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卷十二下宋神宗三

译超过四十人。』听从了他的建议。

六月戊戌日，下诏让宗室教授同时兼任大学和小学的教职，广亲宅和睦亲北宅各设两员，其余各设一员。

译秋季七月癸未日，当晚，彗星出现在西北方太微垣郎位以南，位于轸宿。丙戌日，皇帝下诏因星象变异，从本月戊子日起避居偏殿，减少日常膳食，朝廷内外臣僚都允许直言朝政的缺失。

八月，罢免各路的提点刑狱司检法官。戊申日，刘几等人进言：“太常寺的大乐钟磬共有三等，王朴制定的乐律为第一等，李照制定的乐律为第二等，胡瑗、阮逸制定的乐律为第三等。王朴的乐律声音太高，这是太祖皇帝曾经说过的。仁宗景祐年间，命令李照审定乐律，于是降低律法来取黄钟之声，当时人们习惯旧的听感，怀疑声音太重，李照的乐律因此没有被采用。到了皇祐年间，胡瑗、阮逸再次审定大乐，比王朴的乐律略微低一些。等到铸造大钟时，有人讥讽其声音沉闷，因此也没有被采用，于是郊祀和宗庙依旧使用王朴的乐律。请求将王朴的乐律降低两个律阶，以确定中和之声，在太常寺的钟磬中挑选可用的，那些无法修复的另行制作。”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戊午日，彗星消失。起初，七月癸未日，彗星出现在轸宿，长度一丈。丙戌日，出现在翼宿。戊子日，长度三尺。本月庚子日出现在张宿，三十六天后才消失。

九月乙亥日，详定官制所上奏以阶位代替官职寄禄的新规：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改为特进，吏部尚书改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改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改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改为正议大夫，给事中改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大夫改为太中大夫，秘书监改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改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改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改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共三等，员外郎改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共三等，起居舍人改为朝散郎，司谏改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博士、国子博士改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改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书舍人、洗马改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改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事改为宣义郎，大理评事改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改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主簿改为承务郎。又进言：“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以上没有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务郎应当进行磨勘，待制以上六年晋升两级官阶，到太中大夫为止。承务郎以上四年晋升一级官阶，到朝请大夫为止，等候朝议大夫有空缺时依次补授。其中朝议大夫以七十人为定额，选人磨勘，都依照尚书吏部的法规。晋升京朝官的，依照现在新定的官职，其俸禄令都按照职事官的俸禄赏赐，旧有的俸禄数额与新定官职的请给对比拟定。”都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乙酉日，舒国公王安石晋升为特进，改封为荆国公。罢免议乐修乐局，命令范镇降敕书奖谕。范镇起初被召对，对皇上说：“审定乐律应当先校正律管。”皇上说：“对。即使有师旷那样的聪敏，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范镇制作律尺、仑、合、升、豆、区、鬴、斛想要绘图进献，又请求访求真正的黍米来定黄钟，而刘几就采用李照的乐律加上四个清声而奏乐完成。等到这时，范镇谢恩说：“这是刘几的乐律，臣有什么参与的呢？”十一月己丑初一，翰林天文院进言：“日食，因云层阴暗看不见。”又进言：“巳时六刻在云间看见太阳，日食不及所食分数的二成。”壬子日，直龙图阁、勾当三班院曾巩议论经费说：“宋朝兴起，承继五代的弊政，两位圣君相继，与百姓休养生息，所以人口众多，财用有余。且拿景德、皇祐、治平年间来比较，天下的岁入，皇祐、治平都在一亿以上，岁费也在一亿以上。景德年间官员一万多员，皇祐年间两万多余员，治平年间总共两万四千员。景德年间郊祀费用六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治平年间一千三百万。拿这两者来比较，官员的数量、郊祀的费用都加倍于景德年间。如果确实命令有关部门查寻典籍而讲求其中的缘故，可以罢免的就罢免，可以减损的就减损，使官员的数量、郊祀的费用都同于景德年间，节省的将近一半了。”不久又上奏议论说：“查考建国初年三班吏员只有三百人，有时还达不到这个数。到天禧年间，总共四千二百余人。到了现在，总共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人，宗室又有八百七十人。大概景德年间的员额已经十倍于初年，而用现在来考察，几乎三倍于景德年间。年年有增加，没有看到停止的时候。臣大致考察他们入官的途径，详细写在别记中上报，议论可以罢免的就罢免，可以减损的就减损。臣所知道的，只是三班。吏部东、西审官与天下其他费用一定也有接近这种情况的，希望陛下试着加以考察，按类别寻求，使天下岁入亿万，而所节省的达到十分之三，计算三十年的总数，应当有十五年的积蓄。使国家富盛到如此程度，那么做什么不能成功呢？”皇上很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十二月甲子日，下诏：“凡是迁官除授的，都立即按寄禄官除授。大两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其余官员至朝请大夫，都通进行磨勘，进士八年，其余十年晋升一级。所计算的年月，从下达命令的那天开始。”自从官制实行以来，将旧有的少卿、监定为朝议大夫，各卿监定为中散大夫，秘

译书监晋升为中大夫。按旧例，两制以上官员转官至前行郎中，就超迁为谏议大夫。前行郎中在阶官中对应朝请大夫，谏议大夫在阶官中对应太中大夫，而两制官员磨勘旧例不转任卿监，那么在今制下就不应当转任这三个阶官。又按旧制，朝议大夫只以七十人为定额，其余官员转至朝请大夫，就必须等待有空缺才允许依次补任。于是因有关部门申明，才颁布此诏。其中大两省待制以上官员，从通直郎到太中大夫，磨勘以三年为期；承务郎以上到朝请大夫，磨勘以四年为期，都依照旧制。丁卯日，中大夫、集贤院学士苏颂出任沧州知州。苏颂入宫辞行，趁机说母亲年老怕冷，必须等到春天才上路。皇上说：“你的母亲是哪位？”苏颂说：“是龙图阁直学士陈从易的女儿。”皇上说：“是天圣年间侍从吗？”苏颂说：“臣的外祖父在天圣年间以直昭文馆身份出任广州知州，罢任回京时，不购买南方特产，只用车运送俸禄结余的钱财翻越五岭。仁宗听说后，当天就提拔他担任知制诰。”皇上说：“清廉超过了马援啊。”苏颂到沧州几个月后，被召回朝廷，判吏部。

译辛酉年，即元丰四年春季正月，中书省礼房请求让进士在原本经义、《论语》、《孟子》大义以及论策之外，增加一道律义；省试则增加两道。武举只试孙武、吴起的大义及策论。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

三月甲辰日，翰林学士、承议郎张璪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在此之前，王珪曾经三次推荐张璪，但皇帝都没有任用。王珪说：“张璪如果真的贤能，陛下却未曾任用；如果认为他不贤能，那是谗言。我担心士人将无法进用。我身为宰相，三次推荐贤才却三次未被采纳，这是失职，请求罢免。”皇帝高兴地说：“宰相就应当像这样，朕暂且任用你试试。你品德正直不阿，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夏季五月戊申日，下诏让河东、河北路转运司寻访程婴、公孙杵�的坟墓和庙宇所在地，这是因为承议郎吴处厚上言，说这两人保全了赵氏孤儿，请求加封爵位。于是下诏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

六月甲子日，有人上书请求审慎选择州县长官。皇帝对辅政大臣说：“天下的州县长官多达一千多人，他们的才能品性难以全部了解。只有在这里制定法规，让他们在那里效仿。遵从法规就是对的，违背法规就是错的。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才有准则，这就是所谓的朝廷有政令。比如汉代的黄霸胡乱制定条教，以博取名誉，这本应当治罪，反而增加俸禄赏赐金钱。如果各家各自为政，人人各自形成风俗，这是先王必定诛杀的行为。《诗经》中的变风变雅，正是诗人所讽刺的。朝廷只要统一好恶，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州县长官虽然众多，经过几年的淘汰，自然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戊辰日，下诏说：“听说河北飞蝗极其严重，逐渐向南蔓延。迅速命令开封府界提举司、京东南西路转运司派遣官员督促捕杀。”己卯日，洪州上报知州、观文殿学士王韶去世。王韶为人粗犷，用兵颇有谋略，然而他在熙河路所奏报的多是欺骗虚妄之词，军队以斩获首级作为功劳。王韶交往亲近的都是楚地人，多依附王韶以求取官职。王韶分派任务给各位将领，将领们豢养投降的羌人老弱，或者杀害他们并割下首级以应付命令。后来他患疽病发作，五脏都暴露在外，这也是他的报应。壬午日，下诏说陕西沿边各路接连报告西夏大规模集结军队，必须广泛做准备，任命种谔为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处理本司事务，与经略安抚使沈括共同斟酌处置。种谔入朝应对，夸口说：“西夏无人，秉常是个小孩，我前往提着他的手臂就回来了。”皇帝认为他豪壮，于是决意西征，命令种谔做沈括的副手。皇帝最初商议西讨时，知枢密院孙固说：“发动战争容易，消除祸难却难。”前后论述得非常恳切。皇帝心意已决，孙固说：“那么谁能为陛下承担此事呢？”皇帝说：“我把它交给李宪。”孙固说：“讨伐他国是大事，却让宦官去做，士大夫谁肯为他效力？”皇帝不高兴。另一天孙固又应对说：“现在五路并进却没有统帅，即使成功，军队必定作乱。”皇帝告诉他因为没有人选。同知枢密院吕公著进言说：“既然没有合适的人，不如暂且作罢。”孙固说：“吕公著说得对。”

秋季七月丁亥日，权发遣群牧判官郭茂恂上言：“遵照诏令，用陕西博买蕃部马匹和粮草，想要专门用茶博买马匹，用彩帛博买粮食谷物。并且将茶马合并为一个机构，命令臣详细陈述长远的利弊。臣私下听说过去也是用茶折算马价，虽然兼用金帛等，也随其方便。近年才开始专用银绢及钱钞等。况且卖茶买马，事实相互需要，让提举买马官统管茶场，实在是职务相互辅助。”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下诏在泸州斩首四方馆使韩存宝。在此之前，韩存宝经制泸州夷贼没有功效，当时正大规模讨伐西夏，所以诛杀韩存宝以警示各位将领。

八月庚申日，史馆修撰曾巩兼任同判大常寺，下诏让曾巩专门掌管史事，不再参与修撰两朝史。皇帝说：“修史是最难的事，比如鲁国的史书，也只是记录国家大事，等待孔子然后进行删改。司马迁的才能足以周遍万物，也不过是记录君臣善恶的事迹作为实录罢了。”王珪说：“近来修撰《唐书》，褒贬也没有章法。”皇帝说：“唐太宗平定僭越混乱以统一天下，像房玄龄、魏徵这样的人，宋祁、欧阳修等人尚且不能窥探其深浅及成就功业的实质。做史官的人才能不足以超过一个时代的人，不如如实记录事迹。等待贤人去取舍褒贬罢了。”

九月丙申日，熙河路都大经制司上言：九月乙酉日收复兰州。李宪又上言：请求建立兰州为帅府，以镇洮为下属郡县。都批准了。己亥日，宰相王珪进呈《国朝会要》二百卷。仁宗时期修撰会要，自建隆至庆历四年共一百五十卷。熙宁初年，王珪请求续修，经过十二年才完成。截止到熙宁十年，连同旧本增删，共成三百卷。

冬季十月，种谔击败米脂寨的援军。捷报传到，群臣称贺。辛巳日，史馆修撰曾巩上言：“臣修定五朝国史要，看到宋朝兴起以来的名臣良士，有的曾经有名位，有的素来隐居乡野，美好的言论善行的事迹，历任官职的行事，军国功勋劳绩，有的进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的碑志、行状、纪述，或者他人所作的传记之类，现在所修的国史，应当收录采择记载。恐怕旧书在最初访寻时有所未尽，请求京畿地区委任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外地委任各路监司、州县长官广泛访求，有子孙的延请询问，所有的事迹或文字，都通过郡府缴纳到

译史局，以备编纂整理。若有文字稍多，其家无力缮写的，就由官府雇人抄写校正。那些曾担任两府、两制、台谏职务的人家，逐家前往询访，各自限定一个月内将资料送往史局。并将中书省编集的历朝文字以及枢密院的机要文字，连同历朝御札诏书的副本，一并送交本局，以备讨论。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译十一月癸未初一，发生日食。辛丑日，环庆、泾原两路的军队离开灵州。起初，高遵裕攻打包围灵州，十八天没能攻下，粮道即将断绝。西夏军队决开七级渠的水来淹没我军，淹死的人很多。在此之前，皇帝下诏说：“擅自撤军的，灭族。”城池久攻不下，高遵裕说：“保全两路百姓的性命而获罪，死也无憾。”于是撤军。

十二月，在此之前，知枢密院孙固请求罢免西征的军队，不久军队出征却没有战功，皇帝告诉孙固说：“如果采纳了你的建议，一定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于是孙固又说：“兵法规定：约定时间而迟到的人斩首。起初商议五路军队入讨，在灵州会师，只有李宪没有赴约，反而自己开辟兰会想要以此免除责罚，这罪不可赦，请求诛杀他。”皇帝没有听从。

壬戌日，元丰五年春二月，两浙路转运司上奏说知润州鞠真卿蔑视法律、专断威权，皇帝说：“刺史、县令，治理百姓最为贴近。汉代从刺史中有入朝担任三公的人，大概是重视他们的职责罢了。现在的藩镇郡县不过几十个，往往大多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县令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从今以后更应谨慎选择。”乙亥日，分别命令辅佐大臣祈雨。

三月乙酉日，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上奏说：“听说道路上议论纷纷，以卖盐为祸患。希望稍微改变法律以便利于百姓。”又上书说：“陛下所立的新法本来是为了百姓，因为百姓有高利贷的利息，所以借给百姓钱；因为百姓有破产的祸患，所以实行免役法；因为百姓没有连坐的责任，所以教导保甲法；因为百姓有积压货物卖不出去，所以设立市易法，都是好法。

实行几年，天下诉讼不断，法律弊端导致百姓受苦，各种情况都有。其中对役法的危害尤其严重。”又说：“蹇周辅最初建立盐法来救济缺盐的百姓，如今民间积压盐卖不出去，以致怨恨叹息。卖既行不通，月钱拖欠，追讨责罚，将遍布江西。形势如此，那么安居的百姓转为盗贼，该怎么办？”皇帝批示：“刘谊职责在于奉行法度，既然有见解，自然应该出于公心陈述。竟然敢张扬皇上（的过失）上书，立即勒令停职。”司天监上奏说：“四月初一，日食将在寅时发生。”诏令从己亥日开始换穿素服，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当天百官坚守职守。乙巳日，皇帝在雠英殿，赐予进士、明经、诸科黄裳等五百九十三人及第、出身、同出身。

夏四月壬子初一，云层阴暗，看不到日食。知开封府王安礼上奏说三院监狱空虚，张贴在各府门。辽国使者路过看见叹息，称为奇异之事。皇帝说：“从前由余出使秦国观察政事，内史廖等人从容地陈列祭祀礼器来夺取他的谋略。秦国有人才。王安礼留心吏治事务，能惊动外族，对古人无愧了。”壬戌日，崇文殿校书杨完编纂分类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完成三十卷进献。癸酉日，王珪依照原官职担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照原官职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讲义》说：“建立官职的制度，不只看重名称，而看重实际；不只看重官职，而看重人选。君子观察元丰五年官制的完成，左右仆射的名称初次端正。而让王珪、蔡确担任，就有辱于左右仆射的名称了。观察政和三年官名的端正，太宰、少宰的名称初次设立，而让何执中、蔡京担任，就有辱于太宰、少宰的名称了。

甲戌日。诏令中书在五月初一实行官制。知定州章惇担任门下侍郎，参知政事张璪担任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升为中大夫，担任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升为中大夫，担任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承议郎李清臣试用吏部尚书，不久诏令李清臣特别升迁为朝奉大夫。通直郎、馆阁校勘、兼管中书礼房公事王震试用右司员外郎，于是打开天章阁，初次使用官制任命，诏令王震及雍从跟随辅佐大臣执笔入内记录圣旨，当面授予左右司，仍让他们自己书写，当时舆论认为这是荣耀的事。诏令从今以后不再任命其他职务，现任馆职的人依旧，如果任命职事官，校理以上升迁一官，校勘减少三年磨勘期，校书减少两年，并罢免所带的职务。丁丑日，同知枢密院吕公著担任资政殿学士、知定州。起初商议五路举兵讨伐西夏，吕公著劝谏不听，不久上表请求罢免。皇帝封还了他的奏章。等到西征军队没有战功，吕公著说：“外面的议论都认为王中正应该依法处刑。”于是采用李宪的策略打算再次出兵，吕公著又坚决劝谏，皇帝不高兴。恰逢章惇从定州被召为门下侍郎，吕公著因此请求代替章惇守边。章惇接连上奏，于是有了这道任命。又李舜举入朝上奏，皇帝心意醒悟，想要罢免西征军队。吕公著入朝辞行，皇帝慰劳他说：“你不应当在外任职，不久就要召你回来了。”五月，手诏说：“朝廷商议更改官制，本来想要核实整顿吏治，不是仅仅拘泥古法追求奇特而已。近来任命官员设置机构，修习讲论超过一年，等到命令颁布实行，还缺乏条理。详定官恐怕需要增加深晓文法的人。御史中丞徐禧可以共同详定官制。如果像先前所议论的体统，令以此意著为式令。大概皇帝曾经议论苏绰建立恢复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县，全都分为六曹，财赋统一。令先从京师开始，等待推排有序，那么监司、州县都可以施行了。”

