰年的法令就不会改变。如果范仲淹的话得以采用，那么王安石的话就可以堵塞。现在范仲淹的志向没有在庆历年间全部实行，王安石的学问没有在嘉祐年间被采用，反而在熙宁年间全部被采用。世道升降的关键，有见识的人又在这里再三致意啊。
十一月癸丑日，命令翰林学士韩绛、谏官陈旭、御史呂景初会同三司详细审定省减冗费，于是就在三司设立省减司，从此有很多裁减节省。己丑日，下诏设立在京都水监，凡是内外河渠的事务，全部委托给它。
十二月壬子日，皇上驾临崇政殿，召见近臣观看河南府进献的芝草。皇上说：“今天吉祥的雪大量滋润冬麦，这祥瑞比芝草更胜。”就在中书省赐宴庆祝雪瑞。皇上年纪大了，没有继承人，韩宗彦上书，请求修撰胎养令。
己亥，嘉祐四年春季正月丙申日初一，发生日食，派遣官员祭祀社神。右正言吴及说：“日食是阴阳的警戒。在人世间则表现为臣下欺凌君主，妻子违背丈夫，四方夷狄侵犯中国”
。今大臣无姑息之政，非所谓臣陵君，失在陛下渊嘿临朝，使阴邪未尽屏也。后妃无权幸之家，非所谓妻乘夫，失在左右亲幸骄纵无节也。羌戎顺服，非所谓四夷侵中国，失在将帅非其人，为虏所轻也。』因言孙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饮无度，庞籍前在并州，轻动寡谋，辄兴堡塞，屈野之衄，为国深耻。沔卒坐废。甲辰，翰林学士胡宿权知贡举。
译如今大臣没有姑息纵容的政令，并非所谓臣下欺凌君主，过失在于陛下深居简出、沉默寡言地临朝听政，致使阴险邪恶之人未能完全清除。后宫妃嫔没有权幸之家，并非所谓妻子压制丈夫，过失在于左右亲信宠幸之人骄纵无度、缺乏节制。羌戎顺服，并非所谓四夷侵犯中原，过失在于将帅人选不当，被敌人轻视。接着又陈述孙沔在并州时苛刻暴虐、违法乱纪、饮酒作乐没有节制，庞籍先前在并州时轻率行动、缺乏谋略，擅自修筑堡寨，屈野之战的挫败，是国家深深的耻辱。孙沔最终因此获罪被罢免。甲辰日，翰林学士胡宿暂代主持科举考试。
二月，始命韩绛、陈旭、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弛茶禁。其十月，三司言：『宜约至和之后一岁之数，以所得息钱均赋茶户，恣其买卖，所在收算。请遣官询察利害以闻。』诏遣司封员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还，皆言如三司议便。己巳，诏弛茶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凡为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岁输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奇，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侍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乙亥，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寺。癸卯，诏：『如闻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其以见行当三大铁钱并当小铁钱之二。本路官员已支三月俸者，即计其数贴支。『
三月，御史中丞包拯奏：『张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故命出守，寻改知应天府。以吏部侍郎宋祁为三司使。丁未，御崇政殿，赐进士刘辉等二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己未，新三司使宋祁知郑州，权中丞包拯权三司使。先是，右司谏吴及言：『祁在定州，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及在蜀，奢侈过度。』而拯亦言：『祁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执政，不可任三司。』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学士欧阳修言：『拯在台日，常指陈张方平过失，台中相继论列，方平由此罢去，而以宋祁代之。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非整冠纳履、当避嫌疑者也。』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许。久之，乃就职。有上封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有事则集于战阵，无事则散归田里，以时讲习。无所败事，今河北义勇是也。』而议者但以为：『城守之备诚于河北邢、冀二州分东、西两路，命二郡守臣分领义勇。万一犬戎猖狂入寇，即两路义勇之师赴援掩击，如是，河北则二十余所常伏锐兵，群胡何恃而不惧哉?』朝廷下其章河北路帅臣等议。时大名府李昭亮等议曰：『分义勇为两路，置官统领，以张用兵之势，外使敌人疑而生谋，内亦摇动众心，恐非寓兵之术也。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阵。遇有警，得将臣统驭，制其阵队，示以赏罚，何战而不可哉?』
夏四月，初，著作佐郎何鬲以皇嗣未立，直疏请访唐、周苗裔，备二王后。下礼院议，曰：『唐室世数已远，惟周则我受禅之所自，义不可废。』诏取柴氏诸房中最长一人，令岁时亲奉周祀，给公田十顷，专管勾陵庙。丙子，吏部郎中何郯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时封驳职废，郯上言：『本朝设此司，实代给事中之职。乞准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诏敕，并由银台司。』从之。癸未，司徒致仕陈执中卒。礼官韩维议其谥曰：『皇祐之末，后宫之丧，执中不能考正仪典，知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追册位号与宫闱有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闺门之内，礼分不明。谨按《谥法》：「宠禄光大曰荣」，「不勤成名曰灵」。请谥曰荣灵。』判太常寺孙抃等请易名为『恭』，判尚书考功杨南仲覆议，请谥曰「恭襄』。诏谥曰『恭』。维累疏论列、以谓『责难于君谓之恭。臣之议执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罢礼官，不报。上篆其墓碑曰『褒忠』。
五月戊戌，诏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务。而过设禁防，疑以私慝，非朕意也。旧制，臣寮不许诣执政私第，执政尝所荐举不得为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议也。
六月戊辰，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言：『国家乘百年之运，崇七世之灵，虽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虚东向之位。伏请讲求定仪，为一代不刊之典。』礼部尚书王举正等议曰：『大袷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东向之位。本朝太祖实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每遇大袷，止列昭穆而虚东向。魏晋以来，亦用此礼。今亲享之盛，谓宜如旧为便。』诏恭依。己巳，宰臣富
译二月，开始任命韩绛、陈旭、吕景初在三司设置机构，商议解除茶叶专卖禁令。同年十月，三司上奏说：“应当参照至和年间一年的数额，将所得的利息钱平均分摊给茶户，任由他们自由买卖，在各处征收税款。请求派遣官员去考察利弊并上报。”皇帝下诏派遣司封员外郎王靖等人分赴六路巡查。等到他们返回，都说按照三司的建议办理是便利的。己巳日，皇帝下诏解除茶叶专卖禁令，于是将三司每年的税收平均分摊给茶户，总共折合六十八万多缗钱，让他们每年上缴官府，这比过去上缴茶叶时的支出几乎增加了好几倍。朝廷认为难以承受，于是削减了一半，每年上缴三十三万八千多缗钱，称为“租钱”，与各路的本钱全部储存起来，以备边境采购军需之用。从此只有腊茶仍像过去一样禁止，其余的茶叶都在天下自由流通了。乙亥日，皇帝下诏将天下的广惠仓划归司农寺管辖。癸卯日，皇帝下诏说：“听说陕西民间大量滥铸大钱，导致市场交易不通畅。现在将正在流通的当三大铁钱改为当小铁钱的两倍。本路官员已经领取了三个月俸禄的，就计算其数额予以补贴。”
三月，御史中丞包拯上奏说：“张方平身负国家财政重任，却趁势低价购买自己管辖范围内富人的宅邸，没有廉耻，不能担任高位。”因此任命他外出担任地方长官，不久改任应天府知府。任命吏部侍郎宋祁为三司使。丁未日，皇帝在崇政殿，赐予进士刘辉等二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人与进士同出身，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或同出身。己未日，新任三司使宋祁改任郑州知州，权知御史中丞包拯代理三司使。在此之前，右司谏吴及说：“宋祁在定州时，放纵家人借贷公款数千缗；在蜀地时，奢侈过度。”而包拯也说：“宋祁在益州多次游宴，况且他的哥哥宋庠正在执政，不能让他担任三司使。”因此任命宋祁外出任职，而包拯代替了他的职位。翰林学士欧阳修说：“包拯在御史台任职期间，常常指责张方平的过失，御史台官员相继上奏弹劾，张方平因此被罢免，而由宋祁代替。又听说包拯也曾弹劾宋祁的过失，而包拯随即代替了他的职务。这就是所谓的‘蹊田夺牛’，难道没有过错吗？这不是整理衣冠、应当避嫌的做法。”奏疏呈上后，包拯立即回家躲避任命，皇帝不允许。过了很久，他才到任。有人上书议论说：“义勇军作为河北的伏兵，有事时集结于战场，无事时散归乡里，按时讲习武艺。不会败坏事情，现在的河北义勇军就是这样。”而议论的人则认为：“在河北邢、冀两州分设东、西两路，任命两郡长官分别统领义勇军，城防准备确实如此。万一犬戎猖狂入侵，两路义勇军奔赴救援袭击，这样，河北就有二十多处常备精锐部队，群胡凭借什么而不畏惧呢？”朝廷将这道奏章下发给河北路帅臣等人商议。当时大名府李昭亮等人议论说：“将义勇军分为两路，设置官员统领，以张扬用兵的声势，对外使敌人怀疑而产生谋算，对内也会动摇军心，恐怕不是寓兵于农的方法。暂且让他们在当地点集训练，两三年间，武艺稍加精通，逐渐熟悉行军布阵。遇到警报，由将领统率，控制阵型队列，明示赏罚，有什么仗不能打呢？”
夏四月，起初，著作佐郎何鬲因为皇嗣尚未确立，直接上疏请求访求唐朝、后周的子孙，作为二王之后。下发礼院商议，回答说：“唐朝世系已经久远，只有后周是我们受禅的来源，道义上不可废除。”皇帝下诏选取柴氏各房中最年长的一人，让他每年亲自奉祀后周宗庙，给予公田十顷，专门管理陵庙事务。丙子日，吏部郎中何郯同知通进银台下司，兼任门下封驳事。当时封驳职权已经废弛，何郯上言说：“本朝设立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代替给事中的职权。请求依照王曾、王嗣宗的先例，凡是有诏令敕书，都经由银台司。”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癸未日，司徒致仕陈执中去世。礼官韩维议论他的谥号说：“皇祐末年，后宫丧事，陈执中不能考证纠正仪典，知道治丧皇仪不是嫔御的礼仪，追册位号与宫闱有嫌疑，建庙用乐超过了祖宗旧制；后宫之内，礼制区分不明。谨按《谥法》：‘宠禄光大曰荣’，‘不勤成名曰灵’。请求谥号为荣灵。”判太常寺孙抃等人请求改为“恭”，判尚书考功杨南仲复议，请求谥号为“恭襄”。皇帝下诏谥号为“恭”。韩维多次上疏议论，认为“对君主敢于责难叫做恭。我议论陈执中，正是因为他不恭。”于是请求罢免礼官职务，皇帝没有答复。皇帝在墓碑上刻写篆文“褒忠”。
五月戊戌日，皇帝下诏说：“君臣同心同德，来完成天下的事务。而过度设置禁令防范，用私心猜疑，不是我的本意。旧制规定，臣僚不许拜访执政官员的私宅，执政官员曾经推荐的人不得担任御史，这些全部废除。”这是开始采用包拯的建议。
六月戊辰日，同判宗正寺赵良规上言说：“国家承继百年的国运，尊崇七代的灵位，虽然神主有合祭的名义，但太祖空着东向的位置。请求讲求确定仪制，作为一代不可更改的典章。”礼部尚书王举正等人议论说：“大袷之祭，用来合祭昭穆，尊卑必定以受命的祖先居东向之位。本朝太祖确实是受命的君主，然而从僖祖以下，四庙在上，所以每逢大袷，只排列昭穆而空着东向之位。魏晋以来，也使用这种礼仪。现在亲自享祭的盛大典礼，认为依照旧制为宜。”皇帝下诏恭敬地依从。己巳日，宰相富
弼等请加尊号曰『大仁至治』，诏不许。知谏院范师道言：『比灾异数出而崇尚虚文，非所以答天戒。』知制诰刘敞言：『尊号非古也。陛下不受徽号已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虚名而损实德!』上曰：『朕意亦谓当如此。』故富弼等奏五上，卒不许。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评事赵彦若、国子博士傅卞、於潜县令孙洙并为馆阁编校书籍官，馆阁编校书籍自此始。三馆、秘阁凡八员。丁丑，诏诸路转运使，凡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粜者，以违制坐之。戊寅，是夕，月食几尽。己卯，放宫人二百四十一人，修阴教以答天变也。秋七月，又放宫人二百三十六人。装御营卒桑达数十人酗酒斗呼，指斥乘舆。皇城使以旨捕送开封府推鞫。案成，达弃市。纠察刑狱刘敞移府问所以不经审讯之由，府报曰：『近例，凡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狱，皆不虑问。』敞曰：『此岂可行邪?』遂奏请自今一准定格。枢密使以开封府有例，不复论可否，进呈报。敞争之曰：『先帝以京师刑狱最烦，故建纠察一司，此则先帝不敢兼于庶狱，庶谨惟有司之任。又朝廷旧法不许用例破条，今顾于刑狱极谨、人命至重之际而废条用例，此臣所不喻也。』上乃以敞章下开封府，著为令。
