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卷十宋英宗

译这是侍奉父亲作为后父的大孝。』皇帝下诏采纳了吕大防等人的意见。

三月，司马光进言说：‘臣听说陛下过去在藩王府邸侍奉濮王时，顺承他的脸色，竭尽孝道。凡是宫中的事务，濮王都委托陛下处理，没有不公正合理的。陛下侍奉皇太后，应当像侍奉濮王那样才可以；看待天下的政务，应当像处理宫中事务那样才可以。况且濮王的亲属关系是因恩义，皇太后的亲属关系是因道义，在奉养方面的谨慎，如果不是特别加倍用心，就无法取得信任。宫中的事务小，天下的事务大。在听取裁决方面的勤勉，如果不是特别加倍用心，就无法实现治理。’吕诲进言说：‘陛下孝养父母的礼节，臣不得而知。使亲人安心的道理，确实有未做到位的地方。为什么呢？历代圣君成就的基业，没有思考如何经营整理；国家大事，完全没有裁定处理；进献的言论，全都在帘帷之下决断，这是陛下让自己处于安逸，而让圣明的太后烦劳，这能叫做孝吗？’又对皇太后说：‘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如此勤勉努力，在圣明的思虑中，应该已经感到欣慰安顿了。臣愚昧地认为，东殿的帘帷应当每五七天垂挂一次（意指太后不必每日垂帘听政）。’

译夏季四月，司马光进言说：“前代帝王驾崩之后，后宫中地位低下的侍从全部放她们出宫，这是为了顺应人情、重视民间生计、节省无谓的开支、远离嫌疑的缘故。”癸未日，放宫人三百二十五人出宫。甲申日，皇帝亲临迩英阁。皇上对内侍说：“正值白昼漫长，讲读官长时间等待对答而没有进食，必定劳累疲倦。从今以后，处理完政务，不等进餐，就立即亲临经筵。”按照旧例，讲读完毕后，讲官要行拜礼然后退下。皇上命令不必行拜礼，后来这便成了常例。

五月，皇上既然已经康复，韩琦长久以来希望太后停止在东殿垂帘听政，曾经有一天选取十多件事一并呈上，皇上裁决如流水般顺畅，全都恰当允当，于是韩琦前往东殿，向太后复奏皇上裁决的十多件事，太后对每件事都称赞说好。韩琦于是禀告太后请求退位，太后说：“相公怎么能请求退位？我本该居住在深宫，却每天在这里，实在不是出于自愿。”韩琦随即说：“前代像马援、邓禹那样贤能的人，尚且不免贪恋权势。如今太后能够还政于皇帝，确实是马援、邓禹所不及的。不知决定在哪一天撤去帘幕？”太后立刻起身，就严厉地命令鸾仪司撤去帘幕。帘幕落下后，还能在御屏后面看见太后的衣角。

吕中说：在国家危难疑惑的时候，大臣能够担当重任的，第一是德行声望，第二是才智。有才智而没有德行声望来镇抚，就不足以使天下人心信服。有德行声望而没有才智来充实，就不足以办理天下的事务。所以说：可以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寄托给他，面临重大节操而不可动摇，这才是君子啊。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着衣带插着笏板而把天下安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大概从庆历、嘉祐年间开始，就可以托付大事，厚重如周勃，他的德行声望使人心信服已经很久了。至于处理事务应对变化，行动符合事理的关键，胸中的才智又足以驾驭天下，这大概就是他能匡正英宗初年的原因吧？在真宗初年有吕端，在仁宗初年有王曾，他们都是安定国家、稳固社稷的名臣啊。

辛亥日，皇上询问执政大臣：“积弊非常多，用什么方法裁减补救？”富弼回答说：“恐怕必须逐渐加以整顿改革。”皇上又问：“宽缓治理怎么样？”吴奎回答说：“圣人治理百姓固然以宽缓为主，但不能没有节制。《尚书》说：‘宽缓而有法度，从容而和谐。’”癸亥日，宰相韩琦等上奏，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濮安懿王应当举行的典礼，详细斟酌其恰当之处，按时施行。皇上下诏说必须在大祥祭之后商议。

闰五月己丑日，召枢密直学士、知瀛州唐介为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皇上当面告诫唐介说：“你在先朝有正直的名声，现在出自我的选拔，不是由左右侍从进言的。”韩琦说：“群臣的正邪，都是陛下所知道的。至于他们的升降进退，确实关系到天下的利害，希望陛下以此为先，不可不仔细考察。”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六月己亥日，进封皇子淮阳郡王赵顼为颍王。增设宗室学官讲书四员、教授五员、小教授十二员，连同原有的六员共二十七员，用来分别教导。丁未日，增设同知大宗正事一员。起初，宗室按爵位次序就坐，仍然自己作为宾主，讲官坐在主席的东角。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就坐，并且说：“宗室应当以亲族尊卑为次序，与讲官分开宾主。”再次写信给大宗正，不能决断，于是在内朝拿出吴申的两封信，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宗室端正讲席从吴申开始。在芳林园建造睦亲、广亲北宅。知太原府陈升之说母亲年老，请求调任扬州、湖州、越州中的一州，以便奉养。皇上认为边防大臣应当长期任职，难以频繁更换，没有准许。皇上对宰相说：“程戡是个什么样的人？”回答说：“程戡在鄜延已经三年，熟悉边防事务。”皇上说：“延州都监高遵教去世。程戡多次称赞他的功绩，请求追加赠恤。这是高琼的族孙，我知道他是平庸的人。程戡一定是因为他是后族才这样。大臣如果像这样，我还能依靠谁呢？”戊午日，淮阳郡王府翊善王陶担任颍王府翊善。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事韩维担任诸王府记室参军事，侍讲孙思恭担任诸王府侍讲。颍王性情谦虚，礼遇官僚，对待韩维尤其厚待。一天韩维侍奉颍王就坐，近侍进献弓样靴，韩维进言说：“王爷哪里用得着舞靴？”颍王急忙命令毁掉。皇上起初病得很重，有时说出话，颇有些伤害太后。韩维等人极力劝谏说：“皇上已经失去太后的欢心，王爷尽孝道恭敬来弥补还恐怕不及，不然，父子都将遭受祸患了。”颍王感悟。后来，太后对辅政大臣说：“皇子近日特别有礼貌，都是你们善于选择官僚的结果。”

秋季八月丙辰日，入内都知任守忠被安置到蕲州。起初，皇上还是皇子时，命令任守忠宣召，他躲避不肯执行。等到皇上即位，任守忠就在两宫之间挑拨离间。司马光、吕诲接连上奏弹劾他。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就罢免了任守忠。丁巳日，用供应京师的米三万石赈济宿州、亳州水灾的饥民。

九月丁卯日，下诏恢复设置武举。起初，有诏书规定这天开启迩英阁，到重阳节。应当停止侍讲。吕公著、司马光进言说：“先帝时，没有大事也常开讲筵。希望不要吝惜片刻时间，每天亲临讲筵。”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冬季十一月乙亥日，命令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師錫、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探陕西各

译将州军百姓编为义勇。起初，宰相韩琦上奏说：“夏、商、周三代以及汉、唐以来，都登记民户作为士兵。唐代设置府兵，最为接近古制。如今的义勇，河北地区将近十五万人，河东地区将近八万人，勇敢强悍且朴实可靠。如果稍加选拔训练，也就等同于唐代的府兵了。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地处西北边防要地，事务应当统一处理。现在如果在陕西各州也征点义勇，只在手背上刺字，那么百姓就知道不再刺面了，就不会感到惊恐骇异。”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命令吕公著等人前往执行，除了商州、虢州不登记外，其余各州全部登记义勇。凡是主户家中三个成年男子选一个，六个选两个，九个选三个，年龄在二十到五十岁之间且身体强壮勇敢的人充任。每年十月轮流服役，训练一个月后停止。共征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于是谏院知院司马光上奏说：“现在议论的人只是奇怪陕西唯独没有义勇，却不知道陕西的百姓，每三个成年男子中已经有一个充当保捷军了。如果再听到这道诏令下达，必定会大大引起惊扰。”他又上奏说：“古代士兵出自民间，耕种桑麻所得，都用来供养他们的家庭。现在既然征收农民的粮食布匹来供养正规军，又登记农民的人身作为士兵，这就是一家独自承担两家的负担了。以我愚昧的看法，河北、河东已经刺字的百姓，尚且应当释放遣散，何况陕西尚未刺字的百姓呢？”最终朝廷没有听从。司马光又连续上奏六次，并向中书省申述，自我弹劾请求离职，也始终不被允许。他曾经到中书省与韩琦辩论，韩琦对司马光说：“您只是看到庆历年间陕西乡兵起初只刺手背，后来都刺面充当正规军，担心现在再次发生这种情况罢了。现在已经颁布诏书告示与百姓约定，永远不再充当戍边的军队了。”司马光说：“即使是我，也不能免于怀疑。”韩琦说：“我在此任，您不用担心这话不可信。”司马光说：“我终究不敢相信。不仅是不敢，只是恐怕相公您自己也不能确信罢了。”韩琦生气地说：“您为何如此轻视我？”司马光说：“相公您长在此任是可以的，万一您调离职位，其他人担任此职，凭借相公您现成的兵力，派遣使者运粮戍边，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罢了。”韩琦沉默不语，最终没有因此停止。此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竟然成为惯例了。

译吕中说：庆历年间，下诏征召陕西的义勇兵。方平说不可，韩琦说可以。治平年间，下诏征召陕西的义勇兵，司马光说不可，韩琦说可以。凭着祖宗的极大仁德，大臣的竭尽忠诚，征发百姓为兵，还是无法避免，实在是因为节省费用而军需充足。然而弓手的征召，大都是市井之人不可用，而宣毅军非常骄横，所到之处像强盗一样，为什么韩琦的考虑不如张方平呢？义勇兵的征召，后来运粮戍守边疆，大抵成为常例，为什么韩琦的考虑不如司马光呢？回答说：“张方平、司马光的考虑确实是对的，但韩琦也不可过分贬低，《石壕吏》这首诗，韩琦大概诵读很久了。他确实看到汉、唐调发兵役的弊端，所以想要收编强悍的人养育为兵，那么良民可以保有相聚的快乐。韩琦考虑到这一点，又怎么能用一时的见解完全否定他呢？”

《讲义》说：征召义勇兵有争议。司马光说：“陕西的百姓已经征召为保捷军。既征收农民的粮食布帛来供养军队，又征发农民的身役作为兵卒运粮戍边，恐怕会加重对百姓的危害。”韩琦又说：“唐朝设置府兵，最接近古制。现在的义勇兵，就是唐朝的府兵。收编强悍的人养育为兵，那么良民可以保有团聚的快乐。”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是同样以国家大事为念罢了。

屯田员外郎、襄邑县知县范纯仁担任江东转运判官。襄邑有牧场，卫士放纵马匹践踏百姓的田地，范纯仁抓了一个人杖责他。牧场起初不隶属于县，有诏书弹劾范纯仁，范纯仁说：“军队需要农民来供养，体恤军队应当先体恤农民。”朝廷认为他是对的，释放他不加追问，并且允许牧场隶属于县，从范纯仁开始。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

十二月丙午，翰林学士王畴担任枢密副使。皇上曾经对辅政大臣说：“王畴擅长文章。”欧阳修说：“这个人也刚强正直，只是不追求显赫的名声罢了。”有一天晚上皇上在小殿，召王畴起草诏书，于是从容谈论朝廷内外的事情，谈话持续了很久。皇上高兴地说：“你清廉正直好学，我知道很久了，不只是今天。”没过几天，就有了这个任命。知制诰钱公辅封还诏书草稿，说：“王畴声望低资历浅，在御史台白吃饭，不可重用。”皇上因为刚开始执政就提拔两府官员，而钱公辅阻碍诏命不执行，丁未，贬授滁州团练副使，不签署本州事务。内侍省押班王昭明担任环庆路驻泊兵马钤辖，供备库李若愚担任泾原路钤辖，命令他们体察蕃人情况，处理诉讼公事，以及有赏罚，就与主帅商议，而大事就立即上报。各允许每年乘驿马奏事。几天后，又让西京左藏库副使梁寔兼任秦凤内殿承制，韩则顺兼任鄜延。谏官吕诲说：“自从唐朝以来，用兵不利，没有不是由于监军造成的。我朝沿袭未改，怎么又增设这个职位？像走马承受，官品很低，一路也受不了他们的危害。何况现在钤辖职权重要，实际上已经等同于安抚使的权力了。请求朝廷罢免他们。”御史傅尧俞、赵瞻都有议论，最终没有听从。集贤校理宋敏求、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起初，修起居注空缺，中书省推荐宋敏求及集贤校理杨绘。皇上问修起居注选拔什么样的人，中书省回答：“近例以制科进士高等与馆职有才望的人。杨绘是第二人进士，现在按次序应当补任。”皇上说：“修起居注就是知制诰，难道按次序补任吗？”于是命令换掉杨绘。丁巳，三司修造案勾当张徽暂代户部判官事，知东明县皮公弻暂代度支判官事。近年，三司官员按次序升迁而任职不久，凡是天下财利的盈亏出入，即使能人担任，还没及究明本末就已经按次序升迁他职，所以相沿成习以养资历，借路说而不从事本职。至此，中书省上奏：请求选择其中特别繁重要者五员，用资历浅的人长期任职。现在任命张徽等，是用新制。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丁丑，赐许、蔡州现钱钞十万贯，命令和籴以救济饥民。壬午，命令供备库副使孟渊等十九人前往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淮南路募兵。司马光亮说：“边臣请求兵员没有穷尽，朝廷募兵没有停止，仓库的布帛有限，百姓的膏血有尽头。希望陛下决断圣志，停止招募禁军，只选择将帅，训练旧有的军队以备御四夷，不担心不足。”

二月辛丑，暂代户部副使吕公著说：“现在京畿各县及京东西、淮南州军大多饥荒，百姓有饿死的人。凡是力役之事，都应当暂时停止。”听从了。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任杭州知州。起初，皇上从濮邸立为皇子，皇太后垂帘听政，外人渐渐说蔡襄曾经有异议。皇上多次问蔡襄是什么样的人，一天，因为他请求朝假变色，对中书省说：“三司掌管天下钱谷，事务烦多。而蔡襄十天之中请假四五次，为什么不另用人？”曾公亮等人起初还辩解，皇上心意不回，至此，因为表请罢免。曾公亮于是质问皇上，皇上说：“内宫没有看到文字，但在庆、宁时就已听说。”曾公亮说：“事情出于暧昧。如果虚实不明，请求再审查。”曾公亮说：“京师后来喜欢制造诽谤议论，众人传之

译便以为实。』欧阳修说：『疑似的诽谤，不仅没有痕迹可寻，即使迹象分明，也还需要进一步辨别真伪。』皇上说：『造谣的人为什么不及他人？』于是命令蔡襄出京任地方官。工部侍郎吕公弼暂代三司使。至和初年，吕公弼担任三司使。皇上在藩邸时，曾得到一匹劣马，请求更换，吕公弼不允许。到这时，吕公弼奏事完毕，皇上说：『朕从前在宫中，你不想给朕换马，那时朕就已经了解你了。』吕公弼叩头谢恩。皇上又说：『你接替蔡襄担任三司使。蔡襄审理诉讼不按时判决，积压了很多事务。』吕公弼知道皇上对蔡襄不满，回答说：『蔡襄勤于公务，未曾有怠慢过失，恐怕是进言的人胡说罢了。』皇上更加认为吕公弼是忠厚长者。赐贡院奏报合格的进士、明经、诸科彭汝砺等三百六十人及第、出身。翰林学士贾黯应对说：『天下不曾缺乏人才，只看如何使用罢了。』退朝后上奏五件事：一、知人的明察；二、逐步培养；三、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四、按类别推荐；五、选择自己的替代者。

译三月辛未，新任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因为曾经指出中丞贾黯的过失而请求辞职。贾黯上奏说：“谏官和御史本来是君主的耳目，当时公开议论，并非存有嫌隙怨恨。况且吕诲为人正直谨慎忠厚，臣能与他共事，必定能够同心协力。”皇帝下诏以此晓谕吕诲，吕诲于是接受任命，并趁机进言说：“朝廷的事务，台谏官不得预先听闻。等到政令颁布施行，才刚刚得知。等到纠正其中的失误，执政者却说：‘已经施行的命令，难以追悔更改’，这是执政的大臣常常自己占据上风，耳目之官与没有设置一样。又听说近日臣僚提出建议，认为先帝在位时信任台谏官，所陈述的已行之事多有追夺更改，想要陛下纠正先帝的做法，凡事坚持固执，不可轻易改变，一旦错误的命令发出，一旦奸邪之人倡导，对外宣称：‘出自圣上清明的内心’，人们必定不敢动摇。如果真是这样，这是想要堵塞圣明的听闻，恐怕不是宗庙社稷的福气。”

夏季四月戊戌，皇帝下诏让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商议崇奉濮安懿王的礼仪制度并上报。这是因为宰臣韩琦等人在元年五月曾上奏进呈的缘故。辛丑，皇帝下诏说：“先前命令监司、知州推荐所辖地区的官吏，每年限定名额，本意是防止滥竽充数，不问才能高低，一概凑足名额，这不是诏书的本意。从今以后务必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不必凑足所限定的名额。”

五月，资政殿学士陈旭担任枢密副使。丙子，代理御史中丞贾黯上奏说：“近来皇子受封拜官，都授予检校太傅的官职。臣查考：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公。现在皇子以师傅的名义授官，在道义上不安。臣愚以为从今以后皇子及宗室中地位较低的授官，都不可以带有师傅的头衔，改授三公的官职。”皇帝下诏同意。

六月辛卯，江东转运判官范纯仁担任殿中侍御史，代理盐铁判官吕大防担任监察御史里行。近来的制度，御史有缺额，就命令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轮流推荐两人，由皇帝从中选取一人担任。到这时缺两员，推荐的人选尚未上报，皇帝从宫内直接发出范纯仁、吕大防的名字任命他们。

《讲义》说：这就是仁宗所说台谏官必须由皇帝申旨任命，诏令不要用辅臣推荐的人充任台谏官的意思。因为谏臣是君主的耳目，如果出于宰相的进拟，就成了宰相的鹰犬。现在都由宫内发出名字任命，而不是出于左右近臣的举荐，这是治平年间台谏官权力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治平年间台谏官争论之所以激烈的原因。

起初商议崇奉濮安懿王的礼仪制度，应当遵循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给予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考察古今，确实适宜。王珪等人议论说：“濮王对于仁宗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直呼其名。”已酉，中书省又上奏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现在王珪等人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上没有明确的依据。”太后听说后，辛亥，从宫内亲手写下书信严厉责备韩琦等人不应当议论称皇考。甲寅，皇帝下诏说：“听说集议议论不一，应当暂时停止议论，应当让有关部门广泛寻求典故，务必符合礼经后上报。”翰林学士范镇当时判太常寺，就率领礼官上言说：“陛下既然以仁宗为父，又以濮安懿王为父，那么过失就不只是汉宣帝、光武帝可比的了。”于是详细列举《仪礼》以及汉儒的议论、魏明帝的诏书写成五篇奏章，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自有奏章，请求听从王珪等人的议论。奏章都留在宫中不予施行。司马光又进言说：“王珪等二十多人都认为应当遵循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两次会议，没有一个人持不同意见。而政府的意思唯独想要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辞说，误导迷惑圣听。政府说《仪礼》原文，《五服年月敕》都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对于本生父母都称父母。臣查考：礼法必须针对具体事情立文，使人明白理解。现在要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如果不称为父母，不知道如何立文，这是政府欺骗天下的人，认为他们都不懂文理。”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父。臣查考：宣帝继承昭帝之后，以孙子继承祖父，所以尊称他的父亲为皇考，而不敢尊称他的祖父为祖考，因为与昭穆次序相同。光武帝起于布衣，诛杀王莽而得到天下，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是创业。虽然自立七庙，尚且不算过分，何况只是称皇考，他的谦抑损伤很大。现在陛下亲自作为仁宗的儿子来继承大业，如果再尊濮王为皇考，那么把仁宗置于何地呢？”