译王珪说：“按照旧例，中书省进呈熟状和草状，只有执政官签字画押。现在的官制规定，门下省的给事中只允许在黄纸上签字画押，而不允许在草状上签字。”舒亶对此表示怀疑，于是借此向皇帝请示。皇帝说：“制定法令与执行法令，职责应当区分，给事中不应当在草状上签字。将此定为法令。”三省上奏说：“九寺三监分别隶属于六曹，想要明确宣布并下达执行。”皇帝说：“不可以。一个寺或一个监，其职责事务有的分属各个曹司，怎么能专门隶属于某一个曹司呢？应当说九寺三监根据具体事务统属于六曹。将此定为法令。”皇帝因命令执行迟缓而对辅政大臣说话，颇为后悔改变官制。蔡确等人担心皇帝心意已决想要废除新官制，于是极力陈述新官制下俸禄比旧制每月节省俸钱二万余贯，皇帝的心意立刻停止。下诏尚书六曹分别隶属于六察。

译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即使是周朝兴盛时期，也认为人才难得。只有能以大道广泛观察，不拘泥于流派品级，根据才能任用，那么选拔人才的途径就宽广了。如果称不上胜任，就可以罢免驱逐，不能因为已经给了他们官职俸禄，反而因牵念吝惜而难以依法处置。如果臣下有功劳，朝廷知晓，即使有过失，也应当宽恕。所以律法中有为贤者、劳者议罪的条款，这也是周朝八柄诏王的遗意。然而有关官员议罪自然应当恪守官职，诛杀或宽恕则取决于君主决断，这样，用人之道就没有困难了。”

六月甲寅日，修撰两朝正史完成，共一百二十卷。皇上批示说：“近日据李宪奏报进献，设置堡障作为驻兵讨贼的地方。近来李舜举奏报财粮尚未备齐，朝廷认为舜举所言忠实可信，已经停止深入攻取的策略。如果贼寇侵犯边境，自然应当迎战打击。”在此之前，舜举退朝后，去见执政大臣，王珪迎接慰劳他说：“朝廷将边防事务托付给押班和李留后，没有西顾之忧了。”舜举说：“四郊多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相公主持国政却将边防事务托付给两个宦官，可以吗？宦官正应当供职于禁庭洒扫之职，怎么可以担任将帅的重任呢？”听到这话的人替王珪感到惭愧。诏令从今以后，事情不论大小，都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执行。三省共同获得旨意的事情，不再带上三省字样发出。这一天，辅政大臣有话说：“中书省独自取旨，事体太重。”皇上说：“三省体制均等，中书省拟定并商议，门下省审查并复核，尚书省承接并执行。如果有不当之处，自然可以论奏，不应当因此扰乱体统。”在此之前，官制所不能探究分省设官的本意，于是将中书、门下、尚书分为三处，各自获得取旨出命的权力。既然纷乱没有统纪，到这时，皇上的一句话就定了下来。皇上临朝执政很久，群臣俯伏听命，没有人能够有所论说。当时因为奏事有被诘问责罚的人，王安礼进言说：“陛下固然圣明，而左右辅弼应当选择自好之士、有廉隅的人担任，那么朝廷就尊贵了。至于论事，如果只求容悦，苟且做一时的计策罢了，君主将有什么便利于此呢？”皇上认为他说得好。戊午日，宰臣王珪说：“天圣年间修撰真宗正史完成，另外录《三朝宝训》以备省览。现在应当修撰仁宗、英宗两朝宝训。”诏令秘书省著作局依例修撰进献，派遣林希、曾巩。诏令尚书省获得弹奏六察御史失职的权力。壬申日，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说安化州蛮人作乱，皇上说：“马默的意思是想用兵罢了。用兵是大事，极须谨慎庄重。先前郭逵在南安与近来西师兵夫死伤都不下二十万。有关官员错判一个死罪，其责任不轻，现在无罪将数十万人置于死地，朝廷不得不承担其罪责。天下大事常常起于极细微之处。”章惇说：“唐虞君臣互相告诫，也说一日二日万几。”皇上说：“知几至难，只有圣贤能够图谋于未成形之时，所以没有智名勇功。其次在几兆之时图谋，就容易用力。其下等到事情显著可见才图谋，所以用力多而见效少。”章惇又说：“善于用兵的人不列阵，大概是在未兆之时图谋罢了。”皇上说：“事情将要显现，天常见象，只是人不能知晓。彗星孛星显示人事很直，犹如语言，只是现在没有深晓天道的人罢了。古人能够知晓，就能消伏。”王珪说：“天象既然如此，必然至于用兵，这也是数数。”皇上说：“只有先格王正厥事。能够正厥事，虽然必然至于用兵，可以无悔了。”

秋七月，皇上因论刑，说：“先王的肉刑大概不可废除，到汉文帝废除它，如果革除秦朝的弊政，想要休养生民就可以。如果以先王之法衡量，则不能说是没有过失。三代之时，民有疆井，分别圻城，彰善瘅恶，人重视迁徙，所以以流放为重。后世之民迁徙不常，而流放不足以治理，所以用加役流。又不足以惩戒，所以有刺配，还不足以对待，所以又有远近之别。大概先王教化明习俗成，那么肉刑不为过。”戊子日，鄜延路计议边事，徐禧等人说：“银州故城形势不便，应当迁筑于永乐堞上，自永乐堞到长城岭设置六寨，自背罔川到布娘堡设置六堡。”听从了。

八月癸丑日，诏令三盛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及言事御史的弹纠。

在此之前，设置监察，随所隶属监察盛曹、寺、监，而三省到内侍省无所隶属，所以由长官言事御史监察。

九月甲申日，永乐城建成，用兵四千人守卫。丙戌日，徐禧、李舜举再次进入永乐城。丁亥日，贼寇三十万众攻城，于是围城。戊戌日，永乐城陷落，徐禧及李舜举都死了，稷被乱兵所杀，曲珍及王湛、李浦逃跑归来，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有人说徐禧实际上没死，有从虏地回来的人曾经见过他。

冬十月戊申朔日，李秬、种谔、沈括奏报永乐城陷落，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一万二千三百余人全都覆没。皇上涕泣悲愤，为此不吃饭。早朝对辅政大臣恸哭，没有人敢仰视。既

译于是叹息说：“永乐城那次军事行动，没有一个人说它不可行。”右丞蒲宗孟进言说：“我曾经说过。”皇上严肃地说：“什么时候有人说过？在朝廷内部只有吕公著，在朝廷外部只有赵卨，曾经说过用兵不是好事罢了。”从此以后，皇上开始知道边防将领不可轻信，也厌恶军事行动，没有再向西征伐的意图了。壬申日，下诏命户部右曹在京东、淮、浙、江、湖、福建等十二路调发常平钱八百万缗，输送到元丰库。从熙宁年以前，各道专卖酒场的收入，大抵是用来补偿衙前役人垫付的官府费用，到了熙宁年间推行役法，于是停止征收酒场收入，允许百姓增加价格来雇佣役人，用所得价款供给衙前役人。当时有坊场钱。到了元丰初年，法令实行已久，积蓄的盈余很多，司农寺请求每年调发坊场钱百万缗输送到京城，元丰三年，于是在太庙南面建造元丰库来储存这些钱，房屋几百间，凡是隶属各官府、不由度支主管的赋税收入越来越多，想要用来储备以应对非常情况。

译十一月戊寅初一，皇上对臣说：“御史分属中都官，事务已经很多了。又让他们察举四方，将用什么来要求他们治理办理呢？况且这在体制上也不合适。可以罢免御史察举各路官府的职责。如果有不称职的，让言事御史弹劾。将此定为法令。”

癸亥，元丰六年春正月甲申，白虹贯穿太阳。甲午，下诏各路提点刑狱司各设置检法官一员。丙辰，熙河兰会路钤辖王文郁任兰州知州，接替李浩。西夏军队围攻兰州，数十万大军突然到达，王文郁说：“敌人众多我方人少，应当挫败敌人的锐气以安定军心，然后才可以防守，这就是张辽保全合肥的原因。”他坚持请求不停，李浩答应了他。于是招募敢死之士一百多人，夜间用绳子吊下城墙，手持短刀突袭敌人，敌军惊恐溃散，争着渡河，淹死的人很多。当时人们把王文郁比作尉迟敬德。

二月甲子，三省上奏说：“御史台六察案官以两年为一任，想要设置簿册，分别记录他们纠劾的多寡以及是否得当，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年终详细列出，听候皇帝旨意决定升降，事情重大的随事听候皇帝旨意。”皇帝听从了。

夏四月辛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种诂去世。自从熙宁初年种诂首先挑起边境战事，后来再次讨伐西夏，都是种诂首先谋划，最终导致永乐之败。议论的人说种诂不死于边境战事不会停止。给事中韩忠彦等人因职务事对答，皇上看着他们说：“法律出于道义，人如果能体悟道义，那么立法就足以处理事务。立法而不足以处理事务，就不可以立法，大概是立法者不够完善罢了。”

又说：“制定法律的人想要条文简略，内容详尽以涵盖事务。”壬申，皇上驾临迩英阁，蔡卞讲解《周礼》讲到《司市》，皇上对蔡卞说：“先王建立官职治理市场唯独如此详细，为什么呢？”蔡卞回答说：“先王建立国家，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朝廷用来治理君子，市场用来治理小人，不可以忽略。”皇上说：“市场是众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治理聚集的人要详细。”

五月，于阗进贡地方特产。皇上问说：“经过哪些国家？”回答说：“道路经过黄头回纥、草头达怛、董钺等国。”

问：“达怛有没有酋领部落？”回答说：“因为缺乏草料粮食，所以经过他们的地方，都是分散居住的。”癸卯，下诏赐给资州孝子文渐粮食和布帛。

六月乙巳初一，下诏御史台六察案各设置御史一员。癸丑，礼部尚书黄履担任御史中丞。御史翟思议论政事，有旨意追问消息来源，黄履劝谏说：“御史以进言为职责，没有听到什么就没有话可说。现在竟然追究消息从哪里来，那么人们将会引以为戒，而台谏就不再有所听闻了。恐怕失去了开通言路的本意。”事情于是停止。元丰年间，下诏大理寺兼管审讯案件，所承接的内部下达公文，上下都说“这是语狱”，意思是一定要加重罪名。少卿韩晋卿独自持平核实，不观望风向，人们因此没有冤屈。

皇上知道他的才能，凡是案件难以查清以及事情涉及权贵的，都委托给韩晋卿。尚书省建立，提拔为刑部郎中，天下死刑请求复核，执政大臣有的认为烦琐，将要弹劾不应复核的人。韩晋卿正好在尚书省报告事情，于是说：“听断求实，是朝廷的心意。现在复核而获罪，复核就不会到了。”议论的人有的引用唐代覆奏制度，想要让天下各种案件都从奏请决断。韩晋卿说：“法律在天下，而可疑可怜悯的上奏请示，这是祖宗的制度。现在四海一家，想要囚禁等待朝廷命令，恐怕罪人在狱中死去的比伏法受刑的还多。”朝廷都听从了他。兼任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的郭茂恂请求合并茶场买马为一司，希望茶司共同承担买马的责任。

闰六月乙亥初一，西夏国主秉常上表请求恢复职贡。赐给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紫色章服。发运司每年漕运粮食六百二十万石，蒋之奇主管漕运事务，在这个月到达京师，于是入朝觐见。皇上慰劳备至，当面赐予，并且说：“朕不再除授官职，漕运事务全部委托给你。”蒋之奇辞谢，于是条陈利弊三十多件事，大多被采纳使用。丙申，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马、退休的韩国公富弼去世。在此之前，富弼上疏论述治道的要点说：“臣听说自古导致天下治与乱的，大纲不出任用谄媚奸佞、正直忠良之人这两端而已。谄媚奸佞之人进用，那么君主听不到有过错，只以恶为是，所以导致混乱。正直忠良之人进用，那么君主每天有开益，只以善为从，所以导致治理。臣自从离开朝廷，退居乡野，时常也仰知朝政所为。大体上谄媚奸佞之人竟然进用于朝廷，正直忠良之人多处于外，虽然有的在朝廷，大概害怕触犯奸佞，也都闭口不敢有所陈述。”疏奏上，皇上对辅臣说：“富弼有疏来。”章惇说：“弼说什么事？”皇上说：“说朕左右多小人。”章惇说：“何不让他分析，谁是小人？”皇上说：“弼是三朝老臣，岂可让他分析？”王安礼进言说：“弼的话是对的。”罢朝，章惇责备王安礼说：“右丞对上的话失当了。”王安礼说：“我们今日说‘诚如圣谕’，明日说‘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小人？”章惇无言以对。富弼既上疏，又条陈时政的过失以等待皇上询问，等到死后，才得到他的草稿，说：“今日上自辅臣，下及庶士，畏祸谋利，习成弊风，忠词谠”

译议论无法再上达天听，导致陛下的圣明被蒙蔽阻塞。天下的祸患已经形成，陛下却还不知道惊惧悔改，采取补救措施。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恐怕将要来不及了。陛下刚即位时，奸邪之臣进献谗言，在任命官员之际，陛下听信采纳不当，认为能够拒绝众人，不让不同的意见得以施行，然后圣明的教化才能推行，功业才能成就。这大概是奸人为了谋取私利而阿谀奉承，掌握权柄的大臣想要专权妄为以达成自己的意愿，于是误导陛下放逐斥退忠诚正直之士，进用奸邪谄媚之人，忠诚的言论被断绝，谄媚的赞誉日日听闻。去年朝廷采纳边将的荒谬建议，大规模出动军队去讨伐西夏，军队溃败，两路地区动荡不安。在举事之初，执政大臣、台谏官员和侍从臣僚如果能够冒犯圣颜极力劝谏，那么陛下的心意自然会回转，祸难自然就会平息。臣不知道当时大小官员中有为陛下极力争辩此事不可行的人吗？西夏的战事只是一件事，不幸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朝廷的事务，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辅佐君王的职责、议论政事的职位，都应当选拔天下最杰出的人。那些贪图宠幸、害怕失势、柔顺服从、阿谀奉承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担任呢？如果事情全由上面决定，那么下面就没有人承担责任，小人因此得以行奸作恶。所以事情成功了，下面的人得以窃取利益；事情失败了，君主独自承担罪责，这难道是所谓上下同心、君臣一心吗？这是朝廷的大体原则。又说：‘现在上下情意隔绝不通，做臣子的不能竭尽忠心，百姓愁苦怨恨、失去生计，没有办法上达天听，而政令的施行、诏书所晓谕的内容，听不到欢欣信服的意思，臣担心这不是朝廷用来昭示天下的态度。’又说：‘后宫的臣子被委派统领地方，都不合适。在外则倚仗权势、估量宠幸，欺凌上下；入宫侍奉左右，宠禄过度则骄傲怨恨容易滋生，权势地位相当则猜忌争夺随之而来，结党营私制造祸端。’又说：‘兴办利事的臣子损害国家体制，为君主招致怨恨，至于设立货栈囤积百姓货物，建造房舍遮蔽旧屋，垄断河船运输，独占道路粪肥之利，急于搜刮敛取，道路之上叹息怨恨，这不是君主与民同乐的本意。’又说：‘陛下的圣意是认为今日之事不值得忧虑吗？还是认为应当深思并挽救它呢？所信用的人都是君子吗？还是有小人呢？这难道能逃过陛下明察的鉴识吗？只是没有把顺从当作喜悦，那么忠奸就分明了。’富弼早有成为三公的声望，天下人都称他为富公，名声远播夷狄。辽国使者每次到来，必定询问他的出处和安否。处理事务周全细致，没有万全的把握不发兵。当他敢于直言时，奋不顾身，忠义的本性，年老更加坚定。在家闲居十二年，片刻未曾忘记朝廷。追赠太尉，谥号文忠。

译秋季七月丙辰日，任命安焘同知枢密院事。西边战事持续多年，皇上愈发厌恶，于是破格提拔安焘。当时西夏人请求通好，安焘认为应当顺势安抚接纳，并告诫边境将领不要制造战争借口。随后安焘又请求归还疆土，他说：“应当让西夏知道我们宽恕过错而停止战争，不应该表现出我们厌恶战争的意思。”