译富弼等人请求加尊号为“大仁至治”，皇帝下诏不允许。知谏院范师道进言说：“近来灾异屡次出现，却崇尚虚浮的文辞，这不是用来回应上天警戒的方式。”知制诰刘敞进言说：“加尊号不是古制。陛下不接受徽号已经二十年了，为什么忽然增加虚名而损害实际的德行！”皇帝说：“我的意思也认为应当如此。”所以富弼等人的奏章五次呈上，最终都没有被允许。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评事赵彦若国子博士傅卞、於潜县令孙�4都被任命为馆阁编校书籍官，馆阁编校书籍的制度从此开始。三馆、秘阁一共八个人。丁丑日，皇帝下诏给各路转运使，凡是邻路、邻州遭受灾害而擅自关闭粮仓不卖粮的，以违反制度定罪。戊寅日，这天夜里，月亮几乎完全被食尽。己卯日，放出宫女二百四十一人，修习阴柔教化以回应天象的变化。秋季七月，又放出宫女二百三十六人。御营军卒桑达等几十人酗酒斗殴呼喊，指斥皇帝。皇城使按照旨意逮捕并送往开封府审讯。案件审结，桑达被处死。纠察刑狱刘敞移文询问开封府为什么不经过审讯的原因，开封府回答说：“近来的惯例，凡是圣旨交由中书门下、枢密院审讯的案件，都不再审问。”刘敞说：“这难道可以实行吗？”于是上奏请求从今以后一律按照法定条例执行。枢密使以开封府有先例为由，不再讨论是否可行，直接进呈报告。刘敞争辩说：“先帝因为京师的刑狱最为繁杂，所以设立纠察这一机构，这是先帝不敢兼管所有刑狱，只是谨慎地委任给有关部门。又朝廷旧法不允许用惯例破坏条文，现在却在刑狱极其谨慎、人命至为重要的时候废弃条文而使用惯例，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皇帝于是将刘敞的奏章下发给开封府，定为法令。
八月乙未，御崇政殿，册试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陈舜俞、贤良方正直言极谏钱藻、汪辅之。舜俞、藻所对策并入第四等，辅之亦入等。监察御史里行沈起言其无行，罢之。辅之躁忿，因以书诮让富弼曰：『公为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天下何赖焉?』弼不能答。
九月癸巳朔，御制袷享舞名，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上自制迎神、送神乐章，诏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
冬十月癸酉，袷于太庙。大赦。以益州为成都府，并州为太原府。韩琦之在太原也，乞复并州为节镇，诏两制议之。翰林学士胡宿以为：『商为宋星，参为晋星。国家受命，始于商丘。京师当宋之分野。而并为晋地，参商仇雠之星。今欲崇晋，非国之利也。』上是宿议。及琦秉政，因袷享赦书卒复之。宿又以为言，不报。
十一月己亥，以河南处士邵雍为将作监主簿，后再命为颍州团练推官，皆辞疾不起。
庚子嘉祐五年春正月，有大星坠西南，光烛地，有声如雷。同知谏院范师道言：『汉、晋《天文志》：「天狗所下为破军杀将，伏尸流血。」《甘氏图》：「天狗坠，大贼起。」今备御盗贼，未见其至，虽有将帅，不老而愚；士卒虽多，劲勇者少。夷狄可保也，如州郡何?州郡可保也，如盗贼何?必有名藏险心，乘间而动者。宜择将帅，练卒伍。』诏天下防其未然。
三月甲午，诏：三司河东路籴粮草，旧支一分见钱，三分茶。自今并以见钱给之。岁星昼见。己巳，诏书既弛茶禁，论者犹谓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知制诰刘敞、翰林学士欧阳修颇论其事。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不听。
夏四月己卯，度支判官、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馆才数月，馆中先进甚多，不当赵【杰按：赵，当为“超”之误。】处其右，固辞之。翰林学士承旨孙抃为枢密副使。抃久居侍从，泊如也。人称其长者。及程戡罢，宰臣进拟，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一人补其员。上曰：『朕欲用旧人。』即以命抃。丙戌，命权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户部副使吴中复同详定均税。
五月甲午，观文殿大学士庞籍致仕。籍自定州召还，既入见，诣中书求致仕。执政曰：『公康宁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坚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厌弃然后去，斯不得已尔，岂得为止足哉?』遂归卧于家，前后凡七上表。乃许之。仍诏籍出入如二府仪。丁酉，诏三司置宽恤民力司。
六月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访宽恤民力事。
秋七月甲午，户部员外郎、知谏院唐介知荆南，从介请也。敕过门下。知封驳事何郯封还之，言：『介为谏官，有补朝廷，不当出外。』诏介复知谏院如故。戊戌，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卷。刊修及编修官皆进秩，或加职。仍赐器币有差。自天圣初下赦书，即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自是每下赦令，辄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垦为言。又诏州县长吏令佐：能劝民垦辟荒田，增税及二十万已上议赏。久之，天下生齿益蕃，田野加辟，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唐州闲田尤多。或请废为县，知州事赵尚宽曰：『土旷可益垦辟，民稀可益招徕，何必废郡也?』乃按图记召信臣故迹，益发卒复三大陂、一大渠，教民自为支渠，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集，比三年，废田尽为膏腴，增户万余。监司上其状，三司使包拯亦以为言。丙午，诏留再任。庚戌，诏曰：『朕乐与士大夫惇德明义，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旨：论事之官搜抉隐微，无忠恕长厚之风，使吾俗靡然陷溺于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中书门下其采端实之士，明进诸朝察辩矫激巧伪者加放诎焉。』时御史中丞赵概言：『比年以来，缙绅之论多险刻，竞浮薄，宜戒敕之。』故有是诏。壬子，命吴奎、吴中复、王安石、王陶同相度牧马利害以闻。
八月甲子，眉
译八月乙未日，皇帝驾临崇政殿，对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的陈舜俞，以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钱藻、汪辅之进行策试。陈舜俞、钱藻的对策都被列入第四等，汪辅之也考中入等。监察御史里行沈起弹劾汪辅之品行不端，皇帝便罢免了他。汪辅之急躁愤怒，于是写信讥讽责备宰相富弼说：“您身为宰相，只是奉行台谏官员的旨意罢了，天下人依靠您什么呢？”富弼无法回答。
九月癸巳日初一，皇帝亲自制定了袷祭享用的舞蹈名称，文舞叫《化成治定》，武舞叫《崇功昭德》。皇帝亲自创作了迎神、送神的乐章，下诏让宰相富弼等人撰写从《大祚》到《采茨》共十八首曲子的歌词。
冬季十月癸酉日，在太庙举行袷祭。实行大赦。将益州改为成都府，将并州改为太原府。韩琦在太原任职时，请求恢复并州为节度使镇，皇帝下诏让两制官员商议。翰林学士胡宿认为：“商星对应宋地，参星对应晋地。国家受命，始于商丘。京城正当宋地的分野。而并州属于晋地，参星和商星是仇敌之星。现在想要尊崇晋地，对国家不利。”皇帝赞同胡宿的意见。等到韩琦执政，借着袷祭大赦的机会，终于恢复了并州。胡宿又进言反对，皇帝没有回复。
十一月己亥日，任命河南隐士邵雍为将作监主簿，后来又任命为颍州团练推官，邵雍都以生病为由推辞，没有赴任。
庚子年嘉祐五年春季正月，有一颗大星坠落在西南方，光芒照亮大地，声音像打雷一样。同知谏院范师道上言说：“汉朝、晋朝的《天文志》记载：‘天狗降临的地方，会破军杀将，伏尸流血。’《甘氏图》记载：‘天狗坠落，大贼兴起。’现在防备抵御盗贼，还没有看到他们到来，虽然有将帅，但不是年老就是愚笨；士兵虽然众多，但勇猛强壮的很少。夷狄可以保全，但州郡怎么办？州郡可以保全，但盗贼怎么办？必定有怀藏险恶之心，伺机而动的人。应当选拔将帅，训练士兵。”皇帝下诏让天下防备未然之患。
三月甲午日，下诏：三司在河东路购买粮草，过去支付一分现钱，三分茶。从今以后全部用现钱支付。岁星在白天出现。己巳日，下诏书既然放宽了茶禁，议论的人仍然认为茶户苦于缴纳现钱，而商贾利润微薄，贩卖的人很少。知制诰刘敞、翰林学士欧阳修极力议论这件事。当时朝廷正排斥众人的议论而推行新法，没有听从。
夏季四月己卯日，度支判官、直集贤院王安石一同修撰起居注。王安石认为进入馆阁才几个月，馆阁中前辈很多，不应当超越他们位居其上，坚决推辞。翰林学士承旨孙抃担任枢密副使。孙抃长期担任侍从官，淡泊宁静。人们称赞他是德高望重的人。等到程戡被罢免，宰相推荐人选，惯例是用三司使、御史中丞、开封府尹中的一人填补空缺。皇帝说：“我想任用旧臣。”于是任命孙抃。丙戌日，任命代理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单、户部副使吴中复一同详定均税。
五月甲午日，观文殿大学士庞籍退休。庞籍从定州被召回，入朝觐见后，到中书省请求退休。执政大臣说：“您如此健康安宁，而且皇上正对您厚爱，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想要离去呢？”庞籍说：“如果等到体力不支，君主厌弃然后才离开，那是不得已罢了，难道可以作为知止知足的理由吗？”于是回家卧病，前后一共上了七次奏表。皇帝才准许。仍然下诏让庞籍出入使用二府官员的仪仗。丁酉日，下诏让三司设置宽恤民力司。
六月乙亥日，派遣官员分赴天下各地。访查宽恤民力的事务。
秋季七月甲午日，户部员外郎、知谏院唐介质任荆南知州，这是顺从唐介的请求。敕令经过门下省。知封驳事何郯将敕令封还，说：“唐介作为谏官，对朝廷有补益，不应当外放。”皇帝下诏让唐介恢复知谏院原职。戊戌日，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人进呈所修的《唐书》二百五十卷。刊修和编修官员都晋升官阶，有的加任职务。仍然赐予器物丝帛，等级不同。自从天圣初年下赦书，就下诏让流亡十年以上的百姓，他们的田地允许别人耕种。从此每次下赦令，都以招集流亡、招募百姓耕垦为言。又下诏给州县长官和佐官：能够劝勉百姓开垦荒田，增加税收达到二十万以上的，商议奖赏。过了很久，天下人口日益繁衍，田野更加开垦，只有京西唐州、邓州之间还有很多荒地，唐州的闲田尤其多。有人请求废除唐州为县，知州赵尚宽说：“土地空旷可以进一步开垦，人口稀少可以进一步招徕，何必废除郡县呢？”于是查考图记寻找召信臣的旧迹，增派士兵修复三大陂、一大渠，教百姓自己挖掘支渠，互相灌溉，而四面八方的百姓像云一样聚集而来，不到三年，废田都变成了肥沃的土地，增加了一万多户。监司上报他的事迹，三司使包拯也为此进言。丙午日，下诏让赵尚宽留任再期。庚戌日，下诏说：“朕乐于与士大夫敦厚德行、明辨道义，以此引领天下，而在位者志趣不同，不遵循朕的旨意：议论政事的官员搜求抉剔隐微之处，没有忠恕长厚的风气，使我们的风俗靡然陷入浅薄，而期望教化成功、治理建立，怎么可能呢？中书门下要选拔端正诚实的士人，明确地引进朝廷，对于察辩矫激、巧伪的人加以压制。”当时御史中丞赵概进言说：“近年来，士大夫的议论多险恶刻薄，竞相浮薄，应当告诫敕诫他们。”所以有了这道诏书。壬子日，命令吴奎、吴中复、王安石、王陶一同考察牧马的利弊并上报。
八月甲子日，眉
州进士苏洵为试校书郎。洵嘉佑初与其二子轼、辙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权书、衡论、机策，宰相韩琦善之，召试舍人院。再以疾辞，故有是命。壬申，诏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缺书，每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相度牧马利害所吴奎等上言：『自古国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间未尝无牧，而非子独能蕃息于周；汧陇之间未尝无牧，而张万岁独能蕃息于唐，此前世得人之效也。然得人而不久其任，久其任而不使专其事，使得专其事而不临以赏罚，亦不可以有功。』欧阳修言：『今之马政皆因唐制，而今马多少与唐不同者，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今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访草地，有可以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有地不宜马，可行废罢。』乙酉，罢诸路同提点刑狱使臣。置江南东西[3]、荆湖南北、广南东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转运判官。丙申，枢密直学士吕公弼同详定均税。
译州进士苏洵被任命为试校书郎。苏洵在嘉佑初年与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向朝廷呈上苏洵所著的《权书》、《衡论》、《机策》，宰相韩琦认为这些文章很好，于是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苏洵再次因生病推辞，所以有了这道任命。壬申日，下诏允许朝廷内外官员及百姓进献馆阁缺失的书籍，每卷支付绢一匹，进献五百卷的授予文职官衔。负责考察牧马利弊的吴奎等人上奏说：“自古以来国家马匹的兴盛与衰败，都取决于任用的人是否得当。汧水、渭水之间并非没有牧场，但只有子独能在周朝使马匹繁衍生息；汧水、陇山之间并非没有牧场，但只有张万岁能在唐朝使马匹繁衍生息，这是前代任用得当的成效。然而，即使任用得当，如果不让他长期任职，长期任职却不让他专管其事，让他专管其事却不以赏罚来督促，也不能建立功业。”欧阳修说：“现在的马政都沿袭唐代的制度，但如今马匹数量与唐代不同的原因是，唐代牧马的土地都与马的习性相适应，如今有的土地沦陷于夷狄，有的已变成民田。请求命令河东、京西转运司，派遣官员访查草地，如果有可以兴办设置监牧的地方，就应当设置；而河北各监牧中有土地不适合养马的，可以废除罢免。”乙酉日，罢免各路同提点刑狱使臣。设置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的转运判官。丙申日，枢密直学士吕公弼共同详定均税事宜。