秋季七月，枢密使富弼屡次上章因疾病请求罢免，多达二十多次，皇帝坚决想要挽留他，不可。癸亥，罢免富弼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中府。戊寅，集贤殿大学士贾昌朝去世，皇帝亲自书写墓碑题为“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从时是名臣，等到执政，不被善人所赞同。有人认为他结交宫人、宦官，多次被谏官、御史攻击。庚辰，淮南节度使兼侍中文彦博担任枢密使。起初，彦博从河南入京朝见，皇帝对他说：“朕在这个位置，是您的力量。完全听说当初的议论，您对于朕大概有恩。”彦博谦让回避不敢承受。枢密使张昪判许州。在此之前，韩琦、曾公亮想要提拔欧阳修担任枢

译密使，将进拟，不以告修。

暗中派遣使者，将要进呈拟定的名单，不把这件事告诉王安石。

修觉其意，谓两人曰：『今天子谅陰，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

王安石察觉了他们的意图，对这两个人说：『现在皇帝正在守丧期间，太后临朝听政，而几位大臣却互相安排职位，拿什么来昭示天下呢？』

两人服其言，遽止。

这两个人信服了他的话，立刻停止了这种做法。

及张昪去位，上遂欲用修,修又力辞不拜。

等到张昪离职后，皇上就想任用王安石，王安石又极力推辞不接受任命。

辛巳，权三司使吕公弼为枢副使。

辛巳日，代理三司使吕公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

权知开封府韩绛权三司使,请以川、陕四路田谷输常平仓,而随其事任道里差次给直,以平物价。

代理开封府知府的韩绛代理三司使，请求将四川、陕西四路的粮食运入常平仓，并根据运输任务的难易和路程的远近依次支付运费，以此来平抑物价。

上叹曰：『众方姑息,卿能独不徇时耶!』

皇上感叹说：『众人都在姑息迁就，只有你能不迎合时俗吗！』

诏行之。

下诏批准实行。

内诸司吏有干恩泽者,绛执不可。

宫内各机构的官吏中有谋求恩荫赏赐的，韩绛坚持不同意。

上曰：『朕初不知,当为卿改。』

皇上说：『我起初不知道，应当为你改正。』

而干者不已,绛执益多,因为上言：『即有飞语,愿得究治。』

但是谋求恩荫的人不停止，韩绛坚持得更多，于是对皇上说：『即使有流言蜚语，我也希望能彻底查办。』

上曰：『朕在藩邸,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

皇上说：『我在藩王府邸时，就听说有关部门把国家公事当作人情私事来处理。

卿所守固善,其毋惮谗。

你所坚守的固然很好，不要害怕谗言。

宫中所用财费,悉以合同凭由取之。』

宫中使用的财物费用，全都凭合同凭证来支取。』

绛请有例者悉付有司,于是三司始得会计。

韩绛请求把有先例可循的事务全都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于是三司才开始能够进行财政核算。

译八月庚寅日，下大雨。辛卯日，地下涌出洪水，冲毁官府和私人的房屋，被淹死的人和牲畜不计其数。乙未日，皇帝下诏说：“朝廷内外的大臣都允许上呈密封的奏章，陈述时政的缺失以及当世的利害关系。执政大臣应当同心协力，共同修德，以辅佐我弥补不足。”起初，学士起草诏书说：“执政大臣，应当警惕思考天象的变化。”有人在后面上书说：“淫雨成灾，专门用来警戒我缺乏德行。”所以改为“同心协力，共同修德”。司马光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灾异很多，太阳出现黑子；淮河、长江的水有时泛滥有时干涸。去年夏天连绵大雨，到了秋天也不停止。京城东南十多个州，房屋沉入深渊，浮草挂在树梢。老弱百姓流离失所，饿死在道路上。许昌、颍州之间，堆积的尸体形成山丘。接着冬天没有下雪，温暖如春，草木提前开花，随后又刮起黑风。今年夏天瘟疫大作，蔓延数千里。到了秋天幸好丰收，还没来得及收获，暴雨就来了，半穗的庄稼，荡然无存。京城之内，道路上漂浮着木筏，官府和民居，几乎全部被淹没，被压死淹死的人不计其数，陛下怎么能不侧身恐惧，思考导致这些灾祸的原因呢？当陛下刚生病的时候，外面传言皇太后在先帝的灵柩前为陛下磕头祈求，额头都磕伤了，怎么能说没有慈爱之心呢？不幸被谗言贼人互相离间，于是使两宫之间产生了隔阂。即使皇太后对陛下不慈爱，陛下作为儿子，怎么能就产生怨恨呢？先帝从众人中提拔陛下，立为天子，只把一位皇后、几位公主托付给陛下。而先帝灵柩还在殡宫，就已经失去了皇太后的欢心，几位长公主都被屏退居住在闲宫，这是陛下失去人心的开始。陛下更加谦逊，深自隐藏，凡是各种奏请，不肯决断，知道贤能的人不能举荐，知道不贤的人不能罢免，知道事情不对不能改正，知道事情正确不能听从。或者没有才能的人被迅速提拔，或者有罪的人得到宽恕，这是天下人再次失望的原因。国家设置台谏官员作为天子的耳目，防止大臣蒙蔽。陛下应当自己考察是非。现在却再交给大臣，他们怎么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对，而认为别人的话是对的呢？这是陛下独自承担拒谏的名声，而大臣坐享专权的利益的原因。”吕大防说：“雨水成灾，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邪气。”于是陈述八件事，说君主恩威不立，臣下权力太大，邪说干扰正道，私恩损害公义，外族联合阴谋，盗贼肆意横行，众人失职，刑罚不公。知制诰郑獬当时任荆南知州，上疏说：“陛下下诏征求忠言，是想使用它们呢？还是想借着灾异举行动故事来粉饰呢？如果只是想粉饰，那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如果一定要使用，就应当选派官员专门掌管群臣上呈的奏章，允许两府及近臣轮流休息值班，从容讲解贯通，可行的就仔细研究后实行，不可行的就罢免，有疑问的就广泛询问后再决定。群言得以采纳，众事得以举荐，这是顺应天意的实际做法。”知制诰宋敏求、韩维共同修撰《仁宗实录》。

九月辛酉日，编纂礼书完成，共一百卷。下诏以《太常因革礼》为名。司马光说：“私下看到陛下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群臣沿袭旧例，请求给陛下上尊号。最近暴雨成灾，五谷被淹没，陛下正应当深深自我抑制，恳请拒绝不接受。”吕诲也说：“陛下思考应变的实际措施，洪大的名号盛美的赞誉，抑制而不居功。希望宣谕辅弼大臣所上的第五表批答，应当反复训告，以断绝封章。”皇上嘉奖采纳。己巳日，策问制举人，又策问武举人。甲戌日，任命制科人等著作佐郎范百禄为秘书丞前和川县令李清臣为著作佐郎。范百禄所对策说：“《五行传》说：‘简略宗庙，废除祭祀，那么水就不润泽向下。’臣愚昧地请求趁着濮安懿王建国为他立长子，作为嗣王。世代奉祀。安懿王永远作为一个国家的太祖，那么神灵在礼义中享受祭祀，人心喜悦而天意化解了。”李清臣，安阳人。欧阳修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奇，认为像苏轼。等到在秘阁考试，文章送到中书省还没打开，欧阳修迎上去说：“考官不把李清臣列为第一就是错误的！”打开一看，果然是第一。当时同发策的四人，有人说李清臣应当用《五行传》回答所问的灾变，应当再得第一。李清臣说：“这是汉儒的说法：李清臣不能知道民间是否有疾痛不乐，可以上奏的吗？”于是说：“天地之大，比作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那么五官就不安宁。百姓的生聚。天地的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的五官也。善于制止天地异象的人，不止其异象，制止百姓的疾痛不乐而已。”李清臣最终在次等。

冬十月，吕诲说：“台谏官员，是君主的耳目。天圣、景祐年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后来逐渐衰减，大概执政者不想让君主听到内外的缺失，然而也不下十数员。现在御史台缺中丞，御史五员，出差的三人；封章十次上奏，被罢免的八九次。谏官二员，司马光调任其他职务，傅尧俞出使契丹，诤臣几乎同被废置。自古言路壅塞，不知道今天更严重。”

十

译正月壬申日，在圜丘祭祀天地，以太祖配享。实行大赦。

译丙午年，治平三年，春季，正月壬申日，知制诰范镇出任陈州知州。起初，范镇起草韩琦升官的诏书，称引周公、霍光作为典故。谏官吕诲驳斥这一做法，于是韩琦上表请求辞去职位。范镇在批复中写道：“周公不去鲁国，是希望天下统一于周朝。”皇上认为范镇不应当拿圣人来比拟宰相，打算罢免范镇在朝廷内的职务，执政大臣便暗示范镇让他自己请求外放，于是有了这道任命。有人说：“范镇与欧阳修向来交好，等到议论濮王追尊的事时，范镇首先违背了欧阳修的意思，欧阳修趁机对皇上说范镇把韩琦当作周公看待，那就是把陛下当作年幼的君主看待了。”范镇因此获罪被外放。皇上对制诰文书大多亲自审阅，如果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必定让范镇修改。皇上曾经对执政大臣说：“这是君主的训诫，怎么可以褒贬失实呢？”癸酉日，契丹改国号为大辽。辛巳日，徐州知州张方平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皇上曾经询问治理国家的根本要点，张方平用“简易、真诚、明达”来回答。皇上不觉向前移动坐席说：“我过去在藩邸时，仰望侍从大臣，以为他们都是天下选拔的人才。现在却不是这样，听了学士的话，才知道还有人才。”翰林学士冯京编修《仁宗实录》。侍御史知杂事吕海先后上奏十一道，请求依照王珪等人的意见，早日确定濮安懿王追尊的典礼，都没有得到答复。请求免除台职，也没有得到答复。这个月壬戌日，吕海便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备联合上奏：“欧阳修首先开启邪说，妄自引用经书依据，想要用不正的名号连累濮王，将陷陛下于有过失之举的讥讽。韩琦掩饰错误、附会迎合，曾公亮、赵概苟且顺从、模棱两可。恳请陛下将欧阳修交付司法部门审理，并纠正韩琦等人的罪责。”戊辰日，又上奏：“欧阳修博古通今，精通文史，明明知道师丹的议论是正确的，董宏的说法是邪僻的，却被利益诱惑了内心，被鬼神夺去了判断力。现在如果不纠正濮王的礼仪就无法安抚众人的心，如果不惩处首恶之臣就无法澄清朝廷政事。吕海等人不断议论，而中书省也向皇上呈递札子自我辩解。希望陛下大发恩泽下诏，明确告知朝廷内外，以皇伯之称没有根据，决不能称呼。而现在所要确定的，只是名号罢了。或许群疑可以消除。”皇上心意不能不偏向中书省，然而没有立即下诏。执政大臣于是互相秘密商议，想要让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帝，夫人为皇后，皇帝称父亲。吕海等人因此激怒并接纳御史告敕，居家等待治罪，请求早日赐予贬斥。皇上用御宝封好告敕，派遣内侍陈守清催促吕海等人令其赴台供职。吕海等人因为所进之言不被采纳，虽然接受了告敕，仍然居家等待治罪。

吕中说：人们说：“关于濮王的议论，应当认为称父亲是错误的，称伯父是正确的。”我认为称父亲固然错误，称伯父也不妥当。程子说：“作为继承人，把所继承的人称为父母，而把所生的人称为伯叔父母，这是天地间的大义，人类的大伦理，不可以废除改变。然而所生父母的恩义至尊至大，虽然应当专心于正统，怎么能完全断绝私恩呢？所以先王制定礼仪，既降低丧服等级以确立正统，但不因为正统的亲疏关系都定为齐衰期服来区别，以此来表明其极其重要而与各位伯叔不同。”看程子的话，那么欧阳修称父亲的主张，其失礼已经非常严重了，而称伯父的人又不能推究所生父母的至深恩德，以明确尊崇的正礼，竟然想要用高官大爵来对待，只按照期亲尊属的旧例，那也不是最恰当的理论。应当衡量事体，另外设立特殊的称呼。如果称曰皇伯父、某国大王，并让他的子孙袭爵奉祀，那么对于大统没有嫌疑的过失，而对于所生父母也尽了极尊崇的道理了。

范纯仁又单独上奏：“皇太后自从撤帘之后，不曾参与朝政，怎么应当再降下诏令，有所建置？这大概是政府臣僚想要遂行错误、掩盖过失。况且夏商周三代不曾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的，自汉朝以来，母后才参与少主的政事，从此权臣想要做非常之事，就一定假借母后的诏令来实行他们的意志。希望陛下深察臣的话，追回取消前诏，凡是关于濮王典礼的事，陛下自己可以采纳公议而行，何必用母后的命令施于长君的朝廷呢。”韩琦看到范纯仁的奏章，对同僚说：“我与范仲淹恩义如兄弟，看待范纯仁如子侄，他竟忍心这样攻击我吗？”壬午日，下诏罢免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的事。中书省进呈吕海等人所申奏的状子，皇上问执政大臣应当如何处理，韩琦回答说：“臣等是忠是邪，陛下是知道的。”欧阳修说：“御史认为道理难以并存，如果认为臣等有罪，就应当留下御史；如果认为臣等无罪，就请取圣旨。”皇上犹豫了很久，于是命令御史出朝，随后说：“不应该责罚得太重。”吕海罢免侍御史知杂事，出任蕲州知州，范纯仁以侍御史身份通判安州，吕大防备免去监察御史里行，出任休宁县知县。

二月乙酉日初一，白虹贯日。殿中丞苏轼任直史馆。皇上在藩邸时，听到苏轼的名声，想要依照唐朝旧例召入翰林院，直接授予知制诰。韩琦说：“苏轼是远大的人才，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士人畏惧羡慕而臣服。现在突然重用他，正好足以拖累他。况且近例应当召试。”皇上说：“不知道他能否胜任所以考试，像苏轼难道不能胜任吗？”韩琦说不可以，于是考试后任命他。有一天，欧阳修把这事详细告诉苏轼，苏轼说：

译韩公对待我的用意，正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以道德来爱护人。

译三月己未日，彗星在清晨出现于东壁宿，长约七尺。辛酉日，起居舍人兼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和赵瞻从契丹出使归来。因为他们曾与吕诲议论濮王之事，便居家待罪，而傅尧俞推辞新任侍御史知杂事的任命文书不接受，跪拜在皇帝面前说：“臣当初提出建议是在吕诲之前，如今吕诲等人被贬逐而臣却独自晋升，不敢就职。”皇帝多次晓谕挽留傅尧俞等人，傅尧俞等人最终坚持请求离任，于是任命傅尧俞为和州知州，赵鼎为淄州通判，赵瞻为汾州通判。司马光进言说：“陛下至为公正，起初并没有过分厚待私亲的意思。如今忽然听说傅尧俞等三人相继都被外放，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惊愕。这大概是执政大臣想要堵塞进言之路，使人们都不敢说话，然后得以专擅大权，随心所欲。恳请陛下特别做出决断，召见傅尧俞等人，下诏不再称濮王为‘亲’。”皇帝没有听从。司马光又上奏说：“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员，共同议论典礼。如今傅尧俞等六人都已被外放任职，只有臣一人还留在京城，恳请圣慈依照臣之前的奏请，尽早赐臣贬黜。”总共上了四次奏章，最终都没有被听从。辛巳日，彗星在黄昏出现于昴宿，像太白金星一样，长一丈五尺。壬午日，彗星出现在毕宿，像月亮一样。

夏四月辛丑日，任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纂《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上奏说：“纪传体的史书，文字繁多。我私下不自量力，曾经打算上自战国、下至五代，在正史之外，旁采其他书籍，凡是关系到国家盛衰、百姓休戚、善行可以效法、恶行可以警戒，帝王应当知道的内容，大致依照《左氏春秋传》的体例编写成一部编年体史书，命名为《通志》。这部书上下贯穿千余年，固然不是我愚钝之臣所能独自修撰的。我见翁源县令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军锡都有史学才能，希望特别派遣这两人，与臣一同修撰。”皇帝下诏同意。后来赵军锡因父亲去世没有赴任，任命太常博士刘邠代替他。司空致仕宋庠去世。宋庠自从最初执政，遇到事情就分别是非可否，因此被斥退。等到再次被起用，便随波逐流以求自安。然而他天性忠厚，曾说：“猜忌欺诈而自恃明智，残害他人而自夸才能，我终身不做这种事。”殿前都虞侯郭逵兼任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从郭逵开始。于是知制诰邵必进言说：“郭逵是武夫，不可置于朝廷高位。”皇帝没有听从。有人因此责备韩琦，韩琦说：“按照旧例，枢密院应当用一名武臣。皇上想任命李端愿，我知道李端愿奸邪，所以让郭逵担任此职。”有人说，皇上本意是想用张方平。韩琦知道张方平不依附自己，便随意说：“枢密院很久不用武臣了。应当稍微恢复旧例。”皇上催促那人回答，那人无言以对，于是匆忙任用了郭逵。知谏院邵亢、御史吴申和吕景接连上章议论郭逵“狡诈奸佞、小才，怎能堪当大任？”没有回复。

五月，下诏说：“在京的文臣中知杂御史以上、武臣中观察使以上，每年举荐幕职州县官充任京朝官二人，今后一律废止。”这个月，彗星运行到张宿而消失。彗星未消失时，进言的人大多为此担忧。有人告诉韩琦，韩琦说：“假使再有一颗星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六月辛卯日，太常博士刘庠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刘庠私下议论濮王之事，与执政大臣的意见相合，所以任命他担任言官。追赠太常礼院编纂礼书的苏洵为光禄寺丞。起初，王安石的名声开始显赫，党羽朋友倾动一时，欧阳修也对他友善，劝苏洵与王安石交往，而王安石也愿意与苏洵结交。苏洵说：“我了解这个人了。”王安石母亲去世，士大夫都去吊唁，只有苏洵不去，写了一篇《辨奸论》，大略说：“现在有个人口诵孔子、老子的言论，身体力行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好名之士和不得志之人，一起制造言论，私自树立名号，认为颜渊、孟轲又出现了，而内心阴险狠毒，与人志趣不同，这是王衍和卢杞合二为一的人啊，他的祸患岂是言语所能形容的？脸上脏了不忘清洗，衣服脏了不忘洗涤，这是人的常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穿着夷狄的衣服，吃着猪狗的食物，蓬头垢面，却谈论《诗经》《尚书》，这难道是常情吗？如果这个人不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知道祸患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这样，天下将遭受他的祸患，而我却获得了直言的名声，可悲啊！”苏洵去世三年后王安石执政，他的话才得到验证。张方平曾经议论苏洵说：“评定天下的善恶，只有他一个人罢了。”

吕中说：司马温公曾经感叹先见之明不如吕献可，然而吕献可在王安石任参政时就疏远他，不如吴奎、唐介在熙宁初年召见时就已经看出。吴奎、唐介在熙宁年间看出，又不如苏老泉在嘉祐年间看出。然而王安石的心，不只是各位公卿知道，仁宗皇帝早就知道了。大抵王安石的变法可以在一个县施行，却不可在天下推行；王安石的才能可以胜任侍从献纳的职位，却不可以担任参政宰相。

壬子日，将清居殿改名为钦明殿，召直集贤院王广渊在屏风上书写《洪范》，对王广渊说：“先帝在位四十年，天下太平，得以无为而治。朕正面临大事，岂敢自我安逸？所以更改这座殿的名字。”于是询问王广渊前代儒者关于《洪范》得失的论述，王广渊回答说“张景所得最深”，于是进献张景的论述七篇。明