八月己卯日，白天出现太白星。前任桐城县尉周谔上书言事，皇上下诏让中书省记下他的姓名。皇上每天阅览匦函中臣下所说的利弊，没有不详细阅览的，就像这样。辛卯日，皇上下诏中大夫、尚书左丞蒲宗孟保留原官职，出任汝州知州。在此之前，宰相和执政大臣一同面见皇上，皇上感叹没有人才，蒲宗孟回答说：“人才有一半被司马光用邪说败坏了。”皇上不说话，盯着蒲宗孟看了很久。蒲宗孟非常害怕，无地自容。皇上又说：“蒲宗孟难道不认可司马光吗？司马光暂且不论其他事，仅就他辞去枢密副使一事而言，我自即位以来，只见到这一个人。其他人即使逼迫他离开，他也不会肯去的。”又借机泛论古今人物，蒲宗孟极力称赞扬雄的贤能。皇上变了脸色说：“扬雄的《剧秦美新》写得不好。”退朝后，安礼戏弄蒲宗孟说：“扬雄成了您的累赘！”九月癸卯日初一，发生日食。中书舍人赵彦若等人说：“六房的公事，请求根据舍人的员额分别统领，以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排列，其年事、班簿、制敕、仓库等一并统领。”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戊辰日，起居郎蔡京说：“过去修撰起居注的官员两名，不分左右。所以每月轮流一人修撰。现在起居郎、舍人分别隶属两省，以便备位左右。史官则左边应当记录行动，右边应当记录言论。请求从今以后起居郎、舍人跟随左右分别记录言论和行动。”皇上听从了。

冬季十月癸酉日初一，西夏国主秉常派遣使者奉上表章恢复职贡，仍然请求归还所侵占的土地，永远作为外藩。于是赐给秉常诏书：那地界已经命令鄜延路移文宥州施行，每年的赐给等到疆界确定后依旧。下诏封孟轲为邹国公，因为吏部尚书曾孝宽说孟轲未加爵位，所以特别封赐。

十一月丙午日，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开始停止合祭天地。回宫经过宣德门，大赦天下。甲寅日，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保留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官职退休。

甲子年元丰七年春季正月辛酉日，被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调任汝州。苏轼说汝州没有田产，请求居住在常州。皇上听从了。元丰年间，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监狱。皇上本无意重判他。宰相王珪说苏轼有不臣之心，于是引用苏轼《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的句子回答说：“陛下飞龙在天，而他在地下寻求蛰龙，这不是不臣之心又是什么？”皇上说：“他自咏桧树，关我什么事？”王珪无言以对，于是轻判了他的罪行。然而皇上常常怜悯他，有一天，对执政大臣说：“国史大事，我打算让苏轼完成。”执政大臣面露难色。皇上说：“不用苏轼就用曾巩。”后来曾巩也不符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又有旨意起用苏轼以原官职出任江州知州。中书蔡确、张璪接受命令，第二天，改为江州太平观，又第二天，命令搁置不下达，于是调任苏轼到汝州，有“苏轼被贬居处思考过错，经过一年更加深刻，人才确实难得，不忍心最终抛弃”的话。在此之前，京城盛传苏轼已经白日飞升。皇上对左丞蒲宗孟感叹惋惜，所以苏轼的表章中有“疾病连年，人们都相传我已经死了；饥寒交迫，我也自己厌恶这余生”的句子。

二月庚午日初一，河北转运使、负责河北粮储事务的吴雍说：“现在掌管的人粮马料总共一千一百七十六万石。盈余互相补充，可以支撑六年。河北十七州边防大计，仓库充实，虽然借助于丰年，实际上是因为官吏能干尽职。共同负责的王渊在职九年，全心全意为公家办事。希望考察成效，以鼓励有才干的官吏。”皇上下诏赐给王渊紫色章服。

三月丁巳日，在集英殿中大宴，皇子延安郡王初次侍立在前面，宰相王珪率领百官在朝廷祝贺。郡王年龄未到出阁的时候，皇上特别让他侍宴以便让群臣见到。壬戌日，下诏太学外舍生周邦彦担任试太学正。周邦彦献上《汴都赋》，文采值得取用，所以提拔他。周邦彦是钱塘人。

五月庚申日，下诏中书舍人蔡卞前往江宁府探视王安石的疾病。辛酉日，白虹贯日。壬戌日，下诏从今以后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享文宣王，设置位次在兖国公之后，荀况、扬雄、韩愈按世次跟随在二十一贤之间祭祀，一并封为伯爵。

六月，礼部说：“欧阳修等人编撰的《太常因革礼》从建隆开始，到嘉祐结束，共一百卷。嘉祐之后缺失而没有记录。熙宁以来，礼仪文饰的制作，足以垂范万世。请求下达太常寺，委派博士接续编纂，以备查考。”皇上听从了。戊子日，集禧观使王安石请求将所居江宁府上元县的园屋创建禅寺，请求赐予名额。皇上听从了，以报宁禅院为名额。有人说：“王安石儿子王雱处心积虑险恶，王安石在政府，凡是所作所为不近人情的，都是王雱指使的。王雱死后，王安石曾经恍惚看见王雱戴着铁枷像重囚的样子，于是请求将园屋改为僧寺，大概是为了让王雱向佛求救。”

译也。』

　　秋季七月癸丑日，分别命令辅政大臣祈祷天晴。

译八月癸巳日，衢州上报太子少保致仕赵汴去世。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清献。

冬十月乙亥日，给事中韩忠彦任礼部尚书。韩忠彦入宫谢恩，皇上告诫他说：“先令公的功勋，朕不敢忘记。你再次为朝廷尽忠，这还不足以酬谢你。”辛卯日，枢密院上奏：请求将历来御前批降的指挥命令详细记载在册，作为枢密府的借鉴。皇上听从了。

十一月，西夏国主秉常派遣谟个咩、迷乙遇携带表文入朝进贡。

十二月戊辰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任资政殿学士，降下诏书奖赏慰勉，赐给银绢、衣带；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这都是因为修撰《资治通鉴》完成。皇上告诫辅政大臣说：“前代未曾有过这样的书，超过荀悦的《汉纪》远矣。”起初，元丰五年，将要实行官制改革，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官制将要实行，打算新旧官员一起任用。”又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言说：“国家的方针刚刚确定，希望稍缓一些。”王珪也帮助蔡确，于是作罢。等到任命司马光为第四任提举崇福宫，诏令满三十个月，就不等接替的人，直接前来赴阙，这是打算再次任用司马光。这一年秋宴，皇上染病，开始有建立储君的想法。又对辅政大臣说：“明年春天建立储君，让司马光和吕公著担任师保。”蔡确知道司马光必定被再次任用，想向司马光托付自己，于是对职方员外郎邢恕说：“皇上让君实担任资政殿学士，这是特殊的礼遇。君实喜欢辞官，我资历浅，不敢上书。和叔是君实的门生，应当写信说明不可辞官的理由。”邢恕只给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写信传达蔡确的话，司马康告诉司马光，司马光笑着不回答，也再次辞让后才接受。

乙旦元丰八年春正月戊戌日，皇上身体不适。

二月癸巳日，皇上病重。王珪说：“去年冬天曾奉圣旨：皇子延安郡王明年春天出阁。希望早日建立东宫。”一共上奏三次，皇上三次回顾，微微点头而已。又请求皇太后暂代听政，反复多次，皇太后流泪答应。在此之前，蔡确怀疑皇上再次任用吕公著和司马光，必定会夺去自己的相位，于是与邢恕谋划巩固权位的计策。邢恕原本与皇太后的侄子公绘、公纪交往，邢恕秘密握着两人的手说：“右相让我表达心意。皇上病势未减，延安郡王年幼，应当早日定下计议，雍王、曹王都是贤明的君主。”公绘等人害怕地说：“你想祸害我家！”径直离去。不久邢恕反而说雍王颢有觊觎之心，与内殿承制致仕的王械共同制造诬蔑诽谤。这天入宫问安退下后，就在枢密院南厅共同商议，王珪说：“皇上自有儿子，还有什么可商议的？”第二天，于是立皇太子，蔡确、章惇、曾布、邢恕的奸邪阴谋未能得逞，他们的踪迹诡秘，也无法辨别清楚，各自认为有定策之功。事情久了话传开了，最终成为朝廷的大祸，其实根源是邢恕引发的。

三月甲午日初一，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子站在帘外。王珪等人于是宣布诏命立为皇太子，改名为煦。又下诏说：“所有军国大事，都由皇太后暂代处理，等到康复后恢复原状。”戊戌日，皇上在福宁殿驾崩。宰臣王珪宣读遗诏，哲宗皇帝即位。

史臣说：皇上聪明英明睿智，天性孝顺友爱，侍奉两宫竭诚尽力，亲近爱护两位弟弟没有丝毫隔阂，直到皇上在位期间，才让他们搬出外宅居住。圣学高深，言论必定依据经典，深入探究道德的内涵而详细通晓礼法制度。在宫中读书，有时直到深夜。在东宫时，早就听说王安石有很高的名声，熙宁初年提拔他辅佐朝政，虚心听取他的意见。王安石更改法令，朝廷内外争相传言不便，皇上也怀疑，但王安石坚持不肯改变，后来天下最终认为不便，皇上也不专门信任，王安石心中不快，请求离职，于是八年不再召见，但恩顾不衰。司马光、吕公著虽然议论始终不合，但极力称赞他们的贤能。励精图治，唯恐不及，总揽万机，无论大小事务必定亲自登殿决断，有时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侍臣有进言的，皇上说：“朕享受天下的供奉，不是喜欢劳苦厌恶安逸，实在是想以此勤勉来报答。”将要确定官制时，独自待在阁中考查沿革，一年完成，人们都不知道。

每当用兵时，有时整夜不睡，边境奏报络绎不绝，亲手批阅处理，号令各位将领，叮嘱详细周密，授予成熟的计策，所以千里之外都能节制，机敏洞察，没有隐瞒之情。像李宪、张诚这一辈虽然非常亲近任用，但从未有一天放松驾驭，无不畏惧皇上的威严明察而不敢放纵欲望。先夺取灵州、夏州，消灭西羌，于是谋划北伐，在边塞积蓄粮食数千万石，大量储备兵器等待。等到永乐城陷落，知道用兵艰难，于是也停止征伐的念头了。

谦虚退让谨慎，去除浮华务求实际，终身不接受尊号，这确实是帝王的盛德。

起初，司马光不敢前往京城，恰逢神宗驾崩，听说孙固、韩维都聚集在京城。当时程颢在洛阳，也劝司马光前往，于是听从。卫士见到司马光，都用手抚摸额头说：“这是司马相公。”百姓争着拥簇司马光的马匹呼喊说：“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各地数千人聚集观看。司马光害怕，于是直接回洛阳。

《讲义》说：“所珍贵的大臣，不是因为他有超越天下的材智，

译必定是拥有足以统御天下的道德声望。王安石之所以能够轻易地变革旧法，是因为他名实相符，足以取信于天下人。司马光之所以能够轻易地废除新法，是因为他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期望他出任宰相。然而，王安石是凭借权势的臣子，司马光是德高望重的臣子啊。

译太皇太后听说这件事后，责问主管官员，派遣内侍梁惟简慰劳司马光，询问当前应当优先处理的事务。司马光于是上奏章说：“近年以来，民间愁苦，痛心疾首，但皇上却无从得知；圣明的君主忧虑勤劳，夙兴夜寐，但百姓却没有申诉的渠道。不如明发诏书，广泛开通言路，不论是有官职还是没有官职的人，只要知道朝政的缺失和民间的疾苦，都允许他们进呈密封的奏状，尽情极言直谏。陛下在听政的闲暇时略微赐览，其中义理精当的，就立即施行他们的建议。”

夏季四月，下诏开封府界、京东路的养马指挥全部撤销。又下诏说：“京东、京西路保甲、养马法原本规定的年限极为宽裕，民间容易应付办理，但有关部门不致力于遵循遵守，期限紧迫急迫，于是导致骚扰百姓。先帝曾经降下手诏责问约束，至今仍然不能奉行。这两路的保马，应当命令全部依照原来规定的年限收买，其中超额购买的数目，全部用来充抵次年的份额。”之后下诏京东、京西路保马按等级分配给各军，剩余的马匹发往太仆寺。那些不符合分配标准的，就归还民户变卖，缴纳所给的价钱。又下诏在京师以及京西和泗州所购买的物货等场全部撤销。中书省进言：“内外人户目前拖欠市易务的钱物应当商议减免。”下诏大户减免七分，小户全部免除。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任侍读。吕公著当时任扬州知州，被召回任用，是遵循先帝的意愿。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任陈州知州。辛巳日，职方员外郎邢恕任右司员外郎。邢恕向来与司马光和吕公著交好。蔡确料定司马光和吕公著必定会被重新起用，于是与邢恕深交，意图通过邢恕来结交这两人。然而邢恕为人倾邪阴险，反而与蔡确密谋，说蔡确有定策之功，于是邢恕迅速升迁至都司。司马光上奏章说：“过去仁宗皇帝提拔我任知谏院，我初次上殿，就进言君主的德行有三项，即仁、明、武；达成治世的方法有三项，即任用官员、信守赏赐、必定惩罚。英宗皇帝在位时，我曾进献《历年图》，其后序言中讲君主之道有一项，其德行有三项，我的志向也如同侍奉仁宗时一样。大行皇帝新即帝位，提拔我任御史中丞。我初次上殿，进言君主修养身心、治理国家的要点，我的志向也如同侍奉英宗时一样。如今皇帝陛下新承大统，蒙受垂询，我谨再次以君主修养身心、治理国家的要点进献，我的志向也如同侍奉大行皇帝时一样。我近来曾上奏，请求下诏书开通言路，希望圣慈早日赐准施行。”枢密院进言：“府界三路保甲，两丁的家庭只有病丁以及田地不足二十亩的，允许自行陈述，由提举司审验后予以放免。”下诏批准。司马光上奏章说：“先帝励精图治，以求达到太平。不幸所委任的人不足以仰承圣上的志向，自认为古今之人都不如自己，多凭己意轻易更改旧制，称之为新法。这些人想做的，君主不能阻止，天下人不能改变，士大夫望风承流，竞相献策，制定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令；又有边疆大臣行险侥幸，轻率发动战争，深入敌境，致使数十万兵夫暴尸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设置保甲、户马以资助武备，改变茶盐、铁冶等法令，增加家业、侵街、商税钱以供给军需，这都不是先帝的本意。先帝驾崩，我奔丧到京城，蒙受太皇太后陛下特别派遣中使询问得失，随后听说有旨意罢免修城役夫，撤除侦察巡逻的士兵，停止御前营造，斥退行为不端的近侍，告诫有关部门奉法失当、过度烦扰百姓者，罢免物货等场及民间饲养的户马，又放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歌颂圣德，新法的弊端，天下之人无论贵贱愚智都知道，因此陛下稍微有所更改，远近的人都相互庆贺。然而还有损害百姓、伤害国家、有害无益的事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这三件事，都是当今的急务，是整顿改革应当首先处理的。”

五月，下诏说：“听说治理国家的要点，以纳谏为先。凡是内外的臣子，有能用正直的言论启发开导君主的，岂止是接受而已，固然还要不吝惜高官厚禄，来奖赏他们的忠诚。如果暗中怀有私心，超越本分，或者煽动动摇机密大事；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对上观望朝廷的意图以侥幸求取进身，对下炫惑世俗之情以谋取虚名，那么执行贬黜惩罚，这也是不得已的。”

下诏新任陈州知州司马光路过京城时入朝觐见。在此之前，司马光上奏章说：“谏诤之臣，是君主的耳目。太府少卿宋彭年说：‘在京师不可不合并设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请求命令依照保马原来确立的条限均定每年应当购买的数目，又请求命令太学增设《春秋》博士。朝廷认为他们不是本职而言，各罚铜三十斤。陛下执政之初，两位大臣首先因进言获罪，我担心中外听闻后，忠臣解体，直士短气，太平的功业就难以企及了。”

于是命令司马光路过京城时入朝觐见。戊戌日，下诏汝州安置的苏轼恢复朝奉郎、任登州知州。己亥日，下诏吕公著乘驿车赴京城，程颢任宗正寺丞。丙午日，酉时发生地震，随即停止。下诏府界三路弓兵全部依照保甲未施行以前恢复设置。庚戌日，守

译尚书左仆射王珪去世。王珪从辅佐朝政到担任宰相共十六年，只是恪守成规罢了，当时人称他为“三旨宰相”，因为他上殿呈递奏章时说“请取圣旨”，皇上决定可否之后，他又说“领受圣旨”，退朝后，告诉禀报的人说“已经得到圣旨”，所以如此。丙辰日，正式奏名的进士刘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别奏名的八百四十七人都授予官职，武举进士三十九人都赐予袍服、笏板和银带。

译戊午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改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韩�改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章惇改任知枢密院事，资政殿学士司马光改任门下侍郎。起初，司马光因担任陈州知州而路过京城，尚未入朝觐见，便上疏请求皇帝下诏广泛开通言路。他说：“等到我到达京城，承蒙皇帝派遣中使将五月五日的诏书赐给我阅览。诏书开头和结尾的话固然尽善尽美，但中间却用六件事来防范进言者。我认为，臣子只有不说话，如果开口进言，那么都可以用这六件事来定罪了。如果对群臣有所褒贬，就可以被指责为内心有所私怀；如果在本职之外略微有所涉及，就可以被指责为逾越本分；如果陈述国家安危的大计，就可以被指责为煽动动摇机密大事；如果与朝廷旨意暗中契合，就可以被指责为迎合已经施行的政令；如果议论新法的不便应当更改，就可以被指责为观望朝廷的意图；如果议论民间的愁苦值得怜悯，就可以被指责为炫耀迷惑世俗的情感。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就没有可以再说的了。这诏书开始时是寻求谏言，结束时却是拒绝谏言。请求删去中间这一节，让天下的人各自尽抒怀抱，不担忧被贬黜惩罚，这样，那么朝廷内外的事、远近的情况就像看手掌一样清楚了。”不久，果然另外下诏命令如实陈述事情。