十一月丁亥，均州防御使李珣为相州观察使，单州团练使刘永平为齐州防御使。知制诰杨畋封还珣、永平词头，因言：『珣等无尺寸裨补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谓陛下忽祖宗谨重名器之训，开亲戚侥幸之门，曲缘私息，轻用王爵。』寻诏他舍人草制。范镇言：『朝廷如以杨畋之言为是，当罢珣等所迁官。倘以为非，即乞却令元当制官命词。』内批不许。既而镇复有论列，遂罢之。辛卯，诏勾当御药院内臣如当转出外而特留者，更不许累寄所迁资序。初，中丞赵概言：『有迁官至遥领团练使者，谓之「暗转」。乞限年明与改官。』故条约之。辛丑，枢密使宋庠判郑州。殿中侍御史吕诲等、右司谏赵抃论庠不才，诏从优礼罢之。参知政事曾公亮依前官充枢密使，枢密副使张昪、礼部侍郎孙抃并为参知下事，翰林学士欧阳修、枢密直学士陈旭、御史中丞赵概并为枢密副使。辛亥，度支员外郎司马光、度支判官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终辞之，最后有旨，令阁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随而拜之，安石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遣人追还之，朝廷卒不能夺。
十二月戊寅，右谏议大夫吕公弼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断。会营卒犯法当杖，不肯受，曰：『宁请剑，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谕之，不从。乃曰：『杖国法，不可不受；剑汝所请，亦不汝违也。』命杖而复斩之。军中肃然。
辛丑嘉祐六年春三月乙酉，召辅臣观御书『兌州至圣文宣王庙』榜。癸巳，赐进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己亥，宰臣富弼以母丧去位。庚子，以富弼母丧，罢大燕。时同知礼院晏成裕言：『君臣之义，哀乐所同。请罢春燕，以表优恤大臣之产【杰按：产字疑误。】意。』上亟从其言。
夏四月庚辰，枢密副使陈旭知定州，三司使、给事中包拯为枢密副使，知谏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谏赵抃知虔州，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吕诲知江州。旭始除枢密副使，或言旭阴结宦者史志聪、王世宁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论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职，弹斥内臣，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污臣，乞付吏辨劾。』上顾谓辅臣曰：『凡除拜二府，朕岂容内臣预议耶?』而介等言不已，故两罢之。
吕中曰：宦官宫妾，便于小人而不便于君子者也。后世人主除拜大臣不询于外朝而询于内朝，则过矣。故石显者，贡禹、玄成之所倚也；粱冀者，胡广、赵戎之所托也；高力士者，杨国忠之所恃也。此自古小人未尝不与宦官、宫妾、外戚为一者。我朝所以无内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内不得而知；內庭之请谒，在外可得而抑之也。
初，诸路敦遣行义文学之士赴京师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馆于太学，即舍人院试论策。五月丙戌，赐出身五人。辞不就试，亦以试将作监主簿命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从西食四分，而阴云雷电，顷之雨。浑仪所言不为灾。权御史中丞王畴言：『顷岁日食于正阳之月，实亦阴晦。宰臣集班表贺，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恐有司或援近例乞贺班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之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为贺也。』于是诏百官毋得称贺。甲戌，以富弼为起复礼部尚书，平章事。故事，执政遇丧皆起复。弼以为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从命。或言：弼初与韩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图致太平。天下谓之『韩富』，既又同为宰相。琦性果断，弼性审谨。琦质直，语或涉俗。俗谓语多者为『絮』。尝议政事，弼疑难者数四，琦意多不决，曰
译十一月丁亥，均州防御使李珣被任命为相州观察使，单州团练使刘永被任命为齐州防御使。知制诰杨畋将李珣、刘永平的任命诏书封还，并趁机进言说：“李珣等人没有半点补益国家的功劳，只是因为外戚的缘故而被提拔，臣担心天下人会认为陛下忽视了祖宗谨慎授予名位爵禄的训诫，开启了亲戚侥幸得官的门路，徇私情，轻率地授予王爵。”不久，皇帝下诏让其他舍人起草诏书。范镇进言说：“朝廷如果认为杨畋的话是对的，就应当罢免李珣等人新升的官职；如果认为不对，就请求让原本负责起草诏书的官员重新拟写诏辞。”内批不准。不久范镇再次上疏论列，于是罢免了李珣等人的任命。辛卯，下诏规定：掌管御药院的内臣，如果应当调任外职而特意留任的，不再允许累积寄禄官的资序。起初，御史中丞赵概进言说：“有升官至遥领团练使的，称为‘暗转’。请求限定年限，明确给予改官。”所以制定了这条规定。辛丑，枢密使宋庠改任判郑州。殿中侍御史吕诲等人、右司谏赵抃论奏宋庠没有才能，皇帝下诏以优厚的礼遇罢免他。参知政事曾公亮以原官职充任枢密使，枢密副使张昪、礼部的侍郎孙抃都担任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欧阳修、枢密直学士陈旭，御史中丞赵概都担任枢密副使。辛亥，度支员外郎司马光和度支判官王安石一同修撰起居注。司马光五次推辞后才接受，王安石始终推辞，最后有旨意，命令阁门吏拿着敕书到三司授予他。王安石不接受，跟着拜谢，王安石躲到厕所里。吏把敕书放在案上离开，王安石派人追回敕书，朝廷最终不能强迫他接受。
十二月戊寅，右谏议大夫吕公弼任成都府知府。吕公弼刚到时，人们怀疑他缺乏威严和决断。恰逢军营士兵犯法应当受杖刑，不肯接受，说：“宁愿请求赐剑自尽，也不能受杖刑。”吕公弼再三晓谕他，他不听从。于是吕公弼说：“杖刑是国家的法律，不可不接受；剑是你所请求的，我也不违背你。”命令施以杖刑后又斩首。军中肃然敬畏。
辛丑，嘉祐六年春三月乙酉，皇帝召见辅佐大臣观看御笔题写的“兖州至圣文宣王庙”匾额。癸巳，赐进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中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诸科一百二人中第，并同出身。己亥，宰相富弼因母亲去世离职。庚子，因富弼母亲去世，取消大型宴会。当时同知礼院晏成裕进言说：“君臣之间的道义，哀乐是相通的。请求取消春宴，以表示优待体恤大臣的心意。”皇帝立即听从了他的话。
夏四月庚辰，枢密副使陈旭任定州知州，三司使、给事中包拯任枢密副使，知谏院唐介任洪州知州，右司谏赵抃任虔州知州，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任福州知州，殿中侍御史吕诲任江州知州。陈旭刚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有人说陈旭暗中勾结宦官史志聪、王世宁等人，所以有此任命。唐介等人于是接连上疏论列。皇帝将他们的奏章给陈旭看，陈旭上奏说：“臣以前担任言官，弹劾斥责内臣，多因此被贬逐。现在进言的人却以此污蔑臣，请求交给官吏辨明弹劾。”皇帝回头对辅佐大臣说：“凡是任免二府官员，朕岂能容许内臣参与议论呢？”但唐介等人进言不停，所以两人都被罢免。
吕中说：宦官宫妾，对小人有利而对君子不利。后世的君主任免大臣不咨询外朝而咨询内朝，这就错了。所以石显，是贡禹、玄成所倚仗的；梁冀，是胡广、赵戎所依托的；高力士，是杨国忠所依恃的。自古以来小人没有不与宦官、宫妾、外戚结成一伙的。我朝之所以没有内朝的祸患，是因为外朝的任免，在内廷不得而知；内廷的请求请托，在外朝可以抑制。
起初，各路敦请派遣品行高尚、有文学才能的人赴京师的有二十三人，到达的有十六人，都住在太学，就在舍人院考试论策。五月丙戌，赐五人出身。推辞不去应试的，也以试将作监主簿任命他们。
六月壬子初一，发生日食。起初，司天监说：“应当食六分之半。”这天未时初刻，从西边食四分，而阴云雷电，不久下雨。浑仪司说不为灾。权御史中丞王畴进言说：“近年日食在正阳之月，实际上也是阴晦。宰相集合百官上表祝贺，很失陛下敬畏奉天的意思，恐怕有关部门会援引近例请求贺班，臣所以得以事先进言。”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进言说：“太阳所照耀的，遍及华夏夷狄。云所遮蔽的，至为近狭。虽然京师看不见，四方一定有看见的。天意好像是说：人君被阴邪所遮蔽，灾祸非常明显。天下都知道其忧危，而朝廷独自不知道。日食不满分的，是历官术数不精，应当治他们的罪，也不是所应当祝贺的。”于是下诏百官不得称贺。甲戌，任命富弼为起复礼部尚书、平章事。旧例，执政遇到丧事都起复。富弼认为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皇帝五次派使者起用他，最终不听从命令。有人说：富弼起初与韩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谋求达到太平。天下人称他们为“韩富”，后来又同为宰相。韩琦性格果断，富弼性格审慎严谨。韩琦质朴直率，言语有时涉及俗套。俗话把话多的人称为“絮”。曾经议论政事，富弼疑难的有数次，韩琦意见多不决定，说
：『又絮耶?』弼变色曰：『絮是何言欤?』又尝言及宰相起复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于是弼力辞起复，二人稍有间云。戊寅，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起居注。既得请，又申命之，安石复辞，至七八乃受。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遂不复辞官矣。尝有诏：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与同列言：『若词头所批事情不尽而不得申请，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陛下举天下之事属之七八大臣，方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法以忤谏官、御史，强者恣行所欲，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陛下两听其所为而无所问，安有朝廷如此，久而无乱者乎?』安石由是与执政忤。枢密副使欧阳修言：『近见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言陈旭事得罪。陛下自临御以来，擢用诤臣，开广言路。一旦台谏联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惊疑。臣谓方今言事者规切人主则易，欲言大臣则难。臣自立朝，耳目所记，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贬春州别驾；至和初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言宰相梁适，皆罢职出外。其后赵抃、范师道言宰相刘沆，亦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言富弼，贬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陈旭得罪。斥逐谏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为国家之利。欲望召还介等，置之朝廷，以劝守节敢言之士。』
译（王安石）说：“又是絮絮叨叨吗？”吕弼变了脸色说：“絮絮叨叨是什么话？”又曾谈及宰相起复的旧例，吕琦说：“这不是朝廷的盛典。”于是吕弼极力推辞起复，二人因此稍有隔阂。戊寅日，同修起居注的王安石推辞起居注一职。既然已经得到批准，又再次下命，王安石又推辞，直到七八次才接受。于是直接升任知制诰，王安石从此不再推辞官职了。曾有诏令：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修改除授改任的文字。王安石与同僚说：“如果词头所批的事情不详尽而不能申请，除非是执政大臣想偏私而这样做，否则立法不应如此。陛下将天下之事托付给七八位大臣，如今大臣中软弱的人，不敢为陛下守法而触犯谏官、御史；强硬的人恣意妄为，而谏官、御史也不敢违背他们的意愿。陛下任由他们所为而不加过问，哪有朝廷这样，长久而不乱的道理呢？”王安石因此与执政大臣产生矛盾。枢密副使欧阳修说：“近来看到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人因议论陈旭之事获罪。陛下自登基以来，提拔任用诤臣，开阔言路。一旦台谏官员接连被驱逐，四方离散，命令下达之日，朝廷内外震惊疑惑。臣认为如今议论政事的人规劝切责君主容易，想要议论大臣则困难。臣自入朝以来，耳目所记，景佑年间范仲淹议论宰相吕夷简，被贬任饶州知州；皇祐年间唐介议论宰相文彦博，被贬为春州别驾；至和初年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议论宰相梁适，都被罢职外放。其后赵抃、范师道议论宰相刘沆，也被罢职外放。前年韩绛议论富弼，被贬任蔡州知州。如今又是唐介等五人议论陈旭获罪。斥逐谏臣，不是朝廷的美事，阻塞言路，不利于国家。希望召回唐介等人，安置在朝廷，以鼓励坚守节操、敢于直言的人士。”