译当天，皇帝再次召见广渊到延和殿对答，对广渊说：“景以三种德行作为驾驭臣下的关键，尤其善于论述。我对待臣下一向力求谦和柔顺，但在听取采纳意见时，则自己坚持刚毅果断。将这段话放在座位右边，这哪里仅仅是《无逸》篇的警戒呢。”

译秋季七月甲寅日，屯田员外郎吴申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自从傅卞议论濮王之事符合皇帝心意后，刘庠和吴申私下议论与傅卞相协调，因此相继都担任了言官职务。八月己亥日，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出任蔡州知州。吕公著曾经进言濮安懿王不应称为父亲，又请求召回吕诲等人，皇帝都没有听从，他便称病请求外放任职，在家居住了一百多天。皇帝派遣内侍敦促晓谕，又多次让吕公著的兄长吕公弼劝他，吕公著才起身就职。才过了几个月，他又上奏章请求外放，于是有了这道任命。

九月，皇城司曾经逮捕制作销金衣的人送到开封府，推官宝卞上殿请求审理此案，恰逢有人以内廷之事进言，皇帝对此产生怀疑。宝卞说：“真宗禁止销金，是从后宫开始的。”皇帝说：“对。周文王在妻子那里施行刑教，推广到兄弟，从而治理好家庭和国家。正是说的这个道理。”皇帝下诏最终按照宝卞的请求办理。这个月，西夏国主谅祚发兵侵犯大顺城，又侵犯柔远寨，谅祚被流矢射中后逃遁而去。鄜延经略安抚使陆诜进言：“朝廷长期姑息纵容，所以敌虏敢于狂妄悖逆，如果不稍加责问，那么国家威严就无法树立。”于是停止给予西夏每年的银帛赏赐，发公文给宏州询问缘由，而谅祚果然大为沮丧，于是上报说：“边境官吏擅自兴兵，我即将诛杀他们。”

冬季十月丁亥日，皇帝下诏：“如今礼部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进士录取名额定为三百人，明经、诸科的录取人数不得超过进士的数量。”同签书枢密院事郭逵被任命为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兼任权判渭州。自从吕余庆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代理成都府知府后，此后在任的执政大臣就没有出守藩镇的，直到郭逵才以同签书枢密院事的身份出镇地方。甲午日，皇帝下诏让宰相、参知政事推举有才能德行、可以试用馆职的士人五人。在此之前，皇帝对中书省说：“水灾造成灾害，进言的人大多说不进用贤才，这是为什么呢？”欧阳修说：“近年来进用贤才的途径太狭窄了。”皇帝说：“是怎样的情况？”欧阳修说：“过去进入三馆有三条途径，现在堵塞了两条。”皇帝说：“哪三条途径？”欧阳修说：“进士考中高科，是一条途径。大臣荐举，是一条途径。因差遣惯例除授，是一条途径。过去进士五人及以上及第的，都能参加馆职考试，第一人及第的，有不到十年就升到辅相职位的。现在第一人任职两任才能参加馆职考试，而第二人以下再也没有机会参加，这是高科这一条途径被堵塞了。过去大臣荐举的人立即召来考试，现在只让他们登记在册，等候馆阁有空缺才进行考试，这是荐举这一条途径又被堵塞了。只有因差遣惯例除授的人，多半是资历老迈、年老多病之人，这就是我所说的进用贤才的途径太狭窄了。”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有了这道诏书。于是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要等人所推举的蔡延庆、夏倚等共二十人，皇帝都下令召来考试。

十一月戊午日，皇帝身体不适，直到十二月。在此之前，皇帝长期服药，一天，宰相韩琦等人询问皇帝起居后退出，颍王走出寝宫门，忧虑表现在神色上，看着韩琦说：“怎么办？”韩琦说：“希望大王早晚不要离开皇帝身边。”颍王说：“这是人子的职责。”韩琦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颍王感悟后离去。皇帝自从生病后不能说话，凡是处理事务，都写在纸上。辛丑日，皇帝病情加重，韩琦再次上奏说：“陛下很久不上朝，朝廷内外忧虑惶恐。应当尽早确立皇太子，以安定众人之心。”皇帝点头同意。韩琦请求皇帝亲自批示，皇帝于是写下立大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说：“一定是颍王。烦请圣体再亲自书写。”皇帝又在后面批注说：“颍王顼。”韩琦立即召学士起草诏书，承旨张方平到榻前禀命，皇帝靠着几案说了几句话，张方平不能听清，于是请求递上笔。皇帝写下“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个字，所写的名字不太清楚，张方平又递上笔请求，皇帝再次写下“颍王”二字，又写下“大大王”三字。张方平退下后起草诏书。皇帝既然采纳了辅臣的意见确立皇太子，于是流泪。文彦博退出后，对韩琦说：“看见皇帝的脸色了吗？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是父子之间，也不能没有感动。”

丁未日，治平四年春季正月庚戌日初一，大风伴随阴霾。丁巳日，皇帝在福宁殿驾崩。神宗即位。

二月，龙图阁直学士韩陈陈述三件事，最后又说：“天下大事不能仓促做成，君主施政自身有先后次序。只应加倍谨慎庄重。”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吕中说：宽厚仁爱的君主常常失之于不作为，刚强果断的君主常常失之于作为过度。这时王安石还没有被召用，而韩维的话已经涉及此点了。观察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独自认为事情有先后次序，在长久安定中革除弊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何况面对神宗有锐利坚决的意志呢！壬辰日，手诏说：“我曾侍奉先帝，恭敬地听到他的教诲，按照旧制，尚帝女的人都要提升排行，以避开对公婆的尊称，难道可以因为富贵的缘故，委屈人伦长幼的次序吗？可以下诏有关部门革除这一制度。我恭敬地承受遗旨，怎敢不遵照执行？下达中书门下商议，降诏有关部门，以发扬先帝的美德。”于是命令陈国长公主行见公婆的礼节，王师约不再提升排行。公主行见公婆的礼节从此开始。

三月，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王陶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王陶入宫在便殿对答，皇帝引用《尚书·咸有一德》告诫王陶说：“朕与你一心，不可改变。”询问他关于时事

译陶请谨慎地听取采纳（意见）、明确赏罚、斥退奸佞之人、任用正直之士。恢复转对制度以疏通下情，节省民力以鼓励农桑，率先提倡节俭朴素以教化天下，限定年龄技艺以淘汰冗兵。权知贡举的司马光等人上奏说：“所考试合格的进士许安世等三百五人，分为四等；明经、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为三等。”诏令进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赐予及第，第四等同出身；明经、诸科第一、第二等一并赐予及第，第三等赐予同出身。敕令下达贡院发布榜单。壬申日，参知政事欧阳修被任命为观文殿学士、刑部郎中、亳州知州。起初，英宗因患病未能亲自处理政事，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欧阳修与两三位大臣主持国家大政，每当在帘前奏事或执政大臣聚集议事时意见有不一致，欧阳修没有不极力争辩的。士大夫提出利害建议及请求，此前执政大臣大多模棱两可、不辨明是非，到了欧阳修这里，必定一一列举评判说：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因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英宗曾经称赞欧阳修说：“他性情刚直，不避众人怨恨。”欧阳修也曾引用王曾的话说：“恩惠想要归于自己，怨恨让谁来承担呢？”既然出任地方长官，于是接连上六道奏表请求退休，皇帝没有批准。欧阳修当时年仅六十岁。癸酉日，枢密使、礼部侍郎吴奎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吴奎入朝谢恩时，皇帝曾对他谈起追尊濮王之事与汉宣帝不同。吴奎回答说：“是的。汉宣帝是大臣所拥立的，怎能与仁宗能以大义确立（皇位）相比？先帝追尊之事确实牵涉私恩。”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说法。吴奎又说：“这是被欧阳修所误导。”吴奎回答说：“韩琦在这件事上也失去了民心。”另一天，吴奎进言说：“帝王所掌管的职责，只在于辨别忠奸，其余各项事务，各有主管部门负责，只要不让小人害君子，君子常居重要近臣之位，那么国家自然就能治理好了。”

译闰三月甲申日，西夏国主谅祚派遣使者前来进献地方特产，谢罪。皇帝下诏规定，从今以后，馆阁官员的考试改为试论一首、策一道。庚子日，皇帝下诏布告内外文武群臣：“如果朕的知见思虑有所不及，至于朝廷政事的缺失、国家的重要事务、边防军务的得失、郡县民情的利害，各位都应当直言进谏，呈递奏疏让朕知晓，不要有所隐瞒。”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守丧期满，皇帝下诏命王安石赴京。王安石多次称病请求分司闲职，皇帝对辅政大臣说：“王安石历经先帝一朝，征召不起，或许是不恭敬。如今征召又不起，是真的生病吗？”曾公亮回答说：“王安石的文学才能和器识业绩，应当承受大用。他不敢欺罔朝廷。”吴奎说：“臣曾与王安石共同统领群牧司，亲眼见到他遇事迂阔且维护私局，万一任用他，必定会扰乱纲纪。曾公亮迷惑圣听。”癸卯日，皇帝下诏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众人认为王安石必定会推辞，等到诏书到达，他立即到府衙视事。有人说：曾公亮极力推荐王安石，大概是想要以此倾覆韩琦。庆历年间，曾下诏宰臣贾昌朝：凡是军国机务及沿边兵马事务，知州、钤辖应当同枢密使陈执中参议。此后逐渐废弃，至此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吕公著都兼任翰林学士。司马光多次上奏坚决推辞说：“臣不能写四六骈文。”皇帝说：“像两汉那样的制诏也可以。”司马光说：“本朝旧例不可以。”皇帝派遣内侍强行让司马光接受诰命，司马光拜谢而不接受。皇帝下诏催促司马光入宫谢恩。司马光入宫，皇帝下诏将诰命放入司马光怀中。司马光不得已，才接受。另一天，皇帝问王陶说：“吕公著和司马光担任学士是否合适？”王陶说：“这两个人，臣曾经论荐过。用人如此，天下还有什么担忧治理不好的呢？”

夏四月，殿中丞唐淑问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皇帝告诫他说：“朕因为你的家世任用你，你应当谨守家法。臣子的弊病在于结交外官暗中依附，你应当自己建立君主对你的信任。近来进言的人尚且挑剔细枝末节，认为能够混淆扰乱人的视听，这是没有益处的。议论政事务必致力于大体，这才算是称职。”唐淑问是唐介的儿子。在此之前，皇帝下诏陕西沿边宣抚使郭逵赴京。御史中丞王陶指责郭逵是文彦博的走卒，范仲淹的弄臣。皇帝起初答应罢免郭逵，不久又停止。用手札告诫王陶等人说：“先朝任用郭逵，如今突然罢免他，这是先帝用人有失误。朕作为人子，绝对不能彰显父亲的过错。朕宁愿承担识人不明之责。”辛酉日，皇帝下诏内外官员所上的封事，委托翰林学士丞旨张方平、学士司马光详细审定利害后上报。在此之前，御史台用状纸申呈中书省说：“查考《皇祐编敕》，常朝日，轮流由宰臣一人押班，平常多据。引替官称宰臣更不过来，私下担心上述编敕仪制另有冲替。恳请明确下达指令。”中书省没有回复。御史中丞王陶因此用状纸禀告宰相，也没有回复。王陶于是弹劾奏报韩琦、曾公亮不臣服，甚至引用霍光、梁冀专权恣意等事作为比喻，其大略说：“忽视千官瞻视的朝廷，轻视如同房闼；艰难再拜表仪的礼节，沉重如同丘山。”

吕中说：有权臣，有重臣，这两者表象相似，内心实则不同。天下人厌恶权臣的专断，重臣也不容许他们介入。权臣，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天下不可一日无。只看到其外表而不考察其中，看到他们都侵夺天子的权力，而不考察他们的行为不同，也是过错。国家设置台谏以监察政府，固然是为了防范权臣。然而韩琦在当时，是重臣，不是权臣。宰相不押班，这件事已经很久了，王陶突然弹劾他专权，为什么呢？

甲子日，韩琦、曾公亮再次上表待罪，多次请求罢免，皇帝不允许。于是他们称病不出。皇帝任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交换他们的职务。丁卯日，司马光入宫对答说：“言职是人们所忌惮的，臣不敢推辞。但是王陶说宰相不押班，竟然不赴任，而王陶随即被罢免言职，那么中丞就不能再做了。臣请求等到宰相押班然后接受诏命。”皇帝准许。当时司马光的中丞诰命已经进入，而王陶学士的命令，中书省独自持之不下。戊辰日，参知政事吴奎、赵概坚决请求将王陶贬斥到外任，皇帝不允许。请求再次授予群牧使，准许。不久皇帝直接批送中书省，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当时宰相离位，吴奎立即具奏说：“闰月以来，寒暖不节，暴风屡次发作。如今时雨失调亢旱，螟螣孽生，过错不在其他地方，只在王陶一人。如今他挟持旧恩，排抑端良，像韩琦、曾公亮不押班的事，大概是因为长久以来相承，不是始于二臣。如今如果又行内批指挥王陶为翰林学士，那就是因为他有过恶，反而获得美迁，天下人看待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呢？王陶不被罢黜，陛下无以责成内外大臣典布四体。臣擅自违背制旨，也请求必定施行典刑。”己巳日，吴奎于是称病请求罢免。皇帝将吴奎的札子展示给王陶看，王陶再次弹劾吴奎依附宰相、欺骗天子六条罪状。侍御史吴申上奏：“旧例，御史中丞因言事待罪，朝廷下旨不允许，或者宣召入台。王陶今天上章，明天除代，没有罢免如此迅速的。请求保留王陶依旧供职，并弹劾吴奎有无君之心。”列举他的五条罪状。皇帝认为

译皇帝亲手写信给知制诰、知谏院的邵亢，催促他进呈任命陶学士的诰命，邵亢于是进言说：“御史中丞的职责在于弹劾，阴阳不和，过错在于执政大臣。吴奎所说的话颠倒了是非。”庚午日，皇帝批示交给中书省：王陶、吴申、吴景过分诋毁大臣。王陶任陈州知州，吴申、吴景各罚铜二十斤。王陶任陈州知州，吴申、吴京各罚铜二十斤。吴奎身为执政大臣却弹劾御史中丞，将手诏作为内批，三天不下发，改任青州知州。司马光暂代御史中丞。司马光又上奏说：“外面的议论都认为吴奎不应当被罢免，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吴奎的名望向来重于王陶。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暂且让吴奎留在政府任职。”皇帝不高兴。在此之前，皇帝将王陶的奏疏给韩琦看，韩琦上奏说：“臣不是专横跋扈的人，陛下派一个小黄门来，就可以绑臣离开了。”皇帝因此被感动。辛未日，曾公亮入朝应对，恳请留任吴奎，皇帝答应了他，让他恢复参知政事的职位。吴奎恢复职位后，邵亢再次为此进言。皇帝亲手写信告诉邵亢说：“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想起用那些坚辞不出的人罢了。”坚辞不出的人，大概是指韩琦。当初建立东宫时，英宗命令任命蔡抗为詹事，韩琦坚决推荐王陶。文彦博私下对韩琦说：“何不只用蔡抗？”韩琦不听从。等到韩琦被王陶攻击时，文彦博对韩琦说：“还记得任命詹事的时候吗？”韩琦非常惭愧，说：“看清事情太晚，真该受鞭打。”癸酉日，司马光才接受御史中丞的诰命。上奏疏说：“臣蒙受陛下委任掌管风纪，敢先以君主修养心性、治理国家的要点来进言。修养心性的要点有三，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治理国家的要点也有三，一是任用官员，二是信用赏赐，三是必定惩罚。仁宗时，臣刚担任谏官，首先曾陈述这些话。先皇帝时，臣曾进献历年图，又把这些话写在后面的序言中。现在陛下刚开始清明政治，虚心向下询问的时候，臣又把这些话作为首要内容，实在是因为臣平生努力学习所得，最精微最重要的道理，都在于此。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这些话迂腐空泛，试着加以审察。”

译五月甲辰日，屯田员外郎张唐英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里行，这是遵从翰林学士王珪、范镇的推荐。英宗刚即位时，张唐英呈上《谨始书》说：“作为皇位继承人的称为皇子，恐怕日后有人引用定陶王的故事来公开迷惑圣上的听闻，希望杜绝这种苗头。”不久，台谏官员相继被贬斥驱逐，王珪、范镇认为张唐英有先见之明，因此推荐他。乙巳日，设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等职，任命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任宝文阁学士，右司郎中邵必担任宝文阁直学士。在此之前，吕公著与邵必一同编纂仁宗御集并收藏于宝文阁，因此顺势授予他们这些职务。御史吴申进言：“请求从今以后，内外官员都让他们长期任职，未经三年，不得调动，以符合尧舜考核政绩的方法。”

六月己未日，派遣官员在永泰、景阳、通天、安肃四门向河北流民赈济米粮。司马光进言：“这样处置，想要博取体恤百姓的名声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恐怕只有损害而没有益处。”监察御史里行唐淑问也为此进言。于是下诏四门发放米粮到六月结束，仍然晓谕河北近来下了雨，令流民返回原籍，不愿回去的不要强迫。又命令河北转运司约束州县，加倍加以抚恤。同知谏院傅卞担任宝文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家赵抃担任知谏院，赵抃拜见皇上后，皇上对他说：“你单人匹马入川，只带着一只龟、一张琴随行，为政简易，是这样吗？”人们说赵抃独自待在房间里，只有一只龟对着他，是效仿他服气养生的缘故。此前从蜀地回来的人大多历任省府官员，大臣们为此进言，皇上说：“任用赵抃为谏官，是依靠他的言论。如果想大加任用，何必一定要经过省府呢？”赵抃进献奏疏，论述任用道德之士、委任辅佐大臣、辨别邪正、去除奢侈之心、明确号令、公平赏罚、谨慎机密、防备意外、不要频繁赦免、容纳谏诤等十件事，又说：“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房、赵鼎、马默都是刚直敢言的人，长期被贬斥不复职，无法安慰士大夫的期望。”又论述五项费用，说宫掖、宗室、官员冗滥、士兵冗杂、土木工程的费用，大多被采纳采用。辛未日，下诏各路转运司遍告辖下州军：“如有官吏知道差役利弊可以宽减的，密封分条陈述上报。”在此之前，三司使韩绛进言：“危害农业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差役之法向来听闻。京东有父子两个丁口，将要担任衙前役的。父亲告诉儿子说：‘我应当求死，让你们免除冻饿。’于是自缢而死。又听说江南有嫁母以及与母亲分家以逃避役务的，又有把田产卖给官户的。田地归了不服役的人家，而役务却加倍加在本等户身上。希望下达哀痛之诏，令中外臣民都详细陈述差役利弊上报，委托侍从、台省官员集议，使力役没有偏重之害。”关于役法的议论始于此时。陕西转运使薛向进言：“知青涧城种谔招降西人朱令陵，最为横山得力的酋长。已给予田地十顷、宅院一区。请求授予一班行使的官职，向各羌族夸示，诱降横山的众人。”下诏增加给予田地五顷。薛向在英宗时，曾进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年冬天，又上疏陈述御边五利，一是任用将帅以控制要冲，二是迅速攻击以罢除敌人，三是节省戍兵以充实兵力，四是断绝利源以削弱敌国，五是爱惜经费以巩固根本。奏疏呈上，英宗称赞很好，曾放在身边。皇上看见后认为很奇特。恰逢边臣多言横山族帐可以招纳，这天召薛向入宫应对，凡是薛向所陈述的计策，皇上都命令不要告诉两府，亲自用手诏指挥。知汀州周约进献桐板两片，其木纹形成文字，有“天下太平”四字。赐予奖谕，交付史馆。乙亥日，御史张纪进言：“近年以来，百官事务，多禀决于中书。我认为政府不当侵夺有司的职权，有司也不当以细务扰乱政府。”下诏中书、枢密院应将细务归还有司的分条陈述上报。后来中书列举三十一件事，枢密院列举六十二件事，都归还有司。