从“皇上刚即位”到“没有再忌讳”这三十一个字都被删去了。司马光既然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又用札子推辞免职，并请求更改新法。于是太皇太后派遣中使赐下手诏晓谕他供职，司马光这才接受任命。

六月丙寅日，废除府界三路保甲不许投军以及充当弓箭手指挥的规定。下诏赐给楚州孝子徐积绢三十匹、米三十石。丙子日，资政殿学士韩维担任陈州知州。韩维起初赴京参加丧礼，太皇太后降下手诏慰劳询问。韩维上奏说：“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必过分追求高远，只在于审察人情罢了。识别人情并不难，用自己的心去推想别人的情感就可以明白了。大凡人情，贫穷就想富裕，痛苦就想快乐，劳苦困顿就想休息，郁结堵塞就想疏通。陛下如果真的能常以利于百姓为根本，那么百姓就富裕了；常以爱护百姓为根本，那么百姓就快乐了；去除妨碍农事的劳役，那么劳苦困顿就休息了；废除无益于治理国家的禁令，那么郁结堵塞就疏通了。”又上奏说：“我曾经详细上奏陈述陛下应深入考察盗贼产生的根源，废除禁止从事其他行业的命令，放宽训练的期限，这是因为保甲、保马法引发的。我不是说国家的马匹就不应该饲养，只是官方设置监牧机构就可以了；不是说民兵就不应该训练，只是在农闲时进行一次训练就可以了。”丁丑日，承议郎、新任宗正寺丞程颢去世。程颢曾经议论熙宁初年张戬争辩新法不可实行，于是言语触犯了王安石，因此说：“新法的施行，是我们党激化造成的。当时自己惭愧不能以诚心感动皇上，于是造成了今天的祸患。我们应当与王安石分担罪责。”程颢很有经世济民的志向，正当被召用，却突然去世，士大夫无论认识与否，没有不哀伤悼念的。

文彦博采纳众人的意见，题写他的墓碑为明道先生。

吕中说：“道不能彰明，上天实在怜悯。特意降生贤哲，资质禀赋特异。元气的汇聚，浑然天成，上天的意旨本来有所归属。居住在洛阳十年，修养完备至极，人们看到他的言辞气度，肃然不敢接近。然而和气充满洋溢，见面时流露于背部，突然脸色严厉言辞没有。人们看到他待人接物纯粹好像容易接近，然而远望他崇高深远，截断于规矩准绳，不敢怠慢。气度清越，世事好像将要玷污他，然而能勤勉于小事，即使是鄙贱琐碎的事也不畏惧。主张言论洒脱，浅近而容易知晓，叩问它则无穷尽，表达出来则更加精妙。人们随其所见不同，而不知道先生道积蓄于内心，本来纯粹而不混杂。曾经探究先生用力的地方，说心不可以被一件事留滞，学习不可以因一种善行而停止。有所适从有所不适宜，警戒不是天地的全貌；客气未消，防止它成为义理的胜利。去除新学的支离破碎，不像佛教那样不相联属，忌讳学者先立标准，斥责记诵者玩物丧志。游学在他门下的人，如同在洛阳群饮，各自充满其量，所以得到先生教诲的人，如显道的诚笃，公掞的端厚；得到先生和气的人，如淳夫的安恬，中立的简易，随其所得，本来已经足以自足名世了。元祐群贤都从散地起用，先生独有忧色。如果让他与朝廷协同以施展调和统一的功效，怎么会有绍圣年间的报复之祸呢？

奉议郎、知定州安喜县事王�叟担任监察御史。癸未日，吕公著入朝觐见，太皇太后派遣中使赐给他食物。吕公著上奏十件事，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去奢，十曰无逸，都随着事情解释，粗略形成条理，不写繁�的言辞，以便观看阅览。这天，同上奏说：“先帝新定的官制，设置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的官职，其员额非常完备。恳请申�辅弼大臣，选拔忠厚刚�的臣子、正直敢言的人士遍布左右，让他们掌管谏诤。又御史之官号称是天子的耳目，而近年以来，专门举�六察的旧例，废弃国家治乱的大计，只�察官司文书的过错。恳请全部罢�察案，只设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然诏令谏官、御史都必须直言”

译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举时政之纗缪，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病。』丁亥，诏曰：『古之王者即位之初，必明目达聪，以防壅蔽。广纳忠言以辅助不足，然后民情得以向上通达，恩泽得以向下普及。凡内外臣僚及百姓，都允许密封奏章，直言朝政的缺失、民间的疾苦，朕将亲自阅览，以考察其中的实情并加以施行。』司马光共三次上奏请求更改先前的诏书，于是才开始采纳他的意见。吕公著已经呈上十件事，太皇太后派遣中使告诉吕公著说：『阅览你所上奏的内容，很有启发和益处。在此拯救百姓疾苦之际，改革哪件事最为优先？』

译庚寅日，吕公著再次上奏说：“自从王安石执政，改变旧法，群臣中有议论其不便的，就被指责为破坏法度，必定遭到罢黜斥退，因此青苗、免役之法实行后，搜刮百姓的财物殆尽；保甲、保马之法实行后，耗用百姓的民力枯竭；市易、茶盐之法实行后，夺取百姓的利益殆尽。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变革之际，应当讲究方法，不能仓促行事。比如青苗法，只要停止逐年考核比较，官府既不追求功绩，百姓自然免除被强迫摊派的祸患。免役法，应当稍微减少宽剩钱的数额，估量差役雇工所需的费用，不要让下等户白白缴纳。保甲法，只命令在冬季农闲时进行教习，仍然只委托本路监司提举按察，既然不至于妨害农业、伤害百姓，那么大众稍得安居乐业。至于保马法，先朝已经知道有关部门执行的谬误。市易法，先帝尤其觉得它有害而无利。等到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过多，当地百姓几乎无法生存，恐怕应当全部废除。而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其应当首先革除。陛下如果一定要改革政治，使不惊扰世人听闻而实际利益惠及百姓，不如以任用人才为急务。”当天又一同上奏：“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担任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骨，可以担任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常清直有操守，可备任御史中丞。刘挚资质端厚，可担任侍御史。苏辙、王岩叟都有才气，可担任谏官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将吕公著的奏札交给司马光，让他详细陈述所提出的变革利弊、是否有兼济之才。司马光如实上奏。司马光上奏说：“吕公著所陈述的与臣所说的正相符合，只有保甲一事，朝廷既然知道它危害百姓，对国家无益，就应当全部废除，哪里还需要教习？”司马光又说：“陛下推心置腹地对待臣，让臣选拔众多士人。

我见刘挚公忠刚正，赵彦若博学且有父亲的风范，傅尧俞清高立身安恬，范纯仁遇事明敏，唐淑问行为有耻，范祖禹温良端厚。这六个人，如果让他们有的在台谏任职，有的担任侍讲读，必定有益。”知庆州范纯仁说：“郡县的弊端，太守县令知道；一路的弊端，职司知道；茶盐利局、民兵刑法、差役的弊端，主管该局及受其委托的人知道；军政的弊端，三帅与将领知道；边防的弊端，守边的人知道。希望陛下特别下达明诏，各自让他们条陈本职，限一个月内上奏，也可以根据他们的陈述，大致了解这些人的才识，然后审慎选择而施行。”

秋七月甲午日，下诏各镇寨市易抵当全部废除。丁酉日，请求上天为大行皇帝尊谥，上天赐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号神宗。下诏恭敬依从。戊戌日，吕公著任尚书左丞。吕公著说：“本朝制度，每次在便殿奏事，只有中书、枢密院两班。近来先帝修定官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各为一班，虽然有三省一同进呈的，但也很少了。执政大臣都是朝廷遴选的，正当一心同力，集众人之智来辅佐新政。”于是下诏：“凡是三省合取旨的事及台谏章奏，都进呈施行。”下诏府界、三路保甲从明年正月以后全部停止团教，仍然依照义勇旧法，每年农闲时到县里教阅一个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请求全部罢免各处保甲保正长，让他们归农，依旧设置耆长壮丁巡捕盗贼，户长催督赋税。他所养的保马拣选勾收，太仆寺量给价钱，分配给两骐骥院。蔡确等人执奏不执行，下诏保甲依照枢密院本月六日的指挥，保马另行议定立法。司马光说：“臣见臣僚百姓上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奏状必定很多。请求降付三省，委托执政官分取看详，选择其中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再进呈，或留在左右，或降付有关部门施行。”听从了他的建议。

八月丙子日，发生月食，全食。癸未日，谏议大夫孙觉说：“请求依照天禧元年手诏言事。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拾遗，凡是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的，大事则在朝廷议论，小事则上封章。如果贤良被遗留在下位，忠孝不被上闻，就条陈其事状而推荐言说。”下诏依照此申明行下。下诏府界新置马牧监并提举经度置牧马司全部废除。司马光说：“近来降下农民诉疾苦实封状王啬等一百五十件，除去所诉重复的，都已签帖进呈。私下认为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苦，蚕妇治茧绩麻纺纬，她们的勤劳极了。农蚕者，是天下衣食之源，是人们所仰赖以生存的，所以圣王重视他们。私下听说太宗曾经游览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在殿上，赐席让她们坐，询问民间疾苦，赐帛给她们。太宗兴起于微贱，民间事固然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这样，是怕富贵而忘记的缘故。真宗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是农家，喜欢说农家之事。真宗自幼听到。等到登上大位，咸平、景德之治，成为宋朝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被称为精当。如果不是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都能上达”

译如果封奏之事被压制，那么这些百姓的疾苦，怎么可能有一万分之一能上达天听呢？九月己酉日，刘挚担任侍御史。刘挚进言说：“我观察到谏官只有谏议大夫一人，御史台除了中丞、侍御史、两殿中侍御史可以言事之外，监察御史六人，专门负责监察处理官府公事。希望圣上仁慈，在谏院增加谏官的名额，本台六名监察御史也都允许言事，他们所主管的监察案件仍然像原来一样不废除，这样可贵的是大家共同尽忠竭力，共同辅佐圣上的政事。”朝奉郎苏轼担任礼部郎中。

译戊午日，监察御史王岩叟上疏说：“如今百姓最大的祸害，不过三五件事罢了。比如青苗法，实在是困害百姓的根本，必须全部废除。而近日的诏令，只是规定征收和发放不再设定额度罢了；役钱应当像过去那样恢复差役法，而近日的诏令，只是规定减少宽剩钱罢了；保甲法的祸害，大概是由提举司上下官吏逼迫所致，而近日的诏令，虽然只规定冬季训练，但提举司的机构仍然保留。这些都是奸邪之人坚持错误、掩饰过失，将极深的弊端略微加以改变，来应付陛下圣意罢了。”贴黄上称：“如果坚持己见的人认为青苗法、免役法突然废除恐怕会导致国家用度不足，那么请求陛下询问治平、嘉祐年之前国家用度为何没有缺乏，希望让人研究探讨后施行。”

冬十月己巳日，太皇太后告诉辅政大臣说：“民间保马法应当尽早废除，现行法律中有不利于百姓的地方就加以改正。”癸酉日，下诏仿照《八典》设置谏官，将具体设置的员额上报。这是听从了刘挚的建议。丁丑日，下诏尚书、侍郎、给事中、舍人、谏议大夫、中丞、侍制以上官员，各自举荐两名可以担任谏官的人选上报。起初，内廷旨意任命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问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轼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命令三省、枢密院一同进呈。太皇太后问这五人怎么样，章惇说：“按照旧例，谏官都让两制以上官员奏举，然后执政大臣进呈拟任。如今任命名单出自内廷，臣不知道陛下从哪里得知，难道不是左右近臣推荐的吗？这个门路不可轻易开启。”太皇太后说：“都是大臣推荐的，不是左右近臣。”章惇说：“大臣应当公开举荐，为何秘密推荐？”因此吕公著以范祖禹、韩缜为理由，司马光以范纯仁有亲属嫌疑为由进言。章惇说：“台谏官员是用来纠察约束执政大臣不法行为的。按照旧例，执政大臣刚被任命时，亲戚以及所举荐的人如果现任台谏官，都调任其他官职。如今应当遵循旧例，不可违背祖宗法度。”司马光说：“范纯仁、范祖禹担任谏官确实符合众人期望，不能因为我的缘故阻碍贤者进用，我宁愿避让职位。”章惇说：“韩缜、司马光、吕公著必定不会徇私，万一将来有奸臣执政，援引此为例。范纯仁、范祖禹请改任其他官职，仍然让两制以上官员各自奏举。”所以有了这道诏令。唐淑问、朱光庭、苏辙的任命都照旧，范纯仁改任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任著作佐郎。下诏监察御史兼管言事，殿中侍御史兼管察事，开始采用吕公著和刘挚的建议。下诏废除义仓，已经缴纳的数额，遇到歉收年份用来充作赈济。侍御史刘挚进言：“州县政务废弛或兴举的得失，责任应当在监司。应当稍微恢复祖宗旧例，在京东、京西、河北三路各设置都转运使，任用两制大臣担任，以加重其责任。其余各路，也希望推举资历较高、熟悉民情、识大体且接近中道的人，使他们忠厚安抚百姓而不失之宽纵松弛，严肃应对事务而不失之浅薄。”癸未日，赵彦若兼任侍读，傅尧俞兼任侍讲。在此之前，侍御史刘挚进言：“皇帝陛下正值壮年，需要滋养培养，左右前后应当让正直的人居住，言语沉默见闻应当接触正直的事。看到兼任侍讲的陆佃、蔡卞都是新进少年，希望在内外两制以上官员中另外选拔通晓经术、有德行义理、忠信孝悌淳厚老成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于是陆佃、蔡卞都被罢免，而赵彦若、傅尧俞有了这道任命。乙酉日，将神宗皇帝安葬在永裕陵。下诏废除方田法。下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的官员一并罢免，命令各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任。王岩叟进言：“听说章惇在帘前询问陛下御批任命谏官的事，反复询问言语涉及轻侮，外朝传闻，众人共同愤怒。章惇又说陛下从哪里得知，是不想让威权在人主手中，让正直贤良进入朝廷。侵犯官职、逾越本分，轻慢君主、亵渎尊严。国家有常法，请求公开贬黜他。”刘挚进言：“神宗皇帝灵驾出发，按照敕令：前一天，五使、三省执政官在两省住宿。听说宰相蔡确独自不曾入宿，轻慢废弃典礼，有不恭敬之心。”左正言朱光庭进言：“蔡确被先帝选拔，位至宰相。灵驾出发时，擅自先驰离数十里之远，以求自己方便安逸。作为臣子不恭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进言章惇欺骗蒙蔽、肆意辩解，韩缜挟持邪道、冒受宠信。奏章多次上呈，言辞非常急切。

十一月癸巳日，鲜于侁任京东转运使。于是司马光对人说：“如今又让鲜于侁担任转运使，确实不适宜。但是朝廷想要挽救东方土地的弊端，非鲜于侁不可，他是这一路的福星，可以作为各路转运使的模范了，怎么能让一百个鲜于侁遍布天下呢！”鲜于侁到任后，上奏废除莱芜、利国两监的铁冶，又请求海盐依照河北通商，百姓非常高兴。丁巳日，乡贡进士程颐任汝州团练推官，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因为司马光、吕公著以及西京留守韩绛推荐他的学问品行，所以有了这道任命。刘挚进言：“章惇性情轻浮浅薄，一向没有行为检点。请求罢免章惇的政事。”王岩叟进言：“当初商议垂帘仪制的时候，章惇曾经当众肆意说：‘给些礼数。’臣子听到，无不一致愤怒。太皇太后是先帝的母亲，陛下的祖母，垂帘听政，又是先帝的……”