秋七月甲午，出内藏库绢二十万疋下河北，助籴军储。壬寅，同知谏院司马光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窃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关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臣窃见陛下天性慈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汜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阊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尽察得失，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廊日月之融光，奋乾刚之威断，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其二论御臣。曰：『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途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途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戒拣军官。
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完者访求之。司马光言：『臣切以赦者害多而利少[4]，非国家之善政也。汉大司马吴汉病笃，光武亲临，问所欲言，对曰：「惟愿陛下无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贼良民之盛者，莫大于数赦。」蜀人称诸葛亮之贤亦曰：「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然则古之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也。伏望下中书：今后每岁疏决不过一次[5]，或早或晚。或外人不可预期，或遇亲祀南郊之岁，更不疏决，永为定制，庶几为恶之人不敢指以自宽，有所戒惧。丁卯，司马光进《五规》，一曰《保业》，二曰《惜时》，三曰《远谋》，四曰《重微》，五曰《务实》。
《保业》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杭，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相偶者别为二，力相参者则为三，愈多而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群雄已服，众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为子孙万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于是乎骄惰之情生。轿者，玩兵黩武，穷泰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糜溃，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虑不及远，善恶杂揉，是非颠倒，日复一日，至于不振，汉、唐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艰乎?』《惜时》略曰：『《周易》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丰》：「亨，宜日中。」孔子传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则戒惧弥甚，故能保其令闻，永久无疆也。』《远谋》略曰：『《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戶。」迨天之未阴雨者，国家闲暇，无灾害之时也。彻彼桑土者，求贤于隐微也。绸缪牖户者，修
译秋季七月甲午日，拿出内藏库的绢二十万匹下发到河北，帮助购买军需储备。壬寅日，同知谏院司马光呈上三道奏札进殿。其中一道论述君德，说：“我私下认为，人君的大德有三项，叫做仁、明、武。仁，不是指温和宽容、姑息养奸，而是兴办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利于万物，这才是人君的仁。明，不是指烦琐苛刻、暗中窥察，而是懂得道义、识别安危、辨别贤愚、区分是非，这才是人君的明。武，不是指强横暴戾，而是只要合乎道义，就果断决断毫不迟疑，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这才是人君的武。所以，有仁而不明，好比拥有良田却不能耕种。有明而不武，好比看到田里的杂草却不能铲除。有武而不仁，好比知道收获却不知道播种。这三者都具备，国家就会治理得好且强盛，缺少一项就会衰败，缺少两项就会危险，三者都没有就会灭亡。我私下看到陛下天性慈爱惠泽，谨慎细微地对待下属，像父亲养育子女一样养育百姓，广泛爱护众生，即使是古代先圣先王的仁德，大概也没有超过陛下的。然而陛下即位将近四十年，朝廷的纲纪仍有亏缺，民间的穷苦百姓仍有怨叹。难道是群臣不贤，不能宣扬圣上的教化，还是陛下在这三德中哪怕万分之一的地方也有所未尽呢？我私下看到陛下推心置腹地驾驭万物，端正安坐、深沉静默，群臣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有所陈述奏报，陛下不再询问访求利害，全面考察得失，一概都同意。假如陛下左右前后、作为辅佐和耳目之臣的都是忠实正直的人，那么这样做到极致就是善政了。但如果其中有一个奸邪之人，那怎能不让人为之寒心呢？恳请陛下以天性中的至仁来彰显如日月般的光辉，振奋如天道刚健般的威严决断，善行无论多微小都不遗漏记录，恶行无论多细微都不赦免诛杀，那么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还有什么遥远的呢？”第二道论述驾驭臣下，说：“我听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别的，就在于三点：一是任用官员，二是信守赏赐，三是必定惩罚。国家驾驭群臣的方法，是积累日月来晋升官阶，遵循资历途径来授予职位。如果日月积累久了，就不选择人的贤愚而安置在高位；资历途径相当，就不问人的才能与否而居于重任。不只是这样而已，国家采纳名声而不采纳实际，诛罚文辞而不诛罚本意。如果用名声来行赏，那么天下人就会修饰名声来求取功劳；如果用文辞来行罚，那么天下人就会巧饰文辞来逃避罪责。陛下如果能广泛选拔在位的士人，让有德行的人掌管教化，有文学的人担任顾问，有政治术数的人担任地方长官，有勇略的人担任将帅。有功就增加官阶和赏赐而不调动他的官职，无功就降职罢免而另求能人，有罪就流放刑杀而不加以宽贷。像这样如果朝廷不尊贵，万事不治理，百姓不安定，四方夷狄不服从，我请求承受欺君之罪。”第三道论述挑选军队，说：“养兵的方法，务必求精而不务必求多。”皇上把第一道奏札留在宫中，第二道送交中书省，第三道送交枢密院，并告诫挑选军队的官员。
八月庚申日，下诏让三馆、秘阁校勘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这七部史书，有不完备的就访求补充。司马光说：“我深切认为，赦免弊病多而利益少，不是国家的好政令。汉代大司马吴汉病重，光武帝亲自探望，问他有什么想说的，吴汉回答说：‘只希望陛下不要赦免罢了。’王符也说：‘当今损害良民最严重的，没有比频繁赦免更大的了。’蜀地人称颂诸葛亮的贤能也说：‘军队屡次兴起而赦令不随意下达。’那么古代的明君贤臣，未曾把赦免当作美事。恳请下达中书省：今后每年疏决囚犯不超过一次，或早或晚。或者让外人不可预期，或者遇到亲祭南郊的年份，就不再疏决，永远作为定制，大概这样作恶的人就不敢指望以此来自我宽恕，从而有所警戒畏惧。”丁卯日，司马光进献《五规》，一是《保业》，二是《惜时》，三是《远谋》，四是《重微》，五是《务实》。
《保业》大略说：“天下，是重要的器物，得到它极其艰难，守住它极其艰难。王者刚开始承受天命的时候，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辈，互相较量智力和体力来争夺，智力穷尽不能抵挡，体力衰竭不能支撑，然后才肯叩头称臣。在这个时候，智力相当的人就分为两派，体力相当的人就分为三派，越多越分。如果不是智力和体力首屈一指于世间，那么天下就不能统一。这难道不是得到它极其艰难吗？等到群雄已经降服，众心已经安定，人的本性都认为子孙万世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于是骄横懒惰的情态就产生了。骄横的人，玩弄兵器、滥用武力，穷奢极欲，不体恤神怒，不知民怨，一旦涣散，四方崩溃，秦朝和隋朝的末年就是这样。懒惰的人，沉溺于宴饮安乐，思虑不及长远，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以至于不振作，汉朝和唐朝的末年就是这样。这难道不是守住它极其艰难吗？”《惜时》大略说：“《周易》说，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丰卦》说：‘亨通，适宜在日中。’孔子传述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因此圣人在国家隆盛的时候，戒惧更加严重，所以能保全美好的名声，永久无疆。”《远谋》大略说：“《诗经》说：‘趁着天还没下雨，剥取那桑根皮，修补好门窗。’趁着天还没下雨，是国家闲暇、没有灾害的时候。剥取那桑根皮，是在隐微处求贤。修补好门窗，是修
敕其政治也。』《谨微》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除；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务实》略曰：『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诂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速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为也。』
译这是用来告诫他治理政事的。《谨微》篇大略说：“安逸享乐、懈怠懒惰，是开创荒淫无度根基的原因；奇异精巧的珍奇玩物，是引发奢侈过度端绪的原因；甜言蜜语、悲切言辞，是开启侥幸取宠途径的原因；贴耳低语、屏退旁人说话，是打开谗言贼害之门的原因；不珍惜名位器物，是引导僭越逼迫之源的原因；假借威势福泽，是授予侵凌掠夺权柄的原因。这六种情况，起初非常细微，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滋长增益，于是变得深厚坚固。等到察觉并加以革除，就要花费百倍的力气了。”《务实》篇大略说：“使国家安定、使百姓获利，是仁德的实质；保住基业、传给子孙，是孝道的实质；辨别贵贱、建立纲纪，是礼制的实质；调和上下、亲近远近，是乐教的实质；决断是非、明确好恶，是政事的实质；揭发奸邪、禁止暴乱，是刑罚的实质；考察言行、测试政事，是求取贤才的实质；衡量才能、考核功绩，是审定官员的实质；询问安危、探求治乱，是采纳谏言的实质；迅速勇猛果决、熟悉战斗，是治理军队的实质。如果实质不存在，即使文饰再盛大美好，也没有作用。”
丁亥，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王介、苏轼、苏辙。轼所对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辙第四等次。时辙对语切宜，胡宿力请黜之，上不许，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诰王安石疑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为词。韩琦笑曰：『彼策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已而谏官杨畋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也。乞宜付史馆。』上悦，从之。戊寅，诏自今知州军监、知县县令有清白不扰而实惠及民者，令本路监司保荐再任；政绩尤异，当加奖擢。
闰八月庚子，枢密使曾公亮为吏部侍郎、平章事，参知政事张昪为枢密使。辛丑，枢密副使欧阳修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胡宿为枢密副使。群臣多更张庶事，以革宿币。宿曰：『变法古人所难，不务守祖宗成法，而徒纷纷，无益于治也。』丁未，司马光奏：『臣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继嗣，以遏乱源。伏望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上时简默不言，虽执政奏事，首肯而已。闻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尔。』光曰：『臣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书。光曰：『不可。愿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光诣中书。宰相韩琦问光：『今日复何所言?』光默计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广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庙社稷大计也。』琦喻意，不复言。