秋七月戊寅日，御史张唐英进言：“河北安抚使陈荐请求留任知磁州程珦再任。进用贤能退黜不肖，是使者的职责。然而不加以考察则贤能不肖混淆，我希望下达陈荐详细陈述程珦的政绩然后任用他，希望不失实。”中书进言：“陈荐曾说程珦廉洁勤勉且刑狱详明公平，这是实际功效。”于是如陈荐所请，令程珦再任。庚辰日，翰林承旨张方平等人进言：“本朝典礼遵循唐代的旧制，真宗、仁宗都祭祀于明堂，以配上帝。现在季秋大享明堂，请求以英宗配享。”下诏恭敬依从。皇上刚即位时，内臣因覃恩升朝的都罢去内职，唯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保留如故。司马光上疏进言：“高居简性情奸邪，善于谗言和谄媚。长期担任近职，罪恶很多。”皇上说：“祔庙完毕，自然应当罢去。”司马光说：“宫中小臣，何关山陵先后？舜除去四凶，不算不忠；仁宗贬谪丁谓，不算不孝。”皇上听从了。癸巳日，高居简担任供备库使，罢去御药职。司马光屡次弹劾高居简，说与高居简难以两留，请求外放郡守。请求面见，当时司马光站在殿下，皇上指着他说：“已经来了。”吕公弼说：“陛下想留高居简，必定驱逐司马光；想留司马光，必定驱逐高居简。高居简

译内臣说：“光中丞，希望您选择那些重要的（事务）。”司马光于是说：“凡是身边的臣子，不需要有才智，只要让他们谨慎朴实、小心谨慎而不犯过错，这就够了。”乙未日，三司检法官吕惠卿编校集贤院的书籍。吕惠卿与王安石向来交好，王安石向曾公亮推荐吕惠卿的才能，曾公亮于是举荐吕惠卿担任馆阁职务。丙午日，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朝廷。宇文之邵担任曲水县令时，正值年成饥荒，转运使用轻薄绢帛抬高价格，命令县里强制摊派售卖。宇文之邵说：“县里有九千六百户人家，而服役于官府的二千五百人，可以耕种的田地很少，不能再让他们遭受沉重的困苦。”这违背了转运使的心意。等到他上书朝廷，没有得到回复。宇文之邵说：“我不适合做官了。”于是以太子中允的身份退休，退居乡里十五年，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司马光说：“我听说志向不能实行，就把俸禄地位看得像锱铢那样轻微；道义不同，就把富贵看得像泥土草芥那样低贱。如今在宇文之邵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译八月丁未初一，太白星白天出现。辛亥日，司马光进言：“我私下听说陛下喜欢让内侍去探听外面的事情，并询问群臣的能力高低。我认为这很不恰当。陛下在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官员，在外有提点刑狱、转运使、州郡长官，这些都是您的心腹耳目和得力大臣。陛下如果能精心挑选这些人，让他们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像在同一个厅堂上一样清楚，陛下还担心不知道什么呢？现在陛下深居九重宫阙之内，向身边的亲信臣子询问，采纳道听途说的言论，接受那些弯腰附耳的密奏，不验证真假，就实行赏罚。我担心谗佞邪恶之人得以施展他们的爱憎，而陛下因此遭受讥讽诽谤。”起初，张方平、司马光等人接受诏令详细审定内外呈上的密封奏章。上奏之后，皇上又让中书省参与商议。司马光在延和殿回答：“奏章中好的建议，在于陛下决定执行。”皇上说：“大臣大多不愿意执行。”司马光说：“陛下咨询平民以广开视听，这是国家的福气，而不是大臣的利益。”皇上说：“如果有言论却没有行动怎么办？”司马光说：“然而没有言论就无法了解人，需要当面询问，并用事情来考验，那么真假自然就会分辨清楚了。”癸亥日，下诏：“详细审定封事所上奏的内容，如果其中有意见不同或难以执行的，可以召详定官到中书省质问，让他们陈述利害关系后上报。”己巳日，京城发生地震。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地震是什么征兆？”曾公亮回答说：“天裂是因为阳气不足，地震是因为阴气有余。”皇上说：“谁是阴？”曾公亮说：“臣子是君主的阴，儿子是父亲的阴，妻子是丈夫的阴，夷狄是中原的阴，都应该引以为戒。”吴奎说：“这只是小人势力兴盛罢了。”皇上不高兴。

吕中说：国家从建隆到治平年间，就像阳气回复并逐渐进入正阳的月份。从熙宁到靖康年间，就像阴气相遇并逐渐进入纯阴的月份。熙宁初年，大概是阴阳升降的交汇点吧？曾公亮因地震之变而进献阴阳之说，我认为小人的阴险、夷狄的威胁，都由此孕育而生了。

癸酉日，将英宗安葬于永厚陵。这个月，判河阳富弼上疏说：“帝王没有具体的职事，只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然而千官百职，难道都要烦劳帝王去辨别吗？只要精心寻求担任天下大事所谓的大臣，不让小人参与其间，那么千官百职，就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了。陛下不要认为采纳的意见广泛，就指望得到的人才一定多。其中应当防范奸诈小人迷惑圣听。奸诈的谋略看似正当，欺诈的扰乱看似忠诚，在似是而非之间，不可不早加辨别。”

九月乙酉日，将英宗的神位附祭于太庙，庙乐叫《大英之舞》。知制诰、江宁府知府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皇上曾经对吴奎说：“王安石真是翰林学士啊。”吴奎说：“王安石的文学品行确实高出常人。”皇上说：“处理政务怎么样？”吴奎说：“恐怕迂腐不切实际。”皇上不相信，于是最终召用了他。韩琦多次趁入朝对答的机会，恳求罢免宰相职务。辛丑日，特别授予韩琦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判相州。皇上告诉韩琦说：“侍中如果一定要离去，今天已经下达制书了。”皇上于是流下眼泪，韩琦也感激涕零，流泪称谢。提拔韩琦的儿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端彦为光禄寺丞。韩琦请求让韩忠彦参加科举考试后再任命。吕公弼任枢密使，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张方平在翰林院时，皇上给他看起草的诏书，皇上亲手写诏书褒奖他说：“你的文章典雅，焕发出三代的风貌，而且善于以少胜多，意蕴广博而辞藻简练，即使是《尚书》中的训诰，也不能超过它。”赵抃任参知政事。赵抃曾经秘密上奏：“臣僚中有在外面被诽谤，起初怀疑最终澄清的；有在前面诡辩，起初迷惑最终明白的。希望陛下考察他们的言论，观察他们的行为。敢有挟私情议论上奏，心怀欺诈蒙蔽皇上的人，放逐到远方，罪在不赦。”皇上亲手写诏书说：“你在处理政务之余，能不时用经义启发开导，如果不是博通治理之道，忠诚节操内心坚定，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广泛深远难以穷尽，所谓药不猛烈，疾病不能痊愈，应当不怕麻烦，详尽陈述。”赵抃又详细上奏，皇上嘉奖采纳。三司使韩绛、权知开封府邵寇都任枢密副使。在此之前，薛向、种谔说蕃部嵬名山有归附的意思。壬寅日，司马光在延和殿进言：“赵谅祚称臣进贡，不应当引诱他的叛臣，以兴起边事。”皇上说：“这是外人胡乱传说的。”司马光说：“陛下知道薛向的为人吗？”皇上说：“本来就不是端正方正的人。只是因为他懂得钱粮和边事罢了。”司马光说：“钱粮确实懂得，边事则不一定懂得。”又说张方平文章之外，奸邪贪婪卑鄙。皇上说：“有什么实证？”司马光说：“请让我说亲眼所见的。”皇上变了脸色说：“朝廷每次有任命，众人的议论就纷纷扬扬，这不是朝廷的好事。”司马光说：“这正是朝廷的好事。知人，帝尧都感到困难，何况陛下新即位。万一任用了一个奸邪之人，如果台谏沉默不言，陛下从哪里知道呢？”皇上说：“吴奎依附宰相吗？”司马光说：“不知道。”皇上说：“结交宰相和结交君主，哪个更贤明？”司马光说：“结交宰相是奸邪，但是迎合心意、观察君主趋向而顺从的，也是奸邪。”皇上说：“两府中谁可以留任，谁可以任用？”司马光说

译“这是陛下威权所应当采纳的，小臣怎敢参与议论？然而，安分守己等待任命的是君子，走捷径谋求晋升的是小人。陛下用人应当任用君子，不应当任用小人。”癸卯日，司马光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滕甫暂代御史中丞。司马光进言说：“臣近日议论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不符合众人的期望。臣见识浅薄、才能低下，我的话不值得采纳。以前仁宗在位时，包拯以公正刚直闻名，与台谏官员共同指责张方平奸邪贪婪卑鄙。请求全部调取弹劾张方平的章奏，以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审理刘保衡案件的卷宗，就知道臣所说的话，并非一人的私意议论了。对于新的任命，臣不敢接受。”司马光等人的任命诏书下达通进银台司，吕公著上奏予以封还驳正。皇上亲自写诏书告知司马光说：“刚刚收到你的奏章，将你调入禁林，又兼任劝讲之职。朕因为你的经术和德行被世人推崇，现在将开设延英殿的席位，得到你早晚讨论，阐述治国之道，以匡正遗漏缺失，所以命令你进读《资治通鉴》，这是朕的本意。吕公著之所以封还诏书，大概是不了解这个意思罢了。”于是取回任命诏书直接交付阁门，催促司马光等人接受任命。吕公著也上奏说：“朝廷既然认为臣的话不当，应当公开予以贬斥责罚。所下达的敕告，也必须经过本司。因为臣虽然可以获罪，但这个职掌终究不可废除。”另一天登殿应对，皇上单独留下吕公著，对他说：“朕因为司马光的道德学问，希望他常在身边，不是因为他议论政事。”皇上又曾对吕公著说：“司马光刚直，难道不怕被认为迂阔吗？”吕公著说：“孔子是上圣，子路还认为他迂阔；孟子是大贤，当时的人也认为他迂阔，何况司马光怎能避免这种名声？大体上考虑事情深远，就接近于迂阔了。希望陛下再仔细考察。”

译冬季十月甲寅日，司马光开始进读《资治通鉴》。皇帝亲自撰写序言，当面赐给司马光，命令他等到书编成时写入序言。又赐给司马光颍王府旧藏图书二千四百二卷。在此之前，种谔上奏说：“西夏谅祚连年用兵，人心离散。他曾想将横山一带的部族帐幕全部迁过兴州，但部族都眷恋故土不愿迁移。因此，首领嵬名山联合绥州、银州几万人，共同谋划归顺。”庚申日，宋军进入绥州。壬戌日，进入银州。嵬名山所管辖的部族帐幕全部投降，种谔不久获罪离任。代理秦州事务的李师中说：“西夏人正入贡，白白挑起争端，于事无益。”

十一月丁丑日，文彦博等人说：“各路帅臣、转运使职位责任极重，一路的安危系于他们，应当审慎选择人选，让他们长期任职。”又说：“两府（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地位崇高，也应当长期任职，使下属无法动摇倾覆，才能成就大事。”韩绛说：“汉代王嘉认为二千石官员地位尊贵，难以危惧，才能使下属服从，何况两府的地位呢。”戊寅日，下诏命令御史台每逢皇帝起居日，让百官轮流对答政事。丙戌日，手诏说：“旧例，两府官员初次拜授，各自举荐所知三人。从今以后，应当各自陈述所举人才的学业专长，能胜任什么职务，以符合我为官择人的心意。”韩琦判相州。皇帝告知他嵬名山之事，想让韩琦暂往相州，再回来永兴军经略安抚西边。丙戌日，改命韩琦判永兴军，兼任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赐下手札，催促他整理行装。韩琦立即上奏说：“薛向起初提议招诱横山一带的蕃族，随后种谔擅自攻取绥州，环庆路李肃之率领七千军队破坏部族帐幕，泾原路蔡挺又想合并环庆军队直赴兴灵。帅臣肆意妄为，招致戎狄怨恨。我早晚启程并不难，但必须禀承朝廷的既定策略，希望召见两府大臣早日决断。”丁亥日，下诏：“应当命令天下州军各自上报所辖县令政绩优劣，其考核条例命令考课院详细审定后上报。”乙未日，下诏命令内外两府、两制、文臣三司副使、武臣正任以上、台谏、各路监司在京城朝官、使臣、幕职、州县官员中各自举荐所知二人，现任两府官员举荐三人。有的人耻于自我推荐，长期滞留在低位；有的人偶然因小过获罪，于是废弃了周行天下的惯例，都应将名字上报。”己亥日，新任澶州知州向传范改任郓州知州。谏官杨绘说：“向传范是外戚，不应当担任安抚使，无法杜绝外戚侥幸求取官职的源头。”皇帝说：“谏官这样进言很好，可以制止日后妄自干求请托。”杨绘又曾说：“宰相不应当任用他的儿子判鼓院。”皇帝对滕甫说：“鼓院只是传达文书罢了，与政事有什么关系？”滕甫说：“有人控告宰相，让他的儿子传达，可以吗？况且天下人看到宰相的儿子在那里，岂敢再控告事情？”皇帝醒悟，罢免了向传范之子。皇帝告知枢密院说：“近来有投匦者说：知永宁军魏康用公款兴贩牟利。”于是感叹良久，说：“怎样使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文彦博说：“朝廷选择转运使，转运使检察州县官吏，那么差不多就能得到合适的人了。”邵亢说：“政治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如果官员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没有法令，事情也能自然兴起；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法令严密，也无补于事。”皇帝说：“将帅最难得到合适的人。唐朝三百年中，只有郭子仪一人罢了。”又说：“汉元帝喜好儒术，而史书称孝元帝的功业衰微，为什么呢？”邵亢说：“汉元帝的祸患，在于优柔寡断，不在于喜好儒术。”

十二月丙寅日，手诏说：“刑狱关乎百姓性命。近来听说有关部门每年考核天下的奏报，而死于狱中的很多。特制定法令：提点刑狱每年年终汇总死亡人数上报，委托中书省检察，如果死亡人数过多，官吏虽然已经受罚，应当更加贬黜责罚。”这月，韩琦到达长安。起初，薛向、贾逵等人商议想保留绥州，下诏让韩琦估量其可弃可守后上报。不久西夏人诱杀杨定等人，韩琦立即上奏说：“贼人现在这样，绥州不可放弃。”谅祚多次战败，国内饥荒困顿，打算求和而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继位。韩琦于是上奏说：“值此变故之时，尤其不是放弃州城的时候。”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以中途改变主意为耻，督促放弃绥州如当初所议，韩琦也反复陈述不停。皇帝派遣入内押班王昭明携带手诏询问韩琦利弊，韩琦又详细上奏，于是下诏绥州按照韩琦的意见办理。

译熙宁元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初一，发生日食。下诏更改年号。再次任命武臣兼任提点刑狱。壬午日，下诏让州县在春季初检视暴露的尸骨，发给钱款用于安葬和祭祀。丙申日，代理三司使唐介升任参知政事。执政大臣在待漏舍值班等候，按照旧例，只有宰相审阅进呈的文书。唐介对曾公亮说：“我充任政府要职，却对文书一概不知，皇上如果询问，我拿什么话来回答？”曾公亮于是和唐介一同审阅，后来便成为惯例。下诏太学增设外舍生一百名。起初，太学设置内舍生二百名，由官府供给饮食。到这时，等待依次进入的有一百多人。谏官就此进言，所以有了这道诏令。

译二月乙卯，孔宗愿之子孔若蒙担任新泰县主簿，袭封衍圣公。丙辰日，种谔被削去四个官职，发配到随州安置。起初，有关部门上奏弹劾种谔擅自兴事生非，皇帝下诏将他关押在长安监狱。种谔于是将当权者给他的所有文书信札全部烧毁，在受审时对答没有一句话牵连他人，只是自己认罪伏法。司马光进呈诵读《资治通鉴》，读到苏秦约集六国合纵抗秦时，皇帝说：“苏秦、张仪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做到这样吗？”司马光回答说：“苏秦、张仪从事的是纵横捭阖的权术，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臣之所以在书中保留他们的事迹，是想让人看到当时社会风气专门以能言善辩互相标榜，君主把国家大权委托给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意见，这就是所说的巧言令色足以颠覆国家的人。”皇帝说：“朕听你进读，整天都忘了疲倦。”皇帝对文彦博等人说：“天下的弊端非常多，不能不加以改革。”文彦博回答说：“这就像琴瑟音调不协调，必须改弦更张。”韩绛说：“处理政务建立功业，应当有大小先后的顺序。”皇帝说：“大体上威严能够战胜仁爱，才能有所成就。”

三月癸酉初一，皇帝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治理财政是最紧急的事务，供养军队防备边境，国库不能不充实，大臣们共同应当注意节约用度。”又说：“汉文帝身穿粗布衣服，不是没有原因的，大概也是有目的而为之，几十年间终于取得了成效。由此说来，事情不能不努力去做。”乙酉日，皇帝对文彦博等人说：“用人要各自发挥他们的长处，才能建立功业。至于那些有过失且行为不端的人，或许可以使用，但不适宜让他们在身边任职。”乙未日，下诏河北转运司预先筹划安置赈济饥民。

夏四月壬寅初一，富弼入朝觐见。皇帝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富弼认为皇帝急于有所作为，回答说：“君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如果让人窥测，奸邪之人就能迎合您的心意。陛下应当像上天鉴察世人一样，根据他们的善恶如同他们自己招致的那样，然后用赏罚来对待他们，那么功劳和罪过就能得到真实的评价。”皇帝称赞他说得好。又询问北方边境的事务，问得很详细。富弼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先布施恩泽。况且二十年内还不能谈论用兵，也不宜重赏边境的战功。战争一起，所关系到的祸福不是小事。”皇帝沉默了很久，又问应当先做什么。富弼说：“使天下富足安定是首要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下诏新任命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越级入朝应对。皇帝说：“当今治理国家应当先做什么？”王安石回答说：“以选择治国方略为开始。”皇帝问：“唐太宗是怎样的君主？”王安石回答说：“陛下每件事都应当以尧、舜为榜样，唐太宗所知道的并不深远，所做的并不完全符合法度；尧、舜所做的，极其简单而不繁琐，极其重要而不迂腐，极其容易而不困难，只是末世的学士大夫不能通晓圣人的道理，所以常认为尧、舜高尚而不可企及。不知道圣人治理国家制定法度，常常是以中等资质的人为标准的。”皇帝说：“你可以说是向君主提出高要求。然而我自视渺小，恐怕无法符合你的心意。你可以尽心辅佐我，希望共同达到这个境界，试着为我详细说说实施的方法。”王安石回答说：“希望陛下以讲习学问为要务。讲习学问既然明白了，那么实施的方法不用多说自然就会明白。”王安石退朝后上疏，极力陈述历代沿袭末流风俗的弊端，并且说理财没有法度。庚申日，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王安石等人说：“私下查考旧例，侍讲者都赐坐。自从乾兴年间以来，讲经者才开始站着，而侍从者都坐着听。臣等私下认为侍从者可以站着，而讲经者应当赐坐。”礼官韩维、刁约、胡宗愈说：“臣等认为应当像天禧年间的旧制，以彰显陛下考察古制重视道义的心意。”龚鼎臣、苏颂、周孟阳、王汾刘邠、韩忠彦等人说：“乾兴以来，侍臣站着讲经。历经仁宗、英宗两朝，实行将近五十年，怎么能因为认为是有关部门的失误而轻易议论变更呢？”皇帝问曾公亮，曾公亮只说：“臣侍奉仁宗皇帝讲经时也是站着的。”后来王安石因为讲经被赐留，皇帝当面告诉他说：“你讲经的时候可以坐下。”王安石不敢坐，于是作罢。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敞去世。庆历年间以前，学者大多恪守注疏之学，到了刘敞著《七经小传》，才开始与诸儒的说法不同。后来王安石修撰经义，大概本源于刘敞。癸亥日，孙觉担任右正言，赴谏院任职。皇帝对孙觉说：“想要革除积弊。”孙觉回答说：“弊端不能不革除，革除得当就不会有悔恨。”另一天，皇帝对左右的人说：“孙觉颇懂道理。”