译先帝留下的制度，本朝以来自有成例，怎能凭个人私意随意轻重处置，请求交付有关部门惩治郑敦的罪责。

译十二月，下诏说：“本月十五日开设讲席，讲解讨论《宝训》。讲读官每日前往资善堂，逢双日进行讲解诵读，并轮流派一人留宿值班。初次开讲以及每满十天，宰相、执政官都要前往。”废除了太学保任连坐同罪的法规。又废除了种桑的法规，免除百姓所欠的罚金。丙寅日，刘挚进言说：“宰相蔡确从山陵使任上回来，必须引咎自责。然而蔡确不顾廉耻，恐怕失去爵位，无故自行留任。恳请陛下早日做出英明决断，罢免蔡确的政事职务，以彰显国家法度。”在此之前，王岩叟进言说：“臣看到陛下将保甲月教之法改为冬教，百姓才开始得以安心从事生产。”又说：“请求依照义勇旧法免除冬教。”于是下诏府界、三路保甲中第五等有两个男丁的家庭免除冬教。甲戌日，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范纯仁、中書舍人王震都担任给事中。监察御史王岩叟进言说：“给事中身处门下省，应当负责封驳诏令，不同于其他职位，凡是政令不当、任命失宜、谏官未曾论及、御史未曾言说的，都可以先上疏驳斥并封还诏书。在扼住天下关键以激励至公、严肃朝廷方面，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考察王震出使没有廉洁正直的美誉，在朝廷任职没有端正光明的称誉，封驳的重任，不是王震所应当担任的。”不久命令王震外出任地方长官。刘挚进言说：“蔡确没有大臣进退的节操，与章惇勾结朋党。自从陛下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以来，蔡确心里不以为妥当。现在朝廷内外认为蔡确与章惇不罢免，那么善良之人就无法自立，天下终究不能承受仁厚的恩泽。”丙子日，左正言朱光庭上奏说：“我私下看到蔡确被先帝选拔，位至宰相。送葬时却极不恭敬。章惇向来轻率多言，不把朝廷和百姓放在心上。韩缜私德不修，应当让他们解除机要职务而体面离职。司马光应当进一步提拔为宰相，以充分发挥他的谋略。范纯仁公忠正直，希望提拔他为宰相，让他与司马光协同处理政务。韩维是天下贤才，应当安置在亲近机密的位置。将三个奸臣贬退到外面以清除百官中的邪气，将三个贤人进用在内朝以辅佐万机，太平的风气，从此开始了。”戊寅日，侍御史刘挚进言说：“蔡确从京官不到十年就升到辅弼之位，特别是因为屡次审理大案，罗织罪名诬陷他人，借此晋升，因此担任风宪官职时就专门以维护苗役法令为公论，身居庙堂时就专门以搜刮百姓膏血为宰相的业绩。排斥忠良，引荐党羽，与章惇、张璪结为朋党，怀疑言路有人上奏弹劾他们，各自让亲信在内臣中出入探听，查访虚实。”起居舍人邢恕暂代随州长官。邢恕曾经教高公绘上书请求尊崇太妃，作为高氏日后的福分。太皇太后召见高公绘问道：“你不识字，谁替你写的这封信？”高公绘呈上邢恕起草的稿子。既然罢免了邢恕的新任命，又将他贬黜。

译行罢免，至今未蒙指挥。今再论及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体。自陛下圣明临御之初，首先起用司马光，让他执政。司马光以至诚直道，独行孤立，朝廷同僚中，几乎没有真心帮助司马光行善的人。不仅不帮助，反而有忌恨、羞耻、嫉妒、加害之心。那些嫉妒司马光的人，正是为了损害政事以利于自己。陛下虽然有仁惠的政策，却被吕惠卿等人阻挠，而不能纯粹地惠及百姓。在下，士大夫虽然有忠义的节操，却被吕惠卿等人胁迫控制，而不能为君主竭尽忠诚。如今司马光病弱已极，万一不能支撑，那么陛下的仁政就建立不起来了，百姓的疾苦就恢复无望了！』户部上言：相度河北盐法司上言，请求废除当前实行的新法，恢复旧法通商。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司马光因病请假，共十三旬不能出门，然而奏疏接连不断，写信给三省说：『如今法度中最应先更改的，没有比免役钱更迫切的了。司马光打算写一篇文章上奏，如果降到三省，希望各位同心协力予以赞成。朝廷如今想要整治天下，让疲惫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首先需要在十八路各得到一两位好的监司，他们忠厚通达事理，忧民忘私，让他们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兴利除害。前日拟定的监司资格及委派官员荐举的文字，希望各位坚决坚持这一标准，这才有益处。国家所依赖的根本，没有比农民更重要的，农民是衣食的源头，国家不能不先加存恤。』又亲手写信给吕公著说：『近来，舆论颇讥讽晦叔过于谨慎沉默。此时再不朝廷争辩，事情一旦失误，就会落入那帮人的朋党之中了。希望你努力啊努力！司马光自生病以来，身体全托付给医生，事务托付给康伯，只有国事没有托付，今天就托付给晦叔了。』

译二月辛酉日，皇帝下诏说：“大名府自从遭受水灾以来，百姓的田地大多被淹没，无法耕种，百姓缺粮艰难。可以委派安抚使韩绛去查访并赈济灾民。”

《大事忆》说：“这是祖宗以仁德立国的本意，在熙宁年间暂时中止，又在元祐年间恢复。如果元丰、绍圣年间沿袭这种做法，中间没有元祐这几年的恩泽，那么靖康之祸，难道只是像今天所感叹的那样吗！

乙丑日，任命宰相蔡确提举修撰神宗皇帝实录，任命邓温伯、陆佃共同担任修撰官，林希、曾肇共同担任检讨官。在此之前，司马光进言说：“免役法，它的危害有五点：过去上等户服徭役，有所陪衬耗费，但服役期满后，却能得到休息。现在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衬耗费的钱，这是第一个危害。过去下等户原本不服徭役，现在一律出钱，这是第二个危害。过去所差派的都是本地安定的良民，现在招募四方游荡的人，做公人则枉法受贿；主管官物则侵吞盗用，事发就带着全家逃跑，这是第三个危害。农民所有的，不过是粮食布匹和劳力。现在说‘我不需要你的劳力，交出钱来，我自己雇人。’如果遇到灾荒年景，就不免变卖庄田、牛具、桑树来求取钱财缴纳官府，这是第四个危害。提举常平仓司只务求多征收役钱，大量积存宽剩钱，希求升迁，这是第五个危害。为当今之计，不如颁布敕令，所有免役钱全部废除，各种徭役钱都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旧法定差，只有衙前一役最号称繁重艰难，乡里有因此破产的。朝廷为此才开始商议制定助役法，如果仍然认为衙前户难以独自承担，就请求依旧让官户、僧道寺观、拥有房产的单丁女户，都按照贫富分等级出助役钱，遇到衙前应当承担的重难差遣，就支给使用。”乙丑日，三省、枢密院一同进呈，皇帝下旨依照奏请。起初商议役法时，蔡确说：“这是大事，应当与枢密院共同商议。”所以三省、枢密院一同进呈。丙寅日，刘挚弹劾蔡确、章惇，奏章上了十多次。丁卯日，诏令内外待诏大中大夫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曾担任过一任以上、聪明公正、所到之处有名望、能够担任监司的二人。如果到任之后才识昏庸愚昧，职责荒废，推荐人才或按察罪责，凭个人喜怒行事，举荐者一并加以惩处。韩维进言说：“范镇过去在仁宗朝曾担任谏官，率先群臣，首先倡导大义。选择宗室中的贤者，预先建立储君，以安定国家根本。凡是上奏章的有十九次，给执政大臣写信的有两次。献《大合祭赋》一次，所说的话忠诚恳切，以至于忘记自身安危。从此大臣开始相继有论奏，英宗皇帝于是从藩邸入继大统。先帝追录忠诚之言，像文彦博、富弼，都身受褒奖宠幸，恩赏延及他们的后代；刘沆、王尧臣虽然已经去世，还推恩授予他们的儿子官职，而恩赏唯独没有波及范镇。伏望圣上体察范镇先识首议，对宗庙社稷有功，特别降下明诏，褒扬显赫他的功劳，使天下知道朝廷实行信赏，虽然时间久远也不废止，人臣怀抱忠诚计策，虽然隐没也必定记录，足以使行善的人受到鼓励，向上辅助风化。”司马光因病休假，也写信给三省，催促同僚进呈。韩维的疏奏优厚地给予推恩。己巳日，任命光禄大夫致仕的范镇为端明殿学士致仕，同时任命范镇的儿子平西县令范百揆为宣德郎。

二月辛未日，刘挚试任御史中丞。诏令起居舍人依照旧制，不分记言和记动。癸酉日，监察御史王岩叟担任左司谏。右司谏苏辙开始供职。上言说：“帝王的治理，必须先端正风俗。风俗既已端正，中等以下的人都会自我勉励行善；风俗一旦败坏，中等以上的人都会自我放弃而作恶。邪正盛衰的根源，没有不从这里开始的。过去真宗奖用正直之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之徒已经因为谏诤显名，那么忠良之士相继而起。那些年老厌事的人，丁谓乘隙企图窃取国家命脉，而风俗已经形成，没有人同流合污。阴谋还未及发动，随即被流放。仁宗仁厚，是非的议论，一概交给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当时执政大臣难道都尽善尽美吗？然而畏惧忌惮人言，不敢妄为，一有不善，言官就到，随即屏退，所以虽然君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没有大过失。等到先帝即位，执政大臣变更祖宗法度，只有吕诲、范镇等明确指出其过失。二人已经获罪，台谏中有一言涉及此事的，都纷纷被驱逐，因此风俗大败。臣希望陛下永远考虑邪正盛衰的渐变始于台谏，修明其官职则听从其言论，言论有不当之处，随事处置，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那么太平之治可以立刻等待到来。”甲戌日，皇上驾临迩英阁。侍读韩维说：“陛下仁孝发自天性，每次行走看见昆虫蝼蚁，就避开而过，并且告诫左右不要践踏，这也是仁术。臣希望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那么天下幸甚！”司马光说：“恢复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希望朝廷坚持如金石般坚定，虽然有小小利害未备，慢慢更改，不要因为人言轻易破坏利民良法。”

《讲义》说：范仲淹主持事务，之所以实行而迅速改变，是因为

译章得象担任宰相，而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司马光之所以能在几个月之内改变新法，是因为他担任左仆射，权势很重。假如上天能延长他的寿命，让他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那么怎么会有后来的灾祸呢？

译苏辙进言说：“蔡确奸邪狂妄，刻薄狠毒；韩缜见识昏昧，品行污浊；章惇虽然具备处理政务的才能，但难以独自委以重任。司马光、吕公著虽然怀有忧国之心，但才能赶不上志向。至于张璪、李清臣、安焘等人，都是器量狭小、才识浅薄的人。希望尽早罢免他们，另外选拔那些负有天下重望、拥有过人高才的大臣来替代他们。”在此之前，知枢密院章惇进言说：“近日奉旨与三省一同呈递司马光请求罢免免役法、实行差役法的札子，我早晚反复仔细研读，才发现其中有很多疏漏粗略之处。司马光起初说上等户以差役为便利，以缴纳免役钱为害处。到了十七日的札子里，却说那免役钱虽然对下等户困苦，但对上等户优厚便利。十天之内两次上呈札子，所说的上等户利害完全相反，必定是考究得不够审慎确切，轻率而言。由此推想，他筹划变法的方法，恐怕未必尽善尽美。”章惇又常与同僚争论说：“保甲法、保马法一天不废除，就有一天的危害。至于役法，熙宁初年以雇役代替差役，推行得太快，所以有八种弊端。现在又用差役代替雇役，应当详细商议、熟加讲求，才可能施行。而限定在五日之内，弊端将会更加严重了。”御史中丞刘挚进言说：“私下担心五日之内，仓促难以完成。请求特别放宽期限，定为一个月。”右司谏苏辙进言说：“私下看到州县的役钱，各地通常都有剩余，还足够支付几年。请求将现有的役钱依旧用来雇役，到今年为止，而在今年之内催督各地审议差役，使其确实可行，不再有弊害。”起初，司马光上奏请求恢复实行差役旧法，知开封府蔡京就利用五日的期限，命令两个县差派一千多人充任役职，迅速前往东府（枢密院）。司马光得知后，高兴地说：“如果人人都像待制（蔡京官职）这样，还担心法令不能施行吗？”议论的人说蔡京只是迎合风向旨意，苟且想要讨好司马光，并非事实如此。

《国是论》说：司马光在元祐年间更改免役法，蔡京任知开封府，当天就改为差役，司马光不怀疑他的异心反而称赞他。杨畏改变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而顺从元祐年间的政策，吕大防喜欢他的才能，苏轼、苏辙也不怀疑他的为人，后来还推荐他，最终背叛元祐政权的，正是杨畏和蔡京。王安石希望别人与自己意见相同，因而厌恶翻悔的人；元祐年间的各位贤臣赞赏王安石的过失，反而任用翻悔的人，那么希望别人与自己意见相同的言论，不能专门归咎于王安石啊，主持天下权衡的人太难了！

尚书左丞吕公著上札子说：“核查司马光近期阐明役法的文字，大体意思已经很好，其中不无疏漏粗略之处。现在章惇所上的文字，大多出于不平之气，专门想要争胜。希望选派几位近臣，专门详细审定后上报。”当天，下诏说：“司马光阐明役法，还担心其中未能完备，应当选派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门详细审定后上报。”起初，范纯仁从庆州被召入朝，听说司马光议论恢复实行差役法，范纯仁说：“法令固然有不便利的地方，但也有不能骤然变革的，因为治理之道只在于去除过于严重的弊端罢了。况且法度是有关部门的事，所谓宰相，应当为天子搜求贤才，布列在众官职位上，那么法度即使有不便利百姓的地方，也没有可担忧的。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即使给予他们良好的法令，失去先后施行的次序，也足以成为百姓的祸害了。”司马光不听。范纯仁叹息说：“这又是一个王安石了！”又写信给他说：“此法如果缓行而熟议，则事情不会扰乱；急行而疏略，则会造成扰乱。现在您难道愿意扰乱百姓，而且将疏略的法令让谬误的官吏匆忙施行，那么扰乱百姓的情况又在您的意料之外了。以我愚笨的想法，这不像您所主张的。现在范纯仁谋划不改变您的法令，而只希望先从京西推行，使不扰乱一个人而您的法令可以成功。”司马光也不听。

吕中说：世人通常认为吴蜀地区的百姓以雇役为便利，秦晋地区的百姓以差役为便利。王安石、司马光不能全面了解各地的风俗，所以王安石主张雇役，司马光主张差役。然而差役、雇役两种役法的轻重相等，利害各半，并非关乎风土人情，我曾经推究这两种法令的缘故。差役法施行时，百姓虽然有供役的劳苦，但也认为有田地就有租税，有租税就有役务，都是我职责应当做的事，没有遗憾。所可革除的，只是衙门的重役罢了。官府物资损失勒令他们赔偿，官府费用责成他们供给，这是农民所不能承受的。如果用招募而不差派的方式来承担衙前之役，农民免除负担，那么百姓就会乐于差役之法了。至于雇役法施行时，百姓虽然出钱买役而全家安居，可以谋划生计，也没有怨言。所可去除的，只是宽剩钱的超额部分罢了。实际费用的支出本来应当出，额外的需求不应当诛求。如果把宽剩的钱分散而不征收，下等户免除常役，那么百姓就会乐于雇役之说了。顺着它们的便利而去除它们的害处，那么两种法令都可以施行。然而士大夫在熙宁年间被进用，认为雇役是正确的；在元祐年间被进用，认为差役是得当的。公心不立，随声附和是非，令人叹息。史官的话说得好：“苏轼、范纯仁、司马光门下的士人，认为差役便利；章惇、王安石门下的士人，认为雇役未定。虽然贤与不贤不同，各自不偏私自己所主张的。至于蔡京，贤如司马光，暴如子厚，都足以欺骗他。真是小人啊。”这话确实可信。

闰二月己丑初一，王岩叟曾经入宫应对，极力陈述蔡确阴险邪恶、巧言献媚，违背祖宗留下的告诫

译不可任用炎人，自两汉以来，仗节死义、建功立业的，都是中原人。皇上说：“这是因为他们是旧臣。”王岩叟说：“谁不是旧臣呢？”皇上说：“近日颇为干旱。”王岩叟回答说：“凭借圣德如此，没有导致灾变的道理，只是执政者中间有这样的人，所以才导致干旱。”皇上说：“等待便罢。”庚寅日，蔡确任陈州知州，是顺从他的请求。台谏多次上章疏议论蔡确，朝廷最终不肯治他的罪，世人以此为恨。司马光仍任原官职，担任尚书左仆射。司马光正因病再次请求担任宫观官职，尚未得到答复就有此任命。司马光坚决推辞，皇上不许。诏书已派遣官员详定役法，各给两个月的期限，体察访求确实的利害情况上报。此前，门下侍郎司马光说：“天下的钱粮都统归于三司。自从改定官制以来，将旧日三司掌管的事务分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能总领天下财赋，不能尽知天下钱粮的数目，无法量入为出。请求让尚书兼领左右曹，各州的钱粮、金帛，必须列出文书账目，申报户部、六曹及寺监。想要支用钱物，都必须先通报户部，凭符支拨。这样，财利之权就归于统一。”这天，诏令尚书省制定法规。任命宰臣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皇帝实录。