九月癸丑，诏三司如闻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内藏库缗钱一百万助籴军储。壬戌，知谏院杨畋、司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内臣，不过去御座数步，恐漏泄机事。』诏自今止令御药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备宣唤。余悉屏之。司马光复奏：『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所厚善者尔。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上大感悟，曰：『送中书。』光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议，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时知江州吕诲亦上言：『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艰难，监成安隳汉之基祚，窒奸臣附会之渐，绝后世窥觎之患，早为定断，慰安人心。』
冬十月，知谏院杨畋言：『文臣七迁而内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岁考。』畋为言事官，顾以士人比阉寺，议者讥其失职。壬辰，起复前左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宰相韩琦等与同列奏事。读光、诲二章。未及有所启，上遽曰：『朕有此意，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顾曰：『宗室中谁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不敢言，当出自圣择。』上曰：『宫中尝养子二人，小者甚纯，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上曰：『名某，今三十许岁矣。』议定将退，琦复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日又启之，上曰：『决无疑也』。琦曰：『事当有所渐，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时，皇子犹居父丧，乃议起复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从内批。』上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只中书行可也。』遂降此语。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刘沆与王尧臣勤【杰按：勤，劝之误。】上早立嗣，上既许之，及疾愈，寝其奏。既而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包拯为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言者亦稍怠。琦一日取《汉书﹒孔光传》怀之以进，曰：『汉成帝即位二十三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于是因光等言，卒成上意。
壬寅嘉祐七年春正月乙亥，诏太常礼院
译丁亥日，皇帝在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王介、苏轼、苏辙。苏轼的对策列入第三等，王介列入第四等，苏辙列入第四等次。当时苏辙的对策言辞切直，胡宿极力请求将他黜落，皇帝不答应，说：“寻求直言却因直言而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看我？”于是将他收入第四等次。等到授官时，知制诰王安石怀疑苏辙偏袒宰相而专攻皇帝，将他比作谷永，不肯为他起草任命文书。韩琦笑着说：“他的对策说宰相不值得任用，想要得到娄师德、郝处俊这样的人来任用，还拿谷永来怀疑他吗？”不久，谏官杨畋进见皇帝说：“苏辙是我所推荐的。陛下宽恕他的狂直而录用他，这是盛德之事。请求将此事交付史馆记录。”皇帝很高兴，听从了他的建议。戊寅日，下诏规定从今以后，知州军监、知县县令中，有清廉不扰民且实惠惠及百姓的，由本路监司保荐连任；政绩特别优异的，应当加以奖赏提拔。
闰八月庚子日，枢密使曾公亮任吏部侍郎、平章事，参知政事张�任枢密使。辛丑日，枢密副使欧阳修任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胡宿任枢密副使。群臣大多变更各种事务，以革除积弊。胡宿说：“变法连古人都觉得困难，不致力于遵守祖宗成法，只是纷纷扰扰，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丁未日，司马光上奏说：“我曾三次上章，请求陛下尽早确定继承人，以遏制祸乱的根源。希望陛下取阅我所上的三章，稍加省察。”皇帝当时简默不言，即使是执政大臣奏事，也只是点头而已。听到司马光的话，沉思良久，说：“莫非是想从宗室中选拔继承人吗？这是忠臣的话，只是别人不敢提及罢了。”司马光说：“我自认为必死无疑，没想到陛下能采纳。”皇帝说：“这有什么害处？古今都有这样的事。”于是命令司马光将所说的话交付中书省。司马光说：“不可以。希望陛下亲自以意旨告知宰相。”这天，司马光前往中书省。宰相韩琦问司马光：“今天又说了什么？”司马光默想这是大事，不能不让韩琦知道，思考如何扩大皇上的意旨，就说：“所说的是宗庙社稷的大计。”韩琦明白了意思，不再多问。
九月癸丑日，下诏三司说，听说河北秋收庄稼大丰收，拿出内藏库缗钱一百万助购军储。壬戌日，知谏院杨畋、司马光等人说：“旧例，凡是臣僚上殿奏事，都屏退左右内臣，不过离开御座几步，恐怕泄露机密。”下诏从今以后只让御药使臣及扶侍四人站在殿角，以备宣唤。其余全部屏退。司马光又上奏说：“我先前进言，陛下欣然接受没有困难。现在寂静无声，这必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值壮年，子孙应当千亿，何必急着做这不祥之事。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想在仓促之际拥立与自己关系深厚的人罢了。唐朝自文宗以后，确立继承人都是出于左右近臣的意愿，甚至有自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皇帝大大感悟，说：“送交中书省。”司马光到中书省见到韩琦等人，说：“各位如果不趁现在商议，将来半夜禁中出一寸纸，指定某人为继承人，那么天下没有人敢违背。”韩琦等都连连答应，说：“怎敢不尽力！”当时知江州吕诲也上言说：“只有陛下思考祖宗建立宋朝的艰难，借鉴成帝、安帝毁坏汉朝基业的教训，堵塞奸臣附会的苗头，断绝后世窥视的祸患，尽早做出决定，慰安人心。”
冬十月，知谏院杨畋说：“文官晋升七次而内臣才开始得到一次磨勘考核，这种制度不公平。应当像文武官员一样增加他们的年度考核。”杨畋作为言事官，却拿士人比附宦官，议论的人讥讽他失职。壬辰日，起复前左卫大将军、岳州团练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宰相关琦等与同僚奏事。诵读司马光、吕诲两人的奏章。还没来得及有所启奏，皇帝急忙说：“我有这个意思，只是没找到合适的人。”于是左右环顾说：“宗室中谁可以？”韩琦说：“这件事不是我不敢说，应当出自圣上的选择。”皇帝说：“宫中曾经收养两个儿子，小的很纯朴，但不聪明。大的可以。”韩琦询问他的名字，皇帝说：“名叫某，现在三十多岁了。”商议决定将要退下，韩琦又奏道：“这件事非常重大，我们不敢施行。陛下今晚再想想，明天取旨。”第二天又启奏，皇帝说：“决无疑虑。”韩琦说：“事情应当有所渐进，容我们商量。”所除授的官职当时，皇子还在守父丧，于是商议起复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皇帝高兴地说：“这样很好。”韩琦又说：“这件事如果施行，不能中途停止。请求从内批下达。”皇帝说：“这怎么能让妇人知道？只由中书省施行就可以了。”于是下达此诏。至和末年，皇帝得病，文彦博、富弼、刘沆和王尧臣劝皇帝尽早确立继承人，皇帝已经答应，等到病愈，搁置了奏章。后来进言的人相继出现，范镇、司马光所说的尤其激切，包拯任中丞，又极力进言，皇帝没有答应，进言的人也稍微懈怠。韩琦一天取出《汉书·孔光传》怀揣着进献，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子嗣，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是中才之主尚且能做到，以陛下的圣明，有什么难的呢？”于是借着司马光等人的进言，最终成就了皇上的心意。
壬寅嘉祐七年春正月乙亥日，下诏太常礼院
：『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皇后庙为祠殿，岁时令官臣以常馔致祭。』初，谏官杨畋上言：『二后并侑，欲以致孝也，而适所以渎乎享帝。后宫有庙，欲以广恩也，而适所以渎乎享亲。请如礼官所议。』故降是诏。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由是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虔州官籴盐岁才及百万斤，朝廷以为患，先是[6]，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论算交纲。淮南既团新纲，又捐籴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运，致如虔州焉。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言：『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1]。请下诸路，拣其不任征役者汰之，取占伎巧者论如法。』从之。枢密副使赵概为参知政事，权知开封府吴奎为枢密副使。
译从今以后南郊祭祀，以太祖皇帝配享。将温成皇后的庙改为祠殿，每逢岁时令官员用常规祭品进行祭祀。起初，谏官杨畋上书说：“两位皇后一同配享，本意是为了表达孝心，却恰恰亵渎了对天帝的祭祀；后宫设有宗庙，本意是为了广施恩德，却恰恰亵渎了对祖先的祭祀。请按照礼官所议行的那样办理。”因此下达了这道诏书。起初，江湖地区的漕运盐既混杂劣质，官府定价又高，所以百姓贪图便宜吃私盐，因此盗贩的人很多。如果抓捕紧急，他们就起事成为盗贼。虔州官府每年采购的盐才达到百万斤，朝廷对此感到忧虑。在此之前，屯田员外郎蔡挺任南安军知军时，曾分条上奏其中的利害关系。到了这时，提拔蔡挺暂代提点江西刑狱，让他去治理整顿。蔡挺命令百姓自首并缴纳私藏的兵器，用来供给巡捕的吏卒，规定贩卖黄鱼笼夹带盐不超过二十斤、不携带兵器随行的人，只按交引纲法的标准论处。淮南地区既然合并了新纲，又降低了采购价格，每年的盐税额度比旧额增加了三百多万斤，盗贩的人渐渐畏缩退却。朝廷认为蔡挺有才能，将他留在江西，过了几年才调离。过了很久，江西的盐都改为团纲运输，情况变得像虔州一样。暂代陕西转运副使的薛向上书说：“陕西的军队，厢军和禁军共有二十万，其中老弱病患、凭借技艺占编的人数竟然超过一半。请下达命令给各路，挑选那些不能胜任征役的人淘汰掉，对凭借技艺占编的人依法论处。”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枢密副使赵概担任参知政事，暂代开封府知府的吴奎担任枢密副使。
夏四月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诰兼侍讲司马光为天章阁待制。先是，光与吕公著并召试中书。光已试而公著终辞。及除知制诰，光乃自言：『拙于文辞，本当辞召，初疑朝廷不许，故黾勉从命。继闻公著终辞得请，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辞，而妄意朝廷之不许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司马光仍知谏院。光上疏曰：『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溃谓之化，沦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及夫风化已失，流俗已成，则虽有辩智，弗能谕也。强毅不能制也，重赏不能劝也，严刑不能止也。自非圣人得位而临之，积百年之功莫之能变也。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断于圣意，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于是剪削藩镇，齐以法度，择文吏为之佐，以夺其杀生之柄。揽其金谷之富[8]，其麾下精锐之士聚诸京师，以备宿卫。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陆梁，然后天子诸侯之分明而悖乱之原塞矣。于是节度使之权归于州，镇员之权归于县。又分天下为十余路，各置转运使，以察州县百吏之臧否，复汉部刺史之职，使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然后上下之叙正而纪纲立矣。自是申明军[9]，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阶级，以相临统，小有违犯，罪皆殊死，然后行伍之政肃而士用命矣。此皆礼之大节也，故能四征弗庭，莫不率服，泛扫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继二圣之政，宣布善化，销铄恶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此乃陛下当战战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窃见陛下有中宗之严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谦逊不决，委之臣下。诚所委之人常得忠贤则可矣，万一有奸邪在焉，岂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谓委任而责成功者，择人而授之职业，丛脞之务，不身亲之也。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不由己出不可也。威福之柄失于人而习以为常，则不可复收也，此明主之所谨也。自景佑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10]，于是胥吏喧哗而斥逐中丞，辇官悖慢而废退宰相，卫士凶逆，其狱不穷奸，泽加于旧，军人骂三司使而法官以为非犯阶级。凡此数者，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也。于是元帅畏偏裨，偏裨畏将校，将校畏士卒。奸邪怯懦之臣，至有简省教阅使之骄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挠正法使之纵恣，诋訾粟帛使之愤惋。彼既为之，则此效之，下既言之，则上从之，前既行之，则后袭之。苟彼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从，前行而后不袭，则怒怨聚于其身而祸乱生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变衰唐之俗，陛下高拱熟视以成后魏之风，此臣所以为陛下痛惜也。』又上疏论财利曰：『在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损浮冗而省用之。』己未，知荆南府李参为群牧使。执政初议欲用参为三司使，孙抃独不可，曰：『此人若主计，外台承风刻削，则天下益困弊矣。』乃不果用。