五月癸酉日，皇帝对文彦博等人说：“丁谓、王钦若、陈彭年是怎样的人？”文彦博等人各自根据所听到的回答，并说：“当时修建宫殿，都是丁谓等人发起的，耗费祖宗积蓄过半，至今国库不再充实。”皇帝说：“王旦担任宰相，不能没有过错。”韩绛说：“王旦曾经劝谏皇上不听，请求离职，又不允许。”皇帝说：“事情有不妥当的，应当极力论列，怎么可以把请求离职当作是对的呢？”国子监上言：补试国子监学生以九百人为名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六月癸卯日，任命同州明法魏道严为本州司士参军，前任邠州观察推官狄国宾注拟担任陇州职官一任。因为判永兴军韩琦说魏道严是唐代郑国公魏徵的裔孙，狄国宾是梁国公狄仁杰的十二代孙的缘故。下诏各路和监司访寻州县可以兴复的水利，如果能够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岸，有实际的功利，应当商议表彰宠爱。乙卯日，

译赐给知唐州、光禄卿高赋的敕书，对他进行奖励和晓谕。高赋在唐州任职共五年，等到离任时，增加了户口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增加了田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那些山林荒草之地都变成了良田，每年增加税收二万二千五十七，还修筑了四十四处堤坝池塘。丙寅日，命令司马光、滕甫一同审阅裁减国家用度的制度，并选取庆历二年的数据与现今的支出费用进行对比，如果有不同的地方，要详细分析并上报。司马光上殿应对，说道：“国家之所以用度不足，在于花费过于奢侈，赏赐没有节制，宗室成员繁多，官职冗杂泛滥，军队不精锐。这五个方面，不是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的。如果只是想了解庆历二年裁减制度与现今支出费用的数据对比，这只需让三司分条分析，相同与不同的地方，立刻就能完全看清，不必再派遣官员设立专门机构。”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天，就撤销了裁减司。

译秋季七月乙亥日，下诏将秦州新修筑的大甘谷口寨命名为甘谷城，也就是筚篥城。丁丑日，平民王安国被赐予进士及第，并授予初等职官。己卯日，群臣上表请求给皇帝加上尊号，称为“奉元宪道文武仁孝”，下诏不许。等到第三次上表时，司马光入宫值班，趁机进言说：“加尊号的礼仪不是先王的典制，起源于唐武后和中宗时期，于是成为惯例，沿袭至今。太祖的尊号中有‘一统太平’字样，太祖因为燕、晋尚未平定，推辞不接受。太宗的尊号全部省去，并且说：‘从道理上讲，皇帝这两个字也不可以兼称。’”下诏赐给司马光说：“朕正因为淫雨和地震，每天担心发生倾覆的灾祸。承受这些盛大的名号，感到惭愧无地。”于是最终没有允许。新任大名府知府陈升之担任枢密院事，文彦博、吕公著担任使，韩绛、邵亢担任副使。枢密院同时设置使、副及知院官职，从此开始。辛巳日，孙觉被责授为太子中允，仍然掌管谏院。在此之前，陈升之登殿应对，皇上当面许诺提拔他进入中枢机构，孙觉随后登殿应对，皇上因此对他说：陈升之应该担任枢密使。邵亢没有才能，以前想让他镇守长安，而执政大臣认为他没有过错。当时陈升之已经有确定的任命而孙觉不知道，退朝后就上书说：应该让邵亢担任永兴知府，陈升之担任枢密使。皇上认为孙觉是迎合旨意以收买恩惠，而且安排大臣不是小臣所应该做的，所以责罚他。孙觉又说滕甫贪污邪恶，列举他的七条罪状。皇上不相信，把孙觉的奏疏全部给滕甫看，滕甫谢恩说：“陛下没有什么怀疑，臣没有愧疚，这就足够了。”甲申日，京城发生地震。乙酉日，又发生地震。这天夜里发生月食，有关部门说《明天历》不准确，应当改历。下诏司天监重新制定新历。将降级的将作监主簿、助教七十人的任命文书交给河北安抚司，招募人交纳粮食。戊戌日，谏院知钱公辅进言说：“祠部遇到年饥荒和黄河决口，出售度牒来资助一时的急用。请求从今以后，宫禁遇到寺庙节日恩赐度牒都加以裁减，或者减半作为紫衣，稍微去除剃度僧人的冗杂。”听从了他的建议。出售度牒大概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八月壬寅日，京城又发生地震。同知谏院孙觉被贬为越州通判。孙觉被降职后，多次上章请求外任，不被允许。孙觉认为：“去年有被罚款的御史，今年有被贬官的谏官，没有罚款贬官却仍然留在原位的。”孙觉于是移文给阁门和御史台说：“弹劾邵亢、滕甫奸邪，正等待治罪，不再入朝及处理政务。”阁门上奏。皇上批示说：“孙觉的文书与他所说的事情不同，应该给予外任差遣。”甲辰日，京城又发生地震。辛亥日，迩英阁进读完毕，召见司马光，询问河北的灾变，司马光回答说：“饥荒的年份，金银布帛没有用处，只有粮食不能一天没有。应该多从江淮漕运粮食来救济。”皇上于是谈论治国之道说：“州县长官大多不得其人，政府不能精心选拔。”司马光回答说：“人不容易了解，天下三百多个州，要求他们精心选拔确实困难，只要能够选拔十八路的监司，让他们选拔所管辖的知州并决定升降，知州选拔所管辖的知县并决定升降，得到的人才就多了。”又问：“谏官难得，谁可以担任？”回答说：“臣是卑贱的官员，怎么敢推荐人？”皇上坚持追问，回答说：“凡是选拔言事官，应当以三件事为先：第一是不爱富贵，其次是看重珍惜名节，再次是通晓治国的体制。具备这三点，确实也是难得的人才。盐铁副使吕诲、侍御史吕景，这两个人似乎可以胜任。”癸丑日，宰相曾公亮等人进言说：“看到旧例，南郊祭祀礼成，陪祀官员都蒙受赏赐。现在河北灾祸严重，调用繁多。希望大礼结束后，两府臣僚停止赏赐银绢。”下诏送学士院征求意见。司马光上奏说：“朝廷宣布恩泽，就应当以下层为先；节省用度，就应当以上层为始。臣愚昧地认为，将来大礼结束后，所赏赐的都应当减半，等到以后丰收，再恢复旧制。臣知道这些财物不能使国家富裕，因此逐渐思考减少其他浮费，从今天开始。”王安石说：“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的缘故。”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箕收集，以耗尽民财。这样百姓就会穷困，流离失所成为盗贼，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王安石说：“这不是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百姓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说：“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记载下来，是为了讥讽汉武帝的不明智。”王安石争论了很久，皇上说：“朕也赞同司马光的意见，现在暂且以不允回复就可以了。”这天，恰好轮到王安石起草诏书，于是根据皇上前面所说的意思起草批札说：“现在人口既多，而赋税收入也不少，理财的道理，大概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不图谋这个而姑且致力于自我减损，只伤害国家体制，不符合朕的心意。所请求的应当不允。”曾公亮等人于是不敢再推辞。甲子日，手诏说：“从前我太祖兴起，凭借天赋的圣明再造天下，伟大的功业，流传万世而没有更高的。命令中书门下考核太祖的族谱，让亲近且辈分高的人一人分封土地称王，使他经常到郊庙进献，世世代代不要断绝。”乙丑日，下诏恢复使用《崇天历》。盐铁副使吕诲担任同知谏院，是采纳司马光的建议。下诏从今以后考试馆职都考策论，废除诗赋。

九月辛未日，泾州观察使从式进封为安

译定郡王。起初，韩琦从长安入京朝见皇帝，问道：“尊崇太祖的后代，如今挑选一人封王，常随太祖在郊庙祭祀中配享，不知为何会涉及此人？自古以来，主持祭祀、配享祭祀都是太子的职责，如今忽然挑选一人让他在郊庙祭祀中配享，难道不会让天下人感到惊疑骇异吗？”皇上醒悟，于是取消了让他配享祭祀的命令。甲申日，下诏规定从今以后，内批指挥一律作为奉圣旨来执行。戊子日，莫州发生地震，声音如同雷鸣。

译冬季十月壬寅日，皇帝下诏暂罢讲筵中讲授《礼记》。在此之前，王安石讲授《礼记》，多次驳斥注疏者的错误，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这一天，皇帝特意留下王安石坐下，说：“暂且想听听你的议论。”皇帝说：“唐太宗必定得到魏征，刘备必定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如果真的能成为尧舜，那么必定会有咎、夔、稷、契；陛下如果真的能成为高宗，那么必定会有傅说。魏征、诸葛亮都是有道之人所羞于提及的，哪里值得称道呢？”

《讲义》说：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读书人能得到君主的信任，从王安石开始。他初次拜见神宗时，直言文帝、太宗不值得效法，又自任以魏征、诸葛亮不值得效法，这种卓然的见识，都是秦汉以来诸儒所没有听说过的，所谓选择术数、讲求学问的方法，即使是孟子告诫君主，大概也不会超过这个程度，君主怎么能不相信他懂得治国之道呢？神宗追问他实施政事的方法，而他再三不肯逐条回答，大概是因为他所实施的方法仅限于青苗法、助役法之类，如果立刻逐条陈述，那么人们必定不会相信他，所以只粗略地说了其中一二，不肯记录呈进，想要让君主深入听取，然后让满朝听任他的作为。不久，读了吴申“谨奉成宪”的奏疏，于是说成宪不值得称道，流俗不值得听从，劳民不是所应顾虑的，严刑不是所应宽缓的；君主应当向人显示好恶，应当用不可预测来使人畏惧。并且说劳民重刑，三代也是这样。而王安石实施政事的底蕴，理财的方法，变法的心思全都显露出来了。

丙午日，皇帝询问讲读官使百姓富裕的方法，司马光说：“大凡使百姓富裕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县令最亲近百姓，想要知道县令是否有才能，不如看知州；想要知道知州是否有才能，不如看转运使。陛下只要能选拔转运使，让转运使考核知州，让知州考核县令，还担心百姓不富裕吗？”

十一月癸酉日，白天出现太白星。丁亥日，在南郊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享。甲午日，司马光入宫辞行，于是请求外放河阳、晋州、绛州。皇帝说：“汲黯在朝廷，淮南王就寝息了谋反的念头。你不可以离去。”京师和莫州发生地震。

十二月壬寅日，下诏从今以后，内批指挥的事，等到第二天覆奏后再行下达。癸卯日，瀛州发生大地震。庚戌日，赐给夏国主嗣子秉常诏书，等候誓表到达之日，就派遣使者封册，并将绥州归还给他。所有岁赐，自封册之后都依照旧例。庚申日，命令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进献他所制造的神臂弓。起初，百姓李宏献此物，其实是一种弩。下诏依照样式制造，至此进献。

己酉年，即熙宁二年，春季正月丁亥日，皇帝对辅臣说：“最近看到内藏库的账籍只是文具而已，财货出入，几乎没有把关防范。曾经听说太宗时，内藏的财货每千计，用一枚牙钱记录。名物不同，所用的钱色也不同，别人不能明白。曾经装匣放在御阁，用来参验账籍中的定数。晚年，曾经拿出这些钱给真宗看，说：‘好好保存这些，就足够了。’现在看守内藏的宦官都不懂账籍把关防范的方法，应当另外选择人来统领。”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齐州王广渊逐条上奏设置义仓的事，知陈留县苏涓也说：“臣劝谕百姓设置义仓，以预备水旱灾害。逐条上奏处置事宜。”下诏曾公亮说：“最近王广渊在齐州创设义仓，已经劝率征收了十万余石，应当得到合适的人继续主持此事。可以持诏让王广渊举荐一位知州。”

二月己亥日，富弼被任命为守司空兼侍中。起初，以集禧观使的身份召富弼赴京。富弼推辞不接受，皇帝于是罢免集禧观使的命令，任命他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庚子日，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在此之前，王安石拜见皇帝，议论天下大事。皇帝说：“人们都认为你只知道经术，不可以处理世事。”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是用来处理世事的。如果不足以处理世事，那么经术有什么依靠呢？”皇帝说：“你所实施的措施，以什么为先？”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当今最急迫的。大凡想要美化风俗，在于培养君子、消除小人，因为礼义廉耻是由君子产生的缘故。”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丙午日，翰林学士司马光登对，请求外放一个州。皇帝不允许，说：“君子和小人都知道你的方正。吕公著出使契丹，也问：‘有个叫司马光的，为人很方正。现在担任什么官？’名声连夷狄都知道，怎么能外放？”司马光起初罢免御史中丞，辽国因此问吕公著司马光为什么不做中丞。吕公著回来，告诉皇帝，所以皇帝才知道。甲子日，命令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索取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汇总应当施行的事件上奏，另设一司，名叫同制置三司条例。在此之前，王安石说：“泉府这一官职，是先王用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的财货，而使财货出自一统的，因为有这个官职。”王安石于是请求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皇帝听从了。富弼因脚病未能入见。有在皇帝面前说灾异都是天数、不是人事得失所致的。富弼听说后，感叹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天，如果不畏惧天，什么事不可以做呢！距离乱亡没有多久了。这一定是奸臣想要进献邪说，所以先引导君主无所畏惧，使辅佐劝谏争

译臣下已无计可施。我们不可以不迅速救援。”于是立即呈上数千字的奏疏，夹杂引用《春秋》、《洪范》以及古今传记、人情事理，以阐明那件事决不会如此。

译胡安国在《春秋传序》中说：“《春秋》不能与五经相提并论。‘洪水警戒我’与‘凤凰来仪’一同记载在《虞书》中，‘大树被拔起’与‘嘉禾合颖’同样垂范于周代史册。《春秋》不记载祥瑞而只记载灾异，是史书之外传达圣人心意的要典。自从王安石提出建议，把《春秋》视为‘腐烂的朝廷公报’，经筵不再进读，科举不再以此取士。发展到崇宁、大观年间，奸臣当权，一草一木的异常都指为祥瑞，天地的灾变却隐瞒不说。这与《春秋》的宗旨完全相反。胡氏的议论，大概是攻击王安石学术扰乱天下。”

三月，皇上既然任用富弼为宰相，富弼仍因脚病在家告假。这天，富弼才入朝觐见，说：“臣听说朝廷内外的事务渐渐有所变更。这必定是有小人向陛下进献说辞。大体上小人只喜欢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这样他们中间就有所图谋。因为朝政保持安静，事务就有常规法度，小人还有什么指望呢？”皇上改变神色听取采纳，说：“今天得到您的高论，如同滋润我的心，可以说是金石般宝贵的言论，我不会忘记。”癸未日，苏辙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在此之前，苏辙上奏疏说：“所谓丰财，不是求取财物来增加它，而是去除那些损害财物的事情罢了。损害财物的事情有三：一是冗官，二是冗兵，三是冗费。”奏疏呈上，皇上批付中书省，于是召见对答，才有这道任命。两府官员一同奏事。富弼说：“大臣必须和睦，才能成就事务。”又说：“现在所提拔任用的，或许是刻薄浅陋的小才。小才虽然看似可喜，但败坏事务、败坏风俗最为严重，恐怕需要提拔任用醇厚敦实的人。”皇上说：“大臣正要与朝廷分辨邪正，邪正分辨清楚，天下自然治理。”壬辰日，皇上问王安石：“制置条例怎么样？”王安石说：“已经检阅文字，略见头绪。但现在想要理财，就必须任用能人。天下只见朝廷以任用能人为先，而不以任用贤人为急；只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在礼义教化方面没有涉及，恐怕风俗败坏，弊端不胜其多。陛下应当深思国家体制，有先后缓急之分。”皇上点头表示赞同。

夏四月丁酉初一，群臣上尊号，皇上下诏答复不允。在此之前，皇上对执政大臣说：“接受还是不接受，在人情上哪种更安适？”王安石说：“接受与不接受，在道理上都可以。陛下能深刻认识到接受与不接受都没有增减的道理，那么这件事都由陛下自己选择。”皇上说：“三岁小孩也知道没有增减。”知谏院钱公辅被罢免知谏院职务。当时皇上委任政府，责成他们实现太平。一天，执政大臣召台谏官员到都堂，富弼说：“皇上求治如饥似渴，正依赖同心协力，来成就所愿。”钱公辅回答说：“所做的是对的，天下谁敢不赞同？不对的，我钱公辅虽然想赞同，也不可能啊！”丙午日，同天节，停止上寿。这天下雨。富弼说：“希望陛下不要以今天的雨泽为喜，应当以连年的灾变为惧。大概修德招致降雨，其感应就是这样。万一在德行上有亏损，其灾祸的感应难道会迟缓吗？”皇上亲自书写诏书答复说：“怎敢不把它放在枕席之间，铭记在心肺腑，终身以此为戒！更希望公不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不难消除，太平可以期待。”丁未日，参知政事唐介去世。皇上起初想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于是推荐他。唐介说：“王安石好学但拘泥古法，议论迂阔。如果让他执政，恐怕多有变更，必定扰乱天下。”退到中书省，对曾公亮等人说：“日后王安石的话果然被采用，天下必定困扰，各位应当自己知道。”当时执政大臣进呈任命名单，皇上很久没有决定。过了几天，才说：“我问王安石，认为可行，就可以立即施行。”唐介说：“陛下近来选择大臣，把天下事务托付给他们。臣最近常听陛下说：某事问王安石，认为可行，就施行；某事问王安石，认为不可，就不施行。像这样，那么执政大臣有什么用？必定认为臣没有才能，应当先罢免。这话传遍天下，恐怕不符合信任的体统。”王安石既然执政，上奏说：“中书处理事务使用札子，都说奉圣旨，不合情理的情况常有十分之八九。不如让中书自行发出牒文，不必称圣旨。”皇上愕然。唐介说：“太宗时，寇准用札子提升冯拯等人的官职不当，冯拯申诉，太宗说：‘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务，是权臣借以此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帖重于敕令，不久命令削去。现在又设置札子，与堂牒有什么不同？现在王安石不想称圣旨，那就是政令不出自天子。”皇上说：“太宗处理这件事非常恰当。”等到王安石议论谋杀人伤者允许自首，唐介多次在皇上面前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辩，皇上支持他的话。唐介不胜愤闷，过了不久，背上生疽而死。丙辰日，下诏：“应当命令侍从官从今以后观察我的过失与朝廷事务的缺失，无论巨细，各自上章极力直言不要隐瞒。唉！言论好而不被采用，我有缺失过错；道理正确而不说，你们就是不恭敬。”这是王安石起草的词。

五月癸未日，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府事，钱公辅知江宁府。郑獬与滕甫交好，王安石一向厌恶他们。按旧例，两制官员的差遣任命，必须由宰相亲自执笔

译当时富弼正在休假，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便独自承担起草诏令的工作。议论此事的人都怀疑王安石是出于私意行事，御史中丞吕诲随即上奏说：“王拱辰没有听说有什么过错，却被贬谪到外地；郑獬在三班院任职，大家都称赞他公正恰当，权府也认为他处理事务公平允当，却突然被外放；钱公辅先前因为营救滕甫，就被罢免了谏院的职务，如今又被驱逐。大概是因为滕甫与王安石向来不和，现在滕甫无罪而被罢黜，严重损害了公众的议论。”皇上拿出吕诲的奏章给执政大臣看，王安石说：“这三个人被外放，臣只是惭愧自己不能充分阐明道理、陈述实情，揭露他们的罪状，让小人知道有所畏惧，没想到进言的人竟然这样说。”

译吕中说：王安石刚入朝时，就劝皇帝驱逐谏官，他的本意就是这样，所以台谏官被直接罢免的，是从王安石开始的。皇上罢免了吴申，又依照吴申的先例罢免了公辅，从此，不依附自己的人开始被排挤了。