司马光说：“天圣年间，各路只各有转运使一员，也没有提点刑狱。王安石想要强力推行新法，各路才开始设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都能按察官吏；又增设转运副使、判官等，都挑选年少资历浅薄轻浮俊秀的人担任。”诏令各路转运使只设置使一员，副使或判官一员。各路提举官全部罢免。分两路的提点刑狱合并为一路，共派遣文臣两员。本路的钱粮财用事务，全部委托转运使；刑狱、常平、兵甲、盗贼事务，全部委托提点刑狱司管理。丁酉日，王岩叟入朝应对：“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则奸人有机会迎合心意进言。”又上奏：“请求考察贤与不贤，去留不可迟缓。贤者也留下，不贤者也留下，贤者会感到羞耻而不愿被任用。”皇上说：“怎样能使百姓归于敦厚？”王岩叟说：“展示敦厚百姓就归于敦厚，展示专一百姓就归于专一，只看在上位的人如何罢了。”又上奏：“圣人不以无过错为美，而以改过为美；不以无谏言为美，而以听从谏言为美。”又上奏：“两宫垂帘听政，杜绝内降诏令。”太皇太后说：“这一点非常正确，绝对不会发生，不必担忧。”

刘挚说：“保甲罢免团教，臣私下有过分的忧虑和计较。乡野的百姓，他们的性情容易转变习气。现在的保甲，衣服必定华丽精细，饮食必定酒肉，已经改变了他们过去穿布麻吃粗粝的习气了。众人聚集谈笑喧哗，挥臂夸耀勇力，已经移变了他们过去质朴劳苦的习气了。臣愚以为应该有法度来收敛制约他们，如果保甲的技艺强弱高低，州县都有等级名册。现在选拔优等的人，取其中愿意的，刺字作为本州禁军，其余中等下等技艺的人也招募愿意充当公人者，依照近制招募为弓手、手力、耆户长的役职。”苏辙说：“希望在元丰库或内藏库请求三十万贯钱，对上以此为先帝收恩于既往，对下以此为国家消除未萌发的祸患。河北的百姓喜欢抢劫，近年创设保甲，驱使他们离开农田，教他们练习凶器，现在虽然已经罢免，但手持弓刀的手不可能再拿锄头，吃酒肉的口不可能再吃蔬菜。既然没有归宿，势必成为盗贼。所以臣希望请求三十万贯作为招军的例物，选派有才干的文武臣僚各一二人分往河北各路，在保甲中招募强壮勇猛精悍者为禁军，根据他们的才能，确定军职。”

刘挚说：“知枢密院章惇向来没有才能品行。最近的差役法乃是三省、枢密院共同进呈，章惇如果真有见解，应当在这个时候陈述谋划。现在等到敕命宣布，才开始退而横加议论。章惇不是不知道此法的对错，大概是宁愿辜负朝廷也不忍心辜负王安石，想保存颜面去见王安石罢了。”甲辰日，刘挚说：“臣看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年，王安石把他当作心腹，所以他的政令都出于曾布的谋划，他的法令都出自曾布之手。臣当时任御史，曾以此告知先帝说：‘大臣误导朝廷，而大臣所用的人误导大臣。’大概是指曾布这类人。”朱光庭上奏：“今日庙堂之上，司马光未出，只有吕公着一人忠朴可倚，其余都是奸邪。希望圣慈早日进用范纯仁，使得贤者在位。同心同德，以辅佐圣政。”

程颐任校书郎。此前，王岩叟说：“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学问极尽圣人的精微，品行完全君子的纯粹。早年与其兄程颢都以德名显于当时。陛下正想任用程颢而程颢去世，陛下又起用程颐而任用他，四方俊才无不翘首向往，以观察朝廷对待他的方式如何，安置他的方法是否得当。臣希望陛下增加对待他的礼节，选择安置他的方法，而使高贤能为陛下尽其所用，那么所得就不只是程颐一人而已，四海潜藏光芒隐没德行的人，都将相互招引而出仕朝廷。”诏令英州编管人郑侠特别放逐便，仍除去罪名，尚书

译吏部先前决定先注授旧官，再安排应得的差遣，这是采纳了监察御史孙升、左司谏苏辙的奏请。辛亥日，下诏说：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应当解除机要职务，可保留原官职担任汝州知州，并允许他免除谢恩之礼。诏书的措辞说：“性情乖张，不是辅佐年幼君主的臣子；固执浅陋，没有大臣的气节。”言官既然多次弹劾章惇，章惇却依旧占据职位。等到章惇与同僚在帘前争论喧哗悖逆，说出“日后怎么能陪你们吃剑”的话，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于是将他贬黜。王岩叟曾经入朝应对说：“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别的，只在于使人心归附罢了。”皇上说：“明白了。”王岩叟说：“既然承蒙陛下听取采纳，臣等不敢不竭尽忠诚思虑，只希望陛下长久不厌倦，常常赐予采纳。”皇上说：“很好。”乙卯日，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升任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兼侍讲范純仁任同知枢密院。权给事中王岩叔上言：“看到画黄任命，提拔同知枢密院安焘为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范純仁为同知枢密院。臣谨按：安焘资历平庸，器识昏昧，自入朝以来，没有一项长处被人称道。安焘没有才能，旧有的职位尚且不该占据，何况能统领枢密院，独掌兵权？所有画黄任命，谨连同封奏进呈。至于范純仁的任命，恳请分开另发敕令执行。”王岩叔又说：“臣两次论驳任命安焘，私下听说已有命令，门下省不再送给事中书读，令迅速施行。臣的职位可以剥夺，但坚守官职的职责不可剥夺；身体可以忘记，但爱戴君主的心不可忘记。陛下既然重视更改任命，一定要施行，那么希望命令另派官员代理给事中，以保全孤臣的操守。”苏辙说：“安焘从同知枢密院升任知枢密院，越过了四个人，直接位居其上。不知陛下凭什么选取他而让他迅速达到这个位置？”孙觉说：“安焘的才能不被士大夫称道，臣认为王岩叔封还诏书，稍微算是尽到了职责。”刘挚上奏：“安焘担任执政以来，没听说有一件善事被人称道，也没听说有一句话稍微对国家有益。”又与孙升一起上奏：“听说任命安焘一事，因为给事中两次封驳，特别下达命令，不再送给事中书读，直接下达吏部施行。朝廷命令发出，必须由门下省书读省审后才能执行，这是为了审慎慎重、防范察察，向天下显示最大的公正。现在陛下任命一位大臣，因为他的封驳不当，就废除给事中书读的职权，这就是任命大臣而徇私了。私门一旦打开，将用什么来振肃公道，维持法纪呢？”丙辰日，左司谏王岩叔、右正言朱光庭入朝应对，太皇太后说：“知道你们公正，朝廷有缺失，一一说来，只管安心言事。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官家又年幼，不比神宗时。如果不是台谏公正忠孝以及执政得人，仅凭耳目怎么能尽知天下事？你们驳斥安焘很恰当，但考虑到受托之重，不想全部罢免。”又说：“神宗时，执政如果一一进言，怎么会有今天天下这么多事？”又说：“知人很难，尧舜都以此为忧。”又说：“民间已经休养生息了吗？爱护百姓应当像爱护婴儿一样。”丁巳日，安焘辞谢新任命，不被允许，敕黄交给王岩叔书读，王岩叔又封还。下诏说：“凡是内外现监理市易官钱的，允许用缴纳过息罚钱来充抵。如果已经缴纳及官本，就立刻免除。坊场净利钱也依照此例。如果是本人及保人孤贫的，暂时停止催理，以及今日以前积欠的免役钱减免一半，其余分三年，随夏税带纳。”殿中侍御史吕陶说：“君子与小人的分辨清楚则王道就能成功，邪正混杂在朝廷则政体不能纯一。太皇太后保佑皇嗣，安养生民，召用一两位旧臣，与他们裁正法度，整顿纪纲，然而大臣中有异议的，却不能尽诚竭力，以符合太皇太后的意愿。推究其情，大概有三种说法，一是先帝的法令怎么能立刻更改；二是国家用度极广，不取自于民怎么充足；三是司马光年老且病，将不能完成此事。在熙宁、元丰年间，小人的党羽遍布天下，争利的争着敛财，急功的争着用兵，结下民怨，挑起边祸，都不是先帝的本意，而是大臣无所补报反而促成了这些。”

译三月己未日，左司谏王岩叟上言：“陛下任用范纯仁虽然迅速，为何没有人提出异议？这是因为奖赏贤能。一旦提拔安焘，谏官和御史就纷纷上奏章批评，这是因为不符合公众的期望。如今将无才之人提拔到极高的职位，轻视朝廷的名位与器物，这是第一点应当论奏的；任命诏令不经过门下省给事中宣读就执行，损害朝廷的法纪纲常，这是第二点应当论奏的。”庚申日，刘挚上言：“安焘、范纯仁的任命诏令不经过给事中，直接交付有关部门，陛下为何要自行毁坏典章法度？”庚申日，详定役法所上言：“请求下达命令，除了衙前役外，其他各类役人只按照当前使用的人数确定，免除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资助役的命令不要执行。”朝廷听从了。司马光上言：“我观察朝廷更改科举制度，凡是选拔人才的方法，应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在文学之中，又应当以经术为先，辞藻为后。如今国家商议科举之法，不如依照前朝的成法，将明经、进士合并为一科，确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命令天下学官依照注疏讲解，学者广泛阅览各家学说，自己选择优劣，各自跟随所好。《春秋》只采用《左氏传》，那《公羊传》、《谷梁传》、陆淳等说法都归为诸家；《孟子》只作为诸子，不再测试大义：应试者听任自己选择学习三经以上，数量随意，但都必须学习《孝经》、《论语》。”司马光将奏章草稿给范纯仁看，范纯仁回答说：“《孟子》恐怕不能轻视，这就像贬黜六经中的《春秋》一样。我还有一个说法：朝廷想要寻求众人的长处而由宰相率先提出，似乎不符合《明夷》卦中‘莅众’的议论。不如清心静气等待众人的议论，可行的就采纳，不可行的再等待众贤议论，这样就能安逸且容易成功，有害的也可以改正，而指责议论者就少了。”司马光高兴地采纳了。戊辰日，苏辙上言：“陛下任用司马光为宰相，虽然处理事务的才能有所不周，但清高的品德和雅正的声望，贤愚都同样尊敬。至于韩缜，以屠夫酒贩的品行让他与司马光同列，以我推测，不过一年，韩缜的邪计必定施行，邪党必定得胜，司马光不是获罪离去，就必定称病回避。去年辽国使者入朝，看见韩缜在位，使者和副使互相看着，反唇微笑。韩缜毫无德行，将祖宗七百里的土地无故送给辽国。北辽划定地界的谋划出自耶律用正，现在让他做宰相。辽国因为开拓国土七百里而让用正做宰相，而朝廷因为缩减国土七百里而让韩缜做宰相，这是我愚昧所不能理解的。”庚午日，吏部侍郎李常担任户部尚书。李常是文人，缺乏处理政务的才干。有人怀疑他不能胜任，以此询问司马光，司马光说：“让这个人掌管国家财政，那么天下就知道朝廷不急于征收利益，贪婪的官吏望风知止，苛刻严酷的祸患，或许能稍微减少。”中书舍人胡宗愈担任给事中，起居舍人苏轼免试担任中书舍人。军器监丞王得君添派监管亳州永城县仓库。在此之前，王得君上书说：“凡是臣僚上奏章议论更改法令，只允许阐明事情，不得随意指责。”内出手诏说：“我正打算广开言路，王得君意图堵塞人言。如此无状，可以罢免职务，派往外地担任监管职务。”司马光上言：“如今我论述经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大致叙述纲要，合为二十卷，名叫《稽古录》。希望审阅，送交秘书省正字范祖禹命令缮写进献，等到读完祖宗宝训后，请求取此书进献诵读。”朝廷听从了。

三月壬申日，诏令安焘坚决辞让知枢密院事，特别依从他的请求，依旧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刘挚、吕陶入朝应对，太皇太后宣谕说：“最近任命胡宗愈、苏轼怎么样？”刘挚等人回答：“很符合公众的意见。”又说：“都是在这宫中自行任命的，况且苏轼天下都知道他有文采，多年被淹滞。”又说：“每次执政大臣来，常说凡是差遣任命必须公正，外人自然没有闲话。”礼部尚书韩忠彦等人上言：“现在参详如果有祥瑞或边境捷报，宰相以下在紫宸殿怀抱贺表祝贺。”诏令刘挚、王觌、刑部郎中杜绾将《元丰敕令格式》重新刊印修订。在此之前，刘挚上言：“法律，是天下的重大命脉。先王制定法律，其意图是让人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所以极其简单直接而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后世制定法律，只恐怕有罪的人或许逃脱，所以多设纲目，而百姓于是无处安放手脚了。世道轻缓或严酷，只有圣人能够变通它。”己卯日，司马光上言：“圣旨问臣程颐上殿应当授予什么官职，臣私下认为崇政殿说书足以算是超常提拔。”辛巳日，程颐担任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进呈札子三封，第一封说：“皇帝辅佐养育之道不可不周到，大抵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候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候少，那么自然气质变化，德行器量成就。请求朝廷遴选贤德之士等待劝讲，讲读完毕，常留二人值班，夜里则一人留宿，以备访问。”第二封说：“三代必定有师傅的官职，师的教导，傅传授德义，保保护身体。我认为，传授德义的，在于防止见闻的非

译节制过度的嗜好；保养身体，在于适应起居的适宜，保持敬畏谨慎的心态。只应挑选四十五岁以上、性格厚重小心的人担任宫人和内臣，使用的器物玩物都必须质朴，挑选十名内臣担任经筵的侍应，以伺候皇帝的起居，凡是行动休息都必须让经筵官员知晓。』第三点说：『我私下看到经筵的臣僚，侍从坐着而讲官站着，这在礼制上是违背的。请求今后特别允许讲官坐着讲课，以培养皇上尊儒重道的心意。我认为天下重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宰相，君主德行的成就取决于经筵。由此说来，怎么能不认为它重要呢？』刘挚说：『平民程颐不断推辞回避，而陛下的恩命却每次都有增加。孔子说：“如果有所赞誉的人，那一定是有所考验的。”现在有人赞誉却不加以考验，每次推辞反而更加进用，我因此知道程颐不敢接受。像程颐这样的人，只是用迂阔的学问来邀取君主的赏识、索取高价罢了。请求只授予他最初的官职，既让他得以用俸禄供养双亲，又让他接受得合乎道义。廉耻在天下不树立已经很久了，现在幸好有一个人，如果授受不合乎道义，就会使天下人顺从效仿，更加不把廉正作为事务，这难道不严重吗？』程颐最终留在经筵，刘挚的话没有被采纳。程颐常常以师道自居，他侍奉讲学时神色非常庄重，言语多含讽谏。程颐听说皇帝在宫中洗手时避开蚂蚁，于是讲学完毕后，请求说：『推展这种心念到四海，是帝王的重要道理。』皇帝称赞他做得好。孙觉说：『韩缜不可以任用为宰相，我所听说和看到的共有十二条，密封呈上的有八九条，登殿口头陈述的有两次，而我所说的话还没有见效。』王岩叟又说：『韩缜没有天下的声望。』

译夏四月己丑，右仆射韩缜被任命为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颍昌府知府。内批说：“韩缜自认为才能不足，担心阻碍贤才进用之路，所以请求外任。与那些夸耀功劳、追求名声而离职的人相比，韩缜懂得进退的礼节，因此有升官的殊遇。应当在制词中阐明这个意思。”所谓夸耀功劳、追求名声，大概是指蔡确、章惇等人。诏令赐予守太师致仕的文彦博肩舆前往京城，命令河南津渡设置行李。在此之前，司马光被任命为左仆射，他坚决以疾病为由推辞，请求召用文彦博。等到将要罢免韩缜时，太皇太后将御札交给司马光，打算任命文彦博为太师兼侍中，行使右仆射的职权。司马光上奏说：“文彦博官居太师，年龄八十一岁。我与文彦博相比，算是后辈，却位居他之上，这不符合端正人伦的道理。”太皇太后没有听从。王岩叟上奏请求废除三舍法。苏辙说：“礼部想要恢复诗赋取士，司马光请求以九经取士，这两种意见都没有施行。请求先下达指令，明确说明来年科举考试一切照旧，只是所答经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然废除律义。然后再慢慢商议，也不算晚。”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御史上官均说：“请求让学者各自专攻三部经书，杂以《论语》、《孟子》，不必专用新的经义。考试策问设两道，一道问历代历史，一道问当前时务。”后来诗赋与经义最终参合使用。司马光请求命令提点刑狱司指挥各县令佐专门体察乡村中缺粮的人户，一方面申报上司和本州，不再等待回报，就立即将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的米谷直接赈济，将来夏秋庄稼成熟，让百姓随税送纳：一斗只纳一斗，没有利息。各县令佐中能够用心存恤百姓且不使人口流离失所的，给予优厚的酬奖。那些完全不用心赈贷，导致户口大量流离失所的，查勘后上报。三省进呈，依奏。癸巳日，荆国公王安石去世。司马光亲手写信给吕公著说：“王安石的文章节义，超过常人的地方很多，只是他性情不明事理而喜欢坚持错误。现在正要纠正他的过失，革除他的弊端，不幸王安石去世，反复无常的徒党必定会百般诋毁。我的意见认为朝廷特别应该给予优厚的礼遇，以振作浮薄的风气。在御座前极力主张更改，全靠晦叔了。”三省说：“尚书六曹的职事闲杂与繁忙程度不等，现在打算减定：以主客司兼管膳部，职方司兼管库部，都官司兼管司门，屯田司兼管虞部，定为三十五员。”朝廷听从。