六月癸未，单州团练使刘永年为汝州团练使、知代州。敌人取山木积十余里，辇载相属于路。前守惧生事不敢遏，永年曰：『敌伐木境中而不治，他日将不可复制。』遣人纵火。木尽焚之。上其事，帝称善。敌移文代州捕纵火盗，永年报曰：『盗固有罪，然木在我境，何预汝事?』敌不敢复言。
秋七月，太常礼院言：『皇祐参用南郊百神之位不应祀法，宜如隋、唐旧制，设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从祀，余皆罢。又当时尝停孟冬之荐，今明堂去孟冬祀日尚远，请复荐庙。前者祖宗并侑，今用典礼独配；前者地祇神州并享，今以配天而亦罢，是皆变礼中之大者也。《开元》、《开宝》二礼，五帝无亲献仪。』诏恭依，而五方帝亦行亲献。丁卯，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辞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不许。八月
译夏四月壬申，改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兼侍讲的司马光为天章阁待制。在此之前，司马光与吕公著一同被召到中书省参加策试。司马光已经应试，而吕公著最终坚决推辞。等到任命司马光为知制诰时，司马光便自己陈述说：“我拙于文辞，本当推辞征召，起初怀疑朝廷不会允许，所以勉强遵从命令。后来听说吕公著最终推辞并获准，臣才开始悔恨当初没有推辞，而妄自揣测朝廷不会允许。”奏章连续呈上九次，最终改任其他官职。
五月丁未初一，任命起居舍人司马光依旧掌管谏院。司马光上疏说：“我私下认为，国家的治乱根本在于礼制，而风俗的善恶取决于习惯。上行下效叫做风，熏陶浸染叫做化，沉沦颓废叫做流，众心安定叫做俗。等到风化已经丧失，流俗已经形成，那么即使有辩才智慧，也不能晓喻；刚强坚毅，也不能制约；重赏，也不能劝勉；严刑，也不能禁止。除非圣人得位而临朝，积累百年的功业，否则没有人能够改变。太祖、太宗知道天下的祸患产生于无礼，于是凭借神武聪明，亲自勤于处理万机，征伐刑赏决断于圣意，然后君主的权势加重而群臣慑服。于是剪除藩镇，用法度统一他们，挑选文吏作为辅佐，以剥夺他们生杀的大权。掌控他们的财富，将他们麾下的精锐士兵聚集在京城，以备宿卫。控制他们的核心，拔除他们的爪牙，使他们不敢跋扈，然后天子与诸侯的名分明确而悖乱的根源堵塞了。于是节度使的权力归于州，镇员的权力归于县。又将天下分为十多个路，各设置转运使，以考察州县百官的善恶，恢复汉代部刺史的职权，使朝廷的命令必定在转运使那里执行，转运使的命令必定在州执行，州的命令必定在县执行，县的命令必定在吏民那里执行，然后上下的次序端正而纪纲确立了。从此申明军纪，使从押官以上各有等级，相互统辖，稍有违犯，罪都处死，然后行伍的政令肃然而士兵听命。这些都是礼制的大节，所以能够四方征伐，无不顺服，扫平九州，登上大禹的足迹。到了真宗，用明德加重教化，继承两位圣主的政事，宣布善政，消除恶俗，以至于今天，太平百年，这是陛下应当战战兢兢守护而不可丢失的。我私下看见陛下有中宗的严恭，文王的小心，而大小政事多谦逊不决，委任给臣下。如果所委任的人常常是忠贤那就好了，万一有奸邪之人，岂不是很危险吗？古人所说的委任而责求成功，是选择人而授予他职业，琐碎的事务，不亲自处理。至于爵禄的废置、生杀予夺，不由自己决定是不可以的。威福的大权丧失在别人手中而习以为常，那就不可再收回了，这是明主所谨慎的。自从景佑以来，国家因长久安定而懈怠，乐于因循而致力于省事，执政的臣子颇行姑息之政，于是胥吏喧哗而斥逐中丞，内侍悖慢而废退宰相，卫士凶逆，对他们的案件不穷究奸恶，恩泽加于旧人，军人辱骂三司使而法官认为没有触犯等级。这几件事，都不是用来让百姓习惯于上下名分的。于是元帅畏惧偏裨，偏裨畏惧将校，将校畏惧士卒。奸邪怯懦的臣子，甚至有简省教阅使他们骄惰，庇护羸老使他们繁冗，屈挠正法使他们纵恣，诋毁粟帛使他们愤惋。他们既然做了，那么别人就效仿；下级既然说了，那么上级就听从；前人既然做了，那么后人就沿袭。如果别人做了而此人不效仿，下级说了而上级不听从，前人行而后人不沿袭，那么怒怨就聚集在他身上而祸乱就产生了。祖宗苦身焦思以改变衰唐的风俗，陛下高拱熟视以形成后魏的风气，这是我为陛下痛惜的原因。”又上疏论述财利说：“在于随材用人而长久任用，在于养护根本而慢慢获取，在于减损浮冗而节省使用。”己未，知荆南府李参任群牧使。执政起初商议想任用李参为三司使，孙抃独自不同意，说：“此人如果主管财政，外台承风刻削，那么天下更加困弊了。”于是没有任用。
六月癸未，单州团练使刘永年任汝州团练使、知代州。敌人在境内砍伐山木堆积十余里，用车装载在路上接连不断。前任太守害怕生事不敢阻止，刘永年说：“敌人在境内伐木而不治理，将来将不可再制服。”派人放火，把木头全部烧毁了。上报这件事，皇帝称赞做得好。敌人发文给代州抓捕纵火盗贼，刘永年回复说：“盗贼固然有罪，但木头在我的境内，与你什么事？”敌人不敢再说话。
秋七月，太常礼院说：“皇祐年间参用南郊百神的位次不符合祭祀法度，应当依照隋、唐旧制，设置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真宗配享，而五人帝、五官神从祀，其余都罢去。又当时曾经停止孟冬的荐享，现在明堂距离孟冬祭祀的日子还远，请求恢复荐庙。先前祖宗一同配享，现在用典礼独自配享；先前地祇神州一同享祭，现在因为配天而也罢去，这些都是变礼中的大事。《开元》、《开宝》两种礼制，五帝没有亲献的仪节。”诏书恭敬依从，而五方帝也实行亲献。丁卯，右卫大将军、岳州团链使宗实辞谢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不被允许。八月
，韩琦与欧阳修等私议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其为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敕付阁门，得以不受。今立为皇子，止用一诏书，事定矣。』遂入对，乞听宗实辞所除官。上曰：『勿更为他名，便可立为皇子，明堂前速与了当。』琦因请谕枢密院。张昪至，曰：『陛下不疑否?』上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系属。』昪即再拜称贺。琦等乞帝书手札付外施行。丁丑，琦召翰林学士王珪令草诏，珪请对言：『此大事也，后不可悔。』上指心曰：『此决自朕怀，卿何疑焉。』乃再拜退而草诏以进。已卯，诏曰：『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聪知仁贤，见于夙成。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风而上以严宗庙也。其以为皇子。』乙酉，诏太常寺登歌用祝敔。先是，翰林学士王珪言：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音，宜诏有司考乐之失，而合八音之和。于是下礼官议而增置之。辛丑，皇子以肩舆入内，初让宗正，与记室周孟阳谋之。及立为皇子，犹固称疾。孟阳入见，曰：『太尉称疾坚卧，其义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祸也。』孟阳曰：『假如得请归藩，遂得燕安无患乎?』皇子抚榻而起曰：『吾虑不及此。』遂入内。良贱不满三十口，行李肃然，有书数厨而已。中外闻之相贺。
译韩琦与欧阳修等人私下商议说：“宗正寺任命宗实为宗正令的命令既然已经发出，外人就都知道他是皇子了。不如干脆正式确立他的名分。”欧阳修说：“任命宗正令的告敕送到阁门，宗实可以不接受。现在立他为皇子，只需要一道诏书，事情就确定了。”于是韩琦等人入宫面圣，请求允许宗实辞去所授官职。皇上说：“不要再改其他名字，可以直接立他为皇子，在明堂前迅速办理妥当。”韩琦于是请求皇上谕知枢密院。张昪来到，说：“陛下没有疑虑吧？”皇上说：“朕是想让民心先有所归属。”张昪当即再次拜贺。韩琦等人请求皇上亲手写札付给外朝施行。丁丑日，韩琦召翰林学士王珪让他起草诏书，王珪请求面圣说：“这是大事，以后不可后悔。”皇上指着心口说：“这决定出自朕的心意，你何必怀疑呢。”王珪于是再次拜谢，退下后起草诏书进呈。己卯日，下诏说：“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是皇兄濮安懿王的儿子，也如同朕的儿子一样。从小在宫中抚养，聪慧仁贤，早早就显露出来。确立亲爱的道理，从亲近的人开始，本来就可以使天下的风俗淳厚，并且对上能严肃宗庙祭祀。让他做皇子。”乙酉日，下诏太常寺在登歌中使用祝敔。在此之前，翰林学士王珪说：郊庙升歌的音乐，有金、石、丝、竹、匏、士、革而没有木的声音，应当诏令有关部门考察音乐的缺失，以符合八音的和谐。于是下诏礼官商议并增设了木音。辛丑日，皇子乘坐肩舆进入宫内，起初他推辞宗正令的任命，与记室周孟阳商议。等到立为皇子，还坚持称病。周孟阳入宫进见，说：“太尉称病坚卧不起，他的用意何在？”皇子说：“不是敢求福，是为了避祸。”周孟阳说：“假如请求归藩得到批准，就能安逸无患吗？”皇子拍着床榻起身说：“我考虑不到这一点。”于是进入宫内。良贱人口不满三十人，行李简肃，只有几箱书而已。朝廷内外听说后互相庆贺。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钜鹿郡公。
《龟鉴》曰：前星未耀，少海尚虚，选四岁宗子养之禁中，是以得储贰之义。时皇祐之四年，上之春秋二十有八也。先是，太常博士张述入疏凡二，语虽激厉，玉音嘉纳。继是吴及言之，赵抃言之，欧阳修言之，文彦博、富弼、刘沆又言之，谏官、御史相率以尽言，而司马虽以并州通守，亦越职而言事。其间如范蜀公自知谏院以至罢言职，前后上章凡十九次。吾观君实与镇书言：『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愿公死争之。』既而蜀公入对，温公召还，前后奏疏，未尝不以国本为虑。蜀公待罪百日，须发为白。其为心至忠切也，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当更俟三年。』久之，蜀公又曰：『陛下许臣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温公反覆执奏，且谓：『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今寂无所闻，此必小人以子孙千亿之言间陛下也。』门生国老之戒，言人之所难言，何切哉。至和元年，各起复，知宗正寺之命始下矣。英宗之为皇子也，封防御使则辞，封钜鹿郡公则辞，封皇子则又辞，凝静谦退，盖得于內学涵养之余。末年韩魏公赞决大计，断以不疑主语，安可中辍之言。自是元良之位正焉，亲受大统。虽我魏公定策之勋，而圣心盖亦先定也，休哉!『此事安可与妇人知』之戒，『决自朕怀，非由大臣』之谕，圣谟洋洋，真可为后代之龟鉴也。
辛亥，大飨明堂，大赦。
冬十月，度支员外郎蔡抗为广东转运使。先是，岑水铜冶大发官市。诸民止给空文，奸民无所取资，群聚私铸，与江西盐盗合，郡县患之。抗曰：『采铜入官而不畀其直，又从而诛之，岂但民犯法也。』因命铜入即偿直，民尽乐输，私铸遂绝。番禺岁运盐给英、诏二州，道回远，多侵窃杂恶。抗命十舟为一运，使摄官主之，岁终会其课以为殿最。是岁，盐课增十三万缗。乙未，诏天下常平仓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内藏库与三司共支缗钱一百万，下诸路助籴之。
十二月丙申，幸龙图、天章阁，召辅臣、近侍、三司使副、台谏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主兵官观祖宗御书。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下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遂宴君玉殿。庚子，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复宴群玉殿。上曰：『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辞。』又召韩琦至御榻前，别赐酒一卮。从臣沾醉，至莫【杰按：莫，应为暮】而罢。是岁，冬无冰。癸卯嘉祐八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学士范镇知贡举。二月癸未，上不豫。丙戌，中书、枢密院奏事于福宁殿之西阁，见上所御幄帟裀褥皆质素暗敝，久而不易。上顾韩琦等曰：『朕居宫中，自奉止如此尔。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轻费之哉！』
三月甲子，御延和殿，赐进士许将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诸科一百四七人及第、同出身。乙丑，以圣体康复，宰臣拜表称贺。辛未晦，上暴崩于福宁殿。