癸巳日，枢密院上奏说：“想要查阅本院的各种文书，凡是关系到祖宗以来法制中应当施行于长远之事的，都删取主旨，编排成册，并在各门类下留出空白纸张，以备记载将来处理的事务。”皇上批准了。赐名为《经武要略》。这个月的丙戌日，王安石因为吕诲弹劾他而请求辞去职位，皇上立即将奏章封还，命令他像往常一样处理政务。皇上又对王安石说：“吕诲说您每件事都喜欢标新立异，多发表横议，有时索要内批来作为自我证明的凭证，又虚伪妄诞地迎合我的意思。我与您相知如同高宗与傅说，难道还需要他人来辅助吗？”群臣奉诏议论学校贡举之事，大多想要改变旧法，只有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苏轼上奏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责求实效。如果君相有了解人才的才能，朝廷有责求实效的政治，那么连胥吏、皂隶都不曾没有人才，何况是学校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我认为也绰绰有余。如果君相没有了解人才的才能，朝廷没有责求实效的政治，那么公卿、侍从常常担心没有人才，何况是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不够。”皇上得到苏轼的议论，高兴地说：“我本来就对此有疑虑，得到苏轼的议论，心里豁然开朗了。”立即召见苏轼，问：“用什么来辅助我？”苏轼回答说：“陛下追求治世太急切，听取言论太广泛，提拔人才太迅猛。希望陛下安静地等待事物的到来，然后再应对。”皇上惊惧地听从并接受了，说：“您的这三句话，我将详细思考。”吕惠卿最被王安石所赏识，屡次向皇上推荐，事情无论大小，一定与他谋划。当时人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回。皇上说：“想用苏轼修撰中书条例。”王安石说：“苏轼与我所学的以及议论都不同，另外用事务来试验他可以。”考课院上奏说：“奉诏定下的考核知县、县令的课法，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有政绩特别优异，超出上等之外的，就定为优等。如果政事昏庸谬误，低于下等之下的，就定为劣等。”

六月丁巳日，下诏吕诲免去中丞职务，以原官职出任邓州知州。在此之前，吕诲上疏说：“我私下认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任用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像少正卯那样的才能，言语虚伪却坚定，顺从错误却润色，记忆力强且博学，不是大圣明的人谁能去除他？我仔细考察：王安石外表显示朴实粗野，内心藏有巧诈，骄傲傲慢轻视皇上，阴险狠毒危害事物。现在略述十件事，实在担心陛下喜欢他的才辩，长久倚重，真情与虚伪不得而知，邪正不再分辨。大奸得势，群小汇聚进用，那么贤能的人逐渐离去，祸乱由此产生。我探究王安石的行迹，本来没有远大的谋略，只致力于改革，在人面前标新立异。徒有文辞而掩饰错误，将要欺瞒皇上而欺骗下属。我私下担忧。误尽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奏疏呈上，王安石也请求辞去职位。皇上下诏让他像往常一样处理政务。王安石既然留下而吕诲获罪被贬。太白星进入井宿。壬戌日，白天出现。

秋七月乙丑日初一，司天监上奏说：日食发生在辰时到巳时之间，有阴雾遮蔽。日食的程度不及原奏报的分数，宰相富弼等人上表祝贺。推行均输法。癸未日，皇上对执政大臣说：“君主怎么能怠慢政事治理？我不是乐于劳苦，只是更加思念年轻时的精力可惜，想要趁着时机有所作为，以安抚百姓。至于用兵，乃是圣人的大权，用来安定天下。只是不可轻易使用，不仅杀人心所不忍，实在担心天道不保佑。”甲申日，太阳下有五色云。皇上驾临资政殿，因为谈到选拔任用知州没有得到好的方法，说：“我每次想到祖宗经过百战才得到天下，现在把一个州的百姓托付给一个庸人，常常痛心疾首。你们认为怎么做才可以？”彦博上奏说：“责任在监司，应当得到极其公正的人可以担任按察。”公弼说：“朝廷应当选择各司长官及十八路的监司，没有不成功的。”韩琦等人新修《仁宗实录》一部二百卷，曾公亮等人上呈《英宗实录》三十卷。

八月丙申日，司马光上疏说：“陛下每天早晨上朝，接着讲习经书，进入后宫之后，阅览天下的奏事，夜里点灯，钻研品味经史。然而勤勉求治，到现在三年而功业没有显著，大概是没有得到根本和要领的缘故。”癸卯日，侍御史刘琦监管处州盐酒税，御史里行钱觊监管衢州盐税。起初，御史知杂刘述以及刘琦、钱觊等人说：“深切看到陛下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不到半年，内外人心喧哗不安，大概是因为他专断肆意，轻视法度而没有忌惮之心。”司马光说：“皮公弼，陛下明知他贪婪；阎充国，陛下明知他鄙陋。这两个人都因为以知县身份暂代三司判官。等到获罪出来，都担任了知州。现在刘琦、钱觊仅仅因为冒犯大臣而降职监管盐酒税，那么狂直之罪重于贪婪鄙陋，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请求给予他们本官。”没有回复。丙午日，下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免同知谏院。起初，范纯仁因为进言薛向不可以担任发运使，或许会导致民心另生事变。皇上说：“现在命令发运使兼制

译设置六路的财赋，务必在于均衡调节有无。为何却导致百姓人心怨恨惊恐？』纯仁说：『人世间不应当谈论利益，只应当致力于农桑、节约用度罢了。』纯仁又向中书省陈述说：『参政以文学自夸，议论迎合君主，专凭一己之能，不通晓时务。舍弃尧舜知人安民的大道，讲求五霸富国强兵的手段；崇尚法令就推崇商鞅，谈论财利就背离孟子；轻视老成为因循守旧之人，抛弃公论为流俗之语。曾公亮年高不退，廉正节操已经亏损，且想求得容身，只务求随声附和、苟且偷安。赵参赞心里知道不对，凡事不能尽力挽救，只听说退朝后有非议。』公亮等人将纯仁的奏状呈进，于是罢免了纯仁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的职务。庚戌日，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上言：『每次在本司商量公事，动不动都不合意。请求授予一个符合资历的差遣。』诏令依从他的请求。皇上阅览苏辙的奏状，问：『苏辙与苏轼相比如何？看他们的学问颇为相似。』王安石说：『苏轼兄弟大体上以纵横捭阖为事。』皇上说：『既然如此，就应当合乎时务，为何反而持异论？』

译九月，皇帝下诏，由阁门引导编校书籍的官员，吕惠卿负责校勘，王存登殿对答，这些人都是王安石所赏识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上奏说：“各路常平仓和广惠仓的粮食，粗略计算有一千五百万石以上，但关于钱粮收买与发放的方法尚未得当。现在打算用现有的粮食，遇到粮价贵时，略微低于市价出售；遇到粮价贱时，略微高于市价收购。用现有的钱，依照陕西青苗钱的先例，征求百姓自愿预先借给，让他们随同赋税缴纳粮食。其中愿意领取实物或者在缴纳时因物价昂贵而愿意缴纳钱款的，都允许他们自行选择。打算根据各路钱粮的多少，分别派遣官员提举，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等有了头绪，就推广到各路。”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戊辰日，开始开设经筵。王安石独自奏事，皇帝问他说：“程颢说不能出卖祠部度牒作为常平仓的本钱，这是怎么回事？”王安石说：“程颢所说的，自认为是符合王道正道的，我认为程颢所说的没有通达王道的权变。现在出卖度牒所得的钱，可以购买粮食四十五万石，如果遇到荒年，每人借贷三石，就可以保全十五万人的性命。出卖祠部度牒所剃度的是三千人，而能够救活的是十五万人的性命，如果认为不可以，这是不懂得权变啊。”

冬十月丙申日，左仆射、平章事富弼被罢免，改任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富弼刚入朝为相时，就授予司空兼侍中的职位，富弼坚决推辞才得以免除。等到他被罢免时，不再加封恩典，大概是皇帝心里不乐意他离开的缘故。富弼将要离去时，又对皇帝说：“近来见到亲友，才知道人心非常不安。提拔任用的大多是小人，各地发生地震灾变。应当暂且保持安静。”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升任礼部尚书、平章事。皇帝既然允许富弼辞官，问富弼说：“你即将离去，谁可以代替你？”富弼推荐文彦博。皇帝沉默了很久，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沉默不语。将绥州改为绥德城。在此之前，韩缜与西夏人商议，答应让他们交纳安远、塞门两座寨堡，换回绥州。郭逵说：“这正是商於之地六百里啊。”当时已经有诏书命令郭逵焚毁并放弃绥州，郭逵说：“一个州既然失守，两座寨堡也得不到。中原被西夏人欺骗，还要守臣做什么？”他藏起诏书不执行，上奏说绥州应当坚守，并且自行弹劾违抗诏书的罪行。皇帝下诏褒奖郭逵说：“深远的谋略，都切中事理的关键。有这样的臣子，朕没有西顾之忧了。”于是下诏修筑绥州城，不再用它交换两座寨堡。己亥日，翰林学士司马光登殿对答，皇帝问：“近来宰相陈升之，外面的舆论怎么样？”司马光说：“闽地人狡诈阴险，楚地人轻率浮躁。现在两位宰相都是闽地人，两位参知政事都是楚地人，他们一定会援引同乡人士充斥朝廷，天下的风俗怎么能够变得更加淳厚？”

《讲义》说：从前邵康节在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叫声，说：“朝廷将要任用南方人做宰相，天下从此多事了。”王钦若当权时，也是南方人，难道只是从王安石开始吗？大概在天禧、天圣年间，南方的风气尚未兴盛，任用的只有王钦若一个人罢了。自从王安石做宰相，所引荐的是吕惠卿的阴险巧诈，陈升之的轻率浮躁。宰相、参知政事都任用南方人，这本来就是司马光所担忧的，也是邵康节所预先知道的。

皇帝说：“陈升之有才智，通晓民政。”司马光说：“只怕他不能在大节面前坚定不移罢了。凡是才智出众的人，一定要得到忠直的人从旁制约，这是明君用人的方法。”皇帝又说：“王安石怎么样？”司马光说：“人们说王安石奸邪，那是毁谤太过分了。只是他不明白事理，又固执己见罢了。”皇帝说：“韩琦敢于担当大事，比富弼贤能，只是刚强固执罢了。”司马光说：“韩琦确实有忠于国家的心，只是喜欢坚持错误，这是他的短处。”皇帝于是逐一询问群臣，问到吕惠卿时，司马光说：“吕惠卿阴险巧诈，不是好人。使王安石在朝廷内外遭受诽谤的，都是吕惠卿所为。”皇帝说：“吕惠卿应对明辨，也像是美才。”司马光说：“江充、李训如果没有才能，怎么能打动君主呢？”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程颢上奏说：“每当有本职公事想要上殿陈述，必须奏请等候朝廷旨意。既然允许上殿，等候班次，动不动就经过十天。台谏的职责，言责既然相同，那么进见的日期按理没有区别，为什么唯独御史台的官员被隔绝疏远？请求推究天禧年间诏书的本意，让御史依照谏官的惯例，通知阁门就允许登殿对答。如果所说的事情紧急，仍然请求优先上殿。”皇帝下诏，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都允许直接申报阁门上殿。

十一月，司马光上奏说：“想要根据国史、实录所记载的，旁采其他传闻，效仿《汉书》制作百官公卿表，以备奏呈皇帝。”皇帝听从了。乙丑日，任命枢密副使韩绛共同负责制置三司条例。起初，陈升之既然拜相，就说：“臣担任宰相，无所不统，所统领的职事，怎么可以称为‘司’呢？”另一天又对答，陈升之坚决认为不可设置这个机构。皇帝想让王安石独自统领，王安石认为不方便，说：“陛下本来设置这个机构，命令中书、枢密院各派一人。现在如果让韩绛共同处理，很方便。”皇帝说：“好。”所以有了这道任命。陈升之深藏不露，诡计多端，做小官时，与王安石在淮南相遇，王安石非常器重他。等到王安石掌权，设置制置条例司，引荐陈升之共同办事，陈升之竭力赞助，有时稍微表示不同意见，表面上好像不与王安石完全相同，王安石没有察觉他的欺诈，所以推举陈升

译吕升之被任命为宰相。吕升之登上相位后，对于条例司的事务便不肯参与。王安石坚持请求他参与，吕升之说：“这件事何不交还给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呢？”王安石大怒，两人从此开始产生分歧。蔡延庆、孙觉都一同担任修起居注。皇上起初想任用苏轼，王安石说：“苏轼难道是应当奖赏的人吗？”皇上说：“苏轼有文学才华，我看他为人似乎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都称赞他。”王安石说：“他是阴险邪恶的人，臣并非随便这样说，都有事实依据。苏轼遭遇父亲丧事，韩琦等人送金帛他不接受，却贩运几船苏木进入四川。司马光说吕惠卿爱钱，反而说苏轼为人平静，这是严重的诬蔑。陛下想要改变风俗，消除邪说，如果骤然任用此人，那么士人怎么知道陛下喜好和厌恶的标准在哪里呢？”皇上于是罢免苏轼不予任用。丙子日，下诏从今以后各路同提点刑狱官重新差遣文臣，于是武臣提点刑狱官全部罢免。皇上认为武臣很少熟悉行政文书，大多不足以考察举荐所管辖地区的人才，所以全部罢免他们，人们都认为很便利。壬午日，皇上驾临迩英阁。吕惠卿讲解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动的，就是《月令》中‘季冬整顿国家典章，以预备来年的适宜措施’，以及《周礼》中‘正月开始和暖，颁布于象魏’这类。有几年一变动的，就是尧舜五年修订五礼、十二年修订法则这类。有一世一变动的，就是‘刑罚根据世道轻或重’这类。有几十世才改变的，就是‘夏朝的贡法、商朝的助法、周朝的彻法，夏朝的校、商朝的序、周朝的庠’这类。有即使百世也不改变的，‘尊重尊贵者、亲近亲人、重视高贵者、尊敬长辈、尊重贤者并任用能者’就是这类。臣前几天见司马光认为‘汉惠帝、文帝、景帝三位皇帝都遵守萧何的法度而天下大治，汉武帝改变法度而天下大乱；汉宣帝遵守法度而天下大治，汉元帝改变法度而天下大乱。’臣考察：萧何虽然约法三章，后来却改为九章，那么萧何自己就不能坚守他的法度了。惠帝废除挟书律和三族令，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罪和秘祝法，这些都是萧何法度中所有而惠帝和文帝废除的，景帝又接着沿袭，那么就不是遵守萧何的法度而天下大治了。”皇上召司马光上前，对司马光说：“他的话怎么样？”司马光回答说：“吕惠卿的话有对有错。吕惠卿说汉惠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治乱的大体情况是对的。他说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五年一变、一世一变，则是不对的。”皇上说：“朝廷每更改一件事，满朝士大夫都喧哗反对，认为不可，又不能指名道姓说明不方便的具体是什么事。”司马光说：“朝廷发放青苗钱，这件事不方便。”吕惠卿说：“司马光不了解这件事。富户做这件事就害民，现在官府做这件事，正是为了利民。”司马光说：“从前太宗平定河东，减轻百姓租税而戍守士兵增多，命令和籴粮草来供给他们，百姓都乐意与官府交易。后来人越来越多，物价越来越贵，而转运司常常坚守旧价，或者又实行支移折变，至今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臣担心日后青苗法的祸害，也像河东的和籴一样。”吕惠卿说：“司马光所说的都是官吏不得其人，所以成为百姓的祸害罢了。”司马光说：“像吕惠卿所说，就是臣前几天所说的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吴申说：“司马光的话可以称得上是最正确的言论。”

译闰十一月壬寅日，张载担任崇文殿校书。在此之前，吕公著推荐张载，皇帝召见他并询问治国之道。张载说：“治理政事如果不以夏、商、周三代作为准则，终究是苟且敷衍之道。”条例司奏请派遣官员提举各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农田水利和差役事务，皇帝批准了。当时天下常平钱粮现存一千四百万贯石，各路都设置了提举官。条例司又上奏说：“交子之法在成都府路使用，人们认为很方便。现在河东地区公私都苦于运输铁钱劳民伤财，商议实行交子之法。并命令转运司推举官员设立交子务。”皇帝批准了。

十二月乙亥日，皇帝向王安石询问真宗时期边境的事务，王安石说：“臣查阅实录，当时君臣的议论未曾说到根本，上下互相敷衍，都是敷衍了事，那么拿什么来对待夷狄呢？”有内旨下达开封府减价购买浙灯四千多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的苏轼进言说：“陛下潜心研习经术，行动效法尧舜，难道会因为喜欢灯而这样做吗？这不过是为了奉承太后和太皇太后的欢心罢了。况且卖灯的都是小民，怎么能低价支付他们的报酬呢？希望立即废止此事。”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苏轼于是上奏书献上三句话：“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淳厚风俗，保全纲纪。”奏书共有七千多字。苏轼一向不被王安石喜欢，让他暂代开封府推官，是想用繁杂的事务来困住他。然而苏轼决断精明敏捷，名声传得更远，议论政事更加不停息。

庚戌年，即熙宁三年春正月，皇帝下诏说：“各路常平广惠仓发放青苗钱，本意是为了救济贫困。现在担心官吏不体察此意，追呼摊派强制，反而成为骚扰。命令各路提点刑狱官体察觉察，违者禁止，立即上报姓名。敢阻挠愿意借贷的人，处罚也同此。”在此之前，翰林学士范镇说：“青苗法，是唐朝衰乱时期所实行的。禾苗青绿还在田里，就低价估算其价值，收获未完毕就必定要求偿还，这是盗跖的法度。”右正言李常、孙觉也说：“王广渊在河北，第一等户借十五贯，第二等户借十贯，第三等户借五贯，第四等户借一贯五百，第五等户借一贯。民间喧哗认为不方便。而王广渊上奏说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进言的人既纷纷攻击，朝廷不得已，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书。

二月壬戌日初一，韩琦说：“根据转运司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的公文发放青苗钱，还有余钱，坊郭户有物业抵押愿意借钱的人，五家为一甲，依照青苗例支借。臣私下认为诏书务必在于优待百姓，不让兼并者，趁其急迫以索取加倍利息，都说是为了百姓，公家不从中获利。现在每借一千，命令缴纳一千三百，这就是官府放高利贷，与最初抑制兼并、救济困乏的意思完全违背，想要百姓信服，是不可能的。又乡村每保必须有有财力的人做甲头，虽然说不强制摊派，但上户一定不愿意。请官吏防备下户不能缴纳，岂能免除差派甲头以备代赔？陛下励精图治，如果只亲身实行节俭来为天下表率，自然国家用度不缺乏，何必让兴利之言纷纷四处传播，以致远近产生疑虑？请求全部罢免各路提举官，依照常平旧法施行。”癸亥日，皇帝亲自从袖中取出韩琦的奏章给执政大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我起初认为可以利民，没想到竟然害民到如此地步。况且坊郭哪里会有青苗，而使者也强行借给他们吗？”王安石勃然大怒，进言说：“如果顺从他们的意愿，即使是坊郭又有什么害处？陛下修定常平法是为了帮助百姓，至于收取利息，也是周公遗留的法度。”陈升之说：“只怕州县为了避难而强制摊派给上户罢了。”王安石说：“强制摊派确实恐怕有，但等到有这种情况，严厉斥责处罚一两个人，这种弊端自然就会断绝。”皇帝最终以韩琦所说的为疑。王安石说：“即使州县强制摊派给上户每人十五贯钱，又必定让他们出二分利息，那么一户所赔不过三贯钱。借此扩大常平储蓄，以等待百姓凶荒，那么比起前代向百姓征收米粮作为义仓，也不算不好。况且又不命令强制摊派，有什么害处？”皇帝说：“必须听尽众人的意见，料想文彦博、吕公弼也认为这不可行，只是内心诽谤。韩琦独自肯来说，真是忠臣。”第二天，王安石于是称病不出。丙寅日，下诏大宗正司设置丞二员。兵部员外郎傅尧俞共同判流内铨。傅尧俞刚服丧期满到达京师，王安石多次召见他。见面后，谈到新法，王安石对傅尧俞说：“现在议论纷纷，等待你很久了。打算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的职位还给你。”傅尧俞谢恩说：“新法世人认为不方便，确实应当尽力议论。平生未曾欺骗，敢以实情相告。”王安石不高兴，于是有了这道任命。王安石既然称病在家，翰林学士司马光再次起草批答说：“现在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你却想交还事任，退居求取便利安逸。你的私心谋划，固然没有遗憾；我所期望的，将要委任谁呢？”王安石大怒，立即上章自我辩白。皇帝封还他的奏章，亲手写信告诉王安石说：“诏书中两句话失于详细审阅，现在看它很惭愧。”王安石坚决请求罢免，皇帝坚决挽留他，奖赏慰劳了很久。翰林学士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辛巳日，司马光说：“臣先前曾上疏说不应当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又说散放青苗钱不方便。臣私下听说先帝”