五月丁巳日初一，吕公著依原官职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在此之前，执政官每三五天在都堂聚会一次，所以身为长者的得以专断决策，同僚难以充分争论。司马光曾经恳切地希望增加会议次数，以便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但蔡确始终不允许。吕公著执政后，于是每天在都堂聚会，从此成为惯例。河东节度使、守太师、开府仪通三司致仕的文彦博特别被授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诏令他每月两次参加经筵，每六天入朝一次，顺便到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务。如果遇到军国机要大事，就不限日期，都让他入朝参与决策。韩维守门下侍郎。苏辙说：“本朝旧典，冬至在圜丘祭祀，必定同时祭祀天地，从祀百神。后来有时采用郑氏的说法，只祭祀五天帝；有时采用王氏的说法，只祭祀昊天上帝。虽然在古学上各自有依据，但考察本朝的旧制，就显得失当。”诏令礼官今年秋天明堂祭祀采用皇祐年间明堂的典礼。丁卯日，刘挚说：“学校的制度，主要在于教育人才，不是执行刑法的地方。希望废除禁止相见的禁令，教诲请益，允许他们在学中往来。”戊辰日，诏令孙觉、顾临、程颐会同国子监长贰看详修立国子监、太学的条制。乙亥日，右司谏苏辙说：“吕惠卿怀着张汤那样的辩诈，兼具卢杞那样的奸凶。王安石刚担任执政时，将他作为心腹。等到权势地位相当，势力相互倾轧，反而翻脸相向，化为仇敌。起初王安石罢相，以执政的身份推荐吕惠卿。吕惠卿已经得位，担心王安石再次被任用，于是兴起王安国、李士宁的案件来遏制他回归，王安石察觉后，被召见就立即起身，两人交替攻击，誓要将对方置于死地，王安石因此获罪。吕惠卿与王安石曾推心置腹，托付妻儿，平时结交，惟恐不够深厚。一旦争夺利益，就互相揭发，不遗余力，这是狗猪都不做的事，而吕惠卿却做了。请求陛下决断于圣意，略正典刑，纵然不让他受斧钺之刑，也应当追削官职。将他流放到边远地区，以抵御鬼魅。”在此之前，刘挚说：“王安石凭借道义文学兴起而辅佐朝政，先帝将天下大事都听任于他。只有吕诲认为不对，说：‘王安石在朝廷，天下必定没有安定的道理。’又说：‘误天下苍生的必定是这个人。’吕诲因此被贬官到外地，后来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天下遭受他祸害的十七八年，都像吕诲所说的那样。希望哀怜他的志节，特别赐予褒赠。”吕大防、范纯仁说：“吕晦对先朝忠诚，极力陈述正直的言论，以致触怒当时的宰相，被贬死在外藩。现在他家非常贫困，诸子都在常调中做官。”诏令吕诲特别追赠通议大夫，儿子吕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

六月，刘挚说：“吕惠卿公然违背诏敕，擅自出动军队，他的罪过不能不惩治。”王岩叟说：“陛下登极赦书，不

译吕惠卿擅自出兵侵扰西夏边界，不可不惩罚。苏辙进言说：“朝廷内外的士大夫看到只有吕惠卿一人得以免罪，都认为朝廷执法不公，连蚂蚁蜜蜂都搜罗惩治，却放走了鲸鱼鲨鱼这样的大恶人。”皇帝下诏规定，从此科举考试的策论中不得引用《字说》，这是采纳了林旦的建议。吕惠卿被免去职务，降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在南京分司任职，居住在苏州。韩川进言说：“市易法的设立，虽然说是为了平抑物价，但难免通过货物交易来谋取利润。而且所收取的收入弥补不了所花费的成本。请求结算现有的货物，从此不再进行收买。”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王觌进言说：“先帝命令常平仓的钱粮保留一半，遇到米价昂贵时，低于市场价出售；收获季节，高于市场价收购，这确实是为了平抑谷价。郡县的官吏误解朝廷的法令，只急于谋取利益，所以对于青苗法的新令极力推行，对于粜籴的旧条例则如同虚设。恳请朝廷解散青苗钱，实行旧的常平仓法，以完成先帝的一贯志向。”丙午日，王岩叟、朱光庭、苏辙、Wang Di等人进言说：“吕惠卿罪恶深重，被责授为南京分司官。我们认为，将漏网的大恶人捉拿归案，稍微纠正了国家的刑罚；但把虎豹蓄养在近郊，终究会留下后患。我们难道不知道降四级官、削去一个职务成为分司官，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算轻典吗？只是因为尧时的四个凶恶之人、鲁国的少正卯既然不是普通人，就不应当用常法来治理他们。”戊申日，吏部尚书孙永等人商议说：“神宗皇帝的辅佐大臣中，有像文彦博、富弼这样的人，心地正直光明，手段宏大深远。历经侍奉三代君主，谋划安定宗庙社稷。让他们配享神宗皇帝的庙庭，实在适宜且称颂。”皇帝下诏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起初商议时，有人想以王安石配享，有人想以吴充配享。太常少卿鲜于侁说：“功勋德行第一的，只有富弼罢了。”辛亥日，吕惠卿被责授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在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是听从谏官王岩叟等四人的奏请。苏轼起草的制词说：“凶恶的人身居高位，百姓不得安居；司法官员失于刑罚，士人有不同的议论。稍微纠正滔天的罪行，永远作为垂范后世的法规。吕惠卿凭借浅陋的才能，怀着窃贼般的智巧，谄媚侍奉宰相，一同登上庙堂。喜好灾祸而贪图功劳，喜欢战争而喜爱杀戮。把聚敛财富当作仁义，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首先建立青苗法，接着推行助役法、均输法，自比商人。手实法的祸患，下及鸡猪，如果可以做损害国家、危害百姓的事，都捋起袖子争先恐后。先皇帝求贤若渴，从善如流。起初用帝尧的心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像孔子的圣明那样不信任宰予，揭发他潜伏的奸恶，贬谪到辅郡，还怀疑他会改过，稍微赋予重权。他又陈述欺瞒皇上的言论，接着又有砀山的贬谪，反复教导告诫，恶习不改，浮躁轻率、矫饰诬陷，美好的德行还在耳边。起初与知己共同欺骗君主，高兴时摩拳擦掌互相欢悦，发怒时翻脸互相残杀，接连兴起大狱，揭发他的私人书信，党羽互相攻击，几乎占据天下的一半，奸贼狼藉，横行江东。到了他再次被任用的年份，首先挑起与西夏的争端，妄出新意，变乱旧章，极力援引狂妄之人的计谋，逐渐导致永乐城的祸患。说到这些，流泪又怎能追回！等到我即位之初，首先发布安边的诏令，假借我的号令，成就你欺诈的阴谋。没想到涣散的汗令，只成为怀疑贼人的工具。迷惑国家、违背道义，从古以来很少听说。尚且宽免在两观示众的诛杀，略微显示在三危流放。国家有固定的法典，我不敢徇私。”甲寅日，皇帝下诏说：“先帝讲求法度，爱护万物、仁爱百姓，而士大夫之间不能推究原本的意思，有的妄自挑起边事，有的接连兴起冤狱，很久才知道弊端，这就是群小之所以没有停息，朝廷之所以惩罚革新的原因。敕令端正风俗，修明振兴纪纲，实在是不得已。况且罪孽显赫的已经正法，罪恶巨大的已经斥退，就应当涤荡隐藏的瑕疵，宽略细小的过失。凡是今天以前涉及这些情况的人，一概不再追究，进言的人不要再弹劾，有关部门不得施行，各自让他们自新，共同归于美好的风俗。”起初邓绾被责授滁州，进言的人没有停止，太皇太后因此想要下诏安抚反侧之人，吕公著认为应当如此，于是听从了他。有人对吕公著说：“现在除恶不彻底，将会留下日后的祸患。”吕公著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严厉罢了。文帝、景帝时期，法网宽疏连吞舟的大鱼都能漏网。况且人才实在难得，应当让他们自新，难道应当让他们自暴自弃吗？”乙卯日，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说：“我认为当今最大最紧急、为宗庙社稷和百姓长远打算的，只有辅佐培养君主的德行而已。周公作《立政》篇，列举从常伯到缀衣，虎贲认为知道体恤，这一篇之中，反复叮咛，只在于这一件事罢了。《尚书》又说：‘仆臣正直，君主才能正直。’又说：‘君主的德行在于臣子。’又说：‘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这是古人的意思，君主半步也不能离开正直的人。所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因此能够习惯与智慧一起增长，教化与心性一起成就。古代生养孩子，能吃东西、能说话就教以大学的方法，以预防为先。人幼年时，知思没有主见，就用格言至理每天陈列在面前，虽然不明白，也应当熏陶聒噪，使充满耳朵腹部，久了自然安习，好像本来就有的一样，即使有其他言论迷惑他，也不能进入。如果不预先为之，等到稍微长大，思虑偏好产生于内，众言辩口熔毁于外，想要他纯全，不可能了。现在讲读官共有五人，四人都兼任重要职务，只有我不领受别

译官职方面，最近被差遣修撰国子监太学的条制，这是兼任的一项职务。然而却没有一个人专职负责辅导皇帝，执政者的意图由此可见。大概是爱惜人才，不想让他们空闲罢了。又认为虽然兼任其他职务，也不妨碍讲读经书，这更是极不明智的想法。现在的钟，愤怒地敲击它就发出武勇之声，悲伤地敲击它就发出哀怨之音，这是诚心感应的结果。向人告知道理也是如此。古人之所以要斋戒后向君主进言，是为什么呢？臣前后两次得以进宫讲读，未曾敢不提前斋戒，预先告诫自己潜心思索、保持诚心，希望感动君主的心。如果让臣忙于职事，思虑纷乱，等到到了君主面前才修饰言辞，仅仅用口舌去感动人，不是太浅薄了吗？这个道理，不是懂得学问的人不能明白。现在各位大臣所兼任的都是重要官职，如果不能立即罢免，暂且请求免除臣修撰国子监条例的职务，使臣早晚精心思考、竭尽忠诚，专门致力于辅导之道。陛下将臣从草野之中提拔上来，大概是因为臣读过圣人的书，听闻过圣人的道理，臣怎敢不将自己的学问上报以报答圣明的陛下呢？私下认为圣人的学问已经很久没有传布了，臣侥幸从遗留的经典中得到了它，不自量力，以身承担道义。没想到天幸如此之大，得以在君主身边担任讲说之职，如果真能凭借圣人的学问向上滋润圣明的听闻，那么圣人的道理就有可以推行的希望，这难道仅仅是臣的幸运吗？

译《讲义》说：君主的学问，不仅仅是阅读史书罢了，凡是在日常起居、行动举止之间，没有哪一处不是学习的地方。讲学的场所，不仅仅是经筵而已，凡是在宫室之内，深宫之中，没有哪一处不是讲学的地方。讲学的人，不仅仅是老师、保傅而已，凡是侍从、仆役，穿彩衣、牵马匹的人，没有哪一位不是正直的人就可以的。因此古代的圣王小心谨慎、勤勉努力，即使在繁华动荡之中，在幽静独处、可以放纵的地方，也用来使心志专一。好像面对神明，好像临近深渊山谷。即使深居禁宫密地，也凛然好像站立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叶以天子的尊贵，周旋于讲读之间，却视同严师、父亲临立在面前，这就是学问之所以能够成就的原因。伊川先生关于经筵的论述，大概是古今圣贤的根本和根基吧？

秋季七月丙辰初一，尚书省上言：“旧制，内外学官都通过考试补任。”下诏让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员，国子司业各举荐两人，应当废除考试之法。苏轼上奏论述衙前这一差役，只应当招募，不应当固定差派。曾经告诉司马光，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说：“过去韩魏公征召陕西义勇，您担任谏官，极力争辩，您也不顾惜。苏轼过去听您说过详情，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苏轼尽情进言吗？”司马光不高兴而作罢。辛酉日，宰相司马光上言：“了解人才的困难，是圣贤所重视的，不如让在位的达官显贵举荐他们所知的人才。请求朝廷设立十科选拔士人，一是可为师表科，二是可备献纳科，三是可备将帅科，四是可备监司科，五是可备讲读科，六是可备顾问科，七是可备著述科，八是善听狱讼科，九是善治财赋科，十是能断请谳科。凡是职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谏议大夫，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大中大夫，职官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每年必须在十科内举荐三人。”朝廷听从了。乙丑日，西夏国主李秉常去世。左仆射司马光等人上言：“请求今后凡是有诏令降付尚书省的，仆射、左右丞签署完毕，分付六曹誊写印信，符牒下达各官府及各路、各州施行。那些臣民所上的文书降付尚书省，仆射、左右丞签署完毕，也分付六曹，本曹尚书、侍郎以及本厅郎官依次签署完毕，委派本厅郎官查找公案，下笔判写‘现在打算如何施行’，依次呈报给侍郎、尚书。不是六曹所能专门决断的，听任前往仆射、左右丞处禀报，或者申报都省，或者上殿听取旨意。如果本曹明显不当，就立即进行纠举。所贵在上下相承，各有职分，行文简捷，事务办妥。”上官均也上奏：请求尚书省的事类区分轻重，某事关乎尚书，某事关乎两丞，某事关乎仆射。朝廷听从了。这月，刘挚上言：“近来朝廷忧虑免役法的弊端，下诏改回差役法，而法令至今不能确立。朝廷忧虑常平法的弊端，一并采用旧制施行，还没过几个月，又变回青苗法。其后又下诏严厉责备首议的大臣，而收敛散发之事至今像当初一样施行。这两件事，是大事，却反复无常，还怎么让天下人信任呢？况且改变它、替换它如果真的是对的，君子尚且认为是违背法令，何况改变替换未必是对的，只是把过失暴露在天下，那么何不慎重于开始呢？”辛卯日，司马光札子：“查核青苗钱对百姓利益很少，害处极大。现在打算只让州县依照旧法趁时买入卖出，那青苗钱不再支给，所有旧欠的二分利息全部免除，只按一元支本钱，随着现欠多少，分作料次，随税收送纳。”下诏听从。起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建议恢复散发青苗钱。当时司马光正因病请假，没有参与。不久台谏共同上言说这不对。都没有回复，司马光随即具札子，请求约束州县强行摊派的人，苏轼又缴奏，请求全部罢除，司马光才大悟，于是带病入朝，在帘前争辩说：“不可以。是什么奸邪劝陛下重新实行这件事？”范纯仁失色，退立不敢说话，青苗钱于是罢除不再散发。太皇太后告诉辅臣说：“谏官说：近日任命多有不当。”司马光说：“朝廷近来下诏臣僚举荐可胜任监司的人，既然让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必定先试用，等待他们不称职，然后罢黜，也可以连坐举荐的人。”吕公著说：“举荐官员虽然是委托他人，也必须执政审察人材。”司马光说：“向来执政只在举荐到的人中选取他所喜欢的人任用。”韩维说：“司马光所说的不对，怎么可以直接相信举荐者的话？现在不先审察，等待他们不称职而惩罚他们，很失义理。”吕公著说：“近来任命多用错人，也是因为限于资格。”司马光又说：“资格难道可以缺少吗？”韩维又说：“资格只可以施行于按序升迁，如果升擢人材，怎么可以拘泥于资格？”司马光因为病发作先出都堂，于是竭尽告假，从此不再入朝。

八月己亥日，王岩叟、朱光庭入延和殿应对，王岩叟进呈札子，论及人才难得。皇上说：“只是因为难得全才，有才能的没有德行，有德行的没有才能。”回答说：“执政大臣必须任用材德兼备的人，其余各自随合用处任用。如果担任局务之任，

译那么选用有才能的人就可以了；如果处于进献纳谏、议论思考的职位，就必须选用有德行的人才行。帘下（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观点。癸卯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的程颐兼任代理登闻鼓院判官。程颐再次推辞，皇帝下诏让他不带职官充任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他的请领俸禄按照职事官的例支发现钱。程颐在讲筵上曾经质问钱使，有人怀疑俸禄微薄，询问得知，原来程颐自从供职以来不曾请领过俸禄。不久责问户部，户部索取前任的履历文书。程颐说：“我出身草野，没有前任的履历文书。”他的意思是认为朝廷对待士人，就应当像粮仓接续粮食、厨师接续肉品那样（保证供给）。于是命令户部自行出具履历文书。苏辙说：“上官均上奏，极力论述官员冗杂的弊端，已经蒙受朝廷旨意降交给给事中、左右司详细审查施行。臣私下看到如今从文职人流入的共有四类：进士、补荫以及纳粟得官、百司胥吏。计算他们的才能品行，能够居官治事的，纳粟、胥吏不如补荫，补荫又不如进士、武举。另外进士科中所谓特奏名的共有五类，其中最泛滥的，只要曾经一次参与推荐，仅仅三十年就应当推恩授官。臣认为可以废除的，是纳粟得官；可以裁减抑制的，是特奏名、资荫和胥吏。”