夏四月壬申朔，辅臣入至寝殿，启皇后召皇子入，使嗣立。皇子惊曰：『某不敢为，某不敢为!』因反走。辅臣共执之。召翰林学士王珪草遗制，韩琦宣遗制。英宗即皇帝位，见百官于东楹。帝欲亮阴三年，命韩琦摄冢宰，辅臣皆言不可，乃止。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
吕中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乐，惟仁治而已。唐介以是进言于英宗，则愿其善继仁宗丰功盛德，不可名言而所可見者五事，所以为仁。范祖禹进言于哲宗，則愿以为法，又曰：『我国家之有天下，强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势不如汉，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基之，太宗、真宗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德，渗漉天下，刑以不杀为威，财以不蓄为富，兵以不用为功，人才以不作聪明为贤。』以宽厚待民，以恩礼待士夫，而以至诚待夷狄，故熙宁以后民不敢怨，靖康之时民不忍叛者，皆我仁祖之功，此苏忠公所以谓社
译九月乙巳初一，任命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为钜鹿郡公。
《龟鉴》说：太子之位尚未确立，储君之位仍然空缺，挑选四岁的宗室子弟在宫中抚养，因此符合确立储君的道义。当时是皇祐四年，皇上二十八岁。在此之前，太常博士张述两次上疏，言辞虽然激烈，但皇上嘉许并采纳。接着吴及进言，赵抃进言，欧阳修进言，文彦博、富弼、刘沆也进言，谏官、御史相继竭尽直言，而司马光虽然担任并州通判，也越职议论朝政。其间如范镇从自知谏院到被罢免言官职务，前后上奏章共十九次。我看到司马光给范镇的信中说：“这是大事，不说便罢，一旦说出，怎么可以反悔？希望您以死力争。”不久范镇入朝应对，司马光被召回，前后奏疏，没有不以国家根本为忧虑的。范镇待罪百日，须发都变白了。他的用心极其忠诚恳切，皇上也流泪说：“我知道您说得对，应当再等三年。”过了很久，范镇又说：“陛下答应臣再等三年了，希望早日确定大计。”司马光反复坚持上奏，并且说：“先前进言，陛下欣然没有疑难。现在寂静没有消息，这一定是小人用子孙千亿的话离间陛下。”门生和元老们的告诫，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话，多么恳切啊！至和元年，各自起复任职，任命知宗正寺的命令才下达。英宗作为皇子时，封防御使则推辞，封钜鹿郡公则推辞，封皇子则又推辞，沉静谦退，大概得益于内廷学问涵养的余绪。末年韩琦辅佐决断大计，以“不可怀疑”、“不可中途停止”的话语决断。从此元良（太子）之位确立，亲自接受大统。虽然有韩琦定策的功勋，但圣心大概也早已确定了，美好啊！“这件事怎么可以让妇人知道”的告诫，“决断出于朕的心怀，不是由大臣决定”的训谕，圣明的谋略广大，真可以作为后代的借鉴。
辛亥，在明堂举行盛大祭祀，大赦天下。
冬十月，度支员外郎蔡抗任广东转运使。在此之前，岑水铜矿大量开采，官府收购铜。百姓只得到空头文书，奸民无处获取资金，聚集私自铸造铜钱，与江西盐盗勾结，郡县以此为患。蔡抗说：“开采铜矿上缴官府却不支付价值，又进而诛杀他们，这难道只是百姓犯法吗？”于是命令铜矿上缴就立即支付价值，百姓都乐于缴纳，私铸铜钱于是绝迹。番禺每年运送食盐供给英州、诏州，道路迂回遥远，多有侵吞盗窃和掺杂劣质盐。蔡抗命令十艘船为一组运输，让代理官员主管，年终汇总他们的成绩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这一年，盐税增加十三万缗。乙未，下诏说天下常平仓的粮食大多被移作他用，不足以支撑荒年。命令内藏库与三司共同支出一百万缗钱，下发各路协助购粮。
十二月丙申，驾临龙图阁、天章阁，召见辅臣、近侍、三司使副、台谏官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主兵官员观看祖宗御书。又驾临宝文阁，写飞白书，分赐随从大臣，下至馆阁官员。作《观书诗》，韩琦等人唱和，于是在君玉殿宴饮。庚子，再次在天章阁集会观看祥瑞之物，又在群玉殿宴饮。皇上说：“天下长久无事，今天的快乐，与各位共同享有，应当尽情喝醉不要推辞。”又召韩琦到御榻前，另外赐酒一杯。随从大臣喝醉，直到傍晚才停止。这一年，冬天没有结冰。癸卯，嘉祐八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学士范镇主持科举考试。二月癸未，皇上身体不适。丙戌，中书、枢密院在福宁殿西阁奏事，看见皇上所用的帷帐、垫褥都质朴暗淡破旧，很久没有更换。皇上看着韩琦等人说：“我住在宫中，自我奉养只这样罢了。这也是百姓的血汗，可以轻易浪费吗！”
三月甲子，驾临延和殿，赐予进士许将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次等出身，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次等出身。乙丑，因为圣体康复，宰相上表称贺。辛未晦日，皇上突然在福宁殿驾崩。
夏四月壬申初一，辅臣进入寝殿，启奏皇后召皇子入宫，让他继承皇位。皇子惊恐地说：“我不敢做，我不敢做！”于是转身逃跑。辅臣共同抓住他。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诏，韩琦宣读遗诏。英宗即皇帝位，在东楹接见百官。皇帝想要守丧三年，任命韩琦代理冢宰，辅臣都说不可，于是停止。癸酉，大赦，免除常赦所不宽恕的罪行。
吕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乐，只有仁政罢了。唐介因此向英宗进言，希望他很好地继承仁宗的丰功盛德，不可用言语形容而可见的有五件事，所以称为仁。范祖禹向哲宗进言，则希望以仁宗为法则，又说：“我国家拥有天下，强盛不如秦，富裕不如隋，形势不如汉，土地不如唐，所依靠的只是人心罢了。太祖奠定基业，太宗、真宗培育根基。到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德，渗透天下，刑罚以不杀戮为威严，财富以不积蓄为富裕，军事以不使用为功绩，人才以不卖弄聪明为贤能。”以宽厚对待百姓，以恩礼对待士大夫，以至诚对待夷狄，所以熙宁以后百姓不敢怨恨，靖康之时百姓不忍背叛，这都是我仁祖的功劳，这就是苏颂之所以说社
乙亥，群臣表请听政，不从。改名部署曰总管。先是，辅臣奏事，上裁决当理，中外皆称明主。是日晚，忽得疾，语言失序。韩琦与同列入白太后下诏：候听政日，请太后权同处分。从之。壬午，辅臣入对于柔仪殿西阁，皇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群生无福，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继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于赵氏实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礼或崇重太过，外亲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职，左右谗谄之人或窃弄权柄，此所以负谤于天下。今殿下初摄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殿下当信之用之；鄙猥如马季良，谗谄如郭崇勋者，殿下当疏之远之。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况于曹氏，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曹氏虽欲独安，其可得乎?』乙酉，作受命宝，命欧阳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荧惑自七年八月庚辰夕伏，积二百四十九日，命辅臣祈禳于集英殿。己丑晨，见东方，戊戌，司马光上疏曰：『今者圣体痊平，初临大政，四方之人，拭目而视，倾耳而听，举措云为，不可不审。夫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善、罚恶而已，三者之得，则远近翕然向风从化，可以不劳而成，无为而治。三者之失，则流闻四方，莫不解体，纲纪不立，万事隳颓。治乱之原，安危之机，盖在于是。』
五月，右司谏王陶充皇子位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丞孙思恭充皇子位说书。司马光言：『臣闻三代令主置师、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与之燕居。至于前后左右，侍御仆从之人，皆选孝弟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侧，使之日见正事，闻正言，然后道明而德成，心俞而体安。福被兆民，功流万世，此教之所以为益也。今王陶等虽为皇子官属，若不日日得见，或见而遽退，左右前后，侍御仆从，或有佞邪谗巧之人杂处其间，则亲近易习，积久易迁，谄谀易入，诈伪易惑。如此，则虽有硕儒端士为之师传，终无益也。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属，博选天下有学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与皇子居处燕游，讲论道义，耸善抑恶，辅成懿德。如此，则必进德修业，日就月将，善人益亲，邪人益疏，诚天下之大幸也。』戊辰，皇子仲鍼、仲纠始就东宫听读。
六月癸巳，司马光上太后及帝疏曰：『窃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无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两宫相恃，犹头目之与心腹也。万一奸人欲有开说，涉于离间者，当立行诛戮，以明示天下。』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太后对辅臣尝及之，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太后惊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琦曰：『不太过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间。』有传帝在禁中尝失事，众颇惑之。琦曰：『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琦固不信也，传者亦稍息。
《龟鉴》曰：母子之间，人所难言。自魏公一倡而欧阳修继之，吕诲王畴继之，司马光又数数继之。既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顺承之语勉天子，幸也。慈圣以慈称，英宗以孝闻，非魏公之功而谁功?盖亦伟矣。然魏公虽有其功而不自有其功，他日门人亲客燕坐，从容语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定议久矣，臣子何预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公之襟量盖可想見。《久旱喜雨》诗曰：『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公之口不言功，于此见之矣。
秋八月庚辰，王珪议上大行皇帝谥曰『神文圣武明孝』，庙号仁宗。司马光言：『人君之职，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赏，二也；审罪而行罚，三
译乙亥日，群臣上表请求皇帝听政，皇帝没有听从。将部署改名为总管。在此之前，辅政大臣奏报事务，皇帝裁决得当合理，朝廷内外都称赞他是明君。这天傍晚，皇帝忽然患病，言语失去条理。韩琦与同列大臣向太后禀报，太后下诏说：等到皇帝听政的日子，请太后暂时一同处理政务。皇帝听从了。壬午日，辅政大臣进入柔仪殿西阁向皇帝奏对，皇太后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司马光给皇太后上疏说：“百姓没有福分，先帝突然舍弃天下，皇帝继承皇位。过去先帝即位之初，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上，对赵氏宗室确实有大功，但因为自我奉养的礼仪或许过于尊崇，外戚中卑劣之人或许玷污了官职，左右阿谀谄媚之人或许窃弄权柄，这就是被天下人诟病的原因。现在殿下初次摄理朝政，大臣中像王曾那样忠厚、张知白那样清纯、鲁宗道那样刚正、薛奎那样质朴正直的人，殿下应当信任并使用他们；像马季良那样卑劣、郭崇勋那样谗谄的人，殿下应当疏远他们。如果赵氏安定，那么百姓都安定，何况曹氏，必定世代长久享受富贵，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赵氏不安定，那么百姓就会遭殃，曹氏虽然想独自安定，难道可能吗？”乙酉日，制作受命宝，命令欧阳修篆写文字为“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火星从七年八月庚辰日傍晚隐没，累计二百四十九天，命令辅政大臣在集英殿祈祷消灾。己丑日早晨，火星出现在东方，戊戌日，司马光上疏说：“现在圣上身体痊愈，初次临朝听政，四方的人，睁大眼睛观看，侧着耳朵倾听，一举一动，不能不审慎。为政的关键，在于用人、奖赏善行、惩罚恶行这三者，这三者得当，那么远近之人就会一致归附教化，可以不劳而治，无为而治。这三者失当，那么流言传到四方，没有人不离心离德，纲纪不能建立，万事败坏。治乱的根本，安危的关键，大概就在这里。”