译曾经拿出内库的一百万缗钱，资助天下的常平仓作为购买粮食的本钱。前些日子，天下常平仓的钱粮总共达到一千多万贯石，如今毫无缘由地全部散尽，将来如果还想恢复常平之法重新积聚，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数目呢？我认为散发青苗钱的危害还小，而破坏常平法的危害尤其大。十年之后，富户已经耗尽，常平法已经败坏，国库又空了，如果不幸发生方圆两三千里的大水大旱，再加上四方夷狄侵犯边境，在这个时候，百姓中瘦弱的人如果不死在沟壑里，强壮的人如果不聚集成为盗贼，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呢？陛下如果真的能够清醒觉悟，采纳我的意见，罢免制置三司并召回使者，我即使交还所有官爵，只得以太平百姓的身份度过余生，那幸运就太多了。』壬午日，王安石开始出来处理政务。王安石休假期间，皇上告知执政大臣罢免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想要立即奉行诏令，只有赵抃希望等待王安石出来，让他自己罢免。王安石既已出来处理政务，坚持得更加坚定，别人的意见不能进入了。司马光请假后的第六天，皇上又催促他入朝觐见。司马光说：『我最近上疏没有听说被采纳，独自怀着什么心敢担任高位？如果我的话确实正确，请求早日施行；如果我的话确实错误，请求不再派遣使臣宣召，早日收回枢密副使的任命文书。』庚寅日，下诏收回枢密副使的任命文书。在此之前，皇上想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王安石说：『司马光虽然喜欢发表不同的议论，但他的才能难道能危害政事吗？只是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持不同意见的人倚仗他作为靠山，现在提拔他到高位，这就是为持不同意见的人树立旗帜。司马光早晚与之切磋琢磨的，不过是刘邠、刘恕、苏轼、苏辙这些人罢了。观察近臣所推崇的人，所推崇的人是这样，他的人品就可以知道了。』王安石休假时，皇上于是任用了司马光，等到王安石重新处理政务，司马光因此坚决推辞，于是皇上想罢免他。

译三月甲午日，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请求撤销条例司及常平使者。王安石收到信后非常惭愧，想发怒却不敢，回信只说“道不同”罢了。书信往返共三次，文字大多没有记载。条例司上奏专门驳斥韩琦所说的话，都是王安石亲自写的。不久韩琦又说：“如今蒙制置司认为我所说的都不对，我详细梳理驳斥的事件，大多删去了我原奏中紧要切中的话语，曲意阻挠，并引用《周礼》中‘国服为息’的说法来掩饰其谬误，将使得没有人再敢指责其错误。必须再次辩明，希望陛下亲自阅览群臣关于常平的章疏。”皇上生气，把这些章疏全部交给王安石。王安石又对皇上说：“章疏中只有韩琦的可以辩驳，其他人完全不合情理，不值得辩驳。”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范镇说：“自古以来，没有天子开设课堂的。”王安石说：“范镇所说的，如果不是陛下略微看到《周礼》中天子有此规定，难道能不感到羞愧吗？”皇上又告诉王安石，让他稍微修改常平法以符合众人的议论。王安石说：“陛下正以正道战胜流俗，这与作战没有区别，现在稍微退让，就是坐等被流俗战胜了。”己亥日，皇上驾临集英殿，策试礼部奏名的进士。试题中有：“圣人统治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得其序。有所不为，做了就没有不成功的；有所不革，改革了就没有不服从的。田地开辟，沟渠治理。富足足以备办礼仪，和谐足以推广音乐，治理足以施行刑罚。当今的政治，挽救它的办法，一定有本末之分，所施行的适宜，一定有先后之别。”这是王安石出的题目。皇上派刘有方告诉司马光按原职供职。这天，司马光入朝应对说：“臣自知对朝廷没有能力，朝廷所行的，都与臣所说的相反。”皇上说：“相反的是什么事情？”司马光说：“臣说条例司不应当设置，又说不应多派使者在外干扰监司，又说散发青苗钱害民，难道不是相反吗？”皇上说：“进言的人都说法本身不是不好，只是所派遣的人不对罢了。”司马光说：“以臣看来，法也不善，所派遣的也不是合适的人。”皇上说：“原来的敕令不令强迫摊派。”司马光说：“敕令虽然不令强迫摊派，但所派遣的使者都暗示令强迫摊派，如开封府界十七县，只有陈留县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从百姓自来，请求自行供给，几乎没有一个人来请求。由此看来，十六县恐怕都不免于强迫摊派。”皇上再三恳切挽留，司马光再次拜谢坚决推辞。皇上说：“应当再考虑一下。”范镇被罢免通进银台司职务。起初，司马光辞谢枢密使，皇上允许了。范镇封还诏书说：“臣所陈述的大致与司马光相似，而司马光追还新命，那么臣也应当加罪责。”皇上命令再送范镇执行，范镇又封还说：“陛下自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称赞，称为得人，至于坊市平民，没有不欢喜的。现在一旦追还诰敕，不仅是诏命反悔，实在恐怕阻碍司马光正直的言论和忠诚的计策。”皇上不允许，把诏书直接交给司马光，不再由银台司行下。范镇说：“由于臣无才，使陛下废法，有关部门失职。”于是请求解除银台司职务，皇上允许了。壬子日，皇上驾临集英殿，赐予进士、明经、诸科叶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总共八百二十九人。叶祖洽策论说：“祖宗多有因循苟简的政治。陛下即位，革除并更新它。”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五。皇上令宰相陈升之当面宣读上官均等人的策论，把叶祖洽定为第一。王安石随即掌握政权，常常称赞皇上独断专行，皇上专门信任他。苏轼出的策论说：“晋武帝平定吴国，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讨伐晋国，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亡，事情相同功效不同，为什么呢？”王安石看到后不高兴。皇上告诉王安石说：“听说有‘三不足’的说法吗？”王安石说：“没听说。”皇上说：“陈荐说，外面的人说：如今朝廷认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王安石说：“陛下亲自处理政务，唯恐伤害百姓，这就是惧怕天变。陛下询问采纳人言，无论大小，只听从正确的，难道是不恤人言吗？然而人言确实有不足恤的，如果合乎义理，那么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应当如此。况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多次修敕，如果法一定，子孙应当世世遵守，那么祖宗为什么屡次自己变改？现在议论的人认为祖宗之法都可以守，然而祖宗用人都不按次序。现在陛下试这样做，那么那些持异论的人必定更加纷纷议论。”

夏四月，下诏：“御史中丞吕公著，近来大臣上章，因便坐让他应对，竟诬蔑方镇有除恶的阴谋，深深惊骇了我的听闻，违背事理的真实。可任翰林侍读学士、知颖州。”司马光把所听到的告诉赵抃说：“皇上告诉执政大臣，吕公著上殿说朝廷摧沮韩琦太过分，将兴起晋阳的军队，以除去君侧的恶人。王安石怨恨吕公著背叛自己，请求明确列出罪状。”司马光又说：“吕公著一向谨慎，起初没有这样的应对。”有人说孙觉曾对皇上说：“如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受挫辱，如果像唐末五代之际，必定有兴起晋阳的军队以除去君侧的恶人”

译者矣。』皇上误记以为是吕公著说的。己卯日，参知政事赵抃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杭州知州。枢密副使韩绛偶尔与王安石一同上奏条例司的事务，曾经对皇上称赞说：‘臣见王安石所陈述的不止一条，都是极为恰当合理的言论，可以采纳，陛下应当深入省察。’所以王安石尤其感激他。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暂代监察御史里行。李定刚到任，拜见李常，李常询问南方百姓对青苗法感觉如何，李定说：‘百姓都感到便利，没有不好的。’李常对他说：‘现在朝廷正为此事争论，你进宫面圣时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李定当天就去见王安石，禀告这件事说：‘李定只知道据实而言，不知道在京师不能讲青苗法的便利之处。’王安石非常高兴，秘密向皇上推荐他。皇上想任用李定掌管谏院，曾公亮、陈升之坚决争辩反对，于是改任其他职务。

译吕中说：百官的任免，自执政大臣以下，都由大臣推荐拟定人选，而御史中丞、谏官必定出自皇帝亲自提拔，这是为了公正地选拔人才。自从王安石执政以来，任命京官王子韶为御史，又任命选人李定为谏官，那么台谏官员就都出自宰相的任免了。

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兼任提点刑狱。程颢先前上疏说：“臣听说天下的道理本来在于简易，顺应正道去施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舍弃正道而走向险阻，就不值得称为明智了。何况是阻挠废弃公议，让一两个小臣参与国家大计，以卑贱凌驾尊贵，以邪曲妨害正道呢？凡是这些，都是天下的道理不应该成功，而明智的人所不会去做的。谋求利益的臣子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微，这尤其不是朝廷的福气。臣任职无能，议论无补，希望批准先前的奏请，尽早赐下贬责。”因此被罢免。淮南转运使谢景温被任命为工部郎中，兼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一向与王安石交好，又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结为姻亲。在此之前，王安石单独面见皇帝，问皇上说：“陛下知道今天为什么议论纷纷吗？”皇上说：“这是因为朕任用台谏官员不当。”王安石说：“陛下对待群臣没有方法，屡次失去事机。另外设置台谏官员，恐怕就像今天的处置一样，也不能免除议论纷纷。”于是专门任用谢景温。皇上批示监察御史张戬、王子韶都免去职务，担任知县。张戬屡次进言青苗法不便，最后上疏，请求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及各路使者，并说：“王安石专门从事聚敛，喜好争胜而坚持错误；吕惠卿阴险浅薄、奸诈凶恶，还留在君主身边。”上疏之后，又前往中书省极力争辩，言辞语气非常严厉。曾公亮低头不回答，王安石用扇子遮着脸笑。张戬愤怒地说：“参政笑我，我也笑参政。参政所做的，难道只是我笑吗？天下谁不笑呢？”陈升之解释说：“察院不必这样。”张戬回头说：“只有相公能够没有过错吗？”退朝后就回家待罪，于是与王子韶一同被贬黜。甲申日，翰林学士司马光诵读《资治通鉴》。皇上说：“舜帝诛杀传播谗言的人，如果台谏官员是进谗言的，怎么能不罢黜呢？”司马光说：“臣是因为进读涉及此事罢了。时事臣不敢当众议论。”等到退朝，皇上留下司马光，对他说：“吕公著说藩镇想要兴起晋阳的军队，难道不是传播谗言、诛杀行为吗？”司马光说：“吕公著平时与同辈交谈，尚且深思熟虑后才发言，为什么在皇上面前如此轻率地发言？外人大多怀疑情况并非如此。”皇上说：“王安石不喜欢官职和自身的奉养，可以称为贤者。”司马光说：“王安石确实贤能，只是性格不通事理而固执，这是他的短处。又不应当信任吕惠卿，吕惠卿奸邪，却成为王安石的谋主，王安石为他大力推行，所以天下人都指责王安石为奸邪。”皇上说：“现在天下动荡不安，就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这种情况，是众人所厌恶的’。”司马光说：“是的。陛下应当考察是非，然后坚守正道。现在条例司所做的事，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正确的，天下人都认为是错误的，陛下难道能只与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吗？”司马光诵读《资治通鉴》中张释之关于啬夫巧言的论述，司马光说：“孔子称厌恶巧言颠覆国家。巧言怎么至于颠覆国家呢？大概是因为这种人能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把贤能的说成无能的，把无能的说成贤能的。君主如果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把贤能的当成无能的，把无能的当成贤能的，那么国家的颠覆，确实不难了。”当时吕惠卿在座，司马光所议论的专门指向吕惠卿。

五月甲辰日，下诏说：“近来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本来是为了均衡通达天下的财利。现在大政方针已经确立，只在于竭尽全力应对，以追求成效。将其罢免，归还中书省。”在此之前，文彦博等都请求罢免制置条例司，皇上对文彦博说：“等众人的议论稍平息，就罢免它。”不想急忙罢免，是怕伤害王安石的心意。下诏欧阳修不该不奏报听从朝廷指挥，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特别赦免他的罪过。欧阳修在青州时，曾经上疏条陈三件事。中书省说：“欧阳修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想要特别下旨问罪。”王安石议论欧阳修完全不懂藩镇的体制，于是降下这道诏书。在此之前，皇上又想任用欧阳修执政，王安石说：“欧阳修看事情多违背常理，喜欢有文采的人。”王安石大概是指苏轼等人，而皇上已经默默领会。壬子日，下诏罢免入阁礼仪。王珪等人说：“入阁，是唐代单日在紫宸殿接受常朝的制度，不是盛大的礼仪，不可遵行。”所以罢免了它。

六月壬戌日，驾部郎中朱寿昌，是朱巽的儿子。他的母亲刘氏嫁到民间，朱寿昌走遍四方访求，没有找到，饮食很少吃酒肉，与人说话就流泪。用佛教的方法灼烧手臂、烧头顶，刺血抄写佛经，希望实现自己的志向。又弃官入秦，与家人诀别：不见母亲就不再回来。走到同州，找到了母亲，刘氏当时年龄已经七十多岁了。永兴路的钱明逸上表表彰他的孝节，癸亥日，下诏朱寿昌赴京城朝见。在此之前，进言的人共同攻击李定不服母丧，王安石极力支持李定，因此忌惮朱寿昌。朱寿昌先前已经两次担任郡守，于是削减资历，通判河中府。宗正寺说：“每年正月初一，抄写《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緒录》各一本，供应龙图、天章、宝文阁，命令祖宗非袒免亲，不再赐名。”

译任命官职一律依照外任官员的法度，应当授予或不应当授予的，都编入图册。』皇帝下诏将此事送交礼院详细审定。礼官进言：『亲属关系的亲疏不同，恩惠礼遇就不得不有所区别；世系相同，图籍就不能不统一。这两者并行而不相违背，亲爱亲人的道义就完备了。所有祖宗中不属于袒免亲的，请求依旧编写入《仙源积庆图》和《宗藩庆绪录》。那些在外地的，委派宗正寺逐年索取资料附入籍册。』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翰林学士司马光请求派遣前任龙水县知县范祖禹一同编修《资治通鉴》，皇帝准许了。范祖禹是范镇的从孙。

译秋季七月辛卯日，皇帝下诏，让新任太原府判官欧阳修免去宣徽南院使的职务，改任蔡州知州。在此之前，欧阳修因生病辞去宣徽使一职达五六次，又因为议论青苗法，写信责备王安石，王安石没有回复，而是上奏批准了他的请求。壬辰日，枢密使吕公弼被罢免，改任吏部侍郎、太原府知州，代理御史中丞冯京升任枢密副使。癸巳日，皇帝赐予秘书省正字唐垌出身资格。起初，唐垌担任北京监当官，上书说：“青苗法推行不畅，应当斩杀一两位持异议的大臣。”王安石认为唐垌适合在馆阁任职，所以召他应对。

八月乙丑日，司马光在垂拱殿对答皇帝，请求外放任许州知州，或者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的职务。皇帝说：“你为什么要出京？朕想重申之前的任命，你暂且接受吧。”司马光说：“臣连原来的职务都难以胜任，何况还要晋升重用？”皇帝说：“王安石一向与你交好，你为何自我怀疑？”司马光说：“臣一向与王安石交好，但自从他执政以来，臣与他违背抵触很多。如今抵触王安石的人像苏轼等人，都被诋毁他们平日的品行，用严厉的法律陷害他们。臣不敢逃避贬谪，只想保全自己平日的品行。臣与王安石交好，难道比得上吕公著吗？王安石起初举荐吕公著，为什么后来诋毁他？为什么同一个人，以前是对的后来却是错的？这必定有人不相信了。”皇帝又说：“青苗法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司马光说：“这件事天下人都知道它不好，只有王安石的党羽认为它好罢了。”皇帝说：“苏轼不是好人，你误判了他。鲜于侁在远方，苏轼把奏章草稿传给他。韩琦赠送三百两银子他不接受，却去贩卖盐、苏木和瓷器。”司马光说：“凡是考察人应当考察他的实情。苏轼贩卖牟利的利益，怎么能比得上赠送的银子呢？王安石一向厌恶苏轼，陛下难道不知道吗？他任用姻亲谢景温作为爪牙，去攻击苏轼，臣怎么能自保？不能不离开啊。况且苏轼虽然不好，难道不比李定贤良吗？李定不服母丧，连禽兽都不如，王安石喜欢他，竟然想任用他为台官。”

九月戊子日初一，中书省上奏说：请求设置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一员，每房各自设置检正公事二员，都由朝官担任。乙未日，参知政事韩绛担任陕西路安抚使。在此之前，韩绛上奏说因为西夏入侵庆州，陕西用兵，请求出使。王安石说：“臣未曾经历边事，应当前往。”皇帝最终派遣韩绛。曾布共同判司农寺，曾布不久上奏将助役法改为免役法，吕惠卿非常怨恨他。己亥日，任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其考核法官。考核法官从此开始。庚子日，左仆射、平章事曾公亮担任集禧观使。曾公亮起初推荐王安石可以大用，等到共同执政，知道皇帝正倾向王安石，暗中帮助他，而表面上好像不与他同流合污。王安石因为他帮助自己，深深感激他。苏轼曾经从容地责备曾公亮不能匡救纠正朝廷，曾公亮说：“皇上与王安石像一个人，这是天意。”冯京担任参知政事，吴充担任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乙巳日，皇帝在崇政殿，策问贤良方正科，又策试武举人。壬子日，白天出现太白星。手诏说：“制科调字号的试卷，大体上崇尚放纵欲望而诋毁轻视时政，援引先王的经典却往往违背义理，恐怕不值得收录，以免迷惑天下的视听。”而调字号正是孔文仲的试卷，于是孔文仲最终获罪被黜退。司马光担任永兴军知州，说青苗法、助役法是陕西的祸患。皇帝说：“助役法只在京东、两浙实行罢了，雇人充役，越州已经实行了。”

冬季十月，邓绾担任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邓绾原名维清，多次升迁至宁州通判。上书说：“陛下得到伊尹、吕尚这样的辅佐，制定青苗、免役钱等法令，百姓没有不歌颂圣恩的。臣从所见的宁州来看，知道一路的情况；从一路来看，见到天下都是这样。这确实是不世出的好法令，希望陛下坚守实行，不要被浮议动摇。”又给王安石写信并写颂文，王安石非常高兴，向皇帝报告，让他乘驿车进京，又多次下诏催促他。等到进京被召见对答，皇帝问：“认识王安石吗？”回答说：“不认识。”皇帝说：“他是当今的古人。”又问：“认识吕惠卿吗？”回答说：“不认识。”皇帝说：“他是当今的贤人。”邓绾退下后去见王安石，高兴得像老朋友一样。邓绾自从到了京师，不敢与同乡相见，同乡都笑骂他，邓绾说：“笑骂随你们，好官我必须做。”不久又任命邓绾兼任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一月丁未日，客星出现在娄宿。十二月，下诏让杭州知州赵抃担任青州知州。赵抃到了青州，京东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蝗虫将要到达边境，遇到风吹退飞，落入水中全部死亡，青州没有受害。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担任邓州知州。赵瞻因为出使，得以奏事。皇帝问：“你作为监司，很久才明白青苗法的好处吗？”赵瞻回答说：“青苗法，唐朝在末世混乱中实行，搜刮民财确实方便。如今陛下想为长远打算，爱护百姓，确实不方便。”王安石暗中派他的党羽俞充引诱赵瞻说：“应当以知杂御史的身份等待你。”赵瞻不回应，因此不能留在京师。乙丑日，中书省上奏说：“司农寺制定京城各县保甲条例，凡是十家为一保，选主户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中财产最高的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于是选主户中有品行、材勇被众人信服