译九月丙辰初一，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去世。司马光执政超过一年，其中因病居家休息的时间占了一半，但他常常想以身殉职，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不分白天黑夜。宾客见他身体瘦弱，说：“诸葛亮二十杖以上的刑罚都亲自过问，因此导致生病。您不可以不引以为戒。”司马光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更加勤勉。

吕中说：上天将要赐福给一个国家的君主，必定先赐福给那里的君子。上天要让元丰年间转变为元祐年间，就让司马光在元祐初年担任宰相。上天要让元祐年间转变为绍圣年间，就不让司马光多活几年。当时，新法已经多有改变，但是君子没有完全被任用，小人没有完全被罢黜。司马光在今天去世，而党争的议论已经在明天显露迹象。如果司马光还在，那么君子还有立足之地，必定不会有朋党的祸患，必定不会有报复的事情。一个人的存亡，关系到二百年的治乱。

太皇太后听到他的死讯，痛哭流涕，皇帝也感动得泪水不止。明堂祭祀结束后，都去祭奠。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皇帝亲自书写碑文，刻在墓道上，题为“忠清粹德之碑”。司马光在相位时，辽国、西夏派遣使者入朝，以及我国使者出使辽国，辽国必定询问司马光的起居情况，并且命令边境官吏说：“中国由司马光担任宰相，千万不要挑起事端开启边衅。”等到他去世，京城百姓都停止营业前往吊唁，画他的画像刻印出售，当时有的画工因此致富。等到下葬时，从各地前来参加葬礼的有几万人，哭得像哭自己的亲人一样。苏轼曾经论述司马光之所以能感动人心、震动天地的原因，并用两个字概括，说是“诚”和“一”。君子认为苏轼的话很有见识。苏轼曾经记载司马光对晁补之说：“我没有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的事，没有不可对人言说的。”起初司马光主持国政，全部更改熙宁、元丰年间的旧政。有人对司马光说：“旧臣章惇、吕惠卿等人都是小人，将来有人用父子之义离间皇上，那么朋党的祸患就会发生。”司马光严肃地说：“上天如果赐福宋朝，必定不会有这种事。”于是毫不怀疑地进行了改革。君子认为司马光的勇敢，孟子也比不上。如果说应当参用熙宁、元丰年间的旧臣共同变法以杜绝后来的祸患，这确实是司马光所不采纳的。

《大事记》说：改变熙宁年间的法律，是神宗晚年的悔悟，太皇太后初年的盛心，天下人心的公论。司马光说：“先帝的法律中好的，符合百世不可改变。如果是王安石、吕惠卿等人所建立的，不是先帝本意的，改变它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紧急。”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三年不改变父亲道义的本旨。然而说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政策，那么将来章惇、蔡京之徒必定会以儿子不可改变父亲政策的说法进言，这就是绍圣年间“绍述”论调的起源。当时吕公著的话说：“保马法，先朝已经知道有关部门执行的错误；市易法，先帝尤其觉得它有害而无利；福建、江南等路强制销售茶盐，都不是朝廷的本意。应当全部废除。”那么应当改变的法律，都是出于神宗晚年的意思。推究这个意思来执行，就没有绍述的顾虑了。

吕公著又说：“青苗法，只要废除每年的考核比较，百姓自然免除强迫借贷的祸患。免役法，稍微减少宽剩钱的数额，就没有下等户虚纳的祸患。保甲法，只让农民在农闲时训练，就不会有妨碍农业的祸患。变革之际，应当有策略，不在于仓促行事。”这是指那些应当改变但可以暂时不改变的情况。推究这个意思来执行，就没有反复的顾虑了。所以说：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不可以不完全罢黜，而熙宁、元丰年间的法律不可以全部改变。罢黜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不可以不紧急，而改变熙宁、元丰年间的法律则不容许太紧急。青苗法、均输法可以废除，而雇役法不可以立即废除。保马法、户马法可以废除，而保甲法不可以立即废除。新经义字法可以废除，而取经义先论策的意思不可以废弃。然而司马光变法如同救火救溺，四大祸患没有消除，死不瞑目。至于说到朋党的祸患，就说：“上天如果赐福宋朝，必定不会有这种事。”这又是司马光至诚至公的心，对得起天地而无愧。后世听到公的话，可以流泪痛哭了。

己未日，在景灵宫荐享祭祀。辛酉日，在明堂举行大享祭祀。丁卯日，苏轼任翰林学士，鲜于侁任左谏议大夫，梁焘任右谏议大夫，苏辙任起居郎，王岩叟任侍御史，朱光庭任左司谏，王觌任右司谏。诏令各路坊郭第五等以上以及单丁女户、寺观第三等以上原来缴纳免役钱的，都减免五分，其余全部免除。并且从元祐二年开始。傅尧俞说：“资助役人，臣不敢详细制定。如果认为差役法不对，自然可以恢复雇役法，不需要无事生非地纷纷扰扰。”己卯日，中书侍郎张璪任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御史台的奏章接连上交几十份，张璪于是请求外任，最终按照优厚的礼节罢免离去。孙升上奏：“祖宗用人，像赵普、王旦、韩琦，这三个人，文章学问不显于世，但是看他们的德行功业器识，功绩政绩，近世辅佐宰相没有能比得上的。而王安石是一代文宗，进居大任，追求近利，没有远见，施政的方法全出于私智。由此说来，那么辅佐经纶的功业，不在于文章学问。希望陛下选拔任用左右辅弼，必定先看重德行功业。”

译器量见识，不看重文学名声。贴黄中说：‘苏轼的文章学问，朝廷内外都信服，然而道德功业、器量见识有所不足。现在担任翰林学士，可以说是尽其所能了。如果让他辅佐治理国家，那么希望陛下以王安石为戒。’

译冬季十月丙辰日，鸿胪卿孔宗翰上奏说：“先臣孔子的后代世袭封爵一人。请求今后不让袭封的人再兼任其他职务。”臣僚们进言说：“孔子的庙宇，是国家常年供奉的。希望厘定典礼，任命官员来掌管共同的用度，设立学校来训导孔子的子孙，这样朝廷崇尚儒学、尊重大道的意思就深厚了。应当让袭封衍圣公的人专门主管祭祀事务，增加百亩田地供给祭祀，赐予书籍，设置教授一员。将衍圣公改称为奉圣公，并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颁布施行。”朝廷听从了。乙巳日，赐给范镇的诏书说：“有德的君子用精神来抵御外侮，好比麒麟凤凰能驯服猛禽。我虚心前席以招致各位老臣，并非敢必定把政事托付给他们。如果能得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位，那么朝廷尊严，奸邪之人就会消伏。您虽然年老体衰，但心系王室，不要害怕多次往返的辛劳，以符合朝廷内外的期望。已经下诏解除您的退休身份，授予兼侍读之职。诏书到达之日，可以出发前往京城。”戊申日，宗正寺丞王巩上奏说：“宗正寺的条例，皇帝的玉牒每十年进呈一次，修撰玉牒的官员都由学士统领。玉牒自从范镇等人进呈一次之后，神宗的玉牒至今没有修撰；《仙源类谱》自从张方平在庆历年间进书之后，仅仅五十年，并没有成书。请求另立法规：宗正寺修纂寺中的书籍，其玉牒官每两年具草进呈。如果会问不足，不得超过进呈期限两个季度。类谱等也每两年具草，等到满十年，分类聚集修纂成书进呈。”朝廷听从了。刘挚进言说：“太学条例唯独可以按照旧有条文，考察其中乖谬太严重的删去。如果为了高远阔大而羡慕古代，为了新奇而改变常规，不仅没有补益，反而有害。希望圣上慈悲指挥罢免修撰学制，只将此事责成在学官、正录以上人员，将现行条制去留修定，所贵在因革不失其当。”刘挚所说的“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大概是指程颐。程颐所立的条制，屡次被礼部疏驳，程颐也自己辩白，然而朝廷最终没有实行。

十一月乙卯日，礼部进言说：“即将到来的冬至节，命妇祝贺坤成宫的例子改为笺为表。”朝廷听从了。程颐进言说：“神宗的丧期未满，节序变迁，时思正切。恐怕失去居丧之礼，无法教化天下。请求将祝贺改为慰问。”朝廷没有听从。

戊午日，刘挚任中大夫、尚书右丞，吕大防任守中书侍郎，傅尧俞任御史中丞，仍然兼任侍读。戊寅日，起居郎苏辙、起居舍人曾肇都任中书舍人，曾肇仍然充实录院修撰。王岩叟进言说：“曾肇天资非常鄙陋，人望极低。早年凭借他哥哥曾布朋附王安石，擅权用事，朝廷的美职，如同从家中取用，所以曾肇因缘得窃馆职，素无吏能却提拔统领都司，殊昧史材却委任修撰实录。”王岩叟总共八次上章，都没有被听从。范镇提举崇福宫，因为范镇极力推辞新命。朝廷起用范镇，大概想授予他门下侍郎，范镇坚决不想起用。又写信询问他的从孙曾祖禹，曾祖禹也劝止他，范镇大喜说：“这是我的心意啊。凡是我想要做的，司马君实已经做了，何必再出来呢？”御史中丞傅尧俞初次视事，与侍御史王岩叟一同入对。皇上告诉傅尧俞说：“任用你作中丞不经过执政，因为你公正不避权贵。如果朝政有缺失，你们只管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持。”三省奏请设立经义、词赋两科下议。朝廷听从了。吕陶进言说：“保甲之法虽然已经更改，还有两个弊端。”诏令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亩者，即使三丁以上也免除教阅。这是听从吕陶的请求。

十二月庚子日，傅尧俞、王岩叟一同入对。太皇太后问说：“天下政事如何？”傅尧俞称赞好。

又说：“保甲、保马必须先罢免，其余闲慢的暂且停止，嫌于更改太猛。”王岩叟进言说：“如果确实是闲慢的就可以，如果对百姓有害，那么也不可不改。”回答说：“害民就必须改。”王岩叟进呈第一份请求废除葭芦、吴堡二寨的札子，傅尧俞上奏说：“大体上近来新取的城寨都可以废除。”太皇太后说：“这全是向来小人欺骗朝廷做的，等待令施行。”于是进呈第二份关于曾肇的札子。皇上说：“且安心言事，等待这里主持。”王岩叟进言说：“如果言事省力，就不在陛下主持，只缘有如此之难，所以必须依靠人主主持。”壬寅日，朱光庭进言说：“学士院试馆职策题说：‘想要效法仁宗的忠厚，而担心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者至于懈怠。想要效法神考的励精图治，而担心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苛刻。’又说‘汉文帝宽大长者，没听说有怠废不举的毛病；宣帝综核名实，没听说有督察过甚的过失。臣认为仁宗的深仁厚德如天之大，汉文帝不足以超过。神考的雄才大略如神的不测，宣帝不足以超过。’现在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反而以懈怠苛刻为议论。请求特别奋起睿断，正考试官之罪。”策题，是苏轼的文章。诏令特别宽恕罪过。苏轼听说后自己辩白，诏令追回宽恕罪过的指挥。

译傅尧俞、王岩叟各自上疏弹劾苏轼，吕陶进言说：“苏轼所出的策问题目，大概是设置这样的问话来观察考生的回答，并不是说仁宗比不上汉文帝，神宗比不上汉宣帝。如今士大夫们都说：‘程颐与朱光庭是朋友且关系亲密，苏轼常常戏弄轻视程颐，朱光庭是为程颐报仇雪恨。’”又说道：“明堂颁布赦令，臣僚们称贺完毕后，两省官员打算前往祭奠司马光。程颐说：‘孔子说过，在这一天哭泣就不唱歌，怎么可以称贺？赦令刚颁布，却去吊丧。’在座的客人有人反驳他说：‘孔子说哭泣就不唱歌，但并没有说唱歌就不哭泣。’苏轼于是戏弄程颐说：‘这乃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吧。’众人都大笑起来。结下怨恨的开端，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译校勘记

[1]役钱 《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九《乞罢免役依旧差役札子》作“役人”。

[2]少矣 原文脱漏“少”字，依据《长编》卷三七一补入。

[3]起居舍人 原文作“为起居舍人”，“为”字是衍文，依据《长编》卷三七一删去。

[4]五月 原文作“丑月”，依据《长编》卷三七七改为“五月”。

[5]右司谏 原文作“官司谏”，依据《长编》卷三七八改为“右司谏”。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宋哲宗三

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乙酉日，范祖禹进言：“臣听说报效国家的忠诚，没有比推荐贤才更重要的了。现在有四道札子，第一道说经筵缺少官员，应当得到德高望重的老成之人。韩维的风度节操向来高尚，奸邪之人都畏惧他。如果召韩维担任经筵之职，舆论必定会非常满意。第二道说苏颂最近请求退休。苏颂博学强记，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陛下身边应当得到见识广博、见闻详备的士人，以备咨询顾问。第三道说苏轼的文章被时人所推崇，名望重于海内，忠诚义气许给国家，遇到事情敢于直言。像苏轼这样的人，难道应该让他长久地离开朝廷吗？第四道说赵君锡的孝行记载在英宗皇帝的实录中，辅导君主，没有比孝道更合适的了。给事中郑穆是馆阁中的老儒，操守纯正；中书舍人郑雍谨慎沉静、端正廉洁，言行不妄为。这三个人，都应当安置在陛下左右，担任讲读之职。”

二月丁酉日，下诏说：“去年冬天缺雪，现在还没有下雨，应当暂时停止修缮黄河。”这是听从了梁焘、朱光庭的建议。起初，范纯仁被罢免宰相职务后，听说朝廷再次商议修缮黄河，上疏说：“自从王安石轻信小人的言论，劝先皇更改法令，之后趁机妄动的人纷纷出现。那些劝更法令的人说‘君臣千载一遇，时机不可失’。等到劝兴灵武之师的人又说‘将被契丹吞并，时机不可失’。又见想要恢复大河故道的人又说‘河势正在改变，恐怕变动不定’。范百禄、赵君锡考察归来，陈述恢复黄河故道的害处非常明确。近两三个月来，却听说再次兴起恢复黄河故道的工程。希望圣恩再次下令给有关部门，如果利多害少，尚且希望慢慢图谋；如果利少害多，尤其应当保持安静。”奏疏呈上，主张修河的人不高兴，于是搁置不办。十多天后，太皇太后宣谕说：“前几天范纯仁的奏章在哪里？”宰相上奏说：“事情难以听从，已经凿改河道了。”太皇太后说：“范纯仁的话有道理，应当听从他的请求。”于是又停止了黄河工程。壬寅日，在迩英阁讲完《无逸》篇，下诏详细记录讲义进呈。今后准备讲义，次日另行进呈。癸卯日，下诏说：“时雨稍显不足，应命五岳、四渎所在州军的长官祈祷。”庚戌日，潞国公文彦博任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护国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

三月丙寅初一，同知枢密院事赵瞻去世。壬申日，左丞韩忠彦任同知枢密院事，苏颂任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己卯日，邓伯温任翰林学士承旨。王岩叟封还起草诏书的词头。下诏让次舍人郑雍撰写诏词。不久给事中郑穆再次封还任命文书，朝廷不听从，王岩叟最终被调离原职。范百禄兼任侍读。范百禄说：“分辨邪正，自古就很难，只有考察言语观察行为，考核其事实。如引导君主听纳意见就是公正，引导君主拒绝劝谏就是奸邪；引导君主以德义就是公正，引导君主以功利就是奸邪；引导君主以恭俭就是公正，引导君主以骄奢就是奸邪；引导君主以休兵就是公正，引导君主以用兵就是奸邪；引导君主以安民就是公正，引导君主以劳民就是奸邪；引导君主以进用君子就是公正，引导君主以亲近小人就是奸邪。推究这类事情来观察人心，那么邪正就分明而圣明就不会迷惑了。”辛卯日，杨畏任监察御史。刘安世、朱光庭进言：“御史空缺职位，屡次下诏让近臣推荐所知之人。杨畏不属于所推荐的人，不知朝廷以什么名义任命？”甲午日，梁焘进言：“听说尚书省吏员任永寿等四人结党营私，滥受恩典。我认为左右司的职掌，负责十二司的事务，近来吏员违反条例冒领赏赐，事由都司而后下达，曾经没有纠正，罪责严重啊？现在如果置之不问，怎么警戒怠慢的官员？恐怕各衙门的纲纪逐渐废弛。”又说：“臣最近论奏尚书省都司破坏陛下的法度，废弃陛下的命令，使法制不专属于君主，诏令在朝廷不被信任，罪恶显明，内外愤懑。如果不明确执行典章刑法，怎么肃正纪纲？都司，是用来核查六曹二十四司的稽违，都司废法那么六曹废法，六曹废法那么百司废法，百司废法那么四方郡县不守法。上下如此，怎么治理国家呢？”夏四月甲辰日，宰相吕大防等因为时雨不足，请求罢免职务。下诏答复不允。苏辙进言：“去年冬天无雪，今年春夏，时雨极少，二麦不收，秋种不入，旱情严重，年成令人担忧。”下诏说：“从本月二十三日后减少常膳，不临前殿，以及将来五月一日，停止在文德殿视朝。朕上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