五月，右司谏王陶担任皇子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孙思恭担任皇子说书。司马光说：“我听说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设置太师、太傅、太保来教导他们的儿子，又设置少师、少傅、少保与他们闲居相处。至于前后左右，侍奉跟随的人，都选拔孝顺友爱、端正善良的人，驱逐邪恶之人，不让他们在身边，让他们每天看到正确的事，听到正确的言论，然后道理明了而德行成就，心境愉悦而身体安康。福泽覆盖百姓，功业流传万世，这就是教育之所以有益的原因。现在王陶等人虽然是皇子的属官，如果不能每天见到皇子，或者见了就匆匆退下，前后左右，侍奉跟随的人，如果有奸邪谗佞巧诈之人混杂其中，那么亲近容易习染，日久容易改变，谄媚容易进入，欺诈容易迷惑。像这样，即使有博学正直的人做老师，终究也没有益处。恳请陛下多设置皇子属官，广泛选拔天下有学问品行的人来充任，让他们每天在皇子住处，与皇子居住闲游，讲论道义，崇尚善行抑制恶行，辅助成就美德。像这样，那么必定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日渐进步，善人更加亲近，邪人更加疏远，这确实是天下的大幸。”戊辰日，皇子赵仲鍼、赵仲纠开始在东宫听读。
六月癸巳日，司马光给太后和皇帝上疏说：“我私下认为今天的事，皇帝没有皇太后就无法君临天下，皇太后没有皇帝就无法安定天下，两宫相互依赖，就像头目与心腹一样。万一奸人想要挑拨离间，应当立即诛杀，以明示天下。”皇帝起初因为忧虑猜疑而患病，举止有时改变常态。他对待宦官尤其缺乏恩惠，左右侍从大多不高兴，于是共同进行谗言离间，两宫于是产生隔阂。太后对辅政大臣曾经提到这件事，韩琦于是说出危言感动太后说：“我们只在外朝，看到官家在内宫的保护，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失去照管，太后也未得安稳。”太后惊讶地说：“相公这是什么话？我自己会更加用心。”韩琦说：“太后照管，那么众人自然就会照管了。”同列大臣吓得缩颈流汗。有人对韩琦说：“不是太过分了吗？”韩琦说：“不这样就不能离间。”有人传说皇帝在禁中曾经失仪，众人颇为疑惑。韩琦说：“哪有在殿上不曾说错一句话，进入宫门就犯这么多错的？”韩琦本来就不相信，传言也就渐渐平息。
《龟鉴》说：母子之间，是别人难以言说的。自从韩琦倡导，欧阳修跟随，吕诲、王畴跟随，司马光又屡次跟随。既用保佑的话勉励太后，又用顺承的话勉励天子，这是幸运的事。慈圣太后以慈爱著称，英宗以孝顺闻名，如果不是韩琦的功劳，那又是谁的功劳呢？这也太伟大了。然而韩琦虽然有功劳却不居功，后来门生亲友闲坐，从容谈到定策之事，韩琦严肃地说：“这是仁宗的神圣德行和圣明决断，为天下考虑，皇太后母道内助的力量。朝廷早已定议，臣子有什么参与的呢？”劳苦而不夸耀，有功而不居德，韩琦的胸怀气度大概可以想见。《久旱喜雨》诗说：“片刻间慰满了农人的期望，却收敛神功寂静若无。”韩琦口中不言功，在这里可以看到了。
秋八月庚辰日，王珪议定先帝谥号为“神文圣武明孝”，庙号仁宗。司马光说：“君主的职责，只有三项：衡量才能授予官职，这是第一项；估量功劳给予奖赏，这是第二项；审察罪行施行惩罚，这是第三项
也。材有短长，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赏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罚有轻重。此三者，人君所当用心。』
译罢了。人的才能各有长短，所以官吏各有能干与否；功劳各有高低，所以奖赏各有厚薄；罪过各有大小，所以刑罚各有轻重。这三方面，是君主应当用心关注的。
九月辛亥，皇子光国公仲鍼为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赐名顼。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皇帝于永昭陵。
十一月丙午，祔仁宗神主于太庙，庙乐曰《大仁之舞》。以王曾、吕夷简、曹玮配享庙庭。方帝疾甚时，云为多错，往往触忤太后。韩琦归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书付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付使者焚毁。及进对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尔。病巳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怿。欧阳修继言曰：『昔温成骄恣，太后处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之不间，反不能忍邪?』太后意稍解。他日，琦等见上，上曰：『太后待我无恩。』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而独称舜为大孝。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尔。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上大悟，自是亦不复言太后短矣。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论语》，读《史记》。刘敞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因陈说曰：『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事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辞气明畅。上竦体改容，知其以讽谏也。左右属听者皆动色，太后闻之，亦大喜。庚辰，命翰林学士王珪、贾黯、范宁修《仁宗实录》，集贤校理宋敏求、直秘阁吕夏卿、秘阁校理韩维兼充检讨官。
校勘记
[1]垂拱 原作『重拱』，据《长编》卷一八四改。
[2]断道坞 原作『继道坞』，据《长编》卷一八五、《宋史﹒仁宗纪四》改。
[3]东西 原作『东北』，据《长编》卷一九二改。
[4]赦者 原作『赦书』，据《长编》卷一九四、《司马公文集》卷十八《论赦及疏决状》改。
[5]今后 原作「今岁气据《长编》卷一九四、《司马公文集》卷十八《论赦及疏决状》改。
[6]『先是』以下 《长编》卷一九六在本年二月。
[7]占破 『破』字原阙，据《长编》卷一九六补。
[8]揽其 原作『览其』，《长编》卷一九六作『揽其』，是。兹据《长编》《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习疏》改。
[9]军法 原作『军伍』，据《长编》卷一九六、《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习疏》改。
[10]颇行 原作『顺行』，据《长编》卷一九六、《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习疏》改。
宋史全文卷十
宋英宗
甲辰治平元年春正月。景灵宫使宋庠屡请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知亳州。辛酉，诏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礼院奏：乞与两制同议仁宗当配何祭。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请循周公严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诰钱公辅议：『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真宗则周之武王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称于武王也。仁宗则周之成王也，虽有配天之业，而亦无配天之之祭。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移于成王也。当仁宗嗣位之初，傥有建是论者，则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礼院再详定以闻。御史中丞王畴言：『配考之文见于《易》，严父之义著于经，圣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请依王珪等议，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知谏院司马光、吕诲议：『窃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其父配天，然后为孝也。』翰林侍读学士孙抃等奏：『仁宗继体保成，置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于人，可谓极矣。今祔庙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非所以宣章陛下
译九月辛亥，皇子光国公赵仲鍼担任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封淮阳郡王，赐名顼。
冬季十月甲午，将仁宗皇帝安葬于永昭陵。
十一月丙午，将仁宗的神位附祭于太庙，庙乐名为《大仁之舞》。让王曾、吕夷简、曹玮配享太庙。当初皇帝病重时，言行多有错乱，常常冒犯太后。韩琦从陵墓下归来，太后派宦官手持一封文书交给韩琦。韩琦打开一看，是皇帝所写的歌词以及宫中过失的事。韩琦立刻让使者将其焚毁。等到韩琦到帘前奏对时，太后呜咽流泪，详细说了这些事，并且说：“我几乎无处容身，必须请相公做主！”韩琦说：“这是生病的缘故。病好后一定不会这样。儿子生病了，母亲难道不能包容他吗？”太后不高兴。欧阳修接着说：“从前温成皇后骄横放纵，太后处理得宽宏大量，有什么不能包容的？现在母亲与儿子之间没有隔阂，反而不能忍耐吗？”太后的心情稍微缓解。过了几天，韩琦等人拜见皇上，皇上说：“太后对我没有恩情。”韩琦等人回答说：“自古圣明的帝王不少，但唯独称颂舜为大孝。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儿子不失孝道，才值得称颂。只怕陛下侍奉太后还不够周到，父母哪有不对子女慈爱的呢？”皇上恍然大悟，从此也不再议论太后的短处了。
十二月己巳，皇上开始临幸延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解《论语》，诵读《史记》。刘敞诵读《史记》，读到“尧将天下授予舜”时，于是陈述解说：“舜出身极其卑微，尧越过四岳将帝位禅让给他，天地享用他的祭品，百姓拥戴他，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他孝悌的德行光辉照耀上下。什么叫孝悌？善于侍奉父母叫孝，善于对待兄弟叫悌。”言辞语气明白流畅。皇上挺身改变神色，知道他是借机讽谏。周围侧耳倾听的人都动容，太后听说后，也非常高兴。庚辰，任命翰林学士王珪、贾黯、范宁编修《仁宗实录》，集贤校理宋敏求直秘阁吕夏卿、秘阁校理韩兼任检讨官。
校勘记
[1]垂拱 原作“重拱”，据《长编》卷一八四改正。
[2]断道坞 原作“继道坞”，据《长编》卷一八五、《宋仁宗纪四》改正。
[3]东西 原作“东北”，据《长编》卷一九二改正。
[4]赦者 原作“赦书”，据《长编》卷一九四、《司马公文集卷十八《论赦及疏决状》改正。
[5]今后 原作“今岁气”，据《长编》卷一九四、《司马公文卷十八《论赦及疏决状》改正。
[6]“先是”以下 《长编》卷一九六在本年二月记载。
[7]占破 “破”字原缺，据《长编》卷一九六补入。
[8]揽其 原作“览其”，《长编》卷一九六作“揽其”，是正确的。这里据《长编》《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慎疏》改正。
[9]军法 原作“军伍”，据《长编》卷一九六、《司马公文卷二十二《谨习疏》改正。
[10]颇行 原作“顺行”，据《长编》卷一九六、《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习疏》改正。
宋史全文卷十
宋英宗
甲辰治平元年春正月。景灵宫使宋屡请求退休，皇上说：“我刚即位，怎么可以马上让大臣休息？”戊申，任命宋庠知亳州。辛酉，下诏让仁宗配享明堂。起初，礼院上奏：请求与两制官员共同商议仁宗应当配享什么祭祀。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议论，请求遵循周公尊崇父亲之道，让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诰钱公辅助议：“太祖如同周朝的后稷，配祭于郊祀；太宗如同周朝的文王，配祭于明堂；真宗如同周朝的武王，虽然有配天之功，却没有配天之祭。没听说过成王因为尊崇父亲的原因，废弃文王而称颂武王。仁宗如同周朝的成王，虽然有配天之业，也没有配天之祭。也没听说过康王因为尊崇父亲的原因，废弃文王而移配成王。在仁宗即位之初，如果有提出这种论点的人，那么配天之祭就常在于太祖、太宗了。”又下诏让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礼官再次详细审定后上报。御史中丞王畴说：“配考的文字见于《易经》，严父的意义著于经典，圣人的法则章法明确，都足以查考。臣请求依照王珪等人的议论，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知谏院司马光、吕诲议论：“我认为孝子的心，谁不想尊崇自己的父亲呢？圣人制定礼仪作为极限，不敢超越。《孝经》说：‘尊崇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了，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孔子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德行，成就了太平的功业，制定礼乐。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引用他来证明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大的，回答曾子的问题罢了，并不是说凡是有天下的人都应当让自己的父亲配享上天，然后才叫孝。”翰林侍读学士孙抃等人上奏：“仁宗继承皇位保持成就，使天下安定达四十二年，对人民的功德，可以说是极大了。现在附庙之初，就压抑他不能配享上帝的祭祀，这不是宣扬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