译这两人分别担任都副、保正。凡是挑选一户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家庭，连同主户和客户一起担任，称为保丁。除了禁止的兵器外，其余弓箭等允许自行购置，学习武艺。每两个大保轮流在夜间派遣五人，在保甲范围内往来巡逻警戒，遇到贼寇盗贼，白天击鼓，报告大保长及以下同保的人户立即救援应援并追捕。如果贼人逃往其他保甲，就依次击鼓，互相接应追击。参知政事王安石升任礼部侍郎、平章事，王珪保留原官职担任参知政事。

译辛亥年，即熙宁四年，春季正月壬辰日，朝廷下令将天下广惠仓的田产出售，作为三路及京东路常平仓的本钱。遇到需要赈济灾民时，就用广惠仓、常平仓等仓库所储存的粟麦来供给。

二月丁巳日初一，中书省上奏说：“古代选拔士人，都根源于学校教育。现在想要追复古制，应当先废除讲究声律病犯和对偶的文章，让求学的人能够专心研习经义，以等待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夏、商、周三代教育选拔人才的方法，施行于天下。打算废除明经及诸科，将原来解送明经的人数增加为解送进士的人数。现在确定贡举新制：进士科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各自专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经，兼习《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及大义十道，务必通晓义理，不必完全使用注疏。第三场考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由中书省撰写大义的格式颁布施行。殿试考策论一道，限定千字以上，分为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赐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同学究出身。”皇帝听从了。知永兴军司马光改任知许州。司马光在永兴军时，宣抚司请求增修城墙，司马光上奏请求停止。又请求在长安、河中、邠州增加驻军，司马光说：“年成不好，请求停止增兵。”皇帝不允许。司马光又上奏请求受灾地区所欠的青苗钱允许重叠延期缴纳，并行文给所辖的八州军，不得依照司农寺的命令催缴。皇帝下诏让提举司依照司农寺的命令催缴，不得施行司马光的公文。司马光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于是请求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没有得到回复。他又上章说：“臣没有才能，在群臣中是最差的。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正直率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直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敢决断不如范镇。恳请陛下圣恩裁决我的罪过。如果我的罪过与范镇相同，就请求依照范镇的例子退休。如果罪过重于范镇，无论是流放还是诛杀，我都不会逃避。”皇帝下诏让司马光改任知许州。司马光坚决请求留在御史台，过了很久，才听从了他的请求。司马光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新法。甲子日，曾布任检正五房公事。曾布每件事都向王安石禀报，随即就执行。有人告诉曾布曾向两位参政禀报，指的是冯京和王珪。曾布说：“丞相已经议定，何必问他们？等诏书出来，让他们签字罢了。”

三月丁亥日，夔州路转运使孙构、张诜上奏说：“杜安行等人讨伐四夷贼寇，开拓疆土七百里，缴获铠甲、兵器。”皇帝下诏派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车会同转运司制定措施上报。在此之前，李承之向王安石推荐章惇，王安石说：“听说章惇品行极差。”李承之说：“只是章惇的才能可用罢了。您如果真与他交谈，自然就会喜爱他。”王安石接见章惇，章惇向来能言善辩，又善于迎合，王安石非常高兴，遗憾得到他太晚。戊子日，皇帝召见两府大臣，拿出陕西转运司奏报庆州军队叛乱的文书给他们看。皇帝深深为用兵感到担忧，文彦博说：“朝廷施政务必合乎人心，凡事应当兼采众议，不应当有所偏听。陛下励精图治而人心不安，大概是变革过度的缘故。祖宗的法制未必都不可行，只是有废弃不举的地方罢了。”冯京说：“府界灌溉淤田，又修差役，实行保甲法，百姓极其劳苦疲惫。”皇帝说：“询问邻近百姓，都因免除役事而高兴。大概虽然命令出钱，但免除了身役，没有追呼刑责的忧虑，百姓自然情愿的缘故。”文彦博又说：“祖宗法制具备，不需要变革，以免失去人心。”皇帝说：“变革法制，对于士大夫确实大多不悦，但对于百姓有什么不便呢？”文彦博说：“是与士大夫治理天下，不是与百姓治理天下。”王安石说：“法制具备则财用应当充足，中原应当强盛。现在都不是这样，不能说法制具备。”文彦博说：“务必让人推行罢了。”庚寅日，皇帝下诏各路设置学官，州给十顷田地作为学粮，并设置小学教授。条例司上奏说：打算命令各路转运司具报所属州县中事务繁杂的县，主户在两万人以上的，增置县丞一员。皇帝听从了。戊戌日，皇帝批阅说：“陈留县现在实行的保甲法不是朝廷的本意，现在这样骚扰百姓，可以迅速指挥，令其只按原议，团结保甲觉察贼盗，其余不得妄自施行。”乡民已经担忧，没有钱买弓箭，加上传闻恐惧被迁徙戍边，因此有父子相聚号哭的，这不是虚言。王安石进呈，没有施行。丁未日，平章事韩绛罢相，以原官知邓州。皇帝与王安石议论保甲事，认为有被斩断手指的人。王安石说：“陕西、河东未曾发生变故，那么民情可以知道。哪有害怕当义勇就造反的道理？”皇帝说：“百姓合起来说，即使是圣人也不敢不畏惧。从上面制定法令来驱使，虽然违背他们的意愿，但也应当对百姓有利才行。”

《国是论》说：保甲这一件事，民怨昭彰，虽然禁止百姓越级上诉、逮捕匿名举报的人，但百姓斩断脚趾以求免役、藏匿榜文以伸冤，这些情况上达圣听，令圣上忧虑，王安石不能掩盖民怨，流俗谗言至此不能进入了，于是说君主应当做天所做的事，任理而无情。又借严寒酷暑降雨来作为说辞，那么他的言辞支离破碎、穷途末路，更加不足以欺骗圣聪。这就是保甲之事，虽然辩论数万言而皇上始终怀疑的缘故吧，大概他所

译那些说“旧法不值得遵守，众人的议论不值得听取”的话，皇上还相信而不怀疑，这是可以用诡辩来欺骗他的。至于那些说“天命不值得畏惧，百姓的怨恨不值得体恤”的话，皇上最终怀疑而不相信，这是难以用不合正道的话来蒙蔽他的。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再次拜相，他个人的私意和虚伪的言论逐渐显露，又拿严寒酷暑、大雨连绵来进言，皇上却坚定地拒绝他说：“难道连对严寒酷暑、大雨连绵的怨恨都没有了吗？”真是伟大的君王之言啊。到了这时，圣明的德行日益更新，邪说不能再被采纳，王安石被罢免后，终身没有被再次召用。

译夏四月丁卯，邓绾进言说：“知汝州富弼责令蒙城县的官吏散发常平仓的钱粮，又无理地追拿县吏并施以重杖，还派人拿着手令下发到各县，命令不得依照提举司的公文执行。本州签判兼管勾官徐公衮写信告知各县不要奉行。”皇帝下诏要求彻底追查治罪，将案件送亳州推勘院审理，富弼只令在案件结束后收押待审并上报。富弼进言说：“臣一共三次上奏，请求只由臣一人承担重责，特别希望宽恕其余的官吏。臣现在只说青苗法这一件事：天下的人，不论贤与不贤，都知道危害越久越深。如今本州不散发青苗钱粮，完全是臣个人的见解，情愿承受严厉的谴责，即使死也无悔。其余徐公衮以下的州县官吏，希望圣上体察他们的情理，并没有深重的罪过，特别给予宽恕。”甲戌，试将作监主簿常秩被任命为右正言、管勾国子监。起初，常秩不肯做官，等到王安石更改法令，士大夫们议论沸腾，认为不便，常秩看到所下的诏书，唯独认为正确。被征召后，于是出仕。等到在垂拱殿应对时，皇上问常秩先朝多次有任命，为什么不赴任？常秩说：“先帝允许臣推辞免职，所以臣得以长久安居乡里。如今陛下逼迫臣，不许拖延诏旨，因此不敢不来。”皇上嘉奖他。太常博士李寔、检正中书礼房事刘挚都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

五月丙戌，提举崇福宫吕诲退休。吕诲说：“臣本来没有旧疾，偶然遇到医生用药违背法度，不知道脉象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根本与枝末，治疗有先后，胡乱投用汤药，凭主观意愿，指下的差错，祸患蔓延到四肢，逐渐形成风痹，于是行走困难。不只是害怕跋扈之苦，又担心心腹发生变故。”这是以身体疾病比喻朝政。吕诲病危，亲手写信嘱托司马光撰写墓志铭。司马光前往探望，到了时吕诲眼睛快要闭上。司马光喊道：“还有什么要嘱托的吗？”吕诲睁大眼睛勉强看着说：“天下事还可为，君实努力吧！”于是去世。杨绘进言说：“东明等县的百姓千百人前往开封府，申诉超升等级缴纳助役钱的事。本府不受理，于是他们闯入王安石私宅，王安石告诉他们：‘这事相府不知道。’又问：‘你们来知县知道吗？’都回答‘不知道’，又前往御史台。御史以本台没有接收诉状的先例，告知他们散去。退下后询问情况，原来是司农寺不依照各县原来确定的户等，却根据现有管理的户口量定等级均定出役钱数分给各县，各令负责认纳，另外造册，在农务开始前完成。臣私下认为凡是等级升降，大概要看人家产的高低，才能符合实际。如今却由司农寺先划定数额，令本县依数额定册，怎能没有百姓争诉呢？如今判司农寺的是邓绾、曾布，一个任知杂御史，一个任都检正，不是臣来说，谁敢来说呢？”王安石指出杨绘的话不对，皇上赞同。

六月戊午，刘挚进言说：“如今天下有两种议论，有安于常规习惯旧制乐于无事的议论，有变革古法更改法令喜欢敢于作为的议论。臣曾经探求这两种人的意图，大概都有正确的地方，也都有错误的地方。乐于无事的人认为遵守祖宗成法以达到治理，这是他们正确的地方。至于愚昧的人则苟且简略怠惰徇私固守习气，而不知道变通的权宜，这是他们错误的地方。喜欢作为的人认为法令泛滥道义穷尽，不大变革，就不足以通达事物而成就功业，这是他们正确的地方。至于穿凿的人则自作聪明，抛弃道理任用智巧，轻率独断专行，强迫百姓从事，这是他们错误的地方。这派认为那派扰乱常道，那派认为这派流于俗见。臣认为这种风气不可逐渐滋长。东汉党锢、唐代朋党的事情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了。”后来刘挚曾经当面应对，皇上问：“跟从王安石学习吗？王安石称赞你的器量见识。”刘挚说：“臣是东北人，年少时孤独自学，不认识王安石。”甲子，知蔡州欧阳修被任命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退休。欧阳修因年老多病，多次上章请求退休。冯京坚决请求挽留他，皇上说：“欧阳修不久前任青州知州很不佳。”王安石说：“像这样的人，给他一个州就败坏一个州，留在朝廷就依附流俗败坏朝廷。一定要让他留下，有什么用？”皇上认为正确。杨绘进言说：“如今旧臣告老回乡或被排挤到外地的都不老，范镇六十三岁，吕诲五十八岁，欧阳修六十五岁退休，富弼六十八岁被弹劾称病，司马光、王陶都五十岁请求闲散职位，陛下不可不思考其中的缘故啊！”甲戌，富弼被解除使相职务，以左仆射身份判汝州，永城等七县的徐公衮等十八人都被冲替，因不执行新法、设置监狱弹劾治罪，而有这道命令。富弼赴任汝州，仍以年老多病昏聩为由，凡是新法的文书请求免除签书，只令通判以下执行。

秋七月，同判司农寺曾布进言说：“言事官屡次以近日所议定的差役新法不便为由进言，考察他们所陈述的，都失去了利害的实际，不符合今日变革的本意。陛下正有大有作为的心意，本来就要举用正直黜退邪枉，以昭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臣以利益为祸害，以曲为直，以是为非，以有为无为，臣担心有损陛下的英明而妨害陛下的政事。”王安石将曾布的话进呈，皇上问如何，王安石说：“想写札子给杨绘、刘挚，令他们分析。”于是将曾布的话写札子给杨绘、刘挚。令

译分析后上报朝廷。御史中丞杨绘详细记录前后四次关于助役法的奏章来自我辩白，御史刘挚又进言说：“臣最近曾上奏议论助役法的弊端有十项，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是对的，那么事情就尽在前面的奏章中，可以重新审视。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是错的，那么贬黜臣就可以了。即使让臣再进言，也不过是那所谓的十项弊端，因此不再逐条陈述。”又说：“凭借陛下日夜勤勉精进，而天下却没有达到安定治理，是谁造成的呢？陛下即位以来，注重责成，倚仗并期望太平，而自认为太平为己任、得以专权执政的人就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两三年间，政令开合动摇，举国上下，没有一个百姓、一件物品能安于其所，大概是从青苗法的议论开始，天下才产生了聚敛财物的疑虑。青苗法的议论未被采纳，均输法却实行了；均输法刚刚扰乱民心，边境的谋划又动了起来；边境的祸患尚未平息，漳河的劳役又兴起了；漳河的祸害尚未平定，助役法的事又兴起了。这期间又谋求水利，则劳民伤财而无功效；又淤田，则耗费巨大而没有成效；又省并州县，则各路没有不强迫百姓以应命令的；又建立东西府，则大大困乏财力。宫禁门侧斧斤砍伐之声不绝，将近一年还没有停止。他们议论财政时，则把商人、市井屠贩之人都召来登上政事堂；他们征取利益时，则下至历书都由官府自行售卖。由此推演下去，不可尽言。祖宗累朝的旧臣则被刻薄鄙弃，离去的人几乎殆尽；百年的成法，则被划除废革，留存的不多。罢黜旧臣，则权势地位中没有能压制自己的人，而权力可以保全；废除旧法，则说现在用来控制天下的，都是自己做的，陛下必将长久任用，以听从他们的伸缩操纵。”于是下诏将杨绘免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之职，改任翰林侍读学士。刘挚免去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之职，监管衡州盐仓。两天后，任命杨绘知郑州。

译八月乙卯日，前任旌德县尉王雱被任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为人剽悍，毫无顾忌。王安石与弟弟王安国白头钻研经书，王雱在旁边偷听学习，十分熟练，下笔行文贯通流畅。他还未成年，就已经著书数十万字。十三岁时，他听到秦州士兵谈论洮河的事情，感叹道：“这里可以安抚并占有。”所以王安石极力主张王韶的建议。王雱撰写了三十多篇策论，极力论述天下大事，都是王安石辅政时所施行的政策，有人将王雱的书呈报给皇上。当时王安石正奉命祭祀，皇上急忙召见他，于是有了这道任命。王安石也高兴王雱能亲近皇上并帮助自己，因此不再推辞。

九月辛卯日，在明堂举行盛大祭典，以英宗配享。大赦天下。庚子日，西夏国王赵秉常派遣使者入贡。上表请求归还绥州城，愿意依照旧约。下诏回答说：“所说的绥州，先前已经下诏，不再命令西夏交割塞门、安远两座寨堡，绥州也不再归还，现在还有什么可商议的？等到划定边界完毕，另行进呈誓表，回颁誓诏。恩赐照旧。”

冬十月，颁布募役法。戊辰日，中书省上奏说：“近来的制度增广太学，增加设置生员，除了主管和判官外，直讲以十人为定额，每两人共同讲授一部经书，委托中书省选派或主管判官奏举。生员分为三等，以初入学的生员为外舍，不限名额；从外舍升入内舍，从内舍升入上舍。上舍以一百人为限，内舍以二百人为限。”壬申日，前任武昌节度推官王安国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王安国常常非议他哥哥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时，沉溺于声色。王安石写信告诫他说：“应当摒弃郑声。”王安国回信说：“王安国也希望哥哥远离奸佞之人。”任期届满到达京城，皇上因为王安石的关系召他应对，问：“王安石执政，外面的舆论认为如何？”王安国回答说：“只是遗憾聚敛太急，用人不明罢了。”皇上沉默不悦。王安国曾极力劝谏王安石说：“天下纷扰，不乐意实行新法，都归咎于哥哥，恐怕会招致家祸。”王安石不听。王安国在影堂哭泣说：“我家要灭门了！”他又曾责备曾布误导丞相，变更法令。曾布说：“你是别人的子弟，朝廷变法，与你有什么关系？”王安国勃然大怒说：“丞相是我的哥哥，丞相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丞相因为你的缘故杀身破家，杀戮波及先人，发掘祖坟，怎么能不与我有关呢！”

《讲义》说：王安石的学问尚且不能使他的弟弟认同，何况要使天下人认同自己呢？王雱以父亲之道光大孔子，王安石以儿子的贤能任命为崇政殿说书。儿子认为父亲神圣，父亲认为儿子贤能，却认为其他人都是流俗，这是理所当然的。

十一月甲申日，下诏免除天下现欠的资粮，总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多石，钱十一万七千四百多缗。百姓听到诏书，无不称庆。壬申日，刘蒙任湖阳县知县。刚开始实行免役法，使者召集各县令会议，只有刘蒙认为不便，不肯参与议论。退下后条陈利害，随即投书辞职离去。

[1]本资 《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一《论责降刘叙述等札子》作《本资序》。

宋史全文卷十二上

宋神宗二

壬子年熙宁五年春二月癸亥日，白天出现太白星。丙寅日，渭州知州蔡挺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富弼屡次请求退休，戊戌日，再次授予司空、同平章事、武宁节度使，退休，进封韩国公。

三月丙午日，下诏说：“天下商旅的货物运到京城，多被兼并之家所困。应当拿出内藏库的钱帛，选派官员在京城设置市易务，遇到客商货物卖不出去，允许到市易务中投卖，勾引行人、牙人与客商平价，根据行人所需的物数量，先支取官钱购买。如果愿意折换官府物品的，也允许根据抵当物力的多少，允许均分赊请。考虑设立一个期限或两个期限缴纳价钱，如果半年缴纳，就收取一分利息；一年缴纳，就收取二分利息。”

《国是论》说：在争利之中，罪行也有轻重：青苗法、均输法、助役法，世人认为这是王安石的大罪，还可以宽恕。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起初的学问在此，起初的谋划也出于此。市易法、免行法、征利法以及琐碎之事，这些都是依附王安石的小人做的，而王安石也认为王政将欺骗谁呢！

群牧使李肃之任永兴军知军。皇上告诫他安抚一路。李肃之说：“这是朝廷用常平、助役扰乱州县罢了。”皇上不悦。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京城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作为市易本钱。

夏四月。在此之前，三司请示市易十三条，其中一条说：“兼并之家，垄断取利，有害新法。命令市易务觉察，中三司依法查办。”御批减去这条，其余都批准了。御史刘孝孙说：“从这里看出陛下宽仁忧民到了极点。”王安石说：“刘孝孙称颂此事认为是圣政，臣愚昧地认为这乃是圣政的缺失。”皇上说：“如果只设法倾轧他们，那么兼并之家自然不能为害。”王安石说：“如果不敢明立法令，只设法相互倾轧，那就是纸铺孙家所做的事。”

陈瓘议论说：臣私下认为神宗不想在法律之外设立垄断的条款，可谓